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幾天之後我去找瞭學校心理專傢范·迪倫。回到傢，我說瞭實話，我告訴克萊爾，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得讓我保持安靜。我跟她說瞭心理專傢通過傢庭醫生給我開的藥，而且是在一個不到半小時的對話之後。
“哦，對瞭，”我對克萊爾說，“他建議我戴副太陽鏡。”
“太陽鏡？”
“他說，戴上太陽鏡，可以幫我擋掉眾多意欲侵入我的東西中的一部分。”
我隻隱瞞瞭一小部分實情。我用隱瞞這一小部分的方式，避免讓自己撒一個真正的大謊。
心理專傢跟我提瞭一個名字，一個聽上去像是德國人的名字。是一個神經病學傢的姓，由他發現的病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用一種療法我可以對其稍加控制，”范·迪倫邊說邊嚴肅地看著我，“但是最初您必須把它當作神經性疾病來對待。用正確調配的藥物，可以很好地掌控這種異常現象。”
之後他又問我，據我所知，有沒有其他傢族成員也有類似的病痛或癥狀。我想到我的父母，然後是祖父母，整個族系裡的人都過瞭一遍——叔叔阿姨、堂表兄弟姐妹，還嘗試不忘范·迪倫所說的話，即這種病的癥候群經常是幾乎感覺不到的：大部分人表現都還算正常，最多會有些許遲鈍，他說。在比較大的場合，他們經常是要麼說大話，要麼幹脆什麼都不說。
最終我搖搖頭。我想不起任何人。“您問到我的傢庭成員，”我說，“是不是意味著，這種病是可遺傳的？”
“有時候會，有時候不會，我們總要看看病人的傢族史。您有孩子嗎？”
這個問題，經過它完整的有效距離傳到我這兒來，持續瞭一點時間。在此之前，我還在想遺傳物質的問題，這個比我的出生還要先一步的物質。現在我才想到米歇爾。
“羅曼先生？”
“等一會兒。”
我想到我那快四歲的兒子，想到他房間裡地板上到處都是的小汽車。我這輩子第一次想，他是怎麼玩這些車子的。下一秒我問自己，我現在是不是都是站在患病的角度去看待他的每一個行為的？
在幼兒園裡呢？幼兒園裡的人從沒發現什麼嗎？我絞盡腦汁地想，有沒有人也許曾經說過什麼，一個匆忙的評語，說米歇爾跟其他孩子有些不太一樣，或者說他在其他方面的行為會有所偏離——可是我什麼也想不起來。
“您有沒有孩子還得考慮嗎？”心理專傢微笑著問。
“不，”我說，“隻是……”
“您也許在考慮，要不要再生幾個吧。”
直到今天我還能清楚地記得，我回答他的時候，甚至連睫毛都沒眨一下。
“是的，”我說，“像我這樣的情況你會勸阻我嗎？”
范·迪倫向前傾瞭傾身子，雙手交叉托著下巴，肘部撐著桌子。“不。也就是說：當今這一類的異常現象在出生之前，就可以通過一個羊水測試測出來。當然，您必須事先清楚地瞭解，它們在裡面幹什麼。終止妊娠不是個容易的決定。”
這時，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都閃現在我腦子裡。一個接一個來，我警告自己，一個接著另一個，慢慢來。在回答心理專傢關於我們是否還想要孩子的問題時，我沒有撒謊，據實說瞭是。最多就隱瞞瞭我們已經有一個瞭的事實。生產的過程真是恐怖至極，在米歇爾出生後的頭幾年，克萊爾甚至不願意聽到任何有關再次懷孕的話，但是最近一段時間，我們確實偶爾又提到這個話題。我們倆都很清楚，必須快點做決定，不然的話米歇爾和他的弟弟或者妹妹之間的年齡差距就太大瞭——如果說現在的差距還不算太大的話。
“有沒有一種測試，可以測出一個病人的孩子有沒有患病？”我問。我註意到自己的嘴唇比幾分鐘之前更幹瞭，我得用舌尖濕潤它，才能繼續正常說話。
“嗯，也許我得糾正一下。雖然我剛才說過，這個病在孩子還在羊水裡的時候就能診斷出來，但是也不完全如此。最多有可能倒過來：通過測試羊水，我們可以指出有些地方不對勁，但是具體什麼不對勁，還要通過進一步的測試才能明確。”
我明白瞭，在那期間就已經成病瞭。一開始走上瞭岔路，然後就是受苦和癥候群，最終到達疾病。
“而這就已經足夠構成墮胎的理由瞭，”我問他，“就算沒有進一步的測試？”
“這個問題得這樣看：比如唐氏綜合征或者所謂的脊柱裂，羊水裡是有明顯的征兆的。在這些情況下我們會建議終止妊娠。而這裡談的這種病，我們更多的還是在半明半暗之間徘徊。但是我們總還是要警告傢長們。實際當中大部分人會選擇不冒這個風險。”
范·迪倫已經逐漸轉到用“我們”瞭，好像他代表整個醫學傢群體似的。可他隻是一個簡單的心理專傢，還是個學校心理專傢，已經沒法再低下去瞭。
克萊爾是不是做過羊水測試？如果我連這都不知道，真是夠氣人的。幾乎所有的地方我都陪著一起去瞭：第一次照超聲波，第一堂孕期體操課——雖然隻是去瞭第一堂課，幸運的是，克萊爾比我還覺得那件事好笑，連男人也要跟著一起練習喘息——還有第一次參觀助產實踐，也是最後一次。“我不會讓助產士靠近我！”她說。
不過克萊爾也有幾次是單獨去的醫院。她說，她覺得要我犧牲半天的工作時間陪她去醫院，去婦科醫生那裡做常規檢查，簡直就是扯淡。
我差點就要問范·迪倫，是不是每個懷孕的婦女都要做一個羊水測試，還是隻有特定的有這種風險的人群才要做，但是很快我就把這問題咽瞭回去。
“三四十年前就已經有羊水測試瞭嗎？”我問道。
心理專傢考慮瞭稍許，然後回答說：“我想沒有。不，您說的那時候沒有。其實我百分之百肯定，那時候還沒有這種測試，沒有。”
我們對視，在那一刻我知道，范·迪倫想的東西跟我一樣。
但是他沒有說出來。很可能他不敢說，因此我就說瞭。
“嗯，那是不是說，我今天能坐在這裡，坐在你面前，其實還得感謝那時候的科學還沒有發展到如此地步？”我說。“我是說我的存在。”我補充道。雖然這是個多餘的補充，但是我就是有興趣聽到它從我的嘴裡大聲說出來。
范·迪倫慢慢地點點頭，嘴唇揚起瞭被逗樂的微笑。
“如果您這樣認為的話，”他說，“如果那時候就已經有這種測試的話，那麼你的父母選擇不冒這個風險，也許並不是完全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