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向死者表達敬意的方式各有不同。我應該買一束鮮花放在她的墓前，但她的屍體至今還沒有找到。因此，我隻是從我的錢包裡抽出一張1萬日元的紙幣，交給瞭在“日本北極星計劃”工作的藤原女士。“北極星計劃”在東京開設瞭一條人口販賣受害者的熱線電話，那裡的工作人員在致力於提高公眾意識方面卓有成效。
藤原女士說，去年，打給“北極星計劃”的電話數量增加瞭不少，大多數來電者都是韓國和東歐的女性。她感謝我的捐款，並問我是否認識會講俄語的人。我答應試著幫她找一個。
我認為，我不再熱衷於記者這一職業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開始采訪日本色情業非常骯臟的那一面的時候。等我真的意識到這種采訪耗盡瞭我的精力的時候，我已經回天乏術瞭。
當犯罪采訪記者的年頭多瞭，人會變得麻木。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瞭。如果你為每個受害者感到悲痛或者對那些傢庭的痛苦感同身受，你遲早會神經衰弱。謀殺、縱火、武裝搶劫、傢庭自殺……這些事件都成瞭傢常便飯。這份工作有一種不把受害者當人看的傾向，我有時甚至會因為他們斷送瞭你的休息日或一段計劃好的假期而惱火。這聽起來很可怕，但的確如此。不過，事情往往就是這樣。
我認為，我對日本的“陰暗面”有瞭大量的認識。我采訪過露茜·佈萊克曼案，調查過一個連環殺手，險些觸到瞭一具帶電的屍體，目睹過一名男子自焚而死……我認為自己還是相當頑強的——在某種程度上吧。
我覺得自己已經變得非常憤世嫉俗瞭，甚至變得有點冷漠，但是，一個記者心開始涼下來，就很難再熱血沸騰。我們都為自己編織瞭一層精神甲胄，來應付情緒的波動，保持克制的狀態，應付若幹個截稿時間……我們別無選擇。
我采訪過歌舞伎町，在六本木搜尋過情報。“女傭站”的女孩們從來不隱瞞她們的整個業務流程。我相當熟悉日本的性產業的合法性。事實上，我曾經認為性奴的概念完全是那些不瞭解日本性文化的西方清教徒官僚憑空臆造出來的某種都市神話。但是，我即將得到一次不折不扣的教訓。
2003年11月的一天，我的手機響瞭起來。“喂！”我拿起瞭手機。
對方是個外國女性，我認識的外國人裡面沒有人日語說得還可以的。我聽瞭一會兒，但還是沒有完全聽懂她在說什麼。“你會說英語嗎？”我終於開口問道。
“嗯，會說。顯然你也會。很抱歉我這口爛日語讓你遭罪瞭。”
“你的日語不成問題，相當不錯瞭。不過，既然英語是我們的母語，也許用英語會說得更清楚點，對吧？”
“一個朋友把你的電話號碼給瞭我，她是‘愛經’店裡的脫衣舞娘，她說你可能幫得上忙。”
“說來聽聽。”
“那好，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些新來的女孩——都是從波蘭、俄羅斯和愛沙尼亞來的——她們看起來好像是……被迫的。”
“嗯……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她們是被強迫去工作的，她們得不到報酬。她們就……像奴隸。”
“像什麼？”
“奴隸。在我看來就是這樣的。”
“那你是做什麼樣的工作的？”
“我想你可能會說我是個妓女吧，”她直截瞭當地答道，語氣裡沒有一點尷尬，“我表面上是個英語教師，實際上是靠跟男人上床謀生的。”
“你這麼做是出於自己的選擇？”
“當然。不過，他們帶進俱樂部的這些新人……她們就不一樣瞭。她們不想幹這一行，但被騙瞭——被強迫——去幹這一行。她們總是抽抽搭搭地哭，白天也不準出門。”
“我聽懂瞭。”我說。我知道這種反應很差勁，但我不知道還能說些什麼，而且我需要時間來消化她說的情況。我問她想要我做些什麼。
“你是報社的記者。寫一篇報道吧。找出事情的真相，曝光那些王八蛋，幫著把那些女孩弄出來吧。”
這簡直就像是個離譜至極的要求，而且還是一個突然打電話給我的人提出來的。我正想說我會去調查一下，忽然覺得她的聲音有點耳熟：“你說是你的朋友把我的電話號碼給瞭你。我們見過面嗎？”
對方頓瞭一下。
“見過嗎？”我又問瞭一遍。
“嗯……你在調查露茜·佈萊克曼的時候，和那些在酒吧裡工作的女孩交談過吧，我就是那個當面侮辱過你的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已經掌握瞭從脫衣舞娘、舞女及其他從事晚間娛樂行當的女性那裡獲取消息的規則。顯然，這個年輕女子在我學會那些規則之前跟我打過照面。也許是我當時出言不遜，或者說隻是表現得不那麼精明老練，不管怎麼樣，她當時叫過我混蛋，我記得很清楚。
她名叫海倫娜，這當然不是她的真名，但確實適合她。我們在六本木的一傢星巴克的二樓見瞭面。她穿著一條黑裙子、一件緊身的黑皮夾克（裡面是一件淡綠色襯衫）和一雙及膝的黑皮靴。我必須說，她看起來不錯。她的頭發向後梳成一個馬尾辮，看上去使用的唯一化妝品就是那熟石榴色的唇膏。她的上唇有一顆小痣。
我作瞭自我介紹，就好像我們是第一次見面似的，把我的名片給瞭她。她當時並沒有把她的名片給我，那是後來的事情瞭。我們談論瞭一下天氣，喝瞭會兒咖啡，她就跟我講起她的故事來。
海倫娜是2001年從澳大利亞來到日本的，剛開始是在“貝立茲”教英語，私下偶爾做一做女招待。一天晚上下課之後，她跟一個學生去喝酒，他是個五十來歲的商人，最後她陪他去瞭情人旅館。完事之後，他在床上放瞭5張1萬日元的紙幣（約合500美元），說這是給她的“車馬費”。
海倫娜漸漸找到瞭更多的顧客，最終，為瞭確保有份穩定的收入，她在一傢名叫“美味小窩”的高級“紳士俱樂部”找瞭一份工作。她有自己的私人客戶，而白天就為找上門的顧客提供服務。
“我是自願當妓女的，我喜歡性，這樣賺錢遠比教英語容易得多。我自己做這一行並沒有什麼。讓我煩惱的是，那些不想當妓女的婦女卻被迫去做那樣的事情。讓我氣憤的是，那些混蛋竟然逼迫她們去做那樣的事情。
“有兩個傢夥在六本木操縱著這一切，還給我在澀谷上班的那傢俱樂部提供女孩子。一個傢夥是日本人——大傢都叫他‘滑頭’(1)——還有一個是名叫維克托的荷蘭和以色列的混血兒。他們開著五六傢俱樂部，從海外招募婦女，大多是從貧困國傢，通過廣告或掮客，把她們帶到日本來。他們強迫她們到性愛俱樂部去上班，而且剝削她們。那些婦女完全受這些混蛋的支配。因此，她們最終就成瞭性奴。
“我聽到的事情是這樣的，起先，他們答應的錢數超出瞭她們的想象，可她們到瞭這兒一看，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她們不得不去賣身才能填飽肚子，因為她們沒有選擇的餘地。然後，她們的收入中還要扣除她們從未聽說過的這樣那樣的費用。‘滑頭’跟她們說，她們是在非法打工，所以隻能為他工作，因為他是合法的——如果你能相信他的話。如果她們不想為他工作，就請自便，不過在六本木的其他地方是找不到工作的。我認識的一個女孩報瞭警，結果被威脅說是自投羅網，最後她還不得不為他媽的警察提供服務。
“維克托跟別人說他在這兒已經有6年瞭。他剛開始是做舞男，進而去賣淫，他感到非常自豪。他說，他知道日本男人喜歡什麼樣的女孩——金發藍眼睛的。多花點時間弄清楚這件事，無論如何得幫幫她們，否則她們就別無選擇，隻能聽人擺佈瞭。
“維克托喜歡裝成好人的樣子——隻要不涉及錢的話。其實他是個他媽的披著人皮的狼……‘滑頭’呢，他是結瞭婚的，還有個女兒。”
海倫娜說的聽起來像是確有其事，我也看不出她有什麼理由要撒謊。但我不清楚她會不會撒謊。她是個旁觀者，而不是受害者本人；這些都是道聽途說，也許她別有用心。我告訴她，我得跟其中的一個女孩面談一下。
這讓她感到有點不安：“如果這些女孩因為跟你交談被抓到的話，她們可能會惹上麻煩，真正的麻煩。你明白是怎麼回事，對吧？”
我說：“我明白，我會小心行事。”於是，海倫娜答應把我介紹給其中一個女孩。然後我們便分手瞭。
我自己做瞭一些調查。
我突然想起關口來，但轉念一想，這不是他管轄的區域。然後我又想到瞭帶我充分見識瞭歌舞伎町的“異類警察”。“異類警察”打那以後就從新宿警察署調到東京都警視廳總部去瞭，他在那兒也許能打聽到一些可靠的消息。他應該是個可靠的消息來源。不過，要得到我想要的消息，我就得出血——晚上到鬧市區去逛逛？當然可以。到酒吧或脫衣舞俱樂部找個外國小妞？一點問題沒有。費用不便宜啊，不過那時我已經有瞭一些關系。
我打電話給一個熟識的律師，他在為一傢推廣混合武術比賽的公司做事。那種比賽就像是拳擊、摔跤和空手道的結合，非常受歡迎。我磨到他勉強給瞭我兩個第二排的座位，然後轉手給瞭“地獄第八界”脫衣舞俱樂部的經理，他答應晚上免費招待我。
我發瞭個短信給“異類警察”，約瞭碰頭時間。
“異常警察”還是那麼體面而率直。我們交流瞭一下近況，後來，一個名叫茉莉的胸部豐滿的紅發女孩過來把豐腴的臀部擱在他的胯上，用手指撫摩著他的小平頭。我把海倫娜說的事情告訴瞭他，茉莉在一旁若無其事地啜飲著“異類警察”為她點的香檳酒。我一說完，“異類警察”就皺起瞭眉頭。他把腿上坐著的茉莉抱瞭起來，用相當流利的英語告訴她：“請去給我拿幾根煙來，安琪兒。我現在要跟朋友說點事兒。5分鐘後再回來吧。”茉莉順從地告退瞭。
“你知道的，”“異類警察”說著吸瞭一口煙，然後改用日語說道，“我會去調查一下。你的朋友說的很可能是真的。我認為現在這樣的女性應該更多瞭，可惜我幫不瞭她們什麼忙。這種事情一直困擾著我啊。”
“困擾你？”
“我喜歡幹這一行的女人。我知道我是在花錢買她們的殷勤，但我還是喜歡她們。這是一場遊戲。不過，如果一個女人不想幹這一行，又被強迫去幹，那我就不想跟她一起玩瞭。那樣就不好玩瞭，就不是遊戲瞭。你的朋友說得對：如果她們沒有得到報酬，就不是那麼回事瞭。”
他從口袋裡掏出記事本，我把自己所能找到的信息都給瞭他：“滑頭”的辦公地點和那處房產的契據——房產是登記在“J商行”名下的。
5分鐘過去瞭，茉莉也沒有回來。我們閑聊著等她回來。
“傑克，你跟俱樂部的哪個女人上過床嗎？她們好像都挺喜歡你的，我看得出來。”
“她們喜歡我，是因為我不跟她們上床。我不想跟她們上床，所以我跟平常的顧客就顯得不一樣瞭。”
“因為你不喜歡白種女人？”
“不是，是因為那樣做不好。”
“為什麼？”
“因為她們有時會給我提供消息啊，你總不能跟你的線人上床吧。我結婚前幹過這種事情，可現在不行瞭。搞不好會把某種可怕的性病帶回傢去傳染給我的妻子，那她就會恨死我，把我踢出門外的。”
“哦，要是有這樣的辣妹——她手頭有你實在想要的消息，但隻有跟她上床她才會把那個消息給你——你怎麼辦？”
“嗯……我會為得到可靠的消息跟女人上床的。我是個徹頭徹尾的消息‘男妓’。你呢，‘異類警察’？你有沒有跟線人上過床？”
“當然有，這就像筆額外津貼嘛。我還沒結婚，也沒有孩子。”
“所以，如果我跟你一樣這麼幹，你就會認為我是個渾球吧？”
“不會啊，我隻是覺得你有點怪。不是說你是個奇怪的老外，而是說你是個奇怪的人。你是個有行為準則的人，而且遵守這個準則。這個準則很古怪，但畢竟是個準則。我很欽佩這一點。而且，你是個好人。好啦，別誤解我的意思，不過我要告訴你的是……”
“說吧。”
“你遲早會破戒的。邪惡會成全你的。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會變黑的。”
“我會小心的。”
“哈。沒門兒。你不會隻為瞭金錢或消息跟人上床，而是因為這就像是件順理成章的事情，就像握手。這是一條滑溜溜的坡道，你甚至不會因此而感到內疚。你不會去想這是不對的，是不正常的。工作使你產生瞭焦慮，你就應該要求換個職位瞭。你很幸運，至少你已經結婚瞭。我可能根本就不會結婚。”
“為什麼不呢？”我立刻驚訝地問道。
“因為我已經在她們身上花費瞭太多的時間，性對那些人來說沒有任何意義。結婚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什麼重大意義瞭。我不能忠實於一個女人，我也不相信她能忠實於我。一夫一妻制就是扯淡。性就像交換賀年卡，是一種儀式。我明白這對我以外的人來說是不同的，對他們來說這是件大事。我跟正常的世界不合拍，而且再也跟它合不上拍瞭。我決不會娶一個普通的小妞，否則我們之間的差異會把我們的婚姻埋葬掉。我可以娶一個妓女，但她必須答應以跟我睡為主，否則就不會太平，而且我還可能會嫉妒。我也許可以娶一個在風化糾察隊工作過的女警，但決不會娶女招待，她們都是吸血鬼。”
“聽起來相當淒涼啊。”
“等著瞧吧，你會明白的。不過，讓我告訴你一件事吧，這是我從所有既拈花惹草又信奉一夫一妻制的混蛋那裡學到的：什麼也不要承認，決不坦白。如果你愛的是那個最想和她在一起的女人——那個最重要的女人，那麼，撒謊吧。懺悔是為懺悔者準備的，懺悔會讓自己覺得舒服，卻毀瞭別人的生活。這是很自私的事情。不要坦白。”
“這可不是我期望從一個警察那裡得到的建議。”
“我隻是跟你說說而已，因為我覺得你有顆善良的心。你跟我說這些女孩的事情時，我看得出來，這件事讓你感到困擾。你和我一樣，喜歡這些女人。所以，我要告訴你生活中的一個很重要的秘訣——決不坦白。”
茉莉回來瞭，手上拿著幾根煙。她坐到“異類警察”的大腿上，拿起香檳瓶子對嘴喝瞭一大口，點著一根煙，賣弄風情似的吸瞭一口，然後把煙插到“異類警察”的嘴裡，她的左手托著他的後腦勺，轉過頭來對我微微一笑，接著就把視線轉向我的背後。一個又高又瘦、膚色淺黑、身著黑絲綢便服的白種女子漫步走到我們桌前，輕輕地坐到瞭我的腿上。我給她點瞭一杯喝的，這工夫，“異類警察”做好瞭自己去密室觀看私密舞蹈的準備。
“異類警察”傳過來一些確鑿的消息，而我自己也通過登門拜訪，以交換的方式得到瞭一些消息。三天之後，我對“滑頭”和維克托的生意經有瞭一定的瞭解。這些消息大都證實瞭海倫娜告訴我的事情，有些消息還填補瞭一些空白。
不出所料，在這種勾當前面做幌子的公司就是“J商行”，這是一傢總部位於六本木、沒有在日本當局註冊的有限責任公司，是“滑頭”今井擁有和經營的。維克托是他的合夥人。他們的業務包括把外國女性帶到東京地區來，把她們送進性愛俱樂部和色情按摩院。“滑頭”經營著六本木地區的四傢俱樂部——天使俱樂部、樂趣小窩、神聖俱樂部和抄本俱樂部，向澀谷的那傢“美味小窩”提供女招待，另外還經營著一項伴遊服務。他是這個城區的涉外皮肉生意之王，每個月收入相當於2萬美元。
“滑頭”主要是從以色列招募女孩，也招募匈牙利、波蘭及其他東歐國傢的女孩。他在網站上刊登瞭征集女招待的廣告。有一個21歲的加拿大女孩按圖索驥聯系瞭他，最後通過一傢德國的招募機構的篩選，來到瞭日本。2003年的時候，“滑頭”的公司名為“瓦倫蒂娜娛樂公司”；這個名稱有可能已經改瞭。一般來說，那些女孩得到的承諾是，她們的工作是當高級女招待，陪富商吃飯，每個月有400萬日元（約合4萬美元！）的巨額收入。公司同意向那些女孩的本國代理機構支付3 000歐元作為她們的機票錢和在東京的住宿費。
女孩一到東京，就有人接機並把她送到公司的公寓，與另一些女上班族同住。如果她屆時還沒有反應過來，那很快就會得知等著她的是什麼瞭。他們會向她施加財務壓力，對她撒謊，用隱晦（和不太隱晦）的話來恐嚇她——不聽話就會傷害到她的傢人，並對她進行簡明易懂的洗腦。
那些女孩在妓院裡上滿9個小時的班，一天可以掙到相當於100美元左右的收入，而其中的75美元會被作為入場費收走。實際上，一天下來，那些女孩手裡隻剩下25美元，跟承諾給她們的每月4萬美元相去甚遠。那些女孩都是持旅遊簽證的，隻允許逗留3個月，而且不允許工作。對“滑頭”和維克托來說，這種狀況大有好處，他們既可以走馬燈似的更換新的女孩，又可以不斷收繳日益上調的機票錢。許多女孩離開這個國傢的時候，其實還欠著“滑頭”的錢呢。
維克托身材高大，外表英俊，據說跟一個日本女子結瞭婚，這樁婚姻給他在日本開展業務打下瞭堅實的基礎。
司法部的一個線人發現瞭一傢註冊在“滑頭”名下的公司：“R&D”，這傢公司成立於1993年，經營汽車進口、服裝銷售、咨詢業務和保險經紀業務，現在顯然不再做什麼生意瞭。這傢公司的董事小林高觸犯瞭《賣淫防止法》——他把臺灣婦女帶到日本國內，讓她們從事妓女的行當，1989年在靜岡（那裡是後藤組的地盤）被拘捕。據稱“滑頭”一直是這傢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很顯然，“滑頭”早就有瞭販賣人口的記錄。
“異類警察”帶來瞭一個相當令人不安的消息：“滑頭”不能碰。我懷疑，這是因為他的情報給露茜·佈萊克曼案提供瞭一個關鍵的突破口。一直到瞭東京都警視廳給六本木管區派去新長官的時候，“滑頭”才失去瞭為所欲為的自由。“滑頭”在他的人生中做瞭一次好事，卻要別人從此為這一好事埋單。
維克托大多是在歐洲直接招募女孩。他還處理後勤事務，安排前往馬爾代夫的性旅行——這才是真正的搖錢樹。
到瞭12月初，我收集到足夠寫一篇報道的資料，就寫瞭一份初稿交給我當時的主管山越（又名史蒂夫·麥奎因(2)）。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認為自己是日本的史蒂夫·麥奎因，而不是湯姆·克魯斯什麼的，但他對我的文章還是有興趣的。
不過，考慮到這篇報道的轟動性，他想要先把20件左右的事情搞清楚。他把這篇報道和我一齊交給瞭“蝴蝶結”先生——國內新聞部裡最可怕、最苛刻的編輯兼資深記者。
“蝴蝶結”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毫不含糊地把他想要的東西告訴瞭我。一個是要我去跟經紀人或人販子談一談，聽聽他們的說法。另一個是要我去找到一個“無辜的受害者”。
“你說的‘無辜的受害者’是什麼意思？”
“你認為我說的是什麼意思，白癡？有些蕩婦來日本就想一個晚上躺著賺上兩三千美元，結果發現自己賺不到那麼多錢，這根本就不是什麼犯罪。我要的是一個受騙上當的女孩，一個無辜的女孩。我要的是一個淒慘的故事。如果隻是個沒拿到足額報酬的妓女對她的工作表示不滿，你就寫不成一篇報道。”
“我認為你沒有理解我想說的。”
“我理解。我瞭解這種交易。我隻是在告訴你該怎麼寫。你想寫這篇報道，寫一篇讓人同情那些無辜的婦女、仇恨那些人販子的報道。如果做不到我說的那樣，你就寫不成一篇報道，而隻是在浪費我的時間，也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我不喜歡他的態度，但我當時說什麼也想要把這篇報道寫出來。事實上，這正在成為我的一個奮鬥目標。所以，我又去找海倫娜幫忙。她告訴瞭我跟一個逃出來的女人取得聯系的方法。那個女人叫韋羅妮卡，她有幸在逃走前把自己的護照偷瞭回來。
韋羅妮卡個子不高，身材偏瘦，金發梳到腦後草草地紮瞭個馬尾辮。她看上去精神不是很好，一層厚厚的濃妝也掩蓋不瞭她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她穿著一件帶毛領的白色皮大衣，左耳長得像被壓扁瞭似的。
她26歲，老傢在離華沙約50公裡的一個小村莊裡。“我在網上看到瞭這則廣告：‘到日本去當女招待吧！誰都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賺到很多的錢！我們正在雇用金發女郎。’我就聯系瞭。
“我到華沙去見瞭這個藝人公司的代表，叫米克爾。他給我展示瞭一傢俱樂部的圖片——真是個奢侈的地方啊——他說：‘你去的就是這個地方，和日本男人跳舞，用英語跟他們聊天。一個小時就賺100美元。’我的女兒6歲瞭，我讓我母親照顧她，自己就離開華沙飛到東京來瞭。他們讓我到全日空飯店去，我在那兒第一次見到瞭維克托。他是荷蘭人，很英俊，表現得完全像個紳士，我覺得很安心。
“維克托開車把我送到住宿的地方。他說，我坐瞭那麼長時間的飛機，一定很累瞭，可以先放松一下，明天開始工作就行。他把我帶到那間公寓——位於西麻佈一棟大樓的4樓。我清楚地記得那個地址。公寓裡已經住瞭一個哥倫比亞女孩和一個加拿大女孩。三個人住在一間小屋裡，我開始覺得有點不自在瞭。維克托拉出一個抽屜，讓我把值錢的東西——包括我的護照——都放到裡面去，說這樣才不會被偷走。我照他說的做瞭。
“第二天下午5點左右，維克托和一個叫‘滑頭’的日本男人來到瞭公寓裡。接著他們就把我們帶到瞭‘小窩’。那個地方跟我在波蘭看到的圖片完全不一樣。維克托非常粗暴地告訴我們，我們就在那兒工作。我生氣瞭，心想，這是什麼鬼地方啊？後來那兩個傢夥向我們說明瞭工作內容：我們要提供性服務——給那些男子按摩、手淫。口交就有4 000日元（約合40美元）。不管我們有沒有顧客，他們每天都要向我們收7 500日元（約合75美元）。如果我們不交，這個金額就成瞭我們必須償還的‘貸款’。機票錢是他們向我們收取的第一筆款項，他們說我們已經欠瞭他們30萬日元（約合3 000美元）。那間公寓的費用是每天1萬日元（約合100美元）。‘別拖拖拉拉的，’他們說，‘如果你們想要更多的錢，可以和顧客上床，這樣可以賺到2萬日元（約合200美元）。你在這個國傢可以待上3個月，所以，隻要你們工作，就可以還上所有的貸款。’
“我被嚇壞瞭，心裡反感到瞭極點，但我無能為力。我離開瞭酒吧，但我對東京一點都不熟悉，連回公寓的路都不知道怎麼走。不過，不知怎的我還記得幾處地方，兩三個小時之後，我終於摸回瞭公寓。我以為我可以抓起護照和機票，做好回傢的準備。沒想到回到房間一看，抽屜裡的東西都被拿走瞭。我沒有辦法，隻好等著。
“我見到維克托的時候，他的臉上顯得那麼……洋洋得意。我很生氣：‘你到底想幹什麼？還我護照！把回程機票給我！你是個賊，如果你不把那些東西還回來，我就去報警。’他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還對我說：‘是我們買的機票——機票是我們的，不是你的。我什麼也沒偷，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婊子。去報警試試。你沒有護照，對吧？他們會以非法移民罪逮捕你的。這兒的警察比地獄獵犬(3)還可怕。請啊，隨你的便，盡管去吧。他們會把你驅逐出境，但你欠我們的錢是不會不瞭瞭之的。恰恰相反，我們會向你索賠的。我知道你傢住在哪裡，我的朋友也都知道。’
“我把女兒留給瞭我媽媽，把這一切介紹給我的人知道她們住的地方。聽瞭維克托的威脅，我心裡很害怕，我認為他們會傷害我的傢人。我想，如果我逃瞭，在我躲起來的時候，我的女兒會被人殺瞭……我媽媽也會。如果是現在，我應該會去找使館。但我當時擔心維克托也會想方設法讓我陷入困境，我想他搞不好在使館裡都有朋友。天哪，我真傻。
“我沒有地方睡覺，沒有錢，走投無路。隻有‘工作’瞭。這是我第一次做那樣的事情。他們解釋說，隻做按摩是1 000日元（約合10美元）。我討厭做那種事情，但還是做瞭。觸摸男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但顧客總是要求口交。那樣做會得到更多的錢。第一周，我隻做按摩，但維克托和‘滑頭’要求住一天公寓交1萬日元（約合100美元）。於是，我就試著做瞭一次口交，但我跟不認識的人就是做不來。我開始劇烈地哽咽起來，開始恨我自己瞭。有一天，我哭瞭起來，去乞求那個店裡的經理。他說他不知道他們把我的護照拿走瞭。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跟維克托說的，但他幫我把護照要瞭回來。經理跟我說，我可以試著在別的地方找工作。他後來還把電話借給瞭我，我就打電話給我媽媽和女兒，讓她們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她們說維克托曾經給她們打過一次電話。我真想馬上回傢去，回到她們身邊，但我做不到。我沒有錢。
“我到另一傢陪酒屋去找工作，但維克托幾乎馬上就得知瞭這件事。他到這傢俱樂部來對我說：‘你不能在六本木工作瞭，我看著你呢。沒有人會給你這種忘恩負義的婊子活兒幹的。’當時‘滑頭’也跟他在一起。
“我不是來日本當妓女的，我得到的承諾是當女招待。那個店裡的經理給瞭我機票和護照，所以，第二天我就決定逃走。我跟一些處境相同的女人談瞭，準備去報警；但大傢越想越害怕，最後還是沒有去成。她們都說‘他們會逮捕我們’、‘現在我們連債都還不上，去瞭還得請律師’、‘日本的監獄很可怕’……
“維克托是不可饒恕的，‘滑頭’也是。下地獄都太便宜他們瞭。
“他們還為商人組織性旅行，你知道嗎。他們在馬爾代夫有一艘大船，那些女孩都是三陪。那些男人隻要願意，就可以每天晚上跟不同的女孩上床……另一個波蘭姑娘告訴我，她在一個這樣的旅行團裡幹過。她得到的承諾是5天20萬日元（約合2 000美元），但維克托不斷以‘租金’為名克扣工錢，結果隻付瞭一半該她的錢。‘這對你來說就像度假一樣嘛，’他跟她說，‘我想，付10萬日元讓你去度假就夠意思瞭吧。’
“我不明白，為什麼日本的警方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呢？他們知道有這種事情，但他們認為到日本來的婦女都是妓女。我想，等我回到傢裡，我就會去報警，但我現在擔心的是我的傢人。
“這個俄羅斯女人卡琳娜11月的時候跟我在同一個這樣的旅行團裡。她脾氣暴躁，總和顧客幹仗。一天晚上，她不見瞭。維克托告訴我們，她假裝胃疼，他們把她帶到島上的醫院去，結果她跑掉瞭。誰都不相信他的話。我看到她踮著腳尖走出她過夜的那個房間，絕對不像是要逃走的樣子。我見她沒有回來，就到她的房間裡看瞭一下：裡面已經沒有她住過的跡象瞭，但床邊上有血跡，看上去就像有人打掃過的樣子，我還聞到瞭清潔劑的味道。我非常害怕，但又不能去問別人，一問就會有危險，更不能跟其他女孩說瞭。船上有個傢夥是日本黑幫裡的。卡琳娜失蹤後的第二天，他的臉上出現瞭一道很深的刀傷。也許是她反抗瞭，他就把她殺瞭。我是這樣認為的，也許這隻是一個巧合，但我不能不這樣想。
“最後，他們額外給我加瞭一點錢，我認為這是封口費。大概等大傢都回傢瞭，他們就隻想把這可怕的經歷忘掉吧。
“去找日本警方報案一點用都沒有。即使我告訴波蘭的當地警方，他們也隻是把我當成妓女。
“我再也不想跟男人在一起瞭，甚至不想跟任何人在一起。這就是我現在的心情。我隻是……骯臟的人，甚至不是個女人，什麼都不是瞭……”
韋羅妮卡講瞭很長時間，我邊聽邊飛快地做著記錄。她不得不說出口的事情和我在別的地方聽說的沒有太大的不同——來日本的動機不同，細枝末節也不同，但那可怕的經歷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想先去追蹤維克托，這樣就得搞到他的電話號碼。
為瞭達到這個目的，我在“迪斯帕裡奧”店裡泡瞭一個晚上，給我見過的最瘋的以色列女孩琪琪買酒喝。她曬得太黑瞭，看起來就像黃褐色的果撻(4)，發型是地地道道的非洲式圓蓬頭。她是維克托的前女友。
我試圖迷惑她，套出維克托的電話號碼，但她不是得到瞭警告，就是天生謹慎，或許都有吧。我還沒有做足功課，錢就快花完瞭。那天晚上，兩個小時、兩萬日元（約合200美元）都賠進去瞭，琪琪也喝醉瞭，但還是什麼也沒說。唉，她一直在說，但就是沒有說我想聽的。她幾乎坐不直瞭，我把她扶起來，開始為她按摩肩膀。
“你的按摩真棒啊！在哪兒學的？”
“瑞典式按摩學校。85屆的。”
她笑瞭：“你這個騙子！別停。”
我按摩瞭她的脖子，慢慢移到她的手上按摩瞭幾分鐘，然後就準備鳴鑼收兵瞭。“琪琪，我該回傢瞭。”我說道。
她把頭枕在我的大腿上，仰望著我：“別走嘛。”
“我還有報告要寫呢。如果你下班後給我打電話，我就會來見你，給你來一個全身按摩，不帶胡來的。”
她揚起眉毛：“全身的？好啊，我要。”
凌晨3點，她打來瞭電話，醉醺醺地叫著要按摩。我又回到瞭“迪斯帕裡奧”，我們一起去瞭一傢情人旅館。一進房間，她就脫光瞭衣服，撲倒在床上，喘著氣說：“我累壞瞭。給我按摩！”
於是，我給她做瞭按摩。按摩瞭大約20分鐘，這個時間剛好可以讓她得到足夠的放松，卻不足以讓她入睡。理想的按摩是不應該導致性興奮的，但我沒有在給她做理想的按摩，而是在讓她興奮起來。我的手段奏效瞭。
她翻過身來，抓著自己的乳房：“你按得我那麼舒服，你可以操我瞭。”
“我操不瞭你。我心裡有事。”
“比如說？”
“比如說維克托的電話號碼。”
“你要那該死的電話號碼？你為什麼要那該死的電話號碼？”
“他欠我的錢。”
這句話似乎讓她覺得合乎情理瞭。她做瞭個鬼臉，惡狠狠地說出瞭那個電話號碼。我趕緊記瞭下來。
“現在你可以操我瞭吧。”她說。
“我不準備收你按摩費瞭，但我要收你快樂收尾費。”
她坐瞭起來，盯著我問：“什麼？”
“我是說，我不準備操你，但可以讓你飛起來。不過，這超出瞭正常按摩服務的范圍。我得向你收費。”
聽到這話，她笑瞭，伸手夠到她扔在椅子上的衣服，掏出一疊1萬日元（約合100美元）的紙幣，朝我扔瞭過來。
“把你的錢拿去，貪婪的小鬼。現在就讓我飛吧。我要高潮。”
我的手指修長——一件與生俱來的禮物。我用手指讓她高潮瞭。
隨即她癱軟瞭下來。我給她蓋好被子，疊好衣服，把錢拿瞭出來。如果不是今天這樣的情況，我可能會考慮跟她上床。如果我沒有得到電話號碼，而我認為跟她上床就會得到我要的電話號碼的話，我應該就會那樣做瞭。我這樣想瞭一下，自己都覺得有點驚訝。我很可能會因此而感到內疚，但我應該會那樣做的。
不管怎麼樣，我得到瞭我想要的東西，心裡很高興。我決定先回公寓看看貝尼和淳之後再去上班，也許我們還可以一起吃個早餐。我叫瞭一輛出租車，讓司機送我回傢。唉，我認為自己是讓司機開回傢去的，其實是讓他開到東京都警視廳總部去瞭。出租車停在總部前面的時候，我才突然意識到自己說錯瞭目的地，但我不想再坐回車裡去瞭。
唉，這段時間我覺得這裡更像傢瞭。樂觀點吧，這樣誰都不會被我吵醒瞭。我坐著電梯回到記者俱樂部，從衣物櫃裡取出衣服，洗瞭個澡，倒在俱樂部後面的榻榻米房間裡睡著瞭。我幾乎有點慶幸自己犯的這個錯誤瞭。
我從露茜·佈萊克曼案的報告中找到瞭“滑頭”的電話號碼。不過，在采訪他之前，我想讓他去給自己挖好墳墓。我讓“迪斯帕裡奧”酒吧裡的一個女孩給他打電話。下面就是磁帶錄音的文字記錄：
“喂，你是‘滑頭’嗎？”
“我就是‘滑頭’。”
“我名叫辛迪·塞梅娜拉。我想找一份女招待或伴遊的工作，有個朋友告訴我找你就行。”
“如果你要面試，就來面試吧。你是哪裡來的？”
“我是加拿大人。”
“沒問題。”
“我要到哪裡去找你面試？”
“你現在在哪裡？”
“我在六本木。你那裡有什麼樣的工作？”
“我也在六本木。七八點鐘怎麼樣？”
“真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工作。”
“俱樂部什麼的怎麼樣？有傢夜總會。”
“嗯，我想知道你有沒有女招待的工作。”
“是嗎？當然有。女招待的工作，當然有。也許你可以在酒吧工作。如果你要面試，就來面試吧。”
“我很想知道是什麼樣的俱樂部。”
“紳士俱樂部。我的俱樂部。沒問題。非常近。我的俱樂部開瞭11年瞭，真的很酷哦。你是怎麼要到我的電話號碼的？”
“我的朋友安娜過去在你的俱樂部裡工作過，也有可能是別人開的俱樂部。她告訴我也可以打電話給維克托。不過，我沒有適當的簽證，我隻有旅遊簽證。沒問題嗎？”
“沒問題。我會負責處理好一切的。沒問題。”
“我在加拿大有當伴遊的經驗。”
“我也有那種工作。”
“那正是我想要找的。”
“你現在在哪裡？”
“在全日空飯店附近。”
“你知道杏仁咖啡廳嗎？你能到那兒去嗎？”
“我還聽說在馬爾代夫有出遊的工作。那樣的也可以。”
“我們見面再談吧。一小時以後怎麼樣？”
“報酬怎麼樣？能得到多少報酬？”
“哪種工作？”
“伴遊的工作怎麼樣？”
“如果你幹得不錯，我想一個月有150萬日元（約合1.5萬美元）。”
“是手交還是口交還是……”
“什麼都有，什麼都有。”
“我能拿到全部回報嗎？換句話說，你收手續費嗎？”
“我們再談。”
“我隻想瞭解一下。”
“如果你真的很出色的話，一個月可以賺到兩三百萬日元（兩三萬美元）。可能的。”
“你提供住處嗎？”
“我馬上會有一個新店，一傢新酒吧。”
“你能不能給我住的地方？我現在住的地方真的太小瞭。”
“我們有住的地方。我們會給你住的地方。”
“我能搞到藝人簽證或工作簽證嗎？”
“恐怕不能。”
“這些聽起來相當不錯。拿旅遊簽證去工作真的沒問題嗎？”
“沒問題。沒問題。”
“這裡賣淫是合法的嗎？”
“（笑）我不想在電話裡說。我們見面再談。你到瞭杏仁咖啡廳就給我打個電話，我就會過去。一個小時以內吧。”
六本木的那些人或多或少都認得我，但“滑頭”大概記不得我瞭，不過為瞭保險起見，我還是把磁帶給瞭後輩記者町江，讓他去采訪“滑頭”。我認為町江去不會有什麼危險。我自己並不介意有什麼危險，隻是認為這是最好的策略。但町江辦事沒有魄力，帶回來的東西很可能會讓那篇報道陷入僵局。我隻好拋開謹慎行事的念頭，借著後續調查的名義跟町江一起去見瞭“滑頭”。
我們見面的地點是在凱蒂俱樂部：漂亮的立體派風格的室內裝飾，黑色的大理石桌子，從那裡還可以看到東京塔。自從上次跟町江談過之後，“滑頭”一定已經編好瞭他的故事，而且仔細入微地推敲瞭一番。他那種逍遙自在的姿態著實魅力十足。我本以為要面對邪惡的化身，沒承想卻碰上瞭戈培爾(5)。
“維克托隻是為瞭讓她們恪守自己的諾言才拿瞭她們的護照。”他開始瞭。
他的英語不太流利，但還是能讓人聽懂大概的意思。後來，他改說日語，承認他有那麼一兩次把維克托（他說維克托是他認識瞭8年的熟人）交給他的護照扣押瞭好幾天。“所有的女孩從一開始就被告知，她們來到日本以後將會在妓院工作。至於韋羅妮卡(6)，他們把所有的條件都跟她說清楚瞭，但她拒絕瞭自己答應過要幹的工作。在她身上不存在上當受騙的事情。”
沒錯，他和他的同夥通過互聯網甚至在網站上招募女孩，然後通過一個地下網絡把她們送到日本來。“我在德國的代理人要我給那些願意當妓女的婦女找工作。”他漫不經心地說道。
他看起來沒有一點防備之心，他是在跟我說話，但他並沒有對著我說，而是在想讓他的同胞町江相信，他是個被誤解的商人，所有的情況都被歪曲瞭。
“維克托對事情的說法完全不一樣，”我突然插嘴道，並沒有完全講真話，“他說你是無賴，是你對那些女孩撒謊，賺取她們的錢。如果你不相信我，就打電話給他——這兒有他的電話號碼。”我把我的手機遞給他，屏幕上顯示著維克托的電話號碼。
這一舉動讓他措手不及，他低聲詛咒瞭幾句，用力拉瞭拉他那條馬尾辮，氣得鼻孔一鼓一鼓的。“維克托是個他媽的騙子。”他最後用英式英語咬牙切齒地說道。
他決定開口瞭。等他說完，我們的報道也有瞭足夠的證據。我們掌握瞭他承認自己竊取他人護照、偶爾脅迫他人、給外國婦女拉皮條、違反日本法律的事實。
那篇報道在2004年2月8日《讀賣新聞》的早刊上發表瞭，對此的反應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還不錯，我也興奮瞭起來，天真地希望有些事情會發生——說不定能伸張正義呢。
我到底在想些什麼啊？難道我真的相信東京都警視廳會突襲“滑頭”和維克托，停止他們的買賣，把婦女解放出來？
“瘦子”給我打來瞭電話，他是個快要退休的警探，負責新成立的有組織犯罪管制一科，主要是處理非法婚姻和非法移民騙局的。他讀瞭那篇報道，想找我談談。
我很激動，抱著我的檔案、資料和記錄，帶著我的電話號碼，早上10點就跑到“瘦子”的辦公室去瞭。
他的態度很熱忱：“幹得不錯嘛，傑克。文章非常有趣。”
“謝謝你，”我沾沾自喜地說，“那你們是不是準備去收拾那些混蛋瞭？”
“我是想這麼做啊。你能不能讓其中一名女士站出來跟我談談呢？”
“我想沒問題。但你會保護好她的，對吧？”
“那可做不到，恐怕我們不得不以拿旅遊簽證非法工作的罪名拘捕她，然後把她驅逐出境。但是，有瞭她的證詞，我們就能以違反移民法或者其他什麼罪名突擊搜查或拘捕那兩個傢夥，以此端掉他們的生意。”
我不喜歡這種腔調：“你為什麼要拘捕那個女人？挺身而出的人反倒要坐牢？”
“嗯，這是法律。我們必須按法律辦事嘛。”
我飛快地翻瞭一遍我手頭上的檔案，抽出一張從日本警視廳那裡拿到的官方指導。“瞧，”我說，“這上面說瞭，日本的所有警方都要盡全力阻止人口販賣活動，妥善處理這種犯罪行為的受害者。”
他哼瞭一聲：“傑克，那純粹是日本警視廳在胡說八道，完全脫離現實。我們不可能對在這兒非法工作的人不聞不問，還為她們提供庇護，即便她們是受害者也沒有辦法。我們沒有確定人口販賣的受害者的標準，這就是不可能對人販子立案的原因。受害者會被當作非法勞工強行遣返。沒有證人就無法立案。如果我們沒有逮到一個被那些人騙來幹活的婦女，那就是失職啊。”
我有可能會救出一幫婦女，使她們不再受到剝削，但我就不得不出賣我的消息來源，包括海倫娜在內。我就不得不犧牲她們，我不能這麼幹。我感到既憤怒又沮喪，把維克托和“滑頭”的電話號碼給瞭他之後就收拾好東西準備離開。
“瘦子”探過身子來很小聲地對我說：“我知道你會覺得這種事很不像話，我也一樣。這簡直就像是把人當奴隸。但是，這是賣淫活動，其實並不屬於我們的管轄范圍。我隻能根據這些婦女持有的簽證種類，按照非法移民或違反外國人勞動法的情況來處理。人口販賣屬於灰色地帶，我建議你去找風化糾察隊隊長談談。”
我去見瞭風化糾察隊的頭兒。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張我的報道的復印件。他是個卷發矮個子，戴著方形無框眼鏡，聲音低沉。我想到他的時候總叫他“卷毛”。
“阿德爾斯坦，幹得漂亮。你應該當警察啊。”
“謝謝。你覺得怎麼樣？你們會不會去把這些傢夥逮起來？”
他咧瞭一下嘴，從牙縫裡吸瞭口氣，發出“噝——”的聲音——上瞭年紀的日本男性被問到他們不想回答的難題時往往會這樣：“這有點像是移民問題啊。你跟有組織犯罪管制一科談過瞭嗎？”
“他們說，如果是賣淫活動，就屬於你管的瞭。”
“真的？”
“是的。”
“卷毛”拿起我的文章從頭到尾讀瞭一遍。
“傑克，我們風化糾察隊管的面很廣——毒品、槍支、扒金庫，給合法的妓院發許可證，突擊搜查不法妓院，諸如此類的事情。不管有沒有受到脅迫，這顯然是賣淫活動瞭。那些女孩裡有未成年人嗎？”
“聽說沒有。”
“得，這就很難讓兒童保護隊接手這個案子瞭。我就是問問而已。”
“你的意思是？”
“好吧，把你掌握的情況告訴我，我們可以試著按違反賣淫法的案子處理，不過，這很費時，而且對被告的處罰也很輕，即便我們讓被告得到有罪判決。”
“行。”
“還有一件事……那些妓女——她們都是外國人，對吧？”
“是啊。”
“唉，我們科裡沒幾個警官會應付外語啊。也就是說，我們得去請刑事調查司的國際犯罪組做後援瞭。說實話，他們對協助低級別的賣淫搜捕活動可不怎麼熱心。”
“那就是說，你們什麼也做不瞭？”
“不，我是說要花很多的時間。在後勤方面……有預算問題……人員問題……語言問題。”
“好吧，我可以把我手頭上的資料給你。”
“我會收下，或許我對此也無能為力啊。”
“顯然有犯罪活動發生嘛。”
“顯然有犯罪活動發生的地方多著呢。但我們的人力隻夠去做一些象征性的拘捕，讓大傢安分點。我們會管的，但對我們來說，這可不是個簡單的案子。”
不必再多說瞭。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對警察大失所望。我明白瞭，他們隻能執行現有的法律，而我卻要他們去做他們無可奈何的事情。
維克托繼續把婦女帶到日本來，“滑頭”繼續賺著錢。兩三傢俱樂部在那篇報道登報之後停業瞭，有些人不去參加那種馬爾代夫觀光旅行瞭，但事情並沒有發生什麼實質性的改變。海倫娜對我不滿意，我對自己也不滿意。我感到非常憤怒和沮喪，於是便帶著完全敗下陣來之後手頭上剩下的所有資料去瞭美國大使館，把它們交給瞭那裡的一位國務院聯絡人。我想這些資料起碼有可能成為人口販賣年度白皮書裡的一點有價值的素材。
我特意把那篇報道全部翻譯成英文，而且很高興地看到那篇翻譯稿在互聯網上相當迅速地傳播開來。我聽說維克托開始在招募婦女這件事上遇到麻煩瞭。
那年6月，美國國務院把日本列入瞭解決人口販賣問題上做得最差的國傢的觀察名單，我真的高興壞瞭。特別是在行動的意願上，日本的排名僅僅比朝鮮略高瞭一點。對日本人來說，這就像是剛剛起步的狀態，但不要低估瞭國恥的力量，它能使日本政府擺脫懶惰，行動起來。
另一方面，我感到很欣慰：那個月的下旬，美國大使館在聯合國大學舉行瞭一次關於人口販賣問題的研討會，我受邀成為專題討論小組的成員——不是以記者的身份，而是以與會者的身份，我感到很榮幸。
在這次會議上，日本警視廳的代表發言，概述瞭日本在打擊人口販賣方面所做的驚人之舉。我在問答環節忍不住舉起手來，對他的發言做瞭長篇的指責。我敘述瞭自己跟東京都警視廳打交道的經歷，然後用我遇到的那些障礙為例，解釋瞭為什麼日本警視廳的官方指導是一份毫無價值的自我宣傳。之後提出的問題也毫不留情，隻是沒有之前那麼言辭激烈而已。
第二天早上，我在會議上的發言稿以“日本：人口販賣的帝國？美國希望日本將人口販賣定為刑事犯罪”的標題見報瞭。要知道，記者通常是無法為自己的報道選擇標題的，但我特別留意瞭一下，用上瞭我自己想用的標題，隻不過我得給那個搞版面設計的傢夥買上一瓶8 000日元（80美元）的清酒。
那天一到會場，我就看見三個氣勢洶洶的日本官員站在那兒等著我。一個是日本警視廳的，一個是司法部的，還有一個是外交部的。那位外交部官員是個女性，顯然她被選中站在那裡是因為她會講英語。她站在另外兩個人的前面，拿著報紙在我面前揮瞭揮。“這個標題是不可原諒的。”她失去瞭自制，竟然用日語對我這樣說道。
我從她手中接過報紙，端詳瞭一下標題。“你說得對，”我說，“這個標題應該改一下。‘日本：人口販賣的帝國’後面的問號應該是感嘆號。而且，提到美國的部分並不重要。整個標題應該改成‘日本：人口販賣的帝國！和朝鮮一樣糟糕？’”
我連連獲勝瞭。盡管這種事情很棘手，我還是找到瞭一項真的可以為之奮鬥的事業，獲得瞭一種躋身於十字軍東征的興奮和力量。自以為是的憤怒才能真正激發起你的興趣。我做瞭一些並不值得自豪的事情，但和我所報道的那些販賣人口者相比，我就是活佛瞭——至少在我心裡是這樣覺得的。
而我還是憤憤不平。我氣憤的是，雖然當時日本國內的人口販賣活動很猖獗，日本警方和日本政府卻對這個問題漠不關心，根本不想去處理。其實，我不能過分責怪警方。法律就是法律，沒有寫入法律的真正的打擊人口販賣的條例，他們該怎麼辦呢？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在於警方，而在於他們的上級機關。
我的想法很像一個調查黑社會槍擊案的優秀打黑警察。誰在乎開槍的人？他隻不過是在執行命令。如果想要取得成效，就要嚴懲下令開槍的那個人。
我決定盡我所能去撬動日本政府。
這起案件的令人遺憾之處在於對剝削外國婦女的行為所表現出來的冷漠和默許。我需要證據來證實我的案例。我的腦子裡有瞭一個想法。以聯合國為後盾的國際勞工組織（ILO）已經開展瞭一項由日本政府資助的研究，調查日本的人口販賣狀況。這份研究報告毫不留情地指出：日本既沒有懲處人販子，也沒有妥善處理受害者。但日本政府責令國際勞工組織保守秘密，這份報告永遠得不到公開瞭。
但是，我知道瞭它的存在，並通過某些渠道得到瞭一份拷貝。這個消息變成瞭2004年11月19日的《讀賣新聞》的頭版報道。我必須爭取到像樣的報道，而這樣做是值得的。第二天，我緊跟著又發瞭一篇文章。我的消息來源告訴我，政府已經準備宣佈一項對付人口販賣的行動計劃，而我的文章也促使政府對政策作出瞭大幅修改來加強對受害者的保護措施。我覺得，作為一名記者，我終於做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管這件事有多小。
我沒有放棄使維克托和“滑頭”受到懲處的努力。最終，這兩個人都進瞭監獄。緝毒隊瞄上瞭“滑頭”，突擊搜查瞭他開的那幾傢俱樂部，他的生意就玩完瞭。有人向日本海關的官員和荷蘭警方提供瞭大量有關維克托的業務的消息，維克托也進瞭監獄。顯然還有人把他的名字給瞭當地的壓酷砸，他們以侵犯瞭他們的地盤為由把這個混蛋趕出瞭六本木。
我做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我應該改一下措辭：海倫娜和我做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她鼓起瞭勇氣跟我聯系，在第一篇報道上比我出瞭更多的力，如果有正義可言的話，當時她的名字也應該出現在那篇報道裡。
最終，馬爾代夫的性旅行停瞭，“滑頭”的俱樂部都被搜查、取締瞭。正義或多或少得到瞭伸張。
在調查人口販賣的過程中，我的內心發生瞭一些變化。我說不清那些變化是什麼時候發生的，連為什麼會發生也搞不清楚。我不太善於一邊和受害者交談一邊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她們的經歷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有一些景象還會讓我覺得忐忑不安。一個泰籍性工作者的六歲男孩骨瘦如柴、滿口沒牙，那些人販子卻不允許她帶兒子去看牙，因為他們不想讓當局知道他們都是非法逗留在日本的。
那個慘遭顧客毆打的韓國女子，乳房上留著別人把煙頭捻滅在那上面的傷痕。幹出這種事情的男人可能是個低級別的壓酷砸，還帶給她艾滋病和一個孩子。她認為那是上帝對她的詛咒。我很難不同意那種看法。
還有一個愛沙尼亞女人，因為對顧客唾瞭唾沫便被人用酒瓶雞奸，手段殘忍至極，以致她不得不做瞭手術。還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而在幾乎所有這樣的案例中，那些婦女永遠都不知道是誰讓她們成瞭受害者，不知道她們被關在什麼地方，不知道那些涉案的日本人的名字。她們記得自己受到的折磨，卻幾乎記不起能夠找到那些責任人的線索。這就像是在和“幽靈”幹仗。在大多數情況下，性愛俱樂部的老板被捕之後，當局就會立即以違反簽證規定為由將那些婦女強行驅逐出境，這樣，檢方就得不到進行其他指控的證據。我力爭讓警察們明白，他們應該以綁架、強奸、毆打及其他任何可能的指控逮捕人販子，但警察們總是告訴我說：“要這樣做，我們就需要證據，而這些婦女不足以成為證人，因為她們聽不懂日語，不能提供可靠的證詞。此外，她們一直在日本從事非法工作，這本身就是一種犯罪，必須受到驅逐。她們一旦被驅逐出境，就很難立案瞭。”
這就像是禪宗的“問答”。我一直在跟執法人員進行著同樣的對話。我知道，如果法律更改，事情就會有所改變，但這種事情好像永遠也不會發生。
我結交瞭多方面的消息來源，就是為瞭能和受害者交談，但我怎麼也找不出有關加害人的消息。我沒有財力和物力去做這種事情瞭。我開始從工資裡拿出大筆的錢來幫助我遇見的受害女性。有的時候，這就意味著要帶她們去可以做人工流產的地方——不會記錄在案的那種地方。
我不知道該怎樣去看待流產這件事，但我心裡明白，我認為哪個女人都不該把強奸她或買瞭她違心服務的男人的孩子生下來。有的時候我還不得不給她們掏機票錢。我傾囊相助。而正因為如此，我在打破所有的客觀性原則。別陷進去。我陷進去瞭。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性失去瞭興趣。它似乎成瞭一種下流、骯臟、野蠻的事情。隻要是跟性有關的事情都會讓我隱約覺得不舒服。我並沒有陽痿，隻是提不起興趣來。慢性疲勞也使病情加劇瞭。
我本該跟妻子談一談所有這一切的，但我沒有。我根本就不著傢，哪有時間談？我晚上打個電話回傢跟孩子們道聲晚安，心裡想著白天給她發個電子郵件，卻又常常忘瞭發。我覺得隔閡在慢慢地產生，就像在觀察別人一樣註意到瞭它的發生。我本可以跟她解釋原因的，但我不想這麼做。她似乎對我的工作並不感興趣，而我也就不想談瞭……我們吵瞭起來。她指責我喝酒花瞭太多的錢，而我又不想說我一直給那些她不認識的女性錢。為什麼？我怕她會不讓我這樣做。她可能並不會阻止我，可能還會表示支持。我隻是沒有給她一個機會。
說謊成為工作的一部分時，一個人就忘瞭愛應有的功用。
很晚回傢的時候，我開始到裡頭的房間裡睡瞭。我們本來是和孩子們睡在一起的，這樣也很少有機會親熱。我們甚至沒有一間真正的臥室，客廳裡隻有一個榻榻米，我們就把被褥鋪在那裡睡。
即便早回傢（這種時候很少），我也開始找個借口睡到裡屋去瞭。我覺得那兒比較舒服，而且睡著的時候我再也不喜歡有人碰我瞭。
我知道自己的精力正在枯竭。我的父母跟我談話時發現我總是走神。我開始考慮停職回傢瞭。我覺得這樣做是有益的，也是明智的，對自己、對我們的婚姻、對孩子們都應該是最佳的選擇。
(1) 這個“滑頭”就是我采訪露茜·佈萊克曼謀殺案時遇到的那個人。
(2) 好萊塢著名動作片影星，賽車獲獎選手，曾從師李小龍學習少林拳。——譯註
(3) 神話傳說中的一種有著三個頭的惡犬。——譯註
(4) Pop-Tarts是美國傢樂氏公司（Kellogg Company）生產的一種果醬餡餅。——譯註
(5) 納粹時期的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譯註
(6) 我在采訪“滑頭”之前確認韋羅妮卡已經離開這個國傢，沒有危險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