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最有勢力最有錢的人怎麼會是那麼個小氣又沒良心的王八蛋呢？”
艾達·福賽思帶著茫然的眼神說出這句話。博斯看不出她在回首過去還是在遠眺慘淡的未來。可艾達正是以這種姿態開始瞭自己的訴說。她說博斯拜訪惠特尼·萬斯的第二天，這位老邁的億萬富翁告訴她他快要死瞭。
“他一夜之間就病瞭，”艾達說，“看上去很可怕，甚至連衣服都沒換。中午他穿著睡袍走進辦公室，說需要讓我寫點東西。說話聲細微得幾乎聽不清。他說內裡似乎有什麼東西關上瞭，他快要死瞭，需要寫份新的遺囑。”
“艾達，我告訴過你，我會當你的律師，”哈勒說，“所以沒必要對我撒謊，在我面前撒謊的話，我就馬上退出。”
“我沒在撒謊，”她說，“這都是事實。”
博斯舉起手，示意哈勒停止對艾達施壓。哈勒半信半疑，但博斯覺得艾達是在講述事實——至少從她的角度來說，博斯想好好聽一聽艾達是怎麼說的。
“繼續往下講。”博斯說。
“我們單獨在辦公室裡，”她說，“他向我口述瞭遺囑的條款，我握著他的手寫下遺囑。之後又告知我遺囑的處置方法。他把金筆給瞭我，讓我把遺囑和金筆都寄給你。隻是……隻是他遺漏瞭一點東西。”
“關於你的東西。”哈勒說。
“我為他工作瞭這麼多年，”她說，“他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我為他費盡瞭心力。付出這麼多年他卻什麼都沒給我留下。”
“於是你又重寫瞭一份遺囑。”哈勒說。
“筆在我手裡，”她說，“我帶瞭些信紙回傢，做瞭正確和應當的事情。重寫遺囑是為瞭維持公平。相對於全部遺產，我得到的非常微小。在我看……”
艾達的聲音漸漸微弱，沒能把話說完。博斯認真觀察著她。他知道貪婪是相對的。為一個身價六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辛辛苦苦地工作瞭三十五年，想從中拿到一千萬遺產算得上貪婪嗎？有人或許會將這一千萬美元稱作九牛一毛，但為瞭這九牛一毛剝奪老人的最後幾個月生命就說不過去瞭。博斯想起維比亞娜·貝拉克魯斯在大樓前廳為紀錄片張貼的傳單。“看看在陷入貪婪的泥沼之前這地方是怎樣的！”剎那間，他很想知道艾達在決定把一千萬美元作為對自己的犒勞之前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說他收到瞭你留的言，”艾達似乎開始講述起事件的另外一條分支，“你說你有瞭他在尋找的信息。他說這意味著他有個孩子，有瞭繼承財產的後代。他說他會欣然死去，之後就回房去瞭。我相信瞭他的話，心想再也見不到他瞭。”
艾達重新寫瞭份遺囑，把自己包括進去，依照指令打包寄給博斯。她說之後兩天去宅子上班時，她一次也沒見到惠特尼。惠特尼待在房間裡，隻有他的醫生和護士才被允許進去。聖拉斐爾路萬斯傢的宅邸沉浸在肅穆的氛圍之中。
“每個人都很悲傷，”她說，“很顯然一切都要結束瞭。他很快就要死瞭，沒多久就要見上帝瞭。”
博斯偷偷地看瞭下表。門外的警探再過十分鐘就會敲門。他希望他們別操之過急，攪瞭艾達的自白。
“他卻在周日給你打電話。”哈勒試著引導話題的走向。
“打電話叫我的是斯隆，”艾達說，“萬斯先生讓他打電話叫我過去。我過去的時候，他坐在書桌前，像根本沒生病似的。他的聲音和平時一樣，語氣也還是那麼公事公辦。接著我看見瞭桌子上放著支筆，他要我用來幫他寫信的筆。”
“這支筆是從哪兒來的？”博斯問。
“我問瞭他，”她說，“他說是從他曾祖父那裡繼承的。我說這怎麼可能？不是已經寄給博斯偵探瞭嗎？他說桌子上這支才是原件，交給我和遺囑一起寄出的是復制品。是原件還是復制品其實沒太大關系，真正起作用的是墨水。從墨水可以斷定遺囑的真偽。他說可以從墨水的原產地來驗證遺囑的真實性。”
艾達不再盯著閃閃發亮的咖啡桌桌面，抬起頭直視著博斯。
“他告訴我，他想聯系你，廢除那份遺囑，”艾達說，“他說他的情況好瞭些，想撤回遺囑，請律師正式進行起草。我知道如果把遺囑交還給他，他一定會發現我做的改動，那我也就完瞭。我說不清……不知道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隻知道心裡有什麼破碎瞭。我拿起坐墊走到他身後……”
說到這裡她沒再說下去，顯然不想重復殺人的細節。像殺手刻意蒙上被害者臉的行為一樣，這是種否認。博斯不知道該把她的自白照單全收，還是有所懷疑。艾達可能事先編造瞭一個讓人同情的理由。艾達也可能隱瞞瞭她的真實目的——找律師重新起草遺囑意味著一千萬美元的遺產就突然打瞭水漂。
惠特尼死在書桌前使她仍然有機會拿到一千萬。
“他死後你為何把筆拿走瞭？”博斯問。
這是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一處細節。
“我隻希望一支筆存在，”她說，“我想如果有兩支筆，你所上交的那份遺囑一定會引發很多爭議。因此等人們都走以後，我就潛入辦公室拿走瞭那支筆。”
“那支筆現在在哪兒？”博斯問。
“在我的保險箱裡。”她說。
一陣難耐的沉默。博斯希望帕薩迪納警察局警探的到來能打破這段沉默。他們該過來敲門瞭。但這時艾達卻更像是自言自語地說話瞭。
“我沒想殺他，”她說，“我為他服務瞭三十五年，他也很照顧我。我不是去殺人……”
哈勒看著博斯點點頭，示意接下去的事情由他接手。
“艾達，”哈勒說，“我喜歡跟人做交易。我可以用你剛才說的這些到法庭上去做交易。我們合作，到法庭以過失殺人為名進行抗辯，然後以你的年齡和理由贏得法官的同情。”
“我不能當庭承認我殺瞭他。”艾達說。
“你剛剛就承認瞭，”哈勒說，“但從程序上講在法庭上你隻需做無罪請求——對所有罪名都說‘不做抗辯’。其他法子應該都行不通。”
“說暫時性精神失常怎麼樣？”艾達問，“我意識到他會發現我做瞭什麼的時候失去瞭理智。就說當時我的腦子一片空白。”
艾達的語調裡有股探討的意味。但哈勒搖瞭搖頭。
“這不管用，”他坦率地說，“重寫遺囑又拿走金筆——瘋子不會做這些事。擔心惠特尼會發現你做瞭什麼而突然心智失常，你覺得有人會信嗎？法庭上的確什麼都能說，但陪審團不是什麼都會信。”
他停頓瞭一會兒，看有沒有讓艾達聽明白，然後進一步向她施壓。
“我們要認清現狀，”他說，“在你這個年齡，我們要盡力使你坐牢的年份變得最少，無罪請求便能達到這個目的。但如何選擇就要看你瞭。你想在接受審問時說自己暫時性精神失常，那我們就這樣做。但這麼做不對。”
哈勒的話沒說完，街上傳來兩聲車門關上的聲音。普瓦德拉和弗蘭克斯下車過來瞭。
“警察朝這裡過來瞭。”博斯說。
“艾達，你想怎麼辦？”哈勒問。
艾達慢慢站起身。哈勒同時站瞭起來。
“請他們進來。”艾達說。
二十分鐘後，博斯和哈勒站在阿羅約道旁，看著普瓦德拉和弗蘭克斯駕車離開，艾達坐在警車的後座上。
“無功受祿還挑三揀四的，”哈勒說，“我們幫他們破瞭案，他們卻像是受到瞭屈辱似的，這兩個忘恩負義的王八蛋。”
“他們從一開始就慢瞭半拍，”博斯說，“他們臉色這麼難看，是因為在新聞發佈會上，他們得向人解釋，嫌疑人自首的時候，他們還不知道她就是嫌疑人。”
“他們會自圓其說，”哈勒說，“這毫無疑問。”
博斯點頭表示同意。
“又有件好事情。”哈勒說。
“怎麼瞭？”博斯問。
“在艾達傢的時候，我收到瞭洛娜發來的短信。”
博斯知道洛娜是哈勒的專案經理。
“加利福尼亞解碼實驗室有進一步的消息瞭嗎？”
“沒，她收到瞭塞萊特實驗室打來的電話。他們說惠特尼·萬斯和維比亞娜·貝拉克魯斯在基因上是匹配的。維比亞娜是惠特尼的後代，如果她想要，就能得到一大筆錢。”
博斯點瞭點頭。
“我會告訴她，”他說，“看看她想怎麼辦。”
“換瞭我，我很清楚自己該怎麼做。”哈勒說。
博斯笑瞭。
“我知道你會怎麼做。”他說。
“告訴她我們會在材料上把她寫成無名氏，”哈勒說，“最終我們必須在法庭和對方當事人面前揭示她的身份，但開始我們可以隱去她的名字。”
“我會這樣告訴她。”
“你還有一條路可以走，去找公司的法律顧問，向他展示我們的發現——DNA證據和你找到的血緣關系鏈，告訴他如果必須打官司，我們將拿到全部遺產。之後我們可以和對方協商一個友好的解決方案，讓他們定奪如何分配錢和公司。”
“這是條路，在我看來是條明路。老哥，我看你真能把冰塊賣給因紐特人呢！”
“當然能。董事會成員會馬上接受這個提案。你快去跟她說，我再對這個方案做一番仔細的考量。”
穿過馬路走向各自的車之前，兩人看瞭看街道兩邊。
“這麼說，你願意和我一起為艾達辯護瞭？”哈勒問。
“你沒說‘為我，’而是說‘和我一起’，聽上去真讓人舒服，但這點恐怕做不到瞭，”博斯說，“我想我已經不再是這個案子的私人偵探瞭，我剛在聖費爾南多警察局接受瞭一份全職工作。”
“你確定嗎？”
“是的，我非常確定。”
“我同父異母的兄弟，那我們在其他事情上保持聯系吧。”
“沒問題。”
兩人在路中間分別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