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萊爾？”
這是我今晚第二次推開女士洗手間的門叫她的名字，可是沒有人回答。外面不知何處傳來瞭警車的警笛聲。“克萊爾？”我又叫瞭一遍。向裡走幾步，經過插著白色水仙花的花瓶，然後得出結論：所有的馬桶間都沒人。當我經過衣帽間和迎賓臺、向門口走去時，我聽到瞭第二聲警笛。穿過樹叢，我能看到藍色的燈光在平民酒館處閃爍。
趕緊跑過去是最自然的反應——但是我沒有這樣做。不過我卻感受到瞭心臟所在之處有一些沉重、一些抑鬱：我感到一種壓力，不過我已經準備好瞭。胸中的抑鬱是因為心裡的明確：該來的總歸要來。
我的妻子，我想。
開始跑起來的巨大誘惑重新升起，為瞭上氣不接下氣地到達酒館——那裡的人一定會把我攔在門外。
我會喘著粗氣叫，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在裡面！
就是這幅我想象中的關於酒館門口的事故的畫面，放慢瞭我的腳步。我來到通向那座橋的石子路。從我踏上石子路的一刻起，我就已經舉步維艱，從我的鞋子和石子擦出的咯咯聲，從每兩步之間的間隔就能聽出來——我在以慢動作的速度挪動。
我一隻手扶著橋上的欄桿，停住瞭腳步。藍色的光倒映在我腳下黑暗的水面上。這會兒透過樹叢，對面街的酒館清晰可見。人行道上、平臺前，斜斜地停著三輛警車、一輛救護車。
隻有一輛救護車。不是兩輛。
這樣靜靜地觀察這一切——好像它們彼此之間毫無關聯——並得出我的結論，真是愜意。此時我的感覺跟以前經常在緊急關頭時（克萊爾被送進醫院時；賽吉和芭比試圖把我兒子帶走卻最終失敗時；我看到監視器裡的畫面時）有的感覺一樣：我感受到瞭，是又一次感受到，我可以很鎮定而有效地應對這一切。
我望向側面，餐廳的入口處，此時已經聚集瞭幾個女侍者，顯然是警笛和藍光激起瞭她們的好奇心。我是說，在她們當中也有那位餐廳主管，因為我看見一個穿西裝的男人點燃瞭一支煙。
起先我以為，站在餐廳門口的人也許無法辨認出我的存在，然而我又想到瞭幾個小時前，我看得相當清楚，米歇爾騎著車從橋上經過的樣子。
我得繼續往前走，不能再站著不動瞭，否則之後就會有一個女侍者做證說，橋上站著一個男人。我不能冒這個險。“這很少見。他就這樣站在那兒。我不知道這個信息對你們是否有用。”
我從口袋裡掏出芭比的手機，把它舉到水面上方。被撲通的一聲吸引，一隻鴨子遊瞭過來。然後我放開橋上的扶手，繼續前行。不再是慢動作的速度，而是以一種盡可能自然的速度：不是太慢，也不是太快。在橋的另一側，我越過自行車道，看瞭看左邊，然後繼續向有軌電車車站走去。酒館附近已經聚集瞭一些圍觀的人，在這麼晚的時間也沒有一大群，最多二十個好事者。酒館左邊有一條狹窄的小巷，我就朝著那巷子走過去。
還沒等我走到人行道，酒館的彈簧門就開瞭，並發出兩聲巨大的拍打聲。從裡面出來瞭一個擔架，一個帶輪子的擔架，四名醫護人員兩推兩拉。最後一名護工高高提著一個塑料輸液袋，後面跟著芭比，她的眼鏡已經摘掉瞭，正用一張手巾壓在眼睛上。
擔架上的人隻看得到一個頭，從綠色的被單下伸出來。其實在這整段時間裡我都知道，不過現在還是松瞭一口氣。那個頭用棉花和紗佈包著——帶血斑的棉花和紗佈。
擔架通過打開的車尾門被送進瞭救護車。兩個醫護人員先上車，另兩個跟在擔架後面，跟芭比一起。車尾門關上瞭，救護車從人行道上向右一轉，往市中心的方向急速駛去。
救護車警報器響起，也就是說，還有希望。
也許又恰恰沒有，這總是取決於你從哪個角度看待。
我沒有很多時間來思考接下來的事，因為彈簧門又開瞭。
克萊爾被兩名警察夾在中間走出來，她手上沒有戴手銬，警察還沒有逮捕她。她看看周圍，在那一小群人中搜尋著，搜尋著一張熟悉的臉。
然後她找到瞭。
我看著她，她看著我。我向前走瞭一步，至少我的身體透露出我想向前一步的意願。
在那一刻，克萊爾搖瞭搖頭。
她向我發出信號，叫我什麼都別做。她已經快走到一輛警車前瞭，第三個警察正為她把著後門。我很快看瞭看周圍，想看看人群中有沒有人註意到克萊爾是在對誰搖頭，然而他們所有人都隻對那被押上警車的女人感興趣。
走到警車開啟的後門前，克萊爾定瞭一會兒，她在找尋著並最終找到瞭我的眼睛。她的頭動瞭動，對不知情者來說，這看上去就好像她隻是為瞭低下頭鉆進車裡，隻有我知道，克萊爾的頭顯然是偏向一個特定的方向。
就在我的斜後方，對著那條小巷，那條回傢最近的路。
回傢，我的妻子說瞭，快回傢去。
我沒有等警車開走，而是立刻轉身走掉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