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導主任是我們的天敵。在當時，他總是和我們作對，骨子裡和我們不共戴天，他是我們心目之中最大的壞人。
我們常常想像他如何度過他的一天，他的一天常常是這樣的：
上午八點鐘, 準時坐在他的辦公桌前。辦公桌不大，但是木質不錯。油漆工惜材，隻上瞭清漆，讓木頭原有的漂亮紋理顯露出來。辦公桌上放瞭一塊五毫米厚的大玻璃板,下面壓著十幾張全班合影，那是他教導過的學生。照片由黑白變到彩色，學生的衣服也從舊軍裝或是父母的工作服變到花裙子或是彪馬、阿迪達斯的運動服。但他的位置卻沒什麼變動。他坐在第一排，坐在他的學生中間，健康而矜持地笑著，仿佛一名業已成名的雕塑傢，周圍立著的是他的傑作。如果你想和他找話說，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問他，這些照片上的人現在都在什麼地方風光。教導主任會聊上兩個鐘頭，總之兩點，第一，他的學生現在絕大多數都在牛逼，都在黨政軍公檢法擔任要職。第二，他的學生都非常感謝他，紛紛用各種形式把他們現在的牛逼歸結於他在中學時對他們的教育，都還惦記著他，每年新年，他都收到一麻袋的賀年卡。教導主任總是沿著辦公室的窗戶拉一根鐵絲，然後從那一麻袋賀年卡中挑出最美麗耀眼的，像晾衣服一樣搭在鐵絲上，一顯擺就是一年。
教導主任常說的話是：“自然給孩子以身體,而我們塑造他們的靈魂。”他講這句話的時候沒有感到可怕，感到的是巨大的責任與成就。
他的椅子和桌子是一樣的好質地，老婆為他做瞭個棉墊，夏天也墊著， 總告誡小女老師應該學習榜樣。“否則會例假不調的。”他講。
像往常一樣，他打瞭兩壺開水，為自己泡瞭一杯茶，九點鐘玻璃板上會有今天的報紙,可以就著茶學習。那些都是很重要的東西,一個教師需要仔細研究以明確塑造學生靈魂的方向。
坐在椅子上，他透過窗戶，可以望見辦公樓下的小花壇。青草，蝴蝶花蔓在地上, 珍珠梅, 榆葉梅, 紫薇開在上面。
還有, 雕塑。
看到小花壇裡的雕塑。教導主任就有一種想使用不文明語言的沖動。半年前兩個南方人，說是什麼什麼美專的，說是學校應該面向科學,面向未來，說一個校園要是沒有一處雕塑就像小姑娘沒有鼻子一樣不能容忍。於是校長批瞭三千元錢，兩個南方人白吃白住瞭四個月。雕塑出來瞭；一個女學生馬步蹲襠高舉氫原子模型，一個男學生弓箭步一手高舉航天飛船。老師們說那一男一女，怎麼看怎麼像天外來客，或是門神。
辦公樓對面是教學樓，一幢蘇式建築。從俯視的角度看來仿佛一架大肚的飛機：左翅膀是圖書館，右翅膀是實驗室，機胸是教室，機腹是兼做禮堂及學生食堂的大廳，機屁股是教工小食堂，機嘴是教學樓的正門。每天，上千個學生從這個機嘴裡進進出出，教導主任坐在他木質很好的椅子上都能看得清楚。我們男生他很少看，女生在他眼裡可以簡單地分成兩類：戴乳罩的和不戴乳罩的。不戴乳罩的可以再分成兩類：本來就沒什麼可戴的和本來該戴而卻不知道該戴的。數最後一種女生可惡。她們與學校的不良氣氛有直接關系，教導主任常常這樣想。
“不建學校，就得多建監牢。學校人少，監牢中的人就會多。學校辦得差，監牢中就會人滿為患。”他在教師會上講這番話的時候感覺自己像個將軍。“中學生，說到底還是孩子。正處於人生觀，世界觀形成階段，像一塊未琢磨的璞玉，未著色的白紙。不是他們缺少問題，而是我們缺少發現。”有人從新疆回來，送瞭教導主任一塊沁色美麗、晶瑩潤滑的仔玉。教導主任想起兩句《詩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覺得應該成為自己教育生涯的座右銘，就讓玉工用隸書體將這八個字刻在仔玉上，還打瞭一個孔兒，穿瞭一條古銅色絲帶，系在褲帶上，間或把玩。教導主任上廁所的時候，張國棟仔細觀察過。張國棟告訴我們，教導主任的卵袋和他腰上系的仔玉，大小形狀都很類似。卵袋不能經常露在外面，不能當眾把玩，就用這塊仔玉取代瞭。
在教導主任眼裡，怎麼可能沒問題呢？就像有些花要香，有些雨要下，有些娘要嫁一樣，有些人從小註定不安分。
我們幾個在很早的時候就和教導主任結下瞭冤仇。
高中第一個學期伊始，我們幾個在操場上等待開學典禮開始，沒什麼事情幹，借口桑保疆嘴上不幹不凈，把他一頓亂摸。桑保疆急瞭，抄起一塊磚頭。我們掉頭就在前面跑，桑保疆在後面追。我跑到宣傳欄邊，沖桑保疆一吐舌頭，桑保疆磚頭出手，我一低頭，宣傳欄二平方米的大玻璃應聲碎掉，宣傳欄的雷鋒、董存瑞、黃繼光們橫七豎八地散瞭一地，卻依然莊重地橫眉立目。在教導主任的調停下，賠償宣傳欄玻璃的錢，由我和桑保疆平攤瞭。
即使這樣，桑保疆還是痛恨教導主任。為瞭迎接亞運會，每個在北京的中學生都被逼著用一塊錢買瞭一張亞運彩票。劉京偉和張國棟刮開，是“謝謝你”。我刮瞭一個五等獎，可以兌換兩塊錢，還沒出門，就被班主任語文老師攔住，被逼著又買瞭兩張彩票，再刮，自然是“謝謝你”。桑保疆刮完之後，奇怪地一句話都沒說，但是一張大臉都憋紫瞭，等班主任語文老師走出教室，他吐出一口長氣，說：“我，我，我，得瞭一等獎，五百元錢！全學區就這麼一張！” 我們一起撲上去看，果然是一等獎。我當時毫不懷疑，我這輩子都掙不到五百元錢。桑保疆接著說：“五百塊，我能看幾百場錄像，買上千串糖葫蘆，買呼傢樓葫蘆王的，五毛錢一串，掏空山楂，填上豆沙和核桃仁的那種。五百塊，如果發給我是一塊一塊的票子，我數都要數半天。五百塊，我存到銀行，每月的利息都夠我吃冰激凌的。你們沒手氣，沒你們的份兒。頂多，請你們吃次門釘肉餅。”我們一起說：“Thank you，撒泡尿。”肖姓班長很快就跑來告訴桑保疆，教導主任叫他去辦公室一趟。“肯定是問我是要現金還是一個銀行存折。我要銀行存折，否則出不瞭學校就被你們搶跑瞭。”桑保疆去瞭一個小時之後，大喇叭廣播，召集全體同學到操場集合，我們到瞭的時候，桑保疆已經站在瞭領操臺上，那是我記憶中他唯一一次站在領操臺上，旁邊是氣定神閑的教導主任。桑保疆低著頭，紅著臉，像是傢裡剛著瞭火或是死瞭人。人到齊瞭，在操場上黑壓壓一片，桑保疆接過教導主任遞過來的紙條，念：“祖國，是我們的母親，她有錦繡的河山、悠久的歷史、燦爛的古代文化、光榮的革命傳統，以及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她經受瞭苦難的折磨，正在煥發青春，展現新顏，走上中興的道路。‘我愛社會主義祖國’，‘團結起來，振興中華！’是我的心聲。崇高的愛國主義，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精神力量，它正激勵我樹立遠大的革命理想，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青春和我的一切。我是高二(3)班的桑保疆，為瞭祖國，為瞭亞運，為瞭我們的學校，為瞭我的班集體，我自願將亞運抽獎得到的五百元錢捐獻給國傢。”領操臺下，掌聲如雷，桑保疆哭瞭，然後又笑瞭。桑保疆在我們的攙扶下回到宿舍，他在那天的剩餘時間裡一直在說話，說的隻有一句：“操他媽的教導主任，操他媽。操他媽的教導主任，操他媽。操他媽的教導主任，操他媽。操他媽的教導主任，操他媽。操他媽的教導主任，操他媽。操他媽的教導主任，操他媽。”
在教導主任眼裡，還有另外一些人，從小就註定讓別人不安分。比如翠兒，比如朱裳，女孩是好女孩，臉好，腰好，腿好，都好。可是想起校門口那些不三不四晃來晃去的小流氓們，多數都是等翠兒和朱裳這樣姑娘的，教導主任不由得嘆瞭口氣。
“怎麼可能沒問題呢？聽說校園理流傳著一些黃書，不是手抄本便是國外的黃色畫刊。還有他們自編的黃曲兒。聯系起來，問題就清楚瞭，先是看瞭黃書，激發這些臭小子們的創作欲望，於是有瞭黃曲。還有廁所……”想起廁所，教導主任又有瞭一種想使用不文明語言的沖動瞭。
“這幫小混蛋！攤開作文紙，好人好事、‘記一次有意義的活動’，打死也寫不出八百字。進瞭廁所，也不知道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話要說。” 不僅有中文，還有英語。不僅有普通話，還有方言。不僅有文字，還有插圖。不僅墻上有，門上有，水泥地上也有。教導主任剛讓工人把一塊不平常常積尿的地面用水泥補平，回來就發現未幹的水泥地上多瞭一條薛蟠填的詞。不僅有原創作，還有改編，再創作，或許好好一部《金瓶梅》就是由於這種機制淪落成淫書的。教導主任在一個大便池方便的時候，看到一首小令：“穿過一片黑森林，見到一個小矮人，打開兩扇大紅門，進去一個流氓,留下兩個壞蛋。”等他帶著油漆和刷子回來準備抹掉的時候，便池裡多瞭一節沒沖幹凈的大便，那首小令也已經被改成：“……進去一個教導主任, 留下兩個壞蛋。”
“明天一定找人用黑漆把大便池的門全部油一遍。”教導主任反復在樓道裡和我們班主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