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表現的歷史自覺，大量通過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來體現；朱德在革命最困難時期的革命堅定性、堅決性，表現出瞭他的歷史自覺；周恩來同志的歷史自覺，體現在他對中國共產黨所提供的組織協調。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配合是中國共產黨的萬幸。
他們之所以能成為偉人，是因為他們是真人。說真話，辦真事，行真理，義無反顧地追求心中的理想，而且為瞭這樣一個理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這是他們給我們今天留下的最珍貴的精神財富。
29.周恩來的歷史自覺在革命中的作用
毛澤東表現的歷史自覺，大量通過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來體現；朱德通過對革命的信心與信仰，尤其在革命最困難時期的革命堅定性、堅決性，堅信革命能夠成功，表現出瞭他的歷史自覺。那麼，周恩來同志大量的歷史自覺是通過什麼表現的？
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所提供的組織協調。
我們經常講周恩來同志是一個很大的謎，他這個人非常大的一個特點是犧牲個人、維護組織，這個特點表現得非常明顯。那麼周恩來同志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尼克松對他有一段評價。尼克松20世紀70年代初訪問中國，多次與毛澤東、周恩來有過接觸。尼克松說：“毛澤東是一團烈火，周恩來是一個控制火勢的人。”這個說法沾點邊，但並不是太貼切。
我自己想瞭這麼一個比喻：打開一個手電筒去照射的時候，頂多十幾米光線就散瞭；而要是一束激光，幾公裡之外可能都能燒穿一塊鋼板。激光的能量來源於哪裡？來源於它的高度聚焦。
周恩來在我們黨內大量的組織協調工作的實質就是“高度聚焦”。
首先中國共產黨是由這麼多人組成的一個黨。尤其是黨的領袖集團成員，興趣各異、脾氣各異、愛好各異，各人有不同的觀點，各人有不同的主張。這樣一個環境中，周恩來通過大量的工作，使大傢心往一塊兒想，勁往一塊兒使。
周恩來在黨內無人可替代。我在這兒給大傢舉一個例子。
長征之初，博古同志是中共中央負總責的人，有傳言說他在長征的時候不想帶毛澤東同志走，想把毛澤東同志留在蘇區。其實這個問題今天已經講清楚瞭，不是博古同志不想帶毛澤東同志走，而是長征之前毛澤東同志給博古同志寫瞭一封信，他在信上提出來，他自己不想走。這封信毛澤東主要講瞭這麼幾點：
首先，他與第一、三軍團的領導交換過意見，第一、三軍團的部分領導都同意留下來，和他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
其次，要求紅九軍團留下一個師，這樣毛澤東同志帶著第一、三軍團的少部分領導人和紅九軍團的一個師堅持蘇區鬥爭；
最後，歡迎中央再回來。
當然這裡面有這樣幾層意思：
第一點，毛澤東同志不想和上海來的中央諸位領導同志在一起。因為這些同志從上海一來，很快就把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撤掉瞭，而且很快中央蘇區反“圍剿”也失敗瞭。以毛澤東的個性，他不願和這些吃過洋面包的人在一起，覺得有點格格不入，所以他提出來他不走。
第二點，當時叫戰略轉移，不叫長征，誰也不知道離開蘇區後，就一去不回瞭，走瞭二萬五千裡都不知道。當時戰略轉移最直接的目標是去湘鄂西與賀龍、蕭克領導的二、六軍團會合。
在這幾個重要的因素之下還有第三點，毛澤東同志對蔣介石要一舉拿下中央蘇區的決心有所低估。
我們可以想，如果毛澤東同志要留在蘇區，後果不堪設想。留在蘇區的瞿秋白同志、賀昌同志、劉伯堅同志都紛紛犧牲瞭，能活下來的也九死一生。而且長征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參加，那又會是一種怎樣的長征？紅軍還能不能走出來？我們還有沒有遵義會議……
這就是在長征最初的時候，毛澤東表示他留下來不走的原因。
那麼後來怎麼樣？誰勸說瞭毛澤東同志跟著部隊一起走？
這個人就是周恩來。
30.周恩來與毛澤東改變中國命運的談話
我們上節講到毛澤東同志給中央寫瞭封信，他要留下來堅持在蘇區鬥爭，歡迎中央再回來。當時中央的總負責人博古，非常年輕，大約28歲，看見這封信以後不知道怎麼辦，便拿著這封信直接去找周恩來，他說：“老毛提出不走，你看怎麼辦？”周恩來迅速看完這封信，跟博古講瞭一句話：“我去找他談。”
周恩來同志當天騎著馬從中央所在地瑞金趕到瞭毛澤東同志的住地找他談話，核心就是勸毛澤東同志跟著走。那個談話進行瞭一晚上，那天晚上周恩來與毛澤東之間談瞭些什麼，誰都不知道。
當天警衛回憶當夜雨下得很大，雨水順著屋簷往下流，流到鬥笠上，鬥笠濕瞭，從鬥笠流到蓑衣上，蓑衣濕瞭，蓑衣的雨水流到綁腿上，綁腿濕瞭，鞋子濕瞭。
領導人在裡面的談話遲遲談不完。他們開門進去給領導倒水，門一開，兩位領導同志一句話都不說瞭，就看著他們，等他們倒完水退出去，門關好瞭才又開始說。所以警衛也沒有聽見這兩位領導同志在裡面談瞭什麼。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周恩來同志騎馬返回瑞金，見到博古同志，就講瞭一句話：“他同意跟著走瞭。”
我覺得這句話雖然非常簡單，卻意義極其重大，是改變中國命運的一句話。我們可以設想，毛澤東同志如果不跟著走，在蘇區能保證他的安全嗎？而如果毛澤東同志不走，那我們的長征是什麼樣的長征？紅軍能不能從困境中走出來？我們的結局又將如何？
恩格斯講過一句話：“歷史的必然通過大量的歷史偶然去實現。”不是說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它就是必然會成功，在這個過程中會經過許多路口，需要跨過許多急流險灘。
我們從這個問題上看周恩來，他不是對黨和軍隊的命運作出瞭極大的貢獻嗎？而且像這樣的事情周恩來終生對任何人都沒有講過。
周恩來晚年病重的時候，葉劍英元帥當時就認定：周總理肚子裡要說的話很多，你們身邊工作人員一定要隨時準備好筆，把他說過的話一一都記錄下來，哪怕在昏迷中說的話也要把它記下來。周恩來同志身邊的工作人員，確實按著葉帥的要求準備好瞭紙筆，要把周恩來說的任何話都記下來。
結果一直到周恩來去世，警衛也好，護士也好，他們準備的筆都沒動過，紙還是一張白紙，一個字都沒有記錄。周恩來同志一輩子都是這樣以組織為核心，以組織的生命為核心，以組織的利益為核心。
他完全犧牲瞭自己。
這麼多年，我們一直講周恩來同志的貢獻，但一直都講得不夠。
周恩來同志勤勤懇懇、任勞任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稱贊他。但也不光是稱贊，詆毀周恩來的話也有，像周恩來同志的“世故主義”，周恩來同志如何如何“不講原則”，周恩來如何“和稀泥”，這方面講的人也很多。
我覺得不管是稱頌的或者是詆毀他的人，都沒有認識到在中國革命若幹重大歷史事件關頭，周恩來同志作出的關鍵性貢獻。當時的黨中央不知道少瞭毛澤東的長征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當時的毛澤東同樣也不知道自己留下來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所謂的歷史真實，不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安排好瞭的，我們走到這就是遵義會議，走到這就是延安，走到這就是天安門，沒有這樣的安排。全是什麼？全是人的努力、奮鬥、犧牲。
共產黨一步一步這麼走過來，在這其中周恩來表現瞭極大的歷史自覺。他通過組織，通過協調，把黨的力量最大可能地凝聚在一起，把一個散射的手電筒的光芒變成一束激光。
組織協調工作當然不光是周恩來同志一個人做的，但是周恩來同志是黨內最傑出的組織協調工作者。這點，我覺得是毫無疑問的。在長征之前那個晚上周恩來與毛澤東的談話，它的結果決定中國革命命運。
31.周恩來巧解博古心結，毛澤東獲真正領導權
在長征的過程中周恩來與博古還有一次重要的談話。
博古當時是我們黨內很年輕的領導者，他出任中共中央臨時總負責人時還不到25歲，很年輕，長征的時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歲的樣子。這樣一位年輕的領導者，當然在有些事情的處理上，思慮還不夠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揮反“圍剿”的過程中，在指揮紅軍長征的過程中，有一些失誤。那麼到瞭遵義會議的時候，就有一個更換領導權的問題。博古在當時不太適合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瞭，要做一個調整。當時傾向於由張聞天來負責，但是還沒有完全地明確。
由於這個原因，遵義會議開過之後，中央的兩個挑子，一個是中央的印章，一個是中央的文件，這兩個挑子還跟著博古同志。從內心來說，博古還是有些疙瘩沒有解開，思想上還存在著問題。這種情況一直到遵義會議開過20天之後。
1935年2月5日，在雲南威信地區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討論分工問題，正式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責。周恩來那天晚上在那個地方與博古有一次徹夜長談。
我們前面講的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那次徹夜長談，沒有隻言片語留下來。那麼這次周恩來與博古的談話是有東西留下來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飛機失事犧牲瞭。因為周恩來那次跟他的談話令他印象至深，他把這個談話的內容告訴瞭潘漢年，潘漢年也作瞭一些記錄，後來就流傳下來瞭。
實際上那天晚上，周恩來沒有一句批評博古的話，他完全用現身說法告訴博古，你我都是吃過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過洋面包的人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那麼瞭解。
周恩來說，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後，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面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而且他才能夠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傢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
這是周恩來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談話。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來瞭。
後來博古在黨內一些重大問題的鬥爭中，都堅決地站在中央這邊，比如說與張國燾的分裂傾向的鬥爭。博古後來在犧牲前多次回憶周恩來與他那天晚上的談話，可見對他印象之深。
這難道不是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嗎？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領袖層裡的這種非常復雜的組織協調工作中，作出瞭無人取代的獨特貢獻。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革命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樣的領導同志配合，我覺得中國革命是萬幸的。如果說是有運氣的話，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就像小平同志講的那樣，毛澤東思想是全黨智慧的結晶。
在這個智慧結晶背後一次又一次發揮著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來。
32.毛、周、朱的結合是中國共產黨的萬幸
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結合，但不是說這個結合從一開始就緊密無間，不是說他們互相之間一點兒疙瘩都沒有，一點兒矛盾都沒有。
比如說毛澤東和朱德，朱毛會師之後，在關於領導權的問題上，在有關紅四軍到底怎麼發展的問題上，兩個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尤其是在1929年紅四軍的“七大”和“八大”上，經過民主選舉，把毛澤東同志選下去瞭。陳毅取代瞭毛澤東成為軍委書記，後來陳毅到上海去匯報工作的時候，朱德又成為軍委的代書記。當時紅軍的領導工作，實際上就是朱德把毛澤東取代瞭。
到瞭中央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寧都會議，撤銷瞭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由周恩來擔任紅軍總政委。周恩來也把毛澤東的指揮權給替代瞭。
在我們黨進行路線方針政策選擇的時候，有些爭論，對於真正的共產黨員來說，是不避諱的。比如說在紅四軍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澤東與朱德和陳毅發生瞭比較大的爭論。在我們黨發展的歷程中，有過一些不成熟的階段，正是因為有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個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
當初紅軍內部發生比較激烈爭論的時候，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陳毅也就30出頭。大傢當時都是在一個最富有創造力的年齡。在這個年齡，大傢的這種激情和見識不一定完全一樣。雖然革命必然成功這個目標和信念是一樣的，但是個人的思想、脾氣、性格是不一樣的，對形勢認識也不一樣，這種碰撞就是在所難免的。在那個為瞭理想流血犧牲的年代，領導層中間、個人之間產生瞭一些隔閡，但並不妨礙他們為瞭一個共同的目標，心往一塊兒想，勁往一塊兒使，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最為珍貴的地方。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配合是我們黨的萬幸。1976年，周恩來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澤東9月份去世，他們三個偉人在同一年離開。這仿佛又是歷史巧合。
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思想，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意志，有的領袖既為黨提供思想又為黨提供意志。這種結合無法取代，無人取代。這就像什麼？普列漢諾夫講過一個問題，什麼叫發起人？就是成為歷史上一個重大運動的發起人。
普列漢諾夫說，隻有偉人才能成為發起人，因為他們的見識要比別人遠些，他們的願望要比別人強烈一些。
但是所有偉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會犯普通人的錯誤。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都是普通人。他們又是不普通的，為什麼他們又不普通呢？就像普列漢諾夫說的這句話，因為他們的見識比別人要遠些，他們的願望比別人強烈一些。
面對中國革命不斷出現的挫折困境，面對中國共產黨成長路上的艱難險阻，甚至還要面對內部的爭論不休和復雜矛盾，不少人都退縮瞭。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們沒有，他們還在繼續地追求。所以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是萬幸的。
當然，中國共產黨領袖集團的形成是“萬幸”，對蔣介石來說，就是大不幸。
33.蔣介石的大不幸是與毛澤東同時代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能取得最終成功，不是共產國際的選擇；蔣介石能在一個時期之內所向無敵，形式上統一全中國，也不是孫中山的選擇，他們都是歷史的選擇。
毛澤東、蔣介石二人，心頭皆有主義，手中皆有槍桿。歷史選擇他們代表各自的階級和政黨，用手中的槍桿和心中的主義在現代中國猛烈碰撞，成與敗，幸與不幸，都是歷史的選擇。
中國政治舞臺上，從古至今十八般武器，蔣介石樣樣會使，而且每一樣都爛熟於心，有硬的，有軟的，有正面作戰的，有暗地收服的。原本不太拿這個奉化人當回事的眾多風雲人物，紛紛被他如挑滑車一般弄翻在地。趕走許崇智，軟禁胡漢民，孤立唐生智，槍斃鄧演達，刺殺汪精衛，用大炮機關槍壓垮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用官爵和“袁大頭”買通石友三、韓復榘、餘漢謀。兵力比他多的人，實力比他強的人，人才比他多的人，最後都沒有搞過他，一個一個在他面前倒下。
為什麼？
1930年，蔣、馮、閻大戰。閻錫山在北平第八次總理紀念周上給反蔣派打氣，說蔣介石有四必敗：
一曰與黨為敵；
二曰與國為敵；
三曰與民為敵；
四曰與公理為敵。
被稱為“十九年不倒翁”的閻錫山所言極是。很長時間之內，沒有人比閻錫山對蔣介石的總結更為準確、更為精辟、更為深刻的瞭。
但蔣縱橫捭闔，就是不敗。
這對眾多北洋老軍閥和國民黨新軍閥來說，此謎也是終身不解。
就客觀因素來講，他們不明白蔣代表著比他們更為先進的勢力，與衰亡的封建殘餘更少粘連，與新興的資產階級更多關系。
從主觀因素來說，他們也忽視瞭這個人的精神底蘊。
這就是原因。
閻錫山忽略瞭蔣介石這個人本身。
1906年，不滿20歲的蔣介石進入陸軍速成學堂學習（保定軍官學校前身），有日本軍醫教官講衛生學，取一土塊置於案上，說：“這一塊土，約一立方寸，計可容四萬萬微生蟲。”停片刻該醫官又說，“這一立方寸之土，好比中國一國，中國有四萬萬人，好比微生蟲寄生在這土裡一樣。”話音未落，課堂內一學生怒不可遏，沖到臺前將土塊擊飛，大聲反問道：“日本有5000萬人，是否也像5000萬微生蟲寄生在八分之一立方寸土中？”軍醫教官毫無準備，稍許緩過勁來，發現是學生中唯一不留辮子的蔣介石，便指其光頭大聲喝問：“你是否革命黨？”該事在陸軍速成學堂掀起軒然大波。
1908年，剛20歲出頭的蔣介石第一次讀到鄒容的《革命軍》，而鄒容已在3年前病死獄中。蔣對《革命軍》一書“酷嗜之，晨夕覽誦，寢則懷抱，夢寐間如與晤言，相將提戈逐殺韃奴”，革命與造反的情懷難以言表。
1912年，已經24歲的蔣介石在日本創辦《軍聲》雜志社，自撰發刊詞，並著《征蒙作戰芻議》一文。當時沙俄引誘外蒙古獨立，蔣十分憤慨，“甚思提一旅之眾，以平蒙為立業之基也”。
不可否認這個人青年時代一以貫之的極強的精神氣質。
這個人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相當的能量，如果沒有毛澤東領導的這樣一個集團和這樣一支隊伍，中國近代史就可能屬於蔣介石這個人瞭，沒有人能弄過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蔣介石的大不幸在於他和毛澤東處在同一個時代。
剿滅共產黨，是蔣介石一生追求的目標。在“西安事變”的時候，他認為自己隻差瞭兩個星期，不然就可以把紅軍全部消滅瞭。當然，這是一種錯誤的判斷。到瞭解放戰爭的時候，蔣介石說3個月就可以消滅關內關外的所有共產黨部隊。最後他被趕到臺灣去瞭。就是在臺灣，他還搞“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完成”的反攻大陸計劃。蔣介石一輩子就想戰勝共產黨，一輩子沒搞成，最後敗瞭，就敗在毛澤東手下。
為何而敗？是敗於主義，還是敗於槍桿？是敗於對歷史的把握，還是敗於對未來的規劃？蔣介石也許終生不解。美國作傢佈萊恩·克洛澤在The Man Who Lost China中把蔣介石一生歸為運氣，這在前面已經提到過。
蔣介石一輩子生活在撲滅燎原烈火的夢境之中。要說“運氣”，那麼蔣之大不幸，在於他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傑出代表毛澤東生活在同時代。
當然，共產黨人在一段時期內被他追殺、被他圍剿，有很多人被他收買，叛變。好幾個時期，蔣認為共產黨已經不是他的對手瞭，不過最後他還是真正認識到瞭這個黨的力量。到瞭解放戰爭進行到中後期的時候，蔣介石對他的部下講瞭一句話，他說，我的好學生都死光瞭，隻剩下你們這些人。他這是什麼意思？他的好學生是什麼？當年蔣介石黃埔建軍的時候在軍校大門上貼的對聯是“升官發財，請走他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他的意思是說，當年那些不為升官發財、隻為事業的好學生都死光瞭，抗戰勝利之後就剩你們今天這些人，房子、票子、車子到處撈、到處貪，整個隊伍腐敗瞭。
34.一代偉人予後人留下最珍貴的精神財富
什麼叫真人？我的理解就是說真話、辦真事、行真理。我們黨內就有一批這樣義無反顧追求真理的真人，包括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
比如陳獨秀，你說陳獨秀不是真人嗎？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犯瞭錯誤，哪怕他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執行，犯瞭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但是陳獨秀毫無疑問是個真人，敢愛、敢恨、敢罵、敢作敢為。當然陳獨秀也有他的另一面，有在黨內實行傢長制領導的問題，但是這個人在追求真理的時候是義無反顧的。
1932年10月，他在上海被捕，國民黨江蘇省高等法院審訊他，著名律師章士釗自告奮勇為他辯護。為瞭替陳獨秀脫罪，章士釗說，陳獨秀是三民主義的信徒，議會政治的政客，組織托派也是為反共等。章士釗辯護詞未完，陳獨秀拍案而起：“章律師之辯護，全系個人之意見，至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文件為根據。”
他所說的“本人文件”，即審訊前兩個月寫好的《陳獨秀自撰辯訴狀》：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於今三十餘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運動，專在知識分子方面；後半期，乃轉向工農勞苦人民方面。蓋以大戰後，世界革命大勢及國內狀況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轉變也。
……
唯有最受壓迫最革命的工農勞苦人民與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官僚的無產階級勢力聯合一氣，以革命怒潮，對外排除帝國主義之宰割，對內掃蕩軍閥官僚之壓迫。然後中國的民族解放，國傢獨立與統一，發展經濟，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農勞苦人民解放鬥爭，與中國民族解放鬥爭，勢已合流並進，而不可分離。此即予五四運動以後開始組織中國共產黨之原因也。
陳獨秀的老朋友、國民黨元老柏烈武後來對陳獨秀最小的兒子陳松年說：“你父親老瞭還是那個脾氣，想當英雄豪傑，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幫他忙也幫不上。給他改供詞，他還要改正過來。”
1942年5月，陳獨秀病逝於四川江津，死前貧病交加，但風骨不改。已是國民黨官僚的當年北大學人羅傢倫、傅斯年親自上門給他送錢，他不要，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救濟。”這一番話弄得二人十分尷尬。
國民黨交通部部長、當年在北大教德文的朱傢驊贈他5000元支票一張，他拒之；朱托張國燾轉贈，又拒之；張國燾再托鄭學稼寄贈，還是不收。他在江津住兩間廂房，上無天花板，下是潮濕的泥地，遇大雨滿屋是水。屋內僅有兩張木床，一張書桌，幾條凳子和幾個裝滿書籍的箱子。
唯一的裝飾，是墻上掛著的一幅嶽飛寫的四個大字的拓片——“還我河山”。
早年陳獨秀傢裡是非常殷實的。
陳獨秀是安徽安慶人，出生在一個大傢族，傢裡很有錢，尤其是他二叔。但他二叔當時沒有後嗣，所以打算將來把資產都留給陳獨秀。當時傢裡曾經派瞭兩個夥計到北京來找在北大當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就是告訴陳獨秀，他二叔的這筆資產將來要留給他。
今天如果我們比較一下，誰來找我們說有筆資產要過繼給我們，我們肯定大喜過望，這是相當於天上掉餡餅的好事。但是陳獨秀聽瞭後很不高興，陳獨秀說，你們回去吧，我跟他沒什麼關系。當時的陳獨秀就是一門心思要革命。
這兩個夥計看陳獨秀是這個樣子還不甘心，他們說：少東傢你先別發火，東傢在北京還有幾處鋪面，你是不是先到北京幾處鋪面看看再說。陳獨秀聽後勃然大怒，說，你們給我滾，我要消滅私有制。
我覺得我們今天很少有人能夠做到像他這樣。
當時的這批人完全就是義無反顧地追求心中的理想。
這是我們當時共產黨一批人的骨氣。
我們今天這個局面是他們開創的，他們這批人真是為瞭心中的主義和心中的理想，義無反顧地追求。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蓋棺論定”。一個人死瞭，裝進棺材釘住，他的歷史便完結瞭。既不會爬出來為將來增添什麼，也不可能把過去再減少一點，可以對其一生功過是非作評定瞭。
這也是理想。
凡在歷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往往在“蓋棺”很久之後，人們仍在對他爭論不休。陳獨秀就是這樣的人。他最先鼓吹革命，後來又走上另一條道路。中國的大革命為什麼失敗，他犯瞭什麼錯誤，負有怎樣的責任，中國社會究竟是怎樣的性質，中國革命究竟是怎樣的性質，中國革命到底應該怎樣革……他以不惑的氣概迎接這個世界，又帶著一個又一個不解之思索，離開瞭這個世界。
陳獨秀生前說：“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願意說不錯又不對的話。”
“文化大革命”中，因墓碑早毀，四周雜草叢生莫辨，陳獨秀免受瞭如瞿秋白墓地那樣掘骨揚灰之災。1979年開始重新評價陳獨秀，中共中央批準安慶市政府撥款重修陳獨秀墓地。
簡樸的碑石正面隻有五個大字：陳獨秀之墓。
這位中國一代青年學子的思想啟蒙者、向舊營壘沖鋒陷陣的英勇鬥士，隨著“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滔滔江流，最終回歸到瞭自己的出生地。
張愛萍的兒子張勝寫瞭一本叫《兩代軍人的對話》的書。其中張勝用一句話概括他父親張愛萍，我看完以後印象非常深。他概括他父親是一個天真的共產主義者。幹瞭一輩子革命，浴血奮戰瞭一輩子，最後被他兒子概括為天真的共產主義者。
這個概括的深層含義是什麼？就是他一輩子為瞭心中的夢想，一輩子這個夢想沒有毀滅，哪怕與現實不符瞭，但是他還是忠於自己的夢想。
這些我覺得都是標準的真人。
我前不久看到這麼一句話，你用一種理想主義的狀態去辦一個公司，那麼十有八九會遭到失敗，但如果成功必定是一個偉大的公司。我把這句話改瞭，就是懷抱理想主義者去做事業，多數時候會頭破血流，但是如果能夠成功必定是個偉大的成功。
任何偉大的事業，其中必然包含有理想，如果事業是一個偉大的事業，沒有理想是不可能的。這種理想使人超越現實，使人超越物質，使人能夠穿透時空。我覺得這是這一代共產黨人表現出來的最珍貴的東西。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們是偉人，他們也是真人，真正要做到偉人，你必須是真人。毛澤東和朱德，都有一個非常近似的地方，都是從邊緣走到瞭中心。毛澤東在黨內長期處於邊緣地位，長期不被重視，而且長時間沒有進入中央的領導層，他是一步一步非常艱難地走到瞭中國革命中心的位置。
朱德同志在軍隊中也是這樣。
他們之所以能成為偉人，是因為他們是真人。
說真話，辦真事，行真理，義無反顧地追求心中的理想，而且為瞭這樣一個理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這是他們給我們今天留下的最珍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