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參觀和會見親屬之後，六七月間我到瞭沈陽，為審判日本戰犯而去軍事法庭作證。
從報上知道，在中國共關押著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戰犯。絕大部分是在撫順，少部分在太原。在撫順的都是從蘇聯押解過來的關東軍俘虜，是和我們差不多時間送過來的。一九五六年六七月間，有四十五名在太原和沈陽判瞭徒刑，其餘都免予起訴，由中國紅十字會協助他們回瞭國。在沈陽審判的是押在撫順的戰犯，兩批審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偽滿時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撫順管理所裡見過。其中的前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就是早知其人，又在管理所講壇上看見過的。他和偽總務長官武部六藏就是我和四名偽滿大臣作證的對方。因為武部生病未能到庭，古海便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和武部都被法庭判為徒刑二十年。
我走進這個審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時候，忽然想起瞭朝鮮戰爭的勝利，想起瞭日內瓦談判的勝利，想起瞭建國以來的外交關系，這都是一百多年以來沒有的事情。如今，又在中國的土地上審判日本戰犯瞭！這個地點也很巧，是在沈陽的北陵，是埋著我的祖先皇太極的地方。但這件為祖先揚眉吐氣的事並不是我這個子孫做的……
在志願軍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勝仗的日子，我還沒有這樣強烈地感受過。那時，擔憂的心理占瞭上風，我隻看到瞭這次改朝換代與前不同，看到共產黨占的是鐵打江山，我那時隻想到自己的命運除瞭從共產黨的手裡去討求外，別無出路。到這次審判日本戰犯時，出現在我心頭已不是什麼憂慮，而是從來沒有過的民族自豪感！
不，我得到的還不隻限於民族自豪感。我從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瞭更多更多的問題。
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後陳述時說瞭這樣的話：“在東北全境，沒有一寸土地沒有慘無人道的日本帝國主義暴行的痕跡。帝國主義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認識到我是一個公然違反國際法和人道原則、對中國人民犯下瞭重大罪行的戰爭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國人民謝罪。對於我這樣一個令人難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來，中國人民始終給我以人道主義待遇，同時給瞭我冷靜地認識自己罪行的機會。由於這些，我才恢復瞭良心和理性。我知道瞭真正的人應該走的道路。我認為這是中國人民給我的，我不知道怎樣來感激中國人民。”
我到如今還記得，我在法庭上作證發言後，庭上叫他陳述意見時，他深深鞠瞭一個躬，流淚說道：“證人所說的完全是事實。”
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的那一幕：日本戰犯的律師們向我叫囂著，質問我，攻擊我。我知道那絕不僅是由於我抵賴瞭給南次郎的信，我也知道今天古海的陳述，絕不是因為我已經實事求是地敘述偽滿的情況，也不是由於我再沒想推卸自己的什麼責任。在這裡不僅是古海，不僅是我的作證對方，而是所有受到審判的戰犯全部認罪服刑。
我還記得一九五四年，在日本戰犯開的那次大會上古海認罪那件事，因此，古海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現，還不算最出乎意料的。出乎意料的是曾經在那次大會上表現瞭和古海態度完全相反的幾個將佐。在那次大會上，這幾個不認罪的人是曾引起過公憤的。其中有一個大佐級軍官，他站在臺上還蕩著手，斜視臺下控訴者，帶著傲慢的樣子，這個態度更激怒瞭臺下的人，以致紛紛要求把他那雙手銬起來。這幾個人後來的態度如何，我因為再沒有參加過他們的大會，所以不知道，但當時這幾個人給我留下的頑固不化的印象是難忘的。在我看到關於受審戰犯全部服刑，被釋放的戰犯紛紛向政府表示感激的報道時，我還想起這幾個武士道人物來，料想他們絕不屬於那類表示瞭最真誠的感激和悔恨的人。但事實正相反，我的五妹夫康慶告訴我，在那些人裡面，正好有他們的名字。這就是前日本陸軍中將鈴木一藤田，少將長島，大佐廣瀨……
關於日本戰犯，我的弟弟和妹夫們，特別是記性好的康慶，可以講幾天也講不完。他們從檢舉認罪開始，便參加翻譯日本戰犯大量的認罪材料，大批日本戰犯遣送回國後，他們又協助管理所翻譯大量的日本來信。妹夫們釋放之後，這工作由溥傑和老邦幾個人擔任。從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斷地零碎地從他們嘴裡聽到不少日本戰犯的故事。
那個叫鈴木的前陸軍中將，在一九五四年檢察機關開始調查時，也許由於他害怕，也許是由於敵視，是從他嘴裡查不出多少東西的。甚至在大會上，受到他部下官兵的指控時，也沒放下自己的中將架子。但是，在法庭上，他承認瞭他的部隊在冀東地區和河南浚縣等地，進行過六次集體屠殺和平居民的罪行。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屬下的一個聯隊，在潘傢戴莊屠殺瞭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燒掉民房一千多間。他在證人面前承認瞭所有這些事實。他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之後，向記者說：“在進行判決時，我按照我的罪行來判斷，認為中國對我這樣悖逆人道，違反國際公法的做法，當然要從嚴處斷，處以死刑。”“在調查犯罪事實的時候，是非常正確而公正的，完全是用瞭我們在舊社會未曾見聞過的方法進行調查的。”他說盡管自己的罪惡沒有什麼辯護餘地，可是法庭還是派瞭辯護人來，起訴書也是幾天前送交他的，他覺得這是對他人格的尊重。說到犯罪，他說：“當我想到我曾經殺害很多的中國人民，使他們的遺屬的生活遭到困難，而目前照顧我的正是被害人的親人，這時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
那個叫長島的陸軍少將，一九五四年在大會上是被控訴者之一，據說在監獄裡有幾年的態度十分傲慢。有一次，一位管理員問他：“你有多大年紀瞭？”他說：“和你爸爸差不多！”……在判瞭他十六年徒刑之後，他很驚訝，向廣播電臺記者說：“中國的判決是如何的公正而且人道！”
那個曾在大會上向控訴他的下級冷笑過的大佐，是受到瞭不被起訴處分而被釋放的。我的三妹夫曾翻過一封從日本的來信，是和這位大佐同船回日本的一個戰犯寫的。信裡提到日本記者知道瞭這個大佐在大會上的那回事，所以，在船上就訪問瞭他，希望他說點和別人不同的話，因為戰犯們對新中國的稱贊和感激，已經使某些記者早不耐煩瞭。可是，他們從大佐的嘴裡也還沒有得到希望得到的東西。記者問他：“你為什麼還是說那些話？你現在還怕中國嗎？”他答：“我現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對中國有什麼怕的？我說的不過是事實罷瞭。”
日本戰犯裡武士道型的人物或者調皮搗亂分子，原先遠不止上過臺的那幾個。三妹夫曾經擔任過病號室的組長，他就遇見一個住病號的日本兵戰犯整天搗亂，不守監視，隻會和護士和看守員找麻煩。一直到宣佈瞭釋放，在送別會上所長和他握手時，他忽然哭瞭起來，當眾承認瞭自己的錯誤。
曾經有個叫佐野一的病號，雖然不像這個小兵那樣搗亂，但也是根本不想認罪的。他得瞭直腸癌的病，因病情惡化把他送到醫院裡去急救，動瞭兩次手術，做瞭人工肛門，而且醫生為他輸瞭自己的血，把他救活瞭。出院之後，他在一次大會上，當眾敘述過去如何殘殺和拷打中國人的沒有人性的罪行，又對照瞭中國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搶救瞭他。他在臺上一面哭一面講，臺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聽……
有一次，我們在平整場地修建花壇，從院子土坑裡挖出瞭一具白骨，學過西醫的老振和老邦都判斷死者生前是一個少女。令我們最怵然的是在頭骨上發現的一個小洞，顯然是子彈打穿的痕跡。後來，康慶翻譯瞭一個日本戰犯的文章，這人就是從前撫順監獄的典獄長，他描述瞭那時關押愛國志士時的地獄景象：那時這裡隻有拷打聲、鐐銬聲、慘叫聲；那時這裡又臭又臟，冬天墻上一層冰，夏天到處是蚊蠅；那時囚犯每天一小碗高粱米，要終日做苦役，許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自己就在這裡打死過人。他又加以對照說：現在這裡隻有唱歌聲、音樂聲、歡笑聲，如果有人走到圍墻外，他怎麼也不會想到這裡是監獄；現在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紗窗；過去苦役工廠成瞭鍋爐房和面包房；從前愛國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現在成瞭醫務室的藥房，從前的倉庫現在修成瞭浴室；現在的戰犯從沒有任何人打罵過他們，他們人格受到尊重，他們每天可以學習，可以演奏樂器，可以繪畫，可以打球，誰會相信這裡是監獄？他說：現在中國正在建設給全人類帶來幸福的事業，讓我們走正當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在不少戰犯寫的文章中都說過，當他們一來到中國的時候，是恐懼的，是不服氣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樣，剛來的時候隻會用自己的方法來推測人民，完全不理解為什麼中國人民這樣對待他們。他們看到修建鍋爐房時，以為是蓋殺人房，看到修建醫務所，安裝醫療設備，以為也像他們幹的那樣，要用俘虜做細菌試驗。還有人把寬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軟弱。有個憲兵，在剛到中國時是被日本戰犯看做“日本好男子”的，終日大聲叫罵。所方找他談話，他說：“我是蘇聯軍隊俘虜的，你們有什麼資格來問我？”他側身站在所方幹部面前，叉著腰拒絕回答問題。所方的人員對他說：“我們中國人民並沒有請你到中國來殺人，但是有權利來向你追究你的血債！現在沒資格說話的是你。你自己去想想吧。人到世界上來是要給人類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麼呢？”他還以為要給他動刑，再給他一次逞硬的機會，可是就叫他這樣去瞭，再沒理他。不久，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志願軍勝利的消息接二連三地傳來瞭，他知道講人道的人並不是軟弱，而野蠻的卻正是虛弱的。於是，這個“武士道”在日本戰犯裡首先垮瞭臺，在廣播器前作瞭檢討，承認錯誤。
日本戰犯這些故事流傳出來之前，日本戰犯的變化是幾乎人人皆知的。但我那時正當“昏睡朦朧”之際，就像從前看報和看傢信一樣，無心認真去思索。其實，從一九五四年前後起，日本戰犯們的變化就不斷地顯露出來。我不如從溥傑的殘缺的一九五五年的日記裡抄些有關的段落，以為說明（溥傑在當時比我思想負擔少，他又細心些。以下凡是圓括弧中的話是我加註的）：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晚間看日本戰犯演舞蹈及音樂劇（這是我們第一次看他們表演，以前是他們自演自看，他們這時已擁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管弦樂隊。樂器是所方為他們籌辦的），都是取材我國人民解放軍如何愛護人民及反帝及國際主義精神，和反對原子戰爭的日本人民的奮鬥實例而成的。（劇終後）日本戰犯們不少聲淚俱下表示反對美帝的原子能壟斷（不少戰犯說到自己親人是死在原子彈之下的），並感謝我國人民政府之寬大政策。
三月二十四日
今日所內開瞭大會（主要是對日本戰犯），由李先生作瞭有關學習的報告，大意是批判過左的傾向，並引例證明在鳩山內閣尚未作出違反日本人民意志的具體反對行為時，即高唱打倒它的不正確；更引向傢中妻子寫信時有問她“是不是當上瞭胖胖女郎”的人，並批判這也是不正確的，並說即使當上瞭胖胖女郎，那麼，這一罪責也應由軍國主義的行為負責，由戰犯本人來負一部分責任，不應認為由妻子來負的；更說有人對於檢舉自己罪惡的人懷著仇恨心，這是沒有擺脫個人主義，致不能認識檢舉就是幫助的行為。並說明今後的學習，須要專門分組（如繪畫，音樂）地學習，以便回國後可按自己的崗位來為人民服務，末瞭並說所方將對學習所需，予以盡量的援助等語。
五月二日
白天仍是遊戲瞭一天（因為過五一節，連著兩天舉行娛樂慶祝活動），晚間看日本戰犯們的歌舞晚會，第六所的老反動（這是將級的戰犯）及第五所的前佐官級的戰犯，也都參加瞭表演，這是向來所無的事，使我深刻地感到“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白毛女》影片上的話（《白毛女》裡的這句話，我也常引用，誠然，那個鬼的意思和我們這種鬼不同，可是也算一種鬼吧）。
五月五日
晚間看瞭（日本）戰犯們的演劇《原爆之子》，才演瞭一場，因為晚間院內太冷（這天忽然起瞭風），所方怕出演者及觀眾（演出者隻有日本戰犯，觀眾則是全體戰犯）受瞭涼，遂臨時中止，俟天氣好時再演（這個露天會場，是日本戰犯用瞭不過三四天就建築起來的）。
五月六日
今晚看瞭《原爆之子》……情節頗感動人……（這是日本戰犯自己編的劇，是寫長崎受到戰爭慘禍的故事）。
五月十五日
……參加亞洲會議的日本代表二十餘人到這裡參觀，其代表團長聲淚俱下地感謝瞭我國政府之對於戰犯們的人道待遇。戰犯代表也致答詞，聲言其改邪歸正誓今後為保衛和平而鬥爭的決心，戰犯們有很多人都感動得落下淚。所方並允許該代表團員與所認識戰犯們的會見。
六月十一日
終日看（日本）戰犯所舉行的運動會（這個運動場也是日本戰犯自己修的），其組織性並其創意功夫，是可以供我們作參考的（在運動會上，他們的啦啦隊很出色）。
七月四日
……
晚間看（日本）戰犯們的歌唱、音樂、舞蹈會。
七月二十三日
參加瞭戰犯的運動會……
九月二日
晚間戰犯們（這是包括日、蔣戰犯的）舉行文娛晚會，有音樂、獨唱、小劇、舞蹈等，並決定在下月國慶節時盡力公演，這是對我們很有啟發的事。
九月五日
上午參加日本戰犯的運動會。下午因驟雨改補習上午預定的學習。
九月六日
上午學習文件。下午參加補昨日的運動會——排籃球的比賽。
十月二十五日
午後參觀瞭（日本）戰犯的球類比賽，後因雨而散。
十月二十六日
平墊瞭運動場，覺得比人傢（指日、蔣戰犯）現成的滿意得多（以前偽滿戰犯使用的運動場都是日、蔣戰犯修的）。（日本）戰犯有歌唱會，我們多數樂意勞動，未往參加。
十一月二十二日
今日日本戰犯們興高采烈地演劇，吃“壽司”……猶如過節日一般。
大約是片山哲來瞭罷，至深夜仍聽到他們在歡呼拍掌。
回想瞭一下，就覺出瞭他們的變化是很明顯的。為什麼這些身為囚犯的人變得那樣高興、生氣勃勃？為什麼在釋放之後，帶著管理所送他們的那套管弦樂器沿途吹奏，一直到坐在“興安丸”上還流著淚向逝去的中國的海岸吹奏著？為什麼他們最愛唱“東京——北京”？為什麼連每個被判刑的都在反復地說著：“我感激中國人民！”“我悔恨……”
古海這樣說，鈴木這樣說，罵過中國幹部的、在病號室耍過無賴的、對控訴人冷笑過的也都這樣說。從日本來的信裡，常有這樣的話：“我從中國知道瞭應當怎樣活著。”“我認識瞭人生。”“在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時，對於祝福我的身心健康與我握手的所長先生，你那手上的溫暖是永不會失去的。”……
甚至還有一個這樣的人，他在監獄裡根本不學習，他到臨走都不曾對中國說過一句感激的話，這個人回到日本之後卻寄來瞭一封信：
……他們一定要說我是洗腦的人，我說出中國的真情實況他們一句也不相信，他們隻相信美軍必須占領著日本，美國大兵可以侮辱我們的女人……我後悔，為什麼我在管理所沒有好好學習？我現在感到本事不夠和他們鬥的……
是的，那些感激中國人民的人，不隻是感激中國人民的寬大，他們更感激中國人民給他們認識瞭許多事情的真相。就像我認識瞭皇帝是怎麼回事似的，他們也明白瞭軍國主義的真相和日本的現實。他們在來信中敘說瞭美國大兵，他們談到瞭少年犯罪數字的驚人，談到瞭女人的“胖胖女郎”的命運。在管理所放映過的日本電影《基地的兒童》《戰火中的婦女》都是現實。塞班島的婦女在刺刀逼迫下走進海水，絕望的母親用雙手把自己剛出生的嬰兒舉到頭頂上。美軍的基地、坦克壓在他們的土地上，美軍的飛機玷污他們的天空，美國大兵奸污他們的婦女……這都是他們親眼看到的現實……
一個回到農村的人，來信沉痛地說：“村中一部分青年變瞭，有當強盜的，有為瞭婦女問題而殺人的，有的參加瞭自衛隊，沉溺在酒和婦女的墮落生活中。到瞭夜晚，如不把門窗關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文化方面是腐敗的，電影是誨淫誨盜的多，還有從前時代的戲以及劍道柔道和射擊的遊戲。兒童做著戰爭的遊戲，對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聽從。物資應有盡有，可是窮人是沒錢買的……”
他們在中國認識到瞭真理，他們回去又看到瞭自己祖國的災難的真相，他們一明白瞭這些道理，就組織起來、行動起來瞭。他們到處講演，講新中國，講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反對復活軍國主義，要求民主獨立與和平！這個變化是太巨大瞭。他們何以如此呢？他們受到當局的限制、監視，他們並不畏縮，他們有很多辦法對付那些限制，表現瞭更大的信心。日本當局連他們演出中國的舞蹈都不準，但是他們把蒙古舞、扇舞、秧歌舞、紅綢舞教給瞭一個職業歌舞伎座，於是中國的紅綢舞和秧歌舞傳遍日本全國各地。他們何以有這些辦法呢？力量是哪裡來的呢？
從妹夫們零星的但是興奮的談話中，我知道瞭在日本發生的許多關於歸國戰犯們的故事，這些故事歸結出一個事實：他們到處受到日本人民的歡迎，他們把真理告訴瞭人民，人民又轉而支持瞭他們，因此，他們有瞭力量。
有許多人來信敘述他如何被他的傢人、親友、同鄉，以及團體、學校邀請去講一講他的監獄生活，講一講中國的事情。他們講瞭中國人民對日本人民的友情，講強大起來的中國對戰爭是什麼態度，中國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是什麼。有人懷疑他們的話，有人取保留態度，有人相信他們。越來越多的是相信，是肯定，是對於回去的人的信任。對於回去的人，統治者越不喜歡，人民卻是越相信他……
他們一回國便出版瞭一本書：《三光政策》。那些親身參與瞭日本軍隊在中國暴行的人寫下瞭他們如何在中國土地上制造無人區，如何拿中國人民做細菌武器的實驗，如何把活人解剖，如何……這本書第一版五萬冊，在一個星期裡便賣光瞭！
有幾位前軍人、退伍的將軍們，聽瞭他們一位回國的舊同事的幾年生活和感受的陳述後，默然良久，最後說：“憑瞭我們的良知和對你人格的堅定不移的瞭解，我們相信你所說的每一句話。當然，這些話隻能是在屋裡說。”
有一個村莊，在聽瞭剛從中國回去的這位同鄉說完以後，凡是有什麼問題，人們總愛說：“找××去吧。他是我們村裡懂得最多的人。”
有一個村莊，他們的剛剛回來的同鄉不大愛說話，隻是改變過去在傢的習慣，鄉親們很詫異這個人為什麼對人如今這樣和善、愛幫助別人。當知道瞭這是在中國發生的變化以後，他成瞭村中更加有威信的人。
還有一個村莊，他們拿著“武運長久”的旗子，像歡迎凱旋將軍似的歡迎回國的人。但是這個受歡迎的人下瞭火車，向他的鄉親們發表瞭一篇沉痛的演講，結果人們都流下瞭眼淚，明白廣島的災難原因，“武運長久”的旗子跌落在地上……
有一個母親，聽她被釋放回去的兒子講述瞭十多年來的生活之後，便問道：“北京在哪裡？”兒子告訴瞭她。她於是發現瞭褥墊放得不對頭，不應當讓雙腳朝著這方面，急忙把褥墊倒一個頭挪過來，叫頭朝著北京——那裡是和平與希望。這是一個母親的希望。
許許多多的戰犯的傢屬——他們許多都是樸素的勞動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他們從前有不少給中國政府寫過信，要求釋放他們的丈夫或兒子，說他們都是無罪的人。後來他們有人要求到中國來看看他們的親人，他們來瞭，聽瞭親人們的講述，有的聽瞭中國人民在法庭上控訴的錄音，他們和監獄裡的親人一齊痛哭瞭，他們承認瞭監獄裡的人是有罪的，明白瞭他們也是上瞭軍國主義的當。
所方擔任翻譯工作的一位崔科員，他說的一個故事是更有代表性的。在一九五八年全國出現的一次從寫文章慶祝建國十周年的運動中，他也寫瞭一篇不曾公開發表的文章（當時各個部門都有自己印行的文集或小報，登載這類作品）記錄瞭這件事。題目是《一封日本來信》。這篇文章雖比我在一九五六年聽到的簡單些，卻更傳神些，所以借來摘抄在下面。
這兩天，辦公室裡獨我一個人，忙著寫一份總結。由於精神過分集中，連有人走進屋來都一點也沒察覺。
“老崔，你的信。”收發員小張拍瞭我一下肩頭，把信扔在桌上，轉身就走瞭。
拿起信，一看信封便知道這是從日本寄來的。信封的背面，簽署著寫信人的名字：荒川文子。日本來信是個很平常的事情，一般說來，隻要看看簽名便能一下子聯想起來信人的一切。可是這個荒川文子是誰呢？我想從記憶中搜尋出這個人的影子，可是想來想去竟沒有一點印象。我著急地撕開瞭信，急急地小聲讀起來：“這次由於中國人民政府的關懷，管理所各位和崔先生的照顧，使我的老母和我的女兒，與她的親人荒川武雄做瞭歡喜的相見。真是太謝謝瞭。我的老母親和我的女兒，已經在九月七日從貴國回到傢裡。老母親臉上增加瞭喜悅，逢人就講她的兒子在中國如何如何的好；我的女兒也比以前更加活潑瞭，常常歡歡喜喜地把在中國的見聞，一樣一樣地告訴我：“媽媽！中國人都是好心腸的人，他們都很疼愛我……”
看到這，我知道寫信人沒有來過我國，她是隨祖母來探望父親的小和榮的母親。這不由得使我回憶起日本戰犯傢屬來所探望戰犯時的情形。
那是一九五四年炎熱夏天的一個午後，日本戰犯傢屬一行五十六人，來到瞭戰犯管理所。人群中有兩個人很引人註意：一位看樣子是年過花甲的老婦人，穿一身古銅色的大和服，一副慈祥的臉上佈滿瞭皺紋，頭總是輕輕地搖動；依在老婦人身邊的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穿白色的衣裙，腳穿一雙小白鞋，看人時小脖一歪，大眼睛滴溜溜的，活像個“小白鴿”。這一老一小是來看戰犯荒川武雄的。
我的任務是給傢屬們當翻譯。她們聽完所長對監獄情況的簡單介紹後，我把她們引到與戰犯會見的地方。
接見時，每一傢人有一個單獨的房間，幹幹凈凈。房間裡有茶桌，並按人數多少擺上瞭椅子，還給年齡大一些的傢屬備上瞭床鋪。這位老婦人一進到房間，就被感動瞭，連說：“沒有一點兒監獄的感覺，沒有一點兒監獄的感覺。”
他們一見面感情都很激動。戰犯荒川武雄剛一進門，他母親撲過去，又驚又喜，呆若木人。荒川抱住他的母親，一時說不出話來。
“我想一定隔著鐵窗說話的。”母親第一句話就說，“沒想到談話是這麼自由！”她又上下打量兒子健壯的身體說，“你是這樣的健康。”
“媽媽，從報紙上看到登載你的名字，我真高興。”兒子激動地說，“媽媽，可是被我殺害的中國人再也不能見到自己的母親瞭。”兒子哭瞭起來。
“你的姐姐、侄子，都是一九四五年在廣島被美國原子彈炸死瞭……”老人隻顧抹眼淚，好半天才說瞭這麼一句，可是又哽住瞭。
母子倆陷入沉痛的回憶中。“小白鴿”給驚呆瞭。
當我第二次來到這個房間時，正趕上日本記者在這裡訪問。隻聽荒川向記者說：
“……對中國政府不知怎樣感謝才好。過去我對中國人民犯下瞭不可饒恕的罪行，不但給中國人民帶來瞭深重的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瞭無限的災難，我的姐姐和侄子……這無疑等於我參與殺死瞭他們。”
“你如果回國後，打算做什麼？”記者問他。
“堅決反對侵略戰爭，為世界和平事業貢獻我的餘生。”荒川回答。
顯然，這位記者不願意再聽下去，轉身向外走去。
“記者的職責是真實報道，我希望你們回去後要真實地報道這裡的情況。”荒川高聲對記者嚷道，而後轉身把母親拉到我的面前，介紹說：“這位先生姓崔。”
“你們教育瞭我的孩子，比我這做母親的還好，實在太謝謝瞭。”他的母親用感激的目光上下打量著我，點頭鞠躬，嘴裡不停地叨念著最後這句話：“太謝謝瞭！太謝謝瞭！”
荒川給我解釋說，剛才給他母親講述瞭他在中國所犯的嚴重罪行，無論根據什麼法律也要判處死刑的，可是中國人民不但沒處死他，還耐心地教育他認罪。又說那一次得瞭重病，生命有危險，管理所及時給他醫治，使他恢復瞭健康。中國人民給瞭他生命，中國人民是他的再生父母。他母親聽瞭以後，遙向北京叩瞭頭。
“中國人頂好，管理所先生頂好。”他的老母親這時無拘束地笑瞭，感激地說。
“這是共產黨和毛主席要我們這樣做的。”我這樣向她解釋。她又操著生硬的中國話說：“共產黨頂好，毛澤東頂好。”
這個“小白鴿”呢，也歪著脖用天真的敬慕的眼睛看我。
半個月以後的一天晚上，我們用汽車從賓館把戰犯傢屬接來看電影，看完電影已九點多鐘瞭。我隨著人群順著走廊往外走。走廊上有稀疏的燈光，外邊天空更顯得墨一樣的黑。借燈光望去，外頭正下著小雨，微風拂柳梢，雨水輕輕地洗滌著園裡的菜蔬，菜葉兒顯得又大又綠。我默然預想著合作化高潮後的第一個豐收景象。
“崔先生看電影瞭？”聽聲音回頭一看，原來是戰犯荒川的母親在喚我。還沒有等我回答，她又接著說下去：“一幕一幕的殺人，太可怕瞭。我好像看見瞭我的兒子在中國殺人、放火的情形。這些戰犯統統的劊子手，想不到的，太可惡瞭。”老人的心情是激憤的。隨後她的聲音又充滿瞭感激：“中國政府，徹底地叫他們認識錯誤，是完全應該的。我相信我的兒子在你們的教育下，會變成誠實、正直的人，太感謝瞭。”
“小白鴿”走在她祖母的身後。我問她：“看懂電影沒有？”
“爸爸是壞人。”她回答。說著低下瞭頭。
我撫摩著她的柔軟的頭發說：“相信他吧，他是會改好的。”這是個很聰明很可愛的孩子。每逢見到我們時，便老遠就喊“中國叔叔”，然後跑到我的身邊，問這又問那。有一天她看見在監獄附近的空地上，一群小學生們在歡樂愉快地遊戲，唱著《東方紅》和《少先隊員之歌》，有的小孩子的脖上還系著鮮艷的紅領巾，她便把她那粉紅色的紗巾系在脖子上，還非叫我教她唱歌不可。真沒想到，在戰犯傢屬們臨別的晚會上，這孩子在臺上唱瞭兩支歌：一支是《東京——北京》，一支就是《東方紅》……
我繼續看下去：
“我的老母親，已經向我們的親人們作過好幾次報告瞭。昨天，在一個院落裡，居民們聚集三十人，一定要聽一聽關於中國的事情。母親又給他們講瞭兩小時。
“我的小女兒也總是跟著她的奶奶去，遇到熟人就講中國人如何好啦，士兵給她糖吃啦，又是和管理所中國叔叔一塊唱歌一塊跳舞啦。她還跟我說：‘還要到中國去，這回媽媽帶我去吧！’我自己呢，也在積極地參加反對戰爭、保衛和平、促進中日友好的鬥爭。明日我就去參加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化的遊行。我立誓要把和榮撫育成為一個為保衛和平而戰的健全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