參觀後的第三天（三月十日）的上午，看守員忽然通知我和溥傑，還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個侄子，一齊到所長那裡去。我們走進瞭所長的接待室，出乎意料地在這裡看見瞭別離瞭十多年的七叔載濤和三妹五妹。
看著健壯如昔的胞叔和穿著棉制服的妹妹們，我好像走進瞭夢境。
載濤是我的嫡親長輩中僅存的一人，也是現在的愛新覺羅氏中最高的長輩。在一九五四年選舉中，他作為二百多萬滿族的代表被選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又是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幾天前，在人代會第二次會議上，他看見瞭毛主席。周恩來總理把他介紹給主席，說這是載濤先生，溥儀的叔叔。主席和他握過手說，聽說溥儀學習得還不錯，你可以去看看他們……
當七叔把經過說到這裡，顫抖的語音已經被淹沒在哽咽聲中，我的眼淚也早已無法止住瞭。我們一傢人都在抹淚，真瑞侄竟已哭出瞭聲音……
從這次和傢族會見中，我明白瞭不但是我自己得到瞭挽救，我們整個的滿族和滿族中的愛新覺羅氏族也得到瞭挽救。
七叔告訴我，解放前滿族人口登記是八萬人，而這時是這個數目的三十倍。
我是明白這個數目變化的意義的。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後，無論在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統治之下八旗子弟的處境，知道如果不冒稱漢族找職業都會遇到困難。從那時起，愛新覺羅的子孫也紛紛改成漢人的姓，姓瞭金、趙、王，我父親在天津的傢，報的戶口就姓王。到瞭解放後，承認自己是少數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增加，一直到憲法公佈之後，滿族全都登記瞭，於是才有瞭二百四十萬這個連滿族人自己也出乎意料的數目。
我還記得在天津時發生東陵事件時的悲憤心情，還記得在登極時向祖宗發下和漢族絕不兩立，一定報此深仇的誓願。我也記得聽日本人講的山源氏故事，把愛新覺羅氏和日本天皇傢族列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氏族，曾在我心底引起過的優越感。但是事實上，我這個自認的長白山仙女庫佛倫的後裔和自封的恢復滿族祖業的代表人，對自己的種族一步步消失的命運，我不曾也不能加以扭轉；我過去所做的，隻不過在加速著這種命運的到來。而當推崇愛新覺羅氏族的和聲稱恢復滿族榮耀的日本人和我這個以恢復祖業為天職的集團垮臺之後，滿族和愛新覺羅氏的後人才有可靠的前途。由八萬變成二百四十萬，這就是一個證據！
這個歷史性的變化，包含有愛新覺羅的後人，包含有過去的“濤貝勒”和過去的“三格格”“五格格”。
七叔這年是六十九歲，身體的健壯，精神的旺盛，幾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麼老態來。我甚至覺得他和我說話的習慣都沒有變。妹妹們已不叫我皇上，改口稱大哥瞭。七叔雖然也不再叫我皇上瞭，可是也還沒有叫我溥儀，但盡管如此，我還是從老人身上看到瞭變化。這位清朝的最末一個軍咨府大臣（參謀總長），在民國、日本占領以及國民黨時期三十多年間沒有出來做過什麼事。但解放後，他以將近古稀之年參加瞭解放軍的馬政工作，還興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工作瞭一段時間。在談到這些活動的時候，他的臉上露出瞭得意之色。在和我會面的時候，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視察少數民族的工作，以盡他的人大代表的責任。提到這些，他的臉上更發出瞭光彩。
在那數目降到八萬的時候，哪個滿族的老人的臉上能發出光彩來呢？
解放軍剛剛進入北京城的時候，有許多滿族的遺老是不安的，特別是愛新覺羅氏的後人，看瞭《約法八章》之後還是惴惴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滿洲國”和汪精衛政府當過“新貴”，但也都並非能夠忘掉自己“天潢貴胄”的身份，放棄不瞭對我的迷信心理。所以，在我當瞭囚犯之後，他們比在民國時代更感到瞭不安，加上每況愈下的氏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生活的潦倒，他們的生活是黯淡無光的，對解放軍是不曾抱什麼“幻想”的。出乎他們意料的是，先是聽到東北人民政府給滿族子弟專門辦瞭學校，後來又看見有滿族代表也走進瞭懷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會場上，參加瞭《共同綱領》的討論。接著，他們中間不少人的傢裡來瞭人民政府的幹部，向他們訪問，邀請他們為地方政協的代表，請他們為滿族也為他們自己表示意見，也請他們為瞭新社會的建設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知道的我曾祖父（道光帝）的後人及以惇親王、恭親王和醇親王這三支的子弟，溥字輩的除瞭七叔傢的幾個弟弟比較年輕之外，其餘都已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溥伒（字雪齋），惇親王奕誴之孫、多羅貝勒載瀛之子，擅長繪畫書法和古琴，這時已六十多歲，他沒想到又能從墻上摘下原已面臨絕響厄運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濱，能和新朋舊友們沉醉在心愛的古老藝術的享受中，而且也從年輕的弟子身上看見瞭民族古樂的青春。他被選為瞭古琴研究會的副會長、書法研究會的會長，被邀進瞭區政協，又是中國畫館的畫師。溥伒的胞兄弟溥 也是一位老畫傢，這時也被聘為北京中國畫館的畫師，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揮筆向青年一代傳授著中國畫。他們的親叔伯兄弟溥修，是載濂的次子，也是我真瑞侄的胞叔，他曾做過“乾清門行走”，我在長春時曾委托他在天津看管過房產。他後來雙目失明，喪失瞭一切活動能力，生活潦倒無依。但是到瞭解放後，他的經歷以及他肚子裡的活史料也被新社會看做是財富，就把他聘入文史館中。這種文史館全國各地都普遍設立著，裡面有前清的舉人秀才，也有從北洋政府到蔣介石朝代各個時期各個事件的見證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會舉事的參加者，也有最末一個封建宮廷內幕的目擊人。新社會經過他們搶救瞭大量的近代的珍貴史料，也挽救瞭這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老人。雙目失明的修二哥生活有瞭著落，心滿意足地回憶著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就口述一段，由別人代他記錄下來。
這些已經被新的社會視為正常的現象，到瞭我心目裡卻是非常新鮮、印象強烈的新聞。而對我來說印象更強烈的、更新鮮的，是我親眼看到的妹妹們身上的變化。
早在半年前，我就和北京的弟妹們通瞭信，從來信中我就感覺到瞭一種正發生在我的傢族中的變化，但是我從未對這種變化認真思索過。在偽滿時代，除瞭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餘弟妹都住在長春，大崩潰時都隨我逃到通化。我做瞭俘虜之後，最擔心的是這些妹妹會不會因漢奸傢屬的身份而受到社會歧視。二妹的丈夫是鄭孝胥的孫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個是“皇後”的弟弟，一個是張勛的參謀長的兒子，全是偽滿中校。四妹的丈夫是在清末殺秋瑾的紹興知府貴福的兒子，也是偽滿的中校（早在偽滿時期他就遺棄瞭妻子，後來又跑到海外）。隻有六妹、七妹的丈夫是規規矩矩的讀書人，不過她們會不會因為是漢奸頭子的妹妹而受到歧視？我對這個問題，心裡也是沒有底。這類的顧慮也是同犯們共有的，可能我的顧慮比他們更大。後來在通信裡，才知道這種顧慮完全是多餘的。弟弟和妹妹和別人一樣的有就業機會，孩子們和別人的孩子一樣可以入學、升學以及享受助學金的待遇，弟弟和七妹還是照舊當著小學教師，六妹是個自由職業者——畫傢，五妹做瞭縫紉社工人，三妹還是個社會活動傢。她因為檢舉過一名暗藏的特務，還被街道鄰居們選為治安保衛委員。她們比以前生活降低得多瞭，她們自己做飯，照顧孩子，但是她們總是在信中流露出滿意的，對人生肯定的情緒。我放瞭心，卻沒有仔細思索這些事情對於愛新覺羅後代的真正意義。那時我還為自己的命運擔著心，也沒有更多心情去思索另外的問題。現在情形不同瞭，當我一看到她們出現在我面前，聽瞭她們說瞭不多幾句話，特別是在她們和自己丈夫談起別後經過的時候，我立刻想起瞭從信裡感覺出的變化，我不由得聯想起瞭在天津、長春那些日子的一些事。過去的那些印象一回到我的腦子，這些變化就越加明顯，也越來越使我覺得這種變化的不可思議。
我還記得康慶睜瞭他那雙大眼睛問五妹：“你真會騎車瞭？你還會縫紉？”這是在他接到她的來信後就感到十分驚訝的問題，他現在又拿出來問她瞭。顯然，他的驚訝是不小的，在我看來也是有根據的。誰料得到從小連跑也不敢跑，長大瞭有多少仆婦和使女伺候，沒進過廚房沒摸過剪刀的“五格格”，居然今天能騎上自行車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制衣服，成瞭一名自食其力的女裁縫工人呢？
更令我們學委會主任驚異的，是他妻子的回答是那麼自然：“那有什麼稀奇？這不比什麼都不會好嗎？”
要知道，假如過去的五格格說這樣的話，不但親戚朋友會嘲笑她，就連她自己也認為是羞恥的。那時候她應該會什麼呢？是會打扮，會打麻將，會按著標準行禮如儀，這都是受到誇獎的。而現在這些都被她當做真正的羞恥瞭，她拿起瞭剪刀，她像個男子一樣騎上自行車瞭，如果她丈夫老追問這些最自然的事情，她倒要見怪瞭。
三妹的經歷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後她沒有立刻回到北京，因為孩子生病，她和兩個保姆一起留在通化瞭。作為流浪的漢奸傢屬，財產是沒有瞭，她恐怕留下的細軟財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註意，就在通化擺香煙攤，賣舊衣。在這個期間，她幾乎被國民黨特務騙走，她上過商人的當，他們把劃不著的火柴批發給她，她參加過群眾大會……到一九四八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後，街道上開會，她不斷去參加，因為在東北接觸過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她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大概在會上發言也多，被推選出來做街道工作。她談起來最高興的一段工作，是宣傳新婚姻法……
這個經歷，在別人看來也許平淡無奇，但在我都是不小的驚異。這個擺過香煙攤、識穿特務詭計和上過商人當的社會活動傢的過去生活，我不妨抄一段她從前和她丈夫一起住在東京當少奶奶時寫的幾封信（除第一封全文外，為瞭其餘免於重復，都去掉瞭頭尾），來對照一下：
其一：
××謹稟
敬稟者：頃奉到
手諭一件，×太高興瞭。
皇上說肘花、肘棒、小肚、醬肉等，通通賞×等，×實在太不忍瞭，×真是心裡太難過，吃著反不舒服，由北京帶到東京也太不容易，
皇上一點也不留下，×覺得自己太有罪瞭。點心
皇上留下一半，也太少瞭。請以後別這樣瞭，×真不知說什麼好瞭，給皇上叩一萬萬個頭。……謹此恭請聖安
康德四年二月八日
其二：
皇上謂近日用照相匣照許多相，為何不賞×數張？××買的什麼首飾？
請
示×，並乞賞×。一共有幾件？都是什麼東西？千萬請皇上公平的分配，別使××把好的都拿走。千千萬萬快賞×一信……
其三：
……現在×一個人坐在日本式屋子裡寫信。下女在旁用熨鬥燙衣服，老頭在院內種花掃地，小狗瞪著小圓眼睛，看著一匣糖果。
請
皇上閉上眼睛想想現在×的情形。現在沒有詞兒瞭。……
其四：
……現在剛吃完飯，今天晚上，吃多瞭，彎不下腰，有些出不來氣，改日再稟……
誰料得到，這個嬌慵懶散，什麼也不懂，隻知道謝恩討賞的“三格格”竟會成瞭一名社會活動傢？乍一聽來，真是不可思議。但這個變化我是能理解的。我理解她後來為什麼那麼積極地宣傳新婚姻法，為什麼她會在向鄰居們讀報時哭出來，因為我相信她說的這句話：“我從前那是什麼人？那是個擺設！”
一個有著不低的文化水平的女人，除瞭要首飾，為吃肘子感到皇恩浩蕩之外，無聊到隻能在信裡寫寫吃飯、小狗看糖果；名義上是個“貴”婦人，而實際上是多麼空虛，生活是多麼貧乏！怪不得她想到瞭自己是個傢庭裡的擺設。新的生活給她打開瞭眼界，在街道的讀報會上，當那麼多鄰居殷切地等待她為她們讀報的時候，她才懂得瞭她的存在的意義。
和五妹一樣，在生活裡已經使她感到十分自然的東西，也引起瞭我的驚奇。她後來談過這樣一段經歷：“在通化，有一天民兵找瞭我去，說老百姓在開會，要我去交代一下。我嚇壞瞭，我早聽說過鬥爭會鬥漢奸那是很可怕的。我說，你饒瞭我吧，叫我幹什麼都行。後來見瞭幹部，說不用怕，老百姓是最講理的。我沒法，到瞭群眾會，嚇得直哆嗦，我向大會講瞭自己的經歷。那次會上人多極瞭，也有人聽說看皇姑，都來瞭。聽我講完，人們嘁嘁喳喳議論開瞭，後來有人站起來說：她自己沒幹過什麼壞事，財產也都交出去瞭，我們沒意見瞭。大夥聽瞭都贊成，就散瞭會瞭。我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講理的。”
她這最後一句話，是我剛才懂得瞭的。而她懂得比我還早十年。
在會見的第二天，正巧接瞭二妹的一封信，說到她的大女兒，一個體育學院的二年級學生，已經成瞭業餘的優秀汽車教練員，最近駕駛著摩托車完成瞭天津到漢口的長途訓練。她又以幸福的語氣告訴我，不但這個十二年前小姐式的女兒成瞭運動健將，她的其他的孩子也都成瞭優秀生。當我把這些告訴瞭三妹五妹，她們又抹瞭眼淚，並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況講瞭一遍。在這裡，我發現這才是愛新覺羅的命運的真正變化。
我曾根據一九三七年修訂的“玉牒”和妹妹弟弟們提供的材料，作過一個統計。愛新覺羅氏醇王這一支從載字輩算起，嬰兒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時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國時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後十年則是個零。如果把愛新覺羅全傢的未成年死亡率算一下，就更令人觸目驚心。隻據玉牒上的記載，道光皇帝的九個兒子（奕字輩）就有若幹是未成年死的，更下兩代（載字與溥字輩）未成年死亡率男孩是百分之四十強，女孩是百分之五十弱，合計是百分之四十五。在夭亡人口中不足兩歲以下的又占百分之五十八強。這就是說道光皇帝的後人每出生十個就有四個半早死，其中大半又是不到兩歲就死瞭的。
我同七叔和妹妹們會見的時候，還沒有作這個統計，但是一聽到妹妹們屈起手指講述每個孩子的回憶往昔現況時，我不由得就想起瞭因被我祖母疼愛以至於活活餓死的伯父，十七歲時就死瞭的大胞妹和不到兩歲就死瞭的三胞弟，以及我在玉牒上看到的那一連串的“未有名”（來不及起名就死瞭）字樣。問題還不僅僅在於死亡與成長的數字上，假使每個孩子長大除瞭提鳥籠子什麼都不會，或者除瞭失學失業就看不見什麼別的前途，那比起短命來也沒有更多的意思。在民國時代，八旗子弟的命運大部分正是如此。長一輩的每天除瞭提著鳥籠溜後門，或者一清早坐著喝茶，喝到中午吃飯時十個八個碟兒的蘿卜條、豆腐幹擺譜，吃完飯和傢裡人發威風之外，再也不知道有什麼好幹。晚一輩的除瞭請安，服侍長輩，照長輩的樣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學些什麼的。到後來坐吃山空，就業無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卻又就業無門，結果還是個走投無路。這類事情我就知道得不少。但是，現在情況發生瞭變化。這些我早在來信中就曾感到而未加深思的變化，我從這次會見中更親切地又感覺到瞭它。在北京的一個弟弟和六個妹妹，他們一共有二十七個孩子，除瞭未達學齡的以外，全部都在學校求學，最大的已進瞭大學。我七叔那邊有十六個孫兒女和重孫兒女，他的二十八歲的長孫是一個水電站技術員，長孫女是軍醫大學的學生，另兩個孫女都參加過志願軍，有一個是立過三等功的，從朝鮮回國後，一個做瞭政府幹部，一個轉入大學讀書。四孫女是解放軍一個文工團的團員，其他的除瞭幼兒之外也都或在校讀書或者已經就瞭業。這些變化，這些具體的事實，以及妹妹們在敘述它的時候流露出來的激動，使我完全明白瞭她們，為什麼談起今天的生活，會表現瞭那麼明確的肯定態度。
在談到我們兄弟姊妹的第二代時，我忘瞭說傑二弟還有兩個女兒，當時都在日本和她們母親住在一起，最大的女兒已經十八歲。兩年後，傑二弟收到妻子寄來一個不幸的消息，這個女兒因為戀愛問題和一個男朋友一起自殺瞭。後來，我聽到關於那個男孩子的種種不好的傳說。對他不管怎樣傳說，我還是認為這是個不幸的青年。他和我的侄女如果不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總不會演出這幕悲劇來的。在北京的那二十七名侄甥和在東京的這個侄女，成長在同一時代而不同的環境中，他們的命運竟又是那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