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鶴常常給小環寫信。她總是講到她的夢。她夢見自己又在這個傢裡。她夢見樓下的那條馬路，那大下坡。她說她常去東京的中國街買菜，那裡的菜便宜，那裡的人都把她當中國人。她說大孩張鐵去瞭日本之後，她會把自己現在的小屋讓給他住，她去和丫頭一傢擠一擠，等存瞭錢再說。她說她回日本已經晚瞭，日本沒有她的位置瞭。她隻但願孩子們能學會日語，在日本找到位置。多鶴的信充滿“但願”——不少戰後遺孤或遺留的子女向政府請願，要求得到和日本公民平等的權利，就職或者享受社會福利。他們還向社會呼籲，不要歧視被祖國拋棄在異國的遺孤和遺留子女，把他們當成低能者，因為他們的低能是戰爭造成的。多鶴但願這些請願成功，丫頭兩口子就能找到像樣的工作。多鶴說自己就湊合掙一份清潔工的薪水，但願她能攢下點錢。
讀多鶴的信是一件吃力的事，但它慢慢成瞭小環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尤其在大孩張鐵也去瞭日本之後。丫頭的信很少，張鐵從不寫信，所以這姐弟倆的生活情形小環隻能從多鶴的信中讀到。
多鶴的信越來越長，多數是談她又找到瞭原先代浪村的誰誰誰，或者談請願進行得如何。一點進展也沒有。所以從中國歸國的人成瞭日本最窮、最受歧視的人。多鶴還說到一個從中國回國的代浪村鄉親，他的孩子在學校裡天天挨揍，因為同學們叫他中國佬。就像這孩子歸國前中國同學叫他日本鬼子一樣。小環意識到多鶴也是個上瞭年紀的女人，常常忘記一些事她上封信已經寫過。多鶴要小環把每天的生活都記下，告訴她，包括她和人怎樣吵架。她說大概走遍全日本也找不到一個像小環這樣會吵架、又吵架吵得這麼好的人。她覺得日本人有憤怒有焦慮，卻沒人把它好好吵出來，所以他們不快樂。像小環這樣會吵得人傢哈哈笑的人，一定不會動不動想去殺別人或者殺自己。
雖然多鶴嘮裡嘮叨，但小環愣愣地笑瞭：多鶴似乎挺懂自己。
其實她已經不怎麼吵架瞭。她意識到這一生吵吵鬧鬧多半是為瞭傢裡人，現在隻剩下她一個人，周圍的人和事她都馬馬虎虎對待，找不著什麼事值得她吵。她連話都說得馬馬虎虎，因為馬虎的話黑子也不馬虎著聽，照樣聽得無比認真，以它生滿白內障的眼睛瞪著她。三個孩子都很好，至少比樓上鄰居的孩子們前景要好，這是小環跟人傢不再吵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我跟你們吵什麼呀？你們有我這麼好的三個孩子嗎？知足的人才不吵架呢！
到瞭張儉去世後的第三年，小環才對自己忍得下心來拆看他的最後一封信。最後一封信裝在一個大牛皮紙袋裡，和他的老上海表、一把小銀鎖、一把傢裡的鑰匙一塊兒寄回來的。小銀鎖是嬰兒張二孩時期的物件，他一直拴在鑰匙上。鑰匙他去日本前忘瞭給小環，揣在衣兜裡帶走的。老手表倒很準，停的時間是張儉心臟停止跳動的時間。多鶴在信裡特意這樣告訴小環。
張儉這封信沒有寫完。他說他近來胃口好瞭一些，多鶴總是給他做小環曾做的面條、面片、貓耳朵。他說等他身體恢復後，就去找一份不需要講日本語的差事，就像丫頭的丈夫那種給百貨公司擦玻璃窗的工作，掙瞭錢之後，接小環來日本，他已經和多鶴談妥。他們三個人中缺瞭誰也不行，打打吵吵一輩子，但都吵鬧成一塊骨肉瞭。他現在住在醫院，明天做瞭手術就能出院瞭。
小環這才知道，他並不明白自己已經活到瞭頭。看來多鶴和孩子們一直瞞著他，瞞到他被推上手術臺。
張儉的這封信沒寫完。他寫著寫著就靠在摞起的枕頭上，想著小環嫁給他時的模樣睡瞭。小環這樣想象著。他連寫一封完整的信的體力和精力也沒瞭。他一定把這封沒寫完的信壓在褥子下，怕多鶴看見。他還得在兩個女人之間繼續玩小心眼兒，就像多年前一樣。孩子們和多鶴瞞他瞞得真好，他一直都相信，他還有不少日子要過，還有不少麻煩要處理，比如他的兩個女人，還有在她們之間玩小心眼的必要。他一定相信自己從手術刀下走一遭之後，便又是一條好漢，所以他才在信裡為小環鋪排出那樣長遠的未來。信沒寫完，他對小環的歉意便一望而知。
她對黑子笑笑說：“咱心領瞭，啊？”
鄰居們每天還是看見朱小環拎著裝縫紉機頭的箱子，從樓下的大下坡往居委會樓下走。她把那三角形的樓梯間租下來瞭，縫紉機架子就擱在那裡。但她怕縫紉機被偷，每天固執地把它拎來拎去。黑子又老又瞎，卻前前後後顛著屁股跟隨著她。
黑子時常會飛也似的躥下大下坡，根本就不用視力沖到拐彎處。小環知道那是郵遞員來瞭。假如二孩張鋼有信來，郵遞員就會讓黑子叼著信沖上坡，交給小環。黑子常常撲空。但它從來不氣餒，總是熱情洋溢地撲下坡，對著郵遞員瞪著它灰白無光的兩隻眼睛，嘴叉子從一個耳朵咧到另一個耳朵，擺出它那狗類的喜悅笑臉。
二孩被調到瞭西南，在那裡娶瞭媳婦生瞭孩子。他有空總是給母親小環寫信，而這天卻沒有他的信。黑子朝著郵遞員的笑臉卻始終不挪開，直到郵遞員騎車上瞭坡，它還站在原地，搖著尾巴。
小環隻好安慰它：“黑子，明天就有信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