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在工作的時候，有一次上課講到一句關於斯大林格勒戰役的話，我掃瞭一眼整間教室。
那麼多顆腦袋，我在想，那麼多顆腦袋，裡面皆是空空如也。
“希特勒當初一味地醉心於斯大林格勒，”我說，“盡管從戰略上看，馬上突破莫斯科會好得多，但是對他而言，問題在於這城市的名字——斯大林格勒。這座城市有著他最大的勁敵約瑟夫·斯大林的名字。這座城市必須首先攻占，因為這將會產生一種心理上的效應，攻占瞭它就等於攻占瞭斯大林。”
我停瞭一會兒，又掃瞭一眼整間教室。幾個學生正在記我說的話，其他人都看著我，其中既有感興趣的，也有目光呆滯的。我覺得感興趣的人多過呆滯者，不過其實這些我都已經無所謂瞭。
我想到瞭他們的生活，許多人都要繼續進行下去的生活。
“這些個非理性的原因，會導致一場戰爭的勝利，”我說，“抑或失敗。”
在我還在工作的時候——對我而言，說出這句話還是一如既往地困難。我可以在此做一番詳細的說明：我曾在很久以前對自己的人生有過其他的規劃，但都沒用上。是有過其他的計劃，至於其內容就與任何人都不相關瞭。“在我還在工作的時候……”這句話於我而言，不管怎樣都比“在我還站在講臺上的時候……”聽著舒服，或者比那句最可怕的，那些最惡劣的傢夥——我以前那些全都自稱純種教育傢的老師和同事，他們最喜歡說的一句話——“當我還在從事我的教育事業的時候……”，聽著舒服。
我更願意說說我教課的內容，當然這也與其他人無關。人們會馬上給你蓋上印章，說，哦，他就是老師。這說明瞭點什麼，但是究竟說明瞭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他們卻不會透露給你。我教歷史，我教過歷史，後來就沒有再教瞭。大約十年前我就停止瞭。我不得不停止——盡管我一直還是認為，不管是“停止”還是“不得不停止”，在我這宗個案裡都一樣與真相相去甚遠，盡管是在不同方面與真相相左，但距離都是一樣遠。
那是從火車上開始的，在去柏林的火車上。結局的開端，我想說：（不得不）停止的開端。要是算回去，整個過程還不到兩三個月。一旦開始瞭，就真的很快。就像一個人剛被診斷出患有惡性疾病，六周後他就死瞭。
之後我最多的感受就是開心和輕松。教課的時間也真夠久瞭。我一個人坐在一節平時都是空的車廂的窗邊往外看，半個小時都隻有一排排的樺樹從窗前飛奔而過。然而現在我們正穿越越個城市的近郊。我看見很多住房還有高樓，那些房子的花園，經常幾乎延伸到鐵軌。其中一個花園裡，繩子上晾著白色的床單，另一個則掛著秋千。那時是十一月，天很冷。花園裡看不到一個人。“也許你該去度個假，”克萊爾說，“去他個一周。”她說，她註意到瞭我身上有些特點：我對任何事都會特別激動，反應劇烈。這一定是因為我的工作，學校的工作。“有時我會問自己，你究竟是怎麼堅持下來的，”她說，“你真的不需要自責。”她說米歇爾還不到四歲，她能行，他一周上三天幼兒園，在這三天她就有時間留給自己。
我曾想過羅馬、巴塞羅那，想過那兒的棕櫚樹和露臺，但最終還是選擇瞭柏林。特別是因為我還沒有去過那裡。一開始，我還有點小興奮。我收拾瞭個小箱子，想盡可能少帶點東西：輕松上路，我想這樣去旅行。那點小興奮持續到瞭火車站，去柏林的火車已經在軌道上候著瞭。剛開始的一程還相當不錯。我看著一排排的住宅區和廠房慢慢地從視野中消失，沒有一絲遺憾。同樣在第一群奶牛、水溝和電線桿出現時，我也隻是把視線投向我面前的東西，投向馬上要在我面前出現的東西。之後，興奮感被些別的東西擠掉瞭。我想到瞭克萊爾和米歇爾，想到我們之間越來越大的距離。我看到我的妻子和我們的兒子一起出現在幼兒園大門口，看到她把米歇爾抱上自行車後座，然後手裡拿著傢門鑰匙插進我們的門鎖。
當火車到達德國的地界時，我已經去瞭幾趟餐車，為瞭拿些啤酒。已經太晚瞭，我已經到瞭一個無法回頭的點。
此時我看著那些房子和花園，心想，到處都是人。有這麼多的人都把他們的花園甚至建到瞭鐵軌邊來。
到瞭酒店房間，我給克萊爾打瞭電話。電話裡，我試著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正常些。
“怎麼瞭？”克萊爾馬上就問道，“你一切都還好嗎？”
“米歇爾怎麼樣？”
“很好。他在幼兒園裡用陶土做瞭一隻大象，也許他想自己跟你說。米歇爾，爸爸要跟你講電話……”
不，我想說。不。
“爸爸……”
“哈囉，我親愛的。媽媽跟我說瞭什麼，你做瞭一隻大象對嗎？”
“爸爸？”
我得隨便說點什麼，但就是想不出該說什麼。
“你是不是感冒瞭，爸爸？”
在接下來的幾天，我竭盡全力去扮演一個興致盎然的遊客：我沿著剩下的柏林墻散步，在那些據旅遊指南描述隻有普通的柏林人才去的飯店裡吃飯；夜晚是最糟糕的，我站在酒店房間的窗前，看著街上來來往往的車輛和數不盡的燈光，還有那些行色匆匆的路人。
我有兩個選擇：要麼待在窗邊看，要麼把自己融入到這些人當中去。我也可以假裝自己好像在去什麼地方的路上。
“怎麼樣？”一周之後，當我重新把克萊爾摟在懷裡時，她問道。我摟得比我之前想要的還要緊，但另一方面，我又摟得不夠緊。
幾天後，學校也開學瞭。開始的時候，我還以為這跟我出瞭趟遠門有關。
但實際上發生瞭點事，這些事被我帶回瞭傢。
“人們可以問問自己，如果沒有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話，現在會有多少人，”我說著，在黑板上寫下瞭數字55 000 000，“如果他們都繼續努力制造出更多的孩子來……請你們在下節課之前算出來。”
我絕對知道，盯著我的學生比平時多得多，也許甚至所有的學生都在看著我：先看看黑板，然後回到我身上。我笑笑。學校的樓裡通風設備都是中央控制的，窗戶是不能打開的。“我去外面透會兒氣。”說著，我就離開瞭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