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游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奸，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諂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奸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發，必為之。”愛棄發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卻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夫奸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眾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名！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眾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奸，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奸盡止，奸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懦則肆於為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君天子，而桀未必為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譯文：
害怕死亡，逃避危難，本是投降敗逃的人，世俗卻稱譽他們是珍惜生命的雅士。學做神仙，設立方術，本是違反法治的人，世俗卻稱譽他們是大有學問的文士。游手好閒，給養豐厚，本是社會的寄生蟲；世俗卻稱譽他們是有能耐的人。歪理詭辯，玩弄智巧，本是虛偽巧詐的人，世俗卻稱譽他們是辯士智士。行俠舞劍，喜斗好殺，本是凶暴而冒險的人，世俗卻稱譽他們是剛強威武的勇士。包庇大盜，隱藏壞人，本是該判死刑的人，世俗卻稱譽他們是仗義捨身的名士。這六種人，是社會輿論所讚美的。奔赴國難，獻身君主，本是捨生取義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失多得少的人。見聞很少，服從命令，本是保全法令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淺薄愚昧的人。盡心耕作，自食其力，本是創造財富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沒有才能的人。品德優異，單純樸實，本是正派善良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蠢笨呆板的人。重視命令，謹慎辦事，本是尊重君主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膽小伯事的人。打擊賊人，止住奸人，本是提醒君主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奉承討好的人。這六種人，是社會輿論所詆毀的。奸詐虛偽而無益於國家的六種人，社會上是那樣地讚美他們；努力耕戰而有益於國家的六種人，社會上卻這樣地詆毀他們：這就叫做六反。平民從私利出發稱讚前六種人，當代的君主聽到虛名而尊重這些人，而得到尊重的，一定會得到好處。百姓從私害出發話毀後六種人，當代的君主受世俗蒙蔽而鄙視他們，而受到鄙視的，一定會受到迫害。結果聲譽和賞賜歸於私下幹壞事、應當判罪的人，而詆毀和迫害卻給了為國家做好事、應當獎賞的人。這樣還想求得國家的富強，是不可能的事。
古代有句諺語說：“執政好比洗頭一樣，即使會有一些頭髮掉落，仍是必須洗頭的。”看重掉頭髮的損耗而忘記促使頭髮生長的好處，是不懂得權衡利弊的人。針刺癰瘡是痛的，吃藥是苦的；因為苦痛的緣故就不刺癰和吃藥，就救不了命，治不了病。現在君臣相交，沒有父子間的恩澤，卻想用施行仁義去控制臣下，那麼君臣之間的交往必定會出現裂痕。況且父母對於子女，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賀，生了女孩就把她殺了。子女都出自父母的懷抱，然而是男孩就受到祝賀，是女孩就殺了的原因，是考慮到今後的利益，從長遠利益打算的。所以父母對於子女，尚且用計算利弊相對待，何況是對於沒有父子間恩澤的人呢？現在學者遊說君主，都要君主拋棄求利的打算，而採用相愛的原則，這是要求君主有超過父母對於子女的親情，也就屬於不善於談論恩澤問題的謊言和欺詐了，所以明君是不接受的。聖人治理國家，一是能詳細地考察法律禁令，法律禁令彰明瞭，官府事務就會得到妥善治理；二是能堅決地實行賞罰，賞罰不出偏差，民眾就會聽從使喚。民眾聽從使喚，官府事務得到妥善處理，國家就富強；國家富強，兵力就強盛。結果，統一天下的大業也就隨之完成了。統一天下，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懷著統一天下的目的來治理國家，所以他根據能力任用官員，實行賞罰沒有私心。要讓士人民眾明白，為國家盡力拚死，功勞就可建立，爵祿就可獲得；獲得爵祿，富貴的事業就完成了。富貴是臣子最大的利益。臣子懷著取得富貴的目的來辦事，所以他們會冒著生命危險力、事，竭盡全力。死而無怨。這叫做君主不講仁愛，臣下不講忠心，就可以因此統一天下了。
奸人在一定能被察覺的情況下，才會戒懼；在一定要受懲罰的情況下，才不敢再犯。在不能被察覺的情況下，他就會放肆；在不會受懲罰的情況下，他就要橫行。把廉價的東西放在冷僻之處，即使是曾參、史{魚酋}這樣有修養的人也有偷竊的嫌疑；把百金放置在鬧市中，即使出名的盜賊也不敢取走。不被察覺，曾參、史紹就可能在暗處於壞事；一定察覺；大盜就不敢在鬧市上取走放置的百金。所以明君治理國家，多設耳目，重罰罪犯，使民眾由於法令而受到約束，不靠廉潔的品德而停止作惡。母親愛護子女要倍於父親，然而父親嚴令子女的效果更十倍於母親；官吏對於民眾沒有愛心，然而對於民眾發號施令，其效果更要萬倍於父親。母親過分寵愛子女，命令就行不通；官吏運用刑罰的威嚴，命令就能讓人服從。採用威嚴的略好，還是仁愛的策略好，由此也就可以決斷了。況且父母寄希望於子女的，行動上是想讓他們安全有利，做人上是想他們不去犯罪。君主對於民眾，危難時就要他們拚死作戰，安定時就要他們盡力耕作。父母懷著深厚的愛，把子女安排在安全有利的環境中，但子女卻不聽父母的話；君主在不用愛與利的條件下要求民眾為自己出死力，命令卻能行得通。明君懂得這些，所以不培養仁愛之心而加強威嚴之勢。所以母親對子女厚愛，子女多數不好，是因為寵愛的結果；父親不偏愛，常用體罰，子女多數，很好，是因為嚴厲的結果。
現在普通人家治理產業，用忍受饑寒來相互勉勵，用吃苦耐勞來相互督促，即使遭到戰爭的災難，荒年的禍患，仍然能吃飽穿暖的，一定是這種人家；用吃好穿好來相互愛憐，用安逸享樂來相互照顧，遇到災荒年月，賣妻賣兒的，一定是這種人家。所以把法作為治國原則，雖在開始時艱苦，日後定得長遠益處；把仁作為治國原則，雖有一時的快樂，日後必定困苦交迫。聖人權衡法和仁的輕重，選擇利益最大的一方，所以用法來相互強制，而拋棄仁人的相互憐愛。學者的話都說要減輕刑罰，這是亂國亡身的方法。大凡賞罰堅決，是為了鼓勵立功和禁止犯罪。賞賜優厚，想要的東西就會迅速得到；刑罰重，厭惡的東西就能很快禁止。要想得到利益的人必然厭惡禍害，禍害是和利益相反的東西。違反自己的慾望，怎能不厭惡呢？要想治理好國家的人必然厭惡動亂，動亂是安定的反面。因此迫切希望治理好國家的人，賞賜一定優厚；非常厭惡動亂的人，刑罰一定很重。現在主張輕刑的人，不太厭惡動亂，也不太想治理好國家。這種人不但不懂策略，也不懂道理。因此判斷一個人賢與不賢、笨與智的方法，在於他對賞罰輕重的看法。況且重刑，不單是為的懲罰人。明君的法度是供人度量行為的準則。懲治大盜，不只是懲治大盜本身；如果只是懲治大盜本身，那不過是懲治了一個死囚。對小偷用刑，不只是懲治小偷本身；如果只是懲治小偷本身，那不過是懲治了一個苦役犯。所以說：嚴懲一個壞人的罪行來禁止境內的奸邪，這才是懲治的目的。受到重罰的是盜賊，因而害怕犯罪的是良民。想治理好國家的人對重刑還有什麼可顧忌的呢！至於優厚的賞賜，不只是獎賞功勞，還可以勉勵全國民眾。受到賞賜的樂於得利，未得賞賜的羨慕受賞者的功業。這是酬勞一個人的功業而勉勵了國內民眾。想治理好國家的人對厚賞還有什麼可顧忌的呢!現在不懂治國的人都說：“重刑會傷害民眾，如果輕刑已能制止奸邪了，何苦定要實行重刑呢？”這是不懂得治理國家的言論。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輕刑未必能制止；用輕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一定能制止。因此君主設置重刑的條件下，奸邪全能得到制止；奸邪全能得到制止，這怎麼會傷害民眾呢？所謂重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小，而君主給予的懲罰重。人們不想因小利而蒙受大罪，所以奸邪必被制止。所謂輕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大，而君主給予的懲罰輕。人們嚮往大利而不怕犯罪，所以奸邪制止不了。所以先聖有句諺語說：“人不會被高山絆倒，卻會被小土堆絆倒。”山大，所以人們會小心遵循；土堆小，所以人們粗心大意。要是實行輕刑，民眾一定忽視它。民眾犯了罪而不處罰，等於驅使國人犯罪而拋棄他們；讓人犯了罪再加以懲罰，等於給民眾設置了陷阱。因此，輕刑正如會使民眾不經意而摔跤的小土堆。因而把輕刑作為治理民眾的原則，不是導致國家混亂，就是為民眾設置陷阱，這才叫傷害民眾啊！
現在的學者都稱引典籍中歌功頌德的話，而不考察當代的實際情況，說什麼：“君主不愛民眾，賦稅總是很重，於是民眾因用度不足而怨恨君主，所以導致天下大亂。”這是認為使百姓財用富足並施加仁受，即使減輕刑罰，國家也可以治理好。這話就不對了。大凡受到嚴懲的人，本來就是在財用富足後才犯罪的；即使 財用富足後君主加以厚愛，並進而使用輕刑，還 是會走向混亂的。母親溺愛子女，提供的財貨 足夠他們花用了；財貨足夠花用，他們就會濫 用；一旦濫用，就會揮霍無度，溺愛子女，就 不能堅決加以約束；不能堅決加以約束，就會 使他們驕橫放縱。揮霍無度，家境就會貧困；驕 橫放縱，行為就會暴虐。這就是財用富足並加 以厚愛、使用輕刑造成的禍患。大凡人的本性， 財用富足了，就會懶於勞作；君主軟弱了，就 會放肆地幹壞事。財用富足還努力勞作的，只 有古代的神農；君主治國手段軟弱而自己行為保持美好的，只有曾參、史{魚酋}。民眾比不上神農、曾參、史紹是很清楚的。老子有話說：“知道滿足就不會受到恥辱，知道適可而止就不會有危險。”因為危險和恥辱的緣故，在滿足之後不再要求什麼的人，只有老子。現在認為使民眾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國家，這是把民眾都看作老子了。所以夏桀貴為天子而不滿足於自己的尊貴，富有四海而不滿足於自己的財寶。做君主的縱然使民眾富足，但不能使他們富足得像天子一樣，而夏桀也未必以天子為滿足；那麼縱然使民眾富足，又怎麼能用來作為治國的原則呢？所以，明君治理國家，順應時務來獲得財物，確定賦稅來調節貧富；厚賞爵祿使人們竭盡才能，加重刑罰來禁止奸邪；使民眾依靠出力得到富裕，依靠功業獲得尊貴。因犯罪受到懲罰，因立功獲得獎賞，而不考慮仁慈恩惠的賞賜，這是通往帝王大業的政治措施。
人都睡著了，就不知道誰是瞎子；都不說話，就不知道誰是啞巴。睡醒後讓他們看東西，提問題讓他們來回答，那麼啞巴、瞎子就原形畢露了。不聽他言語，沒有本領的人就不能發現；不讓他任職，沒有德才的人就不能發現。聽他說話而責求他有相應行動，讓他任職而責求他能把事辦成，那麼沒有本領、德才不好的人就原形畢露了。要想得到大力士，卻光憑自己介紹，普通人和烏獲就無法加以區別。把巨鼎大案交給他們舉，是疲弱還是勇健就表現出來了。所以官職是試驗人們才能的巨鼎大案，讓他們辦事，是愚蠢還是聰明就區別出來了。所以沒有本領的人從君主不檢查自己言論中取利，德才不好的人從君主不任用自己辦事中取利。君主不檢查他的言論，他就自吹善辯；君主不任用他辦事，他就自命高明。當代君主迷惑於他的善辯，輕易相信他的高明，從而尊重他們；這是不等看東西就斷定他眼明，不等說話就判定他口才好，這樣，啞巴和瞎子就無從得知了。明君聽取言論一定要責求實用，觀察行為一定要責求功效，這樣，虛偽陳腐的學說就沒有人再談了，虛妄自大的行為就掩飾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