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始上班還有半年的時間，這段時間足以讓人滋生各種不安的想法。我擺脫不瞭一種感覺：我是不是有點不自量力？我心裡明白，自己的讀和寫沒什麼問題，可應付得瞭用日語進行采訪的工作嗎？
10月，我順道拜訪瞭那位在讀賣新聞社人力資源部負責招聘的假猶太人松坂，要他幫我安排一個就職前的實習工作，這樣我就能開個好頭。他聽瞭我的話，表情有點吃驚的樣子。
“我很欽佩你想為上班做好準備的願望，”他說，“但說實話，我們從來沒有碰到過想提前上班的人。不過，你的情況有點特殊，我會盡量想辦法。”他帶我到三樓喝瞭杯咖啡，給瞭我一份為新晉記者準備的材料，就把我打發走瞭。
兩個星期之後，他打來電話，說是給我安排瞭一周左右的短期實習，讓我去幾個新聞組轉一圈。第一個短期任務就是去東京都警視廳記者俱樂部。
東京警察總部是一幢迷宮般的大樓，這幢大樓在政府辦公區的樓群裡是最高的。這裡是東京警力的神經中樞，大約有4萬人在這裡工作。松坂在總部的大廳裡跟我碰頭，他是來把我交代給井上安政的。井上是個名記者，也是《警務記者三十三年》的作者。他現在是警方報道組組長，是《讀賣新聞》帝國裡一個讓人又愛又怕又嫉妒的人物。他曾經證實瞭一個被判殺妻的大學教授是無辜的，這讓他聲名鵲起。他不僅曝光瞭警察機關和相關檢察機關的過失，而且找到瞭真兇。這起案件成瞭一個陷入冷酷高效的日本司法制度輪下的無辜者可能被如何定罪的典型案例。
井上身高一米七過一點，瘦瘦的身材，蓬亂的長發耷拉在臉頰的兩邊。他身穿灰西服，系著黑領帶，腳上的鞋看上去都快磨破瞭。他的眼睛藏在褐色眼鏡的後面，顯得有點呆板；但他一看見我，那雙眼睛就變得炯炯有神起來。他好像對我的到來頗感興趣。
“你就是我聽說的那個老外瞭，”他熱情地說道，“你會說日語，對吧？”與其是在問我，倒不如說是在問松坂，但我還是答話瞭。
“我會說，動筆就另當別論瞭。”
井上笑瞭起來：“你搞不好比那些幫我幹活的人寫得好哦。上樓吧。”
原則上，任何造訪東京都警視廳的人，隻要不是記者俱樂部會員、在職職員或通過瞭安全調查的人，在進入大樓之前都需要有警察的陪同，井上卻可以隨意走動。3年之後發生瞭奧姆真理教信徒在東京地鐵裡散佈沙林毒氣的事件(1)，打那時起，整個城市的安檢程序才變得更加嚴格瞭。
在電梯裡，井上為我詳細說明瞭警察的組織結構，但我大都記不住。我們在9樓下瞭電梯，這層樓上有東京都警視廳的公務部門和三間記者俱樂部，供全國的報紙、電視、廣播和地方報紙使用。這裡沒有周刊或月刊雜志的位置，因為警察把它們看作是散佈破壞性流言蜚語的媒體，官方記者俱樂部的名單裡沒有它們的名字。
這裡也沒有國外媒體的代表；日本的主流媒體從來沒有對這種外國媒體的缺席狀況提出過異議，今後也一定不會有。如果你已經成為壟斷的一部分，結束你的壟斷地位不符合自己的最高利益。
廚房邊的開闊處擺著一張破舊不堪的辦公桌，一些記者正圍坐在那裡玩牌消磨時間；靠裡邊還有一間陰冷的榻榻米房間，記者們可以在那兒鋪上被褥，一邊在宿醉後睡覺休息，一邊等著下一次新聞發佈會的到來。
記者俱樂部裡的《讀賣新聞》區基本上就是一個用警戒帶圍起來的長方形房間，有一面窗簾掛在那兒當門用。我和井上一起走進去的時候，記者們都圍在一張桌子邊上推敲著一本寫真集。我四下打量瞭一番，這地方和我想象中的日本最大報社的記者辦公室大相徑庭：周圍的圍墻都被頂天立地的書架掩得嚴嚴實實的，長沙發和地板上到處散落著各種各樣的報紙雜志，垃圾桶裡塞滿瞭揉得皺巴巴的傳真紙、吃完的方便面盒和空啤酒罐。每張辦公桌上都有一臺文字處理機(2)。房間最靠裡的位置上放著一臺空調，寬闊的窗臺上擺放著6臺電視機和3臺高高疊起的錄像機。電視機都開著，一個調到消防署波段上的民用電臺發出刺耳的聲音。“門”邊的高低床上有人睡著，鞋還穿在腳上，那天的早刊蓋在他的臉上。
我和井上走到那堆記者旁邊；原來他們正在推敲的是麥當娜剛出版的寫真集《性》，記者們（都是男性）一邊打量著她的胸脯，一邊品頭論足。井上給大傢作瞭介紹，然後拿起那本書遞給瞭我：“你認為這本書淫穢嗎？”這是日文版的，圖像上有很多部位（生殖器和恥毛）都做瞭模糊處理。
“我看不淫穢。”
“哼，如果他們出瞭這種版本，”井上從書架上拉出一本圖像沒有做過任何處理的美國版，接著說道，“警察就會搜查出版社，把印好的書全部沒收掉。Santa Fe(3)的制作方因為展露瞭些許恥毛就差一點遭到拘禁，而美國的這玩意兒簡直和色情沒什麼兩樣。也許可以叫作附庸風雅的色情吧，不過，這就是色情嘛。如果日本出版商不是膿包，我們本可以寫一篇報道的。”
“警察會因為這個抓人嗎？”
“最高法院在1957年做出裁決，任何給觀看者帶來無益的性刺激、有違正常公民的禮儀觀念、猥褻下流、有違公眾的性道德觀念的東西都是淫穢的。正因為是淫穢的，這樣的作品就是非法的，發行這樣的作品就是一種犯罪行為。”
“這意味著什麼？”
“嗯，對警察來說，這就意味著不能露恥毛。或者按過去那樣處理，”井上竊笑道，“這個國傢怪得很。你在光天化日之下口交，性愛俱樂部老板在公開場合公然宣傳他們的服務項目，警察是不會在意的，可他們就是受不瞭別人看人傢性交。恥毛太逼真瞭。這種做法的寓意就是：自己幹吧，別看人傢幹。”
“在美國賣這種玩意兒是合法的嗎？”一個記者問我。
我們花瞭20分鐘去討論日本的色情和美國的色情有什麼不同。這些記者瞭解到，美國的色情片裡很少用章魚及其他動物來遮掩生殖器，透過褲襪的性交並不流行，他們都感到很震驚，讓我下次回美國時帶一些錄像帶回來。
我們走出房間時，井上告誡我說：“什麼色情的玩意兒都別給那些白癡帶，忘瞭這碼事。我們可不想看到你在海關被扣下。沒有那些東西他們也死不瞭。”
他帶我去瞭咖啡店，點瞭些綠茶，問我想在讀賣新聞社幹什麼工作。
我說：“我對新聞調查感興趣，對我還不太瞭解的日本的另一面感興趣。我指的是陰暗面，黑社會。”我告訴他，我父親曾經當過地方驗屍官，犯罪新聞和警方采訪一直是我的興趣所在。
他建議我爭取到社會部的國內新聞組去工作，因為那兒就是負責警方采訪的。井上是這樣評價警方采訪的：“那是報紙的靈魂。別的都隻是充實版面的東西。真正的新聞，能改變世界的新聞，就是我們的工作。”
我向他討教如何當好記者時，他沉吟瞭片刻。他開口說話時，我聞到瞭一點酒味，我後來才知道，他一直喝到那天早上的5點鐘。現在才9點，我想，如果他的酒完全醒瞭的話，他就不會說得那麼坦率瞭。
他說：“新聞報道不是研究導彈，它已經定型瞭。你記住各種模式，然後添磚加瓦，就像柔道一樣，有‘形’讓你去記，去反復練，那就是你要學的基本動作。做記者也一樣，報道暴力犯罪事件有三四種基本形式，你隻要能記住格式，填上空白處，把事實弄清楚，別的就水到渠成瞭。”
接著，他的神情變得嚴肅起來。
“傑克，下面八項原則可以讓你成為一名出色的記者：
“一、不要出賣你的線人。如果你不能保護好線人，就沒有人再信任你瞭。獨傢新聞都基於一個共識：你會保護向你提供消息的人。這是報道的關鍵。你的線人是你的朋友，你的情人，你的愛人，你的靈魂。背叛你的線人就是背叛你自己。不保護好你的線人，你就不是個新聞記者，甚至可以說不是人。
“二、盡快把報道寫出來。新聞的生命是短暫的。錯過瞭機會，報道就過時瞭，獨傢新聞也就沒戲瞭。
“三、不要相信任何人。人會撒謊，警方會說謊，甚至你的記者夥伴也會撒謊。假定別人是在向你撒謊，然後謹慎行事。
“四、盡量搜集各種消息。人有好有壞，但消息沒有好壞之分。消息就是消息，不管是別人給你的，還是你從哪裡偷來的，都沒有區別。其品質——消息的真實性——才是最重要的。
“五、牢記和堅持。人們忘卻瞭的經歷會重新回來困擾他們。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日後有可能演變成一篇比較重要的新聞報道。不斷關註尚未瞭結的調查工作，瞭解它的走向，不要讓川流不息的新新聞使你淡忘瞭尚未完結的新聞。
“六、讓報道的政治立場保持中立，在報道不是出自當局的正式公告的情況下尤其要做到這樣。如果你能通過3個不同的線人核實消息，可能性越大，消息就越準確。
“七、什麼樣的文章都按倒金字塔的形式去寫。編輯是自下而上進行剪裁的。至關重要的內容寫在前面，無關緊要的內容寫在後面。如果你想讓自己的報道能夠留到最後，就按便於剪裁的形式去寫。
“八、不要在報道裡加入你的個人見解，讓別人替你去做這件事。專傢和評論員就是吃這碗飯的。客觀性其實是個主觀的東西。
“就這些。”
這就是一個有存在感、能力出眾、愛耍滑頭的名人給出的坦率得令人吃驚的建議。要知道，井上得在一些很強硬的政策上作文章才能走到這一步。他曾經是個地方雇員，待遇和國傢雇員截然不同。過去，地方雇員基本上屬於二等公民，隻能在地方事務所之間調來調去，根本沒有機會到總部來待上幾年。這樣，他們就接觸不到比較重要的新聞事件，也就談不上在東京謀得發跡的機會瞭。井上一直和這種制度抗爭，最終擠進瞭國內新聞組，在東京都警視廳記者俱樂部占據瞭一席之地。
和所有讀賣新聞社的員工一樣，他心裡很清楚，對立志成為調查記者的人來說，國內新聞組是最合適的地方。要是說想進那兒很難，那麼，想在那兒待下去就更難瞭。在報界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國內新聞組的記者工作時間最長，喝醉次數最多，離婚率最高，死亡時間最早。我不知道這種說法有沒有用統計數據驗證過，但幾乎所有現任和前任的國內新聞組記者對自己的地位都有著一種受虐狂式的自負。
在東京都警視廳待瞭三天之後，我被派到千葉警察本部新聞組去和其他記者共事兩天。千葉新聞組組長名叫金子，是國內新聞組的前任記者，也是東京都警視廳記者俱樂部采訪組的前任組長。這個新聞組既整潔又新潮，裡面擺著兩個島狀的辦公桌，好幾臺傳真機裝在擱架上，所有文件都按年代順序整齊地排放在書架裡。和東京都警視廳記者俱樂部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
金子熱情地接待瞭我。他對我的猶太背景特別感興趣。我們在新聞組一角的沙發上坐下來以後，他就不停地問這問那，最終還是轉到瞭他十分想問的問題上：“你會不會說希伯來語？”
我不會。
他顯得很失望，我便問他為什麼對此有興趣。
“是這樣，我註意到有很多以色列人在販賣手表、珠寶和名牌貨——當然是冒牌貨——在車站附近的大街上，”他說，“我認為他們都要向壓酷砸支付保護費。”
當時，我真的對壓酷砸幾乎一無所知。我知道他們是惡棍，會使用暴力。但除此之外，我就沒有太在意瞭。當然，這種狀況就要改變瞭。
他一邊向我介紹這裡的情況，一邊遞給我一根煙。我接過來點著，盡量不讓自己咳嗽。
“這樣吧，你是外國人，”他接著說道，“也許你可以跟他們談談，打聽打聽。我們想知道壓酷砸勒索一次能得到多少錢，是怎麼成交的。怎麼樣？”
我說，我很樂意去打聽，不過不會用希伯來語。
金子把一個名叫初甲斐的記者叫瞭過來，指派他當我的編輯。我拿到瞭一支筆、一個采訪本和一臺錄音機，進新聞組不到30分鐘就被送出門外瞭。
街頭攤販到處都是，尤其是在車站附近。他們大多看上去像在做泛亞旅行的以色列人，在那兒賣他們從尼泊爾或西藏帶過來的小物件。其中一些人還賣他們在泰國買來的冒牌名表和冒牌名包。我在一個攤販對面的美仕唐納滋店裡坐下，開始觀察起來。
我等瞭兩天，消滅瞭不少甜甜圈，終於看到兩個身穿白色寬松長褲和花裡胡哨的印花襯衫、頭發燙得很卷的日本人朝一個以色列攤販走去。他們顯然是惡棍，其中一個個頭高高的，額頭寬寬的，卻讓另一個身材矮小的傢夥帶路。我走出甜甜圈店，若無其事地在附近溜達著。
他們堵在攤販桌的兩側，我聽見那矮個惡棍對以色列人說瞭四五個詞，其中一個詞聽起來像“地場費”，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詞。那攤販用希伯來語嘟囔著，從攤販桌的抽屜裡掏出一疊現金遞瞭過去。矮個兒壓酷砸把錢交給高個兒壓酷砸，高個兒明目張膽地在大庭廣眾之下數起錢來，然後裝進口袋走瞭，那攤販又繼續做他的生意。
我走到那個以色列人跟前，把他的珠寶打量瞭一遍，同情地搖著頭說：“沒聽說過街頭攤位還得交租金啊。”
那個以色列人把他的馬尾辮甩到背後，疑心重重地看瞭我一眼。過瞭一會兒，看我像是個外國人，才放松瞭警惕：“要是不想讓警察或者那些傢夥跟在你屁股後頭轉，你就得交。他們拿走我賺的30%到35%。”
“咦，他們怎麼知道你賺瞭多少？”
“他們知道，”他說，“他們會先查看攤上擺出來多少，等他們轉回來時再過目少瞭多少。你瞞不過他們。”
“那你為什麼不去找警察？”
“你一定是剛來這兒的，兄弟。我拿的是旅遊簽證，要是我去找警察，那還不得坐牢啊。壓酷砸知道這種情況，我也知道。這就是在這兒做生意的代價啦，沒辦法。”
“真倒黴，”我說，“我自己也正打算幹這買賣呢。教英語太沒勁。”
“這有賺頭，”他說，“周末賣得好可以賺到10萬日元（約合1 000美元）。這兒的生意還不錯，但聽說沒有橫濱好。”
我給瞭他幾個甜甜圈，泡在那兒聽他講他的泰國歷險記。大約過瞭30分鐘，另一個以色列人開著一輛廂式貨車過來瞭，還帶著他的日本女友，他們便開始卸貨。
原先的那個以色列人把我介紹給他們，後來的那個以色列人名叫伊基，他不失時機地帶著濃重的以色列口音發起牢騷來：“這幫胡（混）蛋！我恨他們。我們賺得越多，他們拿得越多。我什麼也不想給他們。可惠子說……”他說著，指瞭指他的女友，“那樣會壞事的。”
惠子點瞭點頭。她先問我會不會說日語，接著就聊瞭起來：“你知不知道住吉會？”
我還是聽說過住吉會的。他們是在東京圈內活動的規模最大的壓酷砸派系之一，一般不會動粗。顯然，隻有這樣做才能維持住生意。
我們談著談著，伊基開始顯得煩躁起來，我不說日語瞭，改用英語跟這兩個攤販談論瞭一下天氣，然後便返回瞭新聞組。
我把瞭解到的情況告訴金子，他喜形於色，這讓我也感到很滿足。
“‘地場費’是什麼意思？”我問。
“這是‘場地費’的行話。壓酷砸不說‘場地費’，而說‘地場費’。他們喜歡把一個詞顛過來倒過去地念，這樣，老實巴交的市民就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這是一般的行話，是用來勒索街頭商販的。”
金子接著對我說：“寫篇文章吧。”
我就這樣被趕鴨子上架瞭。文章的觀點就是，壓酷砸在向那些不敢向警察求助的外國攤販敲竹杠，這是有組織犯罪的一個新財路。我盡瞭自己最大的力，但還是覺得文章寫得不太像樣。我對這個國傢新制定的《打擊有組織犯罪法》還不是十分瞭解，也沒有任何警方的人脈關系來加大報道的力度，結果看起來很像是Journalism 102網站(4)上的文章。
初甲斐把文章大致看瞭一遍，委婉地說道：“不錯，這個出發點很好。我這就去和千葉警方談談，看看他們是怎麼想的。然後再綜合一下，爭取刊登在地方版上。”
等我星期一來的時候，金子興奮地跟我打招呼：“阿德爾斯坦，好消息！今天新聞不夠數，你的文章準備上國內版瞭。晚刊的！”
他讓我明白瞭，對一個地方組的記者來說，能讓“獨傢新聞”刊登在國內版上算是一大成就瞭。我突然興奮起來，他也幾乎跟我一樣興奮。
頭條新聞是這樣的：“有組織犯罪集團瞄上非日本籍的街頭攤販。壓酷砸利用（無法尋求警方保護的）非法勞動者找到榨取‘租金’的新途徑”。也不知為什麼，這篇報道所具有的普遍意義足以保證它成為全國性的新聞，起碼那一天是這樣。沒有署名，這是理所當然的——連資深記者都很少有機會得到署名，我還有什麼資格抱怨呢？
總之，這是一篇還算不錯的新聞報道，井上也在同一天早上打來瞭祝賀的電話。我在國內版上刊登瞭一篇獨傢新聞，而我竟然還不是個正式員工！
我覺得多瞭一點自信，決定在進入工薪族生活前抽出一點時間去旅行。讀賣新聞社有這樣一項制度：允許新員工向公司無息貸款，在開始上班之前到國外去旅行。這是一筆慷慨的救濟款，也足以讓你變成為公司忠心耿耿地賣命的雇員；不過，我還是利用它訂瞭一個在香港待上數月的計劃，到那兒學我向往已久的中國武術詠春拳去瞭。不過好景不長，讀賣新聞社很快就打電話來告訴我一個壞消息：公司沒能把我的工作簽證辦下來，他們說，我必須馬上回日本去處理，否則我的工作就有可能泡湯。
老的入國管理局離《讀賣新聞》總部不過三分鐘的路程。這是一幢光線昏暗、破舊不堪的老樓，一、二層樓裡總是擠滿瞭愁眉苦臉的外國人。我接到一張明信片，要我到這兒來接受面談，還得等上一個多小時。等候區裡有兩個小孩（日本人和菲律賓人的混血兒）在橫沖直撞地瘋跑著，他們的母親和她的經理正在因為她的簽證跟辦事員爭吵著什麼。我等在那兒的時候就成瞭他們的人肉攀爬架。年紀小的那個小鬼5歲左右，正在用他的手指抓住我的鼻子吊在那兒玩，這時叫到我瞭。我哄著他放開手指，然後朝後面的那個房間走去。
跟我面談的是一位老官員，滿口金牙，灰白的頭發用發蠟光溜溜地梳向兩側。他想用英語面談，我就隨瞭他。
“你準備從明年4月開始在《讀賣日報》工作？”
“不，我準備從今年4月開始在《讀賣新聞》工作。”
“讀賣新聞社的《讀賣新聞》？”
“是的，讀賣新聞社的《讀賣新聞》。日文的那種。”
“那你是個攝影師咯。”
“不，我準備當記者。”
“記者？你用日語寫文章？”
“是的，所以是去讀賣新聞社的《讀賣新聞》，而不是《讀賣日報》。”
“讀賣新聞社的《讀賣新聞》？”
“是的。”
“如果你用日語寫文章，屬於國際業務還是本地業務？”
“我不清楚。你是入國管理局的。”
“哦。你有合同嗎？”
“沒有。我將是正式職員，‘正社員’(5)。”
“正社員？你不是日本人吧？”
“應該不是。”
“那你要有合同。”
“我沒有合同。我是正社員。正社員沒有合同，是終身雇用的。”
他撓瞭撓頭，從齒縫間吸瞭口氣：“我認為你應該去要份合同。拿到合同後再回這裡來。”
“什麼時候？”
“你有瞭合同的時候。”
“好吧，到時我找誰？”
這個問題讓他覺得有點不好辦，他似乎意識到他可能真的要為我的簽證申請負個人責任瞭。我看到他的眼珠朝左上方轉瞭轉，一定是在想辦法把我移交給別的什麼人，結果，他還是很不情願地把他的名片給瞭我。
“你可以給我打電話。”
我走出入國管理局，腦子裡一片混亂，心裡有點生氣。我已經實現瞭日本夢——在大公司裡正式就職，我可不想讓什麼破合同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懸在我的頭上。我想要的是這樣的職業：終身雇用，享受公司的醫療保障，有吃香的名片，有幹不完的工作，還有一個更風光的簽證。
我到《讀賣新聞》總部的接待處去找人力資源部的人去瞭。那個部門的一個要人親自下來見瞭我。我說明瞭自己的處境，解釋瞭和公司簽訂“合同”的想法並沒有讓自己感到非常興奮的原因。(6)我以為他會敷衍幾句像“哦，那就沒辦法瞭”之類的話，然後就把這件事擱在一邊，而我還在等他們趕緊擬一份合同給我。
出乎我的意料，他一眼不眨地看著我說：“這是我聽說過的最無聊的事情。我們已經聘你為正式職員，那就是你的身份。你的同事沒有一個人拿到過合同，你不應該有任何不同的待遇。”
他從我手中要去瞭入國管理局那傢夥的名片，讓我回傢去。“這個問題我會處理。”他說。
第二天早上，我正吃著一碗森永牌巧克力片，入國管理局來電話瞭。電話裡的那位年輕女子問我下午2點方不方便過去填一下表格。我有點吃驚。在日本住瞭5年多，我從來沒有聽到入國管理局問過我“方不方便”。我不想冒不必要的風險——“好的，2點可以。”
當天下午，我一走進入國管理局的等候室，立刻就被人帶到金牙先生的辦公室去瞭。我剛走進去，他就站瞭起來。
“很抱歉給你帶來瞭困擾，你的情況與眾不同。你把護照帶來瞭嗎？”
我把護照遞給瞭他。他出去不到5分鐘就回來瞭，護照上有一個3年的簽證，允許我從事“國際業務與人文知識”領域的工作。他說瞭句祝我好運的話，便神經質地匆匆把我送出瞭門外。
我不知道是入國管理局接到瞭恐嚇電話，或隻是程序上的問題而已，但這件事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讀賣新聞社背後的影響力。
那年的4月1日，在公司總部舉辦的儀式上，60名新人全體宣誓就職，成為讀賣新聞社的員工。公司總裁講瞭話，有人宣讀瞭我們的名字，給我們照瞭相。我已經在就職前的活動中（包括在讀賣巨人軍的基地——東京巨蛋舉行的壘球賽）結識瞭許多新員工。
儀式結束之後，那位曾為我的聘用遊說過的上智大學畢業生松坂帶我出去喝酒。我有生以來還沒有碰過酒。我們去瞭銀座一傢不大的一口幹酒吧，埋在天花板裡的揚聲器傳出約翰·柯川(7)的薩克斯風音樂，微光把大理石的桌子和成排的調酒量杯照得閃閃發亮。一看就知道是上等的去處，而不是讀賣新聞社的記者們喜歡紮堆的普通酒吧。
我點瞭一杯可樂，開始高談闊論起來：我多麼希望被分配到一個警察本部新聞組去“學手藝”……
松坂把手揮瞭一下，打斷瞭我的話：“不要想著學習，而要想著忘掉所學。你要想的是，中斷一切聯系，放棄擁有的一切，擺脫一切成見，忘掉你自認為已經知道瞭的一切。這就是你要學會的第一件事。如果你想成為一名出色的記者，你就必須和過去的生活一刀兩斷。你必須放棄你的自尊、自由時間、業餘愛好、個人嗜好和個人見解。
“如果你有女朋友，你一旦不在她身邊，她就會離你而去，而你也不可能一直圍著她轉。你必須放棄你的自尊，因為你自認為已經知道瞭的一切都是錯的。
“你必須善待你並不喜歡的人，無論是在政治觀點上、社會地位上，還是在道德倫理上。你必須尊重資深記者。你必須學會不去評判人，而去評判他們為你提供的消息的價值。你必須削減你的睡眠時間、鍛煉時間和讀書時間。你的生活會變得很單調，隻有讀報、和線人一起喝酒、看電視新聞、核實自己的獨傢新聞有沒有被別人搶走，還有就是趕稿。你將被如洪水般蜂擁而至的工作吞沒，雖然那些工作看起來既毫無意義又很無聊，但你還是得去做。
“你要學會放棄你希望成為事實的東西，找出事實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去報道，而不是按自己所希望的那樣去報道。這項工作很重要。在這個國傢裡，新聞記者是監督權力的人。他們是我們日本擁有的這個脆弱的民主制度的終極衛士。
“放棄你的成見、面子和自尊，把工作做好。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你就能學有所成，成為一名出色的記者。”
他一口氣說完瞭這些話，就像一段非常平靜而沉穩的獨白。我很清楚，他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在思考著這個問題。
他還沒有說完。
“記住這句話——你必須謹慎行事，否則會失去對你而言很重要的一切，還會迷失你自己。這種平衡很難掌握。有些人最終會因為工作而失去一切，從中卻什麼也沒有得到。隻要你有本事，這個公司就會對你負責，除非你犯瞭法，否則你決不會被解雇。這是很瞭不起的工作保障。但是，作為記者，你就是消耗品。當你變得年老無用的時候，你就當不瞭記者瞭，就得去做別的事情瞭。在這個公司裡，記者的半衰期是很短暫的。趁著身在其位，盡享其樂吧。一句話，放棄你不需要的東西，但一定要留下一些你值得擁有的東西。”
說完，他突然把話題轉到棒球上去瞭。我除瞭知道這是一項美國的傳統體育項目之外，對它真是一竅不通。
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對讀賣新聞社的人在新聞報道的使命這個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審慎態度感到吃驚瞭。日本記者常常被外國媒體視為是一群阿諛逢迎、嬌生慣養的工薪族，其實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一邊裝著仔細聽松坂講美國消遣方式的精妙之處，一邊還在咀嚼著他的那番話。這時，一個年輕女記者（幾年前她就職時也得到瞭松坂的青睞）加瞭進來。她顯得心煩意亂——從地方新聞組調上來之後，科裡一直隻安排她幹排版的活兒，這樣的日子已經有好幾個月瞭。松坂向她解釋道，這是每個想躋身全國性活動記者名單的人的必經之路，是一種入門儀式。
後來，他用租來的車送我們回傢。讀賣新聞社有自己的車隊，專門用來接送記者去采訪或參加新聞發佈會，有時也送他們回傢。我上車的時候，松坂拍瞭拍我的肩膀。
“傑克，你將被分到浦和新聞組，”他說，“這出戲可不好唱哦。那個新聞組既簡陋又艱苦，地處埼玉縣的中心。去那兒有一個好處：你有機會為國內版寫稿，而且有很多東西可寫。你會忙死的。”
“浦和？真的？那兒離東京近嗎？”
“近在咫尺。但你到瞭那兒，東京就遠在天邊瞭。浦和是個讓人閑不下來的地方，不過要記住我跟你說的話。別打退堂鼓，我們對你是寄予厚望的。
在乘車回傢的路上，我告訴松坂的女得意門生，我被分配到浦和去瞭。她的反應是“對您的不幸深表同情”——日本人在葬禮上表示吊唁的話。
埼玉是東京邊上的一個半農半郊的大縣，浦和是個巨大的臥房城鎮(8)，面帶倦容的公司職員們每天都從這裡通勤到首都去。
埼玉——一個城裡的日本人認為土得掉渣的地方，由此衍生出一個專有形容詞“太菜”，意思就是“不機靈、無趣、古板”。
換句話說，我被分配到瞭日本的新澤西州(9)。
(1) 1995年3月20日上午7時50分，東京地鐵內發生瞭一起震驚全世界的投毒事件——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沙林是一種抑制膽堿酯酶、造成神經系統紊亂的有機磷酸酯類毒氣，是毒性最大的有機毒物之一）。發動恐怖襲擊的人在地鐵的3條線路共5列列車上投放沙林毒氣，造成13人死亡及約6 300人中毒，1 036人住院治療。投毒事件的策劃者、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及執行任務的5名教徒先後被判死刑，但至今仍未執行；另3名施襲者被判處無期徒刑，2012年6月15日，最後一名逃犯高橋克也被捕。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發生的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事件。日本著名作傢村上春樹還對這一事件的受害者做瞭大量的訪談，寫下瞭兩部長篇報告文學《地下》和《地下Ⅱ：應許之地》。——譯註
(2) 由打字機與電腦組合而成的機器，用於文書的制作、記憶、印刷等。——譯註
(3) Santa Fe是日本人氣女星宮澤理惠在《性》之前出版的裸體寫真集。Santa Fe的出版是個具有深遠意義的事件，因為這本寫真集展露瞭恥毛。這部作品的“藝術性”贏得瞭權威人士們的默許，一下子敲開瞭通往當今更為寬松的出版政策的大門。
(4) Journalism 102是提供新聞工作者在線進修課程的教育網站。——譯註
(5) “正社員”就是正式的雇員。1993年的時候，這意味著終身雇用——一旦公司雇用瞭你，你就絕不會被解雇。日本的終身雇用制度一直帶有一點神話的味道，不過，在20世紀90年代，幾個主要公司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還是采用著這種雇用方式。
(6) 當時外國人在日本很難成為日本公司的正式員工，能成為合同工就很不錯瞭。——譯註
(7) 約翰·柯川（John Coltrane，1926—1967）是美國爵士薩克斯風表演者和作曲傢。——譯註
(8) 臥房城鎮是指白天在城裡工作，僅晚上回傢就寢的人們所居住的大都市附近的城鎮。——譯註
(9) 美國新澤西州的北部與紐約市相鄰，很多居民都在紐約工作。——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