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吉和芭比在多爾多涅有一處房產，每年都會帶著孩子們去那裡。他們屬於那種荷蘭人，認為隻要是法國的，就是一等一的：從法式羊角包到塗有金銀畢奶酪的法式長棍，從法國轎車（他們自己開的就是輛高級標致）到法語歌曲，再到法國電影——全然不顧居住在那兒的法國人對荷蘭人的仇視。多爾多涅的房子，每兩棟就有一棟上面塗著反荷蘭人的標語，但據我哥哥所言，那隻是“一小撮可以忽略不計的人”的行為，商店裡所有的人都對他們很友好。
“噯，要看情況，”賽吉說，“還沒有完全確定。”
一年前我們在去西班牙的途中順道去瞭那裡，三個人，第一次。“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們待瞭三天，離開的時候克萊爾說的。我的兄嫂已經苦苦哀求瞭那麼久，讓我們實在不得不去一次，如果還要再推下去就幾乎可以稱得上無禮瞭。
房子坐落在一個山丘上，掩映在樹叢中，穿過樹枝可以看到遠處的山谷，多爾多涅河靜靜地流淌著，河灣處閃閃發光。我們在那兒的幾天，天氣悶熱，沒有一絲風，甚至在屋子背面靠墻的背陰處也熱得讓人無法忍受。在荷蘭從來沒見過的巨大的甲蟲和綠蠅，在樹葉間嗡嗡嗡地大聲來回騷動，或是以同樣的吵鬧聲啪啪地撞擊著玻璃，弄得玻璃都在窗框裡晃動起來。
我們被介紹給“咱們的泥瓦匠”，是他把外面的廚房和主屋連成一體的；面包師的“夫人”，她丈夫是一傢“很普通的、隻有附近的人才去的餐館”的老板，餐館坐落在多爾多涅河的一條分支的河畔。“我的弟弟。”賽吉向某人介紹我。身處法國人當中，他似乎自我感覺相當良好，畢竟都是些最普通的人，在荷蘭，普通人是他的最愛，有什麼理由不算上這兒的呢？
不過他似乎一點都不清楚，這些普通人可以從他這兒、從這個荷蘭人身上和他的第二套房子上賺到大筆的鈔票，這至少可以成為他們顯示出最低程度的禮貌的原因之一。“如此友善，”賽吉說，“如此質樸。在荷蘭哪裡還有這樣的人呢？”他似乎沒有註意到，又或者他根本不想看見，在他說出瞭擴建廚房加頂所需的幾片真正的鄉村屋瓦的價錢之後，“咱們的泥瓦匠”讓一大坨綠色的、混有鼻煙的泥糊拍在瞭他們的露臺的地磚上。還有這位面包師的“夫人”，在賽吉介紹他的弟弟時，她其實很想繼續服務她那些正排著長隊的其他客人，就是這些客人，他們正互相眨著眼，交換著意味深長的眼神：所有的眼神都在訴說著對這些個荷蘭人的蔑視。平易近人的餐廳老板在我們的桌邊蹲瞭下來，像是在搞什麼陰謀似的嘀咕道，他今天從一個農民手上弄到瞭些新鮮的葡萄蝸牛，這種蝸牛，那個農民一般不會輕易出手，但是現在卻專誠以“特價”供給賽吉和“他可愛的傢人”，不過即非如此，也能吃到別的地方吃不到的東西。其間似乎已經沒有什麼事能影響我的哥哥瞭，哪怕隔壁桌的法國客人拿到送上來的菜單，上面就有每日特惠，一個簡單的每日套餐，包含三道菜，總價隻有一份蝸牛的一半。至於在該餐廳嘗酒之事，我已不願再多說瞭。
我和克萊爾在那兒待瞭三天。在這三天裡，我們還參觀瞭一個酒莊。在那裡，我們和其他上百個外國人——最主要是荷蘭人——一樣要排隊等候，直到一位向導領著我們，穿過十二間裡面擺著老式的架子床和低矮的小蟾蜍沙發椅的、熱得快要沸騰起來的房間。剩下的時間，我們都坐在花園裡，這個花園最大的特點就是熱。克萊爾還試著讀點東西，我則感覺實在已經熱到連書都不能打開的地步瞭，因為書的白頁會刺痛我的眼睛。但是要什麼事都不做也很困難：賽吉總有些事忙，有些房屋整修的事，他是自己搞定而不需要別人幫忙的。
“如果你自己動手整修房屋，就會贏得這兒的人的尊重，”他說，“這一點是可以感覺到的。”
因此，他不辭辛苦地親自給手推車裝上屋瓦，推到公路邊把貨卸下來，又在公路和廚房之間來來回回奔波四十幾趟。他一定沒有想過，他這種自我證明的方式，是否也許會剝奪本應屬於“咱們的泥瓦匠”的部分有償工作時間。
就連煙囪的木頭他也自己鋸，有時會讓人覺得這是他競選照片中的場景：賽吉·羅曼，這位人民的候選人與手推車、鋸子、大木塊為伍，一位與眾人無異的普通人，隻有一點不同——普通人無法在多爾多涅購置第二套房。這很可能是他為什麼從不讓新聞界的人來到這個被他稱為他的“農莊”的地方的最主要原因。“這裡是我的地方，”他說，“我和我的傢人相處的地方。這與其他任何人無關。”
要是他有一刻正好不在運瓦或是鋸木頭，那麼他就在忙著摘漿果啦、醋栗啦、黑莓啦，然後芭比用它們來做果醬：頭上包一塊農民的頭巾，整天忙著把熱騰騰、黏糊糊、聞起來甜甜的東西，大把大把地塞進上百個儲藏罐裡。對克萊爾來說，除瞭詢問是否需要她幫忙以外沒有別的可做，正如我覺得有義務幫賽吉弄屋瓦一樣。“我能不能幫忙？”在他推瞭七趟車之後我問他。“那，我就不客氣瞭。”他回答。
“我們什麼時候能離開這裡？”當晚上我們終於可以一起躺在床上，相互依偎靠近對方時，克萊爾問我——不能靠得太近，否則實在太熱。她的手指被黑莓染得藍藍的，她的頭發上也有更深的藍色，甚至臉頰也有幾條。
“明天，”我說，“哦不，我是說後天。”
我們在那兒的最後一晚，賽吉和芭比請瞭一些朋友和相識在花園裡共進晚餐，全是荷蘭的朋友和相識，沒有一個法國人，他們都在這附近擁有第二套房。“別擔心，”賽吉說，“隻是一個小圈子，都是很好的人，真的。”
十七個荷蘭人，還沒算上我們三個，晚上就拿著酒杯、端著盤子站在花園裡。其中有一個年紀較大的女演員（“沒工作沒男人。”第二天早晨克萊爾對我說）；還有一個骨瘦如柴的退瞭休的芭蕾舞動作設計者，這人隻喝他自己帶來的半升裝的偉圖水；另外還有一對不停地挑剔對方的男同性戀作傢。
芭比擺瞭個自助餐，有沙拉、法國奶酪、小香腸和法式長棍，賽吉則獻身於燒烤，他弄瞭個紅白格子的圍裙系在胸前，烤著漢堡包和吉卜賽串。“燒烤的藝術就在於火要恰到好處，”晚飯前的幾個小時他對我說，“其他的都是芝麻綠豆。”我接到個任務：收集幹樹枝。賽吉喝得比往常都要多，烤肉架邊立著一瓶外面套著簍子的葡萄酒，也許他腦子裡想的都是這個夜晚的成功，比他肯承認的還要多。“在荷蘭，他們現在這會兒就隻會蹲坐在他們的土豆加醬汁前，”他說，“這簡直不能去想。這兒的一切才叫生活啊，夥計們！”他用肉叉指向那些保護著花園不受貪食之人侵犯的樹叢和灌木。
今晚所有我與之交談過的荷蘭人，都或多或少有同樣的故事要講，甚至經常是用同樣的言辭。他們一點都不羨慕嫉妒他們因貧困或其他各種責任而留在傢鄉的同胞們。“我們在法國這兒過著如同上帝一般的日子。”一個按照她自己的說法在減肥產品領域工作瞭很多年的女人如是說。我開始還以為，她可能是想讓自己顯得幽默風趣，但後來我明白瞭：她確實是認真的！
我看著那些人，他們手中執著葡萄酒杯，映照在金黃色的光線之下，那是由賽吉安排在花園的戰略性位置上的眾多火把和舞會的燈光交織而成的光線。我的耳邊傳來瞭電視廣告中那個老演員的聲音，十年前——還是二十年前？“沒錯，在法國的生活真的如同上帝一般。喝著幹邑白蘭地，吃著正宗的法國奶酪……”
我的鼻子裡又鉆進瞭波爾斯因奶酪的氣味，仿佛恰恰在這一刻，有人正用所有法式奶酪仿制品中最惡心的一種，塗抹瞭一片吐司，然後遞給我。受燈光和這種惡臭的混合影響，我兄嫂的花園慶祝會使我覺得，它就好似一則腐敗瞭的過時廣告：一則二十年前的奶酪仿制品的廣告，裡面一克法國奶酪都沒有，正如這兒——多爾多涅的中心的奶酪一樣，在這兒，他們所有的人隻是在扮法國人，真正的法國人恰恰通過他們的不在場而顯目。
對一些反荷蘭人的話語，他們所有人隻是聳瞭聳肩。“這些頑劣的年輕人！”那個失業的女演員說。廣告公司的一個文案員賣瞭“店”，打算在多爾多涅永久定居，他認為這些話主要是針對從荷蘭來這兒度假的人，那些人所有的食品都是從傢裡帶的，不會為當地的零售業花一個子兒。
“我們不一樣，”他說，“我們在他們的飯店吃飯，在他們的酒吧喝保樂力加，讀他們的報紙。如果沒有像賽吉以及其他很多這樣的人，可能他們的磚匠或白鐵匠都要關門大吉瞭。”
“更不用說那些葡萄酒農瞭！”賽吉說著，舉起杯子，“幹杯！”
後面的遠處，花園的陰暗角落裡，灌木叢附近，那個骨瘦如柴的芭蕾舞編舞正和那對男同性戀作傢中年輕一點的那個擁抱狂吻。我看到一隻手消失在襯衫下方，立即撇過目光。
我在想，假如那些反荷的人不僅僅停留於話語會怎樣？也許把這群好吃懶做、自由散漫的傢夥嚇走，並不需要花多大的力氣。隻要一點真正的暴力威脅，荷蘭人很容易就會害怕。剛開始的時候，打破幾片窗玻璃就夠瞭，如果還沒達到預期的效果，可以再燒掉一些二套房的玻璃。不用太多，因為此項行動的目的在於，使這些房子的所有權重新回到本來就有權利擁有它們的人的手中，比如年輕的法國人或剛結婚的小夫妻，由於現在暴漲的房價，他們隻能住在父母傢裡。這些荷蘭人在這塊地區把房價搞得烏煙瘴氣，甚至連個古堡廢墟都貴得嚇人。這些廢墟經過要價相對較低的泥瓦工的改建，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空著、關著。仔細想想，還真令人驚異，到目前為止鮮有事故發生，而當地的居民最多隻是塗鴉幾下而已。
我掃瞭一眼草坪，此間有人放上瞭一張伊迪絲·琵雅芙的CD。芭比在慶祝會前就在身上裹瞭件寬松的黑色透明晚禮服，現在正嘗試伴著不確定的、微醉的舞步，放聲唱瞭起來：“不，我沒什麼可後悔。……”如果砸玻璃或放火都不能達到想要的結果的話，那就必須采取些更強硬的措施，我還在想。人們可以用這樣的方法把荷蘭軟蛋從他的房子裡引出來，即騙他說帶他去認識一個價錢很便宜的葡萄農，實際上是把他引到一片玉米地痛打一頓——不光是一頓拳打腳踢，還有棍棒相加。
或者隨便在哪兒看到一個荷蘭人在街上瞎逛，拎著個裝滿法式長棍和葡萄酒的籃子走在個拐彎處，或是從超市回傢的路上，人們可以讓所駕車輛如避開障礙物一般突然轉向——幾乎是出於疏忽。之後人們就會一直說“突然一下他就出現在瞭引擎蓋上”——也許根本什麼也不說，就讓這荷蘭人像隻被軋死的兔子一樣躺在街邊，然後在傢裡銷毀保險杠和擋泥板上可能留下的痕跡。隻要使館的人一到，所有的一切就搞定瞭：你們本就不該來這兒！滾回你們自己的國傢去！去你們自己的地方用長棍、奶酪和紅酒扮法國好瞭，不要在這兒，在我們的領地上！
“保羅……！保羅……！”草坪的中央，芭比向我伸出手臂，她飄動的長裙離一根舞會蠟燭近得危險。音箱裡亮出一聲“我的上帝”——跳舞，在這片草地上和我哥哥的女人跳舞，如同上帝在法國。我絕望地尋找著克萊爾的身影，終於，在一張擺放奶酪的桌子後面，我發現瞭她——就在這一刻，我們的眼神交匯到瞭一起。
她正陷在與那個失業女演員的交談中，悲傷地看著我。在我們傢鄉荷蘭，宴會上的這種眼神隻有一個意思：“我們可以走瞭嗎？”可我們還不能走，我們已經被詛咒瞭，要痛苦地待到結束，明天我們就可以離開瞭。克萊爾現在的眼神隻是在說“救命啊”。
我打瞭一個手勢，告訴我的嫂嫂，我剛好這會兒不能，但是過會兒一定會和她在這草地上跳舞，然後便走向奶酪桌。“微笑吧，我的上帝……！歌唱吧，我的上帝！”伊迪絲·琵雅芙唱道。當然，在多爾多涅這許多擁有第二套房產的荷蘭人當中，總是會有不聽教誨的類型，我思考著。這些人把頭埋進沙子裡，他們在這兒就是一幫不受歡迎的滲入者，這樣的意見休想滲入他們的腦袋。他們拒絕看見各種信號，並在所有這一切——砸玻璃、放火、同胞被杖打和軋死事件發生之後，仍然堅持這隻是“一小撮可以忽略不計的人”的所作所為。也許對這最後一幫荷蘭的榆木腦袋，還需要用點更暴力的手段才能把他們從幻想中拉出來。
我不禁想到《稻草狗》和《激流四勇士》這兩部每當我在農村時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的電影，但在這兒，在多爾多涅，在我兄嫂創造瞭他們自稱為“法國天堂”的山坡上，這種狀況比以往都要更糟。《稻草狗》中，對那些設想著來這片蘇格蘭的鄉村買棟漂亮的房子的新定居者，當地的居民從一開始的刁難發展到後來的血腥報復。《激流四勇士》講述的是美國的深山野人偷襲一群來自都市的泛舟旅行者的故事。兩部電影都沒有避諱施暴和謀殺場景。
在開口跟我說話之前，那女演員先把我從頭到腳打量瞭個遍。“您的太太剛剛跟我說，你們明天要離開我們。”她的嗓音甜得做作，就像無糖可樂裡的甜味劑，或是給糖尿病患者吃的糖果的餡，這些東西按照包裝上的說明是不會使人發胖的。我看向克萊爾，她迅速地望瞭望繁星點點的天空。“然後還要去西班牙。”
我又不禁想起《稻草狗》裡面我最喜歡的場景。
不知這矯揉造作的聲音會變成什麼樣，如果它的女主人被幾個喝醉酒的法國泥瓦匠拖進一間倉庫裡……喝到爛醉如泥時他們會連女人和隻剩外墻的廢墟都無法分辨。當這些泥瓦匠開始著手早就該做的保養維修時，這女人是不是仍舊有備好的臺詞可用？當城墻逐層被鏟平，她自然的聲音是不是會重新顯露出來？
此時，花園的邊緣出現瞭一陣騷亂，不是在陰暗的、有灌木的、芭蕾舞動作設計者正要脫年輕一點的男同性戀作傢衣服的那側，而是在靠近房子的一側，在通向鄉間馬路的石子小路附近。
大約有五個男人——法國人，我立刻就看到瞭，即便很難解釋我如何能這麼快就看出來：很可能是因為服裝，他們的服裝雖顯得有些鄉土氣，卻不像荷蘭人的衣服那樣裝腔作勢、隨隨便便兼邋邋遢遢。其中一個男人肩上掛著桿獵槍。
也許孩子們確實像我們的米歇爾第二天仍堅持聲稱的那樣說過點什麼，或是其間獲得過可以離開宴會“進村”的準許。另一方面，在過去的幾小時裡，我也沒有真的想過他們。賽吉的女兒瓦萊麗整晚大部分時間都蹲在廚房的電視機前；不知什麼時候她和我們大傢道瞭聲晚安，連她的叔叔保羅也得到瞭兩個臉頰之吻。
現在米歇爾正被兩個法國人夾在中間，他的頭垂著——夏天時，他讓他長到瞭肩膀的黑發向下順滑地掛著，其中一個男人緊抓著他的上臂。賽吉的兒子裡克也被緊抓著，也許根本沒那麼緊，有一個法國人把一隻手搭在他的肩上，好像他不會再有什麼危險舉動似的。
其實最主要的是博，那個來自佈基納法索的被領養的兒子，那個通過給他的學校捐贈白鐵皮屋頂的建築、給他帶來新的父母的“發展援助項目”，在荷蘭稍事停留後降落到多爾多涅的一群荷蘭人中的領養兒，才必須被制服，免得造成更多危害。他不停地亂跺亂揮，另兩個法國人把他的手臂扳到瞭背後才最終將他制伏在地，把他的臉埋進我哥哥的花園的草地裡。
“先生們……！先生們！”我聽見賽吉邊急忙大步走向這群人邊用法語在喊。但很明顯，他已經喝瞭不少本地區產的葡萄酒，因為正常的走路對他而言都有些吃力。“先生們！這兒到底發生瞭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