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博斯寫信的人叫安傑拉·馬丁內斯。她非常清楚埃斯梅拉達·塔瓦雷斯出瞭什麼事，因為她自己就是埃斯梅拉達·塔瓦雷斯。
周三晚上，博斯給信上留下的號碼打瞭個電話。自稱為安傑拉的女人接瞭電話，說她想第二天早上九點在自己位於伍德蘭希爾斯的傢中和他見面。
她住在托潘加峽谷路旁的公寓裡，開門的是一名三十五歲左右的金發女子。在之前的兩年裡，博斯花費瞭大量時間尋找十五年前還是深色頭發、深色眼睛的埃斯梅·塔瓦雷斯。他有一張她噘著嘴唇的照片。博斯將照片貼在瞭牢房的墻上，以便提醒自己註意這個案子。他從所有照片中挑出噘嘴的照片是因為他知道一個人閉合著嘴巴的樣子很少會隨時間而發生變化。自稱為安傑拉的女人開門時臉上沒有笑容，博斯立刻就認出來她就是埃斯梅。
而她也意識到他已經知道瞭。
“你得停下來，別再找我瞭。”她說。
他們坐在她的客廳裡，她向他講述自己的故事。她開始講述後，博斯本可以在她之前補充出很多細節，但還是讓她講瞭下去。年輕女子嫁給瞭年長且專橫的男人，陷入不幸的婚姻，常常遭受身體上的虐待，又被自己不曾想要的嬰兒給拴住瞭，而這個嬰兒也隻是她丈夫控制她的一種手段。她做出瞭艱難的選擇，拋下所有，包括孩子，然後人間蒸發。
有人幫助瞭她。在博斯的一再追問下，她終於透露幫助她的是她當時的情人，如今他們已經一起生活瞭十五年。他們先是搬離這裡，一起住到瞭鹽湖城。十年後，因為兩人都很懷念自己長大的城市而又回到瞭這裡。
她故事的漏洞比聖佩德羅港的漁網孔還要多。不過，博斯覺得這些漏洞和不一致都是她為瞭讓身處幽深陰影中的自己的形象能夠更好一些。對自己丟在嬰兒床上的女兒以及社區為瞭找到她而付出的努力，她似乎絲毫沒有感到愧疚。她宣稱自己並不知道這一切，因為她當時一直在鹽湖城生活。
她還稱她的消失並不是為瞭讓被丟下的丈夫染上嫌疑。她說她沒的選擇，隻能逃跑。
“如果我單純要離開他的話，他會殺瞭我，”她說，“承認吧，你以為是他殺瞭我。”
“那或許是真的，”博斯說，“但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當時的情況——你消失不見、把嬰兒留在嬰兒床上——所決定的。”
到最後，原名埃斯梅拉達·塔瓦雷斯的安傑拉·馬丁內斯都沒有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表示歉意，這很是罕見。她也沒有向博斯、警局或是社區表示歉意。最重要的是，她沒有向她的女兒表示絲毫歉意。在妻子失蹤一年後，她的丈夫讓別人領養瞭女兒。
“你知道她現在在哪裡嗎？”博斯問。平心靜氣的警探裝作此刻並不是在工作。
“不管在哪兒，我都確定她是在更好的地方，比我繼續留在那所恐怖的房子裡要好，”馬丁內斯說，“在那裡，她甚至可能沒法活下來。我知道我在那裡是活不下來的。”
“但是你又怎麼知道你一離開後他就會放棄她？就你當時所知，她可能還要繼續待在那所恐怖的房子裡。”
“不，我知道他會放棄她的。他想要她隻是為瞭能夠拴住我。我證明瞭他是大錯特錯。”
博斯想起瞭中間這些年，以及所有為瞭找到她而做出的努力。他想到瞭如今已經成為警察局長的瓦爾德斯警探，這個案子一直縈繞在他心頭。博斯知道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個好結果。謎題解開瞭，埃斯梅還活著。但是博斯的感受並不太好。
“為什麼是現在呢？”博斯說，“為什麼你現在又冒瞭出來？”
“我和艾伯特想結婚瞭，”她說，“是時候瞭。我丈夫一直沒有和我離婚，他就是這麼想要控制別人。他也一直沒有宣佈我死亡。但是我雇瞭一位律師，現在他會負責處理。第一步是要解開這麼長時間以來所有人一直在追尋的謎題。”
她笑瞭起來，似乎對自己的行為很驕傲，為自己保守瞭這麼長時間的秘密而感到興奮。
“你現在不再害怕他瞭嗎，你的丈夫？”博斯問。
“不再害怕瞭，”她說，“我當時還隻是個女孩。現在他嚇不住我瞭。”
她的笑容現在變成瞭噘嘴的樣子，和博斯貼在自己工作的牢房墻上的照片一樣。
他站瞭起來。
“我想終止調查所需要的信息我都已經有瞭。”他說。
“你就隻需要知道這些？”她問。
她看起來很驚訝。
“目前是的，”博斯說，“如果還有其他事情的話，我會再和你聯系的。”
“好的，你知道在哪兒能找到我，”她說，“總算知道瞭。”
之後，博斯往警局趕去。他心情抑鬱。他到警局又能瞭結一起案子，但是一點好的感覺都沒有。很多人都在埃斯梅·塔瓦雷斯身上花費瞭時間、金錢和感情。正如一直以來猜測的一樣，埃斯梅·塔瓦雷斯沒瞭，但是安傑拉·馬丁內斯還活著。
在聖費爾南多警察局停好車後，他穿過偵查處前往警局內寬闊的走廊處。工位上空無一人，博斯聽到作戰室裡有說話的聲音。他猜警探們應該正在一起吃午餐。
警察局長的辦公室位於警局的中心位置，在值班警察辦公室門前的過道對面。博斯從門口探進頭去，問瓦爾德斯的秘書上司是否有五分鐘空閑時間。他知道自己一旦進去，他和這個男人的對話就很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秘書給自己桌子後面的辦公室打瞭個電話，獲得瞭許可。博斯走瞭進去。
瓦爾德斯像往常一樣穿著制服，坐在自己桌子後面。他手裡拿著《時報》的頭版。
“剛剛讀完關於你的報道，哈裡，”他說，“他們在這篇報道上完全消除瞭你的嫌疑。祝賀。”
博斯在他桌子對面坐下。
“謝謝。”他說。
在赴約之前，博斯早上讀瞭報紙上的報道，對報道內容很滿意。不過，他也知道《時報》周日版的讀者遠多於周三版的。有些人讀瞭他是個壞警察的報道，有些人讀瞭“沒關系，他是個正直的警察”的報道，這兩者之間總是會留下一道鴻溝。
這並沒有讓他感到太煩心。他最希望能夠讀到最新報道的人已經在網上看到瞭報道，並且給他發信息說她對他感到非常驕傲，對博德斯案的結果也感到開心。
“那麼，”他說，“我不確定該怎麼跟你說這件事，所以我就有話直說瞭。我剛剛見過瞭埃斯梅·塔瓦雷斯。她還活著，活得很好，就住在伍德蘭希爾斯。”
瓦爾德斯幾乎是從椅子上跳瞭起來。他猛地向前俯身，用胳膊撐在桌子上，一臉驚訝。
“什麼？”
博斯從前一天晚上自己拆信開始，將故事講瞭一遍。
“聖母瑪利亞啊，”瓦爾德斯說，“十五年來我一直以為她已經死瞭。我跟你說，很多個晚上我都想去她傢裡，把她那個渾蛋丈夫拖到我的汽車後面，直到他告訴我他到底把她埋在瞭哪兒。”
“我知道。我也一樣。”
“我是說，天哪，我感覺我都已經愛上她瞭。就是那種和受害人之間微妙的情感聯系，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我也有一點。直到今天為止。”
“那她有沒有跟你講講她的故事或是其他的什麼？”
博斯把早上他和安傑拉·馬丁內斯的對話重述瞭一遍。在他講述的過程中，瓦爾德斯的臉不斷因為怒氣而陰沉下來。他好幾次都搖瞭搖頭，在桌子上的便箋本上做瞭幾條記錄。
博斯講完後，局長先是看瞭看自己的記錄，然後才開口。
“你有沒有勸告她？”他問。
博斯知道他是在問博斯有沒有告知馬丁內斯：根據憲法，她有權聘請律師，並避免自證其罪。
“沒有，”博斯說，“我覺得不需要。她電話裡說讓我去她那裡，我們就坐在她的客廳裡。我表明瞭自己的身份，她顯然早已知道我是誰。但是這都沒有關系，局長。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但那些都是行不通的。”
“這是詐騙。”瓦爾德斯說，“過去這些年，我們為瞭找她可能花費瞭將近五十萬美元。我還記得一開始收到她失蹤的報告後，加班就像打開閥門的消防栓一樣席卷而來。所有人都上瞭。在那之後我們也沒有放棄，一直到你接手並進行調查。”
“聽著，我不想聽起來像是在為她辯護一樣，但她是道德犯罪，不是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可以指控的罪行。她是在逃脫自己認為危險的處境。她早就在加班和之後付出其他一切之前走瞭。她完全可以宣稱自己並不知道，或是太危險瞭，沒有辦法打電話過來報平安。她有很多辯解的理由。地方檢察官辦公室不會接手。”
局長沒有回應。他靠在自己的椅子上，盯著用繩子懸掛在屋頂上的玩具警用直升機。他喜歡說這是這個小小警察局的飛行中隊。
“該死，”他最終開口說道，“我真希望我們能夠做點什麼。”
“我們隻能忍著，”博斯說，“她當時處境糟糕，她做瞭錯誤的選擇，但是人無完人。他們都是自私的。在我們以為她已經死瞭的那些日子裡，她對我們來說是純潔而無辜的。現在我們發現她是那種會為瞭拯救自己而將嬰兒拋在嬰兒床上不管的人。”
博斯想到瞭小若澤·埃斯基韋爾死在父親藥店後面走廊上的樣子，臉就趴在油毯上。他懷疑是否真的有人是純潔而無辜的。
瓦爾德斯從桌邊站起身，走到佈告板旁，佈告板就在右側墻邊成排的矮文件櫃一側。他向後翻瞭幾頁部署單，然後在一堆通緝傳單裡翻揀，找出瞭一張二〇〇二年左右印有埃斯梅·塔瓦雷斯照片的走失傳單。他將傳單從佈告板上撕下來，兩手揉成團，把紙團擰到小得不能再小。然後他把紙團朝文件櫃盡頭的垃圾桶扔去。
沒扔進去。
“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哈裡？”他問。
“我不知道，”博斯說，“這個周，我辦結瞭一起雙重謀殺案，一起十五年前的人口失蹤案，但是哪一個我都高興不起來。”
瓦爾德斯一屁股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
“關於藥店的假買客，你得感到高興，”他說，“你幹掉瞭兩個混賬東西。”
博斯點點頭，但事實是他感覺自己一直在繞圈。真正的正義就像是自己怎麼也碰觸不到的銅環。
博斯站起身。
“你要給卡洛斯打電話，告訴他他已經沒有嫌疑瞭嗎？”他問。
卡洛斯·塔瓦雷斯是埃斯梅拉達的丈夫，十五年來一直被當作犯罪嫌疑人。
“去他的，”瓦爾德斯說，“他還是個渾蛋。他可以在報紙上自己看。”
博斯走到門口，又回頭看瞭一眼他的上司。
“我今天就把這個案子的報告寫出來。”他說。
“好的，”瓦爾德斯說，“然後我們就出去喝酒。”
“聽起來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