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語中有些表達憂傷的詞語太微妙，太費解，譯成英文無法充分表達出它們的意味。
Setsunai這個詞通常翻譯成“憂傷”，不過，它更適合描述一種悲傷和孤獨的感覺，強烈到你的胸膛好像被壓得喘不過氣來——一種自然而真實的憂傷。另外還有一個詞yarusenai，它有“鬱鬱寡歡”的意思——悲哀或孤獨的感覺太強烈瞭，你擺脫不瞭它，也驅散不瞭它。
有些事情就是這樣。隨著年齡的增長，你忘卻瞭那些事情，但每當你想起它們來，就有一種鬱鬱寡歡的感覺。其實那些事情從來沒有從你的心頭消失，隻不過被藏瞭起來，一時想不起瞭。
日本畫傢竹久夢二寫過一首優美的兒歌，叫作《月見草》。月見草是一種黃色（有的是白色）的花卉，它隻在晚上開花；到瞭清晨，花兒就會帶上一點紅色，然後驟然凋謝。這首歌幾乎不可能翻譯，因為它有著“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意境。任何一種翻譯都隻是一種解釋，下面就是我對這首歌的解釋：
你度日如年，翹首以待
那人兒卻可能永遠不會來
這無盡的鬱鬱寡歡
宛如月見草在焦急地等待
今夜啊，仿佛連月亮都不會出來(1)
時不時地，你會遇見一個要把你培養成某種人的人，對我來說，就是培養成記者。大概我在別人眼裡總像一條迎面走來的流浪狗，他們總覺得有必要收容我、照料我。浜谷麻美在我剛進社會部的時候就一直庇護著我。她也一直是個警方記者。我開始負責采訪第四管區的時候，說實在的，給瞭我一些用得上的熟人的隻有她一個。不知為什麼，我們一拍即合，或許是因為我們在部裡都是孤傢寡人吧。從2000年初起，我們在一起工作瞭很長時間，我都把她當作我的幹姐姐瞭。
浜谷看上去很像長映不衰的卡通片《史酷比》裡的那個戴著寬鏡框、厚鏡片眼鏡的女孩威與瑪。她長著圓鼻頭，頭發剪得跟披頭士一樣。她一般不穿裙子，隻穿休閑褲和有領襯衫來上班，打扮有點像個男的。她和日本國內新聞部的所有女性一樣，堅韌不拔，埋頭苦幹。整個部門有一種大男子主義的氛圍，女性不多。2003年的時候，部裡的百餘位記者當中隻有六七個女性。為瞭留在社會部裡，女性不得不與男性一樣忍受著痛苦而漫長的工作時間；在社交場合，她們還得為男同行們倒酒，卻一點都不能抱怨。在許多方面，她們在工作中不得不比男性更勤奮一些。
一個吹毛求疵的電話敲定瞭我們的友誼。
我當時的工作是值白班，基本上就是坐在編輯部裡接聽電話，等著有什麼事件發生的時候派人去應急。那時，我就是遊軍（後備軍）——國內新聞部的精銳特別行動小組——的成員，我們的任務就是隨時準備應對突發事件的報道；在沒有重大新聞的時候可以自由走動，找些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報道一下。我還負責一個連載瞭相當長時間的“安全危機”專題系列報道，探討的是日本犯罪率上升的程度、原因及其對國傢的影響。盡管當時的犯罪率依然很低，但在幾類重大犯罪方面，警方的結案率（破案能力）創下瞭歷史新低，因而這是個熱門話題。
那天本來是風平浪靜的，並沒有特別重要的事情發生。這時，電話響瞭起來，打電話來的是個怒氣沖沖的讀賣巨人隊球迷，他不喜歡現任的主教練。我告訴他，我們是報社的新聞部門，既不是體育部門，也不是讀賣巨人隊的經營部門。我建議他打電話到別的地方去問問。
他自報瞭姓名，然後要求我也把名字告訴他。我照他說的做瞭——按照日語的發音把我的名字拼給他聽：
“皆哭-阿爹戮死鐵鷹。”
打電話來的人顯得很不高興：
“你在耍什麼鬼把戲？你到底是誰？”
在他的要求下，我把自己的名字重復瞭好幾遍。
“我是《讀賣新聞》的記者，而且是個外國人。”
“你不是外國人。你是一種機器，是設計來戲弄人，讓他們掛斷電話的機器。”
“我向你保證，我不是機器。我是人類，非日本人的人類。”
“外國人，呵呵。難怪你聽不懂我在說什麼。讓別人來接電話。”
我旁邊隻有浜谷。她點瞭點頭，讓我把電話給她。
“您好，我是浜谷。我認為傑克已經回答瞭您的問題。”
打電話來的人這下氣得七竅生煙瞭。
“剛才是老外，現在又是個女的？讓男的來接電話。”
“對不起，”浜谷嗲聲嗲氣地說道，“今天上班的不是外國人就是女人——搞不好還是外國女人哦。我想我們幫不瞭您這個忙咯。”
然後她就把電話掛斷瞭。
我喜歡上瞭浜谷。
我每次提交自己整理的一組專題文章或一篇報道的時候，浜谷都會幫我過一遍，提一些建議。標準的新聞報道和深入的分析文章在格式上是全然不同的，而我有一段時間對偏離瞭標準的倒金字塔格式的專題文章非常撓頭。
她頗具黑色幽默感，取笑我的方式也顯得和藹可親，尤其是對我那狼吞虎咽的吃相。她並不特別漂亮，卻屬於那種相處越久就越覺得有魅力的不可思議的女人。
後來，浜谷和我都被派到信息技術采訪組去瞭。日本當時正處於信息技術泡沫期，“互聯網”“黑客”和“計算機病毒”成瞭響當當的流行語。信息技術采訪組的組員來自報紙各個版面——包括科技、經濟、文化和商業的記者。我被派去采訪信息技術的軟肋：病毒、黑客、DOS攻擊、網絡詐騙、網上非法銷售、兒童色情、壓酷砸的企業入侵、預付費電話的濫用以及其他任何跟日本和世界最新技術進步有關的令人不快的事情。
我是個自學成才的電腦極客。我剛開始使用的是蘋果電腦，後來換成瞭Windows操作系統，對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癡迷瞭很短一段時間。我掌握瞭計算機的工作原理，這樣，我就可以盡可能地充分利用我手頭的設備，用更高的分辨率玩《血祭》和《神偷》那樣的遊戲瞭——動機不純，但效果不錯。
浜谷是在我之後被派到這個部門來的。她勉強會用電子郵件，我突然發現自己在教自己的老師瞭。但浜谷是個優秀的學生，我從來沒有因為暫時的角色轉換而感到不舒服過。我借書給她看，給她解釋術語，教她使用各種網絡瀏覽器，做書簽……反過來，她會瀏覽我的專題文章，提出建議，指出我的語法錯誤……我還可以指望她在我需要的時候替我收拾爛攤子。
2000年9月17日，我得到消息說貝尼即將出生，浜谷沒等我開口求她就把我“攆”出瞭辦公室，還把我剛寫瞭一半的文章也接瞭過去。
我因孩子出生得到瞭兩天的休假。一周後，信息技術采訪組的一個記者需要為一篇有關克隆的文章配一張嬰兒的照片。浜谷立刻想到瞭我的孩子。
“傑克，這會給孩子一個開門紅。何況我也想瞧瞧這個小傢夥呢。我們都要去。”
就這樣，我們帶著一位《讀賣新聞》的攝影師鉆進一輛出租車，奔埼玉縣去瞭——淳住在她母親傢裡。浜谷非常喜歡孩子，淳讓她抱貝尼的時候，我看到她眉開眼笑瞭，而我以前從來沒有看到她這樣笑過。她的臉上都泛起瞭紅暈。
浜谷為瞭工作放棄瞭很多東西，我們這個部門裡的女性大都是這樣的。她錯過瞭結婚的機會，現在即便能找到足夠的空閑時間和別人約會，她也已經過瞭可以安全生育的年齡瞭。
攝影師拍下瞭貝尼哇哇叫時的照片。第二天，貝尼的照片成瞭蒙太奇的一部分，出現在《讀賣新聞》的頭版上，旁邊的大標題是“克隆：我們要創造出一種超人類？”
又過瞭一天，浜谷把28份昨天的報紙放在我的辦公桌上——分成四疊，用塑料繩整整齊齊地裝訂在一起。這竟成瞭一份絕無僅有的紀念品和遺物。
日本的報社（也許日本的企業和政府也一樣）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決不容許你長期從事同樣的工作。人事變動不斷，僅僅是為變動而變動，這種做法損害瞭工作的連貫性，使一個記者很難擁有自己的專業知識領域。大多數的報道都不讓署名，這也傷害瞭為爭取在某一新聞題材上被專傢認可而努力的記者。
浜谷的專業領域是智障人士問題，特別涉及那些人觸犯瞭法律時應對他們采取的適當措施。她還是個為殘疾人士服務的熱心倡導者，從社會融合的角度來看，日本在這個領域仍然落後美國幾十年。
20世紀90年代末期，有關法律及其如何處理精神病患者的問題引起瞭激烈的討論。有些人大聲疾呼，法律方面的官員在強行關押精神病患者方面應當具有更大的權限。
這場辯論的導火索是1999年7月23日發生的一起事件——從羽田機場（東京國際機場）起飛的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被一個精神病患者劫持瞭。他在犯罪過程中刺傷瞭機長，被捕後，關於應不應當把他的名字公之於眾引發瞭一場大規模的辯論。因為他有精神病史，他曾經是一傢精神病院的病人，按照處理這種案件的慣例，大多數報紙沒有在報道中指名道姓。然而就在27日那天，最保守的日報——《產經新聞》——提到瞭他的名字。
檢察官辦公室在起訴那名男子之前並沒有把他送去做一次正式的精神能力評價，這意味著他被認定在精神上有能力承擔刑事責任。到瞭8月10日，連《讀賣新聞》的姊妹臺——日本電視臺——也在報道中使用他的真實姓名瞭。
到他被正式起訴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新聞機構都在使用他的真實姓名瞭。事實上，多傢媒體非常詳細地曝光瞭他的心理問題和病史。
浜谷竭力反對公佈那名男子的姓名，並在采訪報道中表達瞭她對這種做法的不滿。
“你知道嗎，我們已經助長瞭一種暴民心態。所有刊登出來的報道幾乎都在暗示，如果一個人在接受精神病治療，那麼，他離犯下可怕的罪行就隻有一步之遙瞭。”
她在8月的一次午餐時跟我這樣說，我當時並不同意她的看法，可以說是起初不同意吧。我的腦子裡依然有我在警方采訪時留下的烙印，像一個警察那樣思考問題——要懲罰罪犯，別為他們平反。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是狡猾的歹徒編造出來的，是為瞭逃避牢獄之災。
然而，她跟我介紹瞭那名男子的病史和打進心理健康診所的各種電話之後，我重新認識瞭這個問題，開始理解她的觀點瞭。
當時，所有我們這些日本媒體人都在拿患有精神病的人犯下可怕的罪行這一事件來說事，並由此推斷出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有能力或有可能犯下類似的罪行。在很多方面，這種報道加深瞭許多過去對智障人士的偏見，慫恿瞭人們歧視他們。
然而，這並不符合公眾的意願，當然也不符合報紙的基調；而浜谷為人過於正直，她不會放棄自己的想法，也不會修改自己的文章來迎合一條心照不宣的公司政策。
就這樣，她讓自己被貼上“惹是生非者”的標簽，並被看成是激進分子，說“她和她所庇護的那些瘋子一樣瘋狂”。打那以後，她的日子就開始不太好過瞭。
2001年6月8日，一個名叫宅間守的37歲男子沖進大阪教育學院附屬池田小學，刺傷23名小孩，刺死8人。宅間當時被認定患有精神病，但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這明顯是一起為瞭泄憤而事先策劃好的犯罪行為，而且，他故意謊稱自己有精神病，就是以為這樣自己不會受到起訴。這起事件再次讓人們把精神病人與暴力犯罪聯系在瞭一起，而浜谷也在繼續發表她的意見，認為我們的報道不應該支持那種偏見，不應該以偏概全地認為所有精神疾病都是編造出來逃避處罰的。這的確是一種合理的做法，卻在部門內部引起瞭不合理的反應。
浜谷針對這個問題寫下的文章並不被一些資深編輯看好。她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正直和熱情反而被視為一種公然的挑戰。
9月12日，一次會議上宣佈瞭一則調令，浜谷被調到人力資源部門去瞭，基本上是被攆出瞭國內新聞部。菊池部長要求浜谷在8月29日調任，並讓她致告別詞，而她的嗓音已經啞瞭，幾乎聽不到她在說什麼。她幾乎快要哭出來瞭，但她克制著不讓自己崩潰。
我不知道這個部門讓人這麼想留下來的原因是什麼。或許就像一次不美滿的婚姻吧：你的人生花費在這要命的事情上的年頭越多，離婚的難度就越大——你不想讓自己覺得這是在浪費時間。或許原因就在於，你感覺自己是新聞記者裡的精英；也可能在於，這份工作成瞭你的身份、你的生活和你早晨起床的理由。如果你被別人剝奪瞭這種感覺，會覺得很痛。
那天晚上，我和浜谷一起去青山的意大利餐廳吃瞭飯。部長一個月前就給她打瞭電話，跟她說，他準備把她轉去《讀賣周刊》——《讀賣新聞》旗下的一份出版物。浜谷對他說：“我想留在國內新聞部。如果我走瞭，沒有人能妥善處理好智障人士和殘疾人士的報道。”她說，部長看上去對她的答復並不滿意；其實他把她的答復看成是對命令的違抗瞭。
在即將召開部門會議的幾天前，他把她叫到他的辦公桌前，直截瞭當地告訴她：“你即將離開這個部門，奉調到人力資源部門去。你要麼接受這個決定，要麼辭職，不然就會被解雇。隻要在這個公司裡，你就再也別想當記者瞭。我的話完瞭。”
然後二話不說就把她打發走瞭。
她什麼理由和解釋也沒有得到。我能夠體會到，她就像被人痛打瞭一頓似的。我們坐在餐廳裡。“你再也別想當記者瞭。”她重復完這句話之後就完全崩潰瞭。她哭得那麼厲害，我都以為她快要窒息瞭。她把頭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就任由她哭到再也哭不出來為止。
我想，讓她哭出來興許會好受些。
“喂，”我使盡渾身解數，用最能鼓舞人心的聲音說道，“部長就是個混蛋——他不會一直待在那個位置上的。隻要耐心等待，事情就會過去的。你是個優秀的記者，還會有機會寫報道的。隻不過是遲早的事情。”
她問我是不是真的這樣想的。我並不是，但我撒瞭謊。我讓她放心，這隻是時間的問題。雖然我當時並不知道事情不會有所改變瞭，但我強烈地懷疑事情不會轉圜，不過你總想給人留一些希望吧。或許我應該把我的真實想法告訴她；或許我應該告訴她——趕快離開《讀賣新聞》，到另一傢能賞識她的報社去工作吧。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
和讀賣新聞社裡的人保持聯絡是一件難事。大傢看起來都在一傢公司裡工作，但是，如果你負責瞭警方采訪，在自己的部門裡就成瞭陌生人。你吃喝拉撒睡都在東京都警視廳總部裡，就基本上不回公司總部去瞭。尤其難得一見的是浜谷，因為她現在幹脆就不在我這個部門裡瞭。但我們還一直保持著聯系。
信息技術采訪部門的主編在他的公寓裡舉行瞭一次豐盛的晚宴，同時也邀請瞭以前的記者參加，我們終於有一些時間坐在一起聊聊八卦，談談各自的工作瞭。我拍瞭幾張浜谷的照片，拍得挺不錯，她假裝揮起拳頭打倒瞭好幾個人。我們本來約好那一周的晚些時候一起出去吃個飯，繼續聊一聊的，不巧我忙於為一篇報道做采訪，不得不取消瞭跟她的約定。她似乎有點失望，我答應過幾天重新定個日子。
我給她打過一次電話，但沒人接。
我記不得確切的日期瞭。那天我要到公司的圖書館去復印一些材料，就順便進總部去逛瞭一圈。我經過部裡的時候，發現裡面的氣氛顯得異常地壓抑，菊池部長正在他的辦公桌前跟一些高管在低聲商量著什麼。我走進大廳去倒咖啡喝，另一位女記者走到我背後，拍瞭拍我的肩膀。我轉過身去，看見她面帶笑容，神情激動，似乎有什麼驚人的秘密要告訴我。
“嘿，最近怎麼樣？”我問她，盡量不讓咖啡燙到自己的舌頭。
她湊近我低聲說道：“你聽說浜谷的消息瞭嗎？”
“沒有啊，是好消息吧，但願。她要回社會部瞭？”
“你真的不知道？”
“上周到現在我一直都沒跟她說上話呢。我真的不知道。她結婚瞭？有男朋友瞭？快告訴我吧。”
“她自殺瞭。”她幾乎有點神經質地笑著說道。
“哦？別逗瞭，在食堂裡‘剖腹’瞭？”
“不，她真的自殺瞭。”
“什麼？怎麼自殺的？”
“他們說她在自己的公寓裡上吊瞭。她的父母今天發現瞭她的屍體。那些周刊雜志已經在四處打聽消息瞭。你小心點。”
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感覺就像自己的腹部突然中瞭一拳似的。
“你沒事吧？”
她一定是問瞭三次我才答腔。
“噢，沒事。謝謝你告訴瞭我。”
“很抱歉。我以為你知道瞭。”
“我不知道，不過還是謝謝你。”
我委婉地告辭之後，到衛生間裡吐瞭。
我真希望有傢周刊給我打電話。那我就會告訴他們，浜谷不是自殺的，她是被一句漫不經心的無情宣判——“你再也別想當記者瞭”——逼得去自殺的。對一個認真、敬業的記者來說，這句話不啻為死刑判決。
我去參加瞭葬禮，那天熱得令人難受。我很遲才去，還提前離開瞭。我在那兒看到瞭菊池，雖然知道這並不是他的錯，但我真想揍他一頓。我不能正眼瞧他。我甚至不願去想自己是否辜負瞭作為朋友的浜谷。獨傢新聞的采訪進展得很順利，我太興奮瞭，幾天前她說的話我大概隻聽進去瞭一半。如果我當時註意聽或者更早一點回她的電話，事情或許就不一樣瞭。
第二天，在警察總部食堂裡跟我的警方采訪搭檔共進午餐的時候，我跟她大致說瞭一下葬禮的情況。她過去和浜谷一直相處得很好。
她跟我說：“你知道嗎，我剛開始在都市新聞部工作的時候，浜谷對我真好，教我工作上的訣竅，告訴我不成文的規則。她是我所認識的最熱心、最敬業的記者。”
我告訴她，她對我也一樣。
“是啊，她瞭解她的專長——環境問題、心理健康問題、殘疾人問題。環保局甚至發來一份電報表達他們的慰問，那篇悼文還在葬禮上被大聲宣讀瞭呢。
“那是葬禮上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那麼多人，他們都被這位女士所感染，受到感化，深受感動。她一直是個優秀的記者。”
“嗯，”她說，“對她的辛勤工作的獎勵，就是下放到人力資源部去。那段日子一定難以忍受啊。”
“難以忍受？”
“不是嗎？她在這兒是個優秀的記者，甚至可以說是個瞭不起的記者——而公司卻剝奪瞭她的職位，不讓她從事記者的工作。每次到瞭聘用期，她都不得不跟所有那些滿懷理想的年輕女性打交道，剛參加工作的，告訴她們《讀賣新聞》是個多麼瞭不起的公司。這種為新人舉辦的上崗前的打氣座談會我參加過一次，有些女孩甚至沒有意識到浜谷曾經是個記者。她們隻曉得她是人力資源部裡的一個中年婦女。”
葬禮的第二天，我查看瞭我的公司電子郵件賬戶，平時我很少查看。我收到瞭一封浜谷發來的電子郵件，還沒有打開看過。
那封電子郵件大約是在她自殺的兩天前發出來的。我一直沒有打開來看，我沒有這個勇氣，也不想知道裡面的內容。我好像把它備份到瞭硬盤的某個地方，但我也不打算去把它找出來瞭。
什麼會讓你覺得鬱鬱寡歡（yarusenai）？
那就是一封你從未回復過也永遠不會打開來看的電子郵件，那就是你給出的不得當的勸導、你應該打而沒打的電話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那就是你對好像覺得自己本來可以救而沒能救過來的朋友的思念。
(1) 原詩如下：
待てど暮らせど來ぬ人を
宵待ち草のやるせなさ
今宵は月も出ぬそうな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27歲的竹久在避暑旅行中遇見當地一位叫賢的女孩。他們在海邊漫步，言談甚歡。翌年，竹久故地重遊，卻聽聞賢出嫁的消息，頓覺惘然。於是便有瞭這首詩。——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