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講《子路第十三》篇，以連貫的觀念來看，這篇文章是對上論《為政》篇以後所作的發揮。就是說一個人學問的內在修養與外用，當然包括了過去所謂作官的學養，乃至作人與做事的道理。
先天下之憂而憂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這一節文字非常簡單。子路問從政的道理，孔子告訴他兩個觀念：一個是“先”，一個是“勞”。這兩個觀念，發揮起來蠻多。
所謂“先”，就是在“為政”的原則上作領導人，一切要為人之先。關於先，大家都讀過宋儒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其中有句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個“先”的觀念，即從《論語》這裡來的。中國政治哲學解釋“先”字，多半用老子的話“外其身而後身存”。為政作主管的，尤其是作戰帶兵的，都是這樣：自己站在前面，有艱難困苦與辛勞，我領先擔負了；利益方面也是先讓人家，自己不要，這是“外其身”，而實際上最後的成功還是自己，這是領導的“先之”的道理。
“勞之”，也是處事領導的原則。左丘明的《國語》一書中，有一篇敬姜論勞逸，敘述魯大夫公父文伯的母親——敬姜，對兒子的一番教訓，政治思想非常高。她說人必須要接受勞苦的磨練：“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婬，婬則忘善，忘善則噁心生。”一個人環境好，什麼都安逸，就非常容易墮落。民族、國家也是這樣。所謂“憂患興邦”，艱難困苦中的民族，往往是站得起來的。所以古代許多懂得為政的人，都善於運用“勞之”的原則，使得官吏、百姓沒有機會耽於逸樂。“勞”包括了勤勞、勞動、運動許多意義。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人在辛勞困苦的時候，對人生的體會較多，良善的心性容易發揮出來。不過這是好的一面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有把這個原則反用了的，就是不使人太過安逸，盡量使他勞苦，永遠不能安逸下來，沒有機會思想，也不敢思想，這就是用反的一面。所以同樣一個學問，正反兩面如何去用，在乎個人的道德。這個“勞”同時也包括自己。在個人修養中，一個領導人寧可有困難時自己先來，有勞苦的事自己先做；絕不能自己坐著享受，有困難都讓別人去。這樣永遠帶不好人，尤其帶部隊，打起仗來，就看得更明顯。
孔子說了這兩點，子路請益，要求老師多告訴他一點。孔子又說了一個“無倦”，這兩個字在文字表面上看起來就是不疲勞，一切要更努力；用現代語來說，就是責任的觀念要加重，自己沒有“懶得做”的感覺；從歷史上嚴格體會，做一個政治上成功的領導人的確是很苦的。如果恪守這種原則，即使是看公文這件工作，也令人覺得很苦。因為真正負起責任來，往往就沒有私生活，難免有時會厭倦。在前面也說到過，歷史上像周公那樣忙碌辛勞，“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的故事。周朝的政權，存亡絕續之際，維持八百年之久，可歸功於周公一手所建立的典制。而且我國文化集中整理成一系統性，也是由周公開始的。當時周公的身份、地位，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還不夠形容。實際上，他與武王是親兄弟，是成王的叔叔。可是他對人如此的謙虛，如此的負責任，如此的勤勞而無倦，這種修養實在難得。一個人在自己負到那樣的重責，達到那樣的地位時去體會它，才更親切。
上面是孔子告訴子路的三大原則。孔子為什麼對子路作這樣的答覆？這須要我們用頭腦去思索一下了。假使子貢、子夏問從政的問題，孔子也許不是這樣答覆。我們知道子路的個性很有俠氣，脾氣一來，動輒“算了！”或者“干了！”這一類的個性，容易僨事。有些人是慢吞吞的個性，就容易誤事。所以孔子嚴格告訴他這三個原則。但是，我們每人自己反省，個性上有這種成分沒有？學問修養的道理，就可在這三個重點上去體會了。
才難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捨諸！
仲弓出去做魯國權臣季家的管事，來問從政的原則。孔子告訴他在行政上領導政治的道理：“先有司”，有司是職務代稱，也就是管事的，讀古書時經常看到它。孔子是說，首先重視每個人的職權，要制度化，不要亂來。在古代專制政治的時代，尤其在春秋戰國的時期，一個領導人，一個帝王，本身就是法制。儘管中國過去也是講法治的精神，但在君主專治體制下，往往有“言出法隨”的情形，他的話就是法律，他要怎樣做就是法令。所以孔子告訴他不可犯這毛病，先要把權責分清楚，制度建立起來。
其次，領導人對人要“赦小過”。誰都難免有錯誤，尤其當領導人，要能原諒人。一個領導人，不單是主管，還要兼作老師，所謂“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領導人同時是老師，同時是父兄，對部屬小小的錯誤，馬馬虎虎讓他過去，充其量喊到房間裡告誡他。在歷史上看到的名臣，遇到部下犯了錯誤，當眾不說，召到房間裡，關起門來責備一頓。出了房門當主管的自己背了過，宣稱是自己的錯，不關那個部屬的事。古代許多大臣都有這種器度，不是用手段，而是一種厚道的修養，這是愛人。
第三，要能夠“舉賢才”，就是提拔有才能的人。這裡發生一個問題了，仲弓提出來問，他說有那麼多部下，怎麼知道哪一個是人才？人才的選拔不易，在歷史上經常看到有人“拔於稠人之中”。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有很多人才，當他沒有機會表現的時候，永遠默默無聞而埋沒終生。譬如帶一師的部隊，這一師人當中，一定有人才，但卻沒有辦法發現。有了發現，就在稠人之中——在很多人之中把他提拔起來，給他機會，隨時培養出來。歷史上許多前輩提拔後輩，都是這樣。
但賢才到底是難得，所以仲弓就說，無法知道誰是賢才，怎樣去分別呢？孔子說，你可以就你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去選。如果你並不知道，那就是他沒有表現的機會，只好等待別人去發掘了。所謂：“博施濟眾，堯舜猶病諸！”
孔子要正什麼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有一天，子路和孔子在討論一個為政的問題。孔子周遊列國都很失意，比較好的是在衛國那些年，而且衛靈公對他也的確很重視。所以看孔子的傳記，當時許多地方使大家懷疑，有人以為孔子可能在衛國要當宰相；有的懷疑孔子想把衛國的政權整個拿過來。這段討論的背景就可以反映出當時的情況。子路有一天問道，看衛靈公的樣子，非常重視老師，假使他希望你出來從政，有意把政權交給你，“子將奚先？”（我們要注意這個“將”字，表示當然不會成為事實，假設語氣。）老師你看為政之道，第一步是什麼？第一個重點先開始做什麼？孔子說，假定有這個事，第一件事是正名。子路說：“有是哉？”這是非常懷疑的口氣，意思是說，正名有這樣重要嗎？因為正名是一個非常抽像的東西，所以子路不相信。並且說，老師，人家說你是個迂夫子，你真是迂啊！名正不正有什麼關係呢？
現在我們注意，先討論這個“名”。中國文化中過去的名，包括了些什麼呢？我們都知道後世有一門學問叫“名學”，就是邏輯、思想的研究。嚴格講，正名就是指確定思想的觀念。以現代的語彙來說，“文化思想的中心”即為正名的重點。也可以說，在邏輯思想上分別得清清楚楚，就叫作正名。
現在“正名”的意義懂了，再說本文。孔子說，如果要談為政，先要把思想領導清楚。把文化思想的路線作正確的領導，非常重要。子路一聽，認為文化思想是空洞的東西，這個何必管它呢？孔子就罵他說，你這個傢伙，真是野蠻、胡扯。一個真有學問的君子，對一件事情不瞭解，不要亂下斷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懂就是懂，不懂不要勉強說懂，就告訴人家我不懂，這才是君子的風度與修養。“蓋闕如也”，寧可保留這個缺陷，對人說這一門我不懂，沒有研究。孔子教子路這一點作人的道理後，繼續告訴他“必也正名”的道理，一氣呵成的說明中心思想的重要。
政治的重心，“名不正，則言不順。”言包括了文字及理論。在理論上講不過去的事，就是不合理的事，一定不會成功的。有時我們讀歷史，看政治的演變，都離不了“名正言順”的原則。“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沒有文化的政權，就沒有文化的社會，那麼立法的制度就建立不好，法治沒有良好的基礎，一般老百姓就無所適從了。所以領導的重點，還是思想的領導、文化的領導。這在表面上看起來並不重要，其實影響非常深遠。
說到這裡，我們若以思想問題來講，人類的全部歷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思想戰爭史。一直到今天這個階段，站在哲學的立場來看，全世界人類文化的思想，正陷落在癱瘓狀態，空虛貧乏。講好聽點是物質文明在發達；講難聽點是物質的慾望在擴張，蒙蔽了人類的智慧。也許目前感覺不到，再過十年、二十年就可以感到的。因此我們現在對於自己的文化復興，要作承先啟後融貫中西的工作，這是刻不容緩的重大使命。從事文化工作的人，要曉得自己這神聖而艱巨的責任。是誰給的責任？是自己要自己挑的，挑起繼往開來的重任，才能搞思想。如果以現實的環境來看，搞思想的人常是窮苦一生，默默無聞。但每個歷史的演變，都受這種潦倒一生的人思想的影響。在他本人死後，領導了世界人類。以個人的現實生活來講，搞思想、搞文化的窮苦一生，對他有什麼用？可是他精神生命的價值就有如此偉大和長遠！這就看個人的認識，自己選擇要走什麼路。
現在引申孔子提到的“正名”問題與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如果到了“民無所措手足”的狀況，一般人無所適從，不曉得走哪條路好，那就問題大了。譬如我們這個世紀，這個時代的現象：以前曾經提到過，世界各國，首先傾向於偏激思想的是知識分子——也可以說是沒有到家的知識分子。而另一奇怪的情形，外國許多資本家的作法，至少是走同情偏激思想的路線。至於窮小子們多半都是盲從，並不是真的在搞思想。這中間是一大問題。是這一代搞思想文化，搞真正學問的關鍵所在。我們不要忽略了這個問題。有些事看來毫不相干，但影響的後果非常大，這就叫做文化思想了。文化思想看起來毫不相干，但形成時代潮流，對國家命運的影響非常大。我們甚至可以說文化思想左右了歷史，所以在政治哲學的觀點上就更要注意了。一個政治領導人，對於許多看起來毫不相干的事情，譬如路上丟一個香煙頭，是毫不相干的，但你丟一個，他丟一個，人人都丟一個，就形成了都市污染，積微成漸，不相干的事成了大問題。就是孔子講的，名不正，思想就不純正，“則民無所措手足”。這個時代，老百姓不知哪個思想是對的。
所以孔子的結論：“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這個“名”字包括了思想文化的內涵。同時由此可見，思想文化在政治哲學中的重要。而且我們真正的傳統思想，事無不可對人言。在理論上，邏輯上絕對站得住，不是空洞的理論，一定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再三提到，“物質不滅”的思想已經站不住了，自然地被科學推翻了。現在思想的風氣，都是講“應用”的思想，不是基本的哲學思想。因此人心愈亂，民風日下。
孔子所以說為政的道理，首先是思想文化的問題。我們傳統文化中對於思想文化和言語行為的原則，就是講究實踐的，說得到一定做得到，而且很容易平實的做到。這就是中國政治哲學最高的原則；不談虛無高深的理論，要平實可行。總之，孔子告訴我們，思想是最重要的，這個思想就歸於“正名”的內涵，縮小範圍，就是名稱與觀念的重要。所以我們平常作宣傳的人，用一句標語，一句小標題，也必須要經過仔細研究，搞錯了，也可說就是“正名”的偏差。
問捨求田
下面大體講作人的道理：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有一次向孔子請教農業的技術問題，稻子要怎樣種得好。孔子說，那你不要問我，不如去問有種田經驗的老農。樊遲又問如何種菜種花。孔子說，這些事你問我，我不是不懂，但只懂一點，不如去問老經驗的種菜、種花的人。樊遲退出去了以後，孔子就對學生們幽默的說，樊遲這個小子，竟來問我這些農業技術問題。其實，我只教你們作人做事的大原則，並沒有教種菜的技術。如果身居上位，作一個領導人，本身好禮、誠敬，下面就自然敬業樂群了。這點我們應當要注意，在任何地方，領導人的意向，有一點偏向於某一方面，不久之後，整個風氣都會偏向某一方面。不但是壞的偏向會出毛病，好的偏向如果不善加引導，也會出問題。所以道家、儒家都講無為而治，由此知道領導人的學養，是要很注意的。孔子現在是講好的偏向，他說上面的人如處處好禮，講究文化思想，下面的人就誠敬嚴肅，成為風氣了；上面的人如處處愛人，犧牲自己，幫助別人，那麼下面的人心，受上面的影響，當然人人都服從你。尤其帶兵，所謂“先之，勞之”，在艱難困苦中，先替下面的人想辦法，只有一餐飯可吃，讓大家先吃，有剩的自己再吃，不然自己餓肚子。當然不能為了手段才如此做，要真誠的這樣做，那麼人民沒有不心悅誠服的。“上好信”的信，不但指有信用，講了的話兌現，還包括了信人、信己，要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麼下面對你沒有不付出真感情的。人能做到這一點，人心歸向，賢才畢集，百姓感戴，攜家帶眷，前來依附，還怕沒有人來替你種田嗎？
但話說回來，後世儒家的知識分子，因此都不肯自力謀生，只想作領導人——作官的毒素也種因於這種思想流弊了。實因誤解孔子的教學生主旨所致。
因此，下面便說到從政與個人修養：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孔子說，學識的修養基本，要先讀詩。並不是要政治家成為一個詩人，因為春秋戰國以上的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時代的《詩經》，可以說是包括了一切知識的通才之學，所謂蟲魚鳥獸的名稱，以及人情風土的知識，由詩的內涵中都可以瞭解。培養一個政治人才，必須先使他有充分學識，成為通才，樣樣都會。在古代知識範圍，比現在簡單。讀詩讀得好，學識淵博，不一定做事做得好。所以讀詩以後，要授之以政，給予經驗了。
如果所學與行政配合不起來，不能得心應手，不能通情達理，那就要外放出去，使於四方，各處去多經驗、多歷練。這就和後來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道理一樣，經驗不夠，就使於四方，到處去增加人生的經歷，然後再回來考察他，如果處理事情還是不能專精、深入，那麼再培養、訓練也沒有用。這種人才，只能成為書獃子，從唐代以後，多半是打入翰林院。明清兩代，進士出身進翰林院的很多，進了翰林院，就是進入研究院去研究研究，有很高的名望，很高的待遇，可是難得外放作官。在過去有許多人一輩子都待在翰林院裡，如果經翰林院出身，而能再從事地方行政的，我們從清朝兩百多年的史實來看，多半成為雙料大員，縱不能成為國家了不起的能臣，至少也不太錯。看看清朝翰林院的制度，是非常妙的，僅僅書讀得好的人，就只好翰他一筆在此林中了。所以孔子說，書讀好了的人，從政經驗不夠，就派他到外面多經歷人情世故。回來還不能深入，就不是從政的大才，書讀得再多也沒有用。由此可見人的才具與學識，不一定能夠完全配合得起來。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孔子講到為政的道理，始終認為個人的修養非常重要，任何一種制度，到底還是人為的。領導人本身端正，（正字包括的意義很多，思想的純正，行為的中正等。）就是一個良好政治的開端，用不著嚴厲的法令，社會風氣自然會隨著轉化而歸於端正。如果本身不正，僅以下達命令來要求別人，結果是沒有用的。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這是孔子對當時歷史文化的一個批判。他生長在魯國，也繼承了魯國的文化，魯國文化要保存周朝文化和周公流風遺政的精神。後來孔子多半在衛國，在衛國住得比較久。由衛國回來以後，才正式從事著作，刪詩書，定禮樂。他認為衛國的文化、政治，基本上還是不錯的，還能始終保存著周代封建當初的“兄弟之邦”的精神。孔子這句話是感歎，也是讚美。總之，言下之意，頗多感慨！
斗屋升基之爭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在衛國看到一位世家公子，並不是近代語所謂的公子哥兒。古代的公子是世襲的，大體上都由長子繼承。除非這個家族犯了罪，否則是代代相傳下去的。例如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等等，這些都是公子。他在衛國看到一個世家公子名字叫荊，這個人對於生活的態度，包括他的思想觀念和修養，都很值得推重。譬如在修繕房屋這件事上來說，剛剛開始有一點可住時，他便說，將就可以住了，不必要求過高吧！好比有一幢配給的房子，雖然小了點，人口多住不下來，將就在走廊前加一小間，馬馬虎虎夠了就好。後來又擴大一點，修好一點，他就說，已經相當完備了，比以前好多了，不必再奢求了！等於原來配的房子只有十二個榻榻米，現在改了第一期的國民住宅，好了一點。他說好了，已經很受用了。後來又擴充一點，他又說，夠了！夠了！太好了。
孔子講這件事，在我們初看起來，沒有什麼了不起。豈但衛公子做得到，我們大家都做得到。所以有時候讀《論語》，覺得把這些話都記載進去，好像聖人的經典，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就是讀書要與生活經驗，以及年齡的增長相互配合。我們要知道，古代一個世家公子，可不那麼簡單。據我所瞭解，有些朋友因家庭出身不同，吃的穿的硬是很講究。有一位朋友，年紀相當大，名望地位也很高。他托人買一件汗衫，因為是老牌子，找遍了香港、英國，後來在香港一個老店才買到，價錢非常貴。代買的人也買了一件，穿起來的確舒服。這位先生對日常生活，就是如此考究。他也有他的理論：沒有錢寧可不買，要買就要買好的。譬如皮鞋，一雙好的皮鞋，又舒適，又漂亮，又牢固，可以穿兩三年。花兩百元買一雙普通皮鞋，幾個月換一雙，計算下來，花的錢一樣，既不舒服，又不好看。皮鞋如此，其他也是一樣。這就知道，世家公子的習氣，確是不同，由此也就瞭解到人生，所謂“從儉入奢易，從奢入儉難。”一個窮小子出身，漸漸環境好了，自然會奢侈起來，這種習慣容易養成；用慣了以後，一旦窮了，再要想儉省，就困難了。
所以孔子提出衛公子荊的這個觀念，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們的四書五經，教年輕人去讀，在他們是一件痛苦的事，實在難懂，像這些必須要配合人生的經驗去體會。如果在學校裡教這些書，僅從文字上講解，學生聽了自然會反感的。這實在難怪學生，只好責怪“人生”了。
其次說到蓋房子，講幾個故事：
第一個講到郭子儀：唐明皇時候，安祿山作亂，唐室將垮的政權，等於他一個人打回來的。在歷史上，唐代將軍能富貴壽考的，只有郭子儀一個人。他退休以後，皇帝賜他一個汾陽王府。在興工建築的時候，他閒來無事，拄一支手杖，到工地上去監工。吩咐一個正在砌牆的泥工說，牆基要築得堅固。這名泥水匠對郭子儀說，請王爺放心，我家祖孫三代在長安，都是作泥水匠的，不知蓋了多少府第，可是只見過房屋換主人，還未見過哪棟房屋倒塌了的。郭子儀聽了他這番話，拄著杖走了，再也不去監工。這個泥水匠講的，是祖孫三代的實際經驗，而郭子儀聽了以後，就想透了人生的一個道理，不是消沉，而是更通達了。
第二個故事，唐末楊玢在尚書任內，快要告老退休的時候，他在故鄉的舊屋地產，有些被鄰居侵佔了。於是他的家人們要去告狀打官司，把擬好的起訴書送給他看。楊玢看了，便在後面批說：“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他的家人看了就不去告狀了。
第三個故事，和楊玢的類似，據說（待考）出在清代康熙、雍正間的桐城人張廷玉。他是清代入關後，父子入閣拜相的漢人。據桐城朋友說，桐城有一條巷子名為“六尺巷”。張廷玉當年在家鄉蓋相府時，鄰居與他家爭三尺地，官司打到縣衙裡，張家總管便立刻把這件事寫信到京裡報告相爺，希望寫封信給縣令關照一下。張廷玉看後，在原信上批了一首詩寄回來，這首詩說：“千里求書為道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誰見當年秦始皇。”張家的總管於是立即吩咐讓了三尺地出來，那個鄰居看到張家居然退讓了三尺，他也讓了三尺出來，於是留下了六尺空地，成為人人都能通行的一條巷道。
從這幾個故事，我們就可瞭解孔子之所以講到一個世家公子的生活，能夠修養到“知足常樂”，只求溫飽，實在是很難得的。像這樣修養的人，如果從政，就不會受外界環境的誘惑了。
剛才提到郭子儀的起建汾陽王府，我們再看看唐人的兩首詩：
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輕馬伏波；
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陽多。
——趙嘏經汾陽舊宅詩
汾陽舊宅今為寺，猶有當年歌舞樓；
四十年來車馬散，古槐深巷暮蟬愁。
——張籍法雄寺東樓詩
上面兩首詩的詞句都很簡單，但包涵的意味卻發人深省；比起“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如何？
政治、經濟、文化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有一次孔子又到衛國去，他的學生冉有跟著去服務，到了衛國一看，政治很清明，社會進步了，繁榮起來了。於是孔子說，好呀！好繁榮呀！冉有就問，像這樣繁榮了，再進一步該怎樣做？孔子說，使社會繁榮，是為政的原則。繁榮了還不算，還要使國民經濟基礎穩固，人人富有。冉有又問，社會繁榮了，國民收入也提高了，那麼再進一步又該做甚麼呢？孔子說，那就是文化與教育了。僅是繁榮了，如不加上文化教育，這個社會，這個國家民族，會墮落、沉淪的，這是很嚴重的。繁榮、富有、文化教育，是政治發展的三階段。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這是孔子平常的感歎。他感歎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實行。孔子在這裡說，假定真正有人相信我，“期月而已可也”，期月就差不多了。如果照我的政治理想去做，三年的時間，這個國家就有大成果，可以變成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看這一節書，首先要瞭解，孔子是引用古人的話。其中“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這兩句話，是孔子以前的古人說的，只有下面一句“誠哉是言也！”是孔子自己的話，也就是孔子對於古人那兩句話的感想、評語。以現在的話來解釋，孔子說，這兩句話的確說得不錯，真有道理！
這一節書是連接上面政治發展三個階段：繁榮、富強、文化教育的振興一直下來的。講到繁榮與富強，我們想到現代的情況，像全世界都在談發展觀光，觀光就是社會繁榮的前奏。現在這樣，過去歷史也是這樣。所謂觀光，不免要連帶有許多對社會風氣不好的事，中國如此，世界各國也如此。
試舉一個例子：曾國藩打垮了太平天國，收復南京之初，當然，南京在兵亂之後，經濟非常衰落，老百姓非常困苦。曾國藩第一步工作，就是恢復秦淮河的遊樂事業，歌台舞榭，什麼特種營業都有。這些一恢復，經濟的復興就來了。經濟的原理，有如美國人一句話，世界上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你口袋裡的錢，放到我的口袋裡來。讀了幾年經濟學，不如這句話實在、實用、有道理。好逸惡勞是人的常情，要使有錢的人，把錢花到南京來，當然最好就是發展娛樂。曾國藩不但第一步恢復了秦淮河的遊樂事業，而且像他生活那樣嚴肅的人，為了繁榮地方，聽部下的建議，自己還到秦淮河去逛逛，以示提倡。曾國藩還遇上幾個名妓，其中一個死了，曾國藩送了一副挽幛，題道“未免有情”。更相傳其中有一個妓女，藝名少如，也頗有文才，要求曾國藩送他一副對子。曾老先生打算用她的藝名“少如”這兩字嵌到聯中，先寫上聯：“得少住時且少住”，意思是能偷閒在這裡休息片刻就休息片刻。因為要考這女孩子的文才到底怎樣，便要她自對下聯，不料這女孩很調皮，開了曾國藩一個大玩笑，提起筆來寫道：“要如何處便如何”。這只是相傳的故事，並不完全可靠。但曾國藩為了使南京地方的經濟復甦，先恢復秦淮河的繁榮，這是一個史實。
然後就是管子的政治道理：“倉廩實然後知榮辱，衣食足然後禮義興。”最後是文化教育，真正的文化教育。古代中國政治，為王道的道德政治；後來講事功，是來自霸道的思想，不是王道。王道政治的代表，在三代以下是周朝。經過好幾百年，祖孫幾代的努力，他的文化風氣才養成。所以周朝的政權，在中國歷史上，就有那麼久遠，乃至變成中國文化的淵源。這就是所謂“善人為邦百年”，急進是不行的。一個理想的政治風氣，最後孕育成一股文化的力量，不是簡單的。但這種不以事功取勝，以道德為先，才可勝殘止殺，化解人們彼此鬥爭、仇恨、殘殺的心理。但是一個社會、國家，要達到這個程度，必須有百年的教育，百年的文化，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要經過三四世才行（一世三十年）。孔子年紀大了以後，有了豐富的經驗，所以這兩句，說得非常切實。換句話說，文化歷史的成果，不是一下子做得到的，起碼要百把年，好幾代才能做到。所以急求事功，往往沒有好的結果。因此接下來說：
仁德須加累積成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對於王道仁政的推行，孔子在這裡，再作一個原則性的定論。他說要實行王道的仁政，親眼看見成功，是很難做得到的。必須要加以時間的培養，隔世或隔代的努力；有了安定的社會基礎，有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然後才能“世而後仁”。我們看歷史，先不管王道不王道，每一個朝代真正的安定，都要開國以來百把年的根基才行。從近代史來說，就看清朝一代，他們由孤兒寡婦帶了三百萬人入關，統治了四萬萬人，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把年來的努力，才開始有真正的安定。像“春滿乾坤福滿門”，描寫當時國家、社會的安定現象，實在也是得來不易的。可是在乾隆的末期就又開始變了，馬上又走下坡。再回溯上去看明代、宋代、唐代，甚至漢代，都是如此。每個朝代開始，社會在大變亂之後，真正過安定生活走上軌道，大體上都要百年的時間。當然恢復很容易，長治久安比較難。我們如果能避免戰爭，二、三十年中不打仗，馬上就可恢復了。
所以那年去日本開中日文化會議，我曾面對他們的國會議員、大學校長、教授們說：“我到了日本，看見東京的繁榮，日本朋友問我有什麼感想。我說：‘這並沒有什麼稀奇，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安定下來，二十年時間，誰都做得到。但你們日本人要知道，日本今日的繁榮，是中國人三千萬軍民的血汗所施予的。我說世界上兩件東西最可怕：一是刀，一是錢。過去你們軍國主義，把刀磨快了想統治全世界，後果怎樣你們已經知道了。現在你們有了錢了，又想買通世界，這種思想將來所得的後果，一樣可怕……’”
閒話少說，再回到正題，我們要注意“必世而後仁”這句話，經過一世，才能行其仁政的道理。例如一個家庭，為了培養一個孩子，希望後代優秀，也要“必世而後仁”。培養自己的孩子，希望自己的兒女有所成，還不大可靠；兒女如果照你的教育，再教育下去，到孫子這一代，才有希望。相反的“世而後敗”，試看社會上富豪之家，也幾乎沒有超過三代的殊榮。做父母的很辛苦，白手成家；第二代做兒子的雖然不太過分，總比老子會花錢；到孫子一代出手可大了，完全是紈褲子弟的作風，甚至有些馬上敗掉了；因此又輪到第四代曾孫在鬧窮。窮了又再儉省成家，如此循環往復，永遠像一個輪子在轉。
這裡又順便講一個故事。陶朱公的次子在楚國犯了死罪。因為楚王有信任的大臣莊生與陶朱公很有交情，於是陶朱公的太太要丈夫寫信給他，把兒子救出來。陶朱公打算叫第三個兒子帶黃金千斤，連同信件去見莊生，相信不會有問題。可是長子不肯，因為宗法社會的長子，有特別的地位，有責任與權力，所以爭著要去。但陶朱公不答應，他說如果長子去送這封信，一定是把老二的屍體運回來，不是把人救回來。可是長子硬吵著要去，太太不懂事，幫長子說話。陶朱公被吵得沒辦法，於是就讓長子去了。不過同時吩咐太太準備好次子的喪葬事宜。長子到了楚國見到了莊生，交上了書信和黃金。莊生因為是陶朱公的事情，不能不辦。適逢這年楚國有災，古代相信天象，每逢天災，國家要做好事以求化解。於是莊生去見楚王，建議大赦，楚王接受了他這項建議。但這個消息洩漏出來了，被陶朱公的長子聽到，他就後悔老二的事用不著托莊生，大赦一定會放出來的，千斤黃金白送了，心裡捨不得。殊不知這次大赦，正是莊生為了救他的弟弟想出來的辦法。所以又去看莊生，提起大赦的事。莊生當然很聰明，立即知道了他的心理，就寫了一封回信，將千斤黃金退回。對他說你弟弟的事剛好遇到大赦，用不著我幫忙，我可以不管了。然後莊生連夜進宮再見楚王，請求慢一點發佈大赦令。他報告楚王，在大赦令的範圍中，有一個死犯是陶朱公的兒子，如果不把他先正法，別人還誤會我莊生貪污，誤會你楚王不公平。於是楚王下令把陶朱公的次子殺了，翌日再頒大赦令。陶朱公的長子只好把弟弟的屍首運回，家裡卻已佈置好了靈堂。
陶朱公的家人問他，為什麼事先會知道這樣的結果？陶朱公說，我們白手成家，大兒子跟著吃苦出身，對錢看得太重，豈肯輕易花用。而這位老友最清貧，絕對不會受賄賂，我送給他錢是私人感情，他才肯受用。而我們的三子，出生時家裡就很有錢，他花錢花慣，送了千斤黃金，絕不會心痛，也絕不會再去問的。我所以斷定，老大去了一定是把兄弟的屍首運回來。這則故事的內涵，可以從多方面去體會，涉及到個人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心理學、家庭教育心理學等等。
所以說我們這一代的兒女，再好也有問題存在；主要的，他們在此時此地長大，安安定定，由小學讀到大學，父兄儘管窮，他們的學費和零用錢總有得用的，他們哪裡真能曉得世事艱難？所以說要在痛苦的環境中施予教育，像訓練國家的軍人一樣，必要置之死地而後生，他才能真正知道人生、社會、國家、民族的重要，將來也許他會有遠大的成就。由此理擴而充之，講到國家天下，使它合於王道仁政的原則，“必世而後仁”，這是不易的定論。
正己而後正人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這是中國政治思想重點所在，也是孔子所說名言——“政者正也”的引申。主要是要求於領導人的。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化中有一句“《春秋》責備賢者”的慣用語。這是說明孔子作《春秋》的主要宗旨，是為了時代的衰頹，社會風氣的敗壞，盡他對於歷史的責任。他並不苛責一般人，因一般人大都是盲從的，聽命的；他責備的是領導者，當權者，或者有道德學問而負這種責任的賢者。倘使這些人搞錯了方向，會導致歷史的重大罪過，因此《春秋》以中正責備賢者。《論語》中這裡的觀念也是如此，解釋為政的道理在於先求自正，後來曾子《大學》的正心誠意等一系列思想，也是孔子這一觀念的引申、演繹。到了宋代，真德秀著《大學衍義》、《心經》（儒家的心經）、《政經》等書，就是強調這個重心給帝王和領導者看的，所以唐代以後，用《大學》、《中庸》的正心誠意思想，作為領導人必然的修養，也是根據孔子這裡的思想。
這裡在文字上的解釋很簡單，政就是正，“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這句話譯成現在的白話文就是：假如本身公正，去從政，不必講，當然是好的。“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政者正也，要正己才能正人。假使自己不能端正作榜樣，那怎麼可以輔正別人呢？
下面跟著這一政治原理，描說一則冉有的故事。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這一段記載很妙，也是孔子的幽默處。孔子學生冉有，當時在魯國的權臣季家做事，職位很重要。在魯國的歷史上，季家當時很糟糕，想爭奪政權，不臣的跡象都顯露出來了。在上論《八佾篇》中就曾記載，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曾找冉有，問他能不能想辦法救季家，糾正他的思想。冉有說不能，可是冉有還在季家做事，有一天冉有退朝後，見到了孔子。（中國古代都在朝上處理公文，也等於是現代每天的朝會，討論政治，處理公事。）
說到這裡，我們有許多感慨。現在大家都覺得每天的會議太多，頭大得很，這是中西文化合璧的過渡時期的現象。時代不同，社會結構、人事變化古今大不相同。古代官制人事比現在少得多。就清代而言，康熙年間，全國上下二十餘省，從中央到地方的正式朝廷官員，只有二萬五千多人。就此人數，辦理約四萬萬人的政治事務。當然，我們看到清末的政治非常腐敗，但是在腐敗中間，也有一點值得注意，就說那時腐敗衙門的師爺們，每天上班，大多已在下午兩三點鐘，吃過午飯，睡好午覺，鴉片煙抽足以後才上班。可是他們今日事今日了，難得有拖到好多天才辦的。難道說這是制度問題？實在難以下一評斷！
再看古代，皇帝都是早朝，非常辛苦。就以清朝的皇帝而論，承繼中國五千年文化的正面，專權到了極點，事無鉅細都要過問，以致皇帝從來不能睡得舒服。凌晨四五點鐘就要起床，如果貪睡起不來，就有一個老太監跪下來叫；如果叫不起來，就由另一太監，打一銅盆熱水，絞一條熱熱的面巾，覆到仍在睡夢中的皇帝臉上，替他擦一把臉，硬把他拖起來，替他穿上龍袍，拉著去主持早朝。吃飯也沒有人陪，孤家寡人一個人吃。清代先祖的法制：不能由皇后陪，最多下命令找一個喜歡的妃子陪他吃。人到了這個地步，權力固然可愛，可是有許多事情，就沒有味道了。我們順便講到這些，是要注意早朝制度。
閒話一句
幾千年來，一切國家大事，都決定在早上，乃至個人的處理政事，也是如此。如曾國藩當年理政，就不大開會，而是找部屬們一起吃早飯。有一個人不到齊，他就不動筷子，利用吃早飯的時間，討論了事情。所以對於過去的早朝和現在的會議，我們可以好好對比研究一下，對於自己國家將來制度的問題，也是值得考慮的一點。
這裡是說，一天冉有退朝回來，孔子問他為什麼今天回來這麼遲？冉有告訴孔子，因為有政務須要商量。孔子說，我清楚得很，看起來好像是國家的大事，雖然我沒有參加，不過就好像親自聽見一樣。孔子這個話非常幽默，想來，他說此話時，一定作了一個幽默的微笑，等於打冉有一棒。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魯定公一天問孔子，他說一般人都說，不要隨便說話，尤其是從政的人，在上面領導的人，只要一句話，就可以“興邦”，有這個道理嗎？孔子說，話並不是那樣說法。“一言而可以興邦”，這句話是一個原則，譬如說有一句一般人都知道的話“為君難，為臣不易。”這不就是一句話嗎？做領導人困難，做幹部也不容易。
這也就是孔子的機會教育，他對自己的國君，不好意思直接教訓。可是趁這個機會，舉出這句話來作例子，無形中教育了他。魯定公本人就是領導人，所以他說假使一個人懂了“為君難，為臣不易”這句話，就可以興邦了，事業前途無量了。這段文字很簡單，如以歷史的事實來講，一言可以興邦的史實很多，試舉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唐太宗時代的名論：“創業難，守成也不易。”就是這個道理，不但國家天下事如此，個人也是如此。一個人由貧窮而變成富有，是創業難，至於子孫的守成，又是一個大問題。究竟哪一個難？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上，素來認為兩皆不易。另一個例子，宋高宗曾說過，吾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其實這句話，春秋戰國時，衛國的蘧伯玉也這樣講過，人由於年齡的增加，經驗的累積，回過頭一看，才發現過去的錯誤。這些都是“一言興邦”的實例。
引申到下面的“一言喪邦”，一句話而亡國的，又可以舉很多例子了。歷史上楚漢之爭，劉邦的長處，是聽從別人的話，他的所以成功，是對於別人的好意見馬上接受。如果我們研究歷史上一些成功和失敗人物的性格，會發現很有趣的對比。有些人的性格，喜歡接受別人更好的意見；不過，能立刻改變，馬上收回自己的意見，改用別人更好意見的人太少。劉邦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而項羽對於自己的主意就絕對不會改變，絕對不接受別人的意見。對於這一點，在個人修養上是要注意的，尤其作為一個單位主管，往往容易犯一種心理上的毛病，明明知道別人的意見更對，更高明，可是為了“面子”，為了“下不了台”而不接受。這種心理，大而言之是修養不夠，小而言之是個性問題，自己轉不過彎來。現在，我們看看項羽在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決定：當項羽打到咸陽的時候，有人（據《楚漢春秋》的記載是蔡生，而《漢書》的記載是韓生。）對他說：“關中險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勸他定都咸陽，天下就可大定。
關於這一點，我們中國歷史上曾有很多研究，國都應該定在哪裡？歷代都有討論。宋元以前，首都多半在陝西的長安，宋代因為國勢非常弱，定都汴梁。當時也曾有人認為洛陽是四戰之地，不宜為首都。往下元、明、清八百多年來，首都則在北京；民國成立以後，對於定都的爭議，當時也有許多主張。一派主張定都北京；一派主張定都南京；還有人主張定都到咸陽；又有人主張定都北京或南京都可以，但是應該在長安、武漢等地設四個陪都。這一派人看到了將來國家的大勢，要與國際的局勢相配合的。一個國家究竟定都在哪裡，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各方面的配合都很重要，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現在為了配合將來時代，預為國家的大計研究，這些歷史，乃至於近代史、國際現勢，都要研究。這是題外閒話了。
風頭主義的英雄
我們再回來講，項羽對這個定都的建議不採用。他有一句答話很有趣，也是他的名言：“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就憑了這句話，他和漢高祖兩人之間器度的差別，就完全表現出來了。項羽的胸襟，只在富貴以後，給江東故鄉的人們看看他的威風，否則等於穿了漂亮的衣服，在晚上走路，給誰看？他這樣的思想，豈不完蛋！所以項羽注定了要失敗的。而同樣的事發生在劉邦的身上又是怎樣呢？
劉邦大定天下以後，他自己的意思要定都在洛陽。但齊人婁敬去看他，問他定都洛陽，是不是想和周朝媲美。漢高祖說是呀！婁敬說，洛陽是天下的中心，有德者，在這裡定都易於王；無德則易被攻擊。周朝自後稷封邰，到文王、武王，中間經過了十幾世積德累善，所以可在這裡定都。現在你的天下是用武力打出來的，戰後余災，瘡夷滿目，情形完全兩樣，怎麼可與周朝相比？不如定都關中。當然有一番理由，張良也同意，劉邦立即收回自己的意見，採納婁敬的建議，並賞給五百斤黃金，封他的官，賜姓劉。
以這一件強烈對比的史實，清代嘉道年間，有個與龔定庵齊名的文人王曇，寫了四首悼項羽的名詩，其中有一首還說道：“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頭顱贈馬童。天意何曾袒劉季，大王失計戀江東。早摧函谷稱西帝，何必鴻門殺沛公？徒縱咸陽三月火，讓他婁敬說關中。”這是王曇悼項羽有名的四首詩之一。“秦人天下楚人弓”，典故出在春秋戰國時，楚王的一張寶弓遺失了的時候，人家向他報告，這位皇帝說：“楚人失之，楚人得之。”意思是說皇家保存與百姓拿到，都是一樣，不要太追究。王曇引用這個典故，說秦始皇死了以後，中國人的天下，凡是中國人都可以出來統治。“枉把頭顱贈馬童”，指項羽在垓下最後一仗，被漢軍將領四面圍困的時候，他回頭看見追殺他的，正是他一個投降了劉邦的老部下，名叫馬童。馬童見他回頭，側過臉去。項羽說，你不要怕，你不是我的故人馬童嗎？聽說劉邦下令，凡得我頭顱的可賞千金、封萬戶侯。你既是我的故人，就把這顆頭送給你。於是項羽自刎了，這也就是項羽的氣魄。“天意何曾袒劉季？”劉季是劉邦的名字，這是說項羽“非戰之罪，天亡項羽”那句話的錯誤，而項羽的錯在哪裡呢？“大王失計戀江東。早摧函谷稱西帝，何必鴻門殺沛公？徒縱咸陽三月火，讓他婁敬說關中。”這就是項羽失敗的關鍵。
這裡再插一段閒話。說到歷史很妙，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燒書，對中國文化來說，是一個大罪行。但是他的罪過，也只能負責一半。因為秦始皇不准民間有書看，把全國的書籍集中起來了，放在咸陽宮，後來項羽放一把火燒咸陽宮，這把火連續不斷地燒了三個月，有多少書籍、多少國家的財富，由他這把火燒掉了。所以嚴格說來，中國文化根基的中斷，這位項老兄負有很大的責任。但後世卻把這一責任，全往前面秦始皇的身上推了。至於項羽的責任，由於對失敗英雄的同情，就少提了。
我們由“一言而可以興邦”的思想見解，所以又牽引出許多閒話。現在我們的國家，東方的國家，全世界的國家，都受了美國一句話的害，也就是一個政策的害。美國的什麼政策？世界上史無前例的所謂“不准打勝利的仗，打有限度的仗。”我們這一代的歷史，大家對這句話，並沒有什麼很顯著的感覺，正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們都在這個時代中，就沒有感覺到，假使我們退後一百年，或超前一百年來看這段歷史，看看美國人這一政策的結果，害死了多少人？破壞了多少國家？這個想作世界盟主的決策有多麼滑稽！多麼悲慘！“一言喪邦，一言興邦。”就是這個道理。我們由歷史上的故事，比類引申體會，必定更為親切。同時，我們身為現代人，再由現代史醜陋的一面去看看，更可瞭解這道理。
下面也是一樣，魯定公問，有人說一句話就可以亡國，有沒有這種事？孔子說，這個也一樣的，不是如此隨便解釋就可以的。接著下面孔子講的這句話就很妙了，他說有人說，我並不樂意作君主，只是為了言出法隨，誰都不能違背，可以完全依照我的意思，達到我的理想，這樣才過癮。孔子為什麼對魯定公說這個話呢？其實這情形也不止是魯定公一人犯的錯誤，一般人都有他同樣的毛病。試想為什麼人總喜歡抓權呢？因為有權力的人才能夠隨心所欲，才能夠控制別人聽自己的命令。所以歸納起來，孔子的意思是如果以這種心理來從政，那就錯了。下面的人不反對，並不見得你個人的意見就是對的。問題在思想的本身，在於領導人的意見本身對與不對。如果意見是對的，應該絕對信仰，不能違抗；如果領導人的思想不對，而要人們一定都服從他，這就要喪邦了。
“一言興邦”與“一言喪邦”，連起來就是這個意思。我們大概地舉了過去的歷史，以及我們自己在這個時代的風暴中，所親身體會的經驗，希望大家對這一節能有更深的體會。
畫龍點睛
下面另外提到一個人葉公，他也是春秋時代的一個諸侯，用我們的口頭語講起來是一個小皇帝。歷史上有名的故事“葉公好龍”，就是有關於他的典故。前面曾經提到過，此人在宮廷中牆上、樑上、柱上，到處畫的、雕的都是龍。因之感動了真龍來，他卻又嚇死了。後人對於好講道德，而真要他行德時又不幹了；又如好交朋友，而朋友有困難時又不幫助了，這一類事故，便引用葉公的故事，說此人講道德、好交友，如“葉公之好龍”。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春秋時，人口少，土地遼闊，很需要老百姓，所以孔子說，能夠做到近者悅，遠者來，就是最大的成功了。在領導人來說，跟隨的人，不願離開；在外面的人都想回來；別處的人都想來投效，這就成功了。相反的，在你身邊的人想離開，在外面的人沒有向心力，這就有問題。孔子這兩句話，後世更引申到外交上，能夠與鄰近的國家，相處得敦睦；而距離遠的國家，也願意來交往，這就做得很成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夏一度在莒父做地方首長，他來見孔子問政，孔子告訴他做地方官的為政大原則。這就是前面提到過，要有遠大的眼光，百年大計。做一個地方首長，行政、建設等一切制度，要顧全到後果，為百年的大計，不要急功好利，不要想很快的就拿成果來表現。也不要為一些小利益花費太多心力，要顧全到整體大局。
接著，“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兩句名言，大家都懂得，不須多說了。
下面舉的一個例子，是法治思想與法理的重點，同時也與社會的道德觀念有關。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葉公告訴孔子說，我們這個社會裡，老百姓的思想、性格都很直爽，不狡詐。一個父親偷了別人的羊，他的兒子會挺身而出，作證人。我們這個社會風氣有多好！葉公這個話，我們要注意。無論是研究法律的，研究社會制度的，研究政治的，儘管只看到這麼幾句話，要領會出，對於社會心理、政治心理、法律的最高法理、犯罪心理，都有關係。
孔子聽了他這幾句話，答覆說，我們那邊社會的情形，與你們這裡就不同了。如果兒子做錯事，當然父親為了親情，會為兒子隱瞞一點；父親做錯了事，兒子也當然替父親隱瞞一番，這是人情之常。也許你看來這樣不夠誠實，不夠直爽，可是所謂直的道理也就自然在其中了。這就是中國後世所謂法律不外乎人情的意思。假如講法治的道理，父親偷了東西，兒子告密，並沒有錯，在法律的觀點上看，是合理的行為。從人情上看，作心理研究，這一對父子之間，早就有問題存在了。人與人之間，不要說是父子，即使朋友之間，也不免有這一點感情。如果人沒有這點感情，而認為一定要這樣做才是對的，這個問題很大。所以這一段，作深入的研究，就有很多道理可以貫串了。
接著轉了一個氣勢，上面是談為政有關的問題，下面則談學問修養方面。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講到這裡我們要注意：孔子的整體思想都在談仁，究竟對“仁”下的定義是什麼？千餘年來，對於孔子的仁，敢下一個定義的很少。《裡仁》全篇講仁，那都是講仁的用，仁的行為，《顏淵》這一篇，孔子講到仁，他下一個定義“克己復禮”為仁，這是仁的體。顏淵再問方法，孔子告訴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就是修養到仁的方法。
現在《論語》已講了一半，如果明辨一下，孔子的“仁”究竟是什麼？我的感想，只可引佛學上一句話：“眾盲摸象，各執一端。”從《論語》上所看到的孔子思想，都是講仁的用。如勉強抓住其中那一點，就認為是仁的全體，就等於“眾盲摸象，各執一端。”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代表了很多，從形而上的本體，到形而下萬事萬物的用，都歸到仁。
現在樊遲問仁，孔子講的是對個人修養的仁，他說自己平常的言行，恭敬而誠懇，做事盡心負責任，對長官、朋友、部下，對任何人無有不盡心的。恭、敬、忠，這三個要點具備了的人，即使到了毫無文化的野蠻地區，也是了不起的。這是仁的用，他希望學生們在內聖外王的修養，都能做到這個重點。
是不是——士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上面曾經講過“士”的觀念，從一般的習慣，認為古代所講的“士”就是知識分子，這個話實際上很籠統。古代的士，必須內在的道德，外在的學識，兩方面都很好，才能稱作士。子貢這裡請教孔子，怎麼樣才叫士。
孔子說，第一是“行己有恥”。“有恥”包括了很多意義，最基本的是自己的人格道德沒有污點，這是對於自己的要求。我們每人幾十年交來了許多朋友，其中的確有些人非常有恥，怕做錯了事，怕難為情，自己沒面子，不好意思。
真正愛好面子這一點心思，培養起來，就是最高的道德。
然後“使於四方”。“使於四方”，也可作社會關係來解釋。強調一點來說，這裡可以認為是偏重於外交。孔子有許多國民外交的工作，乃至代表政府的外交工作，都是子貢去做。所以狹義來說，做外交要“行己有恥”，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外交官以外的人，一樣用得到。如果“行己有恥”，當外交官到外國去，對於職責、任務都能勝任愉快，這就叫士。孔子為什麼作偏重外交的答覆？我們要瞭解，孔子所處的春秋戰國時代，非常混亂，並不統一，各國諸侯，各自為政，處處用得到外交，和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一樣。我常說，讀《春秋左傳》，就可以瞭解現在這個時代，現在就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放大。
講到這一點，又涉及歷史哲學了，曾有人說歷史是重演的，也有人持反對的意見，認為歷史絕對不會重演的。這就成了歷史哲學上的爭論。而事實上歷史會不會重演呢？我們可先讀唐代竇鞏的一首詩“傷心莫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台。”這首詩全部都是哲學思想。東流的江水是一去不回的，但江水永遠在東流，歷史的原則是不會變，所以也可以說歷史是反覆的。因此認為要瞭解今日的國際大勢，要讀歷史，尤其要讀《春秋左傳》，大原則不會錯的，不過要自己去領悟。
因此我們讀了這段書，知道孔子在春秋戰國那個時代，認為“士”，有才能的人，在外交上能達成任務，辦得成功，是了不起的。子貢又問，這太高了，士也有各種各樣的，其次又該怎樣？孔子說，在宗族之間都稱他為孝子，在鄰里之中，地方人士都說他友愛，這也可稱為士了。
子貢又問，再次一點該如何才是士？孔子說，到處要講信用，要守信。我們研究儒家思想，這一點要搞清楚，中國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有些人要打倒它，實在不曉得活用。我們過去讀書，總是問這個孩子讀書讀通了沒有？不會問拿到文憑沒有；學問要讀“通”，要曉得活用的。孔子這裡說的，一個人“言必信”，講了的話一定要兌現。“行必果”，做事一定有結果，有始有終。這種人該不錯吧！可是孔子說“小人哉！”這樣是不錯，可以用在自己作人方面，但並不一定可以處理國家大事，這也可以叫作“士”。這是三種人才的分類。
子貢於是再問，現在一般從政的人，老師以為他們怎樣？孔子說，那些都是為了領幾斗米，拿點薪水的人，不必談了。“斗筲之人”，這句話兩個觀念：一是只為了找個工作吃飯的人，哪裡把國家天下事擺在心上，這種人算不了什麼。一是可以解釋為車載斗量的普通人物，太多了，不必談。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上面講了人才的分類，人格的看法，下面就引用孔子的評語，中行的人，就是行中庸之道的人，自己有中心的思想，而能調和、中和矛盾的思想或感情。孔子認為這種人才還是太少，不易得到。
其次孔子欣賞兩種人，就是狂、狷之士，這種人往往是中流砥柱的人。就對交朋友而言，平常無所謂，到了真有困難時，能來幫忙的朋友，不是狂之士，就是狷之士。如何是狂？如何是狷？以前解說過，不必再重複了。
有恆為成功之本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已矣。
這一路下來，都是討論人的問題，以現代來說，包括了人才的分類、人格的類別、人性的研究，這些都與為政有關係，到這裡孔子引用南方人的話。春秋戰國時的南方，像楚國，在長江以南，道家的思想比較發達。事實上現在也是如此，如湖南、貴州、四川一直到西藏，現代所謂的神秘學都比較發達。印度也是這樣，在南方神秘學比較發達，任何國家都是南方神秘學比較發達。北方的人個性堅強，行動果斷；南方人比較優柔，也比較聰明。不但中國如此，外國也一樣。這是什麼道理？擴大問題來研究，是因地質影響人的個性，前面提過，顧祖禹著的《讀史方輿紀要》這本書，各地人的性格，都有其地方性的特點。
古代把醫和巫放在一起的巫術，包括了符咒，這些都是神秘學，涉及精神力量的問題。說到這裡，問題又大了，如真懂了精神方面的科學，人類的知識領域更廣闊。這裡巫醫，是古代巫與醫並稱。古代的記載，巫為巫祝，後來醫學有一科名“祝由科”，可也真靈。這些證明了人的精神可以控制物質、轉變物質的，物質的根本在精神。如湖南辰洲派的符菉，怪事很多。
古代認為巫事雖是很淺薄的事，可是沒有恆心，就學不會。孔子在這裡引用南方人這個觀念來說“善夫！”認為這話非常對，是真理。為什麼？任何人做事沒有決心，沒有恆心，都做不成。常聽人說中國功夫，什麼是功夫？我說，方法加上時間，加上實驗，就等於功夫。有方法沒有用時間練習，怎麼會有功夫？任何一種功夫都要有恆。下面孔子引用的兩句話，“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是《易經》上恆卦九三爻辭，卜卦用的。意思是說做事情，修德行，如沒有恆心，做做停停，終歸沒有結果，很難為情。這雖然是卜卦用的話，但真正懂了有恆的道理，用來處事，就不必去求神問卜，只有“自求多福”了。這和後來荀子解說的：“善於易者不卜。”是同一意義。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這兩句話用來解說前面所提到的“中行”的意義，是最恰當不過了。
和而不同，就是自己要有中心的思想，能夠調和左右矛盾的意見，而自己的中心思想還是獨立而不移。小人就不一樣了，容易受別人的影響，別人縱然影響了他，然而人各有志，到了利害關頭，意見衝突，相處就不會融洽，自然而然變成同而不和了。
鄉願之見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貢問孔子，假如有人，鄉黨社會中的人都說他好，都歡喜他，像這樣的人，怎麼樣？孔子說，不可以絕對認可。子貢又說，假如大家都說他壞，又怎麼樣？孔子說，也不可以如此隨便附和。不如鄉黨中的好人喜歡他，鄉黨中的壞人討厭他，才能斷定他的好壞。
孔子這個道理，說明了一件事，就是我們現代說的“群眾心理是盲目的”。所以一個人對於善惡之間，很難判斷。辦地方選舉或在司法上判案子，就要注意，有時候群眾認為不對的，不一定真的不對；群眾認為好的，也不一定是好的。由此可見為政之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孔子說，君子之人，與他共事，容易得很。因為君子人多半愛人，多半平易近人，比任何人好相處；但是要想做些什麼事討好他，就很難了。從歷史上看，許多好的大臣、好的領袖，都是這樣。向一個好的主管提供一個意見，只要差不多，他就會接納，准予酌情照辦；但要想使他真的心裡很高興，就很難做到了。至於說不以光明正當的途徑，而想討好他，那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君子人對於部下，信任、體諒、因才起用。因此，作為一個主管的，對部下的建議，認為可行就採納，不必問這人本身的學識夠與不夠。倘希望自己得到百分之百的滿意，對部下的品德、才能、知識各方面都要求第一流，則不易得。當主管的不必什麼事都要自己計劃，要量才而用，捨掉部下的缺點，用他的長處，下面一定能達成任務，這就是“使人也，器之。”
至於小人就很難共事。但是摸到他的心理，稍稍迎合一下，他就高興了；乃至騙他一下，他都高興。可是小人用人的時候，要求完備，樣樣要好，這做部下的就很難了。
孔子這些話，都是從政的經驗，這就是聖人。把人情世故，透徹到極點。因此我們知道做領導人的，用人不要過分要求，世上沒有樣樣都好的人，愛打牌的勸他少打一點，愛喝酒的勸他少喝一點。辦好了事，讓他去，不要求備。希望每一個部下都是孔子，道德又好，才能又好，太不可能了。如果孔子來做自己的部下，自己又是一個什麼“子”，才能承當呢？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這又是君子與小人的對比。君子之人很舒泰，這個泰字，包括了很多意義：度量寬宏，胸襟開闊，光明爽朗，這就是泰。君子雖然很舒泰，態度絕不驕傲。小人既驕傲，又自卑，心裡像貓爪一樣，到處都是毛病，心境就不泰然了。
子曰：剛顏木訥，近仁。
這一句話，包括一個人的三種個性。剛，很剛強，換句話說有脾氣，而且是很明顯的有脾氣，不對就是不對，絕不願放在肚子裡不響，教他做不合理的事情，他絕不幹。毅，是果敢，有決斷。木訥，是看起來好像笨笨的，但很厚道、樸實。如這三個因素具備的人就太好了，再不然有其中的一點，也都是近於仁道的人物。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這裡也來問，怎樣才算一個士，孔子這裡和回答子貢的，有所不同了。孔子拿四個字來形容，他說一個人“切切偲偲，怡怡如也。”總是對人笑咪咪，不是假笑，是內心愉快，這就是士。對朋友切切偲偲，很親切，有感情，當然這個感情並不是每天請吃牛肉麵，而是在朋友有困難時，伸出援手。在兄弟之間，非常愉快，不是冤家，真如骨肉，這樣就是士。這幾句話看起來好像教條，反省起來，我們每天對朋友、對同事、對兄弟都能愉快相處，和藹相親，就不易辦到，尤其對子路的個性正好下一針砭。
國防第一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到這裡，這一篇快作結論了，這篇開頭說：“世而後仁”，又說“善人為邦百年”才可以建立一個國家文化的基礎。我們知道周公、孔子，都在身死百年之後才慢慢弘揚出他的文化思想，然後影響了後世幾千年。
至於軍備武功，一個有學問有道德的善人來領導，只要七年之間，就可以保家衛國了。“即戎”，把軍事上的國防建設做好，可以用兵應敵。但要有上面的重點——善人。善人並不只是做做好事，拿點衣服去送送人，做做冬令救濟的善人。這個善的意義很大，是包括了道德、學問、才能。這樣的人領導人民七年，就可以富國強兵了。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這是本篇的最後一段。我們翻開這篇第一段，是子路問政。現在把孔子這句話放在《子路》這篇的最後作結論更妙。因為子路的個性比較衝動，喜歡用武力解決問題。孔子罵過子路，“暴虎馮河”，只曉得用武力、用軍事，偏向於武功，而不懂得為政之道。可是在這裡的結論，卻主張一個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忘記國防，不能忘記軍事。如果不教人民軍事的知識和技能，不鞏固自己國防上的戰備，等於自己要把國家丟掉，是不可以的。孔子在許多地方，表面上看起來，不大贊成用武力解決問題，但對於國防的戰備，他認為非常重要。個人的修養也是如此，隨時要準備戰鬥的精神，但不輕易用兵。中國武功的道理也是一樣，練拳、練刀、練劍的人，要練到最高的武功，可不是為了輕易殺害別人，而主要在於求得和平的自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