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到世上，總要做些對人類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麼呢？”
所長曾經問過一個日本戰犯的這句話，在參觀期間，忽然又回蕩在我的耳邊。這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話，但是對我們說來，又是一句非常嚴厲的話。一九五七年在哈爾濱的參觀中，我特別感到瞭這句平凡的話的沉重分量。這是兩次工礦企業以外的參觀，一次是對平房區金星農業社的訪問，一次是進謁東北烈士館。
自從一九五〇年蘇聯政府公佈瞭前日本陸軍軍人案以後，日本軍隊設立過細菌部隊和對中國使用過細菌武器的罪行就公諸於世。據說後來查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發生在浙江寧波、湖南常德等地區的鼠疫，就是日本用細菌武器所造成的災難。這個部隊原來的化名是“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後來又使用“第七三一部隊”的番號。另外還有一個叫“一〇〇部隊”的細菌部隊，位置在長春南十公裡的孟傢屯附近，我們到長春參觀時火車路過那裡，沒有下去看過。“七三一部隊”位置在哈爾濱市郊的平房區，我們參觀的金星農業社就在原來“七三一部隊”的附近，而且是受到鼠疫菌災難的一個村莊。
人活到世上，總要做些對人類有益的事。可是我不知道用什麼字眼才能形容這個由人指揮和由人組成的部隊對人類造下的罪孽。我看過一本參加過這個部隊的人描寫這個部隊的書。他寫的僅是部隊一個角落裡的見聞，從這個角落裡可以看到的是，在這座周圍四公裡、內有現代科學設備的巨大建築裡，每天經過幾次消毒穿著精致的防護服的人們，操作著最精良的儀器，運用人類獨有的智能，幹的事卻是制造培養毀滅人類的各種病菌，用活的人進行各種病菌以及凍傷、爆炸的試驗。這座“工場”工作人員有三千名，養著數以萬計的老鼠，擁有所謂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著天文數字的跳蚤，每月生產鼠疫病菌三百公斤。“工場”裡設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試驗用的活人監獄，囚禁的人都是戰俘和抗日愛國的志士們，有中國人、蘇聯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這些人不被稱為人，隻是被他們叫做“木頭”。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裡面，受到的試驗更是令人慘不忍聞。在玻璃櫃子外看試驗的是人，在櫃子裡受試驗的也是人：有的被剝得精光，在輸進冷氣的櫃子裡受凍傷試驗，舉著凍掉瞭肌肉隻剩下骨頭的手臂，抖索著；有的像青蛙似的放在手術臺上，被那些穿著潔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著；有的被綁在柱子上，隻穿一件小褲衩，忍受著細菌彈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壯，然後接受某種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試驗，這樣一直到死掉為止……
那個作者在七三一部隊裡曾聽到他的上級說：日本培養的這些細菌，威力超過一切武器，準備殺掉一億人口，說這是為瞭“聖戰”事業所必需的。一億人口的屠殺！據說這是很引起日本軍人自豪的理想呢！
在蘇聯紅軍進逼哈爾濱的時候，這個部隊為瞭消滅罪證，將遺下的幾百名囚犯一次全都毒死，打算燒成灰埋進一個大坑裡。由於這些劊子手過於心慌，大部分人沒有燒透，坑裡埋不下，於是又把半熟的屍體從坑裡扒出來，分出骨肉，把肉燒化，把人骨用粉碎機碾碎，然後又用炸藥把主建築物炸毀（據那位作者說，這座建築比東京市“丸之內”大廈還大四倍）。
蘇聯紅軍解放瞭這裡一年以後，附近村莊有人到這裡的廢墟走過，看到一個破裂的陶瓷的罐子裡，盡是些跳蚤。這人受到瞭跳蚤叮咬，萬也沒想到，一年前那些逃回日本去的劊子手遺下的鼠疫菌已進到他的體內。於是這個村莊便發生瞭鼠疫。人民政府馬上派出醫療大軍進行防治搶救，可是金星社這個一百多戶的村子還是被奪去瞭一百四十二條性命。劉賢閣的一傢，除瞭一個小孫子以外，老少三對夫婦不到半月全部死完，被叫做老靖的一傢十八口，五天裡死瞭十三口。一對新婚夫婦在婚後第二天一早便一同被鼠疫奪去瞭生命……
這是我訪問的一傢社員，一位勞動模范叫薑淑清的老大娘親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實。她給我們講瞭這個村子在偽滿時期受的罪之後，說：“日本小鬼子投瞭降，繳瞭槍，人民政府帶著咱過上瞭好日子。有瞭地，給自個兒收下瞭莊稼，大夥高高興興地都說從這可好瞭，人民政府領導咱們就要過好日子瞭，誰知道小鬼子的壞心眼子還沒有使完，走瞭還留下這一手！狠毒哪！”
從薑大娘的敘述和喟嘆聲中，我聽到瞭這個村莊提出瞭的同樣的問題：“人活著總要做些有益於人類的事，可是你幹的都是些什麼呢？”這是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質問，也是對我的質問，想到這裡，我在薑大娘面前不能不低下瞭頭。
在臺山堡那傢農民面前，我也是低下瞭頭，如果說，那是由於恐懼的話，那麼，這次則是由於羞愧，由於我無法回答那句嚴厲的質問。我的前半生，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麼呢？不就是給人民帶來瞭屈辱，帶來瞭毀滅性的災難嗎？為瞭一個垃圾箱似的皇帝寶座，把散佈鼠疫的瘟神請到這裡來的不就是我嗎？
假如在這個受過鼠疫災難的小村莊裡，有人唾我罵我打我，我也不會有一點埋怨的。難道一百四十二條性命不比我值錢嗎？在這裡附近還曾經有過一個二十多戶人的小村，日本投降之前，七三一部隊為瞭試驗，派人到這裡散發瞭帶菌的饅頭給小孩子們吃，結果全村發生瞭鼠疫，然後全村被日本軍隊燒毀掉。難道那些臨死還不明真相的全村的性命不比我值錢嗎？但是，在這裡從農業社的社長到每個孩子，沒有人罵我一句，甚至也沒有人用手指指過我一下。薑大娘聽我們這幾個犯人向她認罪之後，依然是嘆息一聲——這一聲嘆息包含著多麼復雜的心情啊！我再一次聽到瞭那句又平和又嚴厲的囑咐：“聽毛主席的話，好好學習吧！毛主席是叫你學好，做個好人吧！”
無論是在薑大娘的幹凈明亮的小屋裡，還是農業社的寬闊的辦公室裡，我都有這樣一個感覺：金星社的社員們談到過去，是簡短的，緩慢的，但是一提到現在和未來，那氣氛就完全不同瞭。談到今天的收成，特別是他們的蔬菜生產，那真是又仔細，又生動。並且為瞭證明他們的話，社員們領我們去看瞭他們的暖窖設備，看瞭新買到的農業機械——排灌機、載重汽車、各種各樣的化肥，他們又帶我們看瞭新建的學校、衛生所，新安設的電線，當他們談到明年的計劃指標，更是神采飛揚。社長說得很謹慎，他向我指著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說：“明年大秋之後，我理想著可能多蓋幾間。”他說到幾間時，我們誰也不相信那是三五間或十來間，而他說的可能，那也必是“必然”。
在我們離開這個村莊的時候，社員們搬來瞭整筐的黃瓜、小胡蘿卜送給我們。
“留下吧，這是咱社裡剛收的，東西不值錢，可是很新鮮。”
社長笑嘻嘻地不顧我們的辭謝，硬把筐子送進我們的車裡。
我在車窗內凝視著逐漸遠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頂，又低頭看看筐裡的果實，鮮紅翠綠的顏色分外耀眼。我默想所長說過的那句話，又回味金星社社長說到的那幾句話：“我理想著……”不知為什麼，這句非常平凡的話，聽在耳朵裡，曾給我一種不同凡響的感覺。現在我明白瞭。這些曾被我輕視過的認為最沒文化的人，他們用自己雙手勤勤懇懇地勞動著，他們做的事情是平凡的卻又是偉大的，因為他們讓大地給人類生長出糧食和蔬菜瓜果；他們的理想也是平凡但又偉大的，因為他們要讓茅屋變成瓦房，這是讓人們的生活更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過，看做最優秀民族的代表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他們掌握著近代的科學技術，幹的勾當卻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他們也有理想，這理想便是消滅掉一億人口。在這兩種人之間，究竟是誰文明誰野蠻呢？
理想都是理想，可是一種作孽，一種造福。一種為瞭私欲不惜陷人於水火，以及毀滅人類，另一種卻寧願犧牲自己的幸福以及自己的生命，以利眾生和子孫萬代。一種是那樣醜惡，一種這樣美善！
平房區“細菌工廠”遺留下的瓦礫，告訴人們什麼叫醜和惡，東北烈士館裡每一件烈士的遺物又告訴瞭人們什麼叫美與善。這裡的每件陳列品都在告訴人們：它的主人當初為瞭人類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盡瞭最後一滴鮮血，讓生命發出瞭最燦爛的光輝。無論是細菌工廠的殘磚爛鐵還是東北烈士館裡血衣、遺墨，都是一面鏡子，從這面鏡子裡照出瞭我們這群參觀者過去的醜陋形象。
東北烈士館是一座莊嚴的羅馬式建築，當初被偽滿哈爾濱警察署占用過十四年，在那血腥年代裡，這裡不知有多少骨頭最硬的中國人被審問、拷打、送上刑場。陳列在這裡的烈士照片和遺物，僅僅是極小的一部分。烈士館中每件實物和每件事跡，所指出的具體時間和地點，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憶。“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國共產黨滿洲省委召開緊急會議，號召東北的黨員和一切愛國士兵立即武裝起來和敵人作鬥爭，哈爾濱小戎街三號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天津靜園的日子。為瞭挽救民族於危亡，東北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拋棄瞭對蔣介石的幻想，自己起來戰鬥瞭，而我在靜園裡卻加緊瞭賣國的活動。我想起瞭土肥原和板垣，鄭孝胥父子和羅振玉、胡嗣瑗，湯崗子和旅順……
在講解人員介紹楊靖宇將軍事跡的時候，我又回憶起那幾次“巡幸”到東邊道——楊靖宇、李紅光等將軍的抗聯第一軍活動地區的情形。我在那裡看見白頂尖的山巒，看見朝霧和初升的太陽，祖國的山野美景沒打動我的心，引起我註意的倒是鐵路兩側的日本憲兵、偽滿國軍、警察。日本人辦的報紙上總在報導東邊道的“土匪”已剿凈，但是那次“巡幸”到這一帶，還是如臨大敵，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後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溝，我還聽說這裡“不太平”。抗日聯軍在這一帶一直堅持到日本投降，最後被消滅的不是抗聯，而是自稱勝利者的日本皇軍。抗聯當時面對強大的關東軍和裝備精良的偽滿軍，處境的艱苦是難以想象的。但是從陳列的當時使用過的飯鍋、水壺、自制斧頭、磨得漆皮都沒有瞭的縫紉機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瞭這些用具的主人的音容笑貌，這是我從方素榮和龍鳳礦那位青年主任的臉上看見過的，是隻有充滿堅強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音容笑貌。在一雙樺樹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聽到瞭那種自信、高亢的聲調，唱出瞭那首流傳過的歌謠：
樺皮鞋，是國貨，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繩，皮子就在樹上剝。樺皮鞋，不簡單，戰士穿上能爬山；時髦小姐買不到，有錢太太沒福穿。樺皮鞋，真正好，戰士穿上滿山跑，追得鬼子喪瞭膽，追得汽車嘟嘟叫！
日本人當初根據我“裁可”的法令，施行瞭集傢並屯、統制糧谷等政策，封鎖瞭山區，用盡一切辦法去斷絕抗聯軍隊與外界的經濟聯系。它也確實做到瞭這一點，甚至楊靖宇將軍和一部分部隊被包圍起來瞭，絕糧的情況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瞭，但是戰鬥還是在繼續著，繼續到日本人懷疑瞭自己的所有的情報和所有的常識。為什麼這些人沒有糧還在打？他們吃什麼？楊靖宇將軍不幸犧牲，英雄的屍體被發現瞭，日本人為瞭解開這個謎，剖開瞭將軍的肚子，他們從這個堅強不屈的人的胃袋，看到的隻是草根。
我記起瞭吉岡安直發出過的嘆息：“共產軍，真是可怕！”在擁有飛機坦克的日本皇軍眼裡，草根果然是可怕的東西。
在楊靖宇將軍和他的戰友們歌唱著樺皮鞋，嚼著草根，對著那張舊地圖上展望著祖國大地的未來的時候，我正在害怕著，怕日本人的拋棄，怕夜間的噩夢，我正吃煩瞭葷腥，終日打卦念經……
楊靖宇將軍遺下的地圖、圖章、血衣和他小時候寫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來。在我身後——我的同伴和日本戰犯們中間傳過來哭泣聲，而且越來越多。參觀到趙一曼烈士遺像面前的時候，有人從行列中擠瞭出來，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頭在地。
“我就是那個偽警署長……”
這是偽勤勞部大臣——於鏡濤，他原就是這個哈爾濱的警察署長，趙一曼烈士當初就押在這個警署，就是在這間陳列室受到的審訊，而審訊者之中正有這個於鏡濤。
走到冷雲烈士像前，這裡有一幅油畫，八個女遊擊隊員在射擊著，背後是翻著白浪的大江，風鼓起瞭江浪，吹亂瞭她們的頭發——八女投江的故事，我從《中華女兒》這部電影裡看到過，但是在今天我才領會到那個悲壯場面所蘊含的深意，才看見瞭松花江濤浪所閃爍著的光輝：由於我們祖國有著這樣的女兒，這個古老垂危民族才得以復蘇，一個偉大的理想才真正有瞭可能去實現。
走出烈士館，我思索著，在最後一次參觀回來的火車上，我思索著，看著被釋放的妹夫和侄子們的來信，我也思索著，深夜裡望著所長樓窗發出的燈光，我更深深地思索著。我明白瞭一件事情。這是在我已能分辨美與醜、善與惡的時候才開始明白的事情：由於這些光輝的人物和他們的光輝理想——改造社會、改造人類，我才得救，我才可能具有一個普通人的靈魂。
緬甸的肖恢塔先生說得好：這裡不是監獄，這是一座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