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2日，這一天是我接受日本教育過程中的一個轉折點。我一動不動地守在電話機旁，兩隻腳擱在迷你冰箱裡——在炎熱的夏天，怎麼涼爽就怎麼來瞭——等著日本最負盛名的讀賣新聞社隨時都會打過來的電話。我想得到一份記者的工作，否則就得當無業遊民瞭。這是一個漫長的夜晚，進行瞭整整一年的求職活動到瞭最關鍵的時刻。
就在一年前，我還沉溺於安逸的大學生活，對自己的未來漠不關心。我當時是在坐落於東京市中心的上智大學(1)攻讀比較文學學士學位，同時為學生報寫些文章。
不錯，我有一定的經歷，但沒有一種經歷可以成為我職業生涯的開端。我是從教英語開始做起的，現在做的是把英文版的功夫教學錄像翻譯成日文版的，收入相當可觀；加上偶爾給有錢的日本傢庭主婦做做瑞典式按摩，我的收入足夠應付日常的開支，但學費還是得靠父母替我交。
我當時並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我的大多數同學在畢業之前就已經敲定瞭他們的工作崗位——俗稱“內定”（這種做法雖然違反就業規定，但每個人都這麼幹）。我也從索尼電腦娛樂公司那兒得到瞭這樣的許諾，機會好是好，不過我得因此延長一年學業。這並不是我真正想做的工作，可那畢竟是索尼公司啊。
於是，在1991年的年底，趁著課程壓力不大，自己又有的是時間，我決定埋頭苦學日語。我下瞭去參加大眾傳媒專業考試的決心，這樣，我就可以直接讀研究生，然後試著找一份職業，當一名能用日語工作和寫作的記者。我曾異想天開地以為，我都能為校報寫文章瞭，為一份擁有八九百萬讀者的全國性報紙寫文章應該也不算什麼太難的事。
在日本，想在大報開拓職業生涯的人並不需要從地方小報兢兢業業地做起。這些大報每年都會直接從大學畢業生中招聘大量的記者，不過，新人必須先通過一個標準化的“聯考”——可以說是報業的SAT考試(2)吧。這類考試通常是這樣進行的：有抱負的記者都可以到一個大禮堂去報到，參加為期一天的測驗。如果你的分數達標，就會得到一次面試的機會，然後還可能會有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你在面試中表現得都挺不錯，而且面試官也喜歡你，那麼，你可能就會得到一份工作的許諾。
說實話，我當時並沒有想到自己真的會被日本的報社錄用。換句話說，一個來自美國密蘇裡州的猶太小子要想得到這麼高端的日本新聞團體的青睞，得有什麼樣的機遇啊？但我當時也沒太在意。我想，隻要有東西學，有目標，即便達不到目的，在追求的過程中也可能會有一些別的收獲。最起碼我的日語會有所進步吧。
不過，我應該去申請哪一傢呢？日本的新聞媒體多如牛毛，也比美國顯得更有活力。
在日本，《讀賣新聞》的發行量最大——每天1 000萬份以上，所以，它也是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朝日新聞》一直緊隨其後（現在這個差距有點拉大瞭，但仍位居第二）。人們常說，《讀賣新聞》是自民黨（即保守的自由民主黨，它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就一直主宰著日本政壇）的喉舌，《朝日新聞》是社會黨人（現在幾乎銷聲匿跡瞭）的黨報，第三大報《每日新聞》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報紙，這傢報社根本摸不透是站在哪個黨派一邊的。《產經新聞》可能是當時的第四大報，一般認為這份報紙是為極右翼分子說話的；有的人說，它的可信度跟超市小報差不多。不過，它常常也會登一些挺不錯的獨傢新聞。
共同通訊社（共同社）相當於日本的美聯社，這傢新聞媒體就更讓人摸不透瞭。它的前身“同盟通訊社（同盟社）”是二戰時期日本政府的官方宣傳部門，戰爭一結束，它就獨立出來瞭，但和日本政府仍有著藕斷絲連的關系。此外，電通社——日本（乃至世界）最強大的廣告代理機構——擁有共同社的控股權，有可能幹涉共同社的新聞報道。不過，讓共同社成為眾多記者趨之若鶩的一流通訊社的，是它的工會——每個日本記者都羨慕的地方。共同社的工會保證記者能夠享用到他們應得的假期，這在日本的大部分企業裡是非常罕見的。
還有一傢叫時事通訊社（時事社），有點像共同社的小弟弟，但肯吃苦耐勞。它的讀者群較小，記者也較少。有個笑話說，時事社的記者都是在看瞭共同社的報道之後才動手寫自己的報道的——真是殘酷行業裡的一個殘酷玩笑啊。
起先我挺看好《朝日新聞》，可後來發覺這份報紙一有機會就說美國的壞話，心裡覺得很不舒服。這種做法似乎和我對大多數日本人的印象不太相符。我一直覺得他們是把美國看作一種民主之聲，在將自由和正義遍佈自由世界。
《讀賣新聞》的社論讀起來相當艱澀（行文極為謹慎而曖昧，而且使用大量的漢字），但國內新聞欄目的文章的確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人口販賣”一詞尚未成為流行語的時候，《讀賣新聞》就刊登瞭一系列很有深度的文章，犀利地披露瞭那些被偷運到日本從事性工作的泰國婦女的境況。這組文章對待那些婦女的態度比較莊重，對警方在這個問題上的不作為持批評態度（盡管含蓄瞭點）。在我看來，報紙是堅定地站在弱勢群體一邊的，是在為正義而戰。
朝日新聞社和讀賣新聞社的考試在同一天舉行，我報名參加瞭讀賣新聞社的考試。
考試是讀賣新聞社的新聞研討會中的一個環節，這是報社在正式的求職期開始之前招聘人才的一種眾所周知的秘密招數——有助於他們百裡挑一。這一活動沒有大張旗鼓的宣傳，因此，如果你真的想進讀賣新聞社，就必須一絲不茍地讀報，否則就會錯失良機。為大學校報工作的那些有志成為讀賣新聞記者的人都在一字不漏地查看著報紙的每一個版面。在一個註重面子的國傢，我也得打扮得體面一些。我把衣櫃翻瞭個遍，卻發現潮濕的夏天早已把我的兩套西服拿去做黴菌實驗瞭。沒辦法，我趕緊跑到一傢大折扣男裝店，買瞭一件約合300美元的夏季西服。這件西服的面料很薄，很透氣，上面的黑色粗紋也顯得很考究。我穿上它挺好看的。
犬養是我的朋友，也是校報的編輯，我想在他面前顯擺一下我挑選服裝的眼光。可當我走進他那間坐落在暗得像地牢的地下室裡的事務所時，他的反應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傑克，謹致以深切的慰問。”
另一位女同事青山也顯得神色憂傷起來，但什麼也沒說。
我弄不清楚發生瞭什麼事。
“出什麼事瞭？你的朋友出事瞭？”
“朋友？”
“誰死瞭？”
“咦？沒有誰死瞭啊。我認識的人都好好的。”
犬養摘下眼鏡，用襯衫擦瞭擦鏡片：“這麼說，這西服是你自己買的咯？”
“沒錯。3萬日元。”
我看得出來，犬養被這景象逗得很開心，因為他的眼睛瞇縫得像隻快活的小狗。“你當時想買什麼樣的西服來著？”他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問道。
“廣告上寫的是‘禮服’。”
青山小姐吃吃地笑瞭起來。
“怎麼瞭？”我說，“有什麼問題嗎？”
“糊塗蛋！你買瞭件葬禮用的西服！這不是‘禮服’，是‘喪服’！”
“有什麼區別嗎？”
“喪服是黑色的。沒有人會穿黑西服去面試。”
“沒有人這麼穿？”
“嗯，也許壓酷砸會吧。”
“哦，那我能不能假裝剛參加過葬禮回來？也許還能博得一點同情。”
“那倒也是。人們一般都會同情智障人士。”
青山插瞭一句：“你也許可以去應聘當壓酷砸！他們都是一身黑！你可以成為頭一號‘老外’壓酷砸！”
“他天生就不是當壓酷砸的料，”犬養說，“要是他們把他攆出來可怎麼辦？”
“那倒也是，”青山點瞭點頭說，“萬一當不成壓酷砸，要回頭來當記者就沒那麼容易瞭。9個指頭可打不好字哦。”
犬養已經笑得前仰後合瞭：“我想他不可能留著9個指頭出來，最多8個吧。他是個典型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粗魯，不圓滑，從不守時——野蠻人一個。”
“可以理解，”青山說，“其實，他還是可以用食指打字法嘛。不過，從職業生涯的觀點來看，我認為他真不是塊壓酷砸的料，盡管他穿著黑西服看上去的確很帥。”
“那我該怎麼辦？”
“另買一套吧。”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道。
“可我沒錢瞭。”
犬養顯得很體貼人的樣子：“嗯，你是老外，興許別人不會把你怎麼樣。也許有人還會覺得這身打扮很可愛呢……如果他們不會因為這個就把你當作白癡的話。”
而我真的就這麼幹瞭。
5月7日12點50分，我穿著喪服，帶著其他的必需品，硬著頭皮參加瞭研討會的第一場研習會，會場設在《讀賣新聞》總部隔壁的一個富麗堂皇的大樓裡。研討會預定分兩天舉行，但這兩天不是連在一起的。第一天整天是講課；第二天是“演習”——這個詞還有“實地操練”的意思，是考試的一種委婉說法。看到他們用這個詞，我有點驚訝，它基本上就是個軍事術語(3)。
研討會以開幕詞和一個題為“給有志成為新聞記者的人”的講座拉開瞭序幕，接下來的一個講座是關於新聞報道的基本倫理。然後是兩個小時的研習會，那些“火線佬”——在職的記者們——談瞭他們的工作、獲得獨傢新聞的歡樂和被競爭對手捷足先登的痛苦。
講座中的許多細節我都記不住。我在閱讀和學寫半吊子日語文章上花瞭很多時間，看來這也有不利的一面：我的聽力太爛瞭。我的發言也的確不算是最流利的。但我要做一次有可能成功的冒險。即使你想得到一次面試的機會，也必須在筆試中取得好成績，所以，我花在閱讀和寫作上的時間比別的地方多。我並不是聽不懂日語，隻不過是聽力和會話差瞭一點而已。
不過，在我能聽懂的內容裡，我認為那個警方記者對東京都警視廳的公安部門的評論很不錯。那人看上去四十來歲，一頭灰色的鬈發，肩膀耷拉著——日本人把這種姿勢叫作“貓姿”。
他介紹說，東京都警視廳的公安部門很少發佈公告，也從來沒有發放過新聞稿。凡事都是在新聞發佈會上口頭傳達，所以，你一不留心就會錯過新聞報道的題材。那兒不是追求緊張刺激的人（或者外國人）待的地方。有的時候，記者耗在那兒一整年也寫不出一個字來。但是，如果有逮捕事件發佈，那一定是個大新聞，因為這樣的事件都涉及國傢安全。
實際考試（或叫“演習”）定於3天後進行，地點是坐落在東京郊外的讀賣理工學院。
我沒看過這傢企業的宣傳冊，有點摸不著頭腦：一傢報社竟然還能開一所職業教育學校。我當時還不知道讀賣新聞社遠不止是一傢報社；它是一個業務范圍極其龐大的綜合企業，包括讀賣樂園遊樂場、讀賣旅行社、位於鐮倉的讀賣旅館（傳統式日本客棧）。讀賣新聞社在其總部的三樓還有自己開的小醫院，四樓有休息區，還有餐廳、藥店、書店和一名公司內部專用的按摩治療師。公司擁有的棒球隊（讀賣巨人隊）在日本國內的知名度很高，常常被比作紐約揚基隊。有瞭娛樂、度假、保健和體育的設施，你一直待在《讀賣新聞》帝國裡都可以瞭此一生。
從車站出來，我跟在成群結隊的年輕日本人後面，他們都身穿深藍色西服，系著紅色領帶——當時流行的“新人款式”。1992年的時候，那些曾經跟風把自己的頭發染成棕色或紅色的人又都把頭發染回瞭黑色。穿藏青色女式西服的女孩子寥寥無幾。
我在考試前15分鐘到瞭職業教育學校。簽到後，接待處的一個工作人員問我：“您確定自己沒搞錯地方？”
“我敢肯定沒有搞錯。”我恭敬地回答道。
考試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日語測驗；第二部分是外語測驗，你有幾種外語可以選擇；第三部分是短文寫作；第四部分是給你一次機會，把自己當作具有職員潛力的人來推銷。
我很輕松地答完瞭第一部分的問題，比別的人提前瞭20分鐘。我在那兒坐瞭一會兒，挺為自己感到自豪；不過，當我漫不經心地把試卷翻過來時，發現事情有點不對勁——試卷的另一面上還有問題呢。我拼命想答完那些問題，但恐怕這一輪是考砸瞭。時間到瞭，我把答完瞭的（或者說是沒答完的）卷子交瞭上去。我懷著對自己的滿腔憤怒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心裡盤算著要不要放棄其餘的考試回傢去。
我想必是受到瞭打擊，悵然若失地坐在那兒。這時，一位讀賣新聞社的人走到我的面前，拍瞭拍我的肩膀。他剪著披頭士式的短發，戴著一副絲邊眼鏡，有一副跟他的身材和相貌不太般配的沙啞嗓子。（我後來才知道，他是人力資源部的遠藤先生，數年後死於咽喉癌並發癥。）
“你在應征者當中很惹眼吶，”他用日語對我說道，“你為什麼要參加這個測驗？”
“我想，如果考好瞭，可能會對去英文報《讀賣日報》(4)找工作有所幫助。”
“我瞄瞭一眼你的卷子。你正面的題答得真不錯，背面的題怎麼瞭？”
“真不好意思，我沒想到卷子兩面都有題，等我發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瞭。”
“哦，讓我記一下。”他邊說邊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臺小小的電子記事本，在上面匆匆地寫著什麼。
然後他又抬起頭來對我說：“別考慮《讀賣日報》，到那兒去是一種浪費。你應該爭取去報道真實的東西。你還有機會在這次考試中發揮出自己的水平。你是上智大學的學生，對吧？”
“是的。”我說。
“果然不出所料。堅持下去。”他輕輕拍瞭拍我的肩膀說。
聽瞭這番話，我坐在那兒，內心鬥爭得很厲害。是放棄考試回傢呢，還是堅持下去？我起身離開座位，把背包甩上肩頭，又環視瞭一下教室，一剎那仿佛時間都停滯瞭——唧唧喳喳的閑聊聲消失瞭，大傢的動作都停在半空中，我的耳邊響起一陣尖銳的嗡嗡聲。就在那一瞬間，我意識到，離開還是留下將成為我一生中最大的決斷。也許在另一個世界的某個地方，我離開瞭。但在這個世界裡，我不會那樣做。
我“砰”的一聲把背包放在桌上，坐瞭下來。我拿出鉛筆，拉正椅子，坐直身子，做好瞭參加第二輪考試的準備。如果能為自己的人生配樂，我當時就會選007電影的主題曲吧。誠然，擺放好鉛筆並不能為你開個好頭，但這畢竟是我有生以來最英勇的行為瞭。
接下來是外語測驗，我精明地選擇瞭英語。於是，那幾個月為功夫教學錄像制作單調乏味的翻譯字幕的經歷就派上用場瞭。當時，我得將一段評論俄羅斯自由經濟的英語文章翻譯成日文，然後還得將一小段談論現代社會進步的日語文章翻譯成英文。我在10分鐘的休息時間到來之前就把這兩段都搞定瞭。
然後是短文寫作，文章的主題是“外國人”。經歷瞭第一輪的痛苦，我開始感覺到幸福瞭。這是外國人常常會被問到的一個話題，在上智大學，學校還會要求外國人寫這樣的文章。
有時，水平高不如運氣好。
成績公佈瞭，雖然我的日語測驗一敗塗地，但我還是在100個申請人中排到瞭第90名，也就是說，我的日語測驗成績比排在我後面的那10%的日本本國的申請人好。而我的外語測驗得瞭第一名——不論是英文翻譯成日文還是日文翻譯成英文。事實上，我的英文翻譯也丟瞭幾分，但這並不表明我的英語有什麼問題。我的短文寫作得瞭個C，問題在於內容而不是語法。前三門測驗的成績加起來，如果總分按100分算，我的得分是79分，名次上升到100人中的第59名。雖然我的成績不算響當當，但還是被叫去面試瞭。我所能想到的唯一理由就是，有人考慮到我看漏瞭日語測驗的背面，去掉瞭我的一些丟分。
三個星期後的第一次面試短得讓我樂而忘憂。我得到瞭解釋自己為什麼會考砸的機會，然後他們問我對工作有什麼期望，是否樂意長時間工作。我強調說自己願意努力工作。他們問到我對《讀賣新聞》的瞭解程度，我就提到瞭那組關於泰國妓女的系列報道，談瞭那個深度報道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當時在場的那幾位首都組的記者因此給我加瞭馬屁分。
他們告訴我還會有兩次面試，但過瞭好幾個星期也沒有一點音信。
我焦躁不安起來。剛開始隻不過是一種瘋狂的挑戰，現在卻出現瞭可能成功的端倪。我每天都早早地回到傢裡等電話，一字不落地讀報，卯足勁兒學日語。我想，如果得到這份工作，我怎樣才能幹得下去？我開始看電視，希望自己在聽力理解上有所進步。
然而，這種不安定的生活所產生的失落感變得越來越強烈；有一天，我受不瞭瞭，不由得沖出傢門，跑到歌舞伎町的一傢電影院裡看瞭一部爛恐怖片。
看完電影，走在回傢的路上，我瞥見一臺模樣挺古怪的塔羅牌占卜機立在商店街的入口。我心想，既然這麼心神不定，聽一聽專傢的意見也沒有什麼壞處吧。
我往占卜機裡投瞭100日元，屏幕亮瞭，粉紅色和綠色的燈呈旋渦狀盤旋起來。我在占卜類別中選瞭“職業”，算命先生選瞭“坦陀羅夫人”，然後仔細鍵入我的個人信息。接著，坦陀羅夫人伴隨著一陣耀眼的煙霧出現在屏幕上，她是個很可愛的日本女人，身著披肩，額頭上有一點紅記，活像個印度女祭司。她讓我挑幾張牌，我滾動著水晶球狀的鼠標，在虛擬桌上一字擺開的牌堆上點瞭幾下。
定論：劍神，一身正氣。
成功。
關鍵詞：好奇心
你最適合的工作是當一名撰稿人或編輯，或者做一些與寫作有關的事情。這種工作需要有文學功底，還要有一定的厚臉皮、好打聽（刨根問底）的本領。你同時具備這兩種特質，這些本領有朝一日必定派得上用場。隻要你不斷讓自己接收新的信息，照料好你那近乎病態的好奇心，命運會站在你這一邊的。
我興奮極瞭。這簡直太準瞭，我把占卜機打出來的這張字條收好，帶著命運的青睞讓自己增強瞭的信念，坐上末班電車回到瞭傢裡。我查看瞭一下錄音電話，有一條讀賣新聞社的來電，讓我去參加第二輪的面試。
第二輪的面試官有三個人，其中兩位似乎對我很熱情，第三位卻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仿佛我是一隻盤旋在他的生魚片上的蒼蠅。我有一種感覺，自己是個有爭議的候選人。幾個問題之後，一位面試官帶著極其嚴肅的口吻問瞭我下面這個問題。
“你是猶太人，對吧？”
“是的，名義上是的。”
“日本有許多人認為猶太人在操控著世界經濟，你怎麼看？”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如果猶太人真的在操控著世界經濟，你認為我還會來這裡找工作當報社記者嗎？我知道第一年的薪水是多少。”
我猜想這個回答不錯，因為他忍俊不禁，朝我眨瞭眨眼。他們就沒有再問別的問題瞭。
我站起身來正準備離開時，一位面試官叫住瞭我：“阿德爾斯坦先生，最後還剩下一輪面試。如果你被叫到，你的工作就十拿九穩瞭。我們會在7月12日那天給最後人選打電話。在傢裡等著吧，我們的電話隻打一次。”
這樣，時間又回到1992年7月12日，在我的那間小公寓裡，我半個身子都塞在冰箱裡，一隻手緊貼在電話機上，口幹舌燥，身子哆嗦著，覺得自己好像是在等著獲得舞會之夜的最關鍵的約會允諾。
電話是在晚上9點30分的時候打過來的。
“恭喜您，阿德爾斯坦先生。您已經被選上參加最後一輪的面試。請您在7月31日到讀賣新聞大廈來。有什麼問題嗎？”
當然沒有。
最後的面試進行得非常順利。我身邊的人個個笑容可掬，氣氛非常輕松。沒有很難回答的問題。一位面試官開始問我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是有關日本政治的，但他的大阪方言味道很濃，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於是，我玩起精神病專傢的把戲，重復瞭他最後一句話裡的部分內容，加上模棱兩可的評論——“嗯，那隻是這個問題的一種看法。”他好像把我的回答當成瞭完全同意他的觀點的意思，我也懶得去糾正瞭。
最後兩個問題是：
“你在安息日能不能工作？”
沒問題。
“你吃不吃壽司？”
也不成問題。
就這樣，人力資源部的一位長得格外像猶太人的資深職員松坂先生拍瞭拍我的後背說：“恭喜你。你可以認為自己被聘用瞭。正式材料屆時會郵寄給你。”
他一邊送我出門，一邊在我耳邊鬼頭鬼腦地低聲說道：“我也是上智大學畢業的。我從你的老師那兒聽說你很不錯，很高興公司又多瞭一個上智人。”真令人難以置信，我的狗屎運在整個招聘過程中竟然對我不離不棄，甚至到瞭讓聘用委員會裡都有瞭校友關系的地步。
我不知道命運為什麼會如此眷顧我，不過，我想還是應該把所有不光彩的行為掩藏起來。在回傢的路上，我在根津美術館花園裡的佛像前停下腳步，往錢堆裡添瞭幾枚硬幣。
我欠佛陀一些錢（當時是借來買地鐵票的），我一貫不喜歡欠別人的債。
(1) 上智大學（又稱索菲亞大學）是日本的一所由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創辦的天主教大學，與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並稱為“日本私立三大名門”，在歐美國傢知名度較高。上智大學開辦時隻招收男生，1957年才開始招收女生。但目前女生比例已經高於男生。——譯註
(2) SAT考試是由美國大學委員會委托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定期舉辦的考試，考試成績將成為美國各大學申請入學的重要參考條件之一。SAT考試是美國高中生進入美國大學前必須參加的考試，其重要性相當於中國的高考，也是世界各國高中生申請進入美國名校學習能否被錄取及能否獲得獎學金的重要參考。——譯註
(3) 讀賣新聞記者整體有時被稱為“讀賣軍”，社會部（包括國內新聞組、犯罪組、首都組）裡還沒有職務的記者被稱為“遊軍”（字面上是“遊手好閑的軍隊”之意，但帶有傳統意義上的“後備軍”之意）。
(4) 《讀賣日報》是《讀賣新聞》的英文版，但有一些不同的報道。大部分文章還是選譯自《讀賣新聞》的日文版。一些駐東京的外國記者和外國特派員都是在那兒找到他們的第一份工作的，而且有些文章也非常富有創意。另一方面，許多日本職員把被調到那兒工作看作是一種降級、折磨和處罰，或者是在國際新聞部晉級前的考驗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