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對中國革命給予瞭極大的重視，先後有不少的人物被派到中國來指導革命，這些來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麼成功的，也有失敗的。維金斯基在“南陳北李”之間穿針引線，推動瞭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馬林參加瞭中共“一大”。鮑羅廷在指導中國革命時過於相信蔣介石，使中國革命吃瞭很大的虧。米夫最早提出瞭在中國農村可以建立農民蘇維埃，還最早提出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羅米那茲提議撤銷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
65.“牛蘭夫婦案”引出李德身份之謎（上）
在任何一本辭典或者黨史的資料裡，都不難找到關於李德的條目。他的頭銜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然而，正是這位大名鼎鼎的軍事顧問，曾經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的最高指揮者，卻因為他的錯誤指揮，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差點兒遭遇滅頂之災。
很多言論把李德所犯的錯誤歸入共產國際的指導。那麼李德這個人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真的是來自共產國際嗎？他來中國幹什麼？他的到來，又給中國工農紅軍的這種革命戰爭進程帶來瞭什麼樣的變化？
這都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李德所帶來的大量的謎團。僅僅為瞭弄清他的真實身份，中國共產黨黨員就花掉瞭七八十年的時間。
要弄清李德的真實身份，我們必須從一個更遠的源頭去追尋。
歷史中很多事情的由頭，都是一些光怪陸離的現象，是由極大的偶然性串在一起的。就像恩格斯所講的那樣，歷史的必然是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向前演進。
1931年6月就有一個偶然事件。
共產國際的信史約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國警察逮捕瞭。英國警察把約瑟夫抓捕之後，經過審問，發現約瑟夫是向馬來西亞共產黨人轉移經費的。這些經費從哪兒來？從上海來。約瑟夫帶的文件中有一個來自上海的電報掛號和郵件信箱。當時新加坡是英國的殖民地，上海又有英國最大的租界，英國人高效地作出瞭他們的反應，立刻通知上海公共租界的警務處，通過這個電報掛號和郵件信箱，迅速查實這個地址。
這個地方住著牛蘭夫婦。因為牛蘭夫婦是被新加坡發生的事牽涉到的，並不是上海的地下黨被破獲瞭，或者什麼交通員叛變瞭，可以說事先毫無預兆。牛蘭夫婦來不及轉移密碼，也來不及轉移賬本，密碼和賬本被全部繳獲。
有一個電視劇叫《潛伏》，片子的主角是餘則成和翠平，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就相當於他們這個地位。當然，《潛伏》的片子它是一個藝術的描寫，而牛蘭夫婦是一個真實的存在。
牛蘭夫婦被捕之後，我們確實可以看出共產國際秘密工作者的素質和紀律，那麼多證據都被掌握，上海租界從多方入手，但居然無法查實牛蘭夫婦的真實身份，最後他們企圖從牛蘭夫婦一傢操的語言上打開缺口，一定要證實嫌疑犯來自蘇聯。結果發現，牛蘭夫婦當時年僅四歲的兒子吉米，也隻會說德語，不會說俄語。
搞瞭很長時間，租界當局的審訊者和國民黨政府都沒有搞清楚，牛蘭夫婦到底是共產國際的秘密工作人員，還是在上海冒險經營企業或者販毒的西方人士。一直到瞭20世紀末蘇聯解體，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大量檔案披露，才證實瞭牛蘭夫婦當時是共產國際駐上海的主要負責人。
牛蘭的真實姓名是雅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德尼克，1894年出生於烏克蘭一個工人傢庭，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統治的鬥爭中開始革命生涯，成為佈爾什維克的一員；1918年被選入捷爾任斯基領導的肅反委員會“契卡”，到歐洲數國執行任務，在法國被捕，被判處兩年徒刑；1924年刑滿返回蘇聯，調入共產國際聯絡部擔任與奧地利、意大利、德國等國共產黨聯絡的秘密信使；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被共產國際定為派往中國的最佳人選；1927年11月到上海；1929年開始全面負責中國聯絡站的工作。
牛蘭夫人的真實姓名是達吉亞娜·尼克萊維婭·瑪依仙柯，1891年出生於聖彼得堡的一個顯赫的貴族世傢，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對語言的悟性極高，精通法語、德語、英語、意大利語，還研究過格魯吉亞語和土耳其語。她同樣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佈爾什維克，1925年在維也納與牛蘭相識相戀，1930年年初帶著兒子來到上海，協助丈夫工作。
這是一對經驗豐富的革命者夫妻。窮人傢庭出身的魯德尼克和富人傢庭出身的瑪依仙柯的結合，使他們對各種社會環境具有更大的適應性。他們在上海的任務主要有三項：
一是利用在租界內的各種合法身份，完成共產國際執委會以及遠東局、青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和亞洲各國黨的電報、信件、郵包的接收與中轉；
二是為赴蘇聯學習、開會、述職的東方各國共產黨人辦理各種手續；
三是利用公開渠道接收共產國際從柏林銀行轉來的款項，分發資助中國及東亞各國的革命運動。
即使外行人也能從這些任務看出來，牛蘭夫婦負責的這個聯絡站，實際上是共產國際在遠東的信息流、人員流和資金流的轉換樞紐。正因關系重大，所以負責此事的人必須有豐富的經驗，行為必須分外謹慎。牛蘭夫婦完全符合條件。他們都在多個國傢工作過，在上海他們持有多國護照，使用數個化名，登記瞭8個信箱、7個電報號，租用10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傢店鋪，並頻繁更換聯絡地點，同時盡量避免與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觸。
牛蘭到上海的最初一年多裡，不是到中國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來於上海和歐洲，疏通貿易渠道。後來夫婦二人搞瞭三傢貿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會貿易公司資金雄厚，信譽也好，在上海商圈裡口碑頗佳。如果不是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約瑟夫違反規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電報掛號和郵件信箱，牛蘭夫婦就不會暴露。
牛蘭夫婦被捕，聯絡站被破壞，使共產國際支援東方革命的信息、人員、資金轉運通道被切斷。禍不單行，牛蘭夫婦雖然口風很嚴，但是恰恰趕上瞭顧順章叛變。
66.情報要員叛變，中共主要領導人死裡逃生
牛蘭夫婦是共產國際在上海工作站的重要負責人，負責共產國際在遠東的信息流、人員流、資金流等工作。牛蘭夫婦被捕，使得共產國際在遠東的工作受到非常大的打擊。
當時，牛蘭夫婦隱蔽非常深，身份無法查實，工作性質也無法查實，租界當局無可奈何。
那時的上海有個特點，全世界的各種投機者使用各種合法的、非法的、地上的、地下的手段，淘金的、騙錢的，在上海比比皆是，遍佈租界內外，見怪不怪。牛蘭夫婦被捕，從口供、身份辨別不出來要害證據。案子雖然棘手，但查無實據，隻好放人。
但就在這個關鍵點出瞭大問題——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
顧順章在大革命時期擔任過上海工人武裝力量糾察隊副總指揮，一度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他在1927年八七會議被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六大”以後擔任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領導特科工作。特科負責人是時任共產黨總書記的向忠發、中共中央實際負責人周恩來，第三人就是顧順章。顧順章對黨的秘密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的叛變使中國共產黨面臨嚴重損失。
幸虧打入敵人內部、給徐恩曾做機要秘書的錢壯飛在顧順章叛變的第二天獲得情報，立即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當機立斷，在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的協助下，連夜佈置中央機關和人員向外轉移。對此事聶榮臻同志有段回憶，說：“那兩三天非常緊張，恩來和我們都沒合眼，終於搶在敵人之前完成任務。”
當國民黨軍政人員按照顧順章的口供撲到上海，把各個據點一掃而光，絕大多數據點都沒有找到。後來，據說國民黨“中統”負責人陳立夫仰天長嘆：“活捉周恩來隻差瞭5分鐘。”當然他說得太絕瞭，哪是差5分鐘，周恩來同志其實早就轉移瞭。
後來周恩來多次講過，要不是錢壯飛同志，我們這些人都會死在反動派的手中。
顧順章的叛變導致中共中央大轉移，直接促使周恩來於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蘇區。雖然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顧順章叛變的影響被減到最低，但損失還是難以避免。外面的人容易走脫，已被關在國民黨監獄的，危險就接踵而至瞭。
最典型的就是惲代英。
惲代英於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當時機智地抓破臉皮，化名王某，在監獄中並沒有暴露身份。在周恩來的指揮下，中央特委的營救工作頗見效果。老閘巡捕房的探長被塞上一筆厚禮“打招呼”，使惲代英獲得從輕發落，轉押蘇州陸軍監獄。江蘇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瞭關節，準備將惲代英提前釋放。
周恩來已經派人到蘇州去給將出獄的惲代英送路費瞭，恰在此時顧順章叛變瞭，直接指認即將釋放的蘇州陸軍監獄“王某”是中共重要領導人物惲代英，導致惲代英最終遇害。
顧順章指認的另兩個人物就是牛蘭夫婦。
顧順章與牛蘭夫婦打過交道。1931年年初，共產國際派遣兩名軍事人員到上海，準備去中央蘇區做軍事顧問。牛蘭夫婦將此二人裝扮成傳教士，中國共產黨方面則由顧順章安排這兩人潛入瑞金。後來行動沒有成功，兩人返回上海後，牛蘭夫婦迅速將他們送上外輪離境。顧順章叛變後，立即指認瞭這件事。但由於牛蘭夫婦行事謹慎，不直接與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觸，也包括顧順章本人。顧順章傾其腦袋瓜裡的所有，也隻能供出共產國際在上海有一個“洋人俱樂部”，負責人是個綽號叫“牛軋糖”的德國人——牛蘭（Noulens）的發音與德文牛軋糖（Nougat）相近。
當時國民黨方面正苦惱跑掉瞭周恩來這條大魚，一聽有共產國際的“洋人俱樂部”，馬上高度興奮起來，迅速認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語、國籍得不到確認的牛蘭夫婦，就是顧順章所說的“牛軋糖”——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洋人俱樂部”負責人。
1931年8月，牛蘭夫婦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裝的憲兵押解下由上海前往南京。
國民黨方面力圖以此為突破，一舉切斷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聯絡渠道，使共產國際的遠東聯絡體系癱瘓。在這種嚴峻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被迫做出反應，開始組織營救牛蘭夫婦。組織具體的營救工作，交給瞭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遠東情報局的上海工作站。
67.“牛蘭夫婦案”引出李德身份之謎（下）
1931年夏天，南京國民黨軍事當局關押、審判外籍人士牛蘭夫婦的事件，一度成為當時的頭條新聞。直到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軍炮轟南京時，牛蘭夫婦才得以逃出監獄。
牛蘭夫婦被捕後，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曾全力開展營救。中共中央方面派出營救牛蘭夫婦的主要負責人是潘漢年，共產國際派駐在上海營救牛蘭夫婦的是佐爾格。
佐爾格是德國人，也是大名鼎鼎的蘇聯情報工作者。在“二戰”期間德國瘋狂進攻蘇聯的時候，包括在莫斯科保衛戰、斯大林格勒會戰的時候，由於佐爾格成功地搜集到瞭日本不會大舉進犯蘇聯的情報，及時向斯大林報告，使斯大林能夠從東方抽掉大量的兵力放在西部戰線，使莫斯科沒有被攻陷，而且蘇軍對德軍的反擊提前瞭。
這是佐爾格的情報對蘇聯的巨大貢獻。佐爾格由此被蘇聯的情報機構當做瞭一個雕像，認為他是蘇聯情報局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情報工作者之一。甚至到瞭1964年，佐爾格還被赫魯曉夫追授瞭“蘇聯英雄”的稱號。
佐爾格與牛蘭有很多相似之處。
一是兩人年齡相仿。牛蘭生於1894年，佐爾格生於1895年。
二是兩人出生地相近。牛蘭出生於烏克蘭，佐爾格出生在高加索。
三是兩人的工作語言都是德語。牛蘭是因為在歐洲活動和在比利時、瑞士等國工作的需要，夫人又是通曉多門外語的語言天才；佐爾格的條件則更優越一些，父親是巴庫油田的德國技師，母親是俄國人，佐爾格3歲時就隨父母遷往德國柏林定居。
四是兩人參加革命的經歷也十分相似。首先，兩人都參加瞭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且表現英勇：牛蘭因此進入聖彼得堡軍事學校學習；佐爾格則在戰場上兩度受傷，獲得德國政府頒發的二級鐵十字勛章。其次，兩人都因戰爭而走向革命：牛蘭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加入佈爾什維克，十月革命中率隊攻打冬宮；佐爾格則在此期間加入瞭德國共產黨，並於1925年3月秘密取得蘇聯國籍同時加入瞭蘇聯共產黨。
現在兩個人都在上海，都是秘密工作者。雖然從屬不同，牛蘭負責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聯絡站，佐爾格負責蘇軍總參謀部在上海的工作站；雖然牛蘭已成國民黨的階下囚，佐爾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但作為秘密工作者都深知工作的危險，更知救援的珍貴。
佐爾格的公開身份，是德國報紙《法蘭克福新聞》駐上海記者，主要研究中國農業問題。蘇軍總參謀部派佐爾格來中國，主要任務是針對日本。當時日本昭和軍閥集團已經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擴張野心，對蘇聯東部的安全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開展針對日本的情報工作變得迫在眉睫，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戰略價值。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認的最難開展情報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爾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選在瞭上海。他一面在上海灘為《法蘭克福新聞》撰寫枯燥乏味的農業評論，一面精心構築上海工作站，作進入日本的各方面準備。該工作站後來被人們廣泛稱為“佐爾格小組”。很快還發展瞭兩個日本人，這兩人成為佐爾格後來去東京開展情報工作的重要幫手。
佐爾格當時就和潘漢年兩個人在上海，共同完成對牛蘭夫婦的營救。怎麼營救呢？當時佐爾格就向莫斯科建議，要求立即派專人送2萬美元到上海，用這2萬美元打通關節，完成營救。佐爾格向莫斯科報告說，中國的法院系統是相當腐敗的，用錢打通關節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當時蘇軍總參謀部馬上行動，為瞭保險起見，派瞭兩個人送錢。兩個人每人帶瞭2萬美元，實際上就是4萬美元。兩個人走兩條線路，而且兩個人互相之間都不知道另外有一個人還在完成與自己相同的事情。這樣確保即使有一人出瞭問題，另一人也能把錢送到；即使出瞭問題的人泄露口供，另一人也不會暴露出來。
因為當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發生，東北地區被日本人完全控制。考慮到德國與日本關系不錯，蘇軍總參謀部就選派德國共產黨黨員執行這樣一次送款的任務。最後兩位送錢的德共黨員都完成瞭這項頗具風險的任務，先後穿越中國的東北，抵達上海，把錢送到瞭佐爾格手裡。
這兩個人都是十年以上黨齡的黨員，一個叫赫爾曼·西伯勒爾，他晚年撰寫文章的時候還非常激動地回憶，安全到達上海以後，和在共產國際、蘇共、蘇軍總參謀部都大名鼎鼎的情報員佐爾格熱情擁抱的情景。另外一位送款員就是奧托·佈勞恩，他就是後來所謂的“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共的顧問”。
當年一個蘇軍總參謀部派到中國送款的送款員，怎麼就變成瞭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瞭？這裡面又有些什麼名堂呢？
68.送款員如何曲折變身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上）
由蘇軍總參謀部派到中國的兩個送款員都完成瞭任務，兩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黨齡的德共黨員。
赫爾曼·西伯勒爾晚年撰寫文章時，還激動地回憶自己安全到達上海後，和佐爾格擁抱的興奮情景。而奧托·佈勞恩，晚年寫文章卻板起瞭面孔，一個字也不提當年的秘密使命，也一個字不提佐爾格。隻是含糊地說“1930年，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諾倫斯·魯格被捕，他辦公室裡的許多文件也被查出，隻是當時對腐化的中國法官進行瞭賄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處決”，不但說錯瞭被捕時間和人數，而且對自己與此事件的關系也守口如瓶。
奧托·佈勞恩就是那個後來被稱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的李德。
他比佐爾格小4歲，卻比佐爾格早一年加入德國共產黨。他出生在德國慕尼黑，是工人起義中的積極分子，曾經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英勇戰鬥。在此期間他兩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後越獄成功，逃往蘇聯，1929年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當共產國際的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國警方發現牛蘭夫婦的地址時，他還是一名學員，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內規規矩矩地聽課。其後發生的事情對他來說便都是閃電式的瞭——剛剛畢業就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剛剛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就被派遣來華。
他與理查德·佐爾格同一系統。區別就是，佐爾格已是蘇軍總參謀部內擔負重大使命的情報工作者瞭，而他還是個剛剛報到的送款員，擔任交通員一類的角色，到上海後便自然受佐爾格領導。
給佐爾格送款，是奧托·佈勞恩在蘇軍總參謀部領受的第一個任務，也是最後一個。沒有人想到這位交通員一去不歸，在中國做起瞭“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
他來到中國，並非像自己所述的，受共產國際指派。
奧托·佈勞恩來的時機正是20世紀30年代初，當時顧順章的被捕叛變，使中共中央面臨嚴重的困難。牛蘭夫婦被捕後不到一周，又有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中央特委三位領導人竟然有兩人被捕叛變，中共中央在此雙重打擊下，受到極大的損害。剩下的一位特委領導者周恩來也隻有被迫隱蔽，於年底奔赴江西蘇區。
當時在上海並沒有明顯危險的王明則找出種種借口，先周恩來一步於1931年10月份去瞭莫斯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已不足半數。
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在王明和周恩來離開之前，駐上海的中共中央改為臨時中央，何人出任臨時中央負責人，中共中央自行決定。
決定臨時中央負責人的會議，一種說法是在一傢酒店開的，一種說法是在博古傢裡開的。
博古當時年輕氣盛，熱情奔放，並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裡。他又極富口才，善於作充滿激情的演講。六屆四中全會後，他出任團中央書記，因組織和鼓動的才能受到少共國際的表揚。在決定中共臨時中央人選的會議上，王明提議博古負總責，他一句“好，我來就我來！”毫無顧慮。這一年他24歲。事情就這麼定瞭下來。
在現在來看，24歲的年輕人，不過大學剛剛畢業，讀研究生的也就剛剛考研，但是24歲的博古已經是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瞭。而且由於中共中央在上海受到損害，王明去瞭蘇聯，周恩來去瞭中央蘇區，中共中央主要的工作已經改變瞭，變成瞭蘇區的工作。而中共中央在蘇區的工作主要是進行革命戰爭。當黨的領導人，如果你不知道革命戰爭的規律，如果你不具有領導革命戰爭的經驗和資格，那你就很難做。
當時的情況是，各個蘇區正在開展如火如荼的武裝鬥爭。蘇區的工作已經上升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工作瞭，而蘇區工作中的軍事問題，正在成為革命鬥爭中首要的、迫切的、關鍵的問題。組織一場真正的革命戰爭，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最新考驗，那麼作為領導人，不懂軍事就無法擺渡。
面對這個結論，最不利的就是博古同志。
他作為一個出瞭傢門，進瞭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校門，出瞭中山大學的校門，又進入中共中央機關門的領導者，搞過學運、搞過工運，但沒有搞過農運，更沒有搞過兵運，而當時能起決定作用的就是農運和兵運。博古沒有接觸過武裝鬥爭，這是他最為欠缺的一課。
恰好在這個時候，剛剛從軍事學校畢業的奧托·佈勞恩到瞭中國。
奧托·佈勞恩在蘇聯上學的時候就跟博古相熟，博古上莫斯科中山大學，奧托·佈勞恩上伏龍芝軍事學院，兩個學校都在莫斯科。兩人在上海一見面就熟。而德國人佐爾格見瞭佈勞恩，也有幾分親切。當時共產國際在上海站還有一位負責人，叫約爾特，也是德國人。
當時，送款員奧托·佈勞恩、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上海的代表約爾特和蘇軍總參謀部在上海的代表佐爾格，這三個人湊在一起瞭。三個人可以說都是德國人（李德是奧地利人，但出生在德國），真是老鄉見老鄉，完成這樣一種歷史巧合。
佈勞恩，也就是後來叫李德的這個人，與約爾特熟，與佐爾格熟，與博古也熟，當時一見，相談甚歡，談得很高興。送完款以後，另外一位送款員迅速地走掉瞭，佈勞恩沒有走，留下來瞭。這一留時間還不短，從1932年一直留到1933年年初。他留下來一邊做些工作，一邊與博古聊天，兩個人就這樣相處瞭整整一年。
這一年的時間，兩個人就中國革命的很多問題交換瞭看法，怎麼評估蘇區武裝鬥爭，怎麼進一步發展這個鬥爭。至於具體聊瞭什麼，現在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奧托·佈勞恩也去世瞭，博古早在1946年就因飛機失事去世瞭。但不管怎麼說，在這段時間裡，博古對奧托·佈勞恩建立瞭相當的信任。
這種信任，直接導致瞭一件事情——奧托·佈勞恩最後變成瞭所謂的（我們在講到這個時一定要加“所謂”）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
69.送款員如何曲折變身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下）
當時博古最大的軟肋就是軍事知識、軍事能力不行，沒有這方面經驗。奧托·佈勞恩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優等生，而且他在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之前，還在德國搞過武裝起義，頗有軍事經驗，這些理由使博古與奧托·佈勞恩的關系迅速拉近。
1933年春天，中共中央在上海是明顯待不住瞭，必須撤到蘇區去。博古就撤到蘇區去瞭。博古動身之前想帶奧托·佈勞恩一起去，奧托·佈勞恩其實也想去，但他當時有自己的考慮。
到中國來，他不是軍事顧問，他是一個送款員，為解救牛蘭夫婦，送2萬美元是他的任務。博古想把他拉去，是作為私人顧問，還是作為共產國際的顧問，當時沒有明確，所以他就不願意去。他希望什麼呢？就像中國人講的，你要給我正名，給我正式的名分，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名分？
奧托·佈勞恩當時如果跟博古一起去蘇區，在身份認同上有個非常明顯的缺陷，他是蘇軍總參謀部的人，不是共產國際的人，他是蘇軍總參謀部派到中國的送款員，不是共產國際指定到這兒來當軍事顧問的。所以，當博古想把奧托·佈勞恩帶到蘇區去的時候，他就提出一個條件，要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的相應指示。意思很明顯：你博古說瞭不行，得共產國際說瞭才算，我去是以什麼樣的身份去？這是關鍵。
奧托·佈勞恩心裡很清楚，他想憑借這個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轉換。
情況並不像他想象的那麼簡單。博古連續向莫斯科發瞭幾封電報，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上海的負責人約爾特也發瞭幾封電報，但是共產國際的答復遲遲不來。
共產國際的答復為什麼遲遲沒有來？
共產國際有自己的經驗。
共產國際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對中國革命給予瞭極大的重視，先後有不少的人物被派到中國來指導革命，這些來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麼成功的，也有失敗的。
不管怎麼說，每一位被派遣的人，都是經過共產國際慎重考慮的。
維金斯基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第一個代表。他當時在“南陳北李”之間穿針引線，推動瞭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從這個意義上講，共產國際代表起到瞭不小的作用。
馬林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第二個代表。馬林參加瞭中共“一大”，而且在當時會上出現意外，有陌生人進來的時候，馬林及時警告全體會議代表，說地點已經暴露立即轉移。大傢當時還不太情願，被迫聽取瞭馬林的意見轉移瞭，結果當法國巡捕沖進來抓人的時候，已經人去屋空。馬林要求提前轉移，這個建議是以他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總結出來的，使中國共產黨避免瞭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到的一次重大打擊。
所以說，共產國際代表派駐中國，不能一概說都是來犯錯誤的，指導都是不對的。依照歷史唯物主義觀，他們有不對的地方，但是他們也有為中國革命作出貢獻的地方。維金斯基和馬林都是這樣，而且作出貢獻的，並不止他們倆人。
70.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國革命的洪流中如何從神變回人
鮑羅廷是第三個共產國際派駐中國革命的顧問。
鮑羅廷來華5年，大革命時期在中國政壇上舉足輕重、影響深遠，曾經被稱為“廣州的列寧”，起瞭非常大的作用。但是鮑羅廷在指導中國革命時過於相信蔣介石，使中國革命吃瞭很大的虧，也使中國共產黨最終沒有武裝起來，吃瞭非常大的虧。後來，他犯瞭錯誤被調回到蘇聯去瞭。
鮑羅廷之後還有米夫。米夫當時是佈爾什維克黨內著名的中國通，他最早提出瞭在中國農村可以建立農民蘇維埃，他還最早提出瞭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等這些提法。今天看來，米夫當時也就是一個20多歲的佈爾什維克黨人。米夫提拔王明等犯瞭很大的錯誤，但是米夫認識到在中國農村成立蘇維埃、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等，這是他對中國革命作出的一些力所能及的貢獻。
還有另外一個代表羅米那茲。羅米那茲後來提議撤銷毛澤東同志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毛澤東同志在八七會議剛剛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個半月後就被撤職瞭。羅米那茲作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他指責毛澤東，讓你帶部隊打長沙你沒有打，你把部隊拉到井岡山去瞭，是右傾逃跑。他以這個理由把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撤職瞭。
羅米那茲在中國革命指導中當然是犯瞭很大錯誤，但是這個共產國際的代表對其指導的八七會議，還是有一定貢獻的，可以說有不小的貢獻。八七會議的政治報告就提出來，武裝暴動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這對中共中央轉變方針起到瞭特定的積極作用。
從維金斯基開始，馬林、鮑羅廷、米夫、羅米那茲這些人都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老資格的革命者。連老資格的革命者在中國都犯瞭這樣那樣的錯誤，所以從羅米那茲之後，派駐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被共產國際規定，隻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不再享有決定權瞭。
像鮑羅廷那樣目空一切的決定權不復存在，實際上從1927年之後共產國際再也沒有派所謂的全權代表來到中國。那麼為什麼又突然之間蹦出瞭這麼一個沒有經過共產國際特別訓練，甚至對東方革命連一個粗淺的瞭解都沒有的蘇軍總參謀部軍事學院的畢業生？
這個畢業生在畢業當年就來到中國充當軍事顧問，怎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他當年來中國是幹什麼的？為瞭解救牛蘭夫婦送錢來的。當時連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正式代表都不具有決定權瞭，又從哪裡冒出來這麼一個能夠直接指揮、全權指揮蘇區紅軍的顧問呢？問題到底出在哪兒？我們說，最終我們誰也怪不瞭，問題還是出在中國人身上。
71.博古助推奧托·佈勞恩變身李德
李德之所以能夠成為所謂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代表，從反映出的總體情況來看，是個騙局。
李德不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那麼他怎樣完成這個身份的轉換呢？
1933年春，博古去瞭中央蘇區，他比奧托·佈勞恩去得要早。他本身想動員奧托·佈勞恩跟他一起去。奧托·佈勞恩並不缺乏去蘇區的勇氣，他也有自己的決心，冒著生命危險也可以。作為德國共產黨黨員，曾經多次從危險中脫身的國際革命者，他是不害怕冒險的，但是就像我們前面講過的，他主要擔心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向博古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
奧托·佈勞恩的這個要求還是很巧妙的，要求共產國際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就是要憑這個指示完成他的身份轉換，但是事情並沒有想象的那麼順利。
奧托·佈勞恩後來寫的回憶錄裡講，約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瞭幾封電報，具體發出瞭幾封他也說不清楚。隔瞭一段時間，一直到博古臨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之前，才收到共產國際一個正式的，但是帶點兒含糊意義的電報。
這個電報的全文就這麼一句話：奧托·佈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就這麼一句話。
這句話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奧托·佈勞恩想憑借共產國際的指示給他完成身份轉換，但是這封唯一指明奧托·佈勞恩身份的電報，並沒有幫助他完成身份轉換。
它裡面強調的是什麼？是第一句話，“奧托·佈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共產國際說，請顧問可以，他可以顧問，但是他是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第二句話含義更深，“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產國際的態度很清楚：中國共產黨的同志你們要註意，奧托·佈勞恩是你們請的，他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此前此後，共產國際派駐上海都有軍事顧問，但他們都是受支配於共產國際，而不是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產國際在電報上特別指出奧托·佈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是要講清楚，這個人是你們請的，你們自己要負責，他跟共產國際沒有那麼多的關系。
共產國際發出的有關奧托·佈勞恩的電報就這麼一封，而且以後共產國際也從來不曾給他發過任何指示電報。如果他真是共產國際指派的顧問的話，共產國際為何不直接電示他呢？所以奧托·佈勞恩從來沒有與共產國際建立直接的關系。
共產國際隨後派到上海有個軍事顧問叫弗雷德。弗雷德抵達上海以後，給奧托·佈勞恩（當時已經改名叫李德瞭）發電報，弗雷德的理解很簡單：他就是我的一個臨時工具，他到前線去瞭解有什麼情況，有我在這裡決策，他是沒有什麼決策權力的。
這就是李德的真實身份。
實際上李德也知道他與共產國際的微妙關系。所以在進入蘇區的軍事會議上，他向中共中央的其他領導人反復強調這個觀點，他的職務隻是一個顧問，沒有下達指示的權力。
但是，當時中共中央臨時負總責的博古不許他這樣講。
在第一次介紹他的歡迎會上，博古熱情洋溢地向大傢介紹：我們歡迎盼望已久的共產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奧托·佈勞恩同志，而為瞭保密和奧托·佈勞恩同志的安全，會後對他的稱呼一律用李德，而不能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
在這次會上，博古還專門講瞭，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佈爾什維克軍事傢，是一位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共產主義戰士。
這個稱呼太過瞭。我們可以說李德是一位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但是無法說他是一位卓越的佈爾什維克軍事傢。他是伏龍芝軍事學院剛剛畢業的學生，沒有指揮過什麼成功的軍事行動，不可能是什麼軍事傢。
當時在會上，博古還說，李德同志作為顧問來到我黨，體現瞭共產國際對我黨和紅軍以及中國革命深切的關懷和巨大的援助，也體現瞭這位老革命傢和軍事傢的國際主義精神和獻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這些就更過瞭。李德怎麼可能成為老革命傢和軍事傢呢？他遠沒有達到這一步，而且他本身就不是共產國際委派的，是中共自己任命的。這些都給後來出現的問題埋下瞭很大的隱患。
當然，這問題還引出瞭另外一個問題：博古為什麼把李德捧到這麼高的位子？
72.李德就是博古的“鐘馗”
博古把李德捧上這麼高的位子，給李德授以尚方寶劍，說他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還戴上一連串的卓越的冠——卓越的軍事傢、鬥爭經驗豐富的國際主義戰士、老革命傢等這樣光彩照人的帽子，而且還親自給他取瞭個中國名字李德，從此奧托·佈勞恩以李德這個名字載入中國革命史冊。
當然在中國革命史冊之中，他扮演的角色並不是很光彩的——已經成為每一個研究中共黨史的人都想找出他來算算賬的人物。
李德隻是一個軍事學院剛剛畢業的學生，一開始並不是太上皇的地位。他在日記中專門寫道：別人對我有誤解，我沒有這麼大的權力，沒有這麼大的榮譽。博古也許還在有意識地容忍這種誤解，因為他以為這樣可以加強他自己的威望。
從這一點來說，李德看得還是很準的。
博古為什麼有意識地容忍，不僅是容忍，實際上是制造瞭這種誤解？就像李德自己分析的一樣，因為這樣一來，博古可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博古這樣一位年輕的同志進入中央蘇區，在指導蘇區的鬥爭中是毫無經驗的，他擔心蘇區不服他的領導。而且進入蘇區之前，很多人都給他作過分析，共產國際在蘇區有代表，在很多白色蘇區也都有地下代表，還說在蘇區毛澤東同志是很難領導的，領導他是很困難的，很多這樣的話。
對於年輕的中共中央臨時負總責的人博古來說，內心確實非常擔心。他需要找一個鐘馗來打鬼。為瞭鞏固自己的權威，尤其他一竅不通的軍事的權威，李德實際上扮演瞭鐘馗的角色。博古捧李德，實際上是要借用李德的威望，來達成這樣一個目的。
當然，最後在某些方面，博古也對李德失去控制瞭，因為涉及軍事指揮，博古確實也不懂，那隻好由著李德來瞭。
當時的工作程序是這樣的，前方來的電報，都要先送到李德住處，查明電報所述地點的確切方位並完成翻譯後，繪成簡圖由李德批閱。批閱完畢提出相應的處理意見，再譯成中文送給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周恩來根據來電的重要程度，一般問題自己處理，重大問題則提交軍委或政治局討論。
這一系列的程序走下來，李德就變成太上皇瞭。他慢慢由一個沒有指示權力的軍事顧問，變成一個有決定權力的軍事顧問。而且李德自己也慢慢習慣瞭這種角色。
這一點是很糟糕的。
很快，李德與博古經過商量，在10月中旬中革軍委一次會議上說，遊擊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瞭，山溝裡的馬列主義該收起來瞭。現在一定要擺脫過去一套過時的東西，建立一套新原則。
“遊擊主義的黃金時代”和“山溝裡的馬列主義”，明顯是博古的語言，借李德之口說出而已；新原則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東西瞭：用鮮血保衛蘇維埃，一切為瞭前線的勝利，不讓敵人蹂躪一寸土地，不被敵人的氣勢洶洶嚇倒，消滅敵人於陣地之前。
這都是李德從伏龍芝軍事學院學到的一套老戰法。
這些新的原則被通過、付諸實施瞭。
11月11日，尋淮洲率新成立的紅七軍團進攻滸灣，遭敵夾擊，彭德懷率三軍團赴援。陳誠以部分兵力牽制我三軍團，以主力向七軍團猛攻。七軍團陣地被突破，尋淮洲率部迅速後撤。彭德懷的三軍團也在多次向敵陣地沖擊過程中，遭密集火力殺傷和低空飛機掃射，傷亡重大。兩個軍團傷亡1100餘人。
11月15日，紅一軍團和紅九軍團一部從敵人堡壘間隙北出，配合三軍團作戰。17日，陳誠以10個師兵力從側面出擊，企圖斷我歸路，另以5個師向我發動正面攻擊。雲蓋山、大雄關一帶，一軍團、九軍團蒙受重大傷亡，被迫放棄陣地。
如果說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裡指揮，也不完全是事實。但同樣是事實的是，此時李德已經擁有瞭決定性發言權，紅軍各級指戰員不得不執行他的原則方針。
中革軍委11月20日致師以上首長及司令部的一封信，已帶有鮮明的李德印記：“如果原則上拒絕進攻這種堡壘，那便是拒絕戰鬥。”
軍人不能拒絕戰鬥，更何況是革命軍人。
於是革命軍人不能拒絕進攻堡壘。
紅軍開始瞭一場與敵人硬碰硬的決戰。
歷次反“圍剿”中機動靈活能征善戰的紅一軍團，由於陷入李德的“短促突擊”戰術，從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共打瞭黎川、雲蓋山、大雄關、丁毛山、鳳翔峰、三岬嶂、乾昌橋和廣昌戰鬥，除瞭鳳翔峰、三岬嶂戰鬥苦守陣地而取得小勝外，其餘都打瞭敗仗，損失嚴重。1933年12月丁毛山戰鬥，一軍團一師三團9個連隊，竟然陣亡瞭13個連級幹部。
歷次反“圍剿”猛打猛沖能啃硬骨頭的紅三軍團，1933年1月的滸灣戰鬥傷亡重大，12月的德勝關戰鬥傷亡重大，1934年3月的駐馬寨戰鬥傷亡重大。
此外，就是第五次反“圍剿”。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一系列的指揮動作導致紅軍遭受到瞭更大的損失。李德不瞭解中國革命，不瞭解土地戰爭，不瞭解工農武裝割據和農村包圍城市這一套路，他學的是伏龍芝軍事學院中的老戰法。
陳誠帶領著湘兵，他不斷琢磨紅軍的戰略戰術，調整自己的戰略戰術，每次作戰前都作好瞭充分準備，敵人變聰明瞭，殲滅敵人變得更困難瞭。而我方也在變，我方來瞭一個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根據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一套軍事理論來指導我們。敵人在變，我方也在變，隻是敵人變得更強瞭，我方實際上變得更弱瞭。在保衛戰、進攻戰、短促突擊等一系列的以正面對正面、以攻擊對攻擊這些帶有李德印記的指揮下，紅軍開始瞭一場與敵人硬碰硬的決戰。
在與敵人硬碰硬的決戰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廣昌戰鬥。廣昌戰鬥是第五次反“圍剿”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一次戰鬥。廣昌戰鬥的失利，紅軍受到瞭最大的損失，這次戰鬥幾乎將紅軍的主力拼光，導致中央紅軍不得不突圍長征，進行戰略轉移。
廣昌之戰，從戰鬥任務的下達，到戰鬥失敗的收場，整個過程，李德一直在使用伏龍芝軍事學院理論。在廣昌之戰中，李德擬定的電報就是用很多西化的語言指揮前方的將士。
電報裡講，我支點之守衛隊，是我戰鬥序列之支柱，他們應毫不動搖地在敵人炮火與空中轟炸下支持著，以便用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及勇猛地反突擊，消滅敵人有生兵力。
這些復雜的語言，什麼“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全部都是莫斯科伏龍芝學院的語言。還有跑步、利用死角避免在敵人火力之下不必要之死亡，而進行出於敵人意料之外的突然攻擊等一系列西化語言，使中國革命的整個進程脫離瞭毛澤東所指出來的這樣一條道路。
不得不再次感嘆：與之前相比，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敵人換瞭一個人，我們也換瞭一個人。敵人從以前的失敗中變得更加聰明、更加警醒，而且作戰更加有效瞭，而我軍也換瞭一個人，卻使整個反“圍剿”都失效瞭。
廣昌戰鬥持續18天，紅軍作戰損失極大，傷亡瞭5500多人，占參戰兵力的五分之一。最後廣昌作戰的失敗，導致中央蘇區不得不被放棄，中央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突圍，長征。
紅軍突圍的戰略方針，實際上在廣昌之戰中已經決定瞭。而李德在廣昌之戰中起的很壞的作用，也是導致紅軍滿盤皆輸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當然如果把全部原因都歸於李德的話，也有不公平的地方。
73.李德該不該成為紅軍失敗的替罪羊
李德當時有一個翻譯叫王智濤。王智濤講過，李德不是真正的共產國際代表，他是上海真正的軍事顧問派來打前站的。共產國際真正的軍事顧問是在上海的弗雷德，從來沒有進入過蘇區。而在蘇區的這個顧問李德，共產國際從來不認為他是共產國際派駐江西蘇區的顧問，共產國際一直認為他是中共中央自己聘請的一個顧問。
如果李德是假顧問，弗雷德就是真顧問。
那麼弗雷德來瞭，中國的命運是不是能夠好一些呢？中國革命的命運是不是能夠更好一些呢？
正式顧問弗雷德1933年到達上海，他在中國的時間雖然短，但是3個月之後就給中共中央發出一封著名的長電，指示紅軍今後的作戰方針。他反對集中使用兵力，主張兩個拳頭打人，要求紅軍主力組成東方軍，打通福建出海口，獲得蘇聯可能的武器援助。這是完全不切實際的想法。當時連共產國際的代表約爾特，還沒有出發去蘇區的李德都認為，弗雷德剛到中國想法太不切實際。李德到蘇區之後的很多想法都不切實際，你說連李德都認為弗雷德的想法不切實際，可見這種顧問的意見荒謬到什麼地步！
弗雷德當時還給蘇區中央局去電，非常嚴厲的電報，電報裡寫：必須時時記著我們不能允許以討論或含糊的方式來浪費我們任何時間。
口氣多麼強硬！有一個正式顧問頭銜的弗雷德，比李德不知強硬瞭多少倍。
但不管是弗雷德還是李德，中國革命如果不尋找自己的辦法，隻聽別人的意見，確實搞不成。真的顧問弗雷德是這樣，“假”的顧問李德也是這樣。中國革命缺的不是顧問，缺的是我們自己對中國革命的性質、特點和方針路線有沒有切實的把握，有沒有自身能得出的東西來，否則是不行的。
由於中國革命的特殊性，靠請這樣一個外國人來指導，希望從他那兒獲得靈丹妙藥，獲得偉大的勝利，結局會是什麼呢？那就是在這些外國顧問的指導之下，我們付出瞭一個比一個更慘重的代價。
當然，如果簡單地把革命損失都歸結於這些顧問的指導，也不盡公平。因為從這些顧問的不成熟，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不成熟，中國共產黨當時某些領導同志的不成熟，比如博古同志。
李德的另一個翻譯伍修權後來當瞭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對李德就有一段很公平的回憶。他說，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爭來的，是中共中央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造成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人本身。
伍修權同志這句話講得很對。
當然以博古與李德的關系，軍事上不懂向別人請教無可厚非，哪怕請教的是個外國人，都可以。如果僅僅局限於請教，也許中國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個人歷史，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但如果是想借著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招牌，借著共產國際的身份幫助自己壓臺、壓人，把李德變成鐘馗，用他來打鬼——用李德這個形象威嚇那些在革命戰爭中積累瞭豐富經驗、堅持紅軍獨立戰法的人，那麼這本身就有問題瞭。
1929年，李德剛剛成為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一名學員，彭德懷、林彪等人已經完成瞭他們那段最艱難困苦的戰爭實踐。
1932年春天，李德從軍事學院畢業，江西革命根據地已經完成瞭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毛澤東軍事路線已經完全形成。
為什麼不信任自己的將領、自己的理論，偏要請來一個李德呢？
中國同志如果出問題，主要問題可能就出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是中國革命的不幸的話，李德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這個。如果公平地認識李德的話，現在也能作出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李德還不是想象中的那樣糟糕。當然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蘇分裂的時候，李德在德國寫瞭非常激烈的文章，包括他寫的《中國紀事》，對中國充滿瞭怨言，對中國同志充滿瞭怨恨。
經過瞭這麼一個歷史時段，我們再來看，怎樣公正地認識李德，是我們黨能不能真正成熟起來的一個重要標志。
74.紅軍“洋教頭”李德為何出力不討好
李德在1939年返回蘇聯，到瞭莫斯科之後，共產國際鑒於他在中國的這些問題，給予瞭他比較嚴厲的處分。
李德到中國來的時候是一腔激情，走的時候是滿腹怨憤，他認為中國革命虧待瞭他。他承認唯一的缺點就是，不瞭解中國的國情。這一點李德是承認的，他說他最大的吃虧就在於對中國國情的不瞭解。
他講的是實情，但是有一個問題是非常值得中國同志思考的，好像直到今天中國人也沒有完全走出這個怪圈，就是毛澤東同志反復講過的、批評過的這種現象——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
崇洋媚外，把外國人在他特定條件下所獲得勝利的經驗或理論，原封不動照搬到中國來，或者用這個理論來指導我們，或者用這個理論來威嚇我們中國的一些同志。
直到今天為止，都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其實，還可以作這樣一個比較：李德辛不辛苦？
李德在中國革命中最大的失誤就是對第五次反“圍剿”的指導，在長征初期他的指導也有些失誤，但是自從遵義會議之後，李德已經完全失去指揮權瞭。李德在中國的犯錯時間主要集中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他當然給中國革命帶來瞭極大的損失，但他的影響時間並不是很長，從遵義會議後他已經沒有指揮權力瞭，隻是跟著紅軍長征。
公平地看，二萬五千裡長征，跟著紅軍唯一從頭走到尾的顧問就是李德。
他在中國革命中也付出瞭很大的辛苦，他跟著紅軍走完瞭這二萬五千裡，他跟著走完瞭中國革命最艱難曲折的路程，而現在歷史上對他沒有任何的表示。
由此我們想到白求恩。白求恩不遠萬裡來到中國，對中國的醫療事業作出過很大的貢獻，但白求恩剛開始也不瞭解中國。剛開始來的時候，看到根據地的衛生條件如此簡陋，而且醫療手段如此粗糙，白求恩是大發其火，非常嚴厲地批評八路軍的醫生。後來白求恩慢慢明白瞭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就處於這麼一個困難的境況，沒有辦法。
白求恩很快地適應瞭。隻有從中國原有的條件、環境和中國民眾的基本素質與受到的訓練出發，而不可能超越這種發展的階段。然後白求恩盡量用他的醫療技術，為八路軍服務。最後白求恩同志犧牲瞭。毛澤東同志寫瞭一篇《紀念白求恩》的文章，對白求恩同志作瞭非常高的評價，說他是“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瞭低級趣味的人”。
可以說，李德參加中國革命的時間比白求恩長得多瞭，最後毛澤東沒有寫紀念李德的文章。因為當時把李德捧得太高，最終反而把他給害瞭。
1936年，李德在延安的時候，曾經對埃德加·斯諾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必須要適應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的軍事經驗和特點來決定一定情況下采取什麼樣的戰術。他說，中國同志比我們更加瞭解在他們本國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
所以李德本身也不是一無所獲的。
伍修權同志就講過，李德作為一個外國革命者，致力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七年多，這種獻身精神也還是可取的。不過我們當時在領導上把他擺錯瞭位置，他的錯誤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對此我們都應該加以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分析。
這是對李德的一種真正的認識。這種認識在今天看來，也是非常值得反省的一個問題。當我們今天把西方的經驗看做是最好的經驗，把外國的月亮看做是最圓的月亮時，我們今天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
怎麼樣腳踏中國的實地認識中國的國情，解決中國的問題？今天看來，我們依然是有這樣的教訓。
這對李德來說，本身是個很大的教訓。當然對中國革命來說，也是個很大的教訓。
李德全程參加瞭中國革命最艱苦卓絕的過程，為中國革命付出瞭7年的時間，應該說他也付出瞭很大的代價。但是他當時被捧得太高瞭，捧到瞭一個太上皇的地位，他從極高處重重地摔下來，摔得粉碎。
李德給中國革命留下的啟示，到今天也沒有完結，這也是值得我們去回味的。
75.中央在上海的電臺被破獲給中國革命帶來瞭什麼
在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而在1934年9月，由於上海的電臺被破獲，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中斷瞭。
凡事都要一分為二地看，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電訊的中斷，它有壞處，也有好處。
早在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尤其是斯大林等人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基本上是不太正確的。
斯大林當時對蔣介石寄予很高的希望，把對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瞭蔣介石的身上，他曾經用法國大革命的領袖來比喻蔣介石，把蔣介石稱為中國革命的羅伯斯比爾第二，而把中國共產黨人看得非常輕。
當時中共中央被迫服從共產國際的指導，也給中國革命帶來很大的損失。
長征之前，也就是1934年9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被破獲，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電訊聯系被迫中斷。這對尋求一條獨立的革命道路，尋求一條中國式的革命道路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並不完全是壞事。它使得中國共產黨人得以通過遵義會議等一系列的會議，獨立地解決自己的軍事路線、政治路線和領導人的問題。
可以設想，如果在整個長征的過程中，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始終都保持著聯系，那麼想要獨立決定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獨立決定自己的領導人，實際上是不太可能的。因為中國共產黨當時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就是一個上下級的關系，他發指示你執行，就是這樣一個關系。陳獨秀早年就想與共產國際建立所謂的兄弟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根本就不可能。
中國革命尋找一條自己的獨立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擺脫共產國際對我們的指導。這是一條重要的經驗。
當然凡事都得一分為二，它帶來好的一面，擺脫瞭共產國際對中國選擇自己獨立革命道路的阻礙；它也帶來不好的一面，因為它割斷瞭中國共產黨人的消息情報來源，妨礙瞭共產黨領導者的戰略視野。
因為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中國革命，長期的戰略就是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方針。而那些根據地都是最偏遠、最貧困、最落後的山區，就是各個白色政權的接合部。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裡面所講到的。隻要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持續不斷的，紅色政權的產生、存在並日益發展便是毋庸置疑的。
紅色政權的存在和發展是基於白色政權的戰爭與分裂，所以當時的各個蘇區，都在各個白色政權的接合部，像閩浙贛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川黔蘇區、閩贛蘇區等。這些接合部都是經濟不發達的地區。經濟比較落後，自然消息也比較閉塞，這樣的區域成為共產黨革命發生的地區。
當革命在這些地區發生的時候，消息情報和戰略情報的匱乏是它的天然劣勢。不過當時中共有個很有利的條件，就是上海的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系，上海是當時中國最發達的地區。
這也是中國革命非常有特質的一個表現：在上海聚集瞭中國知識階層的精英，共產黨的領導層精英和共產國際的代表居於上海，一方面，可以保持與世界最先進的力量和最先進思想的聯系；另一方面，又在最貧困、最落後的山區，獲得瞭最為英勇的戰士，這些貧苦農民出身的將士，作戰極其英勇。
最先進的上海與最落後的蘇區，形成瞭這種強烈的反差。
當時蘇區的鬥爭通過上海的指導，當然，上海的指導包括中共中央的指導，包括中共中央轉達的共產國際的指導，其中有些指導是不夠準確的。但是總體來看，它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瞭更大的視野。
76.共產國際為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帶來瞭什麼
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中斷之後，失去瞭對整個國際大勢，對整個中國國內形勢的基本估計。因為中央紅軍居於偏遠的一隅，通信不發達，經濟落後。
在這樣一個相對閉塞的環境中，紅軍在四渡赤水前後，在遵義會議前後，雖然解決瞭自己獨立的軍事路線、政治路線和領導人問題，但是就戰略去向問題，紅軍經過瞭長時間的摸索：先是遵義會議之後，力圖赤化四川；後來赤化四川不行，又力圖赤化貴州；後來赤化貴州不行，又力圖在川黔滇區，把雲南的一部分赤化瞭，結果也不行。
當時的中央紅軍，在川黔滇轄區徘徊瞭4個月之久。赤化四川不可得，赤化貴州不可得，赤化雲南的一部分也不可得。正是由於共產黨人的這種戰略視野相對狹窄，所以脫離瞭共產國際的指導，還是有問題的。
從這一個角度講，還不能單純地說，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指導全是負面的，一點兒正面的也沒有。這種說法也不是實事求是的。
從大革命時期開始，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導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它畢竟給瞭中共一個更大的國際視野，它使中共學會瞭從一個更大的棋盤上來關註共產黨的事業。從當時來看，中共的事業隻是一個小的局部，但是在掌握這個大棋大勢的情況下，運籌中國革命，共產國際的指導就極其重要。
即使在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人對共產國際也表示瞭充分的尊重。
比如說，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隻獲得瞭前方的軍事指揮權，他不出任黨的主要領導人。總書記當時是推張聞天出來擔任的，其中有一個很大的考慮，就在於共產國際接受或者不接受的問題。因為當時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任何領導人的變更都是要經過共產國際批準的。在這種情況之下，讓張聞天出來擔任總書記，顯然比毛澤東出來擔任更容易被共產國際所接受。
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瞭，首先要解決軍事路線的問題，政治路線可以往後放一放。首先解決的是軍事領導人的問題，政治領導人的問題要調整，但由博古換成瞭張聞天，這些調整也都是考慮到共產國際的情緒，考慮到共產國際的影響，考慮到共產國際的作用，對共產國際表示瞭充分的尊重。
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處理這種關系上，一個很恰當的做法。
中國共產黨人雖然開過瞭遵義會議，但也知道紅軍長期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對於戰略視野起瞭很不好的妨礙作用。所以中共並不樂意與共產國際的聯系被切斷，一直在想辦法解決。
當1935年紅軍渡過金沙江，基本脫離險境之後，中共中央立即召開會議，決定派陳雲、潘漢年兩個人為中共中央代表，攜帶密碼到上海恢復白區工作，建立中央與上海及共產國際之間的電訊聯系。
之所以有這個決定，是因為對上海中共中央機關被破獲的情況、慘重的損失瞭解還不是很多。陳雲和潘漢年到瞭上海一看，才發現恢復上海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已不可能。後來他們分頭到瞭莫斯科，直接向共產國際作瞭匯報。
陳雲大概是在1935年10月到瞭蘇聯，出席瞭當時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召開的會議，成為中共代表團的三個正式代表之一。那時他才知道，一方面中共中央在找共產國際，急於恢復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另一方面共產國際也在付出極大努力，急於與中共建立聯系，因為當時中共是共產國際所掌握的世界各國共產黨支部中最有活力、最有成績的一個團體，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是高度關註的。
當然，這個高度關註中有一些問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情況並不是非常瞭解，當時有些正面的，也有些反面的消息傳到瞭共產國際。共產國際的領導人急於想瞭解，中國革命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況。
77.共產國際為何急於與中國共產黨恢復聯系
其實在紅軍北渡金沙江以前，也就是1935年4月，共產國際已經開始采取各種各樣的方法，力圖恢復與中共中央的聯系。
共產國際為什麼這麼做呢？這跟在共產國際的“七大”上，當時的中共代表團介紹中國蘇區的情況有莫大的關系。
當時以王明為代表的中國代表團，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誇大其詞，脫離實際。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王明為瞭博取臺下各國共產黨代表的掌聲，說蘇區占有土地200多萬平方公裡，5600多萬人口，而且中國有50萬紅軍、100萬遊擊隊，把這個牛皮吹得很大。
王明、康生那時都在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裡，在燈火輝煌的大廳裡大吹大擂，當然獲得瞭一陣又一陣的熱烈掌聲。各國的代表一聽，中國革命搞得這麼成功，50萬紅軍，5600多萬人口，200多萬平方公裡的土地，還有100萬遊擊隊，紛紛縱情歡呼。
現在反過頭來看看，當共產國際真的要去尋找這200多萬平方公裡的根據地到底在哪裡，5600多萬人口的根據地到底在哪裡，50萬紅軍到底在哪裡，100萬遊擊隊到底在哪裡，事到臨頭瞭，才發現是一場空談。
但當時共產國際並不瞭解這些情況，共產國際認定瞭中國革命是最具希望的，所以在失去聯系之後，力圖恢復與中共中央的聯系。
而且共產國際剛開過“七大”，在第三國際史上，共產國際“七大”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七大”的核心是要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是共產國際的新方針。如何讓失去聯系的中國共產黨人瞭解共產國際的新方針，就成為當時一個很重要的任務瞭。
主要因為這些，共產國際必須恢復與中共中央的聯系。
共產國際先後派出瞭三個人與中共中央溝通聯系，第一個是閻紅彥，第二個是張浩，第三個是劉長勝。
閻紅彥在新中國成立後做過雲南的省委書記，“文化大革命”初期去世。閻紅彥本人為瞭完成這一艱巨的任務，廢寢忘食，在很短的時間內學會瞭英文字母，並把用英文字母編排的密碼熟記在腦子裡。因為要靠這些密碼恢復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如此的機密，不能帶任何紙片，否則一旦被抓、被搜出來，那就是最核心的秘密被泄露瞭！
他於1935年4月回國。當時他是從新疆回來的，裝扮成一個富商，騎著駱駝，載著俄羅斯的毛毯。駱駝隊經過伊犁、迪化、蘭州、寧夏、綏遠，到達北平。當閻紅彥到達北平之後，才聽說中央紅軍已經勝利地結束長征到瞭陜北。閻紅彥又立即從北平到陜北，找到瞭中央。
閻紅彥從1935年4月出發開始，到12月他在瓦窯堡見到瞭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同志，中間8個月的時間，全憑自己的記憶帶來瞭與共產國際聯系的密碼。但是後來出現瞭問題，憑借他帶回來的密碼，未能與共產國際聯系上。究竟是由於長期記憶所發生的一些記憶不準確，還是有什麼別的原因，不得而知。總之他帶來的密碼，未能使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系。
第一個人沒有聯系成功。
第二個人，共產國際選定瞭張浩。
張浩又名林育英，是中共早期的一位著名黨員。他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就入黨瞭，是中共最早的領導人之一，而且長期從事工人運動，他在莫斯科的身份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在此之前，張浩曾經在東北坐過一年日本監獄，在獄中受盡嚴刑拷打，但始終堅貞不屈。這個人非常硬，在黨內有“鋼人”的稱號。相較之下，王明在上海一次被捕，為趕緊找人營救自己，不惜暴露黨內同志的地址，一出獄就挨瞭黨內警告處分。與“鋼人”相比，王明隻是泥人而已。
如此任務，非“鋼人”莫屬。
78.唯一一個死後由毛澤東親自扶棺送靈的人
張浩出發的時候，中共中央派來與共產國際建立聯系的陳雲還沒有到達莫斯科。這是個巧合，莫斯科派出瞭張浩代表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傳遞密碼、建立聯系，而中共中央派出瞭陳雲到莫斯科匯報情況，與共產國際建立聯系。但是張浩與陳雲兩個人沒有見面，兩人在路上交錯而過瞭。
閻紅彥是從新疆方向進入中國的，張浩是從蒙古方向進來的，他回來也是扮作商人，穿著光板皮襖，挑瞭副貨筐，風餐露宿，穿越沙漠，沿途打聽消息，於1935年11月到達陜甘邊區的邊緣，在瓦窯堡找到瞭中共中央。
張浩在瓦窯堡見到中共中央相關人員之後，立即傳達共產國際一系列新的決定：改變對社會民主黨的策略，不再把中間力量看做是危險的敵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人民戰線等，而核心就是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同時，張浩也傳達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是王明起草的，從這一點看，也不能說王明一點兒好事都沒有幹。《八一宣言》是中共黨內一份重要文件，這一文件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有相當的貢獻。
張浩雖然是共產國際派出的第二個人，但他比閻紅彥到得早，閻紅彥是1935年12月份到的，張浩1935年11月份就到瞭。但是張浩帶回來的密碼，也沒有完成與共產國際的溝通，非常遺憾。
當然，張浩後來在中共黨內有很高的地位，因為他後來在某件事情上起到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處理一、四方面軍分裂，張國燾另立中央這件事情上。
張國燾的分裂，是中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面臨因內部分裂而覆轍的危險。毛澤東甚至作瞭被敵人打散，最後到白區做地下工作的打算。
張國燾掌控7個軍，8萬餘人。而毛澤東率領北上的，隻有原中央紅軍一、三軍團7000餘人。就算到陜北與徐海東的十五軍團會合後，也隻有13 000餘人。論實力，完全無法與張國燾相比。而且十五軍團主力徐海東的原紅二十五軍，原來一直由張國燾指揮。張國燾在這支部隊裡面的影響力到底怎樣，這支部隊對中共中央的態度如何，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徐海東真正瞭解以前，心裡並沒有太大把握。
由於張國燾實力強大，當時很多情況又不清楚，連一方面軍留在四方面軍的很多同志都對事情的發生感到突然和混亂，四方面軍同志就更是情緒激動。態勢是非常嚴重的。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宣佈另立“臨時中央”、“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自封為“主席”。並通過瞭“組織決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
“撤銷”、“開除”、“通緝”、“查辦”，張國燾的自信和氣焰由此可見一斑。
後來張國燾放棄偽中央的稱號，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南下作戰失敗。張國燾赤化川西北的方針，整個沒有實現。
可以說，張國燾為南下赤化川西北所作的準備是精心的。口號也實惠誘人，“大舉南下，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仍然是五四運動中跟那位牧師學到的技巧：從大眾切身問題入手。
張國燾這一次實惠到瞭庸俗的地步。
搞革命僅僅為瞭吃大米嗎？
偏巧還遇上個不惜同歸於盡的劉湘。
南下失敗。
如果南下成功，張國燾的另立中央就有可能成功，但他還是在節骨眼上碰到瞭挫折。原本明哲保身的四川軍閥劉湘，面對張國燾的大舉南下時，便不惜同歸於盡；蔣介石也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難保，急令中央軍增兵。最後四方面軍面對的敵軍迅速增加至20餘萬人，四方面軍付出瞭慘重的代價，由南下時的8萬人，銳減到4萬餘人。
第二個就是張浩的功勞。張浩反復以自己的身份，以共產國際的代表在做這樣一個斡旋，當中共內部發生爭論的時候，共產國際代表作為中間人在斡旋，他的力量就很大瞭。
張國燾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時，張浩已經來到瓦窯堡。形勢很嚴峻，僅僅靠黨中央的教育和勸導，解決不瞭問題，必須借助共產國際的權威。毛澤東、張聞天與張浩商量，由張浩以“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幫助、教育張國燾。
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安排張浩以“國際代表”這種第三者特別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現，表明毛澤東已經掌握瞭相當水平的鬥爭藝術。
1935年12月16日，張浩以“國際代表”身份從陜北開門見山地致電張國燾：“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問題。”22日張浩又電：“黨內爭論，目前不應弄得太尖銳。”“可以組織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廣州局、滿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據各種關系，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斯科）中央代表團代管，此或為目前使黨統一的一種方法。此項意見望兄熟思，見復……”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斯科）中央代表團代管——這就是毛澤東、張聞天、張浩商量好的變通辦法。
張浩的電報對張國燾無疑是當頭一棒。他深知共產國際這塊招牌的權威。思考一段時間後，他致電張浩，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但又說中共中央北上行動是“反黨的機會主義路線”，“放棄向南發展，懼怕反攻敵人”，“向北逃跑”，是“一貫機會主義路線”的表現。
他依然照稱自己是“中央”，毛、周、張、博是“假冒黨中央”。
中共中央隻有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同志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同時在黨內公佈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作出的《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
張聞天致電張國燾，望其停止分裂活動，否則“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尚祈三思為幸”。
張國燾深知共產國際這塊招牌的分量。赤化四川失利的張國燾致電張浩、張聞天，同意“急謀黨內統一”。共產國際至高無上的權威、萬裡長征勝利後中共中央鞏固的地位、自己主張的南下政策面臨的困境，都使他從來不缺乏的自信發生雪崩般的坍塌。
中共中央與紅軍這一次的分裂危機，經過多方努力，終於基本解決。
使張國燾放棄偽中央，最後帶領四方面軍北上，完成一、四方面軍的會合，在這一點上，張浩是功不可沒的。毛澤東對張浩給予瞭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當張浩去世的時候，毛澤東親自為他扶棺送靈。
79.李立三是一位電報密碼專傢
共產國際先後派瞭三個人帶回密碼，要建立與中共中央的聯系。閻紅彥和張浩兩個人帶回來的密碼都沒有發生作用，劉長勝帶回的密碼，最終恢復瞭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系。
提到劉長勝帶回密碼，涉及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跟李立三有關。
在長征的過程中，很多人都已經把李立三給忘記瞭。因為1930年3月的“立三路線”之後，李立三被解除瞭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調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從1930年一直待到抗戰勝利才回來。而且其中有兩年，李立三甚至是在蘇聯的監獄中度過的，品嘗瞭蘇聯內務部人員對囚禁者的刑罰，包括肉刑。
李立三當時吃瞭很多苦。用他自己的話講，他在蘇聯期間“終日提心吊膽，謹小慎微”，就是這樣一種狀態。但就是在這種狀態下，他還在積極努力地為黨工作。當時的共產國際派劉長勝回國傳遞密碼，這個密碼就是李立三編譯的。
李立三在上大學的時候，數學非常好，對數學的感悟很深，這為他編譯密碼打下瞭基礎。1935年春天，也就是遵義會議過後不久，共產國際把李立三派到鄰近新疆的阿拉木圖建立一個交通站。這個交通站的作用，就是為瞭方便國內人員的來往，同時瞭解新疆的政治情況。更重要的是，共產國際想通過李立三在阿拉木圖建立的交通站，設法恢復與中共中央的聯系。
李立三到瞭阿拉木圖之後，派瞭兩批人帶著密碼回國，但是兩次都沒成功。最後劉長勝也是從阿拉木圖出發的，他帶著李立三親自編譯的一套更加難以破譯的密碼，回到中國。終於，在1936年6月16日，共產國際收到瞭中共中央按照李立三編譯的密碼拍來的電報。這個在當時可以說，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更有意思的是，這封電報收到之後，莫斯科誰也翻譯不出來，因為這個電報的破譯密碼在李立三的手裡。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康生，帶著電報來到瞭高加索，找到瞭當時正在療養的李立三，由李立三翻譯出來。
這是長征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溝通的第一封電報，電報是毛澤東起草的，內容是報告中國國內的形勢和黨內的形勢。內容非常簡短，就是：你們派出瞭幾個人，林仲丹（即張浩）11月就到瞭，閻紅彥、羅英（就是劉長勝）均到瞭。但有七個人已到達蘇區邊境，被民團殺害六人，餘一人及電臺尚在民團手中。
電報內容本身也許並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終於恢復，這在當時來說，是非常大的事情。
此前，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指導是時有時無的，最主要的就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中，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國際視野、戰略視野被打開。這使中共早期的領導人，看見瞭一個更大的局面。當自己在棋盤上經營棋子的時候，他們開始關註全局。
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恢復後，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本人對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使得中國共產黨人在“西安事變”前後對國際局勢有一種更加清醒的、更加理性的認識。
想想，這是多麼巧合，如果當時電訊不能恢復，中國共產黨人在消息閉塞的情況下，“西安事變”也許又會是另外一種情況。
從這個角度來說，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也不是一無是處的。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大革命時期的錯誤甚多，土地革命時期錯誤也不少，但到瞭土地革命之後，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前後統一戰線的形成，這個過程中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和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已經朝從錯誤的，到不那麼錯誤的，到比較正確的方向發展。這說明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也要有一個逐步認識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在抗日戰爭時期達到瞭開始趨於完善的地步。
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聯系的恢復，使中共獲得瞭一個更重要的情報消息來源和國際視野。到1943年，第三國際解散之後，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完全轉入瞭與蘇共中央、與斯大林本人的聯系，完成瞭這樣一個替代。也就是說，以後這個聯系雖然有所變化，但始終再沒有間斷。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成績。
80.歷史上的李立三到底功過幾何
在恢復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電訊聯系過程中，李立三已經變成共產國際派駐阿拉木圖工作站的負責人，一個密碼編譯者，而不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瞭。這與1930年那3個月所謂的“立三路線”期間反差是非常大的。
李立三在黨內是被稱為“坦克”、“大炮”這樣一個很猛的人，而且這個人的本色與王明是完全不一樣的。“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都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那麼“立三路線”與“王明路線”有什麼不同呢？
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李立三本身力圖以中國革命為核心，他讓蘇聯革命配合中國革命，雖然他嚴重脫離瞭中國革命的實際，給中國革命帶來很大的損失，但根本利益是要以中國革命為核心的。
這一點王明是完全不一樣的，王明是一屁股坐在別人那邊，要求中國共產黨一切無條件地服從共產國際，以共產國際、以蘇聯的利益為核心。
在中國革命中，李立三犯的錯誤是不小，但他的功勞也不小。現在提起李立三，毫無疑問“立三路線”是給中國革命帶來瞭慘重的損失。但是李立三一系列的功勞，現在講得是不夠的。
1922年春節，李立三回傢探親。其父李鏡蓉以為他剛剛從法國回到國內，便問：“你留學回來準備做什麼事？”
李立三答：“我要幹共產！”
李鏡蓉不知道，此時他的兒子正在安源路礦發動工人大罷工。他聽瞭李立三的回答暴跳如雷：“這純屬胡來！是自己找死！人傢督軍有那麼多兵，那麼多槍，你們幾個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答：“軍閥有槍，我們有真理，有人民，我們死瞭不要緊，犧牲瞭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來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整個春節在父子的爭吵中度過。
李鏡蓉後來逢人便說：“這個兒子是舍出去瞭，隻當是沒生他吧！”
李鏡蓉舍瞭一個兒子，中國革命有瞭安源路礦大罷工。
我們前面講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李立三在裡面起到瞭主導性作用。
同樣起到主導作用的，還有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當時首先提起南昌起義的是李立三，首先建議中央要立即進行武裝暴動的也是李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