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寫這本書時曾經再三斟酌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才不會危及我的線人和/或給所牽涉到的人帶來不利的影響。在日本，警官向記者泄露任何消息都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這種事情肯定會讓他失業。這種事情並不常有，但這並沒有給那些因為我沒有保護其身份而失業的警察、檢察官或日本警視廳官員帶來多大安慰。對壓酷砸來說，揭露組織上的秘密或協助像我這樣的人有可能會付出生命的代價。
在日本受到壓酷砸恐嚇的第一個人或者第一個記者一定不是我。如果他們隻是恐嚇，那還不算怎麼糟糕。當然，問題是壓酷砸有時會說到做到。受人尊敬的壓酷砸問題記者溝口敦就有過被山口組成員刺傷兒子的不愉快經歷。他寫瞭一系列讓壓酷砸出醜的文章之後，他們就下手瞭。他們襲擊的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他的兒子——就因為他兒子碰巧被他們遇上。這不是一個壓酷砸襲擊平民的孤立事件。報道日本有組織犯罪的問題時，保護消息來源可能是一件生死攸關的大事。我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件事。
如果後藤忠政還掌管著他以前的那個組織的話，這本書就不會有獻詞和謝詞瞭。不過，既然後藤的宗師兼導師塚越慈德堅持說這位前組長現在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過著平靜、贖罪和寬容的生活，我就姑且認為情況不同瞭。
另一個我再三斟酌的問題是，在我當記者時從事著性工作的大多數女性現在都過著不同的生活瞭。有些人結婚瞭，有些人有瞭孩子，大多從事著完全不同的工作。使她們蒙羞或暴露她們的過去的做法會讓我覺得心裡過意不去。
在這本書中，我已經竭盡全力來保護我的線人的名字瞭。我用瞭化名、昵稱，改變國籍和身份等。我竭力在遮掩和誤導之間保持平衡，我希望這種做法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