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傢之前，有天晚上德增沒在傢，我想找老李談談。一個是關於將來的事兒，關於小斐的教育。一個是關於過去的事兒。走到他傢門口，看見老李在炕上修他傢的掛鐘，今天小斐也沒在，學校聯歡會。1995年初秋的夜晚，在市區還能看見星星。我站在他傢院子裡，看他把掛鐘拆開，用一個小釘子把機芯的小部件捅下來，擦擦，又用一個小螺絲刀擰上。頭上的獵戶座系著腰帶，不可一世。院子裡堆滿瞭舊東西，皮箱、炕櫃、皮鞋、鍋和大勺。是要賣的，搬傢帶不走這麼多，也許鐘也要賣，但是他要先把它修好。我敲瞭敲門，他在炕上抬起頭，說，傅老師來瞭。我說，小斐這麼叫，李師傅就別這麼叫瞭，跟你說過好幾回瞭。他把鐘的零件碼好，下炕，站在地上，說，傅老師坐。我坐下，他用肥皂洗瞭洗手，走到院子裡打開地上的炕櫃，拿出一個鐵罐，給我沏瞭杯茶。我說，你也坐，跟你聊聊小斐。他說，坐瞭半天瞭，站一會。我說，小斐上次模擬考試的成績我看瞭，超過最好的初中三十分。他說，傅老師教得好。我說，我沒教她考試的東西，是她自己上心。他說，這孩子能坐住。我說，擇校費別太在意，我們這裡有點閑錢。他說，沒在意，孩子我供得起。傅老師的心意我領瞭。我說，古代徒弟學成下山，師傅還送把劍或者行路的盤纏，你別跟我客氣，實在不行，回頭你再還我，算我借你的。他拿起炕桌上我的茶杯，把水潷出去，又添瞭一杯熱水。喝點熱的，涼茶傷胃，他說，我也有徒弟，教完他們把我頂瞭，但是我不當回事兒。他們去廣場靜坐，我在傢歇著，不丟那人，又不是要飯的。我伸手從褲兜想把準備好的紙包掏出來，他按住我的胳膊肘，說，傅老師別價，說說行，你拿出來我可就要轟你瞭。我看瞭看他的眼睛，很大，不像很多在工廠待久瞭的人，有點渾，而是光可鑒人。我松開紙包，把手拿出來，說，我明白瞭，畢竟是你和小斐的事情，我作為退路，這樣行嗎？他說，你也不是退路，各有各的路，我都說瞭，心意我領瞭。
一時沒人說話，我聽見炕桌上裸露的機芯，“嗒嗒”地走著。我說，還想跟你說個事兒，明天我就搬走瞭。他說，你說。我說，你能坐下嗎？你這麼站著，好像我在訓話。那是九月的夜晚，他穿著一件白色的老頭衫，露出大半的胳膊，紋理清晰，遒勁如樹枝，手腕上戴著海鷗手表，雖然剛幹瞭活，可是沒怎麼出汗，幹幹凈凈。他弄瞭弄表帶，坐在我對面，斜著，腳耷拉在半空。我說，李師傅過去認識我嗎？他說，不認識，你搬到這趟房才認識你，知道傅老師有知識。我說，我認識你。他說，是嗎？我說，68年，有一次我爸讓人打，你路過，把他救瞭。他說，是我嗎？我不記得瞭。他現在怎麼樣？我說，糊塗瞭，耳朵聾，但是身體還行。他說，那就好，煩心事兒少瞭。頓瞭一下，他說，那時候誰都那樣，我也打過人，你沒看見而已。我把茶杯舉起來，喝瞭一口，溫的，我說，我爸有個同事，是他們學校文學院的教授，美國回來的，我小的時候，他們經常一起聚會，朗誦惠特曼的詩，聽唱片。他說，嗯。我說，“文革”的時候，他讓紅衛兵打死瞭，有人用帶釘子的木板打他的腦袋，一下打穿瞭。他說，都過去瞭，現在不興這樣瞭。我說，當時他們幾個紅衛兵，在紅旗廣場集合，唱著歌，兵分兩路，一隊人來我傢，一隊人去他傢。來我傢的，把我父親耳朵打聾瞭，書都抄走，去他傢的，把他打死瞭，看出瞭人命，沒抄傢就走瞭。他說，是，這種事兒沒準。我說，這是我後來知道的，結婚之後，生下小樹之後。他說，嗯。我說，打死我那個叔叔的，是莊德增。他一下沒有說話，重又站在地上，說，傅老師這話和我說不上瞭。我說，我已經說完瞭。他說，過去的事兒和現在沒關系，人變瞭，吃喝拉撒，新陳代謝，已經變瞭一個人，要看人的好，老莊現在沒說的。我說，我知道，這我知道。你能坐下嗎？他說，不能，我要去接小斐瞭。你應該對小樹好點，自己的日子是自己過的。我說，你就不能坐下？你這樣走來走去，我很不舒服。他說，不能瞭，來不及瞭。無論如何，我和小斐一輩子都感激你，不會忘瞭你，但是以後各過各的日子，都把自己日子過好比什麼都強。人得向前看，老扭頭向後看，太累瞭，犯不上。有句話叫後腦勺沒長眼睛，是好事兒，如果後腦勺長瞭眼睛，那就沒法走道瞭。
日子“嗒嗒”地響著，向前走瞭。我留瞭下來。看著一切都“嗒嗒”地向前走瞭，再也沒見過老李和小斐，他們也走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