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讀賣新聞社大廈三樓的寢室裡醒瞭過來，汗流浹背，疲憊不堪。昨天晚上不得不在辦公室裡逗留到很晚，結果錯過瞭回傢的末班車。
三樓有兩個寢室：一個是政治和經濟采訪記者用的，另一個是國內新聞采訪記者和投遞員用的。我們寢室裡的床墊凹凸不平，枕頭是用豆殼填充的，有一個加熱系統讓你覺得自己好像是睡在一間桑拿浴室裡。更讓人受不瞭的是：有個出口標志把四下照得一閃一閃的，床邊還有一臺你隨手就可以夠著、隨時都可以接聽的電話機。當然，政治采訪記者的房間很暗，還可以調溫，床是新的，而且沒有電話機。
我刮瞭臉，跳進公司準備好的車，就往我的老根據地埼玉趕去。我正在準備一篇有關自動取款機連環盜竊案的報道。這類案件去年發生過大約57起，作案手段是這樣的：自動取款機盜竊犯到郊外物色瞭一臺孤零零的自動取款機之後，便闖入附近的建築工地或建築公司，偷來一臺掘土機——有叉車也行（比你想象的更容易偷），然後用它把自動取款機從地上連根拔起，整個拉到一個更偏僻的地方，把自動取款機撬開，取出保險櫃，轉移到另一輛車上，溜之大吉。這類犯罪行動通常需要4分鐘左右的時間，而警方接到報警之後的平均反應時間約為6分鐘，所以，盜竊犯的行動必須相當迅速。大約有一半的時候，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取出保險櫃，隻好把錢留下逃走瞭。
我跟蘇格蘭場談論過這類案件，他們在1990年代末曾被招來調查一系列類似的事件（這類犯罪行為被稱作駕車闖劫）。英國警方曾敦促各銀行用螺栓把自動取款機固定在地面或樓板上，這種做法基本上解決瞭這個問題——雖然阻擋不瞭掘土機，但可以使破壞活動多花上兩三分鐘的時間，讓警察更容易抓獲盜賊。另一種解決辦法就是在機器裡加裝油墨包，隻要機器被搖晃或撞倒，油墨就會噴灑到鈔票上，這樣，鈔票上就有瞭標記。然而，在日本，銀行已經為所有的自動存取款機投保瞭，即使那些機器被盜，他們也不會損失一分錢；他們寧願支付保險，也不想花錢去加固那些機器。至於油墨包的方法，日本銀行嫌調換沾瞭油墨的鈔票太麻煩，否決瞭這種做法。因此，警察就得一直跟這種麻煩事打交道瞭。
我的第一站是埼玉縣的警察總部，我要到那兒去問一問和該地區發生的七起自動取款機盜竊案有關的問題。我十年前糾纏過的人——包括我的一些可靠的線人——都已經晉升瞭，所以，我輕而易舉就能得到答案。他們基本上都還認識我，因為我離開之後一直給他們送賀年卡。在日本，你每年都要送賀年卡。這是一種規矩。如果你沒有送，就會被認為是個社會棄兒。就個人而言，賀年卡讓我抓狂，但我還是在每年的12月份恭順地寄出這些賀卡，這樣，那些傢夥就知道我在哪兒，在幹什麼，貝尼多大瞭……
我剛走上七樓，就碰到瞭鐵路警察的前任負責人——“傑克，謝謝你的賀年卡。你的兒子真可愛。”我決心不點穿那個可愛的小東西是個女兒。接著，走過我身邊的人都停下腳步打著招呼——“嘿，你好，好久……”那兩三分鐘就像是冒出個小型追星俱樂部。我隨後去拜見瞭千葉，他過去是有組織犯罪特別小組的頭兒，現在是風化及預防犯罪局的負責人。也就是說，他現在有瞭自己的辦公室，裡面有一張大辦公桌、兩個沙發、一張放著水晶煙灰缸和水晶打火機的大理石臺子；加上他可以在大樓裡吸煙瞭，這裡的環境就和埼玉縣警察局沒什麼兩樣瞭。
千葉熱情地接待瞭我。他說，在日本，大多數的建築設備都被設計成可以用一種通用鑰匙來開動，這助長瞭自動取款機盜竊案的發生。有瞭這樣的設計，建築工地裡無論誰要使用施工現場的什麼機械都不必四處找鑰匙瞭。連不同廠傢生產的機器都可以使用相同的鑰匙來運行。也就是說，隻要有鑰匙，你就可以到施工現場裡去偷走一臺機械。沒有人想花錢去換掉機械上的鎖。另外，犯罪分子一般不會把那些機械盜走不還，他們隻是借用一下，用完之後就留在瞭現場。
接著，千葉和我走過大廳去找吉村，他現在是盜竊與贓物科的負責人。他的副手小畑以前是大宮派出所的副警長。他們三個人我都認識。我們一起出去吃鰻魚飯，順便聊聊天。他們詢問瞭我的傢庭，我把女兒和妻子的照片給他們看，他們看得目瞪口呆。淳按當代日本人的標準來看是相當漂亮的美人兒，他們簡直不敢相信她會跟我有什麼瓜葛。然後我們又跟平常一樣搶著埋單。我很想去埋單，這樣就會顯得我是個知恩圖報的人，這一點在和仍然講究榮譽感的日本長輩打交道時是很重要的。不過，我不得不承認自己慢瞭一步，因為千葉在吃飯前已經把錢付瞭。
小畑看上去很像約翰·馬爾科維奇，但頭發多一些，他向我提供瞭自動取款機盜竊案和入室行竊的最新趨勢。最近，日本出現中國人闖入住宅盜竊事件急劇上升的情況——事實證明，其中有些人很擅長撬鎖，而日本的鎖又非常容易撬。不過，那次盜竊之風過後，人們紛紛安裝瞭更加堅固的鎖，所以，現在那些行竊老手都帶著電鉆、螺絲錐（用來轉動鎖芯的）以及可愛的笑臉、Hello Kitty之類的小貼紙四處踩點。為什麼要帶小貼紙呢？小貼紙是用來掩蓋鎖上鉆出來的孔，這樣，小偷在裡面偷竊的時候，路過的人就不會發現有什麼不對勁瞭。
我又到埼玉東邊的吉川去查看自動取款機盜竊案的最新現場，這附近有傢挺像傢得寶(1)的商店。我試圖找一個目擊者談談，但大傢就是不讓我進門，還告訴我，他們不訂報紙。這種情景我記憶猶新。一位女士抱怨道，《讀賣新聞》在她續訂報紙的時候沒有給她電影票，她不想再要洗滌劑瞭。我一句話也插不上。有些事情是永遠也不會改變的。
看一眼就知道這臺自動取款機為什麼會被盜瞭。它就像一間小屋孤零零地佇立在停車場的一角，旁邊有個公共汽車站，面向大路，視野開闊，完全沒有東西能擋住迎面開來的挖土機。打量一下遺留下的痕跡就會發現這臺機器是用金屬薄片分三處鉚在地面上的。那些壞蛋帶著600萬日元（當時約合6萬美元）逃走瞭。
我終於在馬路對面找到瞭一名目擊者——個頭很小的石川太太，她在我出示瞭名片、帶照片的身份證件以及《讀賣新聞》小冊子上的一篇關於我的文章後才開瞭門。她的故事是這樣的：
“我聽到外面噪聲很大，聽起來像‘哐哐哐’的聲音，我就在想會不會是地震或者什麼的。我能感覺到地面在震動。但後來我想起路那邊一直在施工，也許他們今天非常非常早就開工瞭。但後來我聽到瞭這種‘哐哐’的聲音，我丈夫起來朝窗外看，我也朝外看瞭，我們看到有兩個人正在用一臺大挖土機把自動取款機從地面上拔起，然後砸成碎片。我丈夫打電話報瞭警。當然，等警察趕到的時候，那裡隻剩下一大堆碎片瞭，那兩個人早就用一輛白色旅行車拉著保險櫃逃得無影無蹤瞭。
“我有一點驚訝，但我丈夫每天都看報——雖然我們訂的不是《讀賣新聞》，對不起瞭——看到過有關這類自動取款機盜竊案的報道。事實上，他上周剛跟我說過：‘我想馬路對面的那臺機器遲早會被盜。’你知道嗎，他們真幹瞭！我想那些犯罪分子一定很聰明，或者說很幸運，因為附近的人都以為又有施工瞭，所以等大傢想到打電話報警的時候就有點遲瞭。”
有地方特色，有引用價值，不錯。
吉川市的警察局長我很熟悉，他曾經是埼玉縣兇殺科的二把手。我們打過招呼後，他表情非常尷尬地談起在他的地盤上發生的盜竊案。警方已經盯住瞭15處可能發生自動取款機盜竊案的地點，但被盜的那臺並不在名單上。事實上，警方已經派警察去監視另一個地點瞭，沒想到這裡卻發生瞭一起盜竊案。吉川警察局負責包括兩市一鎮在內的方圓78平方公裡的區域，人力有限，那些壞蛋得以逃之夭夭並不奇怪；不過，他心裡還是覺得挺不是滋味的。
采訪任務完成瞭，我盤算瞭一下，既然到瞭埼玉，我不應該浪費拜訪關口先生和他的傢人的機會。我打電話通知他我要過去，然後告訴瞭駕駛員方位，我們就奔埼玉縣的最北端去瞭。那裡非常偏遠，當地學校的校園裡偶爾會出現野豬跑進去橫沖直撞的事。我在埼玉的時候還是個年輕的記者，一晃十年就過去瞭，但關口依然是我的導師，他的傢人對待我就像自己人一樣。我應當去看看他們。
車子開到房前已是晚上7點左右瞭，我恍若回到瞭過去的美好時光。大傢熱情地迎接瞭我。關口先生和夫人看起來都很不錯，而兩個女兒也已經女大十八變，不再是小學女生瞭。
盡管關口最近被診斷出患有癌癥，但他的精神狀態很好，不停地說著他重新當上名副其實的警探的快樂，他的妻子為我擺出瞭垃圾食品——他們還記得我喜歡吃的東西。友紀拿來瞭一個碩大的Hello Kitty枕頭，說這是她和妹妹要我交給貝尼的禮物。我們笑著，吃著，談著一些自己工作上的事情，關口談到他的最新案件的詳細情況，檢察官已經不讓他參與那個案子瞭——出於某些政治原因，調查牽涉到縣知事，已經停頓下來瞭。有些事情是永遠也不會改變的。
那天晚上，關口和我都沒有抽煙。他正在努力戒煙。
我10點30分回到東京，就直奔江戶川區去瞭，我約瞭在那兒跟一個韓國籍日本人見面，他是一傢工業廢棄物管理公司的總裁。
日本人在他們窮兵黷武的時期對朝鮮半島實行瞭殖民統治，戰爭結束後，很多被帶到日本做苦力的朝鮮人留在瞭日本。這些人後來分裂成瞭兩派：一夥人宣誓效忠於韓國，另一夥人宣誓效忠於朝鮮。朝鮮籍日本人有自己的教育體系和地方自治委員會。這傢夥就曾經是地方自治委員會裡的。
你可以想象，因為朝鮮承認瞭20年前曾經綁架過日本公民——那些在海灘上散步的人——把他們誘拐到朝鮮去給間諜上日語課之後就不讓他們回來，朝鮮籍日本人過去一直處於神經緊張的狀態之中，今後也還會這樣。這傢夥答應跟我見面，談一談朝鮮人在日本的處境以及他們對朝鮮政府的幫助。
有一段時期，許多朝鮮人返回朝鮮去協助重建自己的國傢，他的姐姐加入瞭那些人的行列。等到他的姐姐和其他所有的人都看透瞭那個“勞動者的天堂”的時候，他已經沒有辦法把他的姐姐弄回來瞭，而且還被迫或多或少以支援朝鮮的名義付一份“贖金”。他說，這種情況並不少見。
他正談到朝鮮政府在日本的活動時，一個長相兇惡的年輕小夥過來打斷瞭我們的談話，立即跟那位公司總裁用韓語大聲而激烈地議論起什麼事情來。我認出他是山口組下屬的山健組領導層裡的一個壓酷砸，我在一本壓酷砸粉絲雜志上看到過他的面孔。當時有幾本這樣的雜志是采訪有組織犯罪的優秀警方記者務必定期閱讀的。當然，那兩個人在說些什麼我一句都聽不懂，不過，他們隨後毫不在意地解釋說，他們是在談論上周發生的一起辦砸瞭的謀殺未遂事件。
兩個戴著摩托車頭盔的小阿飛沖進一間酒吧，朝住吉會的前頭目開瞭槍。那兩個小阿飛的槍法實在太次瞭——打死瞭5個人，其中3個是無辜的局外人，前頭目毫發未損。那次意外行動促使警方嚴厲打擊瞭住吉會。壓酷砸沒能圓滿地向警方提出任何讓他們逃脫幹系的東西，隻好交出瞭一個替罪羊，不過那個人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個殺手。
那個年輕頭目把真正應該對這起槍殺事件負責的人的名字給瞭我。我到那兒並不是去收集有關這起事件的消息的，但我把瞭解到的消息通報給瞭當地分局過去和我很熟的一個警察。
11點左右，我在一間酒吧裡見瞭國粹會的一個派系裡的社團拜把兄弟，向他仔細查問瞭一些有關自動取款機盜竊案的情報。我付瞭酒錢，還給瞭他一場職業拳擊賽的前排票。
過瞭午夜，我才回到傢裡，淳和貝尼已經睡著瞭。我把水槽裡的碗碟洗瞭，沖瞭個澡，鉆進自己的被窩睡著瞭……一天終於結束瞭。
(1) 全球領先的美國傢居建材用品零售商。——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