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政黨史上你很難找到，甚至根本找不到，哪一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領導層像割韭菜一樣，一批一批被對方屠殺。這就是中國革命和其他革命都無法類比的空前殘酷性。大量的犧牲，國民黨的屠殺政策，確實嚇倒瞭我們一批人，從而讓中國的革命道路充滿瞭艱辛。中國革命也有很多人投機，甚至是數量不少的人投機，但是投機中國革命，要走到底太難瞭。因為中國革命的這種生死考驗太多瞭。
35.叛徒與奸細讓中國革命無比艱辛
從世界政黨史上你很難找到，甚至根本找不到，哪一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領導層像割韭菜一樣，一批一批被對方屠殺。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一批偉人，一批真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艱難成長起來，同時也付出瞭極大的艱辛。
1927年大革命失敗，中國共產黨遭受嚴重損失。
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中國共產黨遭受嚴重損失。
在這兩次大的損失面前，有兩個很鮮明的特征。一方面，一批共產黨人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另一方面，大量的叛徒，為瞭自己的茍安，為瞭自己的個人私利，拋棄自己的理想，甚至出賣自己的同志。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就是這樣。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清黨”、“寧可錯殺，不可錯放”，共產黨人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釗、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啟漢、蕭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陳喬年、張太雷等多名領導人相繼遇害。在嚴酷的白色恐怖中，組織被打散，黨員同黨組織失去聯系。彷徨動搖者紛紛脫黨，有的公開在報紙上刊登反共啟事，並帶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江蘇省委書記趙世炎就是被江蘇省委秘書長出賣的，並且是叛徒親自帶人上門抓的。
趙世炎被捕犧牲，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繼任江蘇省委書記，又被江蘇省委的交通員帶人上門抓捕。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犧牲的最高領導人是羅亦農，羅亦農是被誰出賣的？被朱德的前夫人賀治華出賣。賀治華做過朱德夫人，後來離開瞭朱德，又找瞭黨內另外一位同志叫何傢興。賀治華和何傢興兩個人合謀把羅亦農出賣瞭，其目的是為瞭到德國定居，兩張到德國的護照和3000美元的獎金，就把政治局常委、政治局組織局主任羅亦農出賣瞭。
而且賀治華竟然帶人上門抓捕羅亦農。羅亦農當時本來有脫逃的機會，因為賀治華帶領巡捕來抓時，他還沒有回來，他夫人急中生智，把門口的一盆花給推倒，已經發出信號瞭。但是那天下著蒙蒙細雨，羅亦農打著傘，低頭躲雨沒有看見門口的信號，進門就被抓瞭。
那一天還有一個險情，本來羅亦農約鄧小平談話，鄧小平晚到瞭幾分鐘，如果鄧小平早到幾分鐘，那我們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又在哪裡？
從這些事例來看，中國革命何其艱難，而且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像恩格斯講的那樣，歷史的必然通過大量的歷史偶然去實現。
鄧小平後來向周恩來報告，賀治華叛變。周恩來同志當時非常謹慎地說，我們還要調查，還要瞭解賀治華是不是叛變。最後，證實瞭賀治華叛變，賀治華的丈夫何傢興被打死在床上，賀治華在床上也挨瞭一槍，沒有被打死，被打瞎瞭一隻眼睛。
列寧被捕流放過兩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過兩次。
佈哈林被捕流放過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處終身流放。
加裡寧多次被捕流放。
捷爾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
奧爾忠尼啟則多次被捕流放。
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
斯維爾德洛夫先後被關押和監禁達12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達到7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為蔣介石，佈爾什維克黨中央能存幾人？誰又將去領導改變瞭整個20世紀的十月革命？
在中國，共產黨人隻要一次被捕，便很難生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後本已叛變，蔣介石也隻讓他活瞭三天。蔣記政治詞匯中充滿瞭“槍決”、“斬決”、“立決”、“立斬決”、“見電立決”，根本沒有“流放”這個字眼。
這就是中國革命和其他革命都無法類比的空前殘酷性。大量的犧牲，國民黨的屠殺政策，確實嚇倒瞭我們一批人，從而讓中國的革命道路充滿瞭艱辛。
36.中國革命對共產黨人嚴酷的篩選
拿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類比，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都多次被捕流放。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如果采取蔣介石的屠殺政策，俄國革命是難以達成的，領袖基本都被殺掉。
中國革命呈現出空前的慘痛性。
到瞭中央紅軍長征後，共產黨仍舊面臨著這樣的局面。
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方志敏、紅十軍團團長劉疇西、中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瞿秋白、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等人，都被敵人捕獲槍殺。
中華蘇維埃工農檢察人民委員何叔衡（何叔衡與毛澤東同志同為中共“一大”湖南的代表）、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賀昌等人，在戰場上犧牲。
新中國同齡人都記得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劉伯堅的《帶鐐行》，都是他們在鐵窗中對中國命運的思索。
是文學，也是歷史，更是一腔熱血。
國民黨南昌行營有如下記載：
“截至本月底（註：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軍先後在於都、會昌俘紅軍六千餘人，步槍手槍兩千餘支，機關槍五十餘挺。在瑞金俘紅軍三千餘人，掘出埋藏步槍身八千支，機關槍二百餘挺，炮身十餘門，迫擊炮十餘門，圖書三十餘箱，銅錫兩百餘擔。”
與犧牲伴隨的是工農紅軍轉移前後一批人的叛變，歷史作為洪鐘，默默接納著，又默默展示著這千千萬萬令人驚心動魄的嬗變。
我們看看從1930年到1934年期間所出現的叛徒。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上海中央局負責人李竹聲、盛中亮被捕叛變。這些叛徒可絕不僅僅是一般的人物。這些人都是中央政治局以上的人物。
中央紅軍在1934年進行戰略轉移的前後：
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叛變；
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叛變；
湘贛省委書記陳洪時叛變；
閩浙贛省委書記曾洪易叛變；
閩北分區司令李德勝叛變；
閩贛分區司令宋清泉叛變；
贛粵分區參謀長向湘林叛變；
閩贛分區政治部主任彭佑叛變；
紅十軍副師長倪寶樹叛變；
瑞金遊擊司令部政委楊世珠叛變。
我們可以看到，中央蘇區軍以上幹部叛變的也不少，這就是我們講到任何革命都有投機。
中國革命沒有投機嗎？中國革命也有很多人投機，甚至是數量不少的人投機，但是投機中國革命，要走到底太難瞭，因為中國革命的這種生死考驗太多瞭。
這些人堅持到瞭這麼高的職務，最後還是堅持不住，紛紛叛變。中國革命所呈現的這種大浪淘沙，可能超越任何國傢。
這就是新中國奠定的時候帶出的是一支非常精銳的隊伍的原因。這種篩選太厲害瞭，是非常嚴酷的篩選。
37.紅軍第一叛將龔楚的人生悲喜劇
在所有叛變中，最為嚴重的就是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的叛變。龔楚何許人也？
龔楚是廣東樂昌人，1924年在廣州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早在1925年6月，他就受中共廣東區委派遣，赴廣東省農民協會從事農運工作，後來又回到自己的傢鄉樂昌，成為在該地區有重要影響的共產黨人。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朱德、陳毅率南昌起義軍餘部想輾轉於粵北進入湖南，遇見的第一個共產黨員，就是龔楚。
朱德回憶說：“我們脫離范部，從韶關北上，計劃去湘南找一塊根據地。這時龔楚已來到我們部隊，便由他引路帶我們到瞭宜章縣的楊傢寨子。”
井岡山鬥爭時期，有軍民運動經驗又有軍事工作經驗的龔楚，成為紅四軍前委委員、二十九團黨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紅軍中也算屈指可數。
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紅四軍軍委，前委書記由毛澤東擔任，常務委員會由三人組織——毛澤東、朱德、龔楚。有一段時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給紅四軍前委的信都是稱“朱、毛、龔”的。這就是龔楚當時的地位。
龔楚不但在井岡山與毛澤東、朱德建立瞭很深的合作關系，在百色起義時又與鄧小平建立瞭很深的合作關系。1929年12月龔楚參加廣西百色起義。起義後即宣佈成立紅七軍，軍長張雲逸，政治委員鄧小平，參謀長是龔楚。由於龔楚是從井岡山過來的，熟知紅軍的建軍經驗及政治工作制度，給紅七軍的建設的確帶來不小幫助。龔楚後來擔任的職務也閃閃放光：他在繼李明瑞之後任紅七軍軍長，然後是粵贛軍區司令員、紅軍總部代總參謀長、贛南軍區司令員。
紅軍主力長征後，陳毅起初連個明確的職務都沒有，龔楚卻出任瞭中央軍區參謀長。
這樣一個人物的叛變，對紅軍長征後中央蘇區留守力量的嚴重影響可想而知。
龔楚的叛變出現得很突然。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紅軍去湘南開展遊擊戰爭。5月在湖南郴縣黃茅地區遭到粵軍襲擊，隨後叛變投敵。陳濟棠給他一個少將“剿共遊擊司令”的職位，調一支40多人的衛隊歸他指揮，要他到贛粵邊去誘捕項英、陳毅。龔楚將自己的叛變隱蔽得很巧。10月中旬，他把衛隊扮成紅軍遊擊隊，在北山龍西石地區和粵軍餘漢謀一支部隊假打一陣，“擊潰”瞭“敵人”，在龍西石出瞭名。
賀子珍的哥哥、北山遊擊大隊大隊長賀敏學原來是中央軍區司令部的科長，聽說老首長龔楚參謀長拉起瞭遊擊隊伍，便趕緊派人去聯系。
龔楚說，他需要馬上見到項英、陳毅，接他們去湘南加強領導。中共贛粵邊特委機關後方主任何長林等人熱情幫忙，建議龔楚寫一封信給項、陳。信寫好後，何長林也在上面簽瞭名。特委秘密交通員很快把信送到瞭項英、陳毅手裡。
當時留在中央蘇區的這些遊擊隊，最缺乏的就是勝利，到處被圍剿。項英看到龔楚的信大喜過望，馬上想和龔楚見面。他並不瞭解龔楚這個人，但當時陳毅對龔楚還是非常瞭解的。
龔楚自恃資格老，井岡山鬥爭時期驕傲自大，除瞭毛澤東，他便目中無人。毛澤東在蘇區的威望無人可比。今天，他怎麼變得謙虛起來，要項英、陳毅去“加強領導”呢？陳毅告訴項英，鬥爭殘酷，人心難測，還是過一段時間再去見龔楚。
就是這“過一段時間”，使龔楚現瞭原形。隻見信走不見人來，他怕時間長瞭狐貍尾巴露出來，決意先下手為強，先把北山地區遊擊隊一網打盡。龔楚果斷行動，把當時規模很大的北山遊擊隊帶到包圍圈內開會，賀敏學等重要幹部都參加。待這些遊擊隊員和幹部覺察到不妙時，龔楚的叛徒嘴臉露出來瞭。
這個中央軍區參謀長開始撕下臉面，赤裸裸地勸他原先的部屬們投降。
賀敏學第一個跳起來，舉槍邊打邊往外沖。他身中三彈，硬是翻滾下山，沖出包圍。其餘的隻有八九個人帶傷沖出會場，50多名遊擊隊員和幹部當場犧牲。特委機關後方主任何長林也是個軟骨頭，一看大勢不好，未及走脫被捕，馬上叛變。
這就是長征留下來的部隊突圍到贛粵邊後，損失最大、性質最嚴重的“北山事件”。
後來項英、陳毅才知道龔楚是徹底叛變瞭，幸虧當時沒有去見他，否則將會給革命帶來更大的損失。
龔楚沒有抓到項英、陳毅，不甘心。他熟悉紅軍活動的規律，佈置軍隊日夜搜查，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嚴密封鎖，連一些大山和羊腸小道上也設置瞭暗哨、密探。何長林則把與遊擊隊發生過關系的群眾統統指出來，很多人被敵人殺害。
1935年10月，龔楚引導國民黨三個師向湘南遊擊區發動進攻，使湘粵贛遊擊支隊受到嚴重損失，方維夏壯烈犧牲，蔡會文重傷被俘後壯烈犧牲。中共湘粵贛特委書記陳山負傷被俘。
就是這個“朱、毛、龔”的“龔”，雖然在紅軍隊伍中作出過一些貢獻，一旦叛變這支隊伍，竟然為敵人作出瞭更大“貢獻”。
為敵人作出更大“貢獻”的龔楚，一直到1949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大陸的時候，他在幹什麼呢？他當時是廣東國民黨一個中將的隨屬官員。我們黨從事“農運”的最早領導人，最後當國民黨中將的隨屬官員去瞭，這種變化差異太大瞭。
但是在1949年，龔楚面對全國解放的態勢，被迫請罪。向誰請罪？向他當年在紅軍中的下級的下級的下級林彪請罪。
龔楚當紅軍的主要領導者的時候，林彪隻是一個連長，級別相差甚遠。但是龔楚請罪，想見一下林彪都見不著，林彪的下級的下級的下級，僅僅一個師長就把他解決瞭。
林彪是共產黨第四野戰軍百萬大軍的統帥，龔楚不過是國民黨一個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林彪如何能去見他？派一個下級的下級的下級就像撣掉一隻跳蚤一樣，處理掉這個給黨和革命帶來巨大損失的叛徒。
所以龔楚投誠後覺得非常沒有面子，就跑到香港去瞭。
降將可納，叛徒難容。古往今來，任何政治集團皆是如此。
這一點龔楚倒是十分清楚。
他在香港寫瞭一本書叫《我與紅軍》，談起在紅軍中的高級人物，談起現在新中國某某領導過去是我的同級，某某是我的下級，某某當年是如何如何……談起自己未叛變時在中共的日子他便眉飛色舞，對時隔久遠的人和事也記憶清晰，頗有幾分資本的心情見諸筆端；對叛變之後，脫離紅軍的經歷則緘口不言，避而不談；其餘的，便多是感大江東去之慨瞭。
38.紅軍叛將龔楚如何度過落魄餘生
佛傢稱，世界從生成到毀滅的過程為一劫。萬劫，言時間之漫長。萬劫不復，意為永遠不能復原。《景德傳燈錄·韶州雲門山文堰禪師》雲：“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
1990年9月13日，廣東樂昌縣長來鎮悄悄來瞭一位年過九旬、雙目失明的老先生，從海外返回定居。老先生姍姍來遲。他離開大陸前，曾是國民黨軍官。
別說一般軍官，就是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不也照樣回來瞭嗎？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那麼多年，國民黨內地位比他高的人來來去去多少個，誰也不像他這麼謹慎多慮。
他必須謹慎多慮，如果人們知道他的真實身份的話。
他就是當年的大叛徒龔楚。
龔楚到香港後，似乎覺得有幾分不保險。後來他被子女接往美國的亞特蘭大。對共產黨領導的那片土地，他要離得越遠越好。
位置越遠，感情越近。
身體越遠，靈魂越近。
龔楚是片落葉，身居海外，卻一直緊緊盯著那片佈滿他喜怒哀樂的土地，一直盯到雙目失明。
他一直在等待，等待得既無言，又長久。他眷戀自己的故鄉，又深知自己給共產黨帶來的傷害。看著別人先後返鄉，他心潮難平。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宣佈不再追究新中國成立前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刑事責任之後，他才下瞭回鄉的決心。
1990年9月13日，年過九旬的龔楚回到故鄉廣東樂昌。63年前的1927年，他在這裡組織農民運動，擔任中共樂昌支部書記；41年前的1949年，他卻在這裡擔任國民黨的保安司令，率殘部向共產黨投誠。
63年過去瞭，41年過去瞭，現在樂昌縣人民政府在長來鎮為他修建瞭一幢兩層樓房。他住進去後寫瞭三封信，一封給鄧小平，一封給楊尚昆，一封給王震。海外歸來的龔楚，在信中向當年紅軍中的這些同事、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領導人表示敬意和問候。他還給鄧小平單獨發瞭一封電報，報告他已返回故鄉。他從百色起義開始就與鄧小平一起共事。鄧小平任紅七軍政委時，龔楚先任紅七軍參謀長，後任紅七軍軍長。
《羊城晚報》海外版報道，鄧小平在北京親自給他掛瞭電話。
龔楚當年曾在自己的傢鄉給朱德、陳毅帶路尋找根據地，那是一個共產黨員給自己的隊伍帶路。他後來又給陳濟棠、餘漢謀帶路誘捕項英、陳毅，那是一個共產黨的叛徒給敵人帶路。
“朱、毛、龔”中的朱、毛都不在瞭，項英、陳毅也不在瞭，陳濟棠、餘漢謀同樣不在瞭，剩下他龔楚。
入黨與脫黨，忠貞與叛變，打白軍與打紅軍，投降與再投降，出走與回歸，人生90年對他來說，變成瞭一劑難以下咽的至苦之藥。
失明的龔楚什麼也看不見瞭，卻能顫抖地緊握著話筒，聽著話筒那一邊當年紅七軍政委、現在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聲音，涕淚縱橫。
1995年7月，95歲的龔楚在故鄉樂昌縣長來鎮傢中去世。
一個人的生死，不過一劫，萬劫不過是形容而已。“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有些禪語聽來竟像警鐘。
39.張國燾相對毛澤東的“巨大優勢”
我們前面講到瞭大叛徒龔楚，這裡再講黨內的另一個大叛徒——張國燾。張國燾在黨內的任職、資歷比龔楚還要高很多。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取得瞭農民出身將領的衷心擁護，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也取得瞭農民出身將領的衷心擁護，兩個人領導的蘇區都獲得瞭很大的發展。中央蘇區在毛澤東領導下，鼎盛時期紅軍兵力超過10萬，張國燾領導的鄂豫皖蘇區轉移到川北蘇區時達到瞭8萬多人。兩個人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講話都極富鼓動力，毛澤東的講話，語言直入普通將士、普通民眾的心裡，張國燾也是這樣。
張國燾剛開始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據他回憶，他演講是不行的。他在北大上學時就擔任講演部部長。五四運動中一次街頭演講，聽眾一開始有100多人，張國燾和同學喊得聲嘶力竭、滿頭大汗，隻有位老牧師站在一旁一直耐心聽到最後，約他們去其住處傳授演講技術。他單刀直入地告訴這些疲憊不堪的學生，他們的講詞不夠通俗：你們隻講瞭主義，隻講瞭信仰，隻講瞭你們心中的東西，沒有和民眾的切身利益聯系起來，所以民眾不聽你們的。沒有從大眾的切身問題說起，也沒有將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愛國運動聯系在一起，因此賣力不小，聽眾卻不一定完全領悟。
就是這位老牧師使張國燾第一次明白，演講不僅要靠激情，還要靠技巧。這對張國燾影響至深。
張國燾和毛澤東還有一個非常相像的地方，就是兩人都要走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此前我們黨的領袖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可以說都是在共產國際籠罩下進行工作，始終沒有擺脫共產國際的指示、電文。毛澤東要走適合中國國情的自己的道路，張國燾也是如此。
兩人早年曾在北大相遇，比較起來，張國燾在北大的地位比毛澤東要高得多。
毛澤東1919年進入北大，當時還是他的老丈人楊昌濟把他介紹給李大釗的。毛澤東被安排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同時正在爭取旁聽生的資格。張國燾不但是北大理工預科三年級學生，而且是學生中的風雲人物，後來還成為北大學生會主席，正在發起組織“國民雜志社”。每天晚上，他的房間都是“左翼”同學聚集的中心。
毛澤東後來對斯諾回憶說：“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瞭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傢倫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張國燾也是無時間與這個圖書管理員交談的人之一。他對毛澤東的最早記憶不是來自北大圖書館，而是來自毛澤東從北大返回長沙後創辦的《湘江評論》，當時這份刊物在南方影響很大。政治上極其敏銳的張國燾雖然感覺到瞭幾千裡之外一個叫毛澤東的人所顯示的思想能量，卻錯過瞭在安靜的北大圖書館與毛澤東會面與交談。
毛澤東與張國燾的第二次相遇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上。
這一次張國燾同樣優勢很大。“南陳北李”都沒有來，張國燾成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實際主持人——大會執行主席。毛澤東在中共“一大”上擔任會議記錄。他原來就在北大圖書館一個一個記下讀者姓名，現在又一個一個記下每個人的發言。
“一大”當時選舉出來三個核心人物：陳獨秀、張國燾、李達。陳獨秀是總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李達負責宣傳。後來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張國燾，毛澤東在湖南分部當主任。
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日起，張國燾長期居於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在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等會議上，他一直是中央的核心層，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是一個在中共黨內資格極老的人物。項英因斯大林贈送一支小手槍而自豪不已，把手槍別在腰上隨身不離；張國燾則面對面與列寧談過話，當面聆聽過列寧教誨，其資格1927年以前隻有陳獨秀能與之相比，1927年以後則隻有周恩來能與之相比。
毛澤東雖然也是“一大”代表，但是在早期中國革命的領導人中，毛澤東是一個被邊緣化的人物，他長期沒有進入中央的核心層。而張國燾資格如此之老，卻又比毛澤東年輕4歲，內心的優越感即使不說出來，也是巨大的。
40.中共締造者與叛變者張國燾的人生醜劇
前面我們講到張國燾早期在黨內的任職以及以往的一些巨大優勢，但他到最後為什麼會叛黨而去呢？
張國燾1979年病死在加拿大的多倫多養老院，他為什麼走上這條路？
張國燾作為四方面軍的重要領導人，一、四方面軍會師的時候，可以說是張國燾人生的頂峰。
一、四方面軍會師發生在1935年6月，當時張國燾是四方面軍當之無愧的領導人。後來很多四方面軍的老同志回憶這一幕時說，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會師，當時一方面軍不叫一方面軍，叫中央紅軍。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會師之前，很多四方面軍的同志都對中央紅軍懷抱神秘的感覺，認為中央紅軍很神秘、很偉岸、很高大。
但是兩軍會師後，四方面軍很多同志感慨，走過來的是中央紅軍嗎？他們衣衫襤褸，槍支長短不齊。
中央紅軍長期征戰，經過非常艱苦的戰鬥，和四方面軍會合時，中央紅軍連一門山炮都沒有瞭，最後一門75毫米火炮，在一渡赤水的時候被扔到赤水河裡去瞭。
一渡赤水完成之後，中央紅軍最重的火力是60炮，就是前膛裝炮彈的60炮，後膛炮一門都沒有瞭。整個裝備比四方面軍相去甚遠，人數比四方面軍也相去甚遠。
6月25日會師大會後，張國燾看似不經意地問周恩來，一方面軍有多少人？周恩來坦率地告訴他，遵義會議時有3萬多人，現在可能不到瞭。實際上，當時一方面軍隻剩下1萬多人。周恩來說得很委婉，沒有告訴張國燾真實的數字。
1972年6月周恩來回憶這一幕時，依然印象深刻。他說，張國燾一聽，臉色就變瞭。張國燾太懂得數字裡面的含義瞭。這就意味著兩個方面軍會合後總兵力10萬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四方面軍的人。
那一刻，張國燾開始瞭自己的打算。
張國燾開始思考如何把這個比例帶進中革軍委，然後再帶入政治局，其個人野心就這樣膨脹瞭起來。舊中國的軍閥，誰人多槍多，他的勢力就大。但是，紅軍不應該把實力帶進爭論中，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政治上的爭論。
7月9日，張國燾控制的川陜省委又向中央提出改組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的人員名單，要陳昌浩出任總政委，敦促政治局“速決速行”。
7月10日，毛、周、朱致電張國燾，切盼紅四方面軍各部速調速進，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遲，坐令敵占先機”，並望他速到蘆花集中指揮。
同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親自提出“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
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半攤牌的表示，不解決組織問題，一、四方面軍便很難聯合行動。張國燾利用其在四方面軍中舉足輕重的權威，要求進行組織調整，要求在領導集體中處於主導地位。
一方急著北進，一方毫不著急，“王顧左右而言他”。
情況越來越緊急。
7月16日，中央紅軍攻下毛兒蓋。張國燾不僅不執行計劃，按兵不動，並再次提議由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擔任紅軍總政委。
陳昌浩是留蘇的“二十八個半佈爾什維克”之一，回國後為鄂豫皖根據地的建設也作出瞭很大貢獻。
7月18日，陳昌浩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由張國燾任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任前敵總指揮，周恩來兼參謀長，“中政局決大方針後，給軍委獨斷專行”，不這樣“集中軍事領導”，便“無法順利滅敵”。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也準備作些組織調整。
這段時間毛澤東很少說話，很少表態，分外謹慎。他面對的不是紅軍長征前博古、李德這樣對中國革命規律毫不知曉、對中國社會基本不太瞭解的人物。毛澤東與他們鬥爭，遊刃有餘。但張國燾通曉中國社會的情況，而且對根據地建設作出很大貢獻，還領導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這種情況與毛澤東當時在擔架上與王稼祥、張聞天商量怎麼開一個會議，改變博古和李德的錯誤領導而積極進行活動的形勢完全相反。
張聞天的夫人劉英1986年回憶說：“毛主席當時的想法是，既要盡量考慮滿足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所以考慮讓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委的職務，當時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時，恩來一點兒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麼安排好，表示贊同。”
總政委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位置，權力很大。在紅軍領導體制中，總政委具有最後決定權。方面軍的總指揮擬訂瞭作戰方案，總政委最後予以核準，也可以推翻，重新擬訂方案。毛澤東曾長期擔任紅一方面軍的總政委，其權威非常大。
周恩來再一次為大局負重。既然四方面軍人多槍多，既然張國燾認為不做人事調整無法順利滅敵，無法北進，為顧全大局，周恩來讓出瞭紅軍總政委一職。
這個讓步是很大的。
遵義會議後、魯班場戰鬥前成立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即毛、周、王三人團至此終結。
蘆花會議是一個新的分歧點。
張國燾在會上表情嚴肅。“國燾同志擔任總政治委員，軍委的總負責者。”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實力正在發揮作用。張國燾在會上提出要提拔新幹部，中央委員會還要增加新人。毛澤東說提拔幹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這麼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張國燾便不再堅持自己的要求。
張國燾不用堅持，他相信實力會繼續產生作用。
對實力的依賴，會把他帶向哪裡呢？
兩大主力紅軍剛剛會師的時候，紅軍總兵力達10餘萬，士氣高昂。《紅星報》以《偉大的會合》發表社論，稱兩軍會師“是歷史上空前偉大的事件，是決定中國蘇維埃運動今後發展的事件”，“是五次戰役以來最大的勝利”，“是中國蘇維埃運動新的大開展的基點”。
誰能想到前面等待的，竟然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
當紅軍走到毛兒蓋的時候，張國燾召開緊急幹部會議，宣佈中央執行的是“機會主義”路線，要求將四方面軍的十幾個幹部分別批準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同時指責遵義會議是調和主義，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與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不達目的不進兵。
矛盾空前尖銳化，張國燾想攤牌瞭。
分裂已成定局。
紅軍長征經過那麼多艱難險阻才與四方面軍會合，誰也沒有想到新的危機產生瞭——一、四方面軍分裂。
在一、四方面軍的分裂中毛澤東講瞭一句話，張國燾是個實力派。
張國燾後來犯錯誤，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切從實力開始。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會合，政治局委員的比例、中央委員的比例、中革軍事委員會的比例都要體現在實力上，這是造成一、四方面軍分裂的重要原因。
當然，說張國燾一開始就想讓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分裂，一開始就想另立中央，我覺得這也不是實事求是的，也不是客觀的。
41.毛澤東作好瞭去與蘇聯接近的地方求生存的準備
1935年6月是張國燾人生的頂峰，張國燾在香港寫回憶錄，把一、四方面軍會合的場面記得非常清楚。
當年，張國燾騎一匹白色駿馬，在10餘位警衛的簇擁之下，飛馳兩河口。
當年，毛澤東率領政治局全體委員走出三裡路，立於蒙蒙細雨中恭候他。
毛澤東同志什麼時候出門歡迎過黨內同志？為數甚少。毛澤東這一次之所以這麼做，充分考慮到瞭張主席的地位。張主席在中共中央高層長期任職，能力、威望和實力都非常強。
會師的場面對張國燾沒有震動嗎？張國燾震動很大，當時很感動。
張國燾在回憶錄裡寫道，他騎馬過來，看見政治局諸位委員站在雨中恭候他。張國燾翻身下馬，沖上前去和眾位委員一一緊緊擁抱。當然，激動之餘就發現問題瞭，一方面軍怎麼搞成瞭這樣，人數怎麼這麼少？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松崗卓木碉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宣佈另立“臨時中央”、“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自封為“主席”，並通過瞭“組織決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撤銷”、“開除”、“通緝”、“查辦”，張國燾的自信和氣焰由此可見一斑瞭。
毛澤東講張國燾是實力派。一、四方面軍的分裂，表面看是因為戰略方針的問題，到底是北上，還是南下，實際則是張國燾的作用。張國燾要求在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革軍委都體現實力，中央紅軍指揮也應該體現實力。張國燾最終被他手中所掌握的實力害瞭。
一、四方面軍分裂是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中最嚴重的事件。
張國燾率領四方面軍南下，走向失敗，走向黑暗。
毛澤東率領一方面軍一路北上，走向勝利，走向光明。
現在看是這樣，可在當時歷史場景中，這是何其艱難的一步。
張國燾率領83 000餘紅軍南下。
毛澤東僅率領7000紅軍北上，這是中央紅軍當時最為嚴重的局面。
毛澤東率領7000紅軍北上，在北上途中，1935年9月，召開俄界會議，會議對當時的形勢作瞭最嚴重的估計，7000人能搞多大的局面呢？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作出瞭被敵人打散的最壞設想，到與蘇聯接近的地方求生存。毛澤東當時甚至作瞭隊伍一旦被打散就去做白區地下工作的準備。
那是中國革命最嚴重的危急時刻。
9月27日，政治局在榜羅鎮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改變俄界會議確定的“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的方針，改到陜北去，在陜北保衛與擴大革命根據地，以陜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從1934年10月10日長征開始，戰略目標由最初的湘西，到黎平會議的川黔邊、遵義會議的川西北、紮西會議的雲貴邊、兩河口會議的川陜甘、俄界會議的“與蘇聯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羅鎮會議，終於確定為陜北。
一年來無數犧牲和奮鬥，不盡實踐與探索，戰略目標的選擇最終完成。
脫離根據地一年、長途跋涉兩萬餘裡的中央紅軍，終於找到瞭落腳點。
這個過程可以用鄧小平所講的“摸著石頭過河”來形容。
10月，陜甘支隊過岷山，毛澤東心情豁然開朗，作《七律·長征》詩：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裡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最黑暗的時候過去，前面是中國革命的嶄新局面瞭。
俄界會議的決議在榜羅鎮會議上很快被翻瞭過來。它的關鍵點在哪裡？榜羅鎮會議最終確定瞭陜北為我們最終的根據地，那麼這又是怎麼選定的呢？
42.陜北根據地最終是怎麼選定的
中央因為在俄界會議上對形勢作出瞭非常嚴重的估計，甚至到瞭要去與蘇聯接近的地方求生存瞭，直到榜羅鎮會議，總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瞭。
在榜羅鎮會議上，最終確定瞭到陜北建立陜北根據地。
1934年9月，紅軍打下榜羅鎮，繳獲瞭榜羅鎮郵局的報紙。
毛澤東召見偵察連連長梁興初、指導員曹德連，要他們到哈達鋪找些“精神食糧”，隻要是近期和比較近期的報紙雜志都找來。
偵察連從當地郵局搞到瞭這樣的報紙，主要是七八月間的天津《大公報》。上面登載著閻錫山的講話：“全陜北二十三縣幾無一縣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縣，半赤化者十餘縣。現在共黨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擴大區域威勢。”報紙還進一步披露瞭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六軍的一些情況：劉志丹的紅二十六軍控制瞭大塊陜北蘇區根據地，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已北出終南山口，威逼西安。
閻錫山為共產黨做瞭一回好的情報員。毛澤東、張聞天、博古讀到後，那種“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興奮心情無法用言語形容。陜北不但有紅軍、有遊擊隊，而且發展迅速，頗似1931年的江西蘇區。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作出的被敵人打散的最壞設想不但可以避免，而且中國革命有望依托這塊新的根據地獲得更大發展！
那麼中央紅軍到陜北時發現的是什麼呢？就是紅二十五軍實際上已經把陜北完全掌控瞭。紅二十五軍是從鄂豫皖蘇區直接打到陜北的部隊。從戰鬥序列上來說，紅二十五軍是四方面軍的部隊，也就是在張國燾領導之下的部隊。
紅二十五軍的主要指揮者是徐海東，徐海東與毛澤東從未謀面。
徐海東可以說是四方面軍的一員戰將，而且是張國燾的老部下。
毛澤東心裡打鼓瞭。
徐海東能不能服從中央紅軍的領導？
張國燾當時已經另立中央瞭，徐海東到底是聽中央的還是聽張國燾的？
如果徐海東聽張國燾的，中央紅軍在陜北的處境也是極其困難的。
當時毛澤東內心確實沒有把握，他試探性地給徐海東寫瞭一封信，這封信上講瞭中央紅軍的極度困難，向紅二十五軍借一千大洋。當然，這封借錢信，一方面是中央紅軍確實需要幫助，另一方面則是一種試探。
徐海東接到毛澤東的信後，沒有考慮，立即把供給部部長找來，說不是借，而是給中央紅軍五千大洋。同時復信說，紅二十五軍完全服從中央紅軍的領導。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拿到五千大洋和徐海東的信後，一塊兒落淚。
從這段歷史來看，這是我們中國革命史上最艱難曲折的一段。我們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勝利，不僅僅是因為有正確的主義，正確的路線，正確的方針和綱領，我們還有一大批像徐海東這樣忠於主義、忠於信仰的戰將。
徐海東與毛澤東素未謀面，而且指揮序列還不是中央紅軍的。但是中央來瞭之後，他堅決服從中央的領導，忠於主義、忠於信仰，我覺得這是我們革命能夠勝利的一個重大原因。這樣一批人的存在，與我們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一樣，對中國革命至關重要。
所以後來，毛澤東同志反復說徐海東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東同志到瞭抗日戰爭後期，因為傷病無法再指揮作戰瞭，整個解放戰爭時期，徐海東都是在大連養傷度過的，沒有參加解放戰爭。
1955年授銜的時候，當徐海東說鑒於自己沒有參加解放戰爭，長期沒有進行軍事指揮，不評銜都可以。毛澤東卻直接指示，徐海東不但要評大將，而且大將裡面要排第二，僅次於粟裕，這充分體現瞭對徐海東作用和地位的高度評價，尤其是體現瞭對當年中央紅軍所處的絕境中徐海東傑出貢獻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