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的經歷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
——紀念“九一八”事變三十周年
“九一八”三十周年快到來瞭。我回首往事，百感交集。感謝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府和祖國人民對我的寬大處理和教育改造，使我走上新生的道路。
今天，當“九一八”三十周年紀念日快到來的時候，我追憶自己過去背叛祖國的行為，真是感到無比的痛心和羞愧。“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我到瞭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侵占的祖國的東北，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操縱下成立瞭偽滿洲國政權，以後又當瞭傀儡“皇帝”。回想起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侵略中國的滔天罪行，特別使我憤慨的是，當年曾經給中國人民、日本人民和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現在在美帝國主義的扶植下又死灰復燃、重新抬頭瞭！因此，我想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來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和血腥罪行。
“九一八”事變是怎樣發生的呢？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為瞭抵賴他們的侵略罪責，一直咬定說：由於中國軍隊當時在柳條溝爆破瞭日本經營的鐵路，因而迫使日本軍隊不得不采取“自衛”手段。
多麼無恥的謊言啊！很多日本戰犯後來在他們的供詞中已經供認，當時占領我國的東北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既定的“國策”，所謂“柳條溝爆破事件”，隻不過是日本侵略者為瞭出兵的借口而制造出來的。我個人的遭遇，也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
記得是在一九三一年夏季，當時我住在天津。我的弟弟溥傑正在日本東京讀書，因為放暑假就回國瞭。他告訴我，在他回國之前，曾經在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任職的吉岡安直中佐邀他到鹿兒島去玩，臨別時並且神秘地對他說：“你回到天津之後，請對令兄說，現在張學良搞得實在太不像話瞭，也許就會發生什麼事情也未可知。請令兄多加保重吧！他不是沒有前途的！”這是什麼意思呢？很快真相就大白瞭。就在一兩個月以後，“九一八”事變爆發瞭，日本軍國主義出兵東北。而在這不久以後，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參謀板垣征四郎的親信上角利一給我帶來瞭當時已經投降日寇的大漢奸熙洽的一封信，勸我“速赴東北主持大計”。接著，臭名四溢的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又以讓我主持一個“新國傢”等等甜言蜜語為誘餌，把我騙到瞭東北。難道“九一八”事變像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所說的那樣是什麼“偶然事件”嗎？不，決不！從以上一系列事實裡，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制造事變作為借口而出兵占領我國東北，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處心積慮地經過周密佈置然後采取的行動。
占領我國的東北然後進一步鯨吞中國，這是日本軍國主義由來已久的野心。早在十九世紀末葉，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就不斷叫嚷中國的東北是日本的“生命線”，並且日益囂張地在東北擴展他們的侵略勢力。一九二七年的所謂“田中奏折”更是赤裸裸地暴露瞭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這個“奏折”明目張膽地寫道：“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而欲征服世界就必須征服中國。”正因為這樣，他們長時期來一直在中國物色和豢養能夠為他們的侵略政策效勞的對象。而我，一個已經被人民趕下臺來但是又懷著“重建祖業”這種復辟思想的清朝遜帝，也就成為中選的人瞭。
在清朝被推翻以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就把鄭孝胥、羅振玉這一類封建餘孽抓在他們手裡。一九二四年，當我被驅逐出原來的皇宮以後，日本軍國主義者馬上通過這幫“遺老”的牽線，把我包圍起來——先是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館，後來又遷到天津的日本租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對我還進行瞭一系列的訓練工作。一方面，他們口口聲聲地把我叫做“皇帝”，讓我在公使館和租界裡“開疆辟土”建立一個空頭的“清宮小朝廷”，並且千方百計地利用和挑動我的復辟思想，使我日益與祖國人民對立。例如，日本的一個“華族”（“明治維新”後的貴族）水野子爵當時就曾送我一把扇子，上面別有用心地題上“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這樣兩句詩，暗示我要“臥薪嘗膽”待機東山再起。另一方面，歷任日本天津駐屯軍參謀都定期給我“講解”國內外形勢，每逢日本軍隊檢閱時都要讓我去參加，向我灌輸日本“皇軍”實力強大、天下無敵的思想，使我養成根深柢固的崇日恐日心理。這一切，顯然就是為瞭讓我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去東北“主持大計”而做的準備工作。
談到我在東北“主持”的“大計”，真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可恥可鄙的醜劇之一。
盡管土肥原賢二曾經向我一口保證，“在東北成立‘新國傢’後，日本一定尊重其領土主權；一切都可以由你自主”。可是，我一到東北，日本軍國主義者就露出瞭真正的臉色。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派他的參謀板垣征四郎正式通知我，要我當所謂“滿洲國”的“執政”；同時還斬釘截鐵地說，這是一個包括滿、漢、蒙、日、朝五個民族的“新國傢”，日本人也要在這個“國傢”裡充當官員。不但如此，這個“國傢”的所謂“首都”“國旗”以及“政府”的班底，也早由關東軍司令部一手安排好瞭。
就在這種情況下，偽滿洲國在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我當瞭偽執政，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我又在日本主子的首肯下成瞭偽皇帝。十四年中，我所需要做的事就是：在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替我擬訂好的賣國條約或者“詔書”上簽名，按照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替我寫出的臺詞發言……為瞭使我的一言一行都不至於稍違日本主子的意志，日本關東軍的參謀吉岡安直——也就是前面談到的那個從鹿兒島給我帶來“好消息”的人——從一九三四年開始十年來一直以“皇室禦用掛”（即“皇帝”的私人秘書）的身份，幾乎寸步不離地“監護”著我。他曾經用嚴厲的口吻告誡我說：“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親，關東軍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聽它的話！”
至於偽滿洲國的各級“政府”，不消說情況也是完全一樣。在名義上，最高行政機關是偽國務院，偽政府首腦、偽國務總理由中國人擔任；但是實際上，一切權力由“國務院”下的“總務廳”掌握，而“總務廳長官”必須由日本人擔任。“國務院”各部都有一名日本“次長”，偽大臣完全聽命於這些“次長”，偽國務院的“各部聯席會議”（即總務廳次長會議）要討論一切事宜，都必須等待“次長聯席會議”先作出決定才行。在偽地方政權中，省有日人的“副省長”，縣有日人的“副縣長”，來主持一切。總之，當年在祖國的東北，從上到下，完全是日本侵略者在發號施令。
說來也駭人聽聞，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承認”這樣一個傀儡“政權”時，還乘機勒索瞭驚人的代價。一九三二年二月我剛當上偽執政，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就通過鄭孝胥之手，要我簽訂一張賣國密約。根據這張條約，偽滿洲國要把所有礦山、港灣、航運、鐵路等方面的權利完全“奉獻”給日本侵略者，要把大量最肥沃的土地交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作移民之用；在所謂“日滿經濟同盟”的名義下，偽滿洲國的經濟完全要由日本壟斷資本來控制；在聘請日本人充當“最高顧問”的名義下，偽滿洲國要把一切行政權力交給日本軍國主義者掌握。總之，祖國東北的一切，從天上到地下，從政治到經濟，在這張密約中都賣盡送絕瞭。比起袁世凱所簽訂的遺臭萬年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來，我所簽訂的這張賣國條約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啊！而在這以後不久，新任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兼駐偽滿大使武藤信義又和偽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簽訂瞭所謂“日滿議定書”，把賣國密約進一步具體化瞭，並且以“日滿共同防衛”的名義承認日本軍國主義在東北永遠駐兵的權利。
但是，這一切還不能滿足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東北的侵略野心。他們妄圖使東北徹頭徹尾地變成日本的一部分。由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派來做我的“監護人”的吉岡安直一再“勸說”我和日本女子結婚，並且要求我：如果今後我有瞭兒子，養到五六歲時就必須送到日本去留學。這種行動都是有陰險的政治目的的。在我弟弟溥傑結婚後不久，偽滿政府就制定瞭一個“帝位繼承法”，規定“皇帝死後由其子繼之，無子時以其孫繼之。無子和孫時以其弟繼之。無弟則以其弟之子繼之。”原來，在這些迷信於君權皇道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眼中，使偽滿洲國的“皇室”逐步融化於日本的皇室，這是準備連偽滿洲國的偽裝形式也不要瞭，從形式上也完全合並於日本的一個重要步驟。不僅如此，日本軍國主義者還妄想同化東北的所有中國人民。為瞭做到這一點，他們授意我把據說是日本皇室的祖先而後來成瞭神的所謂“天照大神”迎來，並且在東北各地普設“神廟”，大肆宣傳“唯神之道”，強迫人民敬拜，甚至頒佈刑律要懲辦對“神道”犯有“大不敬”之罪的人。更毒辣的是，日本軍國主義者還通過偽滿文教部竭力實施奴化教育，規定日本語是偽滿洲國的國語，日語課是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有的必學課目。在社會上也普遍推行日語，例如在偽滿軍隊裡就規定，一切官兵在訓練時都得講日語，連士兵要去大小便也必須用日語請示。總之，這些萬惡的日本軍國主義者采用瞭宗教、教育和其他各種手段，企圖使東北人民逐步成為忘記自己祖先、不懂本國語言的地地道道的日本順民。
在日本侵略者鐵蹄的踐踏下，十四年來東北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熱的災難中。
日本軍國主義者用瞭“開發”“振興”等等動聽的名詞，對東北的經濟進行瞭無所不及的統制和敲骨吸髓的掠奪。祖國寶貴的資源大量被運往日本，農民收下的糧食大部被“皇軍”征走，而人民則吃不飽穿不暖，呻吟在死亡的邊緣。當然，在當時還能從日本軍國主義者手裡分得一些殘羹的我，對這一點是沒有什麼體會的。但是，可以讓一些數字和事實來說明問題。一九四三年偽奉天省各城市的糧食配給情況是：遼陽市最高，成年人每人每月十公斤，小孩每人每月兩公斤；奉天、營口、鐵嶺、本溪和各縣成年人都是每月七公斤；而撫順市成年人每月六公斤，小孩每月隻有一公斤。這些配給的糧食，大都是入腹後難以消化的橡子面。中國人私吃大米白面，在當時是要被當做“經濟犯”辦罪的。我曾經聽說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個中國人因為有病而找瞭一些大米煮粥吃，不幸由於在路上嘔吐而被日本憲兵發現瞭，結果坐瞭好久的牢，並且受到嚴刑拷打。
日本軍國主義者為瞭推行移民政策，還在東北霸占大量肥沃土地，計劃在二十年內從日本移民一百萬戶、五百萬人。僅僅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就強收人民土地約三千餘萬坰，使得中國農民二十餘萬戶、一百餘萬人失去瞭土地，無傢可歸，到處流亡。
日本軍國主義者還在東北實行瞭勞動力統制政策，把中國人像牛馬一樣地供他們驅使。根據“勤勞奉公”“國民皆勞”等等全民奴役的惡毒辦法，整個東北從十八歲到五十五歲的人，全被統制管理起來，日本軍國主義者隨時可以征用。每年強征的勞工總數估計平均在二百五十萬人。被抓去當“勞工”的，少吃沒穿卻要起早摸黑地幹重活，累死的人不計其數。不但如此，被抓去為日本關東軍修建軍事設施的“勞工”，在完工以後還往往遭到集體屠殺。這樣的事實，甚至被日本主子豢養在“深宮”之內的我也有所耳聞。有一次，偽宮內府警衛處長佟濟煦悄悄告訴我說：他親戚偽警衛官金賢有一個熟人，被日本軍隊抓去修築軍事要塞；完工以後，日本軍隊為瞭保守這個工事的秘密，把所有工人全都殺瞭，隻有他親戚的那個熟人在九死一生中逃瞭出來。
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人民的生命，簡直是視同草芥。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據不完全統計就以“反滿抗日”的罪名殺害瞭愛國人民六萬七千多人。至於集體屠殺、秘密屠殺中的受害者，更是不勝其數瞭。當我成為戰犯而到撫順參觀時，就聽到人們敘述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軍隊在平頂山把三千居民驅聚在一起而用機槍全部殺害的血腥慘案的事實。
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東北幹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難書。然而，身受日本軍國主義者之害的又何止是東北三千多萬人民呢？正如“田中奏折”中所暴露的，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是要征服整個中國和向世界各地進行侵略，占領東北不過是第一步而已。因此，他們不僅把東北作為掠奪資源、榨取利潤的殖民地，而且還把東北作為進一步發動侵略戰爭的軍事基地，為日本軍國主義提供炮灰、軍需品。一九三七年，就是利用東北這個基地，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瞭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在八年中，使祖國一千多萬同胞犧牲瞭，損失瞭五百億美元財產。接著，印度支那、緬甸等很多東南亞國傢也都受到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蹂躪。
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永遠不能忘記也不會忘記這場可怕的災難。當然，罪魁禍首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至於日本人民，他們正如同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一樣，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他們在國內受到瞭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不少人又被迫走上戰場，而在侵略戰爭中喪失瞭生命。我在當傀儡“皇帝”的時候當然不能理解這一點，但是也有一次遭遇使我接觸到這樣的事實。這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軍國主義者臨近失敗的時候，當時日本關東軍中的一批“肉彈”被調到東南亞戰場去。這裡需要說明，所謂“肉彈”，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創造的一個血淋淋的名詞，意思就是這些士兵應該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向敵人的堡壘、坦克作舍命的進攻，或駕著飛機沖撞敵人的軍艦。由於被當做“肉彈”的士兵不願意去送死，關東軍司令部就指定我這個傀儡“皇帝”為他們送行以“鼓舞士氣”。我在奉命而去的時候，發現那些士兵的臉上充滿瞭悲慘淒涼的神情，有些人甚至忍不住在潸然掉淚。當時我已經暗暗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沉重空氣在壓迫著我。現在回想起來，我就比較能理解這些日本士兵的感情瞭。
在談到這一切的時候，我痛切地感到：日本軍國主義對人類意味著多麼巨大的災難；展開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鬥爭在今天是多麼的必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覆滅的日本軍國主義正在復活，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看，不少過去曾經欠下中國人民血債的罪犯，不是又在囂張一時瞭嗎？吉田茂，當年我進天津日本租界時的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在田中內閣時曾經以外務次官的職銜行使外務大臣的權力，是推行“田中奏折”中規定的侵略方針的一員急先鋒。岸信介，過去被稱為“滿洲五巨頭”之一，曾經在偽滿任“產業部次長”和偽總務廳次長，大量掠奪中國東北的物資。這兩個戰犯，戰後都先後當瞭日本首相，竭力推行復活軍國主義的政策，下臺後仍然在為加強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而奔走呼號。至於過去是關東軍中的要員，而今天又成為日本重新武裝的骨幹，更是不乏其人。
特別值得註意的是，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野心，在今天又開始暴露瞭。池田政府不是在叫嚷什麼“臺灣歸屬未定”嗎？外相小坂不是公然表示要“支持自由臺灣”嗎？賣國賊廖文毅不是被豢養在日本準備作為建立所謂“臺灣獨立國”時所用的傀儡嗎？這和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主張“滿洲獨立”和把我豢養起來作為建立偽滿洲國時所用的傀儡，手法如出一轍。
今天，日本軍國主義是在美帝國主義的扶植和支持下復活的。記得我被拘留在蘇聯的時候，一九四六年八月曾經到日本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給日寇侵略我國東北的戰犯裁判作證。當我揭露日本戰犯罪行的時候，往往有些美國籍的律師就露骨地袒護日本戰犯而對我大加訓斥。有一次，一個美國籍律師甚至對我咆哮著說：“你說日本戰犯犯瞭罪，可是你不也是對中國犯下瞭罪嗎？你將來回國後，也還是要受到中國法庭制裁的！”這番話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就是威脅我把那些日本戰犯的罪行隱瞞下來。當時我不能理解這是什麼原因，現在看來就很明顯瞭。這是因為，美帝國主義在戰爭一結束就打定主意，要復活日本軍國主義作為在亞洲的侵略工具瞭！
但是，中國人民、日本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民決不允許日本軍國主義再來橫行逞兇瞭。目前的時代和三十年前的時代已經大大不同瞭。東風已經壓倒西風，人民的力量已經壓倒帝國主義力量。中國像巨人一樣站起來瞭，中國人民完全有力量擊敗一切侵略者——和三十年前的情況對比，這一點使我有著多麼深刻的印象和巨大的激動啊！同時，日本人民已經覺醒瞭。反對日美“安全條約”和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聲勢浩大的鬥爭向人們表明，他們再也不允許軍國主義者把他們當做“肉彈”送上侵略戰場瞭。甚至有一些當年的軍事將領也認識瞭過去的罪惡而改變瞭自己的態度，像過去在日本關東軍中當過參謀副長的遠藤將軍現在也參加瞭反對日美“安全條約”的鬥爭。
因此，在“九一八”三十周年快到來的時候，我在回顧往事之餘，不禁要提醒妄圖卷土重來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扶植者美帝國主義：三十年前猖狂一時的日本軍國主義已經遭到瞭可恥的命運，你們還要重走這條老路，難道可能設想會有比他們更好的下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