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德增
1995年，我的關系正式從市卷煙廠脫離，帶著一個會計和一個銷售員南下雲南。離職之前，我是供銷科科長，學歷是初中文化，有過知青經歷，返城之後，接我父親的班，分配到卷煙廠供銷科。當時供銷科是個擺設，一共三個人，每天就是喝茶看報。我因為年輕，男性，又與廠長沾點表親，幾年之後，提拔為科長，手下還是那兩個人，都比我年歲大，他們不叫我科長，還叫我小莊。我與傅東心是通過介紹人認識，當時她二十七歲，也是返城知青，長得不錯，頭發很黑，腰也直，個子不高，但是氣質很好，清爽。她的父親曾是大學老師，解放之前在我市的大學教哲學，哲學我不懂，但是據說她父親的一派是唯心主義，“反右”時被打倒，藏書都被他的學生拿回傢填瞭灶坑或者糊瞭窗戶。“文革”時身體也受瞭摧殘，一隻耳朵被打聾，“文革”後恢復瞭地位，但已無法再繼續教書。他有三個子女，傅東心是老二，全都在工廠工作，沒有一個繼承傢學，且都與工人階級結合。
我與傅東心第一次見面，她問我讀過什麼書，我絞盡腦汁，想起下鄉之前，曾在同學手裡看過《紅樓夢》的連環畫，她問我是否還記得主人公是誰。我回答記不得，隻記得一個女的哭哭啼啼，一個男的娘們唧唧。她笑瞭，說倒是大概沒錯。問我有什麼愛好，我說喜歡遊泳，夏天在渾河裡遊，冬天去北陵公園，在人造湖冬泳。當時是1980年的秋天，雖然還沒上凍，但是氣溫已經很低，那天我穿瞭我媽給我織的高領毛衣，外面是從朋友那裡借的黑色皮夾克。說這話的時候，我和她就在一個公園的人造湖上劃船，她坐在我對面，系瞭一條紅色圍巾，穿一雙黑色佈帶鞋，手裡拿著一本書，我記得好像是一個外國人寫的關於打獵的筆記。雖然從年齡上說，她已經是個老姑娘，而且是工人，每天下班和別人一樣，滿身的煙草味，但是就在那個時刻，在那個上午，她看上去和一個出來秋遊的女學生一模一樣。她說那本書裡有一篇小說，叫《縣裡的醫生》，寫得很好，她在來的路上，在公交車上看，看完瞭。她說，你知道寫的是什麼嗎？我說，不知道。她說，一個人溺水瞭，有人脫光瞭衣服來救她，她摟住那人的脖子，向岸邊劃，但是她已經喝瞭不少水，她知道自己要死瞭，但是她看見那人脖子後面的汗毛，濕漉漉的頭發，還有因為使勁兒而凸露出來的脖筋，她在臨死之前愛上瞭那個人，這樣的事情是會發生的，你相信嗎？我說，我水性很好，你可以放心。她又一次笑瞭，說，你出現的時間很對，我知道你糙，但是你也不要嫌我細，你唯一看過的一本連環畫，是一本偉大的書，隻要你不嫌棄我，不嫌棄我的胡思亂想，我們就可以一起生活。我說，你別看我在你面前說話挺笨，但是我平常不這樣。她說，知道，介紹人說你在青年點時候就是個頭目，聚嘯山林。我說，但凡這世上有人吃得上飯，我就吃得上，也讓你吃得上，但凡有人吃得香，我絕不讓你吃次的。她說，晚上我看書，寫東西，記日記，你不要打擾我。我說，睡覺在一起嗎？她沒說話，示意我使勁劃，別停下，一直劃到岸邊去。
婚後一年，莊樹出生，名字是她取的。莊樹三歲之前，都在廠裡的托兒所，每天接送是我，因為傅東心要買菜做飯，我們兵分兩路。其實這樣也是不得已，她做的飯實在難以下咽，但是如果讓她接送孩子就會更危險。有一次小樹的右腳卡在車條裡，她沒有發覺，納悶為什麼車子走不動，還在用力蹬。在車間她的人緣不怎麼好，撲克她不打，毛衣她也不會織，中午休息的時候總是坐在煙葉堆裡看書，和同事生瞭隔閡是很正常的事情。八十年代初雖然風氣比過去好瞭，但是對於她這樣的人，大傢還是有看法，如果運動又來，第一個就會把她打倒。有天中午我去她們車間找她吃飯，發現她的飯盒是涼的，原來這樣的情況已經持續瞭一段時間瞭，每天早上她把飯盒放進蒸屜，總有人給她拿出來。我找到車間主任反映情況，他說這種人民內部矛盾他也沒有辦法，他又不是派出所所長，然後他開始向我訴苦，所有和她一個班組的人，都要承擔更多的活，因為她幹活太慢，繡花一樣，開會學習小平同志的講話，她在本子上畫小平同志的肖像，小平同志很大，像牌樓一樣，華國鋒同志和胡耀邦同志像玩具一樣小。如果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早就向廠裡反映，把她調到別的車間瞭。他這麼一說，倒讓我有瞭靈感，我轉身出去，到百貨商店買瞭兩瓶西鳳酒，回來擺在他桌上，說，你把她調到印刷車間吧。
傅東心從小就描書上的插圖，結婚那天，嫁妝裡就有一個大本子，畫的都是書的插圖。雖然我不知道畫的是什麼，但是挺好看，有很高的大教堂，一個駝子在頂上敲鐘，還有外國女人穿著大裙子，裙子上面的褶子都清清楚楚，好像能發出摩擦的聲音。那天晚上吃過飯，我拿瞭個凳子去院子裡乘涼，她在床上斜著，看書，小樹在我跟前坐著，拿著我的火柴盒玩，一會舉在耳邊搖搖，一會放在鼻子前面，聞味兒。我傢有臺黑白電視機，但是很少開，吵她，過瞭一會傅東心也搬瞭個凳子，坐在我旁邊。明天我去印刷車間上班瞭，她說。我說，好，輕巧點。她說，我今天跟印刷的主任談瞭，我想給他們畫幾個煙盒，畫著玩，給他們看看，用不用在他們。我說，好，畫吧。她想瞭想說，謝謝你，德增。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就笑笑。這時，小斐她爸牽著小斐從我們面前走過。我們這趟平房有二十幾戶，老李住在盡東頭，在小型拖拉機廠上班，鉗工，方臉，中等個，但是很結實，從小我就認識他。他們傢哥三個，不像我是獨一個，老李最小，但是兩個哥哥都怕他，“文革”那時候搶郵票，他還紮傷過人，我們也動過手，但是後來大傢都把這事兒忘瞭。結婚之後他沉穩多瞭，能吃苦，手也巧，是個先進。他愛人也在拖拉機廠，是噴漆工，老戴著口罩，鼻子周圍有一個方形，比別處都白，可惜生小斐的時候死瞭。老李看見我們仨，說，坐得挺齊，上課呢？我說，帶小斐遛彎去瞭？他說，小斐想吃冰棍，去老高太太那買瞭一根。這時小斐和小樹已經搭上話，小斐想用吃瞭一半的冰棍換小樹的火柴盒，眼睛瞟著傅東心，傅東心說，小樹，把火柴盒給姐姐，冰棍咱不要。傅東心說完，小樹“啪”的一聲把火柴盒扔在地上，從小斐手裡奪過冰棍。小斐把火柴盒撿起來，從裡面抽出一根火柴，劃著瞭，盯著看，那時候天已經黑瞭，沒有月亮，火柴燒到一半，她用它去點火柴盒，老李伸手去搶，火柴盒已經在她手裡著瞭，看上去不是因為燙，而是因為她就想那麼幹，她把手裡的那團火球向天空扔去，滋滋啦啦地響，扔得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