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廳離我們這兒隻有幾條街，所以我們想步行前去。這樣一來，我們就路過瞭那傢本要與賽吉碰頭的酒館。我摟著妻子的腰，她的手則搭在我的夾克下方。酒館門口上方掛著店傢賣的桶裝啤酒的廣告牌，閃著溫暖的紅白色燈光。“我們來得太早瞭，”我說，“或者說得好聽一點，如果我們現在就去餐廳的話，那我們就太過準時瞭。”
我妻子，哦，或許我不該這樣稱呼她。她叫克萊爾。她的父母給她起名叫瑪麗·克萊爾。但是不知何時起，克萊爾不想再叫一個聽上去與女性雜志無異的名字，所以有時候我故意叫她“瑪麗”來作弄她。但是我很少稱她“我妻子”，隻是偶爾，在一些正式的場合，比如在這樣的句子中：“我妻子這會兒正巧不在電話旁。”“我妻子十分確定她訂瞭一間海景房。”
像今天這樣的夜晚，我和克萊爾都會盡情地享受我們的二人時光。就像現在這樣，似乎所有的一切都未確定，就連晚餐之約也隻是一個誤會，而我們就這樣簡簡單單地兩個人走在街上。如果讓我定義幸福，那一定是：幸福本身就已足夠，無須任何見證。“幸福的傢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傢庭各有各的不幸。”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開篇第一句這樣寫道。我最多可以再補充一句：不幸的傢庭——尤其是那些不幸的夫婦——永遠不可能獨自應付不幸。他們需要的就是見證，人越多越好。不幸的人總是求援於社會，因為他們無法忍受沉寂——尤其是那種當他們獨自一人時就會湧來的令人討厭的沉寂。
在酒館裡，當啤酒被呈上時，我與克萊爾含笑相視，彼此都明白，接下來，我們即將在羅曼夫婦的社交圈中度過這個夜晚。因此，這一刻可能是今晚最美的一刻，之後隻會越來越糟。
我其實沒有興趣在那傢餐廳用餐，甚至根本都不想外出。接下來的約會對我而言簡直就是折磨，而這個夜晚就是煉獄。一切的不幸，從早上站在鏡子前就開始瞭：我該穿什麼？該不該剃須呢？對於這樣的一個夜晚，一切早已確定：一條帶窟窿與污漬的牛仔褲和一件熨得筆挺的襯衣。如果你一天不剃須，那是你太懶；如果兩天不剃，就不免會碰上這樣的問題——這胡須是不是已經成為新形象的一部分瞭；如果是三天甚至更多天都不剃，那麼人們便會認為你離徹底不修邊幅、自暴自棄隻有咫尺之遙瞭：“你一切都還好嗎？是病瞭還是另有原因？”無論剃與不剃，你都會覺得不自在。剃須已然成為一種聲明。如果有人某一天費心地去打理自己的胡須，那麼那個夜晚對他一定相當重要——人們的這種想法完全可以被清楚地透視。也就是說，誰勤於剃須，誰在開場就已搶占先機。
此外，克萊爾的存在也提醒著我，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夜晚。克萊爾比我聰明。我這樣說，並不是假心假意地在發表什麼女權主義宣言，或是想通過阿諛奉承來討女性的歡心；我更不會貿然斷言女人“普遍”比男人更聰明，或是更敏感、直覺更敏銳，又或者她們更加腳踏實地，以及諸如此類的廢話。這些話，放在日光下仔細觀察觀察，便不難發現，它們的傳播者其實更多的是那些所謂的纖細敏感的男人，而非女人。
克萊爾確實比我聰明。我誠懇地坦白，我是花瞭不少時間才肯承認這一點的。在我們剛開始相處的幾年裡，我就發現她絕對是聰明的，當然是通常程度上的聰明；說到底，就是完全符合我對一個女性的聰明程度的期待。話說回來，如果是個愚蠢的女人，我怎麼可能跟她維持超過一個月？無論如何，克萊爾的聰明程度足以讓我和她維持至少一個月。而現在，過瞭近二十年，我們仍然在一起。
總之，克萊爾是比我聰明，這一點顯見於以下例子：一天晚上，也是像今天這樣的晚上，她一直問我的意見，到底該戴哪副耳環，到底該不該把頭發束高。耳環之於女人大抵如同剃須之於男人：耳環越大，意味著這個夜晚越重要、越盛大。克萊爾有迎合各種時刻的耳環。有人可能會說，在挑選衣服時是否猶豫不決，並不能直接證明一個人聰明與否。但對此，我有不同看法：恰恰隻有愚蠢的女人才會認為，這件事情她完全可以自己搞定。她會想，這種事男人懂什麼？然後就會做出錯誤的決定。
有時我會試著去想象，當芭比問賽吉類似的問題時，會是怎樣一番情景：她穿的禮服是否合適，她的頭發是否太長，腳上的鞋子賽吉覺得如何，鞋跟是不是太矮或太高？
但是不知何故，在這樣的想象過程中，總是會出現些不可名狀的問題，讓這種想象無法順利完成。我仿佛聽到賽吉說：“不，這恰到好處！”然而實際上，他隻是半心半意地答話，對此他並非真正感興趣。再者，就算他的妻子穿錯瞭衣服，當她經過別人身邊的時候，所有的男人也還是會圍著她轉。反正穿什麼都合適，她還想怎樣？
再回到酒館。這不是傢什麼流行酒館，這裡沒有所謂的潮人——用米歇爾的話說就是“不夠酷”。平民顯然占瞭大多數，他們沒有特別老或特別年輕，各色人混雜在一塊兒，但總體來說都是普通人。其實所有的酒館都應該如此。
這兒非常之熱鬧，我們緊緊地擠在一起，擠在男廁門邊。克萊爾一手執著酒杯，一手輕柔地挽著我的手腕。
“我不知道，”她說，“可是最近我總是覺得米歇爾有點古怪，也許不是古怪，但的確與平常不太一樣，好像有所保留，你不覺得嗎？”
米歇爾是我們的兒子，下周他就十六歲瞭。他是我們唯一的孩子。當初我們並沒有打算隻要一個孩子，可也不知是何時，我們想再要一個，卻已經太晚瞭。
“是嗎？可能吧。”我答道。
我不能看克萊爾的眼睛，因為我們彼此都太瞭解，如果我看著她，我的眼睛一定會露出破綻。因此我裝著環顧四周，又或者表現出正對那些普通人熱鬧的表演興趣盎然的樣子。我慶幸自己堅持要在餐廳與羅曼一傢碰面；不然，我想象著，他推開彈簧門，走進酒館，臉上的一抹諂笑似乎在對別人說：你們繼續，不用理我。
“他沒跟你講什麼嗎？”克萊爾問道，“我隻是想，他跟你也許會聊一些跟我聊的不一樣的內容。也許聊點關於女孩的事？或者聊點他對你會比較容易開口的事？”
我們得向旁邊挪一挪，因為男廁的門開瞭，我們因此移得更近瞭些。我能感覺到克萊爾的啤酒杯和我的啤酒杯相碰。
“是不是跟女孩有關？”她又問道。
天哪，如果真是這樣，我就無法忍住不想瞭。關於一個女孩……哈哈，這倒是件好事，超級正常的青春期那點事。“今晚香塔爾/梅麗爾/羅斯能在這兒過夜嗎？”“她的父母知情嗎？如果香塔爾/梅麗爾/羅斯的父母沒有意見的話，我們當然也可以。隻要你想到……隻要你註意……你知道的啦，就不需要我再提醒你瞭，對吧，米歇爾？”
我們傢經常有女孩子出入，一個比一個漂亮，她們窩在沙發上或者餐桌旁，當我回到傢的時候會禮貌地問候我：“您好，羅曼先生！”“你不需要用您來稱呼我，我叫保羅。”然後她們就會叫我一聲“保羅”，但隻此一次，隔個幾天她們又會稱呼我“您”或者“羅曼先生”。
有一次，我接到其中一個女孩的電話。在我問她要不要叫米歇爾來聽電話的同時，我閉上眼睛，試著將電話另一頭那女孩的聲音（她很少報她的名字，而是開門見山就問：“米歇爾在嗎？”）和她的臉對應起來。“不，真的不用瞭，羅曼先生。隻是因為他的手機關機瞭，所以我試試看這個號碼。”
有一回我走進房間時，感覺我好像撞見他們在做什麼事，米歇爾和香塔爾，還是梅麗爾，又或是羅斯。也許他們並不像我表面看到的，正在天真無邪地觀看MTV頻道的《精彩生活》，也許他們已經忙活瞭一通，也許當他們聽到我回來的聲音，就匆匆整好瞭衣衫和頭發。一定有什麼事——讓人激動的事，至少我是這樣覺得的——讓米歇爾的臉通紅。
不過老實說，我對此真的一無所知。也許真的什麼也沒發生，那麼多漂亮女孩大都是把我的兒子當成好朋友：一個可愛的、相當帥氣的男孩，一個她們十分願意與其一同現身舞會的男伴——一個可信的男孩，因為他不是那種一見到女孩就會立刻想到男女之事的類型。
“不，我不覺得是跟女孩子有關。”我直視著克萊爾說道。所有的一切如同一本攤開的書——這真是不幸。但如果我繼續逃避她的眼神，那麼她就會肯定地認為確實有事——跟某個女孩有關，甚至更嚴重的事。
“我更相信是跟學校的事有關，”我說，“考試周剛過，我想他隻是累瞭而已。我覺得他是低估瞭高中二年級考試的難度。”
這聽上去可信嗎？最重要的是，我的眼神是否可信？克萊爾的視線來回掃射，從我的右眼掃到左眼，又從左眼掃到右眼。然後她抬起一隻手，整瞭整我的襯衣領；好像哪裡不對勁，好像她還得再整整我的衣服，讓我不至於在餐廳出醜。
她微笑著，張開手指，貼在我的胸前。在我的襯衫最高一粒紐扣開著的地方，我感覺到她的兩個指尖觸到瞭我赤裸的皮膚。
“也許是這樣吧，”她說，“我隻是覺得，我們倆都得小心，也許他哪一天就什麼都不跟我們說瞭。我是說我們不能就這樣習慣於此。”
“當然不能瞭。但是人在他這個年紀，有時候也會需要一定的隱私權。我們不必知道他所有的事，否則他可能會將秘密守得更緊。”
我看著克萊爾的眼睛。我的妻子，此刻我這樣想著。有什麼理由讓我不稱她為我的妻子呢？我的妻子——我伸出一隻手，摟住她的腰，把她拉向我——即使隻是在今晚。我的妻子和我，我腦子裡有個聲音在說，我的妻子和我想要酒單。
“你笑什麼呢？”克萊爾，我的妻子問。我看瞭看我們的啤酒杯，我的已經空瞭，她的還有四分之三，一如往常。我的妻子喝得總是比我慢，也正因如此，我才愛她，也許在今天這樣的夜晚，我比往常更愛她瞭。
“沒什麼，我……我想到瞭我們。”
一切都那麼快，這一刻我還在看著克萊爾，看著我的妻子，用深情的目光，或者至少是愉悅的表情，而下一刻我就發覺眼前一片濕潤瞭。
無論如何，我都不能讓她發現，因此我將臉埋入她的發間，把她摟得更緊，吸噬著一種味道——香波的味道，或者是香波和其他什麼東西混合的味道，暖暖的。哦，是幸福的味道，我想。
如果我一個小時前就在樓下等，等到是時候出發，而不是上樓進米歇爾的房間會怎樣？
如果那樣的話，我們接下來的生活會怎樣？
如果那樣的話，我在我妻子發間聞到的還會是幸福的味道嗎？會不會變成一種對遙遠過去的回憶，一種下一秒就會失去的東西的味道？如同此刻這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