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之前，米歇爾還寫瞭一篇關於死刑的作業，歷史課的作業。起因是一個關於謀殺犯的紀錄片，他們服刑期滿之後即將重新投入社會，可經常是還沒被釋放就又開始殺人瞭，於是就引起瞭關於支持和反對死刑的討論。裡面還有一個對美國一位心理學傢的采訪，他的意見是，有些人永遠不應該釋放。“我們必須承認，這個世界上是有魔鬼到處亂竄的，”這位心理學傢說，“對於這些魔鬼，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能考慮對其減輕處罰。”
幾天之後，我看見米歇爾的書桌上飄著這篇作業的前幾頁。封面他用瞭一張從網上下載下來的照片，是一張白色的鐵床，在美國的某些州，死囚就在這樣的床上被註射致死的藥物。
“也許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地方……”我曾對他說。又過瞭幾天，他給我看瞭完成的第一稿。
“最主要你得告訴我，這樣寫行不行。”他說。
“這樣行不行？”我問。
“我不知道。有時我想到些事情……而我不知道這種事是不是不允許想。”
讀瞭他的第一稿——我被震撼瞭。作為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米歇爾對於有關犯罪和懲罰的各種事情有著非同一般的見解。一些道德上的兩難境地，他一直討論到結尾。我理解他所說的有些也許不允許想的事是指什麼瞭。
“很好，”我把作業還給他的時候對他說，“換作我就不會有任何擔心。你當然可以想任何事，不必現在就剎車。你寫得很清楚。其他人得先找到有力的反證才行。”
幾天後，他又給我看瞭下一稿。我們探討瞭他寫的那些道德問題。那段時光給我留下瞭很美好的回憶，特別特別美好的回憶。
他的作業交上去還沒一周，我就被叫到校長那兒去瞭。電話裡，他請我在一天說好的那個時間去找他，說要跟我聊聊我的兒子米歇爾。在電話裡我問瞭，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不過我已經猜到個八九不離十，應該是跟他關於死刑的作業有關。但我還是想聽他親口告訴我原因——可他沒有說。“有些事我想跟您談一談，但不是在電話裡。”他說。
在約定的那天下午，我走進瞭校長的辦公室。校長請我坐到他辦公桌對面的椅子上。
“我想跟您聊一聊米歇爾。”他開門見山地說。我強壓下瞭說出“不聊他還能聊誰”的沖動，把一條腿架在另一條腿上，擺出認真聽講的姿勢。
在他的腦袋後面掛著一張一個援助機構的巨幅海報，我不記得是樂施會還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瞭，畫的是一片貧瘠的土地，顯然沒有植物願意在上面生長，下方的角落裡蹲著一個穿著破爛衣衫的孩子，正張開他一隻瘦削的手。
這張海報給我的感覺是，我得特別小心。很可能這位校長反對全球變暖和一般性的不公。也許他不吃哺乳動物的肉，而且他是反美的，或者至少反佈什——持後面這種態度的人，可是為自己謀得瞭一些特權的，他們就不用再去想其他任何事情。誰反對佈什，誰就是明智勇敢的，就可以在他周遭的圈子裡放心大膽地當一個無恥之徒。
“到目前為止，我們對米歇爾一直都很滿意。”校長說。我聞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不一定是汗味，更像是分開的垃圾——或者說得更準確一點，是經分類後的部分垃圾的味道，一般出現在生物垃圾桶裡。我無法擺脫掉這種印象：那氣味是直接從校長身上傳出來的。也許他不用除臭劑，為瞭保護臭氧層；或者也許他的妻子是用環保洗衣粉洗衣服的，眾所周知，時間久瞭，白衣服就會慢慢變灰，並且再也不會變幹凈瞭。
“不過最近他的一篇歷史作業，引起瞭我們一定程度的不安，”校長繼續說道，“至少它特別引起瞭我們的歷史老師霍爾塞馬先生的興趣，正是他拿著那篇作業來找的我。”
“關於死刑的。”我說，為瞭結束這種繞來繞去的對話。
校長看瞭我一眼，他的眼裡也有些灰灰的、呆板的東西，一般智力水準的無聊的眼神，自說自話地斷言他已經把一切都調查清楚瞭。“正是。”他說著，從書桌裡拿出什麼東西，然後開始在裡面翻來翻去——是我讀過的封面是黑底白字、下方印著白色鐵床照片的《死刑》。
“尤其是下面這一段，”校長說，“這兒，‘……且不論國傢執行死刑的種種不人道，人們可能有時會問，對有些罪犯來說，這樣做是不是會更好，即在前一個階段就……’”
“您不需要念給我聽，我知道裡面寫瞭些什麼。”
從校長的臉部表情可以看出來，他並不習慣被人打斷。“正是，”他又說瞭一遍，“那麼您對內容很熟悉咯？”
“不光如此。我還在某些地方給瞭我兒子一些指導。隻是一些小建議，絕大部分當然都是他自己寫的。”
“但是很明顯，您不認為有必要在我剛剛提到的、我想把它稱為‘私自執行司法’的章節給予他一些建議咯？”
“是的，但是我對‘私自執行司法’這個概念不敢茍同。”
“那您把它叫作什麼呢？畢竟這裡很明確講的是未經過正式的審判程序就執行死刑。”
“但同時講的是死刑的不人道。由國傢執行的非人道的、臨床的死刑。用註射或是電椅。還有關於所有那些可怕的最後一餐的細節，被判死刑的人可以自己挑選的最後一餐。最後一頓最喜歡的飯菜，不管是魚子醬加香檳，還是雙層大漢堡王。”
我正面臨著所有傢長或早或晚都會面臨的兩難境地。當然，人們會想維護自己的孩子，為自己的孩子說話，但是又不能做得太激烈，哪怕稍有口才都不行——不能把其他人逼得太緊。中小學老師和大學講師們雖然會讓你說完，但是之後，他們就會報復在孩子身上。也許你擁有本質上更站得住腳的論據——擁有比老師或講師端出的更為有力的論據並不難，可是最終，孩子會為此付出代價，他們會把在跟傢長的舌戰中輸掉的挫敗感轉嫁到孩子身上。
“這一點，我們大傢都認同，”校長說，“有著健全的理智的正常人，都會覺得死刑很不人道。我不說這個，這一點米歇爾已經闡釋得相當好瞭。我關心的僅僅是這個部分，這裡說，也許很不幸地，要將消滅犯罪嫌疑人合法化，在他們被控告之前。”
“我認為自己很正常，也很健全。我也認為死刑非常不人道。但是，我們同時也和不人道的人分享著這個世界。這些不人道的人，難道應該鑒於他們的良好表現就給他們減刑，然後簡單地重新放歸社會嗎？我的觀點與米歇爾所指的相同。”
“那人們就可以直接射死他們，或者我們來看看這裡還寫瞭什麼。”他在作業裡翻著，“‘把他們扔出窗戶’，我想是從警察局十樓的窗戶裡扔出來。說得輕一點，這在一個法治國傢裡並不普遍。”
“是的，可是您現在是在斷章取義。這裡討論的是最糟糕的一類人，米歇爾寫的是關於兒童強奸犯——常年監禁兒童的男人。此處，別的因素也起著作用。在訴訟的過程中，所有這些污穢的東西將被再次呈上，以一個‘誠實的訴訟’的名義。可是這會對誰有益呢？
“傢長嗎？這是個關鍵問題，而您卻避而不談。當然，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是不會把人從窗戶裡扔出去的，也不會在把罪犯從警局押送至監獄的途中，由於疏忽而讓槍走火。但是這裡講的不是受過教育的人，而是說那些一旦他們不存在瞭，每個人都會松一口氣的人。”
“對，就是這個。所謂的因疏忽而給嫌疑犯吃顆槍子兒，在警車車廂裡，現在我想起來瞭。”校長把作業放回到書桌上，“這也是您的‘建議’之一嗎，羅曼先生？還是您兒子一個人想出來的？”
他聲音裡傳出來的東西，讓我脖子背後的汗毛都豎瞭起來；同時我還覺得手指發癢，或者更準確地說，手指發麻。我已經很小心瞭。一方面，我要為這份作業給米歇爾戴上桂冠——與往常一樣，不管怎麼說，他都比書桌對面那個散發出堆肥臭味的麻木的臉聰明多瞭；另一方面，我又必須保護我的兒子免受刁難。他們可能會開除他，我在想，他們可以把他趕出學校。而米歇爾在這兒很開心，這兒有他的朋友。
“我必須承認，他受瞭一點我對這些個話題的態度的影響，”我說，“我對怎麼處置犯罪嫌疑人有我自己的看法。也許我把這些想法，在有意或無意中，強加給瞭米歇爾。”
校長用審視的眼光看著我，假如可以將一個如此低智商的生物的眼光稱作“審視”的話。“剛才您還聲明過，絕大部分都是出自您的兒子之手。”
“沒錯，尤其是說國傢執行死刑不人道的章節。”
經驗告訴我，跟低智商的人打交道，必須堅決對其撒謊——謊言可以讓這笨蛋不用丟臉、全身而退。還有，我真的知道，這篇文章裡究竟什麼是我的獨創，什麼是米歇爾的嗎？我記得有一次吃飯時談到一件事，關於一個殺人犯，在服刑期間的一次限時休假中，才剛剛自由沒幾天，就極有可能又殺瞭一個人。“這樣的人就不該被釋放。”米歇爾說。“是不該釋放還是都幹脆再也不要逮捕？”我問。米歇爾已經十五歲瞭，我們可以和他探討幾乎所有話題，他對一切都很感興趣：伊拉克戰爭啦，恐怖主義啦，近東問題啦——在學校裡不會講到這些事，他認為這些事都被學校冷落瞭。“你說幹脆再也不要逮捕是指什麼？”他問道。“嗯，就是這個意思，”我回答，“就是我說的字面意思。”
我看著校長。這個相信全球變暖、相信可以完全消除戰爭和所有不公的惡心的傢夥，極有可能也相信那些強奸犯和連環殺人犯是可以被教化的，如果讓心理學傢常年對其進行教導的話，他們是可以逐漸重返社會的。
這位到現在為止都是微微向後躺在椅子上的校長，這會兒向前傾過身子，兩隻前臂——手掌平放，五指分開——放在書桌上。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您曾經也當過老師？”他說。
我頸後的汗毛和發麻的手指沒有欺騙我：這種低能動物要是面臨著在一個話題中輸掉的威脅，就會尋找其他的材料，意圖得到重視。
“是的，我教過幾年書。”我說。
“是在……對嗎？”他說瞭一個學校的名字，一個到現在仍會激起我復雜的情緒的名字，就好像一種病，官方雖已聲明痊愈，但是人們自己知道，它還會在身體的另一個部位出現。
“是的。”我說。
“他們讓您退休瞭。”
“這樣說並不完全準確。當時，建議是我提出來的，是我希望能休息一陣。之後一切都回歸正常瞭的話，我是想再回到崗位上去的。”
校長連咳瞭幾下，目光轉向他眼前的一張紙。“事實是您並沒有重新回到崗位上，您已經失業九年瞭。”
“是退休。我隨時都可以在別處重新開始。”
“可是根據這份……寄給我的材料，您是否能再就業，跟您的心理鑒定結果有關哦。決定權不在您這兒哦。”
又是那學校的名字！我感覺到自己左眼下方的肌肉皺在瞭一起，這雖然沒有什麼意思，但是別人卻可能會把這解釋為一種怪癖，所以我裝出眼睛裡進瞭什麼東西的樣子，用指尖揉瞭揉，可是肌肉似乎抽搐得更厲害瞭。
“啊，這沒有什麼好多說的，”我說，“我要再工作，肯定不需要得到心理專傢的批準。”
校長又看瞭一眼那張紙。“這裡寫的可不一樣……這裡寫著——”
“我可以看一眼嗎？”我的聲音聽上去很尖銳，帶著命令的口氣，不給人留有一絲反抗的餘地。但是校長並沒有馬上滿足我的要求。
“請讓我說完，”他說，“幾周前，我碰巧和一個之前的同事聊過天，他現在在……工作。我也不知道是怎麼說起的瞭，隻記得聊到瞭現在普遍的教師崗位的工作壓力，聊到熱情耗盡和壓力狀況。他提起一個名字，我覺得很熟悉。開始我還想不起來為什麼會這麼耳熟，後來我突然想到瞭米歇爾，然後就想到瞭您。”
“我的熱情並沒有耗盡，這是一種流行病。而我也並沒有覺得壓力有多大。”
現在我可以看到，校長的左眼也在抽搐，雖然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這叫作怪癖，但這確是一種突然無力的標志，甚至更嚴重——是一種害怕。我並沒有意識到，不過也許這是因為我的語氣——剛才最後幾句話，我是特意加強瞭語氣慢慢說的，比之前的要慢——不管怎樣，給校長的警示燈算是亮瞭起來。
“我並沒有斷言您得瞭這種病。”他說。
他的手指在桌子上敲著，而且他的眼睛又一次抽搐瞭！沒錯，發生瞭一些變化，就連他之前陳述關於死刑的站不住腳的理論時有些自以為是的語氣，也消失殆盡瞭。
現在我可以穿透那堆肥的臭氣清楚地聞到——害怕。如同一隻狗可以聞到害怕一樣，我也聞到一種模糊的、發酸的氣味，之前並不存在。
我想，在那時我站瞭起來，我也記不清楚瞭，腦袋裡不知哪兒出現瞭個盲點，一個時間的斷層。我也不記得是不是還講瞭更多的話。跟往常一樣，我突然站瞭起來。我從椅子上站起身來，俯視著校長。
之後的事，都跟高度的差異有關，跟校長還坐著，而我俯視著他這一事實有關——我比他突出，也許這樣說更準確。校長因他的坐姿而處於不利的地位，所謂的易受傷害的不利地位，這一事實如同一條不成文的法則，如同水由高向低流動，或者，我們回到狗身上。眾所周知，狗常年接受主人的喂養，被呼來喝去，連一隻蒼蠅都不敢傷害，它們是聽話的寶貝，可是有一天，它們的主人突然失去瞭平衡，踉踉蹌蹌，最終倒地。立刻，狗就跑到他身邊，用它們的牙齒咬斷他的脖子，之後，它們或許還會將他撕成碎片。這是本能。倒下的就是弱者，躺在地上的就是犧牲品。
“我現在再次請您讓我瞧瞧那張紙。”我說，隻是出於禮節，手同時指著那張放在他面前、他正用雙手蓋住的紙。隻是出於禮節，因為現在要阻止下面發生的事已經太晚瞭。
“羅曼先生……”他還在說。然後我一拳打在他臉上，血立刻飆瞭出來，很多血——從他的兩個鼻孔裡飆出來，濺到他的襯衫上、書桌上，還有他捂著鼻子的手上。
此時我已經繞過書桌，給瞭他的臉又一擊，這次更用力，他搖搖欲墜的牙齒弄得我的指骨相當疼痛。他嘴裡不清不楚地叫瞭幾聲，不過我已經把他從椅子上拎瞭起來。他的喊叫無疑像拉響瞭警報，在接下來的三十秒內，校長辦公室的門一定會被擠破，不過三十秒已經足以產生巨大的破壞瞭，我想，三十秒對我來說，足夠瞭。
“你這隻叫人惡心的臟豬！”我喊道，然後一拳打向他的臉，同時一隻膝蓋攻向他的下身。可之後發生瞭我沒有料到的事，我沒有想到他居然還有力氣動彈。我以為，我可以在那些擁進來的老師把我們分開之前靜靜地把他幹掉。他的頭閃電一般向上一撞，撞到我的下巴，雙手用力緊緊鉗住我的小腿，讓我一下子失去瞭平衡，向後倒瞭下去。“該死的！”我叫道。校長沒有立刻向門跑去，而是跑向窗戶。沒等我掙紮著起身，他已經打開瞭窗戶。“救命！”他向外大叫，“救命！”
可就在此時，我已經來到他身邊，抓住他的頭發，向後扯著他的腦袋往窗框上撞。“我們還沒完呢！”我對著他的耳朵大叫。
校園裡有很多人，主要是學生，現在一定正是下課時間。他們所有人都往上看著我們。
我立刻認出人群中一個戴著黑色便帽的男孩。在眾多人中認出一張熟悉的臉，是一件能讓人感到一絲欣慰、給人些許平靜的事。他和一小群人站在一起，在離通向教學樓的階梯的不遠處，其中有幾個女生和一個坐在踏板摩托車上的男孩。戴著黑色便帽的男孩脖子上繞著一副動圈式耳機。
我揮瞭揮手。對此我還有清楚的印象。我向米歇爾揮瞭揮手，並試著對他笑。我想用揮手和笑容告訴他，也許這一切在外人眼裡很戲劇性，但實情並非如此。實情是，我和校長有意見分歧，針對他的——米歇爾的作業，但是解決在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