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日本、中國最初遭遇的命運都一樣，沒有哪一個國傢沒有被入侵，沒有哪一個國傢沒有簽訂過不平等條約。中國選擇瞭“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印度選擇瞭“非暴力不合作”，日本則選擇瞭“脫亞入歐”。各個國傢民族都在進行自己的選擇，這些選擇效果完全不一樣。當年選擇的效果在今天都很明顯。
91.長征對目標的選擇不是一個神靈般的預言
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勝利，不是神機妙算的結果，而是艱苦卓絕的實踐。
就拿長征舉例。中央蘇區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開始長征，在整個長征的過程中，長征對目標的選擇不是一個神靈般的預言，就是說紅軍長征之初就選定到陜北建立根據地，不是這樣的結果。
長征最初沒有人稱之為長征，稱為戰略轉移，因為最初選定的目標，遠遠不是最後確定到陜北去建立根據地，當時主要是考慮到湘鄂西，與賀龍、蕭克的二、六軍團會合。
這個目標被國民黨蔣介石一開始就認識得非常清楚，就知道紅軍一定會到湘西，與賀龍、蕭克的二、六軍團會合，所以防范甚嚴。湘江之戰，紅軍損失慘重，戰後銳減為3萬餘人，損傷過半。沉重的損失使紅軍徹底認識到中共中央臨時負總責的博古和所謂的軍事顧問李德所確定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
那麼湘江之戰之後怎麼辦？新的目標到哪裡去？沒有確定。
後來在黎平會議提出到貴州，在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區建立新的根據地。黎平會議對中央從江西出發選定的湘西目標作瞭第一個修正，就是不到湘西瞭，到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區建立新的根據地。
黎平會議選定的這個根據地，在遵義會議又被否定瞭。
遵義會議提出的目標又是什麼呢？遵義會議的決議，一方面，確定瞭毛澤東同志在軍隊的指揮權；另一方面，確定瞭北渡長江，會合四方面軍，在川西北創建根據地，進而赤化四川。
遵義會議確定的目標，由於一渡赤水之前的作戰失敗，被迫放棄，就是說建立川西北的根據地也沒有可能，首先因為從宜賓附近渡過長江就完全不可能。
一渡赤水之後召開的紮西會議，又把遵義會議提出的到川西北建立根據地，進而爭取赤化四川這個目標改變瞭。紮西會議提出的是，在雲貴川邊建立革命根據地。
雲貴川邊的根據地也沒有搞成，因為川軍、滇軍的夾擊。川軍、滇軍很快就到瞭這個區域，雲貴川邊也搞不成瞭。後來二渡赤水，二渡赤水占領瞭遵義，取得瞭遵義戰役的勝利。遵義戰役的勝利，可以說是紅軍長征中取得的第一個大勝利，叫遵義大捷。
遵義大捷之後，紅軍的主要目標變成瞭要解決貴州。在遵義會議之後，三渡赤水之前，毛澤東同志就力主紅軍主力要殲滅國民黨的追擊軍周渾元縱隊，要與周渾元縱隊進行決戰，全殲周渾元縱隊，進而赤化全貴州，通過赤化全貴州，進而赤化整個雲貴川三省，然後擴大到湖南及廣大地區，當時這個設想實際上也是達不到的。
但二渡赤水和遵義大捷的空前勝利，使中共中央領導人再一次急於求成。
後來因為魯班場戰鬥的失利，赤化貴州的方案被迫放棄。
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他所承認的，一生中打過四次敗仗，兩次發生在一渡赤水，魯班場戰鬥的失利，被迫放棄赤化貴州——就是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講的，“茅臺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長征走到遵義會議開過，走到三渡赤水之前，目標已經作瞭多次修正瞭。這個目標的修正，已經由湘西修正為川黔邊區，又修正為川西北，緊接著又修正為赤化貴州，赤化貴州也不成。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完成這個過程中進行的艱辛探索，不斷地撞南墻，但最珍貴的是什麼？是撞瞭南墻也不回頭，還在反復地尋找。所以中國革命的成功，不是神機妙算的結果，而是艱苦卓絕的實踐。
92.國民黨無疑有好故事，但共產黨的故事肯定更好
在長征過程中，紅軍的戰略目標不斷地變化，一個一個的目標在發生改變。
在四渡赤水之後，紅軍把目光放在瞭黔西南地區，就是貴州的西南部，但是紅軍還沒有到，滇軍就先到瞭。
後人現在看四渡赤水，感覺那是非常偉大的，但是偉大從來是以苦難為代價的。中央紅軍在這幾個月裡，時而東，時而西，忽而北，忽而南，無定向轉移，從建立黔北根據地開始，到川西北，幾次預言的根據地都沒有建成，赤化四川、赤化貴州的設想，也都沒有實現。四渡赤水之前，原來曾在紮西、遵義招募過幾千個新兵，使湘江之戰的損失得到一些彌補，紅軍得以喘息。但是過金沙江之前，紅軍的人數已減到2萬餘人。
86 000紅軍開始長征，湘江之戰後，紅軍減到3萬餘人，減瞭大半；四渡赤水之後，到過金沙江之前，紅軍人數又減一半，減到瞭兩萬人。這是個非常困難的時期。
一直到瞭1935年4月，中央軍委決定，爭取迅速渡過金沙江，占領川西，消滅敵人，建立川西根據地。這時候紅軍的戰略方針再次出現重大的轉變。從江西出發就不斷尋找北上的途徑，一直走到瞭西南邊陲，終於找到瞭北上的途徑，就是突破金沙江，北渡大渡河。這是紅軍歷盡瞭艱難困苦後的選擇。
而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會合，召開兩河口會議。一、四方面軍討論會合之後的戰略方針。兩河口會議，采納瞭周恩來所提出來的赤化川陜甘的提議。會議記錄在最後寫道：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
赤化川陜甘，就非常明確地提出瞭北上的問題。這是第一次非常明確地在中央會議上記錄下來。但是到瞭9月，由於一、四方面軍分裂，張國燾率領四方面軍及一方面軍的一部分，獨自南下，毛澤東則率領少部分人北上。
發生分裂之後，北上的中央紅軍召開俄界會議。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講，我們本來應該像恩來建議的，建立川陜甘根據地，但是，現在隻有一方面軍的主力北上，隻剩7000人，人數太少，那麼現在怎麼辦？毛澤東講，現在建立川陜甘蘇區已經不可能瞭，隻有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往東發展。這是俄界會議的決議。
俄界會議的決議實際上把兩河口會議的決議又放棄瞭。
確定去陜北根據地的會議，是9月27日的榜羅鎮會議，榜羅鎮會議之前，毛澤東查閱繳獲的當地郵局的報紙，通過報紙上閻錫山的講話，終於發現：陜北還有一塊根據地。毛澤東看瞭消息之後，迅速地修改瞭在俄界會議確定的“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的設想，提出到陜北去，在陜北建立根據地，保衛擴大革命的根據地，以陜北蘇區來領導全國的革命。
回顧整個長征過程，可以看出來，這就叫“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從1934年10月10日長征開始，戰略目標不斷轉移，從最初考慮到湘鄂西，到黎平會議的川黔邊區，到遵義會議的川西北，到紮西會議的雲貴川邊，到兩河口會議的川陜甘，到俄界會議的與蘇聯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羅鎮會議，最終確定為陜北。這是紅軍的隊伍，一路硝煙，一路烈火，撞得頭破血流，最後終於在夾縫之中，發現瞭這麼一個根據地。紅軍長征一年來，經過無數犧牲奮鬥，和不懈地實踐與探索，戰略目標的選擇，最終完成。
所以說，紅軍長征的戰略目標，並不是一開始就確定要到陜北建立根據地，是歷盡艱難，經過無數犧牲，不懈地實踐和探索，最終在不斷地選擇變化之中，完成瞭最終的戰略目標選擇。而在脫離瞭根據地一年後，長途跋涉二萬五千裡的中央紅軍終於找到瞭根據地。
這是歷盡艱難選擇的結果。所以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它不是一個神靈的預言，不是來自於神機妙算，而是來自於艱苦卓絕的實踐，不屈不撓，任何情況下，絕不放棄。從這一點上，就像一個作者所講的，他說國民黨無疑有好故事，但共產黨的故事，肯定更好。國民黨打瞭敗仗就散，共產黨打瞭敗仗也不散，繼續艱苦奮鬥，最後玉汝於成。這話講得是非常正確的。
1986年，索爾茲伯裡在中國與美國同時出版瞭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翻譯為《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這位美國老人以76歲高齡跋涉1萬多公裡，完成瞭對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的尋訪，寫出瞭這本書，成為繼斯諾《紅星照耀的中國》之後，又一部介紹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書籍。
索爾茲伯裡在序言裡的最後一句話是：“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被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
其所言極是。你可以忘記中央紅軍縱橫十一省區，行程二萬五千裡，一路硝煙，一路戰火；可以忘記不盡的高山大河，狹道天險，國民黨數十萬大軍左跟右隨，圍追堵截；可以忘記革命隊伍內部爭論與妥協，彌合與分裂，但這一點你將很難忘懷：長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萬代的不死精神與非凡氣概。
不屈不撓的工農紅軍。
不屈不撓的共產黨人。
不屈不撓的解放事業。
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
有許多時候我想，如果沒有艱苦卓絕的五次反“圍剿”，如果沒有驚天動地的二萬五千裡長征，我們的今天又是什麼樣的？中華民族是否可能探測到這樣的時代寬度和歷史深度？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能否獲得今天這樣的世界性號音？
你或許可以抱怨，如今鮮見這樣的共產黨員瞭。但你不得不驚嘆：我們擁有過如此一批義無反顧、舍生忘死的共產黨人。
我們也辦瞭蠢事。一遍一遍把歷史朝這面顛過來，又一遍一遍把歷史朝那面倒過去。顛倒的次數多瞭，連自己也分不清正反瞭。於是很多人便不屑於分清瞭。
這不是不屑於分清者的責任，是顛倒者的責任，歷史有其自身規律。
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論斷歷史，而人人又都被歷史論斷。
我們圖解瞭歷史，而歷史是最不能被圖解的。它的色彩，不可能用3色、6色、12色或哪怕24色概括出來。再豐富多彩的顏料，也難描盡歷史的真面。
其實面對如此眾多的歷史財富，無須刻意加工或粉飾，把它活生生擺上來讓大傢看，就足以令世人深深感動。
93.中國革命，從全球化進程開始
現在把整個東方20世紀的歷史加以回顧。
中國革命，它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中國革命，如果放在一個東方大背景之下看，能夠看得更加清楚。它就像一幅油畫一樣，光看一個高光點，光看一個局部是看不清楚的。隻有把它並不很清晰的背景全部看清楚瞭，那麼這個高光點，這個著力描述的地方，就會凸顯得更加厲害。所以，在回顧中國革命歷史的時候，應該看到一個更為巨大的裡程碑。
就像現在談論全球化一樣，真正的全球化進程，實際上是從發現新大陸，發現新航線，從達·伽馬，從哥倫佈，從麥哲倫環球航行開始的。
這一點，非常像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資本主義商品的低廉價格，是他用於摧毀一切萬裡長城，征服異族最頑強仇外心理的重炮，他迫使一切不想滅亡的民族采取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迫使他們在自己那裡推行資本主義制度，變成資產者。一句話，他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一個世界”。
毫無疑問，這就是全球化的進程。
所以，要看中國革命，實際上應該把它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之下。在這種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開始瞭資本主義向全世界的擴張，向全世界的掠奪。當時的亞洲國傢，幾乎都面臨危險，不光是中國。
當然，中國面臨的危險是最直接的。
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大英帝國憑借16條軍艦，4000名陸軍就能迫使當時的清政府簽訂瞭喪權辱國的《中英江寧條約》——我們後來稱為《南京條約》。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英軍18 000人，法軍7200人，25 000多人，長驅直入中國首都，殺人放火，把圓明園付之一炬。
前不久有關“十二生肖獸首銅像的流失”的話題，圓明園內十二生肖的流失，就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聯軍25 000多人長驅直入我們首都，殺人放火，把圓明園付之一炬，將十二生肖掠走。我們現在采取各種各樣的方法，包括購買的方法把它們拿回來，但是如果我們以為把這些牛首、馬首、兔首買回來就算終結瞭那段歷史，那我們把自己看得太簡單瞭。
中國近代以來，這種積貧積弱，這種喪權辱國，其中的教訓非常多，非常值得思考，不是用重金把十二生肖買回來就能瞭斷這段歷史的。
到瞭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簽訂《馬關條約》，中國開始瞭空前的割地賠款。甲午戰爭結束，實際上國土已經被多個帝國主義勢力范圍瓜分，中國淪落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傢。
在這個過程中，沒有過抗爭嗎？
在這其中，有過道光皇帝對英國宣戰，有過咸豐皇帝對英法宣戰，有過光緒皇帝對日本宣戰，有過慈禧太後對十三國宣戰，結果怎麼樣？一次敗得比一次慘。而且國內還有太平天國起義，有捻軍起義，有白蓮教起義，有義和團運動，也都一次一次歸於失敗。
這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命運，這是中國大革命的背景。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發生革命，就像魯迅所講的一樣，地火在地下奔騰運行，熔漿一旦噴出，將要燃盡一切。
中國革命，能量聚積的時間太長，它不僅僅是從20世紀，它從1840年以來，無盡的探索都在蘊積這樣一個運動，就缺一個突破口。那麼辛亥革命是這樣一個突破口，辛亥革命推翻瞭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但是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導致辛亥革命的成果被篡奪，中國走向共和，沒有走成。
沒有走成共和的中國，又該經歷怎樣的選擇？可以把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命運與印度的命運作一個比較，與日本的命運作一個比較。可以看一看，在當時世界的整個東方，包括中國，包括印度，包括日本，是怎樣完成自己的選擇的。
94.面對侵略，中印選擇抵抗革命道路為何有別
1840年，中國遭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入侵。而在將近100年前，印度在1757年，已經淪為英國的殖民地，到1858年，英國政府直接統治瞭印度。
當時英國人曾經有過一句豪言，叫“寧願失去印度，也不願意失去莎士比亞”。這句話說得非常紳士，我寧願丟掉印度，也不願丟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是英國大文豪、世界級大文豪，給英國思想、文化、藝術帶來多麼輝煌的東西。但是話說得紳士，實際上英國人是絕對不能容忍印度的丟失。
這種語言行動，實際上就是“寧願失去莎士比亞，也不願失去印度”。這就是理論與實際的巨大差異，話能說得非常漂亮，但實際上不一定能做得如此漂亮。
印度的革命跟中國走瞭一條不同的道路。
印度民族解放領袖甘地，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是其中的典型，他跟中國所采取的行動完全不一樣。甘地崇尚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導致他反對一切暴力。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前，甘地勸告捷克人、波蘭人、猶太人，不要反抗法西斯納粹，隻要不合作就行，因為他在印度推行的就是不合作。“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怎麼打我都行，反正我就是不合作，我也不反抗。他的這種理論在印度可能行得通，但拿去勸告捷克人、波蘭人、猶太人，萬萬不行。
1936年，甘地曾經還接受過中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的訪問。當時在中國，局部的抗日已經開始，甘地認為中國正在進行抗日作戰，違背非暴力主張。甘地當時這麼說：“從一個非暴力者的角度來看，我必須說，以一個擁有4億人口的中國，對付一個開化的日本，還不得不以與日本人同樣的手段來抵抗日本侵略，我認為這是不適當的。”他還說，“假如中國人有瞭我這樣非暴力的概念，就不需要用日本一樣的毀滅手段。”
當然，我們非常尊重甘地的偉大人格，非常尊重甘地那種自我約束、自我犧牲的美德，但是我們也不得不註意到，真理往前再多邁一步，就是謬誤。當甘地把自己的“非暴力不合作”絕對化，認為是世間解決一切矛盾、紛爭、戰爭、屠殺的靈丹妙藥時，另一種謬誤也就產生瞭。
實際上，甘地這樣的人物，大英帝國的殖民者也是難以容忍的，盡管他主張“非暴力不合作”。在30多年時間裡，英國人把甘地12次抓進監獄，他幾乎就在監獄裡度過瞭整個後半生。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在印度的整個民族解放中，實際上作用並不像後來宣傳的那麼重大。
再回過頭來看，英國哪有一點兒“寧願丟掉印度，也不願丟掉莎士比亞”的紳士風度？他們一點兒風度都沒有。把這麼一個“非暴力”分子在監獄裡幾乎關瞭後半生，這是莎士比亞的風度嗎？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來，印度追求民族獨立的解放鬥爭中，它的選擇跟中國是不一樣的。
95.日本選擇脫亞入歐，區別中國抵抗運動
當中國正在不停地嘗試選擇道路的時候，印度在民族英雄甘地的領導下，選擇瞭“非暴力不合作”的道路，而日本，則選擇瞭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日本最初跟中國和印度是一樣的，它也是一個被侵略的國傢。1840年中國遭鴉片戰爭入侵，日本晚瞭13年。1853年，美國海軍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裡率領四艘軍艦強行闖入日本浦賀港，要求談判通商，否則動武，日本沒有辦法。1854年，美國強迫日本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神奈川條約》，即《安政條約》。
此後，日本與中國一樣，一發而不可收。1855年，俄國強迫日本簽訂《下田條約》；1856年，荷蘭強迫日本簽署《和親條約》；1857年和1858年，美國又與日本簽訂兩個所謂的《通商友好條約》，不僅奪得瞭租界和領事裁判權，而且剝奪瞭日本的關稅自主權；1860年以後，英國也強迫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國組成聯合艦隊，炮擊日本下關，勒索戰爭賠款，控制日本關稅，取得在日本的駐兵權。
日本的命運最初與中國完全一樣，從這一點看，東方的整個革命所發生的背景，印度、日本、中國這些國傢民族最初遭遇的命運都一樣，從當時的東方看，沒有哪一個國傢沒有被入侵，沒有哪一個國傢沒有簽訂過不平等條約。但走的方法、道路完全不一樣。
當中國選擇瞭“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時候，印度選擇瞭“非暴力不合作”，日本則選擇瞭“脫亞入歐”。
日本在簽訂瞭大量喪權辱國條約的基礎上，總結出瞭經驗：絕對不能跟亞洲這些國傢再混在一起，不能跟朝鮮，不能跟中國，不能跟東南亞，不能跟菲律賓，跟誰都不行，要自己走。“莫如與其脫離關系，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支那和朝鮮是日本的鄰國，同它們打交道，用不著特別客氣，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處理。”這是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
日本遭到殖民搶掠，在完成自己的民族解放的過程中，完成瞭明治維新，然後通過戰爭掠奪，壓榨比它更弱的國傢，完成自己的發達。它走瞭一條戰爭和軍閥的道路，走上一條法西斯道路。
當中國正在開展抵抗運動，印度正在開展不合作運動時，日本走瞭另外一條道路，“先順從，再效仿，最後脫亞入歐”。強權來瞭，我打不過，美國也好，英國也好，法國也好，荷蘭也好，俄國也好，反正打不過，我就順從，然後我再效仿，學會用西方的方法來對付東方的國傢。日本最直接的侵略對象是誰？第一是朝鮮，第二是中國。通過對朝鮮的占領、擊敗中國獲取巨額的戰爭賠款，完成日本的現代化。
印度是怎麼走上一條“非暴力不合作”的道路，中國是怎麼走上一條“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道路，日本是怎麼走上一條所謂“脫亞入歐”的法西斯道路，都是在今天觀察中國革命的時候，不能不思考的。中國革命絕對不是單獨在真空中發生的，是在東方這樣一個大環境、大背景下發生的。
20世紀，風起雲湧，各個國傢民族都在進行自己的選擇，這些選擇效果完全不一樣。當年選擇的效果在今天都很明顯，今天印度的狀態是印度當年選擇的結果，今天中國的狀態是中國當年選擇的結果，今天日本的狀態也是日本當年選擇的結果。
一個國傢、一個民族，跟一個人一樣，歷史進程中大的十字路口並沒有幾個，一旦選擇過去，影響重大。從今天來看，我們都能看清這些重大的影響。
96.中華民族近代最缺勝利，共產黨為何能勝利
沒有品嘗過勝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遠苦澀委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給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帶來一個最根本的東西，這個東西是什麼呢？勝利！
中華民族在近代以來可能什麼都不缺，唯獨缺勝利。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有太多的苦難、太多的挫折、太多的失敗，最缺乏的就是勝利。從近代以來，包括第一次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對方都沒有多少兵力，對方的堅船利炮很容易就轟開瞭我們的大門。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英軍18 000人，法軍7200人，區區25 000人長驅直入一個泱泱大國首都，殺人放火。這在世界戰爭史上也算一項紀錄。
到瞭1900年，英、法、德、意、美、日、俄、奧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國傢倒是不少，拼湊起來的總兵力不足2萬，而清軍在京津一帶的兵力不下幾十萬人，義和團的拳民五六十萬人，仍然無法阻擋北京的陷落，最終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白銀。
2萬人進攻北京，最後獲取四億五千萬兩白銀，這或許是世界戰爭史上又一項紀錄。當然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之後，迅速增兵達到10萬人以上，但是當時攻占北京就這不到兩萬人。
我們經常聲討帝國主義的兇殘，侵略成性，掠奪成性，嗜血成性，而且我們詛咒中國統治者的腐敗，卑躬屈膝，喪權辱國。我們對我們屈辱的歷史，長期感嘆不已，揮淚不已，心潮澎湃不已。但這是遠遠不夠的，我們經常講一個國傢、一個民族，你沒有取得過勝利，你吃再多的苦也是不行的。
戰略學大師克勞塞維茨講過一句話：軍隊的精神力量主要來源於兩大因素——苦難和勝利。當然他講的是軍隊。對於一個國傢來說，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它都是同樣的。沒有苦難，任何國傢、任何民族、任何軍隊就沒有堅忍沒有積聚，隻有在苦難中才能完成力量的積聚。沒有勝利呢？沒有勝利就沒有激情，沒有尊嚴。
在這個基礎之上，中國共產黨的勝利給中華民族的精神狀態帶來一種天翻地覆的變化，跟過去的精神狀態完全不一樣。
當然，現在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不同說法，包括對中國共產黨在近代以來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的說法，包括今天我們應不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包括中國的發展方式方向等。比如就有這樣的說法，說共產黨是勝利瞭，但共產黨的勝利來自偶然，利用瞭對手的失誤，利用瞭國際局勢提供的一些機緣。比如國民黨方面就說，中國共產黨通過兩次統戰把國民黨統垮瞭，兩次統戰使共產黨的能力獲得瞭天大的發展，所以說共產黨占瞭大便宜。實際上，大陸有些學者也持這樣的看法。
持這樣看法的人，應該看一看中國共產黨人走過的艱苦卓絕的歷史進程。
1927年大革命失敗，共產黨人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從領袖到基層黨員，一層一層被人屠殺，在世界政黨史上，沒有哪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經過瞭地獄火般的熬煉。
1934年紅軍長征又是一次。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大量的同志犧牲，當時紅軍總人數將近30萬，紅軍長征到陜北三大方面軍會師時，人數不到3萬。但共產黨人前仆後繼，一往無前，正如毛澤東講的那樣，“掩埋好同伴的屍體，揩幹凈身上的血跡，他們又繼續前進瞭”。
歷史給瞭共產黨人什麼機會？
可以說歷史沒有給共產黨人什麼機會。
共產黨的勝利，它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把不是機會的機會都變成機會。這種夾縫中求生存的能力，這種策略的運用，這種奮鬥到底的決心，這種堅定不移的信仰，是中國共產黨能夠獲得勝利的最根本的原因，而不是像一些學者所講的，共產黨的勝利來自於偶然，利用瞭對手的失誤，利用瞭國際形勢的機緣。
如果共產黨沒有這些本質性的東西，如果沒有這種堅定的信仰，這種頑強的奮鬥精神，這種不屈不撓的戰鬥到最後一個人也絕不屈服的精神狀態，它不可能獲得今天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人的勝利，給中國帶來瞭根本變化，給中華民族帶來瞭根本變化。
97.中國共產黨歷經嚴峻考驗最終贏得革命勝利
從1921年成立到1949年贏得政權，回顧中國共產黨28年的革命歷程，並非一帆風順，甚至很多次都陷入危險的境地，而中國革命的閃光之處正在於無數共產黨人艱苦卓絕、不怕犧牲、勇於奮鬥的革命精神。
1927年大革命失敗，1934年紅軍被迫長征，即使到瞭抗日戰爭形成統一戰線之後，又有皖南事變使得新四軍嚴重損失，1945年國共談判破裂，蔣介石與共產黨人翻臉，想在幾個月內把八路軍、新四軍全部消滅，共產黨人多次瀕臨危急，多次面臨最嚴峻的考驗。
共產黨不是命運的幸運兒，它是最英勇、最頑強、最能奮鬥、最富有犧牲精神的一支隊伍，所以從1921年成立之初的50多名黨員，到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28年以後奪取全國政權。
共產黨的生命力來源值得探討。
這支軍隊從1927年建軍，八一南昌起義到最後僅剩800多人，但22年之後，百萬雄師過大江，這是中國革命的閃光點。
中國共產黨人的犧牲、奮鬥給中華民族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使我們的精神面貌發生非常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就是毛澤東同志在1949年講的那句話：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做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傢再有一絲一毫的幹涉。
這就是新中國的心聲。
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富強，是多少代共產黨人的追求！多少代共產黨人為此付出瞭巨大的犧牲！就像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我們所付出的犧牲，幾百萬人的犧牲，幾百萬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犧牲。這是新中國最為穩固的基礎。
中國革命太難投機瞭。
中國共產黨內所出的叛徒，向忠發，黨中央總書記最後都叛變；張國燾，資深的共產黨人，中共中央長期主要領導者之一，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叛變之前身份是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如果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來自偶然，如果這些曾經擔任過黨的領導人的人知道這個黨1949年要奪取勝利，在未來一定要奪取勝利，他們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嗎？我覺得他們很可能不一定會做。
中華民族從1840年以來，從林則徐的“禁煙”以來，一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所獲得的勝利是把“民族救亡”的百年命題最終打瞭個結。
中國革命的勝利，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更是中華民族的勝利。而這樣的勝利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精神洗禮，這是任何說教、任何精神財富都不可比擬的。
98.新民主主義革命帶給中華民族徹底新生
現在有一種論調，主張中國要“告別革命”，甚至辛亥革命也不應該搞。認為最理想的是1898年“戊戌變法”成功，實現君主立憲，那麼中國可以不流一滴血，發展可能比現在還要快，早已繁榮富強瞭。
持這種說法的人至少有三個失誤。
首先，歷史潮流不可抗拒。中國當時在大革命時期，宣稱這一潮流根本不該發生的人，充其量不過扮演瞭坐在岸邊一哄而起、隨後一哄而散的看客角色。
其次，永遠不要以為腰包鼓起來就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最後，能夠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皆兼備物質、精神雙重強大的條件。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艱苦卓絕鬥爭獲得的一系列驚天動地的勝利，不但使中華民族達到瞭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和探測到前所未識的時代寬度，而且培養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產黨人，告別瞭長期沿襲的頹喪委靡之氣。
曾經通過《阿Q正傳》等著作強烈抨擊國民劣根性的魯迅，在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後特意致電：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中國與人類的將來。
中華民族歷經苦難，唯有通過一批又一批的先驅者忘我奮鬥，最後奪取勝利，才能如此苦難輝煌。唯有通過這樣一批批前仆後繼、最富犧牲精神、最富奮鬥精神、最代表廣大中華民族利益的群體的奮鬥，最終才能被中華民族所接受。
新中國的建立達成瞭今天這樣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所獲得的絕不僅僅是表面的新中國建立，也絕不僅僅是現在物質財富空前的增長，是中華民族經歷瞭一種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禮。
中國共產黨以90多年的苦難與輝煌，激起瞭中華民族空前的凝聚力與自豪感。歷史選擇瞭中國共產黨，人民選擇瞭中國共產黨。革命先烈和無數前輩用他們所遭受的苦難，換來後人所成就的輝煌。
忘卻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我們今天通過“苦難輝煌”來回顧過去，絕不僅僅是為瞭歌頌過去的偉大光榮與正確，主要目的是著眼於未來。
在未來，我們怎樣繼承這筆輝煌無比的精神財富，成為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最根本的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