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帝王而不為
《泰伯》第八這一篇，等於是第二篇《為政》的個人學問修養的引申註解。第八篇的題目《泰伯》，也就是這一篇裡所記載的，孔子經常標榜的聖人——吳泰伯。
泰伯是什麼人呢？我們現在說中國文化，如果嚴格地說應該是周代文化。是周公把過去的中國文化，集其大成；而孔子是將周公集其大成的中國文化加以整理。所以中國文化，也就是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傳承的文化總稱。
講到中國的文化歷史，就聯想起一本有關中國歷史哲學的書，在清代是禁書，但是我們還是把它保存了下來，也許大家沒有看過——賈應寵（字鳧西，是明崇禎末年人）寫的《木皮散客鼓詞》，是用歌謠的體裁，以彈唱的方式來敘述我國歷史。這本書是明末清初時期的作品，其中充滿了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也包含著高深的歷史哲學意味及文學境界。講中國的歷史哲學，以朝代來計算，春秋、戰國這兩個時代，還是屬於周朝的。周朝統治天下約八百年，漢朝約四百年，唐代約三百年，元朝八十多年。明朝約三百多年，清朝統治也兩百多年。說亂世，魏晉南北朝亂了兩百多年。其中歷史最長的朝代，源遠流長的是周朝有八百年。
民間的小說上說，姜太公八十歲遇文王。要知道周武王比姜太公只不過小幾歲，當年跟周武王統一中國的都八、九十歲了。當時的文化，老成謀國，越老成經驗越豐富、越穩重，和今天情形大有出入。不過這個出入不必去擔心，時代在變，歷史也在輪轉返復，將來會恢復敬老尊賢也不一定。因為年輕人有衝勁，卻沒有高度智慧與經驗，而老年人衝勁又太小。兩個一配合就完整了，不能偏向的。小說上說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老先生還擺架子，不肯出來。結果由文王推車，推了八百步推不動了，姜太公就說保佑他的子孫八百年天下。這是小說寫的，但代表了一種思想。把神話的、小說的外衣剝了以後，真的思想就出來了。這是小說家和民間文學的一種手法。
周朝能統治天下長達八百年，真不簡單，歷史上寫他祖德深厚——所謂祖德，不是迷信，而是說他祖先開始，歷代培養歷史的根基。要培養歷史的根基，是不容易的。我們再看秦始皇統一天下，他也是祖宗好幾代培養下來的。不過秦國走的路子，比不上周朝。周代一開始就走道德的路子；秦國的祖先一開始就以法治為基礎。周以道德為基礎，就是德治、禮治。在教育文化這一方面，秦的法治也培養了好幾代，兩三百年以後，才有秦始皇這個結果。周代的祖先，到周文王不是結果，到周武王統一天下才是結果。泰伯是個什麼人呢？是周文王的大伯父，周武王的大伯公。周文王的祖父為大王。大王有三個兒子，大兒子為泰伯，次子名虞仲，第三子名季歷。季歷的長子就是周文王，名姬昌。大王當時看到殷商已經快完了，政治太糟糕了，有意革命。照中國古代的規矩，大王一定是傳位給長子泰伯。大王就告訴泰伯好好努力，將來可以把殷商腐敗的政治推翻。但是泰伯依照傳統的觀念，認為殷商的政治儘管敗壞，而周終歸是殷商的諸侯，不應該去推翻它。對於他父親大王這個思想，在家族中為孝道，不能不聽父親的話；為天下的公道，則礙難聽父親的話；處於兩難之間。泰伯於思想、見解、學問、道德，沒有不好的地方，卻難於接受大王的想法。
大王看到第三個兒子季歷的長子——就是周文王，認為他將來會有辦法，將來可以統一中國。所以大王認為，泰伯既然這樣清高——他當然不能說大兒子不對，泰伯是對的，他也欣賞大兒子——只好將位子傳給三子季歷。古代宗法社會，有長兄在，傳位給小兒子是不可以的。泰伯處在這種左右為難的狀況中，知道了父親的意思以後，於是自己逃掉了，不願當帝王。所以後來大王傳位給季歷，季歷死了傳給周文王。一代一代都是道德的政治。後來周文王受冤枉坐牢，他並沒有起來革命。到了武王的時候，才和姜太公起來革命，推翻殷商。這樣幾代下來，數百年間，周朝的德政已深入人心。我們古代就講立德立功，後來佛教引用，稱為功德，是功與德聯合起來用。一個道德行為，使全國的人都受到恩惠——政治上的恩惠、公的恩惠、私的恩惠，加上對社會的功勞，合起來為功德。周朝就做到了這一步。
但是泰伯歸隱了，逃到南方，就是後來的江蘇。在古代，這些地方都是蠻荒之地，沒有開發、沒有文化。所以他一逃就逃到這最野蠻的地方。後來他的子孫落籍了，就是在南方的吳國。春秋戰國時的吳國，就是他的後代。最初是武王統一天下以後，才把泰伯這一支宗族清理出來，封為吳國。在周武王沒有封他以前，泰伯連王侯都不當。以現代的話來說，為了正義，為了信仰，帝王可以不當，人格不能有損，真理的思想不能動搖，因此走掉。我們有時說“連皇帝都不想當！”那是吹牛，沒有機會而已。給你當也當不好，除非在電影上、電視上，演戲當當還可以，真給你上去，不把你嚇昏了，就被你弄壞了，那不行的。泰伯是真的有帝王可做而不為，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孔子思想中最推崇這種人，並不把功名富貴放在第一位；把真理、道德放在第一位。窮死餓死，那是另外的問題，並不在乎。所以孔子最尊重的人是泰伯、伯夷、叔齊等人。這一篇開頭就講泰伯。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這是引用孔子平常講的話，當作這一篇的第一節。孔子說，如果講人生的道德——公德，政治的道德；私德，個人的道德——像泰伯這個人，隨便公私兩方面的道德、修養都到了最高點。他三次推讓天下，最後還是逃掉。後世的老百姓，不曉得歷史上這件事。這事後來流傳下來，完全靠《左傳》詳細的記載。而他自己帝王都不要作，當然更不會要一個虛名，讓老百姓去稱道他了。所以孔子特別尊重他。這也就是中國後來所講的道家思想（我們前面曾提過，在當時是儒道不分的）。
一個人道德修養，真要做到“君子坦蕩蕩”，必須修養到什麼程度呢？要做到“棄天下如敝屣，薄帝王將相而不為。”把皇帝的位置丟掉像丟掉破鞋子一樣：為了道德，為了自己終身的信仰，人格的建立，皇帝可以不當，出將入相富貴功名可以不要。孔子所標榜的人格的修養，到了這地步，那自然會真正“坦蕩蕩”。也是前面提到過的，人有所求則不剛。曾子也說：“求於人者畏於人。”對人有所要求，就會怕人。如向人借錢，總是畏畏縮縮的。求是很痛苦的。所謂“人到無求品自高”。所以要做到“君子坦蕩蕩”，養成“棄天下如敝屣”，然後可以擔當天下大任了。因為擔當這個職務的時候，並不以個人當帝王將相為榮耀，硬是視為一個重任到了身上來，不能不盡心力。但隋煬帝另有一種狂妄的說法，他說：“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迫人來。”能說這種狂妄的話，自有他的氣魄。這是反派的。到他自己曉得快要失敗了，被困江都的時刻，對著鏡子，拍拍自己的後腦：“好頭顱，誰能砍之？”後來果然被老百姓殺掉了。這是反面的，不是道德的思想。但是我們引用他的話，當“誰知富貴迫人來”的時候，能不被富貴所迷惑的就是泰伯。
貴為天子而友布衣
下面是孔子說明人生修養的境界。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這一節我們要深入研究，意義包括很多。大而言之，就是政治領導哲學；小而言之，是個人的人生修養道理。
恭就是恭敬。有的人天生就是態度拘謹，對人對事很恭敬；有的人生來就昂頭翹首，蠻不服氣的樣子。有的長官對這種人的印象很壞，其實大可不必，這種態度，是他的秉賦，他內心並不一定這樣。所以我們判斷一個人的好壞，不要隨便被外在的態度左右，盡量要客觀。孔子所說的恭而無禮，這個禮不是指禮貌，是指禮的精神、思想文化的內涵。所以不要認為態度上恭敬就是道德，如果有恭敬態度而沒有禮的內涵則“勞”。換句話說，外型禮貌固然重要，如果內在沒有禮的精神，碰到人一味的禮貌，則很辛苦、很不安詳。“慎而無禮則葸”，有些人做事很謹慎，非常小心。小心固然好，過分的小心就變成無能、窩囊，什麼都不敢動手了。我們土話說“樹葉掉下來怕打破頭”，確有這種人。“勇而無禮則亂”，有些人有勇氣、有衝勁，容易下決心，有事情就干了，這就是勇。如果內在沒有好的修養，就容易出亂子，把事情搞壞。“直而無禮則絞”，有些人個性直率、坦白，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當長官的或當長輩的，有時候遇到這種人，實在難受，常叫你下不了台。老實說這種陽性人，心地非常好，很坦誠。但是學問上要經過磨練、修養，否則就絞，絞得太過分了就斷，誤了事情。這四點：恭、慎、勇、直，都是人的美德，很好的四種個性。但必須要經過文化教育來中和它，不得中和就成為偏激了，這四點也成了大毛病，並不一定對。太恭敬了，變成勞。我們中國人說：“禮多必詐”，像王莽就很多禮。太謹慎了變成窩囊。太勇敢了，容易決斷，成為衝動，有時誤了事情。太直了，有時不但不能成事，反而僨事。項羽的個性就是太勇太直這兩個反面的缺點。清代詩人王曇說他“誤讀兵書負項梁”，很有道理。所以教育文化，非常重要，自己要曉得中和。懂得了這四點，就是每一個人反省自己個性的標準。
孔子接著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我們中國人講孝道，如果對於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沒有感情，親情不篤，而要他愛天下，愛國家、愛社會，那是空洞的口號，是不可能的。說他真的有愛心，他連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沒有愛過，怎會愛天下、國家、社會？或者說私事不愛而愛公眾，事實上沒有這回事。愛天下國家，就是愛父母兄弟的發揮。所以說篤於親者，不怕人自私愛自己的父母兄弟。儒家講愛是由近處逐漸向外擴充的，所以先篤於親，然後民興於仁。從親親之義出發，整個風氣就是仁愛，人人都會相愛。
下面“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故舊有兩個意義。過去的解釋是老朋友、老前輩。像古人說的“念舊”，老朋友的交情，始終惦念他，即所謂“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如韓信一飯難忘的故事，他倒楣的時候，餓得不得了，在溪邊吃了一個洗衣服老太婆的飯，匆匆忙忙，沒有問清姓名就走了。後來他封了王，想找這個老太婆報答，找不到，只好將千金放在水裡。古人就有這個精神。漢光武當了皇帝以後，找老同學嚴光來敘舊；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要找年輕時和他一起種田的老朋友田興出來，找不到就下令全國找這個人。田興卻硬不肯出來做官，只是到處在做好事。後來有人報告，一個縣裡，有五隻老虎出來吃人，厲害得很，而有一個人把那五隻老虎都打死了。朱元璋接到這封公文，知道一定是他的老朋友田興做的好事。於是找來翰林院的進士們，都是文學修養非常高的，以現在來說，都是研究院中的博士。朱元璋要他們趕快寫信去把田興找來。於是翰林先生們之乎者也矣焉哉、孔子曰、孟子曰的，咬文嚼字。朱元璋看了半天，皺皺眉、搖搖頭，還是自己動手寫。他寫的是白話，內容大要說：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你不要以為我做了皇帝就不要老朋友。你不來，就沒有種。我們兩兄弟還是好兄弟，我今天不是以皇帝身份找你來。我們兩兄弟見面，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有種的你過河來吧！和當年兩個人放牛時，打架對罵的口吻一樣。田興看了這封信來了，來了但還是不做官，玩了一陣子走了。這就是說歷史上的念舊。可是今天的社會，這種事就很少了。有的人環境好了，看到老朋友，要問貴姓了。古人說富貴不可驕人，只有貧賤可以驕人。窮人氣大，我反正窮，不看你就不看你。這是故舊的第一個觀念。
故舊的另外一個意義就是傳統，故舊不遺就是傳統觀念不要放棄。如果你要推翻傳統，最好先推翻你自己，因為你是父母生的，祖宗傳統而來的。沒有父母這個傳統，就傳不下來你這個統，萬事總有個來源。所以孔子說“故舊不遺”，一個偉大的人物，一定有真感情，可以做英雄，可以做烈士，有真感情才肯犧牲，才付得出來，有這種血氣，“則民不偷。”偷是偷巧。不偷巧，社會風氣就穩了。
孔子這一段為什麼放在《泰伯》下面？就是講政治哲學的風氣問題，儒家主張的道德政治，個人修養首在道德的精神。道德的精神要堅定的思想和真實的感情，才能夠發揮出來。
上面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是第二篇《為政》的發揮。接下去看這書上的文字，可見是孔子的門人所記載的。前面曾提過，在中國古代的習慣，直接的學生稱弟子，再隔一代以後的學生稱門人。到後來才慢慢混合稱用，凡是學生輩，都稱弟子，也可以稱為門人。
無愧平生事大難
這篇下面差不多都是門人的記載。下一節是講曾子。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這一節最後的“小子”，現在是罵人的——你這個小子——過去的意思就是“年輕人”。等於現在說的，“你們這些年輕人”，這是他對學生的稱呼。
這一節話，為什麼加在《泰伯》篇裡？這是顏回死後，傳承孔子道統的曾子，對學問修養的經驗談。我們在第一篇裡就讀過曾子所提出的，每天以三件事反省自己的學養——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現在他有病快要死的時候，“召門弟子”，這裡門人與弟子連起來用，就是曾子把學生乃至他的徒孫們，叫到前面來，吩咐後事。他說：“啟予足，啟予手。”根據這六個字，就知道曾子已經病得手腳都麻痺了。
說到這裡，我們要曉得，通常一個人生機的消逝，往往從腳部開始。試看嬰兒，躺在小床上玩，最早期是用兩腳蹬著玩，手不大動，這時候生命力在腳部，腳就是根。到了幼兒時期，小孩子是坐不住的，兩隻腳總要跑，因為他生命的活力，在不斷的生長。到中年以上，漸漸腳不想動，而動手、動腦筋。年紀再大一點，一坐下，“二郎腿”翹起來了。再到晚年，“二郎腿”都不翹，最好是身子一仰，靠在椅背上，兩隻腳架到寫字檯上去了，因為腳上沒有力氣了。所以中國以前看相的說，老年人到冬天而腳心還發熱的，是長壽之相，其實是生理上兩腳還有生命的活力。且看老人，腳活動不靈活，走路吃力，腳已近死亡。越老下面越僵化，生命力沒有了，最後手也懶得動，只用腦筋。到了臨死的時候，除了少數的例外，一般正常的情形，是腳先失去知覺。現在西方正在研究“死亡的科學”，死亡成為了一種專門學問。這也是受了東方古老文化的影響之一。
所以曾子說“啟予足，啟予手。”因為他的病嚴重到快要死了。連自己的手腳在哪裡，都不知道，自己不能指揮了。只有叫學生們，替他把手腳擺擺好。他這時快要斷氣了，只有用頭腦。等學生們替他把手腳放端正了，然後他引用《詩經·小雅·小旻篇》的句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意思是作人作一輩子，常常提心吊膽，尤其是注重道德修養的人更難。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蓋棺論定”，一個人好與壞，要在棺材蓋下去的時候才可以作結論。不過我經常告訴朋友，據我的經驗，世界上有許多事情，蓋棺並不能論定。我就發現許多人，帶著冤枉進到棺材裡走了。絕對的好人，行善一生，到進棺材作結論的時候，人們對他的評論並不見得好。或者做某一件事，在蓋棺的時候覺得他錯了，將來也許又發現他並沒有錯，但已經太晚了。所以在我的看法，“蓋棺論定”這句話有時候也值得懷疑，有時蓋棺還不能論定。
馮道的故事
我們舉出一個人來做例子，這是講到這裡，順便討論歷史。在此要特別聲明，馮道這個人，是不能隨便傚法的。現在只是就學理上，作客觀的研究而已。唐末五代時，中國亂了八十多年當中，這個當皇帝、那個當皇帝，換來換去，非常的亂。而且都是邊疆民族。我們現在所稱的邊疆民族，在古代都稱為胡人。當時，是由外國人來統治中國。這時有一個人名叫馮道，他活了七十三歲才死。在五代那樣亂的時候，每一個朝代變動，都要請他去輔政，他成了不倒翁。後來到了宋朝，歐陽修寫歷史罵他，說中國讀書人的氣節都被他喪盡了。他曾事四姓、相六帝，所謂“有奶便是娘”，沒有氣節！看歷史都知道馮道是這樣一個人，也可以說馮道是讀書人中非常混蛋的。
我讀了歷史以後，由人生的經驗，再加以體會，我覺得這個人太奇怪。如果說太平時代，這個人能夠在政治風浪中屹立不搖，倒還不足為奇。但是，在那麼一個大變亂的八十餘年中，他能始終不倒，這確實不是個簡單的人物。第一點，可以想見此人，至少做到不貪污，使人家無法攻擊他；而且其他的品格行為方面，也一定是爐火純青，以致無懈可擊。
古今中外的政治總是非常現實的，政治圈中的是非紛爭也總是不可避免的。可是當時沒有一個人攻擊他。如從這一個角度來看他，可太不簡單。而且最後活到那麼大年紀，自稱“長樂老人”，牛真吹大了。歷史上只有兩個人敢這麼吹牛，其中一個是當皇帝的——清朝的乾隆皇帝——自稱“十全老人”，做了六十幾年皇帝，活到八十幾歲死，樣樣都好，所以自稱人生已經十全了。做人臣的只有馮道，自稱“長樂老人”，這個老人真不簡單。後來儒家罵他喪盡氣節，站在這個角度看，的確是軟骨頭。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歷史上、社會上，凡是被人攻擊的，歸納起來，不外財、色兩類，馮道這個人大概這兩種毛病都沒有。他的文字著作非常少，幾乎可以說沒有什麼東西留下來，他的文學好不好不知道。後來慢慢找，在別的地方找到他幾首詩，其中有幾首很好的，像：
天道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偶作
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北使還京作
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為朝廷不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
龍荒冬往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風沙。
像他“偶作”中的最後兩句，就是說自己只要心地好，站得正，思想行為光明磊落，那麼“狼虎叢中也立身”，就是在一群野獸當中，也可以屹然而立，不怕被野獸吃掉。我看到這裡，覺得馮道這個人，的確有常人不及之處。儘管許多人如歐陽修等，批評他誰當皇帝來找他，他都出來。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個人有他的了不起處。在五代這八十年大亂中，他對於保存文化、保留國家的元氣，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為了顧全大局，背上千秋不忠的罪名。由他的著作上看起來，他當時的觀念是：向誰去盡忠？這些傢伙都是外國人，打到中國來，個個當會兒皇帝，要向他們去盡忠？那才不幹哩！我是中國人啊！所以他說“狼虎叢中也立身”，他並沒有把五代時的那些皇帝當皇帝，他對那些皇帝們視如虎狼。再看他的一生，可以說是清廉、嚴肅、淳厚，度量當然也很寬宏，能夠包涵仇人，能夠感化了仇人。所以後來我同少數幾個朋友，談到歷史哲學的時候，我說這個人的立身修養，值得注意。從另外一面看他政治上的態度，作人的態度，並不算壞。幾十年後文化之所以保存，在我認為他有相當的功勞。不過在歷史上，他受到沒有氣節的千古罵名。所以講這一件事，可見人有許多隱情，蓋棺不能論定。說到這裡，我們要注意，今天我們是關起門來討論學問，可絕不能學馮道。老實說，後世的人要學馮道也學不到，因為沒有他的學養，也沒有他的氣節。且看他能包容敵人、感化敵人，可見他幾乎沒有發過脾氣。有些笨人，一生也沒有脾氣，但那不是修養，是他不敢發脾氣。馮道能夠在如此大風大浪中站得住，實在是值得研究的。
這是講歷史上比較大的事。我們看社會上許多小人物，一旦死了，他這一生到底是好人，或者是壞人，我們到殯儀館中去仔細推詳看，也很難斷定。
所以曾子特別提出來，一輩子作人都“戰戰兢兢”。“戰戰”是發抖的樣子，“兢兢”就是腳都不敢踩實的樣子。“如臨深淵”，好像站在懸崖邊緣，腳下是萬丈深潭，偶然一不小心，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如履薄冰”，初冬剛結薄冰，或早春要解凍時，走在河面上，要有功夫、有本事，一個疏忽，掉下去就沒命。作人一輩子，要想修養到死都沒有遺憾，如孟子所說“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實在是偉大功夫。人騙人是常事，最妙的是人還都喜歡騙自己。可是到了自己要死的時候，仍騙不過自己。要想做到對人內心沒有虧欠，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了。
這三句話是曾子病到手腳都不能動了，然後告訴學生，人生是如此之困難，尤其是利害關頭，能不能為忠臣，能不能為孝子，就在這麼一念。如果怕自己吃虧，就掉下去了。“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他說我現在告訴你們，我手腳都失去知覺了，已經死了一半了，到這個地步，我才敢說大話，我不會再犯錯了。這就證明，學問並不在文章寫得好或知識淵博，而在作人處世的修養，孔門是最注意這一點的。
這裡前後三節是緊密相連的。也就是曾子有病，快要死的時候，魯國的一個大夫孟敬子來問他。問什麼問題，書上沒有說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這個話怎麼講呢？曾子答覆他說，我告訴你，鳥將死的時候，它叫的聲音一定很悲哀，（這是自然界的現象，不但是鳥，所有的動物，將死的時候，叫的聲音都很淒涼。）人類將死的時候，所講的話，多半是好話。（要注意，不是完全。像以前有些土匪，被拉去槍斃，臨死的時候，還要講狠話，“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並不是好話。）一個普通人，在快要死的時候，對人生的看法，往往比較冷靜，吩咐的話也多半是善言。
為什麼曾子要把這兩句話說在前面呢？這就可見曾子的教育態度。換言之就是他說，我快要死了，你平常不大聽話，我現在最後的話是很誠懇的、很嚴肅的對你說，希望你要注意。所以曾子把這兩句話說在前面，以加重語氣。於是曾子告訴他“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這個“道”是儒家的、孔門的人生之道。就是說人之學道——作學問、受教育有三個重點。曾子在這裡所講的三個重點，我們的確要注意。
第一點“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就是人的儀態、風度，要從學問修養來慢慢改變自己，並不一定是天生的。前面說過的“色難”就是這個道理。暴是粗暴，慢是傲慢看不起人，人的這兩種毛病，差不多是天生的。尤其是慢，人都有自我崇高的心理，講好聽一點就是自尊心，但過分了就是傲慢。傲慢的結果就會覺得什麼都是自己對。這些都是很難改過來的。經過學問修養的熏陶，粗暴傲慢的氣息，自然化為謙和、安詳的氣質。
第二點“正顏色，斯近信矣。”顏色就是神情。前面所說的儀態，包括了一舉手、一投足等站姿、坐姿，一切動作所表現的氣質；“正顏色”則是對人的態度。例如同樣答覆別人一句話，態度上要誠懇，至少面帶笑容，不要擺出一副冷面孔。“正顏色，斯近信矣。”講起來容易，做起來可不容易。社會上幾乎都是討債的面孔。要想做到一團和氣，就必須內心修養得好，慢慢改變過來。
第三點“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所謂“出辭氣”就是談吐，善於言談。“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這是學問修養的自然流露，做到這一步，當然就“遠鄙倍”了。
這是記載孟敬子問曾子，他問的什麼問題不知道，可是曾子答覆的話我們看到了。再從下文連起來看，可知孟敬子所問的，並不是前面曾子所講的這三個問題。從文章中我們可以猜想得到，孟敬子這位魯國的大夫，一定問他，對於處理國家大事，還有什麼秘訣？而曾子不管那些，把問題撇開了，只教他作人做事的道理。因此下面一句話說“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所謂“籩豆”是古代的祭器，用竹製成。在這句話裡代表了“執政”之事。古代政治上的朝圭、朝服都有不同的標記，尤其如執法施政的文物，對此更注重。像以前憲兵的臂章圖案，有人以為是獅子，其實不是獅子，是狴，古代執法的標誌。相傳古代有這種野獸，非常靈敏，能辨別好人壞人，遇見壞人一定用角去刺，對好人不刺。這些都是古代的標誌。曾子在這裡是告訴孟敬子，我只能貢獻你作人處事的修養。至於你所問的政治司法上的事，不必來問我，自然有管理這些事的人在那裡，你可以去問他們。後來漢文帝問丞相陳平天下錢谷出入方面的某些問題，陳平對以“有主者”；以及漢宣帝時的“丙吉問牛”都是同一道理。由此可知孟敬子所問的是籩豆一類的事，而曾子所答覆他的，還是在教育他，要他注重作人，從內心基本的道德修養去做。學問好、德行高以後，不論從政或者做別的事，都能得心應手。這是一個基本問題，而不是技術問題，有關技術問題可以去問那些專家。
學問深時意氣平
下一節是門人們記載曾子平常所教誨的。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這是曾子提出他同學顏回的美德：“以能問於不能”。凡是所謂天才、聰明有才具的人，容易犯一個錯誤——慢，就是很自滿，不肯向人請教。而顏回雖然高人一等，卻唯恐自己懂得不多，唯恐自己沒有看清楚，還要向不如自己的人請教一番。這也是諸葛亮之所以成功的條件，他的名言“集思廣益”，就是善於集中人家的學問思想，增加自己的知識見解。對自己非常有利益。這也就是以能問於不能的道理。
但是有才具的人，往往不肯向人請教，尤其是不肯向不如自己的人請教。儒家標榜虞舜“好察邇言”，所以能為聖人。雖然淺近的話，但往往能給我們深遠的啟發。“以多問於寡”的多指知識淵博。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知識非常淵博。“問於寡”，就是問於知識不如自己淵博的人。這是一種解釋。
另一種解釋是說從政的人，多半是通才，什麼都懂；而“寡”可以說是專家，他專門研究一點，而這一點並不是學問淵博的人所能夠知道的。淵博的人知其大概，不能深入；專家則對某一點有深入研究。所以淵博的人，一定要向專家請教。“有若無”，他學問非常淵博，而在待人處世上表現得很平常，好像什麼都不懂似的。“實若虛”，內涵深厚，表面上看起來卻很空洞，普普通通。“犯而不校”，不如他的人對不起他——下面的人對上面的人不敬為“犯”——從來不計較、不記恨。這五點看起來很容易，但是如果以自己待人處世的經驗來體會，幾乎每一句話我們都沒有做到。曾子說，我的朋友顏回，對這五點都做到了。孔子所讚歎的顏回，他學問的火候優點，在此可見一斑了。
臨大節而不可奪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人的學問修養做到在朋友之間，“可以托六尺之孤”，托妻寄子的，非常非常難，簡直沒有。歷史上講義氣的人很多，而托孤的人很少。政治上有名的托孤，是劉備白帝城托孤給諸葛亮。劉備的兒子劉禪，誰都知道的阿斗。以前罵笨頭笨腦沒有出息的年輕人，就罵“阿斗”。劉備在臨死前托孤給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這就是劉備。諸葛亮是很亮，五十支光，劉備大概一百支光，比他更亮。他這句話可把諸葛亮嚇住了，立即跪下來：“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就是說，你放心吧！我把這條命賣給你了，不管你兒子可扶不可扶，我一定幫忙到底。於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八個字，等於他自己為自己算了命，就定案了，後來也就真的做到了。這是從歷史上說大的托孤。個人的托孤，尤其現在這個社會，假使朋友死了，還能照顧朋友的家庭，尤其照顧朋友孩子的，別人會說“瘋子人與？瘋子人也。”絕不會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現在的社會風氣就這樣的。但是照中國文化的大義，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就“可以寄百里之命”。“百里”擴而充之也代表了天下。過去，唐以後所謂百里侯是稱縣長；春秋戰國時代的百里，在政治制度上相當於現在的一個省。古代稱縣長為父母官，就是說對於百姓而言，有如父母般的關懷、照顧。“可以寄百里之命”，就是可以真正成為一個好的地方首長，將地方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都交給這種人負責保障了。這兩點都很困難。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小事糊塗沒關係，面臨大節當頭時，怎麼都變動不了才行。歷史上許多忠臣義士，臨大節而不可奪，最有名的如文天祥、陸秀夫，可以說是儒家的光榮人物。但是研究文天祥的生平，上半生風流放誕，花花公子，他做太守的時候，歌姬如林，一天到晚喝酒聽歌。可是當國家大難來臨的時候，連與太太兒女們告別的時間都沒有。尤其難得的是從容就義。所謂“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而且他從容到什麼程度呢？元朝的忽必烈，對他十分尊崇、十分重視，硬是空著宰相的位置等了他三年，只要他一點頭，就可以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忽必烈和他談過好幾次，口口聲聲尊稱他文先生，推崇他，要請他出來，他就是不答應。這樣坐了幾年牢，最後一次和忽必烈談話時，他對忽必烈說，你這樣對我，推崇我，我非常感謝你，也可以說你是我一個知己，既然是知己，那你就要成全我。忽必烈見他在牢裡三年，始終如此，知道實在沒有辦法了，於是答應他說，好吧！那就明天吧！文天祥聽了這句話，馬上就跪下來說，謝了！謝了！
在他三年坐牢的時候，他的一個學生，恐怕他受不了而變節，備辦了三牲祭品，並寫了一篇祭文去生祭他。文天祥照樣吃了祭品，看了那篇祭文，然後讓人轉告他的學生，要他們放心，他絕不會做對不起宋朝的事情。他的上半生，吃、喝、玩、樂，什麼都來，可是“臨大節而不可奪”。所以我們平時看到一些人好像吊兒郎當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輕視他們。我們就曾看到，平時好像很隨便，私生活不太檢點的人，臨危時，卻絕對不馬虎。所以看人要看大節。曾子說，這樣的人是君子吧？的確是真正的君子了。
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孔孟思想所謂的學問，並不是讀死書，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文言文，同時也不是的呢嗎呀吧的白話文。儒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求這一節書上所提的這種人，這也就是真正儒家的學問所在。
怎樣才算知識分子
這幾節都是記載曾子所講的孔門學問的精華，下面等於是兩個小結論。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我國上古文化，兩三千年前的士，有點類似現在的兵役制度，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社會制度：每十個青年中，推選一人出來為公家服務的，就是士。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橫。被選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學習法令規章。士出來做官，執行任務做公務員，就叫出仕。所以古代的士，並不是普普通通一個讀書的青年就可以叫士。士的教育都是政府主辦，一個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須向官方學習。平民教育是由孔子開始的，不過當時沒有這個名稱。
曾子這裡所講的士，已經不是上古時代的士，而是讀書人知識分子的通稱。所以他是說一個讀書人有讀書人的風格。“不可以不弘毅”，“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氣度大，眼光大。“毅”就是剛毅，有決斷，要看得準、拿得穩，對事情處理有見解。有些人有見解，但請他當主管，卻搞得一塌糊塗，因為他下不了決斷；有人很容易下決心，但眼光不遠，見解有限。所以把眼光、見解、果斷、決心加起來的“弘毅”，而且中間還要有正氣，立場公正。他說一個知識分子，要養成弘與毅是基本的條件。為什麼要養成這兩個基本條件呢？因為一個知識分子，為國家、為社會挑起了很重的責任。“任重而道遠”，這個道是領導，也是指道路。責任擔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歷史的道路是遙遠的、漫長的。社會國家許多事，要去挑起來，走這歷史無窮的路。所以中國過去教育目的，在養成人的弘毅，挑起國家社會的責任。我們現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於是“生活就是教育”，由此一變而成“現實就是教育”了。換言之，“知識就是鈔票”，學一樣東西，先問學了以後能賺多少錢。所以我國文化中古代的教育精神，和現在是兩回事，兩者處於矛盾狀況。當然，這只是一個過渡時期。在我看來，是要變的，要回轉過來的。不過在變、在回轉過程夾縫中的我們這一代，幾十年來實在很可憐。但是我們對未來的還是要認識清楚，將來還是要走上這條路，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
下面的話是引申，一個知識分子，為什麼要對國家社會挑那麼重的責任？為什麼要為歷史、為人生走那麼遠的路？因為一個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仁”就是他的責任。什麼是仁？愛人、愛社會、愛國家、愛世界、愛天下。儒家的道統精神所在，親親、仁民、愛物，由個人的愛發展到愛別人、愛世界、乃至愛物、愛一切東西。西方文化的愛，往往流於狹義；仁則是廣義的愛。所以知識分子，以救世救人作為自己的責任，這擔子是挑得非常重的。那麼，這個責任，在人生的路途上，歷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麼時候？有沒有得退休呢？這是沒有退休的時候，一直到死為止。所以這個路途是非常遙遠的。當然，要挑起這樣重的擔子，走這樣遠的路，就必須要養成偉大的胸襟、恢宏的氣魄和真正的決心、果敢的決斷、深遠的眼光，以及正確的見解等形成的“弘”、“毅”兩個條件。
上面幾節連起來，是用曾子所講的學問修養，來說明孔門所傳學問的道理、方法與目的。下面又是文章的另一波瀾起伏。
文章自己的好
說到寫文章，我曾和年輕的同學們談到，為什麼寫不好文章：一開頭面對稿紙，已經害怕了一半，手裡拿起筆又害怕了一半。筆和稿紙齊全了，卻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原因是在自己心裡老想“我現在寫文章了”，那就寫不好。其實寫文章沒有什麼道理，拿到紙筆先不要當作自己寫文章，當自己放屁好了，愛放什麼儘管放，想到就寫。完稿以後，放下筆，自己再看，對與不對再作修正。就像房屋中的傢俱一樣，椅子放得不對，把它搬一搬，桌子的位置不好，搬一搬，幾次一搬就對頭了。各個都會寫文章，大家都說怕寫文章，或說你的文章好，我的文章不好。寫不好文章，都是自己把自己嚇壞的，沒有自信，也就是不弘毅，這也要有點傲氣，你的文章有你的味道，我的文章有我的味道，我不好有不好的味道，也是文章，不能說不是文章。一定要養成自己這種弘毅的氣派，多寫幾回就成了，有什麼難處？尤其現在寫白話文章，更好寫了。至於說要成為一個文學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平心而論這要有天才，和藝術家一樣。不會畫畫的，哭也哭不出一張畫來。叫我畫人物，鼻子會像大蒜，眼睛會成鳳梨。但是畫家隨便一塗，就對。這是天才。
現在我們看到這篇文章，孔門弟子的編排，要來個波瀾起伏了。上面講了一大篇高潮，用曾子的話來說明孔門學問。接著下面是一段平路了。老是高潮上去，像演戲，也演不下去的。下面是引用孔子的話。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這是孔門教育，作學問的內容。第一個是興於詩，強調詩的教育之重要。興於詩的興念去聲，讀如興趣的興。所興的是人的情感，人都有情感，如果壓抑在內心，要變成病態心理，所以一定要發揮。情感最好的發揮，是透過藝術與文學，詩即其一。古代所謂的詩，就包括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等。古代詩與音樂是不可分的，而且詩也就是文學的藝術。所以孔子說人的基本修養，要會詩。關於這一點我常想到，從事嚴肅工作的，如政治的、經濟的，乃至於作醫生的人要注意。我常常勸一些醫生朋友學畫，一個真正的名醫，生活好可憐。我認為醫生的太太都很偉大，醫生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忙到晚，一天與上百病人接觸，每個人都愁眉苦臉的，一直下去，自己都要病了，尤其精神科的醫生為然。我對一位精神科的醫生開玩笑說：“你也差不多了。”有一位榮民總醫院的精神科醫生說：“你這話是對的。我當年做學生學這科時，那位教我們的老師，看起來就像精神病的樣子。精神科醫生病人看多了，自然就變成精神病似的。”有人說官僚氣，我說這沒有什麼希奇，官做久了就自然是那個樣子，習慣了；醫生就是醫生氣，見到朋友說人血壓高了；商人一定市儈氣。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這都是現代心理學上所說的職業病。某一行干久了，看人看事的觀點，都慣於從這一角度出發。所以凡從事嚴肅工作的人都要注意，過去這種生活上的調劑就靠詩，以藝術的修養作調劑。所以過去的官做得大，文集也留得多，詩也作得多，這絕不是他故意這麼做，而是閒下來，有許多感情無法發揮，只好寄托在這上面。所以孔子說“興於詩”。例如王安石的詩與政治生活，幾乎成為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
但學藝術、學文學久了的人，有一毛病，就是所謂“文人無行”。一般說來，認為真正純粹的文人，品行都不大好，吊兒郎當，恃才傲物，看不起人。還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千古以來，文人相輕，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看人家的文章看不上。以前有一個笑話，說有人作詩一首吹道：“天下文章在三江，三江文章唯我鄉，我鄉文章數舍弟，舍弟跟我學文章。”說來說去，轉了一個大彎，最後還是自己文章好。所以中和藝術的修養，就要“立於禮”。我們一般人將學者文人連起來，事實上學者是學者，學術專家是學者；文人是文章寫得好，不一定是學者。有些人文章寫得好，如果和他討論某一學問思想，如談經濟學、心理學等等，他就不懂了。曾經有一次，各種專家學者和某大文豪在一起閒談，那位大文豪聽得不大耐煩，就問科學家說：“你說電腦好，電腦會不會作詩？”使在坐無人答話。當然那位科學家也不好怎麼答，我出來代他答了，我說電腦也可以作詩，不過作得好不好是另一問題。“一二三四五，東西南北中”，也未必不是詩。抗戰期間的汽車常拋錨，就有人改了古人一首詩加以描寫道：“一去二三里，拋錨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那也是詩，一個文人，光是文章好，沒有哲學修養，不懂科學，毛病就大了。所以光“興於詩”還不行，要“立於禮”，立腳點要站在“禮”上，這個“禮”就是《禮記》的精神，包括了哲學的思想與科學的精神。“成於樂”，最後的完成在樂。古代孔子修訂的《樂經》，沒有傳下來，失傳了。《樂經》大致是發揮康樂的精神，也就是整個民生育樂的境界。
愚民政策
講了孔子教育的方法、目標與內容以後，下面所說的一節，是另一個問題了。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五四運動”的時候，他們打倒孔家店，這句話也是孔子的“罪狀”之一；現在一些人批孔，可能這個“罪狀”也很大，他們認為這是孔子的專制思想，不民主。照字面上講，“民”就是一般人，老百姓。“可使由之”，叫他做就是了。等於軍隊下命令，目標正前方，距離若干，限幾分鐘到達。只下命令叫他去。“不可使知之”，不可以叫他知道理由，絕對的服從。到了民國以來，“五四運動”前後，有好幾個人改這兩句話。康有為、梁啟超他們說，孔子絕對民主，古人對這兩句書，圈點句讀錯了，應該是“民可使，由之。”老百姓各個知識都高了，可以公開選擇投票，給他們政治自由。“不可使，知之。”老百姓還沒有到達水準，“知之”，教育他，訓練他，先使他知。改得好像是非常好。
但又有人不同意，說康、梁的句讀也錯了，應該是“民可，使由之。”看看這個社會、老百姓可以民主了，給他民主。“不可，使知之。”看看老百姓還不可以民主的時候，“使知之”，要教育他。但不管他們怎樣圈點，反正都是好心幫我們孔夫子的忙，都是主張孔子是絕對民主，不要打倒孔家店，不必要亂批評。但在我個人，早年也認為他們這樣圈來圈去有道理。現在老了，有時腦子很頑固，認為不必要另外圈點，就是原來那個樣子。事實上對於一般人，有時候只可以要他去做，無法教他知道所以這麼做的原因，這是我根據幾十年的經驗來的。到今天為止，我是這樣的看法，也許明天更聰明一點，再改變也說不定。不過到今天為止，據我所瞭解，有些人如果要他去做事，先把一切計劃理由告訴他，他去做起來一定很糟糕。好像帶部隊，下命令，三百公尺，限五十秒跑到，跑得到有獎，跑不到處罰。結果跑到了，獎賞他就是了，他一定非常高興。假如先告訴他理由，什麼政治學、什麼心理學、什麼學什麼學的，結果他跑到半路上研究起心理學、政治學來了，目標達不到了。據此回轉來一想，孔子的話絕對的對，並不是一般人所說的愚民政策。事實上有些人的頭腦、程度、才具，只能夠聽命於人，當然有些人是天生的領導人才。曾有兩位同盟會的老先生告訴我，國父孫總理很會說笑話，有一次在上海，大家坐下來談天，他問大家能夠做些什麼？大家說了後，回過來問他。總理說，我想了半天，除了當領導以外，一無所能。這個話聽來蠻妙的，實際上是老實話。大家仔細一想，總理這句話絕對是對的，他就是天生的領袖人才，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相反的，有些人就是天生聽命於人的，能成為非常好的幹部。這種人如果去做領導人，下命令，一定做不好。碰到這樣的人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另外，我還有一個體會，天下的事業，都是渾小子闖出來的。到年紀大懂得多了，經驗豐富，別說去創業，趕公共汽車都怕被汽車碾了。懂是懂得多，可什麼都做不成。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也是一句名言，不必去另外圈點了。
社會動亂之源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孔子說“好勇”，動不動愛打架，衝動。以國家而言，如過去有許多軍閥好戰，那是好勇。“疾貧”，討厭貧窮，受不了貧窮的苦。這兩點就是社會動亂的根源。也可以連起來說，一個社會到了貧窮的時候，人就不要命，好勇了，是亂源。以社會的觀點來看歷史，一個時代好動亂，一定是在社會貧窮、經濟衰落的時候，這就是所謂的“饑寒起盜心”。“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社會教育沒落，道德衰微，所有的人，心中沒有愛人的心，大家自私，對失敗、失足的人沒有同情心，不能包容，這是社會的大病態，時積日久，時代就亂了。如果研究社會、政治演變的歷史，都逃不出孔子這兩句話的範圍。一個普通人，要叫他只顧精神的修養，不受物質上貧困的影響，發揮出堅強崇高的人格，這是做不到的。可以如此要求少數人，不能要求一般的人。所以一到了整個社會貧窮，再加上教育的堤防崩潰，動輒好勇，這樣的社會，非變亂不可。到了“人而不仁”，以殺人、以消滅別人為樂，這就是社會很深的病態了。有時以政治、宗教、社會、哲學的觀點來看，好殺人的人，是一種心理變態。如研究軍事思想史時，同時也要研究許多人性。如在現代史料中，有許多人研究希特勒，他就有性心理變態，這些都是亂源。
知人於微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上面講了許多孔門教育的大原則。這裡提出來，孔子對於個人教育的觀點。也是銜接上文之“疾之已甚”的註解。
已好幾次提過才、德、學三者都周全具備的人並不多。以前政治上有個大秘密，歷史上聰明的帝王，喜歡用貪而能者。即使明知其品德不大好而才高的，派出來做官，有時還睜隻眼閉只眼，上面不大管，但這種人真能替國家社會做好事。有的人非常廉潔，品格非常好，學問也好，可是笨得要死，不能做事。那就派到翰林院去，地位高高的，可是搞了半天，在那裡喝西北風。再舉一個例子：宋太祖趙匡胤平定天下，當了皇帝以後，有一個年輕時的同學趙普，他自己說沒有讀過多少書，後來當了宰相，自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他抽屜裡放的也是《論語》，有政治問題解決不了，就翻翻《論語》，好像現在信宗教的人查經一樣。
宋太祖喜歡晚上穿了便衣到大臣的家中走走，因為以前與趙普的家人都認識，所以尤其喜歡到他家中。有一個冬天下大雪的晚上，趙普夫妻倆以為這樣冷的天氣，大概皇帝不會來，不料後來有人敲門，皇帝還是來了。這一下可把趙普夫婦嚇壞了，因為當時南方還沒有平定，當天下午進貢送來一批東西，他還沒有向上報，趕快跪下來接駕，奏明原因。宋太祖安慰他說沒有關係，公事明天早上再說。他仍在客廳轉來轉去。突然看見貢品中有一個大瓶子，上面寫好送趙普的，宋太祖大感希奇，打開來看看，連趙普在內誰也沒料到裡面都是瓜子金。趙普夫婦嚇死了，立刻又跪下來奏明實在還沒有仔細看過，並不知道是黃金。宋太祖說：“你身為一個宰相，別人不知道，以為天下事決定在你書生之手。外邦既要送你這麼一點東西，算得了什麼？你收了，照收不誤！”不論宋太祖的動機是什麼，都是了不起的。但另外一個人曹彬，原來與趙匡胤是同僚，也是好朋友，他是五代時周朝的外戚。趙匡胤常常約他去喝酒，他卻堅持不肯，始終中立不倚，守住崗位。後來趙匡胤當了皇帝，認為他人品好，和趙普一樣重用。有人在趙匡胤面前打這人的小報告都打不進去，這就是趙匡胤識人於微的地方。
這些故事，就是說才德俱全的人，就是國家的大臣，是社會上了不起的人物。現在孔子也是說到才與德不能相配合的問題。中國文化經過周公整理集中起來，孔子不過繼承他的道統。周公從事政治，做國家的首相，有名的“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就是他的典故。洗一次頭，三次握起頭發來；吃一餐飯，三次把飯吐出來，去接見客人，處理公事。一國的首相，內政、外交都要他辦，所有來見他的人，又從不拒絕，是如此的忙。不只是忙，他對於下面的人，所有的事務，如此盡心，如此好的態度，這就是周公的才能與美德。如果真具有周公的才能與美德，但驕傲看不起人，慳吝得連同情包容都不肯付出，又捨不得花錢，捨不得幫忙別人，勉勵別人，捨不得給人家一紙獎狀的話，那也免談了，他做出來的成績，一定沒有什麼可看的了。這也就是說，一個人有了才能而且很努力，還要修養弘毅的胸襟，深厚的美德，要不驕不吝。不驕傲就是謙虛，不慳吝就是同情、包容和氣魄。
求學的目的為什麼
下面開始是第二篇的呼應，也就是為政之道的發揮，與學問修養達到外用的一個重點。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谷，不易得也。
這是當時孔子的感歎。一般人跟他求學的目的，不是為了本身學問，而是為了職業。跟著他求學三年，所為的只是“谷”，也就是“俸祿”。俸和祿是兩回事，前面“子張學干祿”中也曾講過，“俸”是薪俸，就是現在的薪水，以官位的高低，發給相當的代價；“祿”，則等於現在的實物配給，不過制度不同。如前清，一個學生“十年寒窗無人問”，為什麼要苦苦急於考取功名？中秀才是第一步最起碼的功名，考中了就有祿，得到實物配給，可以維持生活。這是功名的方面，不問官位。假使有功名再去做官，“俸”與“祿”加起來，數字就相當可觀了。孔子當時這個“谷”字就代表了功名和利祿。他說來我這裡求學的學生，目的都在找職業，假使求學三年而目的不在找職業，為學問而學問的人，實在是太難得了。孔子距現在兩千多年，可見古今中外，求學的目的，都為了待遇，講好聽一點，為了前程。
提到教育問題，感慨很多，很多人說現在的教育成了問題。我說中國的教育，三千年來都是問題，也可以說世界上人類的教育問題，本來就存在。為什麼呢？三千年來的觀念都是重男輕女，為什麼重男輕女？男孩將來長大可以光耀門楣，光宗耀祖，因此就望子成龍。而古代望子成龍最好的出路是讀書，古人於是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是我們幾千年來的傳統。當然現在不同了，這副對聯要改作：“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低。”這是我個人觀察現代化社會的感受。過去“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為所有職業，以做官這個職業最好。“十年窗下無人問，一旦成名天下知。”讀書可以做官，做官可以發財，一連串來的，幾千年都是這個觀念。包括我們大家在內，當年在家開始讀書，有沒有這種觀念作祟？在我個人反省，不能說沒有。如果嚴格講學問的道理，有了這種觀念的成分，就很不純潔了。到現在，因為西方文化一來，教育制度變了，教育的精神、方法都在變，變了以後如何？看了幾十年的情形，據我瞭解，與以前並沒有兩樣，不過換了一個名稱。“生活即教育”，教育就是為了生活，這和我們所講過去的觀念，沒有兩樣。
所以現在大專聯考選科系，最好考上醫科，將來當醫生，不求人。因此教育的目的一直是為了生活，由生活的觀念一變，就是為了賺錢。除此以外，說是自己真正為了學問而學問，為了求真理而求學問的，實在很少。並不是每個時代絕對沒有這種人，而是太少，這種人往往能影響整個時代的，東西方都是如此。試看每個時代的動亂，他真正的原動力是思想。而改變時代思想的人，往往當時默默無聞，乃至窮死、餓死，可是後來他的思想卻影響了整個時代。例如因滿清入關而引發的民族觀念，是受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李二曲幾個人的思想所影響。一直發展下來，也就形成了現代的民族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影響本世紀最大的馬克思，還不是窮死餓死的。當時他也沒想到自己的思想，竟會擾亂了整個世界。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出思想問題的嚴重性了。像孔子也是一個例子，在生時那麼可憐，死後影響千秋萬代，沒有空間的範圍，也沒有時間的界限，這就是真正的學問。可是一個讀書人開始唸書時，說是立志為這種學問而學問的，那就太少了。孔子當年已有這個感歎，更何況現在？我們要瞭解思想的道理，就要從這個角度去體會、去研究。
入山唯恐不深的隱士
下一節孔子接著講學問的道理與個人的修養。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這個觀念要配合《禮記》的《學記》和《儒行》兩篇書來研究。《學記》就是講學問的目的是什麼，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儒行》是說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怎樣訓練自己，成為自己的人格。人有很多種型態，形成各種不同的“人格”，並不要求各個一律。可是哪一種個性，適合哪一種學問，要怎樣培養自己，都有一個標準。
現在孔子所講的這一節，也等於《禮記》中《學記》和《儒行》兩篇所講的個人問題。“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就是一個思想、一個信仰的問題。服從真理，要絕對篤信，還要好學。真理是不變的，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不受區域環境的影響，也不受物質環境的影響。所謂“守死善道”就是守住這個信仰、這個主義，“善道”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思想原則。下面說到個人有了守死善道的抱負，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這並不是滑頭，而是保持文化的精神。危亂的時候，要有出世的修養，危險的地方不要去，因為這個地方的思想一定有問題，最好不去。動亂中的社會，不可以停留。“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這兩句話是中國人的隱士思想。說到這裡，有個值得討論的大問題。
中國的歷史文化，素來認為儒家、道家是分途的，絕對不能合流。道家多半趨向於當隱士。說到隱士，問題就大得很。假使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就會感覺到一件事很古怪：學問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隱了，不願出名，乃至於最後隱姓埋名，連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我們都知道張良的老師是黃石公，而黃石公只是一個代號，究竟是誰？沒有人知道。因為他連姓名都不要了，對名利更看得毫無道理。可是這一類隱士思想，在中國古代，自上古以來，一直存在。這是道家走的路子。孔孟以後的儒家，則絕對反對隱士思想，而講究用世之道，所謂學以致用。學問那麼好，對社會國家要有貢獻，認為退下來做隱士是不對的，這是後世的儒家思想。而後世儒家這種思想的依據，多半是提出孔孟的思想來反對隱士。事實上最能影響歷代政治的，是隱士的思想。如果以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來說，中國的隱士思想有點像所謂“不同意”的主張，但並不是“不合作”，“不合作”又是另外一個觀念。西方文化現在還保留這一思想形態，如民主社會的投票，不投同意票，也沒有投反對票，可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先保持自己的立場，這還只是勉強的比喻，可是中國歷代政治受隱士思想影響非常巨大。
歷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漢高祖時代的商山四皓。所謂皓是頭髮都白了的老頭子。從秦始皇時候就當隱士不出來的四個老頭子，學問很好，名氣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來。到了漢高祖的時候，年紀很大，鬚髮都白了，被尊為四老。漢高祖當了皇帝，請他們出來，他們認為漢高祖不會禮賢下士。因為漢高祖好謾罵，喜歡開口說粗話，他還沒有得天下以前，對跟著他的那些知識分子，看見他們就討厭，把人家的博士帽子拿來當便器。陸賈勸他要尊重讀書人，他說：“乃翁天下馬上得之。”照現代的白話：“老子的天下是打來的，你們囉嗦什麼？”後來天下太平了，知識分子出來替他擺佈了一下，他才尊重讀書人。這也是陸賈告訴他：“乃翁天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的善意結果。漢高祖是絕頂聰明的，他問該怎麼辦？告訴他要建立制度等。制度建立以後，第一次上朝，他坐在上面當皇帝，這個味道很好，這時才認為讀書人有道理。於是禮請商山四皓出山，他們不答應。後來他要立太子傳位時，宮廷中發生了一個大問題，漢高祖幾乎要把呂後所生的孝惠帝——當時的太子——廢掉，改立他所喜歡的戚姬所生的兒子——如意為太子。
呂後問計於張良。張良就告訴呂後，只要孝惠帝——當時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請來，漢高祖就不敢廢太子了。呂後果然教孝惠帝以卑辭厚禮把商山四皓請來為上賓。漢高祖見到這情形，就告訴戚姬，太子黨羽已成，連自己請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請來了，改立如意為太子的事免談了。這就看到政體問題、社會的思想問題，為什麼學說思想對政治發生如此的影響，同時也說明了隱士的重要。
隱士們後來到魏晉被稱為高士。有一本書名《高士傳》。高士即高尚之士，學問很好，才幹也高，也許出來可為治國的大才，可是一輩子絕不出來做事。當然，不出來也有好處，否則出來萬一做不好，這一輩子英名也沒有了。越不出來越高，有人一輩子做“高士”。到了宋朝則稱“處士”。當然，有的處士是怕考試考不取，故意當處士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貴，因此名氣越來越大。有時候皇帝特別起用，不經考試還可以做做官。當然真的處士還是有，宋代有這樣一位處士名叫楊璞，宋真宗請他，他不出來，後來硬是下命令給地方官，用各種方法，軟硬兼施逼他出來了。到了京師，真宗對他很客氣。問他說，先生一路來，一定有很多人送行，其中有好的詩吧！他說只有我的老伴送了我一首詩。真宗說，夫人的詩一定很好。於是要他念出那首詩：“更勿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宮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聽了哈哈大笑，留他在京裡玩了幾天，就送他回去。他和同時的種放一樣，都是真正的處士，硬不想出來。
另外像唐朝武則天時的盧藏用，因終南山地近京師，倡言隱居，結果被徵召入朝為官，這又是處士的另一種手段了。所以後來成語所說的“終南捷徑”就是指這麼回事。陸放翁曾有一首是批評也是稱揚隱士的詩：“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
後世儒家認為這些“不同意”主義的隱士、高士、處士們，很可惡，不應該。而認為有學問的人們應該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為什麼一輩子作學問不肯出來？他們就說孔子是罵隱士的。在後面的《論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碰到好幾個當時的隱士，都挨了罵。那麼孔子挨了罵後怎麼講呢？下論中就講了很多。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後世的儒家就引用這句話，解釋為孔子不同意這些人，罵他們是鳥獸。這個話解釋錯了。實際上孔子的思想，對隱士非常崇敬。所不同的是孔子的聖人胸懷，對於社會國家，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雖然知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了多少算多少。孔子所以為聖，就在這裡。明知道這個人救不起來，我盡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這是孔子之聖。隱士們的道家思想，則救不起來就不救。這是中國思想的兩大主流。道家對時代思想的潮流，視之如山洪的暴發，擋是擋不住的，一定要去擋就是傻子，必定被沖走。如要挽救的話，就估計山洪的力量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處的下游，稍稍一引導，就引進了河川渠圳。儒家的思想則不然，對於時代的趨勢，也視如山洪暴發，擋是擋不住，但是要跟著這股山洪旁邊跑，在沿途看到洪流中的人，救一個算一個，一直到某一有利的形勢，將洪水導入河川渠圳。這兩種思想都對。孔子認為道家走隱士路線，站到下游去等待也沒錯。所以他講“鳥獸不可與同群”，這句話仔細一研究，孔子是贊成的，並不是反對。鳥類是高飛的，要高飛的就高飛去吧！野獸是生活在山林裡的，自然就在山林過他們的生活。而我是人，既不能高飛，也不想入山林，我就做點人世間的事情吧！
秀才未必知天下事
說了半天，就是解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可見孔子還是贊成隱士思想。他說如果真有救人救世的本事，而當前的機會不屬於我的，你也沒辦法去救，那麼先要保護自己，充實自己。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但在下面“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是進一步告訴我們，如果社會漸漸上了軌道，有才能的應該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倘仍無法貢獻，還處在貧賤中，那就是身為知識分子讀書人的恥辱。如果在一個動亂，不上軌道的社會中，安享富貴，或是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不正當的途逕取來的，這也是不對的，可恥的。
跟著這幾句，便又說出真當“隱士”的客觀態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這句話問題又來了。
一個知識分子，如果不是身居官職，最好不要隨便談論批評政事。真當隱士的更須要有如此的胸襟。這幾句話，我們要常注意。現在順便告訴大家一些有趣的經驗。我不是學者文人，但常與學者文人接觸。學者文人最喜歡談政治，而且他們對現實的政治，幾乎沒有滿意過的，尤其學自然科學的學者，更喜歡談政治。我的結論是越外行的越喜歡談內行話。不知大家的經驗如何？
據我所知，文人更喜歡談戰爭，開口就是應該打。他們可不知道打仗的難處，自己又沒有打過仗，也不知道怎麼打。等於有人在街上看到別人打架，自己在旁邊吆喝著大聲喊打，可是叫他自己來，只要一揚拳頭，他就先跑了。這就是歷代文人的談戰爭。知識分子喜歡談軍事、談政治，大多數絕對外行。所以我常引用孔子這句話對他們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們答道：“這有什麼難？”我說：“你我知不知道基辛格此時此刻看的什麼公文？說的什麼話？你我所知道的情報、資料，都是從報上看來的，並不是第一手資料，可靠性大有問題。就算是可靠的，在報紙上發表出來的，還是有限，不知道還有多少不能發表的，而且和此刻的現況，又相隔很遙遠了。像這樣如何可以去談政治？而且政治絕對要靠經驗，不是光憑理論的。你說某某不行，你自己來試試看，毫無經驗的話，不到三個月就完了。”所以孔子說的這句話非常有道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在那個位置上，不能真知道它的內容。以很具體的事實來說，榮民總醫院某手術室，此時在為某一病人的某一病開刀，你我能知道嗎？即使自己親人進手術室接受治療，而我們被關在門外，他在裡面危險到什麼程度，我們不知道，只隔薄薄的一扇門就不知道。所以“謀其政”不是想像中的簡單，要在那個位置上才能執其政、謀其政。
很不幸的，孔子的這句話常常被人用來做滑頭話，作推托詞。甚至，有些人看見別人用這句話作擋箭牌，都誤認為是跟孔子學滑頭。所以打倒孔家店的人，也把這句話列為“罪狀”之一，把罪過弄到孔子身上了。事實上這句話是告訴我們，學以致用，真正的學問，要和作人做事配合。他也是告誡學生們，對一件事，有一點還不瞭解，還無法判斷時，不要隨便下斷語，不要隨便批評，因為真正瞭解內情，太不容易了。
文化復興運動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這是講到文化的重整，等於我們現在講文化的復興。孔子周遊列國以後，回到魯國，開始整理文化。因為時代的盛衰演變中，文化永遠是走在最前面，周代王朝的衰亂已經很嚴重了，所以孔子急於從事文化的復興來力挽狂瀾。他先從禮樂入手，《詩經》也可以說是樂的一種。《關雎》為詩經的第一篇，“關雎之亂”的“亂”字，古代和現代的意義有所不同，千萬注意。古代這個“亂”字含有“亂”的反面意義在內，就是“治”的意思——秦漢以上的書，會這樣用，唐以後大多都不會這樣用。比如“毒”字，在秦漢以前，有治療、痊癒的意思，譬如有人砍了我們一刀，是傷害；而我們手上或腳上生了瘡，醫生鋸下我們一條手臂或一條腿，就不算傷害，反要感謝他的治療，就是這個道理。因為古代文字少的時候，就有許多字義是借用的。
“師摯之始”，師摯是當時管理魯國文化的大樂師——不是樂隊的大樂師，勉強說，相當於文化局長，但不只是一個做官的，他本身是個專才。孔子這裡說，魯國文化經過整理，新舊文化交流以後，非常悠美。可是跟著而來的，下面孔子又講到文化思想，又提出他的感歎了。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願，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孔子感歎當時的社會，一般人的思想與個人的修養，犯了三個大毛病。這三個大毛病，不止是孔子當時的社會如此，在我們看來，每個時代，每個社會都有，尤其現在看來，格外同意孔子的這三句話。許多人“狂而不直”，“狂”本來不是壞事，孔子也欣賞狂狷之士，雖然還不夠標準，但是不可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成為君子，都成為聖人。因此退而求其次，至少是狂、是狷，還有可取之處。“狂”就是豪邁慷慨，心地坦然，交朋友，不對就是不對，說了他，他並不恨你，這類的典型為狂。“狷”，毫不苟取，不義之財一點都不要，不合理的事情絕不做，很保守，個性獨立而很有道德修養為狷。孔子認為假使沒有君子之人，那麼狂與狷這兩種也不錯。
有一個朋友，在大陸曾當過省府委員、廳長一類的職務，他狷介得使人有點怕他。就如我和他坐公共汽車，我替他付了一張公車票，他一定要想辦法下一次替我付回一張。這種人非常可愛，一毫不苟取，一毫不苟與。還有一個朋友，抗戰時在某單位工作的廖先生，學問好，道德也好，我非常敬重他。一九四九、五○年，我到了台北，有一次和他約會，他坐汽車到衡陽街和我見了面以後，就下車，和我坐一輛三輪車走。照他的習慣是走路的，坐三輪車還是依我的習慣。所以換車，是因為他到衡陽街是公事，和我見面後的活動是私事，就把公家的汽車放回去。他這種不苟取不苟與的精神，我非常佩服。勝利以後，他奉命到上海接觸金融界，很多金融界的巨頭都在座，而他穿一套舊中山裝，像個鄉巴佬一樣到場，人家都不認識他。他晚年信佛，住在觀音山的戴公祠。廖先生臨死的時候，好像預先知道，早幾天就約一些好朋友當天去吃飯。飯後洗好澡，穿好衣服，邀朋友們一起和他念佛。念著念著他不念了，不動了，就這樣去了。這是很妙的。這位朋友，的確做到了狷介，做官幾十年，就如此清白。像廖先生臨死時的從容自在，真可算“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一點沒有牽掛，很坦然，而且早一個星期就知道。所以道德修養與生死來去，都有關係。“狂而不直”，有許多人狂，豪邁得很。但是假狂的人很多，內心不正直，歪曲心腸，這是一個大毛病。
“侗而不願”，看起來笨笨的，好像是很厚道的樣子，但一個人貌似忠厚，而心裡鬼主意蠻多，並不是真正的厚道。“倥倥而不信”，有許多人自己是空空洞洞的，卻不相信人家，也不相信自己，只是空空洞洞，莫名其妙的作一輩子人。“吾不知之矣”，孔子說有這三種人，我不知道這個社會將變成什麼樣子。這三句話，也就是孔子當時看時代在變亂中，多半是這一類的人：狂而不能直，老實相而內心並不厚道；再加上非常淺薄，淺薄到沒有內容，還不相信別人，也不相信自己，又不好好求學。因此孔子很感歎。事實上一個亂離的社會，這都是必然的現象。我們今天處於這個時代，看到一些人物，也有孔子同樣的感歎：“吾不知之矣！”這句話很幽默，意思是說實在不知道這部歷史將變成什麼樣子。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這是以正面言論結束上面的話。孔子說真正為學問而學問，永遠覺得自己還不充實，還要改進。這句話後來演變成曾國藩他們經常引用的：“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學問有個很簡單的原則，停留下來，就是在時代潮流中退下去了。所以不是進步，就是退步，沒有停留在中間的。這個觀念就是從孔子這句話來的。“學如不及”，求學問要隨時感覺到不充實。以這樣努力的精神，還怕原有的學問修養會退失。如果沒有這樣的心情，懂了一點就心滿意足，結果就是退步。大家要特別注意。尤其中年以上的朋友，對這句話更須要反省。有時我們看到許多中年以上的朋友，學問事業成就了，往往自認為什麼都對了。事實上如不再加努力，就要落伍被淘汰了。思想也好，學識也好，一切都要被時代所淘汰。假如有所成就，而始終好學不倦，這才叫學問，才不會被淘汰。我看到幾位中年朋友，的確是值得佩服。家裡藏書非常多。他們的年齡，都快到六十歲了，每天公事非常忙，夜間讀書每每到兩三點鐘才睡。因此他們的學識、能力，不斷在進步。所以這一點習慣一定要養成。依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讀書的習慣養成了，要無書不讀，甚至壞的一面也要懂，懂了不跟他走，那才是真本事。
三代之治
孔子說了孔門學問中個人的修養，和作人做事的大原則以後，接著是評論中國歷史哲學的一個標準。儒家在歷史上特別推崇堯、舜、禹三代。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乎”三個字，大家都知道是崇高、偉大的意思，用白話可以寫到幾十個字的句子，古人三個字就形容出來了，甚而可以只用一個“巍”字，就表達出來了。這不去管他。孔子說堯傳位給舜、舜傳位給禹，這三代是著名的“公天下”。這種帝王位置的傳替叫做“禪讓”，禹以後變成“家天下”，但並不是禹的本意，因為禹所傳的人，沒有找對，後來才又找到禹的兒子繼承下來，這才變成家天下。大家要研究“公天下”的道理，千萬要注意前面提到的《伯夷列傳》。這篇書很難讀的，這篇書懂了，對於中國的歷史哲學大概也就懂了。這樣才能瞭解司馬遷對於歷史哲學和人生哲學的觀點。
說到司馬遷的文章，也可以說有一點壞道。何謂“壞道”？世界上罵人文章寫得最好的，是司馬遷；批評文章寫得最好的，也是司馬遷。好在字面上看不出來在罵人，也看不出來在批評人。他寫了《史記》以後，在一封給朋友的回信《報任少卿書》中，就說寫了這部《史記》“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我們幼年讀書，只知道司馬遷的文章寫得很美。把整篇文章一讀，覺得司馬遷牢騷大了，都在罵人，牛也吹大了。他說周公彙集了中國文化，到孔子是五百年。孔子整理、發揮了中國文化以後，到他司馬遷時，中間又是五百年。於是由他來寫《史記》。他的意思就是說，這一千多年以來，除了周公、孔子和他司馬遷以外，其他的人都沒有思想。他認為自己寫了《史記》，沒有人看得懂，只好“藏之名山”，等到將來有人看得懂的時候，再“傳之其人”。
他在《伯夷列傳》中，對於“公天下”的歷史哲學道理，在第一節中就說得很有條理。他的意思說，不要以為古代“公天下”的“禪讓”是那麼簡單的。他說堯年紀大了，要找一個繼承人，找到了舜。舜是一個大孝子，堯才把他找來，並沒有立即讓舜當皇帝，要他從基層工作做起，各方面的事情都做，給他經歷，訓練他，一直經歷了幾十年，然後才把國家政權交給他。所以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上說“傳天下若斯之難也！”這句話表面上看，只是普通的感慨，毫不相干的字眼。但透過這些字眼，才會知道思想的背景。他就是告訴我們，一個替國家做事的人，要有豐富的行政經驗，加上道德才能，經過考察又考察，認為可以傳位才把帝位交給他。這表示傳天下並不簡單，而是非常困難的。舜找禹更慎重了，當時禹的父親鯀負責治水，沒有辦好，犯罪被殺掉了。舜再用他的兒子禹來治水，大禹治水是歷史上有名的故事，胼手胝足，自己下去做工，九年在外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九年中在外工作，三次經過自己家門口，都沒有時間回去，（也有人唱反調，寫反面文章，說這是故意假裝給人看，目的想當皇帝。事實上也可以說作此批評的，沒有行政經驗，一個真有責任心的人，實在會忙得沒有時間回家。）然後也是做了幾十年，舜才把帝位交給禹。這是《伯夷列傳》講到歷史哲學，然後講到人生，敘述伯夷、叔齊放著皇帝不當，當隱士去，兩個人逃了。為什麼從堯舜禹三代的禪讓，說到伯夷叔齊的不當皇帝？為什麼有人皇帝不當，有人想當皇帝當不到？他沒有點明，這篇文章很難懂吧！這就是人生觀點，等於所謂“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所以這篇《伯夷列傳》，上面是說傳位之難，下面則說有人可當皇帝還推掉不想當，可是他沒有說明，要讀者自己去體會。現在我們不講這篇文章，到此打住。
司馬遷是非常推崇孔子的。在孔子的觀念中，堯舜禹三代，統治天下，為全國的皇帝，“而不與焉”。心裡沒有覺得當皇帝可貴，而看得很平淡，真正做到只是服務，並不覺得權勢可貴，因此這是真正的偉大，真正的崇高。
他接下來便說到帝堯。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堯以前的歷史，因為沒有文獻，沒有資料的記載。所以孔子講歷史，姑且把他切斷，從堯開始。我們現在研究歷史，堯以前為遠古史，只好從甲骨文及古物的發掘來研究。孔子敘述歷史，自堯開始。他說偉大的堯，他的道德成就有如天一樣崇高偉大，天的偉大不是說天的空間大，這個天不是物理世界的天，上古“天”字是一個抽像的代名詞。天的偉大在於天生萬物於人，而自己既不表功，也不要求回報，更沒有要求大家感謝，自然的，生就生了。道家的思想，教我們人類的胸襟，要傚法天地，只有付出，沒有收回。儒家也有這種思想，所以說堯與天一樣偉大。
講到這裡，又涉及人生哲學及思想背景的問題了。中國儒道兩家，都曉得天的偉大，教我們傚法天地，這是正面的看法。但有人從反面看，最著名的是張獻忠的七殺碑：“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一連七個殺字。這也是他的人生哲學，我們可稱它為張獻忠的哲學。有些人的哲學思想很難解說，張獻忠的哲學，從反面來看也有他的道理，但研究以後，最後正面的道理還是會顯示出來，這是說到“天”字的引申。
孔子說天的偉大，唯有堯傚法。古文中的“則”字，觀念上就是法則，單用這個字作動詞，解釋起來就是傚法的意思。孔子說堯的政治胸襟、政治氣度，是傚法天一樣的偉大，只有付出，佈施於大眾，不期望收回一點。“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像海水一樣波瀾壯闊，浩瀚無邊。他的偉大是無法以言辭形容的。“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孔子說堯最偉大的成就，最偉大的光輝，是替中華民族開啟了文化的傳統。這一節是孔子評論上古歷史哲學的觀念，非常推崇這三代。
民主乎？專制乎？
從這一點研究孔子思想，以現代觀念來說，孔子非常主張民主。為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庸》是他的孫子子思著的，《大學》是曾子著的。孔子的學問傳給曾子，曾子著《大學》，我已經說過。現在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許多人以為《大學》、《中庸》就是孔子思想。在學術的立場，嚴格地說，這觀念是不對的。只能說《大學》、《中庸》是承襲孔子的傳統思想。
子思的《中庸》與《大學》的觀念有差別，《大學》的觀念與《論語》中的孔子思想又有差別，這是要注意的。
為什麼談到《中庸》？《中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著的。子思是跟著曾子學的，曾子是跟孔子學的，前後三代。子思在《中庸》裡說到孔子文化思想的根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推崇的是堯舜，所以我們現在研究孔子，可以從他的孫子子思來取得旁征。近代有些人批評孔子是為後世帝王幫腔的，這是不對的，其實孔子處處在推崇堯舜的“公天下”。而“公天下”以現在的觀念而言，絕對是民主的，但是這個話也有問題。有些美國學者來討論中國文化，我常常告訴他們要注意，一個政治學、一個軍事學都是無法作結論的。古今中外的政治無論帝王政治、民主政治、專制政治、各種各樣的政治，都被人類在這個世界上玩過。究竟是哪一個政治體制好？哪一個政治體制絕對的對？誰敢下這個結論？當然有人下，那就是書生——書獃子。在理論上亂下結論可以，在事實上無法下結論。我說，你們現代西方文化的民主，都以美國式民主作代表，與法國式、德國式的又不同。依我的看法，你們現在美國式的民主，是真正的專制，是資本家在專制，是假民主，真專制。但如果真懂了中國過去的帝王制度——先不必談秦漢以前，就說秦漢以後的帝王，真正好的皇帝是很難當的，如唐太宗、宋太祖這些好的皇帝真難當，常常在御前開會時，遇到一些公正的宰相，把皇帝的命令擋回去，或是“留中不發”，還有些大臣“面折廷諍”，當面跟皇帝頂起來，因為他希望自己對歷史有交代。我們在歷史記載上常常看到這樣的大臣或御史，明日準備上朝廷諍，先一夜在家裡安排好後事，棺材都買好，告訴家人屆時如不回來，就去收屍，寧可犧牲生命，也要對歷史負責。皇帝碰到這樣的大臣，也只好依他們的意見。所以我說真正研究中國過去的專制政治，是假專制，真民主。
這裡孔子更表達出這個道理來了。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這是孔子就歷史哲學，對人事的評論，這中間我們要特別注意。
前幾段提到孔子對於三代的推崇、讚歎。這裡提出來，舜為什麼為中國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為他有優秀的幹部。領袖固然重要，幹部更重要。換言之，幹部難得，領袖也難當。舜當時平定天下，留萬古美名，靠他有禹、稷、契、皋陶、伯益五個好幹部，天下就大治了。我們要特別注意，僅僅五個人就可以把天下治好。我們研究歷史，可以發現無論古今中外，任何一代，真正平定天下的，不過是幾個人而已。漢高祖靠手裡的三傑，張良、蕭何、陳平而已。韓信還只是戰將，不算在內。當然漢高祖也能幹，很懂得採納意見。漢光武中興所謂雲台二十八將，還不是中心人物，真正中心人物也不過幾個人。外國歷史，意大利復興三傑，也只三個人。每一個時代的治亂，最高思想的決策，幾個人而已。豈止是國家大事，據我個人的經驗所見，所體會的，不說大的，說小的，大公司的老闆，我認識的也蠻多，曾看到他窮的時候，也看到他現在的發達，如舊小說上所說的“眼看他起高樓”的，也不過兩三個人替他動腦筋，鬼搞鬼搞就搞起來了，不到十幾年，擁有千萬財產的都有；個人事業也是如此。所以人生難得是知己。個人事業也好，國家大事也好，連一兩個知己好友都沒有，就免談了。如果兩夫婦意見還不和的更困難了。所以孔子這個話是有深意的。《易經》上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兩個人志同道合，心性完全一致，真正的同志，這股精神力量可以無堅不摧。周武王也說，他起來革命，打垮了紂王，平定天下，當時真正的好幹部只有十個人，而這十個人當中，一個是好太太，男的只有九個。孔子說“才難”，真是人才難得。
這裡孔子對學生說，你們注意啊！人才是這樣難得，從歷史上舜與武王的事例看，可不就是嗎？“唐虞之際”，堯舜禹三代以下一直到周朝，這千把年的歷史，“於斯為盛”，到周朝開國的時候，是人才鼎盛的時期，也只有八九個人而已。周朝連續八百年的治權，文化優秀，一切文化建設鼎盛。但是也只有十個人把這個文化的根基打下來，而這十個人當中，還有一個女人，男人只有九人。但在周武王的前期，整個的天下，三分有其二，佔了一半以上，還不輕易談革命，仍然執諸侯之禮，這是真正的政治道德。
這個歷史哲學，孔子講的是“才難”。我們知道清代乾隆以後，嘉慶年間有個怪人龔定庵。今天我們講中國思想，近一百多年來，受他的影響很大，康有為、梁啟超等等，都受了他的影響。他才氣非常高，文章也非常好，而且那個時候他留意了國防。外蒙古、滿洲邊疆，他都去了，而且他認為中國問題的發生，都是邊疆問題。事實上邊疆有漏洞，西北陸上有俄國，東面隔海有日本，將來一定出大問題。他也狂得很，作了一篇文章，也講“才難”。當時他說天下將要大亂，因為沒有人才，他在文章中罵得很厲害，他說“朝無才相、巷無才偷、澤無才盜。”連有才的小人都沒有了，所以他感歎這個時代人才完了，過不了多少年，天下要大亂了，果然不出半個世紀，洪秀全出來造反，緊接著，內憂外患接連而來，被他說中了。這就是說興衰治亂之機，社會安寧的重心在人才。
不過龔定庵是怪人，不足以提倡。他怪，出個兒子更怪，他兒子後來別號叫龔半倫，在五倫裡不認父親。他更狂，讀父親的文章時，把他父親龔定庵的神主牌放在一邊，手裡拿一支棒子，讀到他認為不對的地方，就敲打一下神主牌，斥道：“你又錯了！”這就是龔半倫，人倫逆子中的怪物。
前面一節我們提過，孔子的文化思想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所謂祖述的祖，就是自古相承的一貫傳統，孔子是承繼堯、舜、禹這個一貫的思想。憲章的內涵包括禮法、政治制度、社會禮儀、文化精神等等。中國文化中的這些憲章精神都由文王、武王時代確立了牢固的基礎。老實說，我們現在留下來的中國文化的真精神，都是周代文化的精神，也就是孔子所弘揚的儒家思想。前面從堯、舜而講到周代，現在最後的結論講到禹。
大禹和墨子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我們研究孔子全部思想，他一直是推崇大禹的。這裡“無閒”的“閒”，就是現代文字的“間”字。“無閒”就是沒有辦法可以挑剔，挑不出禹的缺點，“菲”是薄的意思，就是說禹自己的生活，非常清苦，自奉甚儉。關於“致孝乎鬼神”這一點，牽涉到中國文化裡的一個大問題。這裡的鬼神不是我們後世所講的鬼神。夏禹以後，中國文化裡的宗教氣氛非常濃厚，孔子、孟子也不例外。春秋戰國時候，諸子百家中，墨子對文化思想影響很大。他不但“尚賢”、“尚同”且“尚鬼”、“尚天”。
說到這裡，必須引申說明一下墨子的思想，因為他和這一節大禹的文化有連帶關係。墨子在孔子之後，他的思想對當時的影響非常大。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固然受了孔、孟思想很大的薰陶，但在無形中影響最大的，還有墨子的思想。因為墨子的思想，經過演變，後來和中國的俠義精神合流，又另開一個局面。就以我們中國文字中的仁義兩字來說，仁字在外文中有同義字。而俠義的義字，從墨子開始，特別強調，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在外文中，還沒有同義的字。為了朋友，守信重諾，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付出。曾子所謂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的思想，就與墨子思想相同。我們中國文化精神，受墨子這種思想的影響很大，普及於社會各階層。這是一個專題，在此只是提起大家注意而已。想研究中國思想史，更要特別注意墨子的思想。他思想中的“尚賢”，就是講賢人政治。“尚同”與“兼愛”，就是提倡和平、博愛的精神。墨子一生就這樣實行他的主義，“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地專門為別人效勞，乃至國際間的紛爭，由他出來，也就可以調停了。說句笑話，現代的基辛格還沒有資格跟他提皮包呢！歷史上記載，宋楚相爭，他一個人去調解，勸兩個國家不要打杖。楚國見他來了，知道辯不過他，於是請第一流的工程師，好比現在的原子專家——公輸班和他談判。墨子問他，你認為可以征服宋國，有什麼憑恃呢？公輸班搬出最新式的武器，墨子一一封死他，告訴公輸班，你所有的武器，我都有制服的方法，你如打別人，我就攻擊你。最後公輸班說，武器上我都不及你，但我最後一樣武器，你就沒有辦法。墨子說，我知道你現在想把我殺死，但是我告訴你，這沒有用。因為我的全部學問，在我的弟子中，已有很多人都會了，你殺了我一個墨子，還有千千萬萬墨子出來，最後你還是要失敗的。因此這場國際戰爭沒有打起來。墨子是不是這樣做呢？是這樣做的。他的弟子門人，在戰國時代，無形中形成一股力量，在很多國家裡，都有墨子的學生，他們的中堅領導分子稱為“鉅子”。所以中國特殊社會的組織，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有了。
有一個當時在秦國的“鉅子”，也就是墨家這個組織在秦國分支機構的負責人，在社會上很有聲望和地位，他只有一個獨子，犯了罪，依法一定要判死。但秦王一問，知道是位聞人的獨生子，所以下令特赦。這位鉅子就去看秦王，他除了致謝以外，表示國法可以特赦，但是“墨家”的家法不能容。後來這“鉅子”還是把自己的獨子處死，對秦王作國法的交代。可見墨子當時組織自己的學生是如此嚴密，而且為了社會上的公正，國法能赦，而墨家的家法卻不能容，真正做到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由這段歷史，就可見墨子的思想、組織、做法對後世影響的巨大。
《墨子》這本書是比較難讀的，他的理論，非但“尚天”，崇拜天，而且也尚鬼。這個“鬼”字，我們也曾就文字的構造上解說過，中國人所說的鬼，究竟是什麼東西，很難界說。所以畫家最好畫的對象是鬼，誰也沒有見過。所以怎麼畫都對，越難看就越對。殷商時尚鬼，宗教氣氛最濃厚。如研究中國信奉什麼宗教，沒有一定，樣樣都信。尤其現在還新興了“五教同源”，如紅卍字會等類團體，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五位教主，都請在上面排排坐。中華民族是喜歡平等的，認為每個教主都好，所以五位一起供奉。殷商的時候就“尚鬼”——重視鬼神。墨子是宋人的後裔，宋就是殷商的後裔，所以墨子的思想，繼承了宋國的傳統。孔子本來也是宋的後代，但孔子的祖先一直住在魯國，而魯是周人文化的後裔。我們要注意，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的文字沒有統一，交通沒有統一，各地方的思想不同，有如現在的世界形態，美國與法國，各有不同的文化。墨子的思想又尚天、又尚鬼。前些時，一位學生要以墨子思想作論文，他說墨子思想非常崇敬天，與天主教的教義有相同地方，但是我告訴他要注意，墨子思想也尚鬼，而天主教、基督教就不同了。翻開《墨子》來看，他把鬼的權力說得很大，也就是過去中國民族思想的共同信仰。人如做了壞事，鬼都來找的。好的鬼則可以保護人。所以我們講了幾千年中國文化，民間所流傳鬼會找壞人的觀念，並非孔子思想，乃是墨子思想的傳承。墨子這套思想的源流，是遠溯自夏禹的文化，我們真正研究起上古史的中國文化來，便很費事了。
中國近代六七十年文化思想是最亂的時代。民國初年到五四運動期間，用西方人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化，再加上日本人的觀念，把我們老祖宗的文化，貶得一塌糊塗，說什麼堯是香爐、舜是燭台、禹是大爬蟲，這是日本人誣蔑我們文化的鬼話。但過去我們有許多學者，居然相信這套鬼話，搬回來罵自己的文化，直到現在還在流傳，我們現代的學術界就這樣可憐！所以嚴格研究起來，中國歷史還有許多資料，為外國人所不承認。外國人不承認有他的道理，如果他把中國文化推崇得太高了，又把他自己的民族文化擺到什麼地方呢？可是我們中國的學者和留學生，跟著外國人拋棄自己的民族文化，乃至接受西方的觀念，也接受了某些偏激思想，這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事情。也就是先把自己的文化思想破壞了，才會走上這條路。仔細研究起來，這種現代文化的演變，是構成一個專論的重要課題，可以寫成一本大書。
我們現在說到禹，以我們中國文化自己的講法，在道家的觀念裡就多了。道家說禹的本事大得很，當時他畫符唸咒，役使鬼神，把黃河長江水利治好，把土地開發出來。究竟事實如何，便不得而知。這方面的傳說太過虛玄，太過神話了，所以一般人難以相信。不過我們現在不管這兩方面——禹是爬蟲或是能役使鬼神的神人，有一點要認識：中華民族奠定了農業社會的基礎，發展成就了後來幾千年以農立國的民族精神，是禹開始的。所以儘管是推崇堯舜，在堯舜時代，政治好到什麼樣子，我們暫不去管他。但那時的地理環境，還在洪水時代，沒有多少人口，這麼大的國家氾濫了洪水，只是一些高山露出了山峰。到了禹治水以後，農業基礎奠定了，文化才開始成長。所以孔子對禹是“吾無閒然矣”，沒有一點辦法可以挑他的毛病。可見孔子對他的推崇是多麼的偉大。他說禹自奉這樣節儉，又非常崇敬鬼神。當然由孔子這句話，可知禹王當時對於神秘的學問是如何的重視。“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我們知道大禹治水時候，沒有穿上禮服，完全和普通人一樣，穿得破破爛爛，一年到頭都在外面跑。但是他對政治的制度，國家的禮服，制定得美輪美奐。換句話說，我們的祖先，由穴居巢處，發明了衣服以後，還沒有規定什麼格式，到了禹王才制定格式。“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歷史上記載，禹雖為皇帝，他住的宮殿，還只是一個茅草棚，所謂“茅茨土階”，上面蓋的沒有瓦，只是一些草；前面的台階，當然沒有水泥，連石塊也沒有，只是用泥巴堆起來，“而盡力乎溝洫”，盡心盡力辦好水利。孔子對禹有這三個觀點，所以他說禹對於中國文化有這樣大的貢獻，實在無話可講，沒有一點可以批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