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整個近代史，既是一部先烈的犧牲奮鬥史，也是一個不斷地出現叛徒的歷史。板垣征四郎是東北漢奸之父。華北的漢奸之父是土肥原賢二。土肥原在前期經營北洋派失敗瞭，後來經營民國派，土肥原成功瞭。近代以來，中國的災難幾乎都與日本相關，中國的革命運動也幾乎都與日本相關。日本是一個崇尚強者鄙視弱者的民族，很少有平等的概念。中國從來沒有給日本造成什麼傷害，但是日本人一點都不佩服中國人。美國人給日本帶來過極大傷害，但整個日本民族最佩服美國人。
81.1927 年9月9日毛澤東為何處於生死攸關時刻
在毛澤東同志一生之中，有三個9月9日深深地嵌入他的生命。
一個同樣的日子三次嵌入他的生命，對他的一生產生重大影響，這是不多見的。
毛澤東的第一個9月9日是1927年9月9日。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義爆發。就在這一天，毛澤東第一次實踐他在1927年8月的八七會議上提出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理論，而就在這一天，他被清鄉隊抓住瞭。當時他是與一個叫潘心源的戰友在返回瀏陽的途中，被清鄉隊抓住的。
潘心源的身份不明，清鄉隊一時還搞不清楚他的身份，主要把毛澤東綁起來瞭，要押送到團防局去處死。
如果這時事情不出現轉機，我們可以想見，最後集建黨、建軍、建國於一身，後來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勝瞭蔣介石的800萬軍隊的毛澤東，當年就栽在民團的清鄉隊手裡瞭。
1936年斯諾到延安訪問，毛澤東對斯諾回憶瞭這一段。
他在尚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裡借瞭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他說：“押解我的士兵都是普通的募兵，槍斃我對他們沒有什麼好處。”當時，毛澤東賄賂這個士兵，士兵同意釋放他，可是押解隊的隊長卻不允許。後來沒有辦法，隻能伺機逃跑。
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不到兩百米的地方，毛澤東終於找到機會，突然一下子掙脫出來，掙脫瞭綁縛，甩開士兵，往田野裡跑。毛澤東身材比較高大，腿也比較長，跑得比較快。後面清鄉隊在追，他在前邊跑，他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瞭很高的草。他知道光跑是跑不脫的，一下子就跳到草叢裡面，躲瞭起來。士兵們追到水塘，覺得他有可能藏在這個地方，當時還強迫周圍的一些農民過來搜尋。
毛澤東後來回憶，有好多次，搜尋的人走得很近。他說，“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用手碰到他們”，情況已經驚險到這種程度。有五六次他已經決定放棄瞭，一點兒希望都沒有瞭，認為自己一定會被再次抓住，但是不知道怎麼搞的，就是沒有被他們發現。
清鄉隊搜瞭幾遍，沒有發現。最後天近黃昏瞭，他們放棄瞭搜尋。毛澤東這才從水塘邊的草叢中鉆出來，翻山越嶺，徹夜趕路。當時他沒有穿鞋，腳傷得很厲害。
幸虧在路上遇見一個農民，這個農民給毛澤東提供瞭住處，又帶著毛澤東到瞭鄰近的縣城。當時毛澤東身上隻有7塊錢，他用這7塊錢，買瞭一雙鞋、一把雨傘和一些食物。最後，當毛澤東到達秋收起義的農民武裝那個地方時，他的口袋裡隻剩下兩個銅板瞭。
後來秋收起義的部隊在文傢市會師之後，第一師師部副官楊立三（後來是解放軍總後勤部的領導人）看見毛澤東的腳趾潰爛瞭，問他怎麼回事。毛澤東回答，就是從路上跑回來給紮的。
這就是深深嵌入毛澤東生命的第一個9月9日。
這個9月9日是在革命最初爆發的時候，是在毛澤東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在播點革命火種的時候。星星之火，要掐滅它是比較簡單的；當火已成燎原之勢，再要撲滅它就幾乎不可能瞭。當毛澤東到陜北的時候，胡宗南占領延安，在陜北到處圍剿，那個時候中國革命已成燎原之勢瞭，要抓住毛澤東是很困難的。
而在這一次，在最初播點火種的這個時候是多麼危險啊！毛澤東被人抓住，五花大綁，還要押到團防局去處決。抓他的人不是什麼主力部隊，就是一些民團、清鄉隊，就這些人，差點兒把毛澤東同志給解決瞭。
這是當時中國革命最為險峻的時刻。當然，這個火種沒有被撲滅，由此以後要勢成燎原就不可阻擋瞭。
82.毛澤東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毛澤東生命中的第二個難忘的9月9日，是1935年的9月9日，一、四方面軍分裂，毛澤東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一、四方面軍的分裂有很多的原因：
當時一、四方面軍是長期分離作戰的兩個力量，會師之後雙方互相不太瞭解，而且雙方對各自領軍作戰方法都不太習慣，在處置的時候也都出現瞭一些問題。
四方面軍的同志對一方面軍的同志剛開始抱著很大的期望，最後看到一方面軍的裝備差、人數少，再加上一方面軍當時也有一些人過分地追究瞭四方面軍。比如說放棄鄂豫皖根據地、放棄通南巴根據地等問題，這是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產生的一些矛盾。
任何長期分離作戰的兩支軍隊在會師之後產生矛盾，這都是難以避免的，但是這個矛盾達到瞭分裂的地步，那麼它就不僅僅是一般的矛盾瞭，就達到瞭白熱化。這個白熱化，最初的觸動可能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可是最終造成這樣的分裂，可能就像毛澤東所講的那樣“張國燾是個實力派”，這是造成分裂的最大的原因。
有些著作描述一、四方面軍分裂，往往講得比較輕易，比如說“張國燾南下，走向失敗，走向黑暗；毛澤東北上，走向勝利，走向光明”。這種概括是很簡單的，而且這種概括完全沒有體現當時一、四方面軍分裂帶來的嚴重性。
張國燾帶領83 000紅軍南下，毛澤東率領7000紅軍北上。看到這種嚴重的分裂，起碼當時毛澤東不會感覺到一點兒光明。毛澤東講，一、四方面軍的分裂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敗還要嚴重。毛澤東當時作出最嚴重的形勢估計，7000紅軍要到與蘇聯接近的邊疆地方以求生存，因為沒有辦法瞭，就7000紅軍，能搞一個多大的局面？搞不瞭多大的。毛澤東甚至作出瞭7000紅軍被打散，到白區作地下工作的準備。
這已經是作瞭最壞的打算瞭。
不僅僅是毛澤東，當時在紅軍總部，被張國燾裹脅南下的朱德後來也回憶說：“革命生涯經歷瞭多少坎坷，多少困難，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心情沉重，自己人分裂瞭，在最需要紅軍力量團結一起的時候，紅軍力量分裂瞭。”
一、四方面軍會師，當然有這樣那樣的不同，有爭論，但是“共同革命，共同戰勝蔣介石集團，取得革命的勝利”，這個毫無疑問應該是一致的。
當時，一、四方面軍兩支主力紅軍都失去瞭自己原來的根據地。四方面軍先失去瞭鄂豫皖根據地，又失去瞭通南巴根據地；一方面軍失去瞭中央蘇區。這兩支部隊都被蔣介石壓向西北一隅，也都與外界失去瞭聯系。當大傢既不知道外界的變化，而又集中評判過去的誰是誰非的問題時，有些原本並不重要的紛爭就變得非常必要起來，原本並不是什麼很大的事情，爭論也變得非常激烈。
而在這個時候，張國燾鉆瞭一個空子，反復強調自己的人多，有8萬紅軍，中央紅軍隻剩1萬人。8萬人和1萬人，要顯示比例，要顯示出領導的比例，像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中央軍委都要顯示出比例來。而且遵義會議是在四方面軍毫不知曉的情況下開的，那遵義會議是不是合法的呢？甚至這樣的問題都提出來瞭。
這樣的問題背後就一個原因，那就是實力。
1935年9月9日，張國燾復電徐向前、陳昌浩並轉中央，堅持南下。此日後，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一個向北，一個向南，這一天成為毛澤東自己形容的“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這是他生命中難忘的第二個9月9日。
83.毛澤東如何探索開創“中國式革命道路”
1910年，毛澤東外出求學的時候，曾經題瞭一首詩留給他的父親。這首詩是這樣的：
孩兒立志出鄉關，
學不成名誓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
人生無處不青山。
他的父親絕對想不到，毛澤東自己也絕對想不到，他從此便一去不歸，開創瞭一條嶄新的中國革命的道路。
1911年，毛澤東18歲，考上湘江的駐省中學。從今天來看，18歲上中學顯得歲數大瞭，但毛澤東當年就是18歲考上瞭湘江駐省中學。在那裡，他第一次看見瞭於右任主編的《民立報》，上面刊載瞭廣州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毛澤東才第一次知道瞭孫中山、同盟會和孫中山的綱領。
毛澤東後來回憶，看見瞭第一份報紙，看見瞭孫中山的事跡，當時是如此激動，以至於寫瞭一篇文章貼在校園的墻上，那是他第一次發表政見。這篇文章的內容，後來在1936年，他在延安跟斯諾講過，斯諾把它記錄下來瞭。
毛澤東說他在文章裡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招回來，擔任新政府的總統，康有為擔任國務總理，梁啟超出任外交部部長。從這裡可以看出，康有為、梁啟超，早年是毛澤東的偶像。梁啟超寫的很多東西，毛澤東要一直讀到能夠背誦。在梁啟超寫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澤東還有這麼一段批註：立憲之國傢，憲法為人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
當年的毛澤東崇拜康有為、梁啟超，贊成君主立憲。
孫中山一出現，毛澤東馬上轉變觀點，贊成共和。但毛澤東由此拋棄君主立憲的觀點，贊成瞭共和，並不是說共和就是一個終止。
毛澤東在1918年到1919年的時候，最喜歡閱讀的著作就是俄羅斯克魯鮑特金的著作，崇尚無政府主義。
到瞭1920年，毛澤東又醉心搞湖南自治。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真是給瞭毛澤東一個改天換地、再造自己的時機。
我們經常講，毛澤東集建黨、建軍、建國於一身，當然建黨不是他一個人建的，還有包括“南陳北李”等很多的領導人。不能說共產黨是毛澤東的產物，但可以說，毛澤東是共產黨的產物，沒有中國共產黨，同樣沒有毛澤東。
毛澤東在加入瞭中國共產黨之後，整個人發生瞭很大的改變，當然這個改變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還提出瞭“心境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還是有這樣一個心理過程的，大革命失敗瞭，怎麼辦？蔣介石背叛瞭革命，怎麼辦？這是1927年4月。
但是到瞭1927年的8月，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瞭“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到瞭1928年的10月，毛澤東在井岡山寫瞭一篇文章《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至此，中國革命有瞭一套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
這就是，共產黨奠定瞭毛澤東，造就瞭毛澤東。
所以我們講，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應該是這樣一種關系。
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這天下午4點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去世。
這是第三個深深嵌入毛澤東生命的9月9日。
84.“東北漢奸之父”如何策動九一八事變
中國整個近代史，既是一部先烈的犧牲奮鬥史，也是一個不斷地出現叛徒的歷史。尤其到瞭抗日戰爭時期，叛徒比比皆是，漢奸眾多。曾經看過一個抗日戰爭的統計，就八路軍方面的統計，八路軍活捉的日本鬼子有1000人左右——因為當時抓一個活的鬼子是很難的，活捉漢奸44萬。漢奸是什麼人？漢奸就是跟著日本鬼子幹的中國人。
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獨特現象。為什麼會出這麼多的漢奸？當然有外因，也有內因。
這裡先剖析一下外因。剖析外因的時候一定要提到兩個人，兩個所謂的中國漢奸之父，一個是板垣征四郎，一個是土肥原賢二。
板垣征四郎是關東軍的高級參謀，後來作為關東軍的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變中起瞭非常大的作用。
板垣身材矮小，頭剃得精光，臉刮成青白色，黑色的眉毛和小胡子特別顯眼；總是服裝整潔，袖口露出雪白的襯衫，加上有個輕輕搓手的習慣動作，頗給人一個溫文爾雅的印象。他早年的職務幾乎都與中國有關：1916年陸軍大學畢業後任參謀本部中國課課員；1919年任中國駐軍參謀，之後任雲南、漢口、奉天等處日軍特務機關長和使館武官。長期對中國的研究觀察，使他成為日軍中著名的“中國通”。
他又是一夕會的重要成員，政治上膽大妄為，一意孤行，具有少壯派軍閥的一切特點。雖然身份不過是一個參謀，但連內閣首相他也不放在眼裡，軍事上則深思熟慮，尤其重視地形。1929年他以大佐官階擔任關東軍高級參謀，立即拉上關東軍作戰參謀石原莞爾組織“參謀旅行”，幾乎走遍瞭東北。他的理論是：“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的源泉。從而，實際上，滿蒙在對美、俄、中的作戰上，都有最大的關系。”
在這一點上，他與石原莞爾一樣，都主張把中國東北變為日本領土，並對整個中國“能立於致其於死命的地位”。
板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是關東軍的高級參謀，他曾經在關東軍的大本營對關東軍演說時，分析瞭一遍中國社會的情況和日本采取行動的必要。因為當時關東軍的兵力少，關東軍在整個東北地區才有一萬八九千人，而東北軍有19萬人。這一萬八九千人怎麼戰勝19萬東北軍，取得整個東北的權力，這對日本關東軍來說，是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板垣在一次關東軍的動員會上說，不要看中國是個現代的國傢，好像有現代國傢的一切特征，實際上中國是分散的部落。對一般的民眾來說，頂多就是給誰交稅的問題，並沒有緊密的國傢聯系，可以給北洋軍閥交稅，可以給蔣介石交稅，給張作霖交稅，給張學良交稅，或者給日本人交稅，都是一樣的。民眾與政府的聯系僅僅是賦稅的關系，而賦稅交給誰都是一樣的，它並沒有形成現代國傢的這種政治、思想、經濟、文化甚至社會制度之間的緊密聯系，它非常松散。
板垣這個話的意思是：中國社會可以分而制之，中國從政治力量到軍事力量都可以分而制之，不要看總體上人口多，總體上兵力很強，但卻是分散的，各懷鬼胎的，各有各的利益的，互相爭鬥的。我們能夠把他們各個擊破。
這是板垣在1931年8月講的。到瞭1931年9月，日本發動瞭九一八事變。
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建立在板垣征四郎對中國社會分析的基礎上——不要看他們（中國）兵力很多，領土很廣，人口很多，但能夠分而制之，一個一個對付他們。九一八事變之後，關東軍迅速占領整個東北，實現瞭板垣的戰略。
關東軍占領東北時，板垣征四郎策動瞭多個漢奸，網羅瞭羅振玉、趙欣博、謝介石等人，又運動熙洽宣佈吉林“獨立”，推動張海鵬宣佈洮南“獨立”，誘逼臧式毅出任偽奉天省省長，策動張景惠出任偽黑龍江省省長，宣佈黑龍江“獨立”。在這個關東軍高級參謀的威逼利誘、軟硬兼施之下，最後溥儀也成為中國的頭號大漢奸。
所以說板垣征四郎是東北漢奸之父，一點兒不為過。在關東軍占領東北之後，所有成為漢奸的，幫著日本人幹的，都能看到板垣的身影。
85.土肥原賢二拉漢奸，拉不動北洋派，卻拉動瞭民國派
華北的漢奸之父是土肥原賢二。土肥原1904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期間與岡村寧次、板垣征四郎和閻錫山為同學，交往甚密。從1913年以後，他在中國整整活動瞭30年，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還會說幾種中國方言，是日本軍部中最受器重的“中國通”。土肥原與板垣征四郎一樣，也是日本昭和軍閥中的佼佼者。土肥原當年在天津建立瞭特務機關，自任特務機關的機關長。
土肥原非常善於利用關系，比如，他與閻錫山的關系是非常好的，他們曾經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土肥原到中國，首先就利用與閻錫山的關系，建立瞭與多個北洋軍閥之間的關系，包括段祺瑞、吳佩孚、韓復榘、石友三都與土肥原交往甚密。
但是交情程度當然是不一樣，比如段祺瑞、吳佩孚，是堅決不跟著日本人幹的，雖然與土肥原的個人關系不錯，但是一到瞭關鍵時刻真要跟著日本人幹瞭，段祺瑞和吳佩孚是不上這個當的。還有一個北洋軍閥孫傳芳，土肥原也要拉他，但也沒有拉動。孫傳芳曾公開地對記者直斥日本的陰謀，聲稱絕不做傀儡政權的首領。
土肥原在前期的工作成效並不大。他在天津拼湊所謂的北洋派大同盟，是想把段祺瑞、吳佩孚、孫傳芳等人拉過來，成為日本人的工具，但沒有拉成，沒有人跟他幹。吳佩孚不幹，段祺瑞不幹，孫傳芳也不幹，所以土肥原沒有辦成。北洋軍閥這些人物，從段祺瑞開始，到吳佩孚，再到孫傳芳，他們這些人的民族氣節還是可以的，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上，在替日本人幹還是替中國人幹的問題上，他們是非常清醒的。
但是，土肥原後來拉民國派，卻成功瞭。比如汪精衛，還有宋哲元也差一點兒。這件事很值得思考，民國是打倒北洋軍閥的，而民國派首領、國民革命的主持者汪精衛卻成瞭頭號大漢奸。還有像陳公博、周佛海，那都是參加瞭中共“一大”的，最早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共“一大”的發起者和參與者，這兩個人最後都脫黨，成瞭大漢奸。
從這一點上看，民國派表面上是打著革命的旗號，暗地藏著最復雜的心態。平時喊著打倒帝國主義很容易，一旦帝國主義真的來瞭，連北洋軍閥都不願做傀儡，而整天喊打倒帝國主義，喊打倒北洋軍閥口號的汪精衛，卻做起瞭真正的帝國主義的代理人，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一道“深奧莫測的、令人難解的啞謎”。
汪精衛革命瞭一輩子，怎麼就做瞭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做瞭中國頭號大漢奸？要知道汪精衛在清末的時候還刺殺過攝政王載灃，那時表現出瞭多大的革命勇氣！最後卻變成瞭這樣一種貨色，成為中國頭號大漢奸。
所以說，一些假的革命者，最容易從這個極端跳到那個極端。
86.宋哲元如何最終堅定抗日決心
土肥原拉不動北洋軍閥，便想方設法拉攏民國將領。其工作重點之一，就是拉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當時中國有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蔣介石實際上沒有真正地統一中國。宋哲元是西北軍的一部分，是馮玉祥軍隊的一部分。
中國當時分成許多派系，包括廣東軍閥陳濟棠、廣西軍閥白崇禧、湖南軍閥何鍵、四川軍閥劉湘、雲南軍閥龍雲、貴州軍閥王傢烈、山西軍閥閻錫山、山東軍閥韓復榘，還有宋哲元的二十九軍控制華北。中國的社會，就像板垣所講的那樣，很容易被各個擊破，這些擁兵自重的地方軍事領導人，為瞭維持自己的生存，他們都不由自主地玩弄一種平衡。
開始是在紅軍與蔣介石之間玩弄平衡，後來是在蔣介石與日本人之間玩弄平衡。他們當中有相當一批人存在這樣的心理：完全服從國民政府，服從蔣介石是不行的，必須要靠一個力量來制約蔣介石。
靠誰的力量呢？靠日本的力量。
這一點是非常危險的。它與國內的革命戰爭不一樣，當一個外來的力量，當日本介入之後，你想利用日本人的力量來擺平國內的一些派系，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就很危險瞭。
宋哲元也是位抗日英雄，但是他在抗日之前，也曾反復猶豫，反復動搖，反復在親日與抗日之間搖擺不定。宋哲元不是不知道民族大義，但他當時為瞭保護自己的地盤，為瞭保住自己的權位，為瞭不讓蔣介石的軍隊進入華北，他覺得有必要在日本華北駐屯軍和蔣介石之間玩弄一種平衡，對蔣介石作出一種牽制。
當年，如果沒有日本人，蔣介石的軍隊就有可能長驅直入，把華北占領瞭，而宋哲元的二十九軍是雜牌，將來怎麼維持生存是個很大的問題。因此，宋哲元開始在日本人和蔣介石之間玩弄平衡。這種平衡術最後確實把宋哲元推到瞭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日本人在華北步步進逼，宋哲元基本上是步步後退，眼看就要被日本人拉瞭過去。
從這一點看，我們最該感謝的是中國的民意。
就在宋哲元動搖不定的時候，促使他終於堅定信心，不站到日本人一邊，堅決地站在中華民族一邊，最大的原因來自什麼呢？就是來自全國民眾的抗日呼聲。其中包括1935年12月爆發的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反對華北自治，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也包括上海的輿論對天津方面所產生的強大壓力；還包括天津本地的報紙，天津《大公報》在1935年12月發表的社論，勸宋哲元萬勿制造分裂，都起到瞭很大的警示作用。
若不是沸騰的全國輿論使其有“黃雀在後”之感，天知道這位後來的“抗日英雄”在日本人步步進逼面前還會幹出什麼事情來。
學生、報紙、記者、民意、商界，形成瞭非常大的壓力，終於促使宋哲元下瞭抗日決心，與蔣介石站在一起共同反對華北自治。
這真是危難時刻救人的輿論。若沒有這種輿論，不知有多少人會自覺不自覺地淪為漢奸。
到瞭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的時候，宋哲元已經確定瞭一個非常明智的戰略方針：堅決抗日。“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就是二十九軍的軍歌。當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的時候，二十九軍對日本侵略軍采取瞭堅決的抵抗措施。
中華民族，經歷瞭多少次覺醒，而到瞭1937年是一次比較徹底的覺醒，整個民族的覺醒。至此，抗日已經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不是哪一個黨派的問題，也不是哪一個權勢集團的問題瞭，而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面臨的根本問題瞭。
雖然抗日戰爭中產生瞭大量的漢奸，但在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中國社會各階層都已被動員起來瞭，很多抗日態度不堅定的人，包括宋哲元這樣的民國將領，甚至蔣介石本人，都在國內輿論和世界輿論的強大壓力之下，走上瞭抗日的道路。到瞭那一刻，在中國除瞭漢奸，不抗日的已經沒有幾個人瞭。
板垣征四郎是東北漢奸之父，土肥原賢二是華北漢奸之父。到瞭1945年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時候，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都作為東京國際戰犯審判的甲級戰犯被判處絞刑。
這就是我們面對的真正的歷史，所以說歷史它是荊棘而不是花環。
87.土肥原賢二如何為日本侵華作準備
日本侵華軍隊中的重要人物土肥原賢二是1945年東京審判被判處絞刑的甲級戰犯，他在中國所起的作用，不僅僅是個漢奸之父，同時也是個特務頭子，當然還是個著名的日軍指揮官。
從這個人身上，能充分地看出日本軍國主義要滅亡中華的野心。
前面說過，土肥原賢二早年與閻錫山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那時他就與閻錫山結下瞭很親密的關系。20世紀20年代土肥原賢二到山西去，當時閻錫山已經是山西的軍閥，是山西王瞭，統一掌管山西所謂的黨政軍大權。老同學土肥原去看他，閻錫山待若上賓。
20世紀20年代中日關系還不是那麼緊張，土肥原到瞭山西之後，他沒有別的要求，就是要求到山西各地轉轉。老同學提出這個要求，這是人之常情，閻錫山便慨然應允。山西的任何地方，土肥原隻要願意去的都可以去，由閻錫山提供一切方便。
但閻錫山萬萬想不到，他的老同學土肥原趁在山西旅遊的工夫，把山西的兵要地志作瞭詳細的偵察和記錄。尤其是走到晉北雁門關一帶，土肥原一邊看，一邊詳細地記錄瞭路況，包括橋梁、道路和山路，重武器能不能通過，土肥原全都掌握瞭。
這個日本人是不是太有心瞭？當時日軍的侵華計劃還沒有出來，但像土肥原賢二這樣的人就已經開始行動瞭，不得不說日本軍隊內早就擁有這樣一批極富侵略自覺的人，他們未雨綢繆，早在日本軍部的侵華作戰方案出籠之前，就抓緊作大量的戰爭準備。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向山西大舉進犯。閻錫山事先在判斷上犯瞭錯誤，他以為雁門關是天險，道路狹窄、地勢起伏，橋梁的承重能力都很差，尤其是鐵甲嶺，根本沒辦法通過重武器，日軍過不來，要過來也是小分隊，大部隊過不來。所以閻錫山對整個晉北的防備是忽略的，既沒有構築工事，也沒有派適當的兵力把守，以致日軍突然從雁門關這個空隙中鉆瞭出來，而且是配備重武器的日軍。
日軍之所以從雁門關偷襲成功，憑借的就是將近十年前，土肥原在這一帶所謂旅遊時完成的兵要地志的詳盡考察。最後，閻錫山的晉北抗戰化為泡影，全線潰退。
從這個角度看，閻錫山在山西混瞭一輩子，自稱山西王，結果對山西的地形還不如他的日本同學土肥原清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諷刺。它不僅僅是兩個同學之間的關系問題，也不僅僅是一方是中國軍閥另一方是日本將領的問題，從這兩個方面可以看出來，雖然像閻錫山這樣的人物最後也抗日瞭，但他在關註國傢安全、關註國傢利益方面——就算隻關註山西的安全利益方面，也是太粗心、太馬虎瞭。
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日本要滅亡中國，他們是非常有心的，是早作瞭準備的。所以說，為什麼抗戰的前期到中期，中國戰場受到那麼大的損失？一方面，可以說是日本的侵略成性、嗜血成性；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說，當時中國的這些統治者，在關註中華民族的利益和中國國傢利益方面是太粗心瞭。大量的精力被用於軍閥內戰，或者各個勢力范圍的劃分。而對於整個國傢安全的經營，是漏洞百出、四處破綻，於是就被侵略者輕易擊潰瞭。
88.脫亞入歐理論如何影響近代中國
土肥原賢二在旅遊之時記錄瞭山西雁門關這一帶的地形，讓他的老同學閻錫山在抗戰時吃瞭大虧。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中國民族和日本民族之間，包括當時中國的統治者和日本的統治者之間不同的心理。
日本近代對中國的影響是很大的，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明治維新有所謂的“維新三傑”，叫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西鄉隆盛，還有包括伊藤博文這種日本的“伏爾泰”。實際上，在觀察日本的時候，我們忽略瞭一個人物，就是今天印在1萬元日本紙幣上的這個日本人。
當今的1萬日元面鈔是日本貨幣中最大的面額瞭，世界各國貨幣的最大面額，一般都會印上自己的領袖，像美元上面華盛頓的像，人民幣上面毛澤東的像，英鎊上面英國女王的像，都是采用這樣的形式，但日本的1萬元日幣非常奇怪——當然對日本人來說一點兒都不奇怪，它印的是日本的一個大思想傢，叫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這個人有個特點，他是日本歷史上脫亞入歐理論的集大成者，他首先提出日本要脫亞入歐。這是福澤諭吉在1885年發佈的脫亞論，他提出來：“為今日計，我國不能再盲目等待鄰國達成文明開化，共同振興亞細亞，莫如與其脫離關系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福澤諭吉在文章中還專門說瞭：“支那和朝鮮是日本的鄰邦，同它們打交道用不著特別客氣，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處理。”
脫亞入歐，然後用西方的手段來對付東方。福澤諭吉的這個觀點，對以後的日本影響甚深。
當時日本對中國首先的肢解，就從肢解琉球開始。
琉球長期以來是中國的大清王朝的藩屬國，1852年，美國的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裡帶著艦隊登上瞭琉球，當時他看到琉球國使用咸豐的年號，使用道光的銅錢，而且都在使用漢字。佩裡後來給國會寫瞭報告，認為琉球是中國的領土。
到瞭1875年，日軍入侵琉球，並不是日軍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入侵琉球，也不是大清王朝的力量不足以抗衡。當時日本隻有陸軍常備軍3萬人，海軍4000人，軍艦15艘，且皆破損不能出海。按照軍力來說，當時日本是無力與中國全面抗衡的，但是清政府依然是那一套以情理交涉，不會適時使用武力的做法。日本摸透瞭清政府懦弱的本性，即使隻有如此弱小的兵力，也膽敢入侵琉球。
1878年，日本廢琉球為日本的郡縣。1879年，日本派出軍隊和警察進入琉球，把琉球王室強行遷移到東京，而且為瞭讓當地人徹底忘掉中山國這個概念（中山國是當地人的稱呼，並和中國形成藩屬國的關系，中國也稱它為中山國），把當地改名為Okinawa，就是今天的沖繩。
獨立的琉球國就這樣突然間變成日本的沖繩瞭。
肢解完琉球後，日本便直接向中國開刀。
1894年的甲午戰爭，使日本收獲巨大：中國被迫割讓臺灣和遼東半島，賠款兩億兩白銀。後雖經俄、德、法所謂“三國幹涉還遼”，免除瞭遼東半島的割讓，但中國又加賠日本三千萬兩白銀。
日本學者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說：“日清戰爭的賠款成為確立金本位制的資金，提高瞭日本資本主義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推動日本由一個潛在殖民地化危機的國傢，轉變為領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傢。”這就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
日本在一塊一塊地蠶食中國，而且這種“有心”一代一代人都在繼續，這是中日關系的復雜性。
89.中國近代史的災難和革命幾乎都與日本有關
近代以來，中國的災難幾乎都與日本相關。
比如甲午戰爭，那是日本對中國非常大的一次侵害。甲午戰爭之後，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大清王朝戰敗，割讓臺灣，賠償二億三千萬兩白銀。而日本依靠這些巨額的戰爭賠款，確立瞭金本位制，由一個潛在殖民地化危機的國傢，迅速發展成為領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傢。
日本帝國主義跟西方帝國主義是不一樣的，西方帝國主義掠奪資本還有個慢慢積累的過程，而日本主要靠發戰爭財，而且主要是在中國身上發戰爭財。
甲午戰爭是第一次。
而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日軍來兵最多，所以在庚子賠款的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中，日本也攫取瞭最大的份額；然後是1904年的日俄戰爭，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直至1937年的七七事變。
可以看得出，中國近代以來的災難，幾乎都與日本有關。
近代以來，中國的革命運動也幾乎都與日本相關，像1898年的戊戌變法。戊戌變法的整個過程中，康有為、梁啟超的一些主張、一些思想，有一部分來自日本。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雙雙跑到日本，去政治避難。
再看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中，其實有當時日本政治人物的身影，而且很多的日本浪人也廣泛參與瞭辛亥革命。
到瞭1919年的五四運動，當時提出的口號就是取消袁世凱與日本達成的《二十一條》秘密協議，同時提出“還我青島”，阻止“一戰”結束後的《凡爾賽和約》把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
這是五四運動中兩個主要的口號。
1915年，袁世凱政府跟日本人秘密簽訂《二十一條》，它最主要的條款就是大連、旅順和南滿鐵路的租借期權的延長。
根據中俄之間的協議，大連、旅順的租借期是到1923年，但是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取代瞭俄國在大連、旅順的全部權益。之後，日本又和袁世凱交涉，要求延長租借期，大連、旅順的租期要延長到1997年，南滿鐵路的租期要延長到2002年。
這些日本侵略者做夢做得有多長！他們的胃口太大瞭，他們想在中國攫取的利益，不是三年五年，而是以百年為單位的。
90.日本侵略擴張道路顯露的民族特性
中國近代以來的災難幾乎都與日本相關，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也幾乎都與日本相關。中國近代以來的很多革命理論，其實有大量是從日本傳入的。
因為日本在吸收西方文明的時候，不加分辨地把大量的西方著作翻譯為日文的時候，把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也翻譯成瞭日文。我們從中也獲得瞭很多的西方先進理論。
要理解日本人的心態問題不是那麼容易，就像土肥原賢二。閻錫山與土肥原賢二是同學，老同學來瞭當然要熱情款待，閻錫山招待土肥原賢二在山西旅遊的時候，土肥原賢二趁機對山西的兵要地志做瞭記錄——如何入侵中國的記錄。這反映瞭日本人當時一種心態——總覺得自己的生存空間不夠，生存空間狹小，於是要開拓他的生存空間，朝鮮半島是一個方面，中國是更大的一個方面。
而且，日本是一個崇尚強者鄙視弱者的民族。從近代來看，日本很少與其他民族平等相處，或者是他崇尚的，或者是他鄙視的，很少有平等這樣的概念。
近代以來中國從來沒有給日本造成什麼傷害，但是日本人一點兒都不佩服中國人，甚至從一種民族心理來看，還帶著一種鄙視。
日本對待美國則不同，美國人是給日本帶來過極大傷害的，但整個日本民族，最佩服美國人。
不僅僅是兩顆原子彈的問題。像1945年的東京大轟炸，那真是非常驚人的。當時美軍實施東京大轟炸的時候，派出的飛機叫“空中堡壘”B-29，它的機槍數非常多，上射、下射、左射、右射、仰射、俯射，上面有二十幾挺機槍，一般的戰鬥機都難以靠近。但是美國空軍司令要求每架B-29都把多餘的機槍卸下來瞭，卸下機槍就是為瞭多裝炸彈。因為美軍的空中偵察機發現日軍的防空體系已經完全被摧毀，這是其一；其二，通過空中偵察發現，當時日本東京都是板房，而且板房密集，板房與板房之間的距離隻有一到兩米。
美軍決定轟炸日本，不用爆破彈，而是用凝固汽油彈。說白瞭，就是燒它。334架B-29，每架飛機平均攜帶6到8噸炸彈，300多架飛機攜帶瞭將近3000噸炸彈，全部是燃燒彈。半夜飛到瞭東京上空。
美軍飛機在預定目標區投下照明彈，緊接著投下大量的燃燒彈。當時東京出現瞭“火災旋風”，就是大火造成的灼熱的氣浪與空氣形成強烈的對流。2000多噸燃燒彈投下去，燃燒得非常厲害，空氣中的溫度非常高，足以使衣服全部燒起來。很多日本人躲到地下室裡，但由於外面的溫度太高瞭，形成負壓，把地下室抽成真空，人就活活窒息而死。有些來不及跑到地下室的人跳到水池子裡，結果周圍溫度太高，水池被煮沸，變成開水池，人就被燙死瞭。
當時的東京大轟炸，有將近84 000人被燒死瞭，10萬人被燒傷，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非核武器的襲擊。當然，廣島核武器襲擊又另當別論瞭。但從廣島的核武器襲擊來看，最終死亡的也是8萬多人。而東京大轟炸被燒死瞭84 000人，規模是相當大的。
當時的這種轟炸，這種態勢，使東京大量的工業區、商業區、住宅區一夜之間被摧毀。東京有四分之一的建築被摧毀。據當時的目擊者說，大火蔓延過來之前，熾熱的高溫已經使整個防火線熊熊燃燒，火還沒有過來，溫度已經特別高，溫度就使東西燃燒瞭。
東京大轟炸當時燒死瞭8萬多人，加上後來不治死亡的有10萬多人，死者大多數都是平民。美國的這次行為引起瞭極大爭議。策劃這次行動的美國空軍司令說，如果這場戰爭美國戰敗，他本人肯定會被指控判刑，但他認為東京大轟炸也提早瞭戰爭的結束，從而減少瞭人員的傷亡。
不管怎麼說，日本發動瞭“二戰”是必須受到懲罰的，但美國的這種懲罰方式也是極其殘酷的。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最佩服的還就是美國人。日本這種崇尚強者鄙視弱者的心態，讓他們很少能與別的國傢和民族平等相處。
從民族心理也可以看出來，中國從來沒有對日本造成過這種傷害，但是今天日本民族中——當然不是說整個日本民族——其實有很多人還是非常友好的。但從一個相當的層面來看，提起中國他們仍然是鄙視的，相當的看不起。
我們將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日本是我們一個教員，這個教員當然不是一個很正面的，完全說是負面的也不一定對，但是怎麼樣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我們也需要有一種非常清醒的認識，從歷史中得到足夠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