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隱中人——原憲
現在講《憲問第十四》篇。這一篇是上論《裡仁》篇的發揮與引申。
首先，在這個題目裡，就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原憲這個人，是孔子學生中，所謂“七十二賢”裡很有名的人物。在上論中談到過，他曾替孔子管過總務方面的事情，用現代觀念隨便來比，可能在孔子當司寇的時候，他擔任過總務長一類的職務，但究竟合於什麼官階，無法明確的定論。孔子死了以後，他退隱於山澤布衣之間，走半隱俠的路線，等於在過去的社會中，領袖清流。所以司馬遷著《史記》，在《遊俠列傳》中，曾提到他和季次。
司馬遷贊成遊俠，認為遊俠是很需要的；但是有人認為不需要，如法家的韓非子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認為當時讀書的知識分子，對於法制的實行是有妨礙的，於是法家的思想，影響了後世，秦始皇時代的政策都與它有關。韓非子的理由是儒者知識多，嘴會說，手會寫，有許多意見提出來，思想不同，使法令不能推行，難於執法。而俠義道中人，是慷慨好義的，好用武力，又容易形成惡勢力，也是使法令不能推行的障礙。所以韓非子反對這兩種人。司馬遷寫《遊俠列傳》，一開始也提到韓非子這兩句話，不過他又認為世界上有許多事，用道德、政治、法律都解決不了，只有“老子拳頭大”的辦法，一下就解決了，所以他認為遊俠有遊俠的好處。而且他認為古代的遊俠，一諾千金，對朋友講義氣，幫助貧弱的人，這些都是最了不起的，其中提到古代俠義中的佼佼者，有季次、原憲。
原憲在孔子死了以後，再沒有出來做事，就退隱於草澤之中，現在來說就是退隱到下層社會中，和平民一起生活。後來子貢非常想念他，有一天排場很大去探望他，大有所謂“結駟連騎”的派頭，好像現代帶了幾部汽車的隨從侍衛。原憲卻穿了一件破舊衣服，好像現代的穿件破衣服，衣冠不整，鈕扣不扣，便出來和子貢見面。子貢見他這個樣子，就關心地問他是不是生病了？子貢的意思本來想接濟這位老同學一下，不料原憲說，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我沒有病，只不過窮而已。他這番道理，無形中也罵了子貢，等於說當年在老師那裡學習，老師教我們該如何做事作人，我們今天對這個時代、國家、天下沒有貢獻，有什麼資格擺你那樣的派頭？子貢被他罵了這一頓，一直放在心裡，始終很難過。
由原憲這個人，可知孔子的學生，什麼樣的人都有。高行的如原憲一類，也可以說是逃名遁世的隱士，他知道所處的社會太亂，無法有所貢獻，因此遠走山林，韜光養晦。
名利濃於酒
現在我們先簡介了原憲，這裡記載的是：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谷”的意思是代表當時的俸祿。原憲問什麼是可恥的事情，孔子說，國家社會上了軌道，像我們這一類的人，就用不著了，我們不必去佔住那個職位，可以讓別人去做了。如果仍舊戀棧，佔住那個位置，光拿俸祿，無所建樹，就是可恥的。其次，社會國家沒有上軌道，而站在位置上，對於社會國家沒有貢獻，也是可恥的。結論下來就是說，一個知識分子，為了什麼讀書？不是為了自己吃飯，是為了對社會對國家能有所貢獻，假如沒有貢獻，無論安定的社會或動亂的社會，都是可恥的。
講到這裡，我們想起一些故事，可作為研究這兩句話的參考，像原憲的生活型態與思想，他問孔子及孔子所答的話研究一下，這個免於“恥”字的功夫可真難。
如大家所熟知的，漢光武劉秀和嚴光（子陵）是幼年時的同學好友，後來劉秀當了皇帝，下命令全國找嚴子陵，而嚴子陵不願出來作官躲了起來。後來在浙江桐廬縣富春江上，發現有一個人反穿了皮襖釣魚，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怪人，桐廬縣的縣令把這件事報到京裡去。漢光武一看報告，知道這人一定是老同學嚴光，這一次才把他接到京裡，但嚴光還是不願作官。漢光武說，你不要以為我當了皇帝，如今見面還是同學，今夜還是像當年同學時一樣，睡在一起，好聊聊天，嚴子陵還是那樣壞睡相，腿壓在皇帝的肚子上，所以有太史公發現“客星犯帝座”的說法。後世在嚴光釣魚的地方，建了一座嚴子陵的祠堂，因為歷代以來的讀書人，都很推崇嚴子陵，認為他是真正的隱士。有一個讀書人去考功名，經過嚴子陵的祠堂，題了首詩在那裡：“君為名利隱，吾為名利來。羞見先生面，夜半過釣台。”這是推崇嚴子陵的。相反的，清人卻有詩批評嚴子陵：“一襲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著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這是說嚴子陵故意標榜高隱，實際上是沽名釣譽，想在歷史上留一個清高的美名。這是反的一面的。
這裡只是提供幾個故事，作為研究孔子“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的參考。這些都是人類社會的通常現象，正如古人說，“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
此外，還有一段中國歷史上蠻有趣的事情。滿清入關以後，有許多讀書人不投降。但清帝康熙非常高明，他十六歲登基，就平定了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天下，做了六十年的皇帝，把清朝的政治基礎奠定下來，可以說他是一個天才皇帝，不是職業皇帝了。他看見漢人反清的太多，為了要先收羅那些不願投降的讀書人，在科舉中特別開了一個“博學鴻詞科”。對於前明不願投降的遺老們，特別恩准，馬馬虎虎，只要報個名，形式上考一下，就給予很好的官位，結果有很多人，在這種誘惑下動搖了，而進了“博學鴻詞科”。也還有很多人硬不投降，所以當時鬧了很多笑話。其中一些是非常尖刻譏諷，當時曾留下幾首諷刺的名詩：“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煞無端諫武王。”後來又開第二次“博學鴻詞科”，再收羅第一次未收羅到的人。因為許多人看見第一批“博學鴻詞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自己就更忍不住了。（從這裡看，中國人講究的節操，要守住真是難事，自己的中心思想，能終生不變，實在是最高的修養。）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場的位置都滿了，後去的被推到門外去，就有人更吟詩挖苦了：“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從今決計還山去，薇蕨那堪已吃光。”中國讀書人，非常重視節操，也就是中心思想、見解的堅定問題。
隱痛詩人——吳梅村
又如明末清初的名詩人吳梅村，他的詩的確好。他本來堅持不肯投降，清政府挾持其老母威脅他，逼得他最後只好去向清政府報到。因此吳梅村一生非常痛苦。同時清政府對這些投降的人，雖然待遇很好，但後來寫歷史的時候，清帝還是下命令把這些人列入“二臣傳”。這是中國文化精神，儘管再好，終究是投降過來的，骨頭不夠硬，這是很嚴重的，被人看不起的。吳梅村後來被列入“二臣傳”，他當時去報到，內心非常痛苦，但是被清政府徵召，非去不可。所以他的詩有：“浮生所欠唯一死，人世無由識九還。”吳梅村因為名氣太大，他在應召起程進京的時候，有好幾百人，號稱“千人會”為他餞行。有一個青年，沒有參加這次集會，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到這個宴會中去給吳梅村。吳梅村坐在首席上打開來一看，臉色都變了。旁邊的人覺得奇怪，看了這封信後，大家的臉色也都變了。原來這封信上寫了這麼一首詩：“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所有在座的人全被罵了。
我們看了這些資料，對於原憲問恥，孔子說：“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這一點，對中國文化中的臣節與忠貞的精神，要特別注意。
前天中午和幾位同學吃飯，也談到這個問題。有一位現在法國修哲學博士的同學，回來寫論文，因為她是學哲學的，聽了這個問題覺得奇怪，她說：“這有什麼不對？”還問曾國藩，算不算二臣，我告訴她當然不算二臣，她反而覺得“更怪”。我說，假如有人說你是再嫁夫人，你氣不氣？她說：“我當然氣，我根本還沒有結婚。”我說，對了，所謂二臣就等於一個女人結了婚，丈夫並沒有不對，而她又離開丈夫和另外一個丈夫在一起，當然別人要攻訐。這就是西方文化的看法與中國文化的不同。這個時代的道德、節操的觀念也與過去的不同。所以今天的中國文化，在這個問題上，也正處於歷史文化觀念的矛盾與交替當中。
對於孔子這兩句話，我們用了這許多時間討論，但是這裡並沒有下結論，只是提供一些故事和意見，大家自己去研究。不過從孔子教原憲的這兩句話，可知作人之難。社會、國家上了軌道，干拿薪水，沒有什麼事可做，不必出力，這不可以；社會、國家沒有上軌道，拿了薪水而沒有貢獻，也不可以，都是可恥。那麼到底怎樣做好？他的重心就是告訴我們，一個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的責任，對於社會、國家要有貢獻，不管在安定的時代，或變亂的時代，如果沒有貢獻，沒有盡到知識分子應盡的責任，就是可恥。
草澤中自有經綸
原憲還問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顯示出，原憲之所以為原憲。後來退隱在草澤之中，並不簡單，他的修養相當高，從他的第二個問題，就看得出來。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伐在古書裡經常代表自負、自高、自大、驕傲、自滿的意思。原憲說，一個人自己的反省功夫，能夠克服了自滿，做到沒有驕傲，非常謙虛；也無怨恨，不怨天，不尤人；而且沒有大的慾望，不作過分的希求，清心、寡慾，這是不是仁的境界呢？原憲這個問題並不是偶然提出的，而是他自己的體驗心得。他後來退隱草澤之間，可以說這幾點都做到了。現在問孔子，這種樣子，算不算是仁的境界？孔子還不承認這是仁的境界。他說這是難得的，至於是不是仁的境界，那就不知道了。由此可知孔子所稱的仁，中國文化所標榜的仁的道體，就像道家、佛家所謂“得道”那樣，不可知、不可測，是非常高，不可思議的一個境界。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懷居，等於所謂“問捨求田，原無大志”的問捨。一個人每天問問房子的價錢；有了三十坪，又想擴充到一百坪；買了一層樓，又想變八層樓，這樣的人就沒有什麼大志。所謂“掀天揭地，方是奇才。”這是引用《幼學瓊林》上的四句話，我們老的這一代，從小就念這本書，接受了這種思想，到現在還背誦得出來，這種觀念依然故我，這是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東西。孔子這句話是說一個人只為個人的生活打算，還不夠成為一個士。這句話放在《憲問》這一篇中，可以說原憲在孔子死後，不管功名富貴，而退隱於下層社會，絕不簡單，他一定替下層社會，替人家解決了很多問題，做了很多大眾福利的事情。而原憲之所以甘心放棄功名富貴，可以說受孔子教育思想的影響很大，因此他硬是要責備子貢“學道而不能行之，病也！”等於對子貢的不滿意，指摘他沒有做到老師所教的學問道理，光是擺那麼大的排場而已。
又如漢高祖劉邦，在前方打仗的時候，後方僅靠蕭何一個人。劉邦和項羽打了七十多回仗，都是打敗仗，可是兵源、後勤的補給，從來沒有缺少過，這就是因為蕭何在後方，政治、經濟都做得好，社會非常安定。而劉邦在前方，每見到後方來的人，都要問蕭何在做些什麼。蕭何覺得奇怪，就和賓客——智囊團、幕僚們——談起這件事。其中有一個人告訴蕭何，老闆有所懷疑了。因為劉邦在前方作戰，整個國家的政治權力，都在蕭何的手上，假如蕭何隨便左右擺一下，就不得了的。這位幕僚就建議蕭何做些問捨求田的事。後來有人向漢高祖密告蕭何斂財侵佔民田，霸佔民房，漢高祖看到密告，才對蕭何放心，反而一笑了之。這可從反面道理，瞭解正面人生。
狼虎叢中安身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這個“危”字就是正的意思。“孫”字古代與“遜”字通用，遜者退也，就是謙退的意思。孔子說，社會、國家上了軌道，要正言正行；遇到國家社會亂的時候，自己的行為要端正，說話要謙虛。字面意思解釋了，我們再研究一下孔子。
這看來好像他很滑頭，教學生們幾種態度。其實不是滑頭，在這裡是教人處世的臣道，做幹部的基本原則，也可以說是作人的基本原則。天下太平，國家社會都上了軌道的時代，一個正人君子，行為要端正，說話正直，沒有關係，無所顧慮，也不會有鬥爭。但當處在動亂的社會中，第一個原則：行為要端正，如當公務員，不貪污，不犯法，規規矩矩，方方正正。可是在言語上，少發牢騷，不要得罪人。因為亂世裡沒有章法，否則的話，往往出問題。從歷史的記錄，生活的經驗，都可以看到。
前面曾經說過，大家說蓋棺論定，而在人生經驗中，有許多人，許多事，蓋棺不足以論定，有許多人硬是把冤枉帶到棺材裡去的。看穿了這個道理，又何必怨天尤人？
第一個就說到岳飛，他所處的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他要北伐，完全對，所以岳飛的人品行為，是危言危行，正言正行，結果蒙冤死了。他沒有做到《論語》這一段的“危行言孫”，怎麼說他言不遜？“直搗黃龍，迎回二聖。”是他要北伐的口號。二聖是宋高祖的父親和哥哥（過去帝王時代，稱皇帝為聖人，非常有趣。）他當時的口號，就是非打不可，準備一定要打到東北去，把太上皇、皇兄兩個人請回來。他這個話說得也對，是正言，但二聖回來，高宗怎麼辦？所以秦檜要殺岳飛，不過是拍高宗的馬屁。因為高宗自己的意思，認為岳飛真可愛，可是打儘管打，迎回二聖來，教我這個現任皇帝怎麼辦呢？而這個話，高宗又無法告訴岳飛，所以岳飛的死，就在他自己不能做到“危行言孫”！
第二個說到馮道，這個人前面曾提過的。在唐宋之間，五胡亂華幾十年間，換了好幾個皇帝，都是胡人來統治。五個朝代，都請他出任要職，活了七十三歲死了，晚年號為長樂老人。可以想像得到，此人第一是“危言危行”，生活非常嚴謹，本身一點漏洞、毛病都沒有，既不貪財，又不好色。他家裡一口放生池，養了一些魚，他兒子抓了一條魚吃了，也被他責打了一頓。可是歷史上批評他沒有氣節，有奶便是娘。歐陽修論歷史，直罵他無恥。可是在馮道的詩中，發現他的思想，認為只要立身端正，在狼虎叢中，都可以站得往。他認為在當時那個時代中，都是豺狼當道，不須向誰盡忠。只是要保存中國文化的精神，中華民族的命脈，等待自己國家有真正的人才出來領導，用不著為胡人盡忠。他等了好幾十年，直到他死後才出了一個趙匡胤。這個故事說明馮道在當時那麼亂的時代，對“危行言孫”是做到了。本身的行為非常端正純良，而態度上、言語上，絕對有分寸，不發牢騷。與歐陽修相反的意見，有王安石、蘇東坡等人，他們卻認為馮道是菩薩位中的人。由此可見是非之難定論。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這又是孔子對於人的才德分類。他認為真正有道德、有修養的人，一定有文字著作，或者有名言留給後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人，都有德又有言。但是有些著作的人，文章寫得很好，理論上講修養、講道德，也說得蠻像樣的，卻不一定有很好的修養德行。一個仁者一定有大勇，這個勇並不是會打架的好勇鬥狠；而一個勇者，不一定有仁。這裡要注意的是“不必”兩個字，這表示不一定。當然，有言又有德，有勇又有仁更好。
度德不量力
下面講到有德有言，有仁有勇的具體事實。
南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適就是南容，前面上論和下論都提到過他。我曾說過，孔子不會那麼簡單，僅僅是聽南容唱了白圭之歌，就把侄女嫁給他，現在在這裡，我們就可知道南容是怎樣一個人。
他請教孔子的問題，提到后羿。古代的傳說，當時天下有十個太陽，被后羿用箭射下了九個，只剩下現在的一個太陽。他也會法術，有些丹藥，吃了能長生不死。奔月的嫦娥就是他的太太，因為偷吃了他的丹藥，就飛到月宮去了。這是中國古代的神話，要研究中國古代史，就要透過這些神話，中國的神話中有很多問題、很多道理，我們現在暫且不去管它，后羿憑他射箭技術和武勇，為有窮國君，想稱王而最後不得好死，被他的臣子寒浞殺掉了。奡又是寒浞的兒子，力氣很大。所謂盪舟，就是可以把在江海裡航行的船，一手抓起來在陸上拖著走。後來也不得好死，為少康所誅。南容說這兩個人，一個射箭技術那麼好，一個力氣那麼大，而後來都不得好死。他舉這兩個例子，說明靠自己的武力去侵略別人，而想有好結果，反而都不得好死。
另一面他舉出禹王、後稷的例子：後稷是唐堯的農師，對於我國農業社會的建立，他的功勞最大；他也就是周朝的祖先。南容說禹和後稷，沒有羿、奡那麼大的雄心和本事，自己規規矩矩去種田，很平凡老實的人，最後都得到了天下。禹是自己得天下，後稷是他的子孫得了周朝天下。南容舉出兩種人，一種人不擇手段而成功，了不起。（我們經常碰到一些年輕人感慨很多：某某人不擇手段的發了財，在社會上就很神氣、很吃得開。我為什麼要講道德呢？現在這種思想，很迷惑人。）但南容認為這些並沒有用，最終還是要倒下來。另一種人則是殷殷實實地做他分內的工作。這兩種人到底哪一種對？他只提了這個問題。孔子聽了以後，並沒有答覆他，因為南容的見解非常高明，這個問題不須要答覆。所以他一退出去了，孔子就告訴其他同學，這個人思想這樣正確純正，真是了不起的君子，這才是最高的品德。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這都是連接上面一貫的。孔子說，一個君子不仁，是有的；但是一個小人能仁，這種事是不會有的。以現在的話來說，一個好人不仁慈，有這個道理，如果說一個壞人而能仁慈，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知道孔孟的思想，都是“春秋責備賢者”的作風，孔子所要求的對象，主要的是知識分子。在古代教育不普及，知識分子少，一個君子當然要仁慈。但是人非聖賢，誰能無過？有時不仁也是難免的事。至於壞人當然沒有仁慈的心，壞人如果有了仁心，就不是壞人，有句俗語“強盜發善心”，這是不大可能的。如真的強盜發了善心，他就不作強盜而改作好人了。
愛裡生害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這句話有關於教育，也有關於個人修養。真愛一個人，如愛自己的孩子，不能溺愛，太寵愛了就害了他。要使他“勞”，這個勞並不一定使他去勞動，要使他知道人生的困苦艱難。前天一位富有的朋友，他有個孩子很好，很乖，他說預備將孩子送到南部一家工廠做工，我非常贊成。在我們看來，像他這樣的家庭，無論怎樣好的教育，生活環境是太舒服了，弄不好會害了這孩子的一生。教育和《孫子兵法》一樣，“置之死地而後生”，硬要想辦法使他受苦，使他知道困苦艱難。以這種道理，就能理解“愛之，能勿勞乎？”這句話，也可以理解人生。其次，不管部下或朋友，即使對自己很忠實，但不要僅僅喜歡他的忠實，還要教育他、培養他。
下面轉了一個氣勢，是孔子批評當時的一些人物及政治作風，以切磋為學的外用。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裡子產潤色之。
這段話孤零零吊在這裡。所說到的四個人，當時都是鄭國的大夫。為什麼？我們知道上古王道講道德，後世霸道講事功。春秋戰國時的五霸，第一個霸主，就是由鄭國開始，所以鄭國在春秋戰國初期，相當有力量。可是到了孔子的時代等於現在的英國，沒落了。雖然沒落了，但對國際政治的影響，還是蠻大，因為鄭國出了不少政治上的人才。這裡所提的四個人，都是鄭國政治上的要人。
孔子這句話所說的“命”，就是古代非常重視的“誥命”。誥是誥，命是命，兩種文件都是政府的公告。比方現在一國的元首，到另一國家訪問過後，發表聯合公報。這種公告，起稿的人非常費心，每一個字都要斟酌，這種文件不但影響當時的整個國際關係，將來歷史還要留下來的，對與不對，作為歷史批判是非善惡的依據。我國五經中《尚書》的記載，就是中國上古政府的文獻資料。透過這些資料，可以瞭解我們過去的歷史。誥命就是這些文件。我們現在一般人稱它為“大文章”，不止是這一代的，而是永遠留在歷史上的大文章。
孔子說，鄭國的誥命頒布出來，非常慎重，先由裨諶起草，然後由世叔來討論、檢查、研究。“行人”是外交官名，“子羽”是人名。再由外交官子羽來修改，最後還要經過首相子產，在文采辭藻方面，加以潤色。以現在的程序來說，好像是由秘書起稿，送給有關單位會稿，然後經過外交部改正，這還不夠，最後經過首相修改文章的辭句，增加文字美。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鄭國在那麼混亂的時代始終人才濟濟，發出來的文告，有那麼慎重，經過這幾個大手筆的考慮才拿出來。這是孔子告誡從政的學生，一個從政的人，一下筆乃至寫一個條子都要當心，尤其是有關政治大問題的決定，一寫下去，就在歷史上留下一個模子，不能草率。所以孔子提到“為命”之難，告訴學生們，不要疏忽。
為政難作人更難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有人問孔子，鄭國的子產這個人怎麼樣？孔子答覆他，子產是大政治家，了不起的人物。子產當政的時候，對於社會貢獻很大，對國家的老百姓，是有恩惠的人。
再問楚國的子西怎樣？子西是楚國的宰相，孔子到楚國時，他怕孔子會把他的位置擠掉。而孔子答覆，只是說“他，他啊！”就沒有再說什麼了。這就是孔子的厚道，假使現在的人，就非要攻擊子西不可了，孔子沒有這樣做。當然他不同意子西這個人，歷史上的記錄，子西這個人並不高明，而孔子只是“他，他啊！”兩句，不作批評。
此人又問管仲這人怎樣？管仲比孔子早，齊桓公稱霸的時候，他功勞很大。每次講到管仲，孔子都很佩服，這次他好像伸出大拇指來稱讚他，那才夠得上是一個人，真了不起！他在當政的時候，能夠把齊國另一大夫伯氏，連著的好田三百，沒為公有，而伯氏一家人因此窮困，只有清菜淡飯可吃，但一直到死，沒有怨恨管仲，心服口服。所以孔子說他能夠稱為一個人，了不起！他沒有說他是一個大政治家，政治家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是官位上的功勳，而能做到稱為一個“人”，這才了不起。管仲將別人的財產拿過來，別人因此終身窮困，而對他毫無怨恨，認為處理得很公平。一個當政的人能做到這樣，的確是了不起，歷史上沒有幾人能做到這樣。可見他對於社會國家的貢獻，對於其他的人所還報的，一定有他處理的政策與方法，所以孔子要對他連連讚歎了。
不學謂之貧
現在開始討論的，可以說是中國舊文化中所講的“知人論世”的道理。從這裡可以看到歷史上的人物，也可以瞭解自己、認識自己。站在人文哲學的立場來說，一個人要認識別人困難，認識自己更難，尤其年齡大了，經驗多了，接觸的人廣了，就感覺到認識自己太難了。下面就是孔子“知人論世”的一番話：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富而無驕”，有地位、有財富，成功了不驕傲。本來這個修養很難的，並不是很容易，但是比較起來還是容易。古今中外有些人因為地位高了，風度蠻好；風度好是外形的，外形過得去，看不出驕傲來，已經了不起，但是內心到底還有一點覺得自己了不起。
剛才與幾個國外回來的學生閒談，他們說到，過去有一部分人，父母與孩子之間的代溝，相差太遠，做父母的，尊嚴得不得了，非要擺成那副樣子不可。也有的說，自己的父母並不如此，與子女相處像朋友一樣。有的以地域來說，指本省有些家庭，父母對子女還是擺一副尊嚴的模樣，我就問他們在國外有沒有注意，華僑社會裡，多數父母對子女的態度，也是保持著尊嚴。這是廣東、福建的風氣，他們還保持了老一輩子的父母的威嚴。而父母子女相處比較開明一點，多半是在上海生長的人。父母保持他們的尊嚴，只是過分或不過分，並沒有錯。有的又說，父母保持那股威嚴，就是一種傲慢心理，覺得我有兒女，兒女就要聽我的。我說這可不能列入驕傲的範圍，更不要錯用了驕傲這個形容詞。
由我個人的觀察和體會，有許多人想不驕傲，很難做到。富貴了，地位高了會驕傲；有錢會驕傲；年齡大了也會驕傲，認為自己多吃了幾十年飯，年輕小伙子就不行，其實多吃的幾十年飯，不一定吃得對；學問高了也會驕傲。所以要修養到“無驕”，實在不容易。不過在比較上，富而無驕和貧而無怨，兩者之間，還是無驕容易一點。
“貧而無怨”的貧並不一定是經濟環境的窮；不得志也是貧；沒有知識的人看到有知識的人，就覺得有知識的人富有；“才”也是財產，有很多人是知識的貧窮。莊子就曾經提到，眼睛看不見的瞎子，耳朵聽不見的聾子，只是外在生理的；知識上的瞎子，知識上的聾子，就不可救藥。所以貧並不一定指沒有錢，各種貧乏都包括在內。人貧了就會有怨，所謂怨天尤人，就牢騷多，人窮氣大，所以教人作到“安貧樂道”。這是中國文化中，一個知識分子的基本大原則。但是真正的貧而能安，太不容易。
現在有人，拿“安貧樂道，知足常樂”這兩句話，批評中國文化，說中國的不進步，就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這種批評不一定對，“安貧樂道”與“知足常樂”，是個人的修養，而且也少有人真正修養到。我們當然更不能說中國這個民族，因為這兩項修養，就不圖進取。事實上沒這個意思，中國文化還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等鼓舞的名言，我們不可只抓到一點，就犯以偏概全的錯誤。這兩句話，是對自己作人做事的一個尺碼，一個考驗。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先解釋原文文字：孟公綽是魯國的大夫，後世朱熹的註解，說他很清廉，安貧樂道、知足常樂的人。趙、魏是大國，對下面滕、薛兩個國家而言，趙、魏比較大，滕、薛比較小。
識人難識己更難
關於“老”，過去的官名有“三老”，也有“三公”。古代三公的地位很高，但在秦漢以後，就很少有明文規定這個官銜了。他們學問道德崇高，沒有實際行政，所謂“坐而論道”，著重在建議和指導，和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不管部大臣差不多，什麼都不管，可是樣樣都要問。越是國家大事，越是很重要的決定，越要請他們參加意見。往往一句話可以推翻整個政策，或者建立新的政策。至於“老”，也是如此，在古代是很清要的職務，本身要學問好，人品好。凡是清要的官，只要說一句話，影響很大，皇帝都非常重視。到了現在，學術界，以及政界，對所尊重的人，常稱某公，或尊稱為“老”，就有“國之大老”的意思。
孔子這裡說，孟公綽這個人，要他做趙、魏大國中的大老——顧問，則是第一等的好人才；他的才能、學問、道德，擔任這個職務好得很，沒有錯。但是如果滕、薛兩個小國家請他作大夫，要他在實際政務上從政，當部長，或院長，那就不行，會當不好。
孔子以這個問題，與學生討論。孔子論人，認為有許多人，擔任某一種大位置、大要職，蠻好；但是要他改做實際工作，去執行一個任務，就完了。平常看他，學問好，見解也好，寫的文章、建議、辦法都對。可是，讓他去實際從事行政工作，就不行。有些人，要他從事實際行政工作，執行任務，會辦得很好，如果這樣認為他很了不起，把他提拔到太高的清要地位，那他又完了。所以作領導的人，對人才的認識很難，對自己的認識也難，要曉得自己能作什麼，可真不容易。
我過去在私塾中所受的教育，老師們教的一些散文和詩，都包含有人生的道理。我的一位老師曾有一首評論歷史的詩，講得非常好：“隋煬不幸為天子，安石可憐作相公。若使二人窮到老，一為名士一文雄。”這意思是說，隋煬帝運氣不好，當了皇帝；而王安石很可憐，作了宰相。這兩個人若是不得志，王安石將成為大文豪，他的文章那麼好，恐怕當時和後世對他的敬仰，還要更高，隋煬帝如果當時不作皇帝，就是一個很好的名士，一個才子。
我們再說李後主，真是好的文學家，那麼好的文學，真好，過去找不出來，以後恐怕也難找到這麼好的文學家，實在太好了，可惜當了皇帝。宋朝徽宗等人也是如此。不過話得說回來，文學又談何容易？《紅樓夢》之後，再也寫不出第二部《紅樓夢》，沒有像曹雪芹那樣的家庭，沒有像曹雪芹一樣，整天和一些女孩子在一起打滾，沒有那個經驗，換一個人怎麼也寫不出來。施耐庵的《水滸傳》，沒有跑過江湖，沒有和那些動輒拔刀的江湖朋友混在一起，也寫不出來。文學是這樣培養出來的。李後主的詞好，前面曾說過，他花的本錢大，也是當了皇帝，江山又在他手裡丟掉，然後才有那種文學的境界出來。可是拿人生的立場看來，這些人都是不幸。因此我們又想起另外一個人的哲學，人生得意的事，有時並不是幸福；而有時候失意的事，並不是倒楣。如在明末清初的時候，有一個人作了一首詩：“眼前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官幾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廈，亦應隨例作灰塵。”這首詩是說失意並不見得壞。第一句他感慨眼前的國家棟樑，都是他的後輩。第二句是講自己，像山上的大木、神木一樣，自己年紀大了，看到朝代的更替、興衰、成敗多少次，假使自己當時也成為其中的棟樑，早就被燒光了。所以人生得意的事，雖不一定是壞，也不一定就是好，有時失意也不一定是差。
這些道理可使我們瞭解孔子講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的話，的確是意義深長。所以剛才提出來用人難，不但對人才的選拔、安置困難，而每個人自己認識自己更難。我們瞭解了歷史的往事，將來自己做事業時，對於人才，對於用人，的確要能知己知彼才對。
全才——智、清、勇、藝、禮
下面講到怎樣才算是人才與全才。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這裡孔子所說的“成人”，也可以解釋為全人，也可以說是人世間的全才。子路問怎樣才是全才，孔子說，要求一個全才太難：第一個是智慧，像臧武仲，這位魯國的大夫，智慧高，知識淵博；其次要像孟公綽的清心寡慾，什麼都不要，本身非常清高、廉潔；光是有清廉的德操，智慧的修養，還是不夠，還要有勇，如卞莊子。卞莊刺虎，是我們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故事，當然不止是打老虎的勇敢，主要在有決心、決斷，須要犧牲的時候就敢於犧牲的大勇；就是有了智慧、清廉、勇敢還不夠，還要有冉求之藝，文學藝術的境界，樣樣才能都會。
這四個人的優點：高度的智慧；道德的涵養，沒有私慾，沒有火氣，心平氣和；品德好的人，往往有點像廢人一樣，所以又要加上勇敢、決斷、俠義的精神，這樣還不能算是全才或全人，還要加上文藝境界，與高度的禮教修養，這樣幾個條件合攏來，就可以為成人了。這該多難！但是要注意，原文“亦”字用在這裡的重要意義，孔子說了如此等等，還是用了一個“亦”可以為成人矣的“亦”字。由此可知他認為還並沒有完全到達理想中“成人”的那個程度。
讀到這段書我們要記住，這一段孔子所提出的，可說是講國家大才的標準，也可說是講中國文化，講人格教育修養的標準。
但是孔子所要求的太高了，然後自己轉了一個彎，對子路說，時代不同了，不一定要把我這個觀念拿來作標準。現在只要做到“見利思義”，看見對自己有利的事，能多考慮一下義的方面。義就是宜——看看這個利是不是合理、合情、合法。“見危授命”，既然身為負責人，為大家做事，要能做到臨危時，接受任命，為達成任務，寧可犧牲自己。甚至交朋友也能如此。還有平時所說出的話，不管經過多少時間的考驗，何等環境的考驗，縱然過了很久很久，都能言行一致，說得到的一定做得到。有了這幾點，在這個時代裡，已經是了不起的人才了，何必要求太高呢！
我們拿“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這句話，看現在的社會，有時很好笑，發表任何政見時，要如何如何，一旦到那個位置以後，所說的話都不見得兌現了，哪裡能夠作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看現代可以證歷史，看歷史可以懂現代，如孔子說的“溫故而知新”。我們說現在社會風氣不好，孔子當時社會風氣也一樣不好。有些同學到外國留學回來，開口就是外國如何如何好，我就告訴他們，古今中外都是一例，沒有外國如何好，中國如何壞。以貪污來說，美國有許多地方，貪污得更厲害。外國人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十幾年以前有些年輕同學去美國留學，我制了棉被送給他們帶去。有位外交官說太落伍，在美國用不著。可是這個同學因為是老師制贈的，還是帶了去。我又要他們帶了些宮燈之類的小禮物去，要他們保持中國的禮貌，逢年過節時要對老師表示敬意。他們也曾說外國人不喜歡這一套，後來兩樣都對。聖誕節去向老師行個禮，送一盞小宮燈聊表敬意，說明是中國禮貌，外國老師高興得不得了，說所教的各國學生，只有中國學生最好，最有禮貌。至於棉被，碰到冬天停電，大家凍得要命，而他們穿棉襖，蓋棉被最舒服，這都是中國文化。因此也瞭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人，感情思想是一樣的，絕對沒有兩樣，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我們處理一件事，要注意到古今中外，包括未來的時代，人情世故是一樣的。縱然觀念兩樣，其實原則還是一樣，換一個角度講就通了。譬如說某件事在道德上不通，有些外國人不會理解；說成沒有價值，他馬上贊同這句話。不過把“道德”與“價值”兩個名詞換用了一下而已。因此，我們教育子弟，不管什麼時代，中國文化的人格標準，絕對是高的，絕對是對的。我們現代的人格教育，能夠使每一個人，做到像孔子所講的第二條“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就很了不起。再進一步，如果能夠做到像孔子所講的第一條，集智慧、人品、膽識、才藝於一身的人，那就太難得了。
疑假疑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叔文子，文子是他的謚號。朱熹的考證是公孫枝，別的考證叫公孫拔。究竟誰對，暫時不去管他，不過都知道這個人是衛國的大夫。孔子除了對他自己的國家魯國以外，對衛國的感情最深厚。公叔文子在當時名氣很大，影響力也很大。孔子問公明賈——公明賈也是衛國人。孔子問他說，夫子（我們後世拿“夫子”為對孔子的尊稱。孔子當時“夫子”兩字，等於我們現在以“先生”稱人，這裡就是指公叔文子。）是衛國的聞人，社會上很有聲望，政治上很有影響力，大家都說他很好，但有一點不知可不可信？公叔先生平常不隨便說話，說一句話就有相當份量；也不說別人是非；也不輕易笑；也不貪。
公明賈就說，別人對你所講的，把他描寫得過分好了。其實他講話能把握時間、要領，不講廢話，恰到好處，因此人家聽了，不討厭他的話。他高興了、痛快了就笑，笑得恰到好處，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笑。譬如下雨天在街上見人跌倒而哈哈大笑，這個笑，不得其時，人家已經跌得很痛，很狼狽了，這不應該笑的，偏要笑，豈不讓人討厭？
關於取，合理的送他禮物，適可而取，不故意標榜清高。
他這樣一解釋非常好，但是公叔文子這個人在歷史上有點問題。所以孔子聽了他的解釋說：“是嗎？真的嗎？”是表示懷疑口氣。是否這個人徒有虛名，很難斷定，如白居易的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是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周公輔助成王的時候，有人造他的謠，說他企圖把侄子殺掉，自己當皇帝，使周公也怕起來了。而王莽在沒有叛國以前好得很，滿朝文武，全國老百姓，沒有人說王莽是壞的。假使這兩個人在這個時候就死掉了，那麼他們一生中的真假又有誰知道？這是白居易一首大家熟知的詩，他給了我們一個啟示，使我們知道，有些人運氣不好，把冤枉帶到棺材裡去了，可知人生定論很難。所以對於公叔文子，在公明賈替他作解釋以後，孔子說：“是嗎？難道真的嗎？”存疑是可以的。
挾兵自重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是魯國的大夫，犯了罪自己逃出去。可是不肯放下權力，在防區上整兵振武，向魯君要求，封他的兒孫永遠作這個地方的首長。他用這個方法，取得這個位置。孔子說，他這樣做，表面上雖然說是提出退讓的要求，不說要挾，但是這不必騙人了，我是不相信的，他分明是用要挾取得富貴功名與政權。中國歷史的藩鎮禍國，都是同此一例的辦法。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由此而引出孔子對歷史的批評。自周朝王道式微以後，就是霸業的開始，“挾天子以令諸侯”，表面上雖然擁護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皇帝，還是聽他們的意見擺佈，這是春秋戰國時候的霸業。如果以中國歷史文化來分王道與霸業，則春秋戰國以後的漢、唐、宋、元、明、清在儒家思想的看法，並不能稱為王道，統統都是霸道。真正達到三代以上，以道德維繫的政治，那才是王道。以權術取得而講事功的則是霸道。所以在春秋戰國五霸的階段，仁義道德，也只是霸主的手段而已，變成口號了。
但在五霸中比較起來，也有好壞，所以孔子說晉文公譎而不正，他對晉文公的為人，不以為然。譎就是用詭道、手段。孔子為什麼說晉文公譎而不正？因為晉文公家庭遭遇變故，流亡在外十九年，他的高級部下，智囊團之一的舅犯，斷定他一定能復國：“重耳（晉文公的名字）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備知之矣。”因為他吃盡流亡的痛苦，深深瞭解人心的險惡，所以便懂得如何運用權術。齊桓公就不是這樣，孔子認為比較好，而齊桓公與晉文公兩個人的遭遇也大有不同。根據孔子這兩句話，研究歷史上帝王、領導人的心理，與少年時代的遭遇、環境的培養都大有關係。
管鮑之交難
因為孔子講到對晉文公和齊桓公的比較，而且加以評論，子路就來插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說，老師說齊桓公好，但是我想起一件事。齊桓公和公子糾，是兄弟也是政敵。管仲沒有得志的時候，原來是幫助公子糾的，那時另外還有一個大臣名召忽，當時公子糾死了，召忽也拚命作戰，為公子糾而死，但管仲並沒有殉職。這樣說來，管仲的人格還是有問題。這是歷史上有名的故事。當時幫助齊桓公成功，有名的名臣是鮑叔牙。桓公問鮑叔牙，如果想成霸業，把齊國治好，誰是好的人才。鮑叔牙就推薦了管仲。但管仲曾經在作戰的時候，用箭射過齊桓公，幸好沒有將齊桓公射死，而射中了衣帶鉤。所以齊桓公聽了鮑叔牙的推薦後說，管仲這個人曾經助過公子糾，而且用箭射過我，幸好只中衣帶鉤，我沒有殺他，已經夠寬大了，你還要推薦他？鮑叔牙就說，你要振興國家？還是要報私仇？你如果想成霸業，就不要記私仇。因為他是人才，當他幫助公子糾的時候，應該射你的。各為其主，立場不同嘛！齊桓公也有漢高祖相同的氣度，因此用了管仲。
大家交朋友，常引用歷史上管鮑之交，把管仲與鮑叔牙的交情，來比擬知己之交，但要真正達到那個程度太難了。中國五倫之道，朋友一倫是很重要的，也很難的。像管仲與鮑叔牙這種知己的朋友，在歷史上只這麼一個例子。任何人一輩子都難得有這樣知己，管仲最窮的時候，生活一切都依賴鮑叔牙。共同做生意賺了錢，管仲自己就多分了紅利，鮑叔牙也不在乎。這還不算太難。齊桓公成功了，鮑叔牙推薦管仲當宰相，這也還不算難。管仲晚年就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人生得一知己太難。知己到什麼程度呢？管仲臨終以前，齊桓公問他，鮑叔牙可不可以接替他的職位。管仲說不可以讓鮑叔牙當宰相。鮑叔牙一生都照應管仲，照普通一般情理講，管仲臨死了，應該將這個職位交給鮑叔，以為報答。現在由齊桓公提出這個意見來，他還說不可以，好像管仲不夠朋友。其實他有他的道理。管仲對齊桓公說，你不要害鮑叔牙了，他這個人的人品實在了不起，氣度也非常大，可是嫉惡如仇。一個當首相、當主管的，要能藏垢納污，骯髒的東西也要包涵一點，完全要求清高是做不到的。鮑叔牙的第一個毛病就是太好、太清了，不能包容壞的一面。如把政權交給他，害了你齊桓公，也害了鮑叔牙。這樣鮑叔牙也很高興，認為只有管仲懂得他。
所以我們同事之間、朋友之間相處，都曉得講歷史上這件事情。我們文化深厚，就是歷史上的故事太多，前輩的經驗太多了。我們讀書也是為了吸收這些作人做事的經驗。我曾經看到過類似的事情，有兩個好朋友又是同學，其中一個當師長。當他要交卸這個師長職位的時候，上級也決定由他的同學來接他的位置，可是他極力反對。有人就問他為什麼這樣不幫同學好友的忙，他說我不願害自己的同學好友，如果他來接我的事，依他的個性，結果一定會弄到坐牢。最後事實證明，果然如此。朋友能夠交到這樣，談何容易！普通人只看現實，所以介紹管仲等等的故事給諸位，我們要知道交友之難，待友之難，以及得一知己之難。
這裡子路提出來說管仲這個人的做法，恐怕不仁吧？孔子說，春秋時代開始的時候，齊桓公雖然是霸主，但是把周朝中央政權的威信重新整頓，九次召集了諸侯開聯合會議，安定了國家社會，從來沒有用武力威脅人，固然霸業是權術，可是他權術的最高原則還是道德，致使周朝的歷史能夠再延續下去。這些都是管仲的力量，這已經很好了，也就是仁義之道了。何必求之太過呢！
死生亦大矣
討論到這裡，子貢就起來辯論了。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貢拿個人的人格來看管仲，可以說他是不仁不義。齊桓公殺了公子糾，管仲本來追隨公子糾的，照理也應該殉死，他卻不能以死盡忠，後來反而更進一步，投降齊桓公，居然貪富貴作宰相，就更不對了。孔子說，政治道德、人生道德，很難評論得公平中肯。管仲投降了齊桓公以後，幫助齊桓公在諸侯中稱霸，把當時那麼亂的社會輔正過來，對歷史的貢獻，對國家民族社會的貢獻太大了。到現在管仲已經死了，可是我們這些人都受了他的好處，今天社會能夠安定，各個諸侯的國家能夠安定，都是他們的功德所賜，假使當時沒有管仲，那我們即已變成野蠻民族了。“被發左衽”就是野蠻民族。中國古代男女的頭髮都是梳起來的，我們現在都披髮，是外國文化。“左衽”，試看過去的西藏、蒙古等邊疆民族，都是左肩披著衣服，右肩臂露在外面，這是文化野蠻落後的象徵。可是現在我們的裝束，也都是被發左衽，向原始文化投降了，好在不止我們，整個世界都在被發左衽。講到這一點，我想我們的民族文化，總有一天會站起來。
孔子告訴子貢，管仲對歷史的貢獻有如此的大，沒有管仲，我們的文化都可能滅絕了。這種情形，又怎麼是普通男女，認為他怎麼不為公子糾而死的觀念可比呢？公子糾對管仲並不好，不聽管仲的意見，如聽管仲的意見，就不會有齊桓公，而是公子糾起來了。公子糾不以管仲為國士，管仲也不必要為公子糾殉死。這就不能拿普通一般人的情形來責備管仲了。普通人一碰到失敗就自殺，毫無價值，好像倒在污水溝裡，這樣一死了之，又有什麼意義？所以他不輕易為公子糾而死，以致後來有這麼大的貢獻。那麼這生死之間的價值取捨，就另是一番評估了。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公叔文子，就是剛才提到過的公孫拔或公孫枝，文子是他的謚號。我們先要瞭解，春秋戰國時代，依照中國的封建制度，平民很難上來做官，但不是絕對不能。在這種制度下，公叔文子的部下僎由公叔文子的提拔，從平民而提升保薦到與自己同等的地位。孔子說，公叔文子真夠得上稱“文”。中國古代謚法稱“文”是很難的，根據《謚法》解的記載，稱文的有下面幾種：一、經天緯地，二、道德博聞，三、勤學好問，四、慈惠愛民，五、愍民惠禮，六、賜民爵位等六種。如明代的王文成，清代的曾文正，就是這個“文”。
人盡其才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孔子在衛國很久，當時的衛靈公對孔子非常敬重，但卻沒有啟用孔子。衛靈公好像是個活寶，他寵信的妃子就是有名的南子，政治不算好，也不見得太壞，可是衛國上下對孔子都很敬重。但在一般輿論，對衛靈公頗多不滿。季康子就說，衛國的這位領導人既然這麼壞，怎麼衛國不會亡國？孔子說，衛靈公儘管不好，但他會用人，他的部下了不起的人才很多。
這一點我們又要看歷史了，翻開古今中外的歷史，一個主管，是不是善於用人，非常重要。就是在商業上，一個做老闆的，善於用職員，也是很重要的成功因素。如果職員用得好，公司到了危急的時候，都不會垮台。一個機構如此，一個國家的政治也是一樣。人才要安排得好，而且人才處處都有，看你怎樣安排，有的人這方面不行，而另一方面有所長。
所以孔子談到衛國的時候，季康子問這樣一個領導人怎麼不亡國。孔子就指出，衛靈公用了最好的外交家仲叔圉治賓客，就是辦外交。在國際動盪的時候，外交最重要，而他用到了好的外交家。還有祝鮀治宗廟，在宗法社會宗廟也是政治的中心，以現在制度來說，包括了教育、文化、內政，都屬於宗廟的事，上論曾經提到，所謂“祝鮀之佞”是指這個人很會說話，是一個理論家、政論家，他還辦過一次成功的外交。另外又有王孫賈主持國防、軍事。一個國家外交、內政、文教、國防有這樣三個人才主持，衛國怎麼會亡？只是衛靈公本人活寶一點，不過雖然活寶，他會用人。在歷史上，漢、唐、宋、元、明、清各代，中期時有些職業皇帝都蠻活寶的，但是他會用大臣，幹部用得好，而且絕對可以信任，就行了。縮小範圍，一個單位主管，一個家庭，對家人子女，也是一樣的道理。但從後世認定屬於偽書的《莊子·雜篇》中，卻有推重衛靈公之所以稱靈的道理，並不如此簡單。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孔子說這話的意思，指有些人吹牛臉都不紅，這還不算，最怕是吹了牛不兌現。真做到了，就不算是吹牛了。所以我們做事、說話時要慎重考慮，大言不慚很容易，要看自己能不能做到。講解《論語》到現在，已經十四篇了，每篇都有高潮起伏，一點也不呆板。到這裡又轉了一個方向了。
為正義而言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這一段是孔子在魯國的時候，國際上發生大事，齊國的部下叛變，殺了皇帝——皇帝是口語，正名應該是齊國的國君，這個叛變的人叫陳成子。（下面殺了上面為“弒”，這是《春秋》筆法。）孔子聽到這個消息，看得非常嚴重，像是參與國家大典一樣，洗了澡，穿了禮服去朝見魯哀公。他說齊國的內政發生了叛變。陳恆殺了他的國君，我們魯國要出兵去討伐叛逆。
這就是中國文化，自古以來，都是世界大同的政治思想，所謂“興滅國，繼絕世”的主要精神，就是在國際間，碰到任何一個國家出了事，出兵幫忙，替別人消滅了禍亂，然後還是把政權交還給該國。我們只需要他年年進貢，歲歲來朝。而事實上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是吃虧賠本的事。譬如過去歷史的記載，海外的屬國進貢了一頭長頸鹿，或者外邦進貢了一頭老虎，我們還要招待他的使者好幾個月，皇帝還要給他賞賜。我們絕對沒有土地侵略、經濟侵略的野心，中國人只有愛別人，不會侵略別人，自古以來，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軍事思想，有時出兵打仗，只是為了正義，不是為了利益。
孔子請哀公出兵討伐陳恆，就是為了正義。而且孔子這個時候，他的大司寇位置已經下了台，可以不管國事，可能顧問的名義都沒有，只是可以在皇帝面前講話而已。他為了要實行中國文化的精神，就去報告，請求出兵。但是當時魯哀公很可憐，所有的權力，都在季家三兄弟的手裡，哀公不能說孔子的主張不對，幫助鄰國平亂是應該的，可是沒有辦法，就要孔子去和季氏三家講。孔子說，因為我總是從大夫之後，是國家有地位的人，職責所在，道義所在，不能不向你報告。魯哀公聽完了還是要他去告訴季家，於是孔子退回來，告訴季家三兄弟。可是季家三兄弟不同意，認為不要管這個閒事。孔子說，因為我是魯國的人，所以我不能不說，將來不要說我沒有講過這個話，我已經告訴過你們，也向國君報告過，我的個人責任、國家責任、歷史責任都盡到了，做不做是你們的事。
這一段，很明顯的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精神，中國的政治哲學也在這裡。我常和外國留華的同學們說笑，就以留學生來說，現在我們的留學生，在外國打工、端盤子洗碗。但是由唐代開始歷史上可以看到，當時外國來華的留學生，達數萬餘人，我們的政府，在長安建築了幾千間房屋，招待吃、招待住，讓他們讀書，學習中國文化，夠漂亮！哪像現在你們駐華的領事館，辦起簽證來，還再三考慮，深恐會佔了你們的工作機會。話說回來，歷史時代的環境不同，當然不可一概而論。只是在這一段裡，對於中國的政治思想、軍事思想、文化思想、民族精神的重心，可以有個概要的認識。
風雲際會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這裡的“事”字是動詞，和服侍、侍候的侍同義。子路問作一個國君的高級幹部，應該怎麼才對。孔子說，既然作人家的幹部，就要絕對忠心，不可欺騙上司，不騙他就要說直話。但說直話也很難，所謂“忠言逆耳”，可是要對領導人盡其忠，不妨冒犯他一下。
講到這方面，在我們中國歷史上，常看到大臣與皇帝政見衝突的事，旁注便有“拂其龍麟”的話，以前對皇帝以龍作為表徵，據說龍的個性，能柔能剛，隨便怎樣碰它的鱗甲，都不會生氣，只有龍的頷下三寸處生的是逆鱗，倒的，那是致命所在，絕對不能碰，否則龍就會發怒而毀人的。這就說明為領導人的，度量要大，對有理取鬧的，能夠包容原諒。但在最要緊的關鍵上，千萬不可以碰。譬如我們對朋友也儘管說直話，但對於朋友某一要命的缺點，則不能隨便說了。以現代的行為道德講，適當的限度，保持別人的自尊心，是必要的。所以歷史上有些大臣“犯顏諫諍”，就是說領導人已經很生氣了，可是忠心的部下為了他好，不管他怎樣生氣，應該說的話，還是要講。我們讀《宋史》，趙普對宋太祖，就做到了“勿欺也，而犯之。”
有一次，趙普推薦某人作官，宋太祖不答應。第二天，趙普又上奏推薦這個人，宋太祖還是不答應。第三天趙普又上奏推薦，宋太祖這一下可忍不住了，氣得大發雷霆，把奏摺撕碎了扔到地上。趙普面不改色地跪著，把這些碎片拾起來，帶回去。過些天，把這撕碎了的奏章補貼好，又帶上朝去推薦。宋太祖這一次總算醒悟了，終於任用了這個人。又有一次，有個大臣應該陞官，但是宋太祖一向討厭那個人，不准他升。趙普極力奏請太祖批准，宋太祖又被趙普惹火了，氣呼呼地說：“我就是不讓他升，你又能怎麼樣？”趙普說：“刑賞，有天下刑賞的準則，陛下怎麼能以個人的喜怒來左右刑賞？”太祖氣得離座而起，回到內宮。趙普就跟著站在宮門口，久久不肯離去。宋太祖後來也就答應了。我們從這兩個故事就可想見趙普處事的剛毅果斷，但是他也有缺點，心胸不寬，容易記恨。他常會挑剔那些當他貧賤時，對他不好的人們。每逢這種情況，宋太祖就說：“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勸趙普度量放大，不要計較這些小節。更何況天子宰相之才，哪裡是社會一般人所能鑒識的。後來，趙普就不敢再提這一類的事了。
這種類似的故事，在《貞觀政要》這部書裡，記載得很多。唐太宗、魏征也是一對好搭檔。不過話說回來，魏征這個夥計固然好，也要有唐太宗那樣的好老闆。照《貞觀政要》的記載，長孫皇后也很好，所以還要老闆娘也好。不然的話，就變成上論中所講的“事君數，斯辱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這兩句話，大家都知道，經常引用，已變成成語了。自古以來，對於上達與下達的解釋各有各的觀點。綜合一般的觀點來解釋，所謂“上達”，以現在思想的習慣而言，就是比較形而上的、昇華的。所謂“下達”，就是比較現實的、卑下的。深入一點說，君子與小人，在春秋戰國時代，尤其在孔子言論中，經常提出來作為一個對比的名稱。因為真正研究學問，真正搞思想是少數人的事。有許多人儘管在讀書，但並不一定在研究學問，而只是在求知識；儘管有人在搞思想，但並不一定在研究思想本身，不是研究哲學的問題。研究思想怎麼來的，牽涉到形而上哲學的問題。形而上可以說是上達；形而下、現實的、淺近的就是下達。“達”就是通達，這是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過去的習慣，問人讀書的情形，不問他讀了什麼書，有沒有文憑學位，只問讀通達了沒。再說，“上達”，也可以解釋為有高明的遠見。“下達”，便是比較淺近，只重於現實的低視。
為誰讀書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這兩句話我們有幾方面值得注意。第一點應注意到的，這是孔子對中國文化發展史的看法。第二點，研究這兩句話，怎樣為己，怎樣為人。一般說為己就是自私；為人就是為大家，也可強調說是為公。“古之學者為己”，古人為自己研究學問。“今之學者為人”，現在人為別人研究學問。這個問題就來了，從文字表面上看，可以說後世的人求學問，好像比古人更好，因為是不為自己而為人家，這是一種觀點。
剛好昨天有一位同學，討論到這個問題。他寫一篇博士論文，中間有一段，引用了這兩句話，作東西文化的比較，就是持這種觀點。我告訴他，這一觀點可以成立，但是有一個事實，我們中國人過去讀書，的確有大部分人還保持了傳統的作風。這一傳統的作風，類似於現代大學中最新的教育，或者西方最新的小學教育，所謂注重“性向教育”，就是依照個性的趨向，就個人所愛好的，加以培養教育，不必勉強。一個喜歡工程的人，硬要他去學文學，是做不到的。有許多孩子，自小喜歡玩破表、拆玩具，作父母的一定責罰他不該破壞東西。在教育家的眼光中，這孩子是有機械的天才，應該在這方面培養他。我們中國人過去讀書，老實說不為別人求學問。而現在一般人求學問，的確是為別人求學問。一個普通現象，大專學生為了社會讀書，如果考不取，作父母的都好像感到失面子，對朋友也無法交代。讀書往往為了父母的面子、社會的壓力，不是為自己。目前在大學裡，有些重要的科系，男生人數還不到三分之一，幾乎滿堂都是女生。譬如哲學系的課，學生有七八十人，他們真的喜歡哲學嗎？天知道！連什麼叫哲學都不懂，為什麼考到這一系？將來畢業了，出去教書都沒人要。社會上聽到哲學系，認為不是算命看相的，就是神經。可是為了什麼？憑良心說，只是為了文憑。有的女孩子，學了哲學幹什麼？當然也可以成哲學家，不過沒有家庭的好日子過，既不能作賢妻，又不能為良母，那就慘了。可是現在的教育，任何一系，都少有為自己的意志而研究的。曾經有一個學生告訴我，當年他在大二讀書的時候，有一天真被父母逼得氣了，就對父母說：“你們再這樣逼我，我不替你讀書了！”他說那時候心裡真覺得自己努力讀書，是為了父母在朋友面前顯示榮耀而讀的，在自己則並無興趣。
那麼今天的人讀書，從文字表面上看，“今之學者為人”，為別人讀書，至少是為社會讀書。社會上需要，自己覺得前途有此必要而已。說是自己對於某一項學問真是有了興趣，想深入研究追求，在今日的社會中，這種人不太多。
照目前的狀況，如果缺乏遠見，我敢說，二三十年後，我們國家民族，會感覺到問題非常嚴重。因為文化思想越來越沒人理會，越來越低落了。大家只顧到現實，對後一代的教育，只希望他們將來在社會有前途，能賺更多的錢，都向商業、工程、醫藥這個方向去擠。如物理、化學等理論科學都走下坡了，學數學的人已經慘得很。在美國，數學博士找不到飯吃，只好到酒館裡去當酒保，替人調酒，還可賺美金七八百元一個月。
放大點說，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全世界文化都如此沒落。二三十年後，文化衰落下去，那時就感到問題嚴重。在座的青年朋友還來得及，努力一下，十年、二十年的功夫用下去，到你們白髮蒼蒼的時候，再出來振興中國文化，絕對可以趕上時髦。
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時代到了沒落的時候，人類文明碰壁了，就要走回頭路。所以今日講承先啟後，的確須要準備。可是全世界的文化，目前還沒辦法回頭，叫不醒，打不醒的，非要等到人類吃了大虧才行。沒有人文思想，人類成了機械，將來會痛苦的。所以這兩句話，也可解釋為：“以前的人讀書是為了自私，現在的人讀書是為公”，不過這種解釋是錯誤的。
再另外一個觀點，我們中國文化裡，宋代大儒張載——橫渠先生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名言已成為宋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目標。學者為這目的而學，應該如此。
談到這位先生，是孔孟以後的儒家，宋明理學家中，影響力很大的一位。他年輕時等於是一個“太保”，意氣非常盛，身體棒，思想開拓，喜歡鬧事。後來範仲淹帶兵在陝西經營邊陲的時候，張橫渠才二十多歲，年紀很輕，奔往前線，要投軍參加作戰。范仲淹見他一表人才，約他談話，勸他回去讀書，告訴他將來報效國家的機會很多，等到書讀好，慢慢再來，同時將一本《大學》交給他。那時他應該已經讀過這本書了，可是范仲淹要他再讀，告訴他其中自有他的千秋事業，自有他的天地。張橫渠聽了范仲淹的話，回去再讀《大學》，從此放下一切，專心求學問了，後來成為一代名儒。宋代幾位大儒，事實上受范仲淹的影響都很大。范仲淹在前方，出將入相，以文人當統帥，他難道不希望培養好的軍事人才？但他一看張載這個人才不是將才，是對後世思想有貢獻的人，不能這樣埋沒，就馬上用這個教育方法培養他。果然後來影響了中國文化思想那麼大，尤其他所標榜的那四句話，非常深遠。今天我們要談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可以拿他這四句話為主。我們如果以這四句話來研究，學者又應該是為人；不止為自己求學，同時也為人求學。這個“人”擴而充之，為國家、為社會、為整個人類文化。
稱職的使者
下面講到學問的外用：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是衛國有名的賢大夫，而衛國是孔子對它比較有感情的國家。孔子到衛國時，就住在蘧伯玉的家裡，孔子和許多弟子的生活，都是蘧伯玉供應的。孔子回到魯國以後，蘧伯玉派了一個私人代表來看孔子。孔子就陪這位遠道來客，坐在一起談話。孔子問他，蘧先生在家裡做些什麼事？這位使者就說，我們蘧先生天天在家作修養的學問，希望自己做到每天少些錯誤。（這就是儒家講究的每天都要自己反省，在《論語》第一篇就提到過“吾日三省吾身”。每天對自己的思想、行為，加以檢點，能夠做到少錯寡過，就是了不起。）但是他感覺還做不到，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看了這節對話，被人問到長官的事時，替自己主管應對得那麼謙虛，那麼得體，所以等到他離開以後，孔子就立刻告訴他一些學生，這個人夠得上當代表，夠得上當大使，他替派他出來的主管所答的話，謙虛而不失體，非常恰當。換句話說，也看出這個使臣本身的修養學問。
這一點我們要注意，假使在自己國家以內，出去為朋友作代表，或被主管派出去辦一件事，要把立場先站好，這是很難的。有的人把主管捧得太過分了；有的發主管牢騷，先罵起自己的主管來了，如果到國外當大使，更嚴重了，那就要看修養的風度了。所以外交人才難得，尤其貧弱國家的外交，說話的立場，不易把握。
透過這段文字的記載，首先瞭解的，是蘧伯玉晚年退休以後的修養，確有大臣退居林下的風度，的確不同。第二，表示了蘧伯玉用的幹部，代表他出使的人，應對才能之高明。第三，可見主管與幹部之間，本身修養的配合。第四，孔子藉此教育的機會，告訴學生們，這樣的人，才有資格作使者、當代表。說話得體，謙虛而包涵的意思很多。假使孔子要責備蘧伯玉，或責備衛國的什麼缺點，當這位使者說出這句話時，已經把孔子封住了口，使孔子不好意思再說出責備的話來，所以孔子極力稱道他。
宿將還山不論兵
因此引出孔子平日的理論，說明這個道理：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這是很重要的，《泰伯第八》提到過，這裡又重複出現，一個幹部，對於臣道的修養，乃至學者自己本身的修養，都要守住這個原則。這和政治思想也有關。譬如站在政治學的立場，有人說國家的事，是大家共有的，所以人是政治的動物，都是政治的分子。中國人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人人都應該關心。但是，有個原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不在那個位置，不輕易談那個位置上的事。
在我來說，認為知識分子少談政治為妙。因為我們所談，都是紙上談兵，我們看到這六十年來，都是知識分子先在這一方面鬧開了動亂的先聲，很嚴重。尤其人老了，接觸方面多了，發現學科學的更喜歡談政治，如果將來由科學家專政，人類可能更要糟糕。因為政治要通才，而科學家的頭腦是“專”的，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錯誤。
所以孔子這兩句話，是為政的基本修養，表面上看來，好像帝王可以利用這兩句話實行專制，要人少管閒事。事實上有道理在其中，因為自己不處在那個位置上，對那個位置上的事情，就沒有體驗，而且所知的資料也不夠，不可能洞悉內情。因此，我們發現歷史上許多大臣下來以後，不問政治。像南宋有名的大將韓世忠，因秦檜當權，把他的兵權取消以後，每天騎一匹驢子，在西湖喝酒游賞風景，絕口不談國家大事，真如後人有兩句名詩說：“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將還山不論兵。”這也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道理的寫照，孔子並不是說把政治交給當權者去做，我們大家根本不要管。
另外還有一層意思，孔子和蘧伯玉曾經分別在魯、衛兩國當過政的，現在都退休了，雖然還住在自己的國家裡，但已退休，就不必再問到國家大事了，所以從這一段話裡，輕描淡寫地襯托出魯、衛兩國當時的政治，的確是不大高明。因此孔子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了。
思無邪
接下來是以曾子的話作補充。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這句話也可以作為解釋上論第二篇《為政》中“《詩》三百，一以言蔽之，曰：思無邪”那句話。同時也是上面“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註解。一個人，尤其關於現實的思想，不要太不守本分。不守本分就是幻想、妄想，徒勞而無益的。當然，這個話我們可以站在社會文化的立場反對。研究科學，不怕人有幻想。強調一點來說，歷史也是幻想創造出來的，科學的發明，開始也由幻想而創造出來的。真正的科學家，很少有個性不古怪的，他的環境影響了他。每天在實驗室裡，生活沒有情調，如果研究到深入的時候，他手上拿著正在吃的麵包，換上塊腐肉給他，他都不知道，照拿照吃。但是他如不這樣研究得發瘋，就絕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科學家。做學問也是這樣，要想學問有成就，一定要鑽進去，像發了瘋一樣，然後跳出來，這就成功了。不到發瘋的程度，就沒有成功的希望。搞通才的，樣樣搞又樣樣搞不好，就犯了太聰明的毛病。科學有成就的人，可以說是笨的人，也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這就不能說“思不出其位”了。所以現在年輕人來讀這些書，都是反感的，往往加上“統制思想”、“控制思想”等等許多罪名。
事實上，話並不是這麼說，曾子並沒有談到這些問題，他只是說人的基本修養。這句話編在這裡，等於說是從政者本身人格的基本修養，不是自己的職掌範圍，不必過分去干預職權。以現在的政治思想來解釋這句話的意義，就是“不要違反思想的法則”。如果用在做事方面，也可以說，不要亂替別人出主意。由這樣去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就通了。
智、仁、勇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很多話都是意義相同的。不過這個地方，孔子以不同的語句講出來。就是說要言而有信，講話要兌現；牛吹大了，事實上做不到，這是君子引為可恥的。不要把話講得超過了自己的表現，做不到的，絕不吹牛。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這等於一個小結論。有一天孔子感歎說，學問修養合於君子的標準，有三個必要條件。孔子很謙虛的說，這三件我一件都沒有做到。
第一是“仁者不憂”。有仁德的人沒有憂煩，只有快樂。大而言之，國家天下事，都做到無憂，都有辦法解決，縱然沒有辦法解決，也能坦然處之。個人的事更多了，人生都在憂患中，人每天都在憂愁當中。而仁者的修養可以超越物質環境的拘絆，而達於“樂天知命”的不憂境界。
第二是“智者不惑”。真正有高度智慧，沒有什麼難題不得開解，沒有迷惑懷疑之處，上自宇宙問題，下至個人問題，都瞭然於心。像我們沒有真的智慧，明天的事，今天絕不知道。乃至此刻的事，也常自作聰明，自以為是。最後是“勇者不懼”。只要公義之所在，心胸昭然坦蕩，人生沒有什麼恐懼。孔子在這裡說的詞句，字裡行間，寫出他的謙虛，表示自己的學問修養，沒有做到君子的境界。可是子貢對同學們說，不要弄錯了，這三點老師都做到了，我們要這樣學習才對，他只是自我謙虛，不肯自我標榜而已。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子貢有時比較直爽，看見不順眼的人，當面就說人家，得罪人，當面就方你。這個“方”字在四川、鄂西一帶的方言中，常常聽到人說。如說對某人“方一方他”，就是不妨得罪他一下。有時候說某人個性太直，也說某人是方人，這種人很直爽，常常容易得罪人，子貢就是這樣。所以孔子說，子貢啊！“賢乎哉？”你要求別人，不要過於高了，不要希望別人都是賢人啊！有時候要馬虎一點，（這與古人對“賢乎哉”的解釋，稍稍有點出入。）而且老是得罪人，也不太好。假如是我，就沒這個工夫去批評別人。
下面再引用孔子的兩句話。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這兩句話，在上論第一篇的最後結論已說過。雖然最後一句文字不同，但是同樣的意思。這裡是說，一個人不怕別人不瞭解自己，就怕自己沒有真本事，沒有真學問，沒有真才能，否則終有所成。這句話安置在子貢方人一節下，也是非常有味。
待人接物
這裡是孔子所說，為人處世，交友之間的一個信條：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明明別人來騙自己，可是不給人當面難堪，這是“不逆詐”。平生經驗，的確碰到過許多這樣的事，明知道對方滿口都是謊言，但是姑且就讓他騙。他講完了以後，他所期望的、所要求的目的，也讓他達到。但是我們自己心裡有數，知道他在騙。同時還發現有些人，他完全在騙人，但是他自己已經不覺得在騙人，他騙成了習慣以後，連自己都不覺得在說假話騙人，而變成了他正常的生活方式，甚至對他自己說的假話，也覺得是真的。“不逆詐”就是不揭穿有些人的欺詐。當然，這也要用得好，如果用得不好，我們就犯了很大的罪過，很容易成為“姑息養奸”了，這也不可以的。有的人是真的有困難，不得不騙一點錢，不搶不偷，已經算是好的，明知道騙，不妨給他騙一次，不過要設法感化他，這是“不逆詐”。也可以把這個道理擴充到大的方面，但要恰到好處，該揭穿的時候，就要加以教育了。“不億”就是不隨便估計、推測。憑了想像，隨便估計推測，認為大概是這樣，就犯了主觀的毛病，不大好。“不信”就是懷疑。“不億”、“不信”，等於說不要主觀的相信，也不要太客觀的不相信。人如果有這樣的胸襟、修養，就夠得上是有智慧的先覺者，也可以說是一個賢達的人了。
夫子何為者
現在開始，是另一個高潮。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微生畝是道家人物的隱士。講到這裡我們先要搞清楚一點，就是道家與儒家的思想，有兩種不同的基本態度。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要中流砥柱。而在道家看來，中流砥柱抵得了什麼？譬如今天石門水庫放水，在中間放塊石頭，能擋得住流水嗎？不過石頭自己站住了，沒被水沖走，可是水流照樣往下衝，擋不住。道家絕不走這個路子。道家思想的基本態度，始終是走“因應”的路子——順應自然。一個時代形成了一個趨勢，挽不回來，所謂“江水東流去不回”，不可能把歷史拉回來。道家思想是講先知，一件事從它的前因，知道它一定的後果。如石門水庫放水時，沒有辦法把水勢挽回，但計算水流到某一地段時，輕輕開好一條水溝，就可以把水流疏散了。這就是現在流行道家的太極拳原理，四兩撥千斤的道理；也就是軍事謀略，以寡擊眾的要點。所以中國歷史上，出來因應時勢，撥亂反正，都是道家的人物。
這裡我們講一個思想問題：我們中國幾個“子”，實在了不起。除了現在講的孔子，《老子》這本書，到現在為止，在國外已有好幾十種譯本。遠在三十多年前，在成都有一位女醫生告訴我，她在德國留學時去跳舞，召來一名舞男，居然知道中國的《老子》，而且可以用我們的國語背誦，她說好在自己在國內是讀這些舊書出身，否則還在外國人面前丟臉了。《孫子兵法》這部書，許多國家，包括蘇聯的陸軍大學在內，列為必修課。現在孔子也出國去了，未來世界的文化趨勢如何，可想而知。
說到《孫子兵法》，想到《孫子》有名的《勢篇》，講形勢。這個名詞很難解釋，現在世界的軍事思想不講勢，而講力的對比。每個國家都注意有多少兵源、多少物質、多少武器、力的統計。如果只講這些，只是力的對比，不稀奇。中國的拳術，也反映出中國的軍事思想，不講力，講勁道。一拳一個勁道，就把對方打倒了。勁不是力。中國人主要講勢，道家說“知其力，用其勢”，所以能四兩撥千斤，以弱敵強，以寡擊眾。一個三期肺病的人，能把世界的大力士打倒，那才是本事。十個人可以消滅上千上萬敵人，就是運用勢。
什麼是“勢”？《孫子兵法·勢篇》最後一句話的結論說：“轉圜石於千仞之山。”這就是“勢”。一塊圓的石頭，在一兩萬尺的高空上轉，就是“勢”。假使一個四斤重的石頭，在我們台北市上空，就僅五千尺的高空轉，全台北市的人都要躲起來了，因為每個人都有被擊中打死的可能，這一情形就是勢。等到這塊石頭落下地以後，不但是我們，小孩子都可以欺負它，上去小便，它也毫無辦法，不過四斤重的石頭，誰都搬得動，丟了也就丟了。懂了這個道理，在處世上就可以運用，尤其戰略、戰術思想，都是根據這個道理來的。在勢沒有形成的時候，對敵人政治的、軍事的戰鬥，就無法穩操勝算。孫子也很巧妙，寫到這裡，再沒有繼續寫下去了。就是要讀他書的人，自己去體會、運用。
透過一個故事可以瞭解“勢”的道理。據說大蟒要吃東西的時候，不像其它的蛇要咬住東西，它只要將口張開，可以把一定距離以內的東西，吸到它的口中，吞入腹內。它的攻勢一出，尾巴一擺，可以把直徑尺把粗的大樹掃斷，厲害得不得了。可是有一隻小蜘蛛和一條這樣大的蟒是世仇，要對大蟒報復。就在蛇洞口的樹上懸了一根絲下來，等待大蟒出洞覓食的時候，急落下來，打在大蟒致命的頭部七寸部位。每當大蟒剛把頭伸出來，蜘蛛就急速下降，大蟒就立即縮回洞裡，不敢出來。這麼厲害的一條大蟒，就這樣被一隻脆弱的小蜘蛛制住了。反過來，如果這條大蟒能夠衝出了洞，躲過頭部七寸上的一擊，只要一張口，也就可以輕易地把這隻小蜘蛛吸進腹中消化掉了。可是當大蟒沒辦法施展它吸物的毒氣時，這樣一個脆弱的小蜘蛛，就可要大蟒的命，也就是兵法的原則，戰略的道理。歷史上，子書上，很多這類故事，在政略上都可供我們活用。
因為這裡與孔子討論問題的微生畝，是一位隱士，屬於道家人物，所以在瞭解這一段書之前，我們先概略的介紹一下兩家思想上的差別處。孔子當時碰到幾位隱士都吃癟了。在中國古代文化歷史上，隱士們的影響力很大。尤其以經濟觀點看，春秋戰國以後，一般人都趨於現實，每逢亂世，經濟的現實性一定變成很重要；物質的崇拜，越來越高，這也是政治哲學、歷史哲學的大問題。可是有少部分人，如道家的隱士，現實的慾望、富貴功名，對他都毫無誘惑的作用；他能夠吃蔬菜、喝稀飯，硬是“不同流”，屹然而獨立。而他們本身是人格高尚、學問淵博、才具高超。如我們提到過漢高祖敬畏商山四皓的故事，可見中國隱士思想影響力之大。過去幾千年來的政治，受這個思想的影響一直很大。再從另一角度看，這一派人好像對現實不熱心，其實也很熱心。因為他們站在旁邊，使當道者非常注意。他們似乎袖手旁觀，又似乎在護航。
微生畝就是這樣一位隱士，有一天他對孔子說，你一天到晚悽悽惶惶，（唐玄宗詠孔子的名詩，開頭兩句“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就是從《論語》這一節脫換而來的。）忙忙碌碌，周遊列國，到處宣傳講學，究竟是為了什麼？到處去講學、宣傳，又有什麼用？你不覺得太過分嗎？孔子答覆他說，我並不是好說討人喜歡的話，實在是自己的毛病太深了，用現代話說就是毛病大。這樣的解釋，和古人的解釋不一樣。古人對“疾固”兩字解釋為“討厭這種固執己見，不肯出來用世的病態。”我覺得這樣的解釋太牽強。這是因為後代的儒家思想，反對道家，反對隱士，就借用孔子這句話罵人，責備這些人不肯出來為國家社會盡力。其實，只是他們想作官的門面話。可是孔子絕不是這種態度，他對隱士很尊重。在此，他只是一番自我表白，這句話翻成白話等於說，你老兄勸我不要為時代擔憂，是很對的。我之所以一天到晚奔走呼號，那是我的毛病。這是他對隱士們一種謙虛、幽默的態度。真正的心意是，反正你們不出來做事，我出來做事，各走各的路，我為社會國家盡心而已，就算是我的毛病吧！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是古代的名馬、良馬、千里馬的名稱。他說真正的千里馬，並不是說它的力量有多大，而是說它的德性好。中國古代的千里馬是了不起的。我們看西方賽馬，馬跑的時候，一跳一蹦的，騎在上面實在不好受。中國的良馬，跑的時候，左右腿交替奔馳，快得像風一樣，騎在上面，有如在平穩的水面上行船，一點都沒有顛簸的感覺。良馬如遇主人墜鞍，它立刻站住，等主人起來，絕不會踐踏到主人或拖著主人跑。如果肚帶沒有繫緊，馬鞍不完全，就是騎上去了，它也不走，用鞭子打它也不走。又如老馬識途等等，都是良馬的德性。這種良馬，要有天才，才能訓練得出來。劣馬則會打滾，會擦牆，使騎它的人受傷，甚至送命。
這兩句話編在這裡，等於是答覆了微生畝問孔子的問題。意思是說，一個為人類國家社會的人，不問眼前的效果，只問自己應該做不應該做。甚至今天下的種籽，哪一天發芽？哪一天結果？都不知道。下了種籽，終有一天會有成果的。從這裡我們想到，孔子的思想，幾千年以來，始終成為國家民族文化的中心，的確是有它千古不滅的價值的。
報怨與報德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最近日本《產經新聞》發表的《蔣總統秘錄》一書，這位日本記者引用了“以德報怨”這句話，說是孔子思想，這是一個錯誤。“以德報怨”是道家思想，這句話出在《老子》。孔子思想是“以直報怨”。
儒家思想有一點俠義的精神，你打我一拳，我踢回你一腳；你對我不好，我不理你，這很直嘛！你對我不好，我還要對你好，要如基督教聖經上說，你在我左臉打了一個耳光，我再送上右臉讓你打一個耳光。就像唐朝的婁師德，告訴他弟弟，要唾面自乾一樣。但對於婁師德這句話，我們要瞭解，這是中唐以後的修養。當時天下太平、社會安定，而婁師德是世家公子，歷代都作大官，聲望很高，他自己在京裡做大官。他的弟弟到代州去當太守，上任以前，向他辭行。婁師德說，我們婁家受國家、朝廷的恩惠太大，我兩兄弟現在都在作官，一般人會批評我們世家公子比較驕傲，你出去作官，千萬要認清這一點，多多忍耐，不要為我們婁家丟人。他弟弟說，這點我知道，就是有人向我臉上吐口水，我就自己擦掉算了。婁師德說這樣做並不好啊！你把它擦掉，還是違其怨，給人家難堪哪！弟弟說，我懂了，就讓它在臉上自己幹了。婁師德才說，這就對了。假使所有中國人都是這種修養，那還得了！所以話說回來，作學問不要斷章取義，不管上下文，只抓中間一句兩句去做，那就要出問題。每個思想，要作整體的研究才行。剛才已經聲明了，婁師德出身在中唐以後，國家社會，已經有了兩百多年的安定，而他家裡又歷代作官，他本身又在中央政府當相職。這樣的時代背景，這樣的家庭背景，他弟弟在這樣環境中所處的立場、位置，就與一般人不同。由窮小子經過考試出來作官，就可以傲慢一點。如果婁師德的弟弟有一絲傲慢，人家就會批評，說靠世家的勢力欺負人，所以婁師德對他弟弟的這個教訓才沒有錯，並不是說在亂世之中，拔刀而起的時候也要如此。在這樣的時代，不要說口水吐到我們臉上，如有外國人不禮貌地瞪我們兩眼，我也要打他兩拳。時代不同、環境不同，對事情的處理態度就有所不同。所以作學問不能斷章取義。
這裡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等於提到道家的思想。孔子的答覆，也沒有直接反對，只是在邏輯上作一個論辯。他說，別人對我不起，我對他好；那麼人家對我好，我又該怎樣報答呢？所以他下面就主張“以直報怨”，以直道而行。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對我好的當然對他好，對我不好的當然不理他，這是孔子的思想。他是主張明辨是非的。
存心自有天知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有一天感歎沒有人瞭解他。子貢聽見就說：老師何必這樣悲觀！怎會沒人瞭解你？孔子說，我這一生，“不怨天、不尤人”；從基層的學識，艱苦的人生經驗起步，但不為現實所困，能夠昇華，走入形而上的境界，這是孔子的自我描述。因為孔子出身窮苦，在艱難困苦環境下，體會到人生哲理，成就智慧的德業，昇華上達，超越世俗，因此對人世間也不要求別人的瞭解，存心自有天知。
上面等於結束了自微生畝以後的一段話，下面又轉入另一波瀾。
公伯寮訴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是魯國政治上、社會上有地位的人，當時魯國政權在季家三兄弟手中，公伯寮就暗地挑撥是非，在季孫面前，講孔子學生子路的壞話，這也是間接的攻訐了孔子。當時有一個孔子的學生姓子服，名何，字伯，後來謚號景，當時是魯國大夫。有一天來告訴孔子，公伯寮在搗亂，到處造謠和老師作對，並且在季孫家說子路的壞話，增加老師的麻煩，今天我在政府中的權力可以左右一切，可以放手去做，這種害群之馬，我有力量除掉他。意思是向老師請示，要怎樣處置這樣一個壞人。孔子說，不要那樣衝動，不可以這樣，我走的是為國家民族、為人類、為天地行正道，能夠走得通，是命。倘使這個文化命脈真的要中斷了，也是民族、國家、時代的命運。公伯寮這樣搗亂，影響不了什麼，又有什麼關係？這一段書，第一點是看出孔子思想、意志的堅定；第二點說明了孔子的人品道德。在他學生裡有這樣有權力的人，而且不止一個，但是他始終不運用。他認為這種現實力量，對於文運世風的興衰，沒有什麼影響，所以他否決了子服景伯用權力對付公伯寮的建議。由此再引出下文的另一章。
入山未必心安
一些人說孔子思想與隱士相對，其實一點都不相反，甚至孔子也有避世隱遁的觀念。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闢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這好像是孔子告訴了我們很多做事的權謀。我們知道“不學無術”這句成語，反過來說，就是除了學問要好，把握住原則以外，還要懂得處世之方。孔子所講的這些話都是術，也就是方法。這裡的“辟”就是“避”的古寫。“賢者辟世”，時代混亂的時候，不與現實發生關係，脫離這現實社會，和隱士一樣修道去。再其次是“闢地”，一個地方太混濁，不同意這環境，就離開這個地方。再其次“辟色”，處世的態度上要注意，在亂世動盪的社會中，對人對事，言論思想要端正謹嚴，對任何人的態度都要和善，能夠包容別人，不要有傲慢、鄙薄的態度。相對的說，看著風頭不對，他大概與我合不來了，那自己就早一點離開吧！再其次“辟言”，不發牢騷。這是孔子告訴我們的四辟。由此看來，孔子對於隱士思想，何嘗不贊成！他教弟子們的四辟，已經走上隱士的路子了。
根據這四辟，可以看到從前知識分子的處世方針。不過討論起來，涉及到個人思想的問題，有點類似於西方講的個人自由主義。例如“辟世、闢地、辟色、辟言”，這是中國過去知識分子處亂世，在“邦無道”這情形下，所採用的個人自由主義，寧可退守自清，不願同流合污，隱士路線就是如此。但是在撥亂反正，能夠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的時候，他所採用的原則是“成仁取義”的路線。這兩個路線，不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問題，全世界的人都是這樣。研究西方的政治思想、西方文化，包括了歐洲各國，一直到美國，都是如此。所謂個人主義、自由思想，到了最高度，就是絕對的個人自由，這是必然的發展。所以古舊的自由思想，必須要法治，要人人能夠守法，才能談自由。可是現在到了中國來，年輕人搞不清楚東西文化這個思想潮流的精神所在，學西化，動輒講自由，又不懂西方自由主義的真精神，而完全變成個人的自私主義。
這一段表面上看，孔子反對隱士，實際上這一段包含著濃厚的隱士思想。“賢者辟世”，時代不對了，覺得無能為力，挽回不了的時候，只有避世。那麼避世幹什麼呢？就是保持有用之身，等待機會，做更大的貢獻。講不好聽一點，也就是消極的自全其身。不但在這一段，《論語》裡有許多地方，孔子都提出這種主張：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乃至對南容的獎評：“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可見孔子的觀念中，何嘗完全抹煞隱士思想？所以嚴格的研究起來，我個人認為問題很大。至少幾千年來，一直到近五六十年前，中國知識分子，書讀好了的人，就缺乏一股衝勁。我們大家也是一樣，理論會講，衝勁不足。有衝勁的時候，往往學識又太欠缺，不能成事。所以我常和一些老朋友談起，以我們現有的這麼一點不太少的知識，而讓我們的體能年齡，退回到二十幾歲時一樣，大家就有可為。一般人等到知識比較豐富，頭腦思想比較完備的時候，由於年齡的增進，勇氣就消退了。歷史上無論中外的人物，往往是老年人的智慧比較成熟，如配合了年輕人榮譽感的衝勁勇氣，就會開創出新的歷史境界。
子曰：作者七人矣。
這句話是緊接上面而成一段。總共有七個人已經避世了。這七個人究竟是誰？沒有指名明說，我們也不必亂加牽強羅織。講到這裡，我想起古人一首絕句很好：“十年橐筆走神京，一遇鍾離蓋便傾。未必無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誤先生。”這首詩是指呂純陽而作。以詩論詩，其中“未必無心唐社謖”一句，正好借用來說明孔子所說“作者七人矣”的苦心。其實，人未必真肯為金丹所誤，只是“英雄退路做神仙”。自求千秋事業，另玩一套花招而已。你求上天堂，他求極樂國，無非所求另有不同，誰又真肯甘於寂寞，除非大聖。
上面孔子說到避世的賢人已經有七個了。這七個人，可能就是《論語》中提到的一些人。孔子經常被這班人罵得很難堪。事實上，不是罵，是他們之間的互相幽默。其中之一的楚狂，就是楚國的一個狂人。所謂“狂”，並不是瘋子，而是滿不在乎，不受拘束。這一類的隱士，孔子提到很多個，一般的註解，不敢確定是哪七個。在《論語》中記載的有楚狂、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乃至荷蕢者、晨門都是。晨門是一個人，就是守城門的，為古代的一個小官，相當於現在的公務人員，在此以他的職務代替他的名字。現在就講到這位先生了。
大隱市朝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有一天，子路在石門這個地方過夜，早晨起來，有一個晨門問子路，從哪裡來的？子路說是從孔先生那兒來的。這個晨門說，就是那個姓孔的孔丘？那個明知道做不到，硬要做的人嗎？這個晨門就是隱士，他學問很好，道德很好，可是隱居在一群下級幹部當中。古代有所謂“小隱在山林，大隱於市朝。”當隱士跑到山林中是小隱，消極的，是孔子所謂的辟世、闢地。有些人一生作官，而在最後臨死時，才知他在當隱士。此即“大隱於市朝”。所以有些朋友想退下來，我常勸他們不必退下來，有一分力量貢獻完了算了。有的人說退休下來做生意，但有一位做生意的朋友說，做了幾十年公務員，想退下來做生意發財，那我們一輩子幾十年都做生意的人，豈不白做了？所以我常勸朋友不要退，何不把自己這點力量貢獻出來，該有多好！這就是大隱法，如蘇東坡的詩所說“萬人如海一身藏”，非常妙。現代是工業社會，當隱士與農業社會不同，只要有一點生活費，租一個公寓式的房間，在裡面讀書也好，靜坐也好，不與人往來，死在裡面爛了，別人都不會知道，所以現在當隱士，更可以隱於市朝。（一笑。）
上面講隱士的路線。但為什麼要當隱士？因為對時代沒有辦法。晨門這位隱士，就說孔子並不是不知道做不了，他明知道做不到卻硬要做。這位晨門老兄，批評得很恰當，沒有罵孔子不對，也沒有說孔子對，只對子路說，就是那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姓孔的嗎？在《論語》中，這裡又出現了一個隱士了。
孔子為聖人，重心就在這個地方。而孔子的難學之處也在這裡。另如老子、莊子等很多學問高超、修養深邃的人，知道面前這個時代無可挽回，他們就退隱了。後來唐代有位知名的文中子，（本名王通，寫《滕王閣序》的王勃，就是他的孫子。）儒、釋、道三家的學問都通。在隋煬帝的時候還年輕，有志於天下，但到處碰壁行不通，看到當前的時代不宜施展才學，於是退下來講學，培養下一代，教化年輕的學生，傳播種籽。後來唐太宗的開國名臣，如房玄齡、杜如晦這一班人，都是他的學生，他的目的達到了。所以他死後，門人尊謚他為“文中子”。
收場不易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這一段書，我個人與古人的意見稍有不同，對宋儒朱夫子的註解也不敢苟同，這一段又是講碰到一個隱士的事。
磬，是古代用玉石之類製成的敲擊樂器。後世廟中敲的，銅製圓形的罄，下面不是石字而是缶字。有一次孔子敲磬，正好一個挑草器的人，走過孔子門前。一聽到孔子敲出的磬聲，他說這裡面敲磬的人，可不是一個泛泛之輩，是一個有心人。我們後世朋友之間談話，對於一個憂世憂時的人，就每每說“老兄！你是個有心人。”這句話就是從《論語》這裡來的，有心於天下國事，志在濟世救人，就是有心人。這個人就說孔子，不是普通為音樂而音樂，而是把滿腹濟世救人的摯誠深心，寄托在音樂上發揮出來。
他講了這句話，又在那裡聽，然後說，這個人太固執了。“鄙哉！”並不是罵人，而是上面“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意思。這磬聲裡充滿了不肯放手的，那種硬骨頭的風格。他自己太不自量，明知道做不到，卻硬要去做。太肯定！太自信！“斯已而已矣”是說這個時代已經這個樣子了，你拉不回來的。“深則厲，淺則揭”這兩句話，是出自《詩經·衛風篇·雄雉章》。這個荷蕢者在這裡引用，意思是說，如果時代可以挽救，那你就應盡力去做；如果時代到了回天乏術的地步，那麼最好退隱去韜光養晦，省得惹人討厭。就好比涉水過河，在淺的地方，可以拉起衣服；水深的地方，再怎麼拉衣服也還是會弄濕，乾脆就這麼走過去。
這位荷蕢者在門口作這樣的批評，被孔子的學生們聽到了，告訴老師。孔子說，真的嗎？“末之難矣”——我與古人的解釋不同，就在這句話上。古人對“末”解釋為“沒有”，就是沒什麼困難的意思。我認為“末”是“最後”的意思。孔子說人生最後的定論實在很難下，我們作一輩子人，尤其斷氣的時候，自己這篇文章的末章最難下筆。無論大小事情，都是“末之難矣”。同時孔子這裡也在講樂理，最後的餘音是很難處理。演奏停止了以後，樂音仍繞樑三日，使人回味無窮，這是很難的。如果認為孔子說，天下事沒有什麼困難的，那這個孔子就太粗率了。
我們再回頭討論，為什麼我對這句話的解釋，和古人有所不同？我們看了朱熹等《論語》的註解，發現古人的解釋，有一個主觀，就是把孔子看成一個宗教教主式的偶像，那是後世儒家的一般偏見。到了宋儒更是變本加厲。我們知道孔子是聖人，非常偉大，但是一個真正的大聖人，絕不會自己當教主，絕不會把自己的言行、態度，做成教主一樣，那就不足以成為一個聖人。不必說孔子，就像普通的人，所謂“學問深時意氣平”，自己真到了那一步學問修養的時候，就覺得自己非常平淡，沒有什麼了不起。如果心中還有一個觀念，認為自己很了不起，比別人都高明，那就完了。所以這種觀念要去掉，去掉了這種觀念以後，再看這位荷蕢者的隱士，引用“深則厲，淺則揭。”這兩句《詩經》的話，真正的意思就是指人處世之難而言。人處在社會裡，許多事情要隨宜權變，不但是動亂的時代要如此，有時候對朋友，乃至在家裡對配偶、兒女也是一樣，深不得，淺不得。能在深淺之間恰到好處，就是最大的本事。
不合時宜
我們就是不引用上古的《詩經》，引用唐代朱慶余的名詩：“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也是這個意思。唐人的詩，很多喜歡用男女相悅，尤其以女孩子的感情作比喻，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慨。諸如功名富貴的得意，坎坷落拓的失意，往往都用女孩子的情感來形容。這首詩就是表示功名考取了，非常高興得意，馬上就要去見長官了，見長官之前，自己精心的“化妝”，希望自己能夠使長官在“第一印象”中，產生良好的觀感。一切都準備好了以後，環境還摸不清楚，只有在師友同事之間，悄悄地打聽，是不是合長官的意？我們一輩子做事，每到一個新的環境，究竟要濃妝或淡抹，可還真難恰到好處。“畫眉深淺入時無？”能不能合於時代？若不合時宜，就沒有用。
古人還有兩句名詩說“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表面上看起來是題畫的，其實這是牢騷的詩，他說若早知人是勢利的，這樣喜歡攀著富貴，（中國牡丹花是代表富貴的花。）對於清高的格調看不慣，那我就率性俗氣一點，多用一些胭脂畫富貴花好了。我們不懂詩的，只把它當文學作品看，所以有人說，寫詩的是無病呻吟。實際上，許多是政治哲學、人生哲學，整個擺在詩裡，我們作一輩子人，就是不知道如何能“畫眉深淺入時無？”這就是人生哲學。所以中國哲學難研究，因為必須同時通文學。又知秦韜玉詠貧女詩：“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斗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為什麼今日談這些詩與哲學關係？我們中國從前一些讀書人，到了晚年退休在家，寫字、作詩、填詞，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好像時間不夠用。而現在的人，退休下來，或者是老伴不在身邊了，兒女長大飛了，感到非常空虛落寞。有一位某大學教授，在六十歲後，就有這樣的感覺，他又不信仰任何宗教，我勸他作詩。他說不會，我說可以速成，保證一個星期以後就會作，不過是易學難精。後來果然他對作詩有了興趣。如今已七十多歲，居然出了一本詩集，現在可夠他打發餘年的了。所以中國這個作詩的修養很有用。而且不會見人就發牢騷，有牢騷也發在詩上面，在白紙上寫下了黑字，自己看看，就把牢騷發完了，心中還能有所得。
就像這首詠貧女的詩，表面上是描述窮人家的女兒，但實際是影射一個人學問很好，但不得志，所謂“懷才不遇”的人，就像有的公務員，學問很好，但是特考、高考都考不取，這裡碰壁，那裡行不通，就只有做個小公務員。而這首詩，描寫一個住茅屋的貧家女，對那些高貴華麗衣服的香味，聞都沒有聞過，本來想托媒人找個婆家，但自己很傷心，不願意這樣折節自薦。比喻一個有學問才具的人，不願意托朋友為自己吹牛找工作。而在這個時代中，一般人都很現實，很低俗，絕不欣賞青松明月一樣的格調。雖然時代如此，可是覺得這些人太可憐了，自己還是保持固有的儉樸純真，並不跟著世俗走。這也就代表了作者自己。大家很現實，要人家介紹、吹噓，或者上電視，登登報出了名就有辦法，社會風氣不太對，何必那樣呢？這些路都不走，還是保持自己的樸素。這就可見他的修養，他也很自負，如貧家女一樣，敢於誇稱自己的女工，比任何人都精巧，這豈不自負自己的學問本事，比任何人都要高？可是不合時宜，苦恨自己在這樣的時代裡，永遠不能得志，沒有機會對國家社會有直接的貢獻。這也是牢騷。中國的詩文，微言大義，往往就在一個字，“不把雙眉斗畫長”的一個“斗”字，就是點睛的。所謂斗就是和人家競爭，你打扮得這樣漂亮，我就打扮得比你更漂亮，就這樣出鋒頭，找機會。說到畫眉，古人描寫這一類事的詩很多，也是一些文人吃飽了飯，真的看了女人化妝等等而作的，但那些是所謂“香艷體”。像貧女這一類的詩，則不屬於香艷體，而有寄托的涵意。回過來說，這個荷蕢者引用詩經“深則厲，淺則揭”這兩句話來說孔子，和“畫眉深淺入時無？”有異曲同工之妙。從孔子所奏的音樂當中，他聽出了孔子濟世救人的心太切了，一般人不能接受，時代是挽回不了的。雖說袖手旁觀的話，就辜負了人生的責任，但是做起來深不得淺不得，何苦做這種徒勞無功的事？這是我和古人稍有不同的解釋。其次對於“果哉！末之難矣！”我同古人的解釋也有不同。也就是孔子說，結論難，人生的最後一章很難下筆。不過，對不對，我也不知道，只有各說各的吧！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塚宰，三年。
這是一個疑案，高宗是殷商時代非常賢明的皇帝，名武丁。“諒陰”，幾千年來的解釋，皇帝的父母死了，守制居喪，稱作“諒陰”。不過這一點頗有懷疑，諒陰到底是不是守制中，無法徹底考證。我們現在就沿用以前的解釋，認為高宗在守制中，三年當中沒有說話。這是什麼意思？實在有點過分得不近人情。比起宋孝宗的愚情，尤其過分。孔子說，你何必問高宗，實際上中國古代文化，以孝道立國，大家都是一樣。如果皇帝死了，每個人都各守崗位。“百官總己”就是百官各守崗位，每個問題，自己都知道負責處理。有的解釋，認為這句書是說把事情都交給首相處理。事實上，“總己”是每個人自己負起責任來。以現在的體制講，就是希望每個公務員都負起責任來。很多小問題，不需要開會就可以解決，倘使怕負本分的責任，就是沒有總己。“百官總己，以聽於塚宰”是大家負起責任，處理事情，解決了問題，報告給首相知道，不必報告新皇，因為他這時很悲痛，沒有心情問事。“不言”也很可能是三年當中，不敢講到先王的喪事；或是指對某些事不忍再說，這種沉重的心情，大約要持續三年。
這一段只好作這樣的解釋。老實講，這段書我還是有點懷疑，可是資料無法查考，我只知道“諒陰”是與喪事有關，這一段現在只好照古人的意思，暫時保留，將來再看。因為我讀的書，到底有限，也許將來別的地方會發現新資料。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另一段這裡的重點，我們要把握住。《春秋》責備賢者，就是要求領導的人，主管的人，以仁愛待人，能夠好禮，下面容易受感化，慢慢被主管教育過來了，就容易領導。孔子這句話的精神，還是專責在上位的人，所以對於社會上有聲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孔子要求特別嚴格。普通人還可以馬虎，因為他是普通人，沒有責任，就不必苛求了。
聖人頭痛的事
下面子路問君子了。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子路問，人究竟做到怎樣，才合乎一個君子的標準？儒家對學問道德到了相當標準的人，有一個名稱叫“君子”。你能以非常嚴肅、莊重、恭敬的態度，修正自己心裡的思想，和外表的行為，這就是君子。子路說，只是這樣就可以了嗎？孔子說還有，你自己的修養做好了，隨時能夠莊嚴、恭敬以後，進一步要利人、利社會。子路又說，這樣就對了吧？孔子說，這不過是第二步，還要利天下、利百姓；（以現在的話來講，就是人民，再擴大就是人類。）利益所有的人，這才是君子。不過孔子又補充了一句說，如果自己的修養做到了，能再把這種修養，在行為上表現出來，可以利社會、利國家、利世界、利天下，以安百姓。就在堯舜做起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缺憾，還是可以挑毛病，總難做到十全十美的，何況我們？！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這是孔子有名的故事。原壤是一個人名，根據《孔子家語》的記載，這個人是孔子的老朋友。
講起老朋友來，常聽到一些人說，張三當官了，架子也大了。我聽見這話就說，不是張三架子大，是你李四不懂事、糊塗。因為張三、李四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可以這樣講他們，我說我過去的觀念也是一樣，現在讀了很多歷史才懂，一般人都罵朱元璋不夠朋友，當了皇帝以後，把過去貧賤時的一些老朋友，都一個個殺掉。
試翻開歷史看看，是怎麼回事？朱元璋當了皇帝，實際上很想念那些當年光著腳板種田，臉上塗了泥巴打架的朋友。他下個命令把這些朋友找來，還給他們官做。這些鄉巴佬，到了朝廷，開了會（上朝）下來，和一些大官們擺龍門陣：“這個皇帝算什麼？想當年我還打他屁股哩！”專門瞎扯這些事。朱元璋聽了，自然受不了。從這裡可知朱元璋對他們好，可是這些鄉巴佬自己不知道所處的是什麼位置。老實說，他們這些人關起來和朱元璋再打一架玩兒，不給別的人看見，也可以啊！但當著許多大臣面前，擺這些龍門陣，朱元璋怎麼受得了！不得已只有殺了他們。人生本來就是唱戲，他上了台扮皇帝，你在他後面做鬼臉，他的戲還能演？你扮臣子，你只好跪下來“吾皇萬歲！萬萬歲！”還要叫得好！下面還有很多觀眾在看這台戲，也要為觀眾著想。這也就是朋友之道。
同事也好，同學也好，同鄉也好，位置不同，做法就兩樣。尤其要公私分明，談公事，階級分明，科長就是科長，科員就是科員，該行禮的就行禮，儘管一肚子牢騷、委屈，下了班找一個地方單獨談，沒別人在，這時候恢復老朋友立場，打一架都可以。
這裡就是說原壤在孔子的旁邊，不知道有一個什麼動作，總之是不大像樣的。孔子就罵他說，你這個傢伙，年輕時對兄弟姐妹不好，沒有友愛，一生之中，又沒有值得稱道的事，人生的成果何在？對人生含糊一世，對自己沒有交代，年紀活得這麼大了毫無作為。說到這裡，孔子就用手杖輕輕敲他的後腿，當然不是狠狠的打，妙就妙在敲他的後腿。是老朋友，沒有打他的必要，只是打他人生不踏實，腿跟沒有落地，作了一輩子人，只是好比無根的草，與土壤同腐而已。這一段是很有名的，後來常被人們所引用。可是有些年輕人不明道理，就抓住中間“老而不死，是為賊”這句話罵起老年人來了。
急功近利之徒
下面是結論了。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闕黨是一個地方團體的名稱，童子是一個年輕人，並不一定是小孩子，將命的“將”是帶來，“命”是命令，就是銜命而來。古人的註解是說孔子叫年輕人去傳達命令。我現在的意思和古人不同，認為應該他來傳命令。（後面也還有這兩個字，可對照。）無論是銜命而來，或是傳令而去，不是這段主題所在，沒有多大關係，不必多去談它。主題在有人問孔子，這個年輕人很不錯的吧？小小年紀就負了那麼大的任務，來傳達命令，一定是個能求上進的人吧！孔子答得很妙，他沒有說這個意見不對，而只是說，我只看到他在這個位置上，擔任這個職務；同時我也只看到他在那位老前輩的旁邊走來走去，是個侍從或助手。我只看到這兩點，他有沒有學問，是不是人才，我不知道。如果認真講，他並不是求上進的，而是想盡辦法，找一個出頭的機會，並不是想在人生中求學問，職務上求經驗的人。
孔子這一番話，和這篇一開始的“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的話相呼應。這其中許多觀念連起來，就是任何時代中，求急進的很多。急進成功了，居於位也，就得到這個位置。不過從歷史上研究，全部二十五史，其中凡是少年得志的人，到了中年或晚年，都“其末之難矣”。最後結論是好的很少。所以年輕人，多經過一番挫折、一番磨煉、一番努力，到了中年上來，晚年成就比較多。這成就並不一定是官做得大，財發得多，而是在歷史、在人生有所交代的成就。歷史上的先生大人們都是如此，這就是與前期的困苦奮鬥有關。年輕人容易有求急進的毛病，我們都有這個經驗，年輕時都喜歡擠在老前輩前出頭。而前輩說我們年輕人如何，就一肚子不高興。到了中年以上，人家說我們是老先生，也很不高興，想退回年輕，做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