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被夾纏不清
綜合上面這些分析，來看孟子對梁惠王所說的關於義利之辨的話，試作一個結論。
第一，孟子一開始就對梁惠王說，你何必去貪求這種眼前短暫的近利、小利呢？你應該提倡仁義的道德觀念，推行仁義的道德政治，才是你長遠的大利。因為孟子的中心思想，是想實行中國傳統文化的仁義道德之治，所以他對梁惠王就這樣直接地提出來，不保留，不婉曲，不虛飾，這態度本身就是一種不問利害的道德行為。
同樣是孟子的這個意思——勸梁惠王行仁義政治的意思，假如換了當時另外一些遊說之士，例如蘇秦、張儀這一班所謂縱橫家的謀略之士來說，那麼他們就絕對不會像孟子那樣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去拂逆梁惠王的意思。這一班人，一定會拐另一個彎，婉轉地對梁惠王說：“我有一個使你得到最大利益的長遠之計，你梁惠王想不想聽？”這樣先賣一個關子，吊梁惠王的胃口。等梁惠王很想知道究竟怎麼回事的時候，他才慢條斯理地說，現在天下是如何混亂，道德淪喪，人人都在渴望仁義。你不妨如何利用仁義，如何以仁義為口實，頒布一些政令，那麼天下的人民都到你魏國來了。你有這許多人民，領土也會增加，國家富強，自然就完成你的霸業了……等等，迎合梁惠王的心理，誘導他聽從他們的說辭，慢慢實行仁義的政治。當然，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為了自己有進身之階。
第二，無論東方或西方，任何一種文化、一種學術思想，都是以求利為原則。如果不是為了求利，不能獲利的，這種文化、這種思想，就不會有價值。
從哲學的觀點看，一切生物，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離苦得樂”。飢餓是苦，吃飽了則得樂。疾病是苦“，醫好了則樂。天氣太熱則苦，到樹蔭下乘涼，或到有冷氣的房子裡，全身清涼則樂。一切生物的一切行為動態，目的都在“離苦得樂”，也就是我們中國文化《易經》上的“利用安身”，也就是現代觀念想辦法在我們活著時，活得更好。像設法利用太陽能，淨化空氣，防止水源的污染，目的都是使我們好好地活著，這些都是《易經》中所說的“利用安身”。所以任何文化，任何學說思想，如不能求利，沒有利用價值，則終必被淘汰。
即如宗教家們的修道，也是為利。修道的人，看起來似乎與人無爭。實際上出世修道的宗教家，是世界上最講究先求自利的人，他拋棄世間一切去修道，修道為了使自己升天或成佛，這也是為了自已。雖然說自利而後利他，那也只是擴充層次上的差別，其唯利而圖是一樣的。為了升天成仙之利而修道，這也是為了利。
自從孟子講仁義，強調了義利之辨以後，影響到後世的重視義利之辨，而漸漸地，後世的義利之辨，又與自私無私之別，混為一談，以為“義”與“無私”同義， “利”與“自私”不殊。因此漢唐以來，儒家的義利之辨，大多混淆了私與無私之別，兩者分不開來。所以談義利之辨時，往往在邏輯上就會夾纏不清，而使我們現在的一些人仍然弄不清楚，乃至於產生“儒家思想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錯覺。
因為後世受此影響，每談義利之辨，就成了談有私與無私之辨。遂進一步牽涉到中國文化思想的中心，乃至牽涉到人類文化的中心，尤其是政治行為的中心—— 公與私之辨的問題。
以我們春秋戰國的歷史文化來說，關於公與私之辨，有兩派極端相反的思想。一為墨子，一為楊子。其實他們都由道家的思想脫胎演變而來。
墨子講“義”，但是墨子講的，和孟子講的，雖然同為一個“義”，卻有不同的觀念，含義上是有所差異的。墨子講的義，是主張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從頭頂到腳底，都可以放棄自己而去為別人謀利，是徹頭徹尾的犧牲自我，以利別人。
而楊子——楊朱的思想，則與墨子絕對相反，他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但並不是我一毛不拔，而你卻該全部給我。他是主張天下每一個人都是這樣一毛不拔，都能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才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假如能做到這樣，又是另外一種社會形態了。
如果把墨子和楊子兩人的思想，作一番仔細的研究，那會怎樣呢？依墨子的思想，要想天下人，人人都自我犧牲，只圖利他人，這是做不到的。那麼依楊子的思想，普天之下，每一個人都只為自己利益著想，絕對不為別人的利益犧牲一根毫毛，那是否做得到呢？答案很明顯，那當然是不行。人類可真是奇妙的動物，固然自私的心理人人免不了。但若要自私到這個程度，卻也沒有人做得到，更不可能全人類都這樣做。反之，要人人都大公無私，也難做到。如果依墨子的思想去做，人人都能大公無私，則天下共利，結果自然很好。或者依楊朱的思想去做，人人都只為自己，絕對不妨害別人，各守本位，不犯他人，也就是現代所說的，爭取自己個人的自由，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倘使做到，那麼也可天下太平。但這兩派的主張，事實上都做不到。
既然墨子和楊子兩種極端相反的主張都做不到，只有再看看儒家思想，這是中庸的。中庸不是調和論，是兼容並蓄而仲裁為適可而止的中道。孟子秉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但不是秦漢以後變了樣的儒家思想），當然是崇奉了仁義之義，向梁惠王提出建議。同時，在提出建議時，也不採用當時縱橫家們為博取富貴權勢所慣用的遊說態度。孟子雖懂得遊說的辭令技巧，但卻不用，還是很嚴正地主張行仁由義，極力宣揚仁義的美德，向梁惠王直說只有仁義最好。
我們不妨引用清人的兩句詩：“莫言利涉因風便，始信中流立足難。”正好作為孟子對梁惠王直言忠告的風格，其難能可貴的定評。
或者說，所謂義利之辨的道理，就是孔子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大義之義。義理之義，義者，宜也之義，並非狹義廣義等的義利之義。其實，都是一樣，不管是什麼偉大的義理，都是力行於義，才能有利於成其為君子，所以這也是利便是義，義便是利的真實道理。
由於義利之辨的文化思想發展下來，到了宋明以後，構成中國文化的商業道德，便有“貿易不欺三尺子，公平義取四方財”的說法。即使專事求利求財的商業行為，也要心存“不欺”和“公平”的義利之辨。可以說這是孔孟文化思想在商業道德上的教育成果。
玩物喪志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糜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四：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圃，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牛刃)魚躍。’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台，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這段話，當然不是在同一天裡，緊接著前面的一段話說下來的，應該是另一次見面時的談話。因為這一段談話，在梁惠王說話的語氣上，不像前一段那樣生硬疏遠，比較上情緒稍見好轉。根據司馬遷所寫的《孟子列傳》以及有關梁惠王的歷史資料看，梁惠王在初次接見孟子的時候，不可能有書中所記載的那麼熱忱。史料上對孔孟的記載，孔子最失意倒霉的時候，是在陳絕糧那個階段。而孟子受困於齊梁之間，也正是他一生中，最不得意的時候。梁惠王如果一死，他只有收拾行李回家的份了。
這段文章，如果以現代的眼光，從字面上去讀，似乎並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上面記載說：這次孟子和梁惠王見面的時候，梁惠王正在王室的大園林中散心遊覽。（用現代的語言或觀念來說，東方說是御花園，西方稱作皇家花園，或皇家私人的什麼堡之類，是王室獨據以賞心悅目的地方，門禁森嚴，老百姓只能站得遠遠的，看到矗立的圍牆，進前不得，就是巨僚百官，也未必能隨便進去的。）
梁惠王站在一個大池沼上，抬頭看看在樹梢上棲息飛翔的鴻鳥、野雁，低頭看看園中安詳吃草的小鹿。從宮裡出來，接觸到大自然的景象，心裡覺得舒暢而快樂。於是再看看孟子，然後對孟子說：“喂！你們這些講究仁義道德的賢人先生們，是不是也喜歡這種園林風光？是不是也喜歡這些珍奇的飛禽走獸？”
這種語氣，這種問話，當然是話裡有話，包含了許多近於令人難堪的意思。假如是現代你我遇到這種場面，可能掉頭就走。可是在當時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上，不能如此。更何況孟子，自有他的抱負和立場，不能像我們今日這樣做。所以他還是答覆了梁惠王。但從孟子的答話中，可以看出孟子的修養。
儘管梁惠王的問話中，包含了輕視的昧道，而孟子的對答，還是持著鄭重的態度，還是很嚴肅的，他用單刀直入，似教訓非教訓的口吻告訴梁惠王說：
“一個賢者，是要等到天下太平，大家都享受到安樂的生活之後，才會去享受這種園林的樂趣。可是一個不賢的人，即使有了這樣的園林，也不會有真正的快樂，而且更不能永遠享受。
像《詩經》大雅篇靈台章說的：‘當文王開始準備建築靈台，僅僅開始計劃，如何設計，如何部署的時候，老百姓知道了這件事，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前往，群策群力，共同來從事這項工程，於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提前完工。本來在最初的時候，文王還不打算急著完成這件事，可是，由於百姓們自動自發地來幫忙，所以很快地辦好了。’
靈台提前完工以後，在靈園裡面遊覽，看到那些安靜悠遊的母鹿，身子胖胖的，毛色光亮奪目，在林梢飛翔的白鳥，豐潤皎潔、自由迴旋。文王站在林沼的岸邊玩賞時，又看到了滿池的魚兒，自由自在地游來游去，活活潑潑地在水中跳上跳下。”
孟子繼續說：“這詩篇的記載，就說明了文王勞動老百姓來建築這囿園，而老百姓卻喜歡他那麼做，把他的台叫做‘靈台’，把他的池叫做‘靈沼’，並且很高興他有麋鹿魚鱉可以玩賞。古時候的賢君，就因為能和老百姓同樂，所以自己才覺得快樂。”
孟子借這則文王建靈台的歷史故事，向梁惠王提出了一個為君的重點——應該與民同樂。
接著，他又引用《書經》的記載，講述了一則完全與文王建靈台情形相反的故事。
“當夏朝的暴君夏桀在位的時候，曾大言不慚地說：‘我之於天下，就好比太陽一樣，除非太陽滅亡，我才會滅亡。’自誇他的政權和太陽一樣是永恆的。可是他施行的暴政，弄得民不聊生，老百姓們恨透了他。所以《書經·商書·湯誓》篇記載：一般的百姓們，因為深深怨恨夏桀而說道：‘你這位如同烈日似的暴君啊！你什麼時候才會沒落呢？你趕快沒落吧！我寧願和你這暴君一同滅亡，也不願再忍受你暴政的殘害了。’一個作君主的，使人民怨恨到寧願和他同歸於盡的地步，即使擁有美好的台池、鳥獸，又怎麼可能安享下去呢？”
孟子這樣把握住機會，列舉兩個歷史上的經驗。述說周文王是如何深得民心，所以建立了延續七百多年的悠久政權。又相反地指出三代時期的夏桀，遭遇老百姓的怨恨，以致迅速敗亡。
在我們現代讀到這段書時，或者會感覺到，孟子所列舉的這兩個史實，其所闡明的為政原則，可以說是大家都明白的普通常識，並沒有什麼高深的道理。這就是我們讀古書應該注意的地方了。
我們要知道，在孟子的那個時代，沒有什麼社會福利制度，統治者不會去建築一個公園，和老百姓共有、共享。一起遊樂。只有帝王的宮室。才會有如此偉大的建築，老百姓根本不准去遊玩的。所以孟子當時提出這兩個史實來，就等於建議梁惠王實施我們現代的共有、共享的政治思想。在時代背景上而言，孟子在那個時代能提出這種政治思想，實在是了不起的。此其一。
同時，我們透過這一段記載，可以瞭解我們固有的中華民族文化，在上古時候，就早已經有了這種共有、共治、共享的公天下政治思想。自從夏朝開始，演變成家天下的政治制度，所謂帝王世襲的政治制度開始以後，帝王們的享受，才和老百姓有了分別。而孟子在他的那個時代，能勸導一個有野心要據地稱雄的人主，恢復共有共享的公天下政治制度，他的主張和這種精神，還是相當可貴的。此其二。
再從後世的歷史看，自秦漢以下，曾經有四個時代的類似事件，都與孟子這一節的政治思想有關。第一是秦始皇建築阿房宮；第二是隋煬帝造迷樓；第三是宋徽宗造艮岳；第四是清慈禧太后造頤和園。這四次著名的偉大宮廷建築的結果，都印證了孟子在這段書裡所說：“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理論的正確性。此其三。
阿房宮與秦始皇
對於秦始皇的阿房宮，唐代的大詩人——和杜甫並稱為二杜的小杜——杜牧，曾經構寫了一篇《阿房宮賦》，作了很生動的介紹。他一開頭就說，秦始皇併吞了六國，統一天下之後，便把四川的山頭，砍伐得像禿子的腦袋一樣，而把這些砍下來不可勝數的木材，運到咸陽去建築阿房宮了、試想看看，台灣也是盛產木材的地方，經過日本人五十年的砍伐，也沒有被砍得山頭光禿禿。而四川的面積，比台灣大上若干倍，他為了建築自娛的阿房宮，一下子把那裡的樹木砍光，該有多少木材？同時這些木材的砍伐、運輸，製成樑柱門窗等等，又需要多少人力呢？
何況這僅僅是建築材料的一部分而已，還有石頭等等其他方面的建材，以及施工建築的人力物力，更是難以統計了。花費這數以萬計的人力和物力，建起來的阿房宮，又是個什麼樣子呢？
佔地是方圓三百多里，高到看起來快接近天日了。從北面的驪山一直南下，轉向西邊和咸陽連接起來了。把渭川和樊川兩條河川的水，也引導流進了阿房宮，造成了宮裡的人工河流湖沼。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的，華麗精巧，各種不同型式的宮室，像蜂室那樣多。在水上架的長橋像臥龍一樣。凌空搭的復道，從宮殿下面通到南山的山腳下，五色繽紛，有如掛在天上的彩虹。在這許多宮室中，每一間房子，一天之中，都可以變換成四季的不同氣溫。
秦始皇又把沒收來的六國的財寶、美女，全都集中到這阿房宮來，把人家的鼎當作煮菜飯的鍋子用，把玉當作石頭用。妃子上萬，早晨這些宮女打開鏡子梳妝，那些鏡子有如夜空中的繁星那麼多。飄拂在窗前的長髮，有如烏黑的浮雲。渭河的水每天早晨上漲，浮現了一層滑膩粉紅的顏色，原來就是阿房宮裡所流出來的宮女們洗除臉上隔日胭脂的水。半山腰裊裊上升的雲霧，卻正是阿房宮焚燒椒蘭等等貴重香料的煙霧。秦始皇這位暴君，就在這個走進去難分東西南北的阿房裡朝歌夜宴地享樂。
這樣秦始皇就快樂了嗎？大不然。司馬遷在《史記》裡寫道：秦始皇因為想求得長生不老的藥，聽信了一個方士盧生的話，必須隱秘起來，才可以求到不死的藥。他就住進那隱秘的復道裡，往來於二百七十間密室裡作樂。除了他要殺人時，獄吏見得到他以外，丞相大臣，和七十名博學之士，都只有照他傳來的命令辦事，根本見不到他，更談不上提什麼意見了。後來這位盧生和一位自韓國來的侯生商量，認為秦始皇如此專斷橫暴，嗜殺而好貪權勢，不可以替他求仙找不死藥，於是雙雙逃走了。秦始皇知道這個消息，大發脾氣，活埋了四百多人洩憤。
像這樣躲在復道裡一天到晚發怒殺人，又有什麼真正快樂可言呢？正如孟子說： “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三輔黃圖》
或者說小杜生於唐代，比秦始皇晚生了七八百年，況且阿房宮被項羽進咸陽時，放一把火燒掉了，他在賦中的描寫不一定實在。小杜的《阿房宮賦》，是否有史料為依據？或是僅憑他的才華和想像寫成的？無法考據。但是緊接著秦代之後的漢人記錄，應當不會太離譜了。
《三輔黃圖》這本漢代的著作裡，記載著說：阿房宮又叫做阿城。原來是秦惠王在這裡建造宮室，還沒有完工就死了。始皇統一天下以後，就選擇了這個地方，擴大範圍，建築阿房宮，佔地方圓達三百多里，造了許多離宮別館，跨過了山谷，把一望無際的高山大嶺都遮蓋起來了，專門供秦始皇車輛通行的道路，從宮室到驪山，就有八十多里長；並且在南山的頂上，建築了一道巍峨雄偉的闕門，高高矗立在上，似乎和天上飄過的雲彩相接；還開了河道，遠遠地把樊川裡的水，接引到阿房宮裡來，灌進壯闊的池沼中去。僅僅是阿房宮的一處前殿，從東到西有五十步寬，約三十丈（漢朝度量衡制度，很難考實），南北之間則有五十丈深。上面可以坐上萬的人，下面建有五丈旗，用最貴重的建材興建，橫樑是用木蘭架設，門則用磁石砌成。僅僅一處前殿，就這麼瑰麗，正殿和其他宮室的情形，就可想而知。另外還有四通八達的雙層高架復道，和那些樓閣連接起來，而且通往咸陽。
證之這一段漢人的記載，和小杜的描寫相比，除了杜賦的文體更美，易於使人記憶外，同阿房宮實際狀況是極相近的。
還有更可靠的史料，那是在《史記》中，司馬遷敘述了鴻門宴上項莊舞劍志在沛公的一段故事後，立即就說：項羽知道漢高祖自鴻門逃回壩上，引兵他去，便 “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這寥寥的“火三月不滅”五個字，可以說完全證實了那些筆記、詩賦的可靠性。在今年（一九七七年）不久前，美國加州的一場森林大火，毀了那麼廣闊的山林。當然，林木蔓延起來比較快，但也只延燒了個把月。而阿房宮的大火，卻燒了三個月之久。這一比較，就可見阿房宮規模的恢宏了。
然而秦始皇又享受了多久呢？可以說，阿房宮動工之日，正是秦朝政權開始崩潰的時候。杜牧在他的《阿房宮賦》結論說：
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益驕固。戌卒叫（陳涉一呼揭竿而起），函谷舉（漢高祖進兵），楚人（項羽）一炬，可憐焦土。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他的這一結論，正是孟子對梁惠王所說“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這句話的發揮。尤其是“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兩句話等於指責了隋煬帝的錯誤，也為後來的宋徽宗、慈禧太后這些人作了預言。
迷樓與隋煬帝
可不是嗎？且看隋煬帝這位著名的荒婬皇帝的行徑，他早上調戲後母被發覺，恐怕他老子殺他，派人秘密殺了做皇帝的父親。當天晚上對後母逞了獸慾，第二天就發喪即皇帝位，又把他的哥哥殺死。
第二年的季春三月，就驅迫二百萬名壯丁，在洛陽建築宮室。遠從長江一帶和廣東等地，收集奇材異石。又向全國各地搜羅珍奇高貴的花草樹木、飛禽走獸，運到洛陽，佈置在宮廷的園林中，供他賞玩。同時特別開一條水路，把汴河的水引到離宮中，並造龍舟，供他在水上遊樂。他所建的宮廷園林，佔了方圓二百里的廣闊土地。在園林中又造了一處人工海，周圍有十幾里路。海上又想像方丈、蓬萊、瀛海等三處仙島，建起人工島來，高出水面一百多尺。台、觀、樓、閣、宮殿等等，連綿地分佈在山上。海的四周又建築了十六處庭院，每院都住有許多美女，每院的主持人，都給予四品夫人的高貴頭銜。海裡的荷花、宮殿前的花木，如果到秋冬季節自然凋謝了，就命人用紙或絹緞，製造假花，安放在樹枝上和水中，只要褪了顏色，就隨時換新的。十六院的食物，更是互相爭求精美，來討好他的胃口。至於他驅使八萬人拉著他的龍舟，經運河到揚州遊玩，船隻相接二百多里的奢侈行為，是人人都知道的。
他又曾驅使一百多萬壯丁，作歷史上的第六度修築長城。歷史上記載，他搞這些用來自娛的工程，所驅迫的四百萬人力，其中一半以上累死在工地。
不但是人民受到迫害，就是連鳥獸，也不得安身。他為了要做一件新的大氅，在即位後的第三年，通令天下各州各縣，進貢白鶴的羽毛。於是全國上下，都紛紛捕白鶴取羽毛。當時在四川的烏程縣裡，有一棵十丈多高的大樹，上面有一個很大的鶴巢。可是樹太高了，沒有辦法上去捕鶴，也無法張那麼高大的網羅。但是，如果不將這鶴的羽毛取來進貢，就犯了欺君之罪，是要殺頭的，弄得不好，甚至會誅九族的，於是老百姓只好砍伐樹根，準備把樹弄倒了，以便捕鶴。大概是樹上的大鶴，恐怕這樣會傷害到小鶴的生命，所以在樹上拔下自己身上可以制大氅的羽毛，投到地上來。而謅媚的地方官，不念鶴自己拔毛的痛苦，反而說是一種祥瑞的徵兆。報告到宮裡，討隋煬帝的歡心，以期博得一個加官進祿。
他建築了這些地方，經常在有月光的夜晚，帶上幾千名美貌的嬪妃宮女，都騎了馬，在大園林中夜遊，而且還特別作了歌曲，在馬上演奏歌唱。可是，這樣還不滿足，他後來又認為宮殿雖然壯麗寬敞，可惜沒有曲房小苑，幽軒宮室。如果再有這一類型的佈置，就更快樂了。於是他身邊的侍臣高昌，介紹了一位高明的建築設計師項升。依照他的願望，設計了一張藍圖，呈獻到宮裡。隋煬帝看了以後，非常滿意。立即下令向天下搜索材料，又徵調了幾萬名壯年男子，建造了一年多才完工。所花費的錢財之多，難以統計，連國庫也因此空虛了。這座新的建築，除了華麗以外，更十分精巧別緻，是自古以來所未有的。人們走進去了，往往會整天都找不到出路。隋煬帝重重地賞了項升為五品官及千匹庫帛外，更得意揚揚地對近臣說： “即使是真的神仙到了這裡，也一定會迷了路的，這真好比一座迷樓。”於是後世的人也都管它叫迷樓了。
迷樓建好以後，隋煬帝在裡面的荒婬生活，更是不忍卒睹，不忍卒聞，也不忍去說了。到後來健康大損，虛弱得終日昏睡，無法清醒。到了夏季，一天要喝幾百杯水，面前放一大塊冰，還是口渴得煩躁不安。最後，隋煬帝再度南遊到揚州，被起義革命的百姓抓住，他想飲毒酒自殺被拒絕，最後被宇文化及叫人用繩子把他勒死了。
而他在洛陽的迷樓呢？當唐太宗起義，提兵打到京城，看到這座迷樓，便說： “這是用千萬老百姓的血汗脂膏建築起來的哪！」於是就下命令把迷樓燒了，也是燒了好幾個月才燒光。這又是孟子所說“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的另一形態的印證與發揮吧！只可惜那時候的人，沒有充分發揮與民同樂的思想，致使素稱英明的唐太宗，也和項羽及清末的八國聯軍一樣，都做了“焚琴煮鶴”、大煞風景的事。
這位荒婬到極點的君主，窮奢極侈，看來是享盡了那種皇家宮室的園林之樂。事實上，不但當時是喝涼水，對冰盆，甚至還落得一個被勒死的結果。所以後代詩人李商隱的隋宮詩便有：“乘興南遊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函。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的感歎。春秋時代的齊景公，也建築供給自己玩樂的一個台，並且還想造一座大鐘，當時的賢相晏子便反對面勸諫說：“斂民作鍾民必哀，斂哀以謀樂不祥。”
艮岳與宋徽宗
至於宋代那位被金人俘虜了十幾年，終於死在異邦五國城——塞北漠地的徽宗皇帝。如果我們說北宋的敗亡，就是敗亡在他“獨享宮室園林之樂”的生活上，並不為過。雖然當時是由一些宦官、奸佞，如童貫、蔡京之流乃至於裝妖弄鬼的道士，專政弄權。但這些人之所以能夠得他的寵信，掌握到政權，細按史實，都和他的獨夫之樂有密切關係，這又是較之秦始皇、隋煬帝，更進一步危害到政治。
擅長揣摩他人心理和巧言令色等諂媚功夫的宦官童貫，一得到徽宗歡心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江蘇、杭州一帶，去搜索江南的書畫古董，以及各種奇奇怪怪的奇珍異物。在杭州一住，往往就是幾個月，一天到晚和蔡京在一起鬼混，因此每得到一件奇珍古玩，派人送到京裡時，在信上總是為蔡京說上些好話，再加上一個常到皇后那裡畫符唸咒的道士徐知常，透過大學博士范致虛在京裡為奧援，於是徽宗的心裡對蔡京留下了好印象，也就從此播下了北宋敗亡的種子。
後來童貫在江南搜索珍玩的事，愈來愈大，竟然設立了一個專門機構——“應奉局”，擴大搜括，凡是牙角犀玉、金銀、竹籐、裝畫、糊抹、雕刻、織繡等手工藝品，無一不包，樣樣都要。每天都有幾千人，在那裡為皇帝盡義務作苦工，而所用的這些價值昂貴的材料，也是由老百姓負擔，皇家是不給錢的，真是使老百姓喘不過氣來。
當時蘇州有朱沖、朱勉父子，本來是犯法受過刑的人，在蔡京的下面做事，很得歡心。於是蔡京就推薦到童貫的下面聽差，而做起官來了。一次徽宗看到童貫送到京裡的花石，非常高興。蔡京從宮廷的內線中，知道了這個消息，就囑咐朱沖，秘密地搜集浙江的珍異送到京裡。最初送去的三株黃楊，徽宗頗為欣賞，嘉勉了一番。這條路子一打開，以後送到京裡的花石和珍玩，就越來越多，年年增加，運輸的船隻，在汴京與淮河之間往來不絕，而被人號稱為“花石綱”。因此更得到徽宗的喜愛，而命令朱沖的兒子朱勉，在童貫下面，主持應奉局和花石綱。
朱勉這小人得勢之後，橫行霸道，真是不可一世，一方面向內府需索，一伸手就是上百萬，少也幾十萬，他說是為了替皇帝辦事要用的。皇家管錢的人，誰也不敢說個不字，誰也不敢得罪他，內府的錢就好像是他口袋中的錢了。在民間他更是嚴搜刻括，鉅細無遺，就是窮鄉僻境、深山大壑中隱藏的東西，也逃不過他的搜括，老百姓家裡的一石一木，只要稍微有一點賞玩的價值，就派兵卒闖進去，貼上皇家的黃色封條，責令原物主負責保管，如果有所損失，就是對皇帝不敬，一定殺頭。如果是較大的東西，搬運不便，就連物主的房屋也給拆掉。假如有人家有一件東西稍微畸形一點，又被指為不祥而獲罪。在室外郊野的東西，不論是山巔谷底、深淵巨壑，都千方百計，不惜人命找來。運輸這些東西的船員們，也是狐假虎威仗勢欺人，有時甚至凌辱到州官縣官的頭上。
這種情形之下，老百姓賣兒鬻女、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道路為之側目，而已經種下了後來方臘的一場大亂，嚴重地動搖了國本。
最嚴重的是“艮岳”的建築，徽宗因為沒有兒子，心裡總是不愜意。有一個也是以畫符唸咒常常出入禁宮的道士劉混康，對徽宗大談其風水之道。說什麼京城的西北方，具備了調和天地、順應陰陽的地理。如果在那裡堆起一座山來，將地勢加高，一定會多子多孫的。徽宗聽信他的話，動員老百姓，把那裡的地勢加高了幾丈。後宮恰巧有幾個嬪妃生了兒子，於是徽宗更加相信。到政和七年，便命兵部侍郎孟揆，在京城上清宮的東邊，依照餘杭鳳凰山的形勢，籌築一座萬歲山。直到宣和四年，一共花了六年的時間，才把這座山築成，命名為“艮岳”。
艮岳的規模，在徽宗自己作的《艮岳記》裡，有大致的記載。儘管只是梗概，我們讀了以後，也要驚奇得張口結舌。現代一些國際馳名的什麼公園、什麼樂園的，比較起艮岳來，也遜色得多。如果阿房宮、迷樓、艮岳這些歷代的宮室園林，今天還在的話，中國的觀光勝景，恐怕是世界首屈一指。
徽宗自己描寫他的得意傑作有一節說：“……按圖度地，庀徒潺潺，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溪、仇池之深淵，與四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瓊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月之壤，荊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榔栝、荔枝之木，金峨、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欄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香山懷谷。”從開頭這一小段文字，就可見這座山的恢宏氣魄，把全國的名勝古跡，奇石異木，都集中到這裡來了。
宋人張吳的筆記裡，還指出了這些東西從各地搬來的運輸情形，都是越江渡海，甚至把城廓都鑿開來，以便這些巨大的木石，不受損傷地得以通過。
在南宋時候，四川一位僧人祖秀，寫了一篇《華陽宮記》，所寫的“艮岳”景物，許多是在徽宗自己的記中未曾說到的，可能是艮岳築成以後，還在陸續增加修建。祖秀和尚的那篇記中最後的描寫“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可謂道盡了一切。
而徽宗自己作的記中，結語說：“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概焉。”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比起梁惠王那一句“賢者亦樂此乎”來，更神氣得多了。
可是我們再把他被擄以後，押解到女真去的時候，在中途驛館題的一首詩： “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和他的《艮岳記》放在一起，對照咀嚼一下，真要感慨萬千了。這又是孟子所說“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的照會。
所以清人吳楚材對他有兩段極嚴厲但也極適切的批評。一則說：“徽宗任市井丐兒，為此縱慾逆天之事，其與隋煬帝、陳後主一律也。然煬帝之頸，斫於宇文化及之手；陳後主之身，隕於台城辱井之中；徽宗之命，歿於金虜沙漠之地。天豈有意肆毒於三君哉！無乃自取之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灑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三君兼有者乎？”
另一段說他築艮岳是“極土木之盛，彈億萬之財，天怒於上而不悟，民怨於下而不知，是時強狄在外，漸為國患，宋之君臣，曾未見其思犯預防之心，而徒今日斂民貨，明日勞民力，自古荒婬之君，愚之甚者，未有如徽宗之甚者也。噫！民心既離，天命亦叛，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他用孟子的話作了結論，也等於演繹了孟子這兩句話。
頤和園與清末
但是，正如杜牧說的“後人哀之而不能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清人對宋代徽宗皇帝作了如此嚴刻的批評，可是清朝的末代，並沒有把它當作一面鏡子，放在當前，經常對照對照，看看自己可曾變成那副模樣？所以後來有了慈禧太后的興建頤和園，大動土木，搜括天下，弄到民不聊生。當時列強環伺，乘隙而入，強行索取，紛紛要求割地、賠款。後來八國聯軍一役，西人的堅甲利兵，進逼北京，清廷毫無阻擋能力，結果慈禧這位老太婆只好帶著小皇帝，狼狽而逃。
最後終於把清朝祖宗打下來二百多年的江山斷送了。幸虧國民革命乃屬義師，鼎革之時，還優待了清朝末代皇帝的家室，並且保留了那座用老百姓血汗建成的頤和園，應該為後世萬代很好的殷鑒吧！
鳳閣龍樓與李後主
檢討了這幾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的皇帝，貪享園林之樂的結果。我們更想到一位極有詩才的末代皇帝——李後主被俘後的詩：
江南江北舊家鄉，四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台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又另一闕詞：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寫來字字是淚，句句是血。而當時那些吳苑宮闈廣陵台殿，以及鳳閣龍樓等等的昔日繁華，卻不能與民同樂，可見沒有“共有、共享”的社會福利，是不會長久的，獨樂是不可能的。
在西方國家，當時統治階層的奢靡狀況，也是如此，甚至還要更厲害。西方國家共有共享的社會福利制度、民主自由的思想，那還是十四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的事，距今不過幾百年而已。
從這些歷史事實，以及李後主的詩詞中，我們可以知道，孟子所說的“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的兩句話，不但是一個國家的政權如此，即使一個家庭的興衰，每一個人的成敗，也都是如此。儘管是做了龐大的事業，擁有千萬美金，如果沒有中心思想，沒有建立起一個道德標準，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基礎，也是沒有用的。因為這些有形的財富，只是暫時屬於你的，而不是真正為你所有的。當你到了眼睛一閉，兩腿一伸的時候，一塊錢也不是你的了，這也就是孟子說的“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再說，物質環境好，是不是就一定能夠快樂？這是一個觀念問題，並不是絕對的。固然，物質環境的好壞，可以影響到人的心情與思想。但有高度精神修養的人，同樣地能夠以自己的心，去轉變環境的。如孔子說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他自己有自己的天地，並不因為物質環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如果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立身處世的道德標準和這一些精神的修養，縱然有再多的財富，再好的物質環境，而他的心理上，並不會快樂的。前面我們所舉歷史上那幾個君主的史實，固然是很好的例證，我們如果再從現代西方國家的精神病學家或心理病學家手上的病例去研究，也可以獲得證實——“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正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誇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庫序之教，申之以孝。涕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手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正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歲罪，斯天下之民至焉。”
《清明上河圖》的背面
當然，由於孟子的偉大人格和高尚的道德修養，一直講王道政治的精神，也感動了梁惠王，已經漸漸聽得進孟子的話了。所以兩人在這一段談話語氣中，已經表現出來，不像前兩次，一邊說：“老頭子，你從那麼遠跑到我大梁來有什麼對我的國家有利的辦法？”一邊卻答：“何必一開口就談利，談談仁義吧”那麼格格不入了。這次的談話情形，就比以前融洽一些，好像比較更談得來了。
所以梁惠王說：“平心而論，我對我的國家已經盡心盡力地去做了。譬如說，在我的國境以內，黃河內套，如果遭遇了水旱天災、糧食歉收的凶年，我就把河內的人民，遷移到河東來；同時在河東徵收了糧食，送到河內去，使河內的人，不至於受到飢餓的痛苦。假如是河東遭遇到什麼災害的時候，我也是以同樣的方法，去照顧幫助河東的人民，這都是我盡心仁愛人民的事實。你是講仁義的，要我施仁政的，我這樣不是正符合了你的主張嗎？現在看看我的鄰邦，他們沒有這樣做，可是他們的人民並沒有減少，我曾經照你的理論那樣做了，我的人民也沒有增加起來。這是什麼道理呢？”
梁惠王為什麼會提出這些問題來？假如以現代的人口觀念來看，世界人口爆滿，各國糧食都發生問題，普遍在推行家庭計劃，哪裡怕人家的人口不少，而自己的人口不多呢？固然他那樣應付凶年歉收的態度，也是理所當然，政府應有的責任。但在方法技術上來說，弄得老百姓搬來遷去，那麼辛苦，也未必是最好的措施呢！
可是我們必須先瞭解戰國的時代文化背景。戰國的諸侯各國，雖然不同於西方的封建制度，但人民、領土、政權，都是諸侯們的私有財產，自然領土越廣，人民越多，實力、權勢越大，在國際間的地位就愈高，就能稱雄稱霸。由於那時還沒有國籍制度，也沒有移民限制，更沒有護照的辦法，老百姓可以比較自由遷徙，哪一個國家富強，可以過更好的生活，就可以搬到哪一個國家，作他的國民。而在戰國當時，天下——全中國的人民，只不過幾千萬人而已，真正是地廣人稀，和近代的情形大不相同。這一分析之下，就知道當時梁惠王對孟子提出這個問題來，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麼孟子怎樣答覆呢？他說：“你梁惠王喜歡打仗，我就以戰爭來譬喻給你聽。在作戰的時候，戰鼓一響起來，部隊向前衝鋒，雙方接近戰鬥以後，一直怕死的兵將脫了戰袍，丟了兵器往後逃走，有的逃了一百步才停下來，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來，而跑了五十步的人，卻譏笑跑了一百步的人膽小。你梁惠王覺得譏笑得對嗎？” 孟子這樣反問，等於設了一個圈套，先把梁惠王套住，這是他談話技巧的高明，如果寫文章，則是一種有層次，設伏筆的手法。由此足見孟子這個人不是後世一些腐儒所說的那麼迂闊。
果然，梁惠王說：“當然不可以譏笑別人，他們不過沒有逃一百步，但同樣的是逃亡退卻啊！」
於是孟子說：“你既然知道這個道理，那也就不必希望你的老百姓會比鄰近國家的更多了。”
孟子說梁惠王好戰，老實說在那個時代，誰不好戰？如不打仗，就難以生存，就不叫做戰國時代了。梁惠王為了恢復他父親魏武侯、祖父魏文侯時代的那種輝煌的局面，只好求之戰爭。但也確有好戰之過，像他派龐涓去打齊國的那一仗，是大可以不打的，結果龐涓戰死，吃了一個大敗仗，實在是人謀不臧、自食惡果之報。
不過孟子的話，還是說得相當委婉的。他這個比喻的意思是說，你梁惠王遇到凶荒的年歲，移民、輸糧，固然是好事，但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而已。你的鄰國是壞，但是你實行這種頭痛醫頭的辦法，也只是比鄰國好了一點。你不從根本上去著手，除去病源，為國家千秋萬世著想，作百年大計，長久之圖，怎麼可能比鄰國的人民多起來呢？
從我們的歷史上看，孟子這個話，的確有他的道理。自從戰國以後，自秦以下，漢、唐、宋、元、明、清歷代除了少數的開國皇帝，或中興之主，有值得標榜的建樹外，大多數的人主，都犯了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毛病，很少有為國家百年大計作打算的。
孟子在消極地指出了梁惠王的錯誤觀念後，又繼續作積極性的建議，告訴梁惠王實行王道政治，開始時應該注意的基本政策，所謂“不違農時”等等。這一段可以朗朗上口，誦讀起來音節鏗鏘的美好文章，他的內容則是以當時的農業社會經濟為基礎的政治，從農業的發展，達到農村經濟的繁榮，形成國家的富有；由國家的臻於富庶，進一步達到社會的安定，然後在安定中，實現中國文化所標榜的政治精神——養生、喪死。
“養生”包括了人口的增加，生活的不斷改善，以及生存的保障，生命的延續。現代西方國家，重視兒童福利，以及老人福利的精神，就是孟子“養生”、“喪死” 的理想範圍。也就是我們今日標榜的《禮運》的大同世界理想。所謂“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境界，也是王道政治的基本精神。
但從孟子這一個具體的建議裡，我們可以知道他當時也是所見有限。因為他的出遊各國，也只到過中原農業地區，走的地方並不多，比如他所談的只是農業、漁業、林業三方面的建設，如果他到過新疆、蒙古或者中國西南部分的山區省分，那麼“數罷不入持池，魚鱉不可勝食也”就要成問題了。這些地區哪來的洿池，又從何處去捕魚呢？又像廣西邊境和貴州有些地方，所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兩銀。”又如何去發展平原農業經濟？
不過那個時代，還是大禹治水以後，形成以農立國的中原，連發展鹽鐵之利的理論都還沒有確立，在戰國時代還沒有大行。所以孟子這個具體意見，是將就當時實際的情況，針對當時的經濟結構而建議。是有其時間性和空間性的。奈何後世直到清末以前的讀書為政的知識分子，死死抓住孟子的這些觀念，形成了重視農業而輕視工商業的偏激錯誤觀念，導致產業落後，經濟衰退的惡果。
不違農時
但是，在這裡要特別注意到“不違農時”的這個“時”字所涵蓋的意義，不要光從字面上看。只是依文解義，就無法瞭解真正的道理。梁惠王身為一國君主，而且也不是過於昏庸的統治者，難道會不懂得農時？誰也不會在寒冬大雪的時候去播種布谷，在六七月的炎炎夏日方才去種西瓜，或者在不宜於種蔬菜的時候去下菜種。而孟子卻在向梁惠王建議三點農事上的注意事項時，第一點就講到“不違農時”，豈不是沒有意義的事嗎？假如我們注意到歷史和地理問題，對於時間——時代背景，空間——地理環境兩種因素，共同去體會這句話，就可以看到它的真面目了。
我們知道，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諸侯，為了達到他們不斷互相征伐、爭雄稱霸的目的，都實施富國強兵的近利政策，便濫用民力，不管老百姓們是不是正在插秧的清明、谷雨期間，或者是立秋、處暑的收割季節，都在那裡動用民力，亂搞一陣。同時漁獵也不選地方，不擇時候。本來在禽獸產卵生子的時候，是不打獵的，捕到小魚是該放回水裡的。所以漁獵也一樣要在適當的時候，不可以任性地亂捕亂獵。在現代也是如此，像用電捕魚，或用毒藥投到水裡“鬧魚”，都由法令明文禁止。現在的術語叫做“保護天然資源”。林業也是如此，不可隨便砍伐，否則的話，直接的影響，是土地流失，河床淤塞，失去森林的水土保持功能，導致洪水氾濫的災害。間接方面，甚至影響到雨量減少等氣象方面的異常。過去曾經看到許多地方有所謂“童山灌灌”的土山，一個個山頭，像嬰兒尚未長髮的頭一樣，光禿禿的。因為過去沒有什麼林務局去管理或經營林業，都是任由老百姓自由砍伐，不知道保養森林。
孟子是鄒人，鄒在魯國，即現在的山東。而他所遊歷的地方——齊、魏等國，即現在的河南、山西一帶平原地區，都是農林業和小型漁獵的社會。他又看到當時天下的各國諸侯，包括魏國的梁惠王在內，都在為了擴充自己的權力、土地，設法富國強兵，大量剝奪了老百姓的生產時間和勞力。所以他提出這三件事，對當時的戰國，是非常重要，深具價值的。我們非但不可依文解義來讀這句話，並且不可輕易放過。所以他提出這些事是實施王道的開始，一點也不錯。我們瞭解了這一層道理，就可知以後孟子一而再地說到“無失其時”、“勿奪其時”，對這“時”字特別重視和強調的道理所在了。
孟子建議梁惠王在國內實施王道政治，社會安定以後，還要提倡家庭副業，譬如五畝之宅，就叫他們種桑養蠶、飼養家禽家畜。然後五十歲以上的人可以穿絲織品的衣物；七十歲以上的人可以天天吃肉了。到達了這種富庶的小康境界，進一步教化老百姓們，發揚孝悌的道德，使年長的人不必勞苦，生活能及帛食肉，國境之內，沒有人挨餓受凍。孟子說，假使一個國家經濟上的富庶，政治、社會中的安定，到達了這樣的情形，卻還不能為國際間的政治領導者，不為天下的盟主，是不可能的。
亂世流亡圖的文學
再看下面一段，孟子指出當時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也即如後世所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狀況。這是一段反面文章。我們從這一小節中，又看到了孟子說話的高明技巧。他是以當代各國社會中的病態，反面地刺激梁惠王，以激發他行王道的政治。
孟子在這裡，用“狗彘食人食”，及“途有餓莩”不到十個字，描寫春秋戰國時的亂象病態，雖然深刻而悲痛，但是，沒有經歷過亂世的人，也許無法在這寥寥幾個字中，體會到戰國時代各國的悲慘情形。
在一九三七年，即抗戰開始的那一年，許多人進入四川，就親眼看到一個個餓死的人，躺在道路的旁邊，屍體的頭上差不多都裹了一塊白布，更增添了悲涼的氣氛。（當時四川百姓有如阿拉伯、印度的風俗，喜歡在頭上包塊白布，如古代所稱的“纏回”一樣。）那都是當年四川軍閥們，為了爭權奪利，連年內戰，為四川造下的惡果。他們打仗爭權，所需的經費，都是從老百姓身上搾取而來，真是弄到民窮財盡。他們搾取的方法有兩種：一是徵收，將老百姓的財物，單方面的強征硬取而去；一種方法是加租稅，把租率提高到無法再高了，就有所謂預收。據說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後，四川的軍閥們收稅，竟然預收到一九六一年的稅了。這是當時一個天大的笑話，在軍閥們製造的這個天大的政治笑話後面，隱藏了多少老百姓的眼淚和血汗！以四川這樣的天府之國，那麼富庶的地方，弄到路有餓莩，原因就是軍閥的窮兵黷武，以致民窮財盡。
在歷史上，這一類的事情也是屢見不鮮的，尤其是在戰亂的時候為甚。像五代時南唐後主李煜的父親李景（原名李景通，後改名李璟，又改名李景），史稱南唐史主，他在國用不夠的時候，就拚命增加賦稅，除了提高稅率以外，還增加稅目，各種苛捐雜稅都來了，名目繁多，簡直難以計數。甚至老百姓家裡的雞、鴨、鵝等家禽，同時生下兩隻蛋，也要徵稅。到了春夏之間，老百姓庭前門外種的楊柳，當柳絮隨風滿天飛舞的時候，竟然還要收柳絮稅。老百姓在重重賦稅壓力之下，再也無法負荷，敢怒而不敢言的時候，自然就形成了“予及汝偕亡”這種深深的怨恨。
像這樣為擴張自己的權力，亂用民力的君主，往往在生活上貪圖享受，耽於聲色，每在宮中養些優伶戲子，唱戲作樂。這些伶人當然與民間較為接近，比較瞭解民間的疾苦，有時就在歌舞上，以幽默、滑稽的方式，將老百姓的心聲，在皇帝面前反映出來。所以當李中主徵稅征到雙鵝蛋及柳絮上面去的時候，就有一個伶人演戲時高唱著：“惟願普天多瑞慶，柳條結絮鵝雙生。”這兩句深刻的諷刺，成了名句而流傳千古，幸而李景故裝糊塗，當時沒有追究嚴辦。
從孟子說的“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這兩句話，就知道當時魏國所謂的公府，梁惠王和他的高級幹部、大臣豪門們的生活是相當糜爛奢侈，而老百姓卻相當窮困。
如果移用孟子這兩句話來形容今天的美國，也有點相像。美國人養狗，有狗醫生不說，還有特製的狗衣狗帽，以及狗的美容院，為狗理發修毛。平日有專門餵狗的罐頭食品，其中牛肉、雞肉都是上等貨，不次於落後地區人們的食物，近來還有狗飯店，專門為那些“天之驕犬”準備它們喜歡吃的東西。在美國雖然很少聽到餓死人的事，可是失業的問題卻很嚴重。
孟子對梁惠王指出了魏國當時的不良政風，更加強了語氣說，這樣狗食人食的情形，你不做一番檢討；路上餓死了人，你也沒有開倉發糧去救濟。透過這兩句話，我們就知道，魏國的政治的確不好。所以孟子就針對梁惠王自誇移民輸糧的話，加強了語氣說，在這樣狗食人食，途有餓莩的情形下，你還自誇河東凶年移民河內，把河內糧食送到河東就是德政。對於死了的人，你還說是天災，是凶年造成的，並不是政治不好。這種說法，和用刀殺了人，而後說不是我殺的，是刀殺的，又有什麼兩樣？
最後，孟子說，你不必把這些造成人民痛苦的責任，推到天災荒年上去。如能自己檢討，承認在政治上還沒有真正為民謀福利，然後向王道的政治上去努力，那麼就可以使天下歸心，大家都會擁護你，欽仰你，到你魏國來的人民自然就多了。
讀了這段記載，又使人想到五代的一些故事。在唐末以後，乃至於歷代變亂的時候，中原的知識分子和高階層人士，多向南方逃到廣東、福建一帶避亂。唐人詩所說的“避地衣冠盡向南”，就是這一階段的事。唐末有一個藩鎮王審知，在福建擁兵割據，他的後代曾自稱閩王。王審知倒很有大量，收羅了這些自北邊逃來的文人名士，都在福建落籍，名詩人韓惺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當時目睹唐末的現況，所作的詩中曾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煙只見花”的句子，這是何等淒涼的景象（在古代，清明節前二日為寒食節，禁火三天，全國都不舉煙火，沒有炊煙）。走遍了上千的村落，像是在寒食節的日子，看不見人煙，而郊野的山花，依然開放，卻沒有人去欣賞，又是多麼落寞。光是這詩人筆下的風光，就夠使人酸鼻的了。
在明代張式之撫閩的時候，亦有“除夕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的詩句，描寫戰亂的景象。
至於五代詩人杜苟鶴的詩，就是把戰亂中的百姓苦難，刻畫得更詳盡而深刻了。在這裡介紹他十首時世吟中的兩首，就可見其一斑：
夫因兵亂守蓬茆，麻芒裙衫鬢髮焦。桑拓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征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遙。
其二云：
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拓，為點鄉兵絕子孫。還似昇平催賦稅，未曾州縣略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落日西山哭倚門。
用文藝的眼光看，這兩首七律，不但是詩中有畫，而且畫中有淚又有血，可不就是孟子見梁惠王時，所說“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的放大麼？這正如清末日據時期台灣詩人王松的詩說：“不合時宜知多少，生逢亂世做人難。”
談到五代的詩，又令人想起五代時馮道的典故來。馮道這個人，後代批評他無恥。指責他自稱儒者，竟然“有奶便是娘”，前後做了後唐、後晉、後漢、後週四個朝代十個皇帝的官。
但是深入地仔細研究馮道的詩文以及他為官時的作為，當可知道，在他心目中，五代時的那些君主，都是不值得去盡忠的。他之所以歷代為官，目的並不在於貪圖富貴，而是怕五代那些外族皇帝亂來，毀了中華文化。為了保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才不得已廁身於那亂世中的宦途，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和後世的誤解而為官。
這並不是故意捧他，而是有事跡可尋的。像後唐的明宗皇帝李嗣源，就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人，各方來的奏章他都不會看，要叫別人讀給他聽。這位老粗皇帝即位後的第二年，全國豐收，自然很高興，也不再粗裡粗氣，一副不像皇帝的樣子了，懂得斯斯文文，從從容容和馮道談起國內豐收、四方無事的樂事。
這時馮道並沒有一味圓滑、錦上添花地順著明宗說話，他卻對明宗說：“我以前在先帝莊宗幕府做事的時候，有一次奉命出使到中山去，經過井陘縣。那裡的地形非常險惡，路況又不好，崎嶇不平的，我深恐摔下馬來跌死了，所以兩手緊緊地抓住緩繩轡口，兩腿用力夾住馬身，小心翼翼地走，才僥倖沒有出事。等走過了這段險路，到達平坦大道上的時候，心理上放鬆了，手腳也放鬆了。可不料在這平坦大道上，卻狼狽地摔下馬來，跌了一大跤。所以我想到，身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從事天下國家大業的時候，大概更要時時留意。”
他就這樣澆了明宗一頭冷水。這盆冷水當然不敢直潑，以免惹禍，於是拐了許多彎子，也可見他用心良苦。
這位不識字的皇帝，倒蠻有器量的，聽了馮道的反調，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認為馮道的話很有道理，甚至有一點向馮道討好的意味，接著問馮道說：“今年雖然豐收了，老百姓的糧食夠吃了嗎？”這種態度和剛剛志得意滿的味道不同了，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
可是馮道還是沒有阿諛奉承的話，他還是講實際的情形和正確的道理。所以他說：“農家在歉收的凶年，很可能會餓死。如果是豐收，則所謂谷賤傷農，谷米多了，賣不出高價，還是吃虧受損。所以無論是豐收或歉收，農民的生活都是很苦。我記得進士聶夷中曾經有這樣一首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這首詩雖然句子很白話，沒有什麼文學價值，可是委婉地寫盡了種田人家的實在情形，在士農工商四民之中，農民是最辛勞也是最困苦的，這是身為人主不可不知道的。”
明宗聽了他這些話，大為高興，立刻命令旁邊的人，把聶夷中的這首詩記錄下來，並且要常常朗誦給他聽。
我們引述這些歷史故事以後，對於孟子這幾句精煉的話，才能夠有深刻的認識，而瞭解他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中的重要性，就不會覺得孟子的話枯燥無味，平淡無奇了。
同時，把歷史和經書綜合起來研究以後，我們更可以發現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的一大缺失，就是農田水利問題。直到現代，還沒有獲得徹底圓滿的解決。如馮道所說“豐凶兩病，惟農家為然。”的農村情形，自漢、唐、宋、元、明、清歷代中，除了各有一段極短時期例外，農村都是如此困苦，未獲解決。
只有現在三十年來，積極改良土地，建設水庫水壩，再加配肥等等措施及農技，才免除了凶年歉收的現象。豐收中又實施了以高市價的標準價格，收購餘糧，避免了谷賤傷農的弊病，的確是中國歷史上的善舉；但農村經濟受到現代工商業發展的衝擊，新的問題又復不斷產生，因此有關當局仍須繼續努力。
二郎神和都江堰
而過去幾千年來，農田水利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尤其黃河的河患，往往造成千百里地田園廬墓為廢墟。耕種的田地，住的房屋，乃至於祖宗的墳墓都保不住，這又和孟子所說的中國政治哲學的“養生喪死無憾”的原則違背了。造成這種弊害的，水利不興的原因尤重。
我國自大禹治水以後，三代以下近兩三千年以來，時有水患，而以黃河長江兩大河流為烈。黃河的水利，根本就沒有治好過；長江的水利工程，有所成就的，也只有上游川西的一段地方，就是遠在秦始皇時代治好的都江堰。那是在四川青城山下，灌縣縣治旁邊的一個峽口，名為灌口，也就是杜甫詩中“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所謂的“玉壘”和“離堆”等名勝地區所在。此地築有一座水壩，在壩上有一座二郎廟，廟中所供的神像，並不是《封神榜》小說中的二郎神楊戳，而是秦昭王時，蜀中太守主持建築都江堰的李冰父子。
說到李冰父子，現在讓我們看看清人錢茂所撰《歷代都江堰功小傳》中對他們的簡述：
秦 李冰
李冰，戰國時人。知天文地理，隱居氓峨，與鬼谷友。時張若守蜀，與張儀築城不就，兼苦水患，乃薦冰代若。
冰營郡治，致神龜，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壅江作堋，穿鄲檢兩江，別支流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收其利。又引溉田疇，以萬億計。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鐫石定水則，傀無失度。作大堰以扼蓄洩咽喉，稱都安堰。即今都江堰。蜀以此無饑謹，號天府焉。
冰復導洛通山洛水，與鄲別江會新津大渡，穿廣都鹽井諸陂池，鑿南安溷崖，以殺沫水，世鹹饗其利，都江堰乃其較著者也。
其作堰，破竹為籠，以石累其中，或鎮以石牛石人，設象鼻魚鉤護岸。有石刻《深淘灘，低作堰》六大字，尤心傳之妙者，歷代尊其法，食其德，立飼致祭，元至順元年，封聖德英惠王。
至國朝，封敷澤興濟通祐王，載在祀典。
李二郎 王綴
二郎為李冰仲子，喜弛獵，史軼其事，名字無考，世傳種種異跡，薦紳先生難言之。可征者，誰作五石犀，以壓水怪，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日犀牛裡，與其友七人靳蛟。又假飾美女，就婚**（第一字：上薛下蟲，第二字：左角右磷），以入祠勸酒。或謂即冰為牛斗刺殺江神事傅會之，詳見《水經注》。
然考亭朱子云：二郎與文昌，分踞蜀境，是二郎克迪前光，以得全蜀人心者，固有在也。元至順元年，封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
國朝封承績廣惠顯王。
王綴事軼，蜀典姓源韻譜，謂與李冰同時人。方氏通雅作王*（上綴下土），謂與冰同穿二江，其他無聞焉，或亦冰之良佐也。
原來灌口這個地方，河床有一個彎道，每年到了春末夏初的時候，這條江上游源頭的雪山上，整個冬天的大量積雪開始融化，雪水自廣闊的雪山山脈數以百計的峰頭，滾滾而下，彙集到灌口這個隘口時，更是波濤洶湧，聲若雷鳴。氣勢之雄，力量之大，和今天石門水庫放水時的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如不作適當的措施，那麼災害之大，當不止四川一省，可能遍及下游各地，與黃河的水患，互相比惡了。
早在幾千年前，李冰父子就想出了“深淘灘，低作堰”之六字真言，以拋流籠的辦法，建築這座都江堰，使這裡的洪水不致氾濫。
所謂流籠，是用青竹，剖開以後，浸過桐油或石灰，增加它的纖維拉力，以及防水漬的腐蝕力。再將這種處理過的青竹，編織成長數丈，直徑一米多，有六角形空洞（俗稱胡椒眼）的竹籠，然後把大大小小圓形——近似鵝卵的石塊（俗稱鵝卵石），填到這竹籠內，就做成了流籠。
把這種流籠，壩作江岸，作有規則的排列，而堆積成水壩。當洪水沖來的時候，遇到這種流籠，洶湧的水勢，就被阻擋，但又從籠與籠之間以及籠中鵝卵石之間的空隙通過，於是就收到了減緩水勢的適度效果。堰堤水壩便安全不致被沖毀，也無堤腳被淘空的危險。只是每年要檢查一下，發現了腐朽的流籠，就要更換新的。
這座都江堰，就這樣從秦代到現在，使用了幾千年，堰堤不壞，功能不減。抗戰時期，曾有德、英、法、美等許多西方國家的現代水利學者、堤壩專家們，到都江堰共同參觀研究，認為常換流籠太麻煩，於是提出計劃，以他們的現代力學方法，改建水泥壩。不料還是不行。一下子就垮了，唯有恢復原狀，用幾千年前李冰父子的老辦法。這種流籠，我國現代的水利工程人員，目前還在沿用。但是這種流籠，如果用在黃河，就失去效用。因為黃河的流水混濁，帶有大量的泥沙，流過流籠時，泥沙沉澱停滯在石縫間，很快就被淤塞起來，就失去減緩水勢的功用，而終被流水沖垮。
這歷史上唯一成功的河渠水利工程，也反映出我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在經濟建設方面，工商發展方面暫且不說，我們這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對於農田水利的問題，則始終沒有解決。
引申到這裡，我們透過孟子這簡煉的幾句話，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悲劇性的一面，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而一直未做到孟子所說的“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的程度。同時我們也瞭解，這“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所提出來的民生問題。而現在世界各國，各種政治思想哲學，都以解決民生問題為主。民生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乃至共產主義也好，不管他們提的什麼主張，何項辦法，總不外乎解決民生問題。究竟要做到什麼程度，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目標。當然，現在的民生主義，也就是上繼孔孟所提出來的中國文化大同世界的理想。但看今日的實際情形，大同理想的實現，還有待我們各方面更多的努力。
殺人和吃人的譬喻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草。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車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像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這段文章的記載上，顯示出來，梁惠王大概受了孟子的影響，每談一次話，態度就好轉一次。這次的談話，比以前幾次更好得多了。他一開口就說：“我願意虛心地專誠向你請教，聽取你孟先生的意見。”所以他也沒有提出什麼問題來發問，只是希望孟子給他一些意見，今後治國該怎麼辦。這種態度，看來的確是虛心而誠懇的，存心要向孟子請教。
孟子見他那樣誠懇，所以答覆梁惠王的話，也是誠懇地講實在話，一點沒有虛偽客套。他以問為答地說：“一個人用棍子去打死人和用刀子去殺死人，有什麼分別麼？”孟子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所以梁惠王可以不加考慮地立即答覆孟子：“當然沒有什麼分別啊！」雖然用的凶器不同，但殺人的居心，和殺死人的結果都是一樣，這有什麼不同呢？
在這裡，我們又看到孟子談話的高明了。真是剝繭抽絲，逐步層層深入。等到梁惠王肯定了他的這個問題以後，冷不防，話鋒一轉，逼進一步問道：“好了，你既然說用棍或用刀，都是一樣殺人。那麼我再請教你，用刀和用暴虐不良的政治殺人，是不是就有所分別了呢？”
孟老夫子這一逼，可把一個梁惠王逼得轉不過彎來了，也許當時被問得愣了一下，梁惠王心裡總不肯承認在施行不良的暴虐之政的。但是因為自己身為施政的一國之王，只好眨眨眼，搖搖頭說：“當然也沒有什麼兩樣啊！」
好了，兩個問題一轉折，把梁惠王扣住以後，正文來了。孟子於是說：“那麼，現在的君主們，廚房裡存放著許多肥美的肉類，馬廄裡養育壯碩的馬匹。可是老百姓卻吃不飽，一個個面黃肌瘦的；在城外郊野，還有人餓死在路旁。這種情形對照一下，可不等於是縱容驅使禽獸去吃人嗎？”
今天在富庶社會中過安定日子的人，或者體會不到這種景象的悲慘，而認為冰櫃裡多存一些肉，養上幾匹馬，又算得了什麼？殊不知，在古代沒有冰箱，也沒有冰櫃，而內府中的人多得很，儲存的肉類不能不多，但是存久了會變質發臭，就只好扔掉。這就是所謂的“朱門酒肉臭”。至於養馬，現在大家都坐汽車了，不知道養馬的耗費。以前養一匹壯馬，比十個人的生活費還多。要給它好的豆料、雞蛋，還要喝酒，有時候是上好的名酒。那種跑馬場的賽馬，還要喂整枝的人參。戰馬當然也要吃得很好，“馬無夜草不肥”，夜晚要派人去遛馬，還要給馬洗澡，真是一筆大耗費。現在有些人不買汽車，因為汽車每個月的油料和保養費太高了，但比起養馬來，汽車的耗費又小得多。何況當時的諸侯，並不是光養一匹馬，而是養許多馬。大夫幹部們也養許多馬。還有成千上萬的戰馬呢！瞭解了這些情形，計算一下所需的費用，那麼就知道孟子所說的“率獸食人”一點也不假了。
孟子這幾句話，反映了春秋戰國當時政治和社會狀況的大概，同時巧妙地指責了梁惠王與他下面的這些大臣和幹部。另段“率獸食人”，也等於說你梁惠王的這些大臣們，和猛獸差不多，你如今就好比帶了一批野獸，在那裡吞食老百姓的骨肉啊！所以他又勸梁惠王說：我們看到禽獸互相殘殺，弱肉強食的時候，都會非常厭惡，憎恨他們，巴不得殺掉他們。而我們民族文化，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你是一國的君主，也等於是全國老百姓的父母，應該像對自己兒女一樣，去愛護照顧老百姓。可是，你現在實施的政治，還免不了好像帶了一群猛獸去吃人似的暴虐，那麼老百姓又怎麼不感到厭惡，你又怎麼算得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呢？
孟子始終是遵奉孔子的學說的，最後他還是引用孔子的話來作結論。
在這裡，先要提出一個題外話來研究一下。原文上，孟子引用孔子的話時，是用“仲尼曰”三個字，為什麼不用“孔丘曰”或“丘曰”呢？我們知道，孔丘是孔子的姓名，仲尼是孔子的字。依古禮對長輩，是可以稱字或號的，甚至於對同輩的人，也只稱字號而不稱名的，絕對不能連名帶姓一起叫。孔子是春秋時人，孟子是戰國時人。時間上，孟子已經是晚輩了。而孟子是子思門人的學生，子思又是孔子的孫子，所以孟子比孔子當然是再晚又晚輩了，所以他應該尊稱孔子的字號。即如在《禮記》中子思稱孔子，也稱仲尼，這是中國的古禮。但是到了後來，漸漸變成對長輩不能稱字號了。尤其是對自己的父親或祖父，直接稱號，反倒要讓人覺得大逆不道了。
孟子在這次談話中，把孔子的話舉出來，他說：“孔子曾經說，第一個製作陶泥人用來陪葬的人，不會有後代吧！」因為他雖然沒有用活人去陪葬，但所做的陪葬陶泥人和活的人一樣，在心理上，還是存了以活人陪葬的想像——正如許多標榜素食的人，跑到素食館裡，大吃素雞素鴨。誠然，所吃到的仍舊是豆腐、豆皮、豆乾、麵粉之類，如果心理上存了吃雞吃鴨的念頭，就和吃葷沒有兩樣。既然這種用代替品假設，而存有一點活人陪葬的心理念頭都是不可以、不應該的，又怎麼可以活生生地使老百姓們餓死呢？
實際上孟子是指責梁惠王上樑不正下樑歪。領頭在那裡率獸食人的，就是他梁惠王。只是不便直接指責，才引用孔子這個“始作湧者”來隱喻，指責梁惠王領導無方，自己王府裡那麼奢侈，領導大臣們也競相浪費，而老百姓們則無飯可吃，竟然餓死。
梁惠王念苦經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灑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憚、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被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他們這一次的談話，司馬遷在《史記》中《魏世家》梁惠王的一段，曾經稍稍提到過一點，語意一樣，文字不同。在這裡，梁惠王提起晉國。大家應該記得，原韓、魏、趙三國的祖先，歷代都是臣事晉國的，後來他們分了晉國的土地，而自己獨立稱王。現在他又自稱是承接了晉國的傳統，晉國就等於是他們的祖國。因此梁惠王對孟子從他的祖國談起。
他說：“我的宗主國在晉文公的時候，曾經稱霸諸侯，歷史上的強盛情形，你老夫子是知道的。但是到了我這一代，說來真慚愧，倒霉得很，在西方割地七百里，求和於強秦，在南方又常受楚國欺凌侮辱，一直受他威脅。像這樣的國恥，我實在忍受不了。我願意為這些為國犧牲的先烈們雪恥。請問你，我應該怎麼做才好？” 梁惠王提到他祖先的光榮歷史。其實從春秋大義來說，魏是叛晉的，談不上光榮。不過當時在中原一帶，三晉的確是相當強盛的。這些且不去管它，我們從歷史上可以知道，這次梁惠王對孟子所提出來的，正是他那個時候的中心問題。魏國當時為政的重心所在，就是為了雪恥圖強。梁惠王先後對鄒衍、淳於髡這些謀士的恭敬禮請，也都是為了雪恥圖強。當時的各國，走富國強兵的路線，大多也都是為了雪恥圖強。這是戰國時代，國際間一種共同的情況——相當於個人的冤冤相報。在循環報復的思想下，綿延了幾百年的國際戰亂，這是值得注意的。
仁政之道
對於梁惠王的宏圖，孟子告訴他，只要有百里的小小領土，如果做得好的話，也一樣可以成為國際上的領導國家，可以達到以王道統治天下的目的。他繼續告訴梁惠王治國之道，要用王道仁政的精神，不要用存心去統治別人的霸道思想。所以，他要梁惠王第一步實施仁政，其次要注重教化。
怎樣施仁政？孟子對梁惠王列舉了幾點施仁政的作法。當然，這只是仁政的作法，不是仁政的最高目的。
孟子列舉仁政的要點，第一是省刑罰。刑與罰是法治上的兩種精神，有所不同，但卻是相輔相成的兩個重點。孟子這裡告訴梁惠王，對於刑罰的施為，應該以省略為上，不可太苛重。法治並不是和王道完全相反的，法治也是王道治國的治術之一，不過在王道的精神之下，法治要簡明，不可繁重嚴苛。王道是要以仁義為本的。
後世儒者有的只講仁義，主張不要刑罰，有的法家主張治國不能用仁義，都是失之於偏。所以唐代的學者趙蕤，在他所著的《長短經·政體》篇中，對於嚴刑罰，曾引孔子的話，作了這樣的評議：
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故三軍大敗，不可斬。獄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征斂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袁子曰：夫仁義禮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何剛？夫禮教之法，先之以仁義，示之以禮讓，使之遷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於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婬，居理之要。商、韓見其如此，因日治國不待仁義為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則人怨，怨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人慢，慢則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道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故仲長子曰：或秦用商君之法，張彌天之網，然陳涉大呼於沛澤之中，天下響應。人不為用者，怨毒結於天下也。桓范曰：桀紂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眾多，卒用傾危者，此不用仁義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義者法之斷也。是知仁義者乃刑之本。故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此之謂二。”
趙蕤所引用孔子及各家的話，對於王道政治中，刑罰與仁義道德的關係，相輔相成的功能，體用本末的作用，實在可以視為孟子這裡“省刑罰”三個字的闡揚。也是王道精神並不排斥刑罰，以仁義為本，以刑罰為用，而輔仁義教化之不足的最好說明。由此我們也可以瞭解孟子動輒稱仁義。但是對梁惠王說仁政，只說“省”刑罰，而不說“去”刑罰的原因。所謂“治國不須刑罰”，那只是秦漢以後腐儒們的迂闊之見。
孟子指出仁政的第二個措施，是“薄稅斂”，減輕國家的經常稅賦，減輕公府的公費、規費和臨時的稽徵。像秦始皇造阿房宮、宋徽宗之造艮岳，徵用民財，就是斂，徵用民力，就奪時。老百姓這一些額外的負擔和經常的稅賦，都要減輕，否則的話，征斂太多太重，則等於殺雞取卵。弄到民窮財盡，路有餓莩，則無從征斂。能夠薄稅斂，則藏富於民，國家自然富足，國庫自然充裕。現代的名詞，所謂“培養稅源”，也就是薄稅斂的道理。
仁政的第三個重要措施，孟子提出“深耕易耨”四個字。這是農業技術上的兩件事。“深耕”就是將泥土耕得更深一些。如此使植物吸收更多養分，成長得更好。 “易耨”，耨就是江南一帶所謂的耘田，又叫作芟草。秧苗插下去以後，過一段時間——大多在谷雨之後，要把秧苗四周長的雜草除去，以免消耗浪費了土地中的養分，使秧苗長得更好。在台灣，我們常在季春時節，看到農民跪在水田里，兩手在地上劃圈圈一樣，把秧苗四周的雜草壓到土裡，不但卻除了雜草之害，這些雜草又可腐化成有益的肥料，這就是耨。而所謂“易耨”，應該包涵了輪作的意思。同一塊土地每年種同樣的莊稼，會長得不好；如果輪換一下，今年種稻，明年種菜，那麼兩種植物都會長得比較好，這是古人早有的常識。農業方面是有許多技術的，這裡因為古代文學的精簡，只用四個字來代表農技。所謂“不奪農時”，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要教老百姓把握時空、勤於耕種，改良農業技術來增加生產。
綜合以上三點，王道政治的重點，第一是法治，第二是財政，第三是經建。孟子說在法治上做到了省刑罰，財政上做到了薄稅斂，農業建設上做到了增加生產，便可使社會安定、豐衣足食，然後進一步再提高教育水準。
在少年人、青年人空閒的時候——正如《論語》中孔子說的“使民以時”—— 在最適當的時間，也就是前面所說“不奪時”，不在農忙時耽誤耕作的空閒時間，教化少壯青年，具有孝、悌、忠、信的修養與行為。在個人的品德上，對父母尊長，能夠善盡孝道；對兄弟姊妹，同輩朋友，能發揮友愛的精神；對人對事，能殫智竭慮，做得最適當，能夠言而有信，不虛偽詐欺。人人如能如此知恥，自立自強，在家的時候，這樣孝友父兄，到了社會上，能以這種品德待人處世，那麼就形成了孝、涕、忠、信的大家庭。各個家庭如此，便成了孝、涕、忠、信的社會。擴而充之，就是孝、悌、忠、信的國家。
到了這個時候，不必拿兵器去作戰殺人，在文化戰、政治戰上，就已經打了一個大勝仗。如果必要打仗時，你縱然教老百姓拿了木棍，去撻伐秦國、楚國這些具備堅甲利兵的國家，他們也會勇敢地湧上前去。
孟子告訴了梁惠王施仁政的作法之後，又返過來，從另一面分析當時鄰國敵國的國情，告訴梁惠王說：“現在他們這些國家，都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亂用民力。不問農忙不農忙，說打仗就隨時徵調老百姓去打仗，使老百姓不能耕田生產，無法過農業社會的安定生活，弄得人人家園破產，上不能奉養他們的父母，致使他們的父母也凍死餓死。強迫出征，和兄弟妻子就因此而離散。像這樣，等於把自己的百姓扔到水裡淹死，推進深坑泥淖活活埋了。”
這種征役之苦，後世在唐代杜甫的《兵車行》和《石壕吏》等詩中，有詳細的刻畫，這是大家都能熟誦的。在明末，一名進士楊士聰的凶年四吟中，也有深刻的寫照，其中兩首寫道：
名將重威信，過師從枕席；平日少撫練，臨戎增歎噴；賊焰既已熾，調發雜主客；強者太猙獰，弱者不任革；緣村掠民蓄，孰操自完策；貧民無立錐，更復遭奇厄；談笑借汝頭，聊以充斬馘。
殺運珍生人，輕細如蠓蠛；兵荒已半死，豈堪罹病孽；春來漸多疫，什九劇綿囗；蠢凶既草萎，良謹或蘭折；道路續新鬼，親屬累死別；貧民無棺斂，委棄空痛結，橫屍陳道衢，端為鳥鳶設。
這兩首詩的文藝境界如何，且不去討論，但說得是相當沉痛的，例如：“談笑借汝頭，聊以充斬馘。”是說借用老百姓的腦袋，造成自己的功績，等於滿清時代所說的，大人的頂子，是血染紅了的（隱喻清朝大官們的紅纓帽）。其餘如“橫屍陳道衢，端為鳥鳶設。”這就是窮兵黷武的結果，一副悲慘世界的畫面。如今百餘年來，我中華民族即經常在此浩劫的籠罩下，國家多難，人民不幸，實令人不勝慨歎！
還有前面引用過的一位五代朱梁時詩人杜苟鶴，也有兩首詩感慨這種“陷溺其民”的暴政所造成的社會狀況。他在贈朋友張秋浦的詩中寫道：
人事旋生當路縣，吏才難展用兵時。農夫背上題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把“奪其民時”的情形，寫得入木三分。
又在一首題為《旅泊遇郡中亂》的詩中寫著：
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遍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折為修寨木，荒墳掘作甃城磚。郡侯逐去渾閒事，正是鑾輿幸蜀年。
孟子早已說過，你這些拚命擴張武力的鄰國，把社會弄成這個樣子，陷溺其民。如果你實施了仁政，法治上了軌道，財政經濟充裕，國民教育水準提高了，人人自立自強，然後再去征伐鄰國，自然就天下無敵了。所謂“仁者無敵”，不要對仁義治國的最高原則懷疑，不要猶豫，走向仁義的大道吧！
“仁政”——這個孟子的主張，在現代也還得細細地看的，如果能夠施行“仁政”，使人人明白國恥，人人教戰，達到國強民富，則自然是“仁者無敵”，最後必能致勝的。
孟子和梁惠王，從第一次見面開始，到這裡告一段落。從他們兩人數次的談話中，可以知道，孟子是始終奉行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學說思想，推行仁義，講求仁政，期望天下太平，人民的日子過得好。對於當時那些策士，所謂縱橫家、謀略家等遊說之士，如蘇秦者流，為求取功名富貴，討好君主們擴充權力的心理而不顧老百姓死活的一套主張，他不是不知道的，而是知而不為，不願那樣去做。
人品與器識的評鑒
可是孟子運氣相當不好。正當他和梁惠王慢慢談得來，已經可以勸梁惠王不必懷疑他的“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的道理，不要猶豫去施仁政的時候，不幸得很，梁惠王死了，新王——梁襄王即位，這時孟子即將離開魏國，因為新王上台，一切情形也就不同了。下面就是孟子和這位新王見面後的情形：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 ‘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美。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其如是，熟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
這一段文章，寫得真好，不要說在古文中，很少有這樣生動、幽默的作品，就是在現代用白話文來寫，也很難寫得如此活龍活現，而又恰到好處。在字裡行間，體會一下，蠻好玩的。
魏國的新王——襄王即位了，第一次召見孟子，孟子去了，可是兩人見面談話的情形和內容，沒有作客觀的直接記述，只說孟子見了襄王以後，出來了。然後由當事人之一的孟子對別人說：這位新王，一眼看上去，給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像個皇帝。“望之不似人君”這句話，成了名言，成了大家的口頭話。幾千年來，直到今天，大家常會借用這句話去批評別人，每個人都可以體會一下，當借用這一句話去批評別人時，自己的心理、情緒上，是什麼狀況，那一種心理狀態也是頗為複雜、微妙而難以形容的。
孟子又補充一句說：等到接近他時，再仔細地看看，他一點謙虛之德都沒有，一點恐懼戒慎的心情也沒有。我們知道一個越是有德的人，當他的地位越高，臨事時就越是恐懼，越加小心謹慎。尤其當時的魏國，在戰略地理上，處於四戰之地，強鄰環伺，而又已經打了幾次大敗仗，正是國勢不振的時候，他應該知道，這個國君是不好當的。別說是這樣一個國際現勢，就是天下太平，身居如此高位，也該誠惶誠恐才對，可是梁襄王一副公子哥兒的作風，滿不在乎的樣子。所以孟子說他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不但一國君主應該戒慎恐懼，就是一個平民，平日處世也應該如此，否則的話，稍稍有一點收穫，就志得意滿。賺了一千元，高興得一夜睡不著，這就叫做“器小易盈”，有如一個小酒杯，加一點水就滿溢出來了，像這樣的人，是沒有什麼大作為的。
這兩句話，是孟子敘述他觀察梁襄王以後所得的印象，好像是替梁襄王看相。當然，這個看相不是看眼睛如何？鼻子如何？運氣又怎樣？這是一般江湖術士的看相術。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對於“識人”的學問，有好幾部書。漢末有劉劭的《人物誌》。最近的有清代曾國藩的《冰鑒》。《人物誌》，可視之為看相的書，也就是識人之學。所謂“形名”之書，也可看作是現代研究人事管理，不可不讀的書。裡面是討論人的器宇、器度、神態等問題。其實說到看相，中國很早遠在戰國時代就有。在漢代有一個著名的相人者名叫許負，名聲普聞朝野，看相看得很準。當然，也有一些是獻媚的小人，對人說些好聽的話，一味地阿諛奉承，這是另外一回事。但從一個人外在的言默舉止，而看他的內在品德修養，也是一件很難的事。以現代的名辭來說，就是品質問題。現代的工業產品，要加強品質管制，就是每一種產品，有它一定程度的規格，這種規格，就是起碼的品質。產品有一定品質，出廠前要用科學方法，精密儀器鑒定，超過標準規定的是優良品質，不及的就是不良品質，必須淘汰。人也有各人的品質。人之所以成功，自有他器度，有優良的品質。而看人的器度好壞，也如同鑒定東西品質好壞，從外形上即可看出一樣，從人的言默舉止之間，即可看出此人之氣質如何。如所謂“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等對帝王人物的評語，就是對器度的描寫。如形容漢高祖的隆準、龍顏等等，表面像龍的那個樣子，鼻子高高的，下面大大的像一顆獨蒜頭，嘴巴闊到耳根邊，睜大了兩個眼睛，好看不好看呢？不去管他。也有人說明太祖朱元璋的相很像豬，指現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那張朱元璋畫像是假的，而在廬山天池寺的一張才是真的。我看過廬山天池寺那一張被指為真的明太祖畫像，真的就像一個豬頭，所謂五嶽朝天，嘴唇特厚。在我看來，廬山那張是假的，故宮那張是真的才對，否則一個皇帝長成那個豬頭樣子，實在難看！事實上也不可能。這是講歷史故事的閒話。
另外在歷史上有兩件關於人的器度的故事。也足以證明人的器度，的確是他的內涵修養氣質的表現。晉朝著名的奸雄，也是歷史上一位半成功的人物——桓溫，他代蜀打到了川東，在白帝城看到了幾堆砌起的石頭，據說是諸葛亮當年作戰時，依奇門遁甲，克敵制勝而擺下的八陣圖。這時桓溫自認為了不起，覺得諸葛亮也不過如此。因而表現出一副很自豪的態度，便向身邊一名在年輕時候、曾經跟隨過諸葛亮的老兵說：“你是跟過諸葛丞相的，今日你看看我和諸葛公比較起來怎樣？” 這位老兵最初連聲說：“差不多！差不多！威風差不多，可是……”頓了一下，他又歎了一口氣說：“我跟過諸葛丞相許多年，可是諸葛丞相死後，這幾十年來，又看了這許多人，可就沒有一個比得上諸葛丞相。”桓溫聽了這位老兵的結論，臉都發白了。
桓溫平日就很自我欣賞他的雄姿、風度、氣質，認為和晉宣帝、劉琨他們的氣質不相上下。他征伐了秦國回來的時候，收買了一個年紀大的女僕人，查問之下，這個女僕人，以前就是劉琨的女僕，自然是熟識劉琨的。這個老女僕一見到桓溫的時候，就禁不住流下眼淚飲泣起來，同時對桓溫說，“您很像劉司馬”。桓溫聽了她這句話，正中下懷，高興得不得了，可是還不自滿足，再把帽子戴戴好，衣服拉拉平，弄得更端端正正，又問這個女僕，“你再仔細看我，到底像劉司馬——像到什麼程度？”這個女人一面仔細看他，一面說：“您的面貌很像，就是面皮薄了一點，不像他那麼福泰；眼睛也很像，可惜小了一點，再大一點就好；嗯，鬍鬚的樣子很像很像，可惜您是紅鬍子，不像他的烏亮；整個身材也差不多，奈何您不及他高；聲音也像，但是您的聲音有點娘娘腔。”這個老僕婦，奉命評頭品腳，談了老半天，說得什麼都像，可是什麼都差一點，都不像。把一個桓溫氣得摘下帽子，脫了袍子，乾脆跑去蒙頭大睡，好幾天都不快活。此外，例如許劭看曹操，便說他是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操問裴潛說：“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裴潛說：“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 這些有關歷史人物的評鑒，都是絕頂聰明的人旁觀者清的智慧之語，當然不是全仗看鼻子、眼睛等五官相法而論人物的。
也是相法
大人物的情形如此，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氣質。有這樣一則笑話：清朝末年，國庫空虛，於是鬻官賣爵，設立捐班，定下價格，捐多少錢，便可做多大的官，以資斂取。當時有一個發了橫財的船夫，捐了一大筆錢，得了一個七品頂戴，也在禮部學了禮，大概用苦功學了一段時間，在場面上也能擺出一副官架子來了。可是有一次，和一些同一階層的官員們在一起吃飯，這位捐班出身的大人，在拿起筷子來夾菜之間，仍不改他在船上吃飯時的習慣，右手拿的筷子往左掌心一戳，把兩根筷子，弄得齊平。他的這個小動作，被同席的人看見了，一猜就知道他是捐班出身，而且以前可能以是作船夫的。這還是小事。飯後大家坐下來喝茶聊天，其中有一位進士出身的清廉縣知事，穿的一雙靴子破了，但他仍毫無愧色地伸在前面擺開了八字腳。這位捐班的船夫看見了，於是說，某大人！你的靴子破了。這位縣知事聽了不但沒有難為情，反而舉起腳來說：“我這靴子的面子雖然破了，可是底子好得很。” 這是一句雙關語，意思是說：我這縣官的底子，是憑學問考來的，不像你老哥這個官兒是用鈔票買來的，所以羞紅了臉垂下頭去的，反而是這位笑別人破靴子的船夫。這就是氣質的不同了。
可是看人的氣度，有時也是不簡單的。像這位船夫大人在手心裡齊筷子，是很明顯的所謂職業的習慣性動作，但也有時一些似是而非的外表，那可就要別具慧眼來辨別了。像《呂氏春秋》說的：
相玉者，患石似玉。相劍者，患劍似吳干將。賢主患辨者似通人，亡國之君似智，亡國之臣似忠。
識人如辨物，那一種似是而非的贗品，最會把人難倒，玉和石，是很容易分辨得出來的。但是遇到一塊很像玉的石頭，那麼珠寶店的專家，也感到頭痛了。至於評斷寶劍也是一樣，普通的生鐵所鑄，鋒刃不利的，一望而知。但是樣子很像什麼干將、莫邪的古代名劍，也會令古董商人頭痛。物因如此，對人的認識就更難。因為人是活著的，是動的，會自我巧飾，所以一個很賢能的君主，也怕遇到那種耍嘴皮子能說善道的辯士，弄得不好就誤認他是有真才實學的通人，予以重用而終於誤國。歷史上更有許多亡國之君，看來非常聰明；一些亡國之臣，看來非常忠心的。例如大家最崇拜的諸葛亮，也把馬謖看走了眼，而自歎不如劉備的知人。
鑒識人，見其器度困難，即使是從言默舉止有了認識，也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更深入地瞭解他的個性。在苟說的《申鑒》中，有一段討論到氣度的反面個性說：
“人之性，有山峙淵停者，患在不通。”一個穩如山嶽，太持重的人，做起事來，往往不能通達權宜。“嚴剛貶絕者，患在傷士。”處世太嚴謹剛烈，除惡務盡的人，往往會因小的漏失而毀了人才。“廣大闊蕩者，患在無檢。”過分寬大的人，遇事又往往不知檢點，流於怠情簡慢，馬馬虎虎。“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對人客客氣氣，內心又特別小心謹慎的人，在緊急狀況下，重要關鍵處，則沒有當機立斷的魄力。“端愨清潔者，患在狹隘。”做人方方正正，絲毫不苟取的人，又有拘拘縮縮，施展不開的缺點。“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那種有口才的人，則常犯話多的毛病，言多必失，多言是要不得的。“安舒沉重者，患在後世。”安於現實的人，一定不會亂來，但他往往是跟不上時代的落伍者。“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尊重傳統，守禮守常的，又往往會食古而不化，死守著古老的教條，於是就難有進步。“勇毅果敢者，患在險害。”現代語所謂有衝勁，有幹勁的人，在相反的一面，又容易造成危險的禍害。
所以認識了一個人的氣度，同時還要看他這一種氣度在反面有什麼缺陷，那麼 “事上”也好，“用下”也好，才能達到知人善任的目的。
孟子一見到梁襄王，就說他“望之不似人君”。這是孟子的善於識人。歷史上的確有許多不像皇帝的職業皇帝，尤其是生下來就是太子的人，常有不像樣的。野史的資料，記載朱元璋統一全國以後，有一次拿起元朝後代皇帝的畫像來看，他說： “左看右看，只像是個牛醫，哪裡像個君臨天下的帝王相。”牛醫就是獸醫的意思。清代最後一個皇帝宣統，有許多人是見過的，他的照片，大家差不多都看過，雖然清秀，但卻帶著點“我見猶憐”的味道，的確也是“望之不似人君”的一種典型。
從“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這兩句話，就知道孟子的心目中，已經認為這位魏國新王是扶植不起來的，這時也已經注定了孟子將要離開魏國的命運。
天下定於一
孟子告訴別人——也可能是告訴他的學生，這位魏國新王，還有更妙的事。梁襄王見到孟子，既沒有寒暄，也沒有禮貌，招呼也不打一個，連“叟”都不叟一下了。忽然間毫不客氣地、冒冒失失、沒頭沒腦地捅出一個不著邊際的問題來：“怎麼定天下？”於是孟子只好答覆他：“定於一。”
這一個“一”是什麼？一個人？一件事？一個原則？一個戰略？或一個國家？到底是“一”個什麼？好比佛家參禪的話頭，看不出一個確定的意義，你愛怎麼想就怎麼去想吧。！
可是這位“不見所畏”的公子哥兒想的是一個人，而且這個人就是我襄王自己。所以馬上接口問孟子：“哪一個人可以定天下？”這時孟子就他的話告訴他：“只有那個不喜歡殺人的人，才能夠定天下。”這時候襄王才明白，孟子所說定天下的人，並不是他梁襄王，而是不喜歡殺人的人。
不殺人的人就能定天下。如果在現代這個時代，我們依文釋義，這句話似乎就不通，沒有道理。你我不要說不喜歡殺人，即使殺一隻雞也害怕，難道就可以定天下？果真如此，則人人可以定天下了。當然，我們不能作這樣的解釋。孟子這句話，是指當時那個時代的君主而言。在戰國時代的人主——民眾的家長，是可以隨自己的喜惡，任意殺人，有絕對的殺人權利，沒有權能分別的法令，沒有絕對合理的規章，人主不必守法，可以生人，也可以殺人。所以孟子這句話，是對當時有殺人特權的人主們而言。
梁襄王說：假如一個人主不殺人，那有誰和他在一起肯來幫忙他呢？大概戰國時代，各國君主，都以殺人為務，以殺人來立威，使人畏懼，因為怕被殺而跟著走。自幼在這種人主可以隨意殺人的觀念下長大的梁襄王，聽孟子說不殺人可以定天下，感到意外，所以才問出“孰能與之”這句話來。
孟子聽到這個無知的問題，還是開導他，告訴他：“假如今天有一個愛護百姓，不隨意殺人的人主，則天下的人都會和他在一起。”孟子還怕他聽不懂這個道理，於是又改用比喻的方式開導他說：“您對於田地裡禾苗生長的情形，是一定知道的。每年到了七、八月的時候，如果久不下雨，田地乾旱，稻子沒有水分滋養，眼看就要枯萎了。正當這個時候，炎陽高照的萬里晴空中，突然湧來瀰漫著水汽的雲層，接著充沛的雨水如注地降下來，很快地，那田地裡本來已經垂頭彎腰，快要枯萎的稻子，就又有了生氣，欣欣向榮地伸直了禾桿，生氣勃勃地復活成長起來。像這股充沛的滋潤力，是自然的法則，又有誰阻擋得了呢？”
可慨歎的，孟子這個枯苗的比喻，恰好就是亂世敗政——如戰國時代人生境況的寫照。
在古代歷史上，碰到亂世的時代，人命真如枯苗草菅，有野心的諸侯們，大都是走“殘民以逞”——滿足私慾的路線。讀了《孟子》這一節書，由亂離人命如草菅枯苗，使人聯想到明代沈明臣的詩句——“殺人如草不聞聲”這沉痛的描述。
接著孟子又說：“今天那些統領人的人主們，各國的國君們，沒有一個不是好大喜功，殺人如麻而無動於衷。倘使其中有一位大仁大義的國君，能夠施行仁政，體恤百姓，不隨意殺伐征戰的話，那麼天下的老百姓，一個個都會伸長了脖子仰望著，期待著這位君主的領導。如果真的有一天，出現了這樣的君主，發生了這樣的情形，那麼百姓們就會像往下衝的巨流般地歸向他。這股自然的趨勢，哪裡是人力所能阻擋得了的呢？那麼這個不好殺人的君主，當然就可以統一天下了。”
這一節，等於孟子的日記，是他自身的歷史筆記。當他快要離開魏國之前，非常倒霉不得意，梁惠王雖然談不攏，結果還是談得差不多，至少是可以談，現在這位新王根本“望之不似人君”，談也不必談了，只有捲起鋪蓋走路了。
在這一節記載裡，雖然梁襄王的問話不好，而且問得沒有禮貌，沒有意義。可孟子答覆他的話，都是至理名言，是真正的道理。凡是想要作為一國之主的，就要具備這樣的胸懷和器度。相反地，也解釋了孟子說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的理由。梁襄王沒有這種抱負，那麼就不能令人見了產生肅然起敬的心理，他的器度、胸襟，都沒有那種令人願意臣服為他輔助的氣勢。
孟子與蘇秦的對照
孟子自從那次見了梁襄王，出來對人說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以後，就離開了魏國。這應該是梁惠王剛剛去世，襄王即位那一年的事情。梁襄王二年，蘇秦大約就在孟子之後，又到了魏國，並且以合縱之說，說動了梁襄王，參加了蘇秦所主張的六國合縱以抗秦的計劃。當然，精確的考據很難說。
這次蘇秦訪問魏國，和梁襄王談話的經過，《史記》和《戰國策》都有記述，內容差不多，但是《戰國策》的記載比較詳細而精彩。現在引用到這裡，我們可以對照起來，作一些研究。
蘇子為趙合縱說魏
——《戰國策》原文
蘇子（即蘇秦）為趙合縱，說魏王（惠王嗣。時襄王二年）曰：大王之地（古地字），南有鴻溝（即狼蕩渠，在河南榮陽東，南至陳入穎，宋以前汁河是其道，今謂之賈魯河；自榮陽經河陰開封等縣，南至商水縣，合於汝水）、陳、汝（汝水出今河南嵩縣南山，東北過伊陽、臨汝，又東南經郊縣、寶豐、襄城、郾城，又東南為渦河，舊時自郾城南至西平、上蔡、元季水溢為害，於渦河截其流，約水東注，而西平上蔡之水，仍名為汝水。稗地不至陳，蓋誇之。）南有許、鄢（即鄢陵）、昆陽、邵陵（即召陵）、舞陽（今縣，為汝陽道，故城在縣南）、新妻（故城在今安徽阜陽縣東南）。東有淮（魏地不至淮，蓋誇言之。）穎（源出河南登豐縣。東南流，經開封、許昌等縣，合大沙河，又東南入安徽阜陽，合小沙河，至壽縣入淮）、沂、黃、(上者下火)棗（故城在今山東菏澤縣西）、海鹽、無疏（《史記》 ——無海鹽字，疏作胥，索隱——地闕），西有長城之界（自鄭濱洛以北，至固陽。秦魏之界也。今陝西華縣西鹿西南有故長城，即六國時遺址），北有河外（《史記》索隱——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地。案今河南郊縣有曲沃故城，戰國魏地，非晉都曲沃也。平周，邑名，在今山西介休縣。）、卷（魏邑，在今河南原武縣。）、衍（故衍城，在今河南鄭縣北。）、酸棗（故城在今延津縣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廬田廡捨，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眾。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
然橫人（主張連橫的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
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言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捨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飼春秋（謂春秋貢秦，以助秦祭祀。），臣竊為大王愧之。
臣問越王勾踐（允常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幹道（即於隧，吳王夫差自刎處，今江蘇吳縣西北萬安山，一句秦餘杭山，一名陽山，又名四飛山，山之別阜日隧山，即其地也。吳王代齊後，與晉會於黃池，於是越王襲吳。時敬王三十八年。至元王三年，越滅吳。）。武王卒三千人，革車（兵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即今牧野，在今河南淇縣南。）。豈其士卒眾哉？誠能振其威也。
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史記》作武士，武卒也。《漢書·刑法志》——魏士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二十餘萬，蒼頭（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眾）二十萬，奮擊（軍士之能奪擊者）十萬，廝徒（炊烹供奉雜役）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辟臣（邪僻之臣）之說，而俗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獻也）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
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扶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
《周書》曰：綿綿不絕，緩慢（《史記》作蔓蔓，謂蔓延也）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縱）親，專心併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肅侯語）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任大王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闡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秦以合縱發起國——趙國的名義來到魏國遊說，實際上是為他自己爭取功名富貴。他可不管梁襄王像不像人君，一開頭，就從魏國的地理形勢說起，細說魏國的戰略地勢，還帶上幾分誇張，把魏四周的疆界，說得很熱鬧，並說到魏國人民有如何的多，大吹其牛，給魏襄王戴高帽子。這也就是孟子與蘇秦所以不同之處。所謂謀士、說客、縱橫之士，都是給別人戴高帽子的，竟然說魏國不下於楚，其實當時南方的楚國，在領土的幅員，地理的環境等各方面，都比魏國強大得多。
接下來，把梁惠王、梁襄王父子下面的大臣，都罵了。他說他們“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這幾句話很嚴重，等於說梁惠王這些幹部都不盡忠。蘇秦的這一著非常厲害，他這一罵，把梁襄王下面那些想發表意見的人，一下子就堵住嘴了。
可是對於梁襄王，他還是一頂又一頂的高帽子繼續送上去。“天下之強國也”、 “天下之賢主也”，大拍馬屁。反正天下事，千錯萬錯，馬屁不錯。和現代的推銷員一樣，千方百計也要把顧客說服。而說服之道，戴高帽最安全，也最有效。馬屁拍完，在對方聽得渾渾淘淘的時候，另一手來了，他立即一個耳光上去，說梁襄王有這麼大一個強國，竟然想奴顏卑膝地向人低頭，這豈不是太可恥了！
蘇秦的權謀
這時，蘇秦又舉過去歷史上吳越之戰的故事，同時分析魏國的國力，作為申述他合縱主張的基礎。我們不要以為蘇秦第一次遊說失敗，回到家裡，讀了幾年《陰符經》，就把學問讀出來了。如今大家從小學讀到大學，讀了十六年的書，走入社會，找一份七、八千元的工作還不容易。蘇秦這裡所舉魏國的國力，絕對不是他關在房子裡，窗簾都不拉起來，頭懸樑，錐刺股搞出來的。他在這段時間裡，搜集情報，把國際間各國的實力，都弄得清清楚楚，瞭若指掌了。所以我們大家讀書不要讀成書獃子。蘇秦第一次出來遊說的時候，的確還是書獃子，但是第二次出來遊說時，就大不相同，各國國防上的機密情報他已清楚得很了。
同時我們瞭解當時魏國是這樣的情形，而孟子見梁惠王時卻要他們行仁義之道的仁政，這就好比對一個衰病的老年人，要他不必吃補藥、打補針，他一定不肯依著去做，是一樣的。
蘇秦在梁襄王面前，如數家珍地陳述了魏國當時的局面和戰備詳細數字，接著又罵他下面的那些大臣、幹部們，說梁襄王身邊這些親信的人，都是辟佞之臣，只是會討好、拍馬屁，不會謀國的奸臣，而不是忠臣。蘇秦以一個外國人，跑到魏國，居然敢在魏國君王的面前大罵他的親信大臣，我們就要從這裡瞭解到他當時的背景。
蘇秦第一次遊說的時候，雖然已花了家裡很多錢，有車、有馬、有裘，打扮得很像個樣子，頗壯行色，但到底是單槍匹馬，腦袋是提在手上的，弄得不好，隨時會丟掉的。可是這次的蘇秦，勝過以前不知多少倍了。他是先說服了趙王接受他的合縱計劃，然後是代表趙國去說服梁襄王的。這時的蘇秦，不但身邊帶了一大批助手和衛士，而且還有趙國作後盾，所以他說話的態度就不同了。義正辭嚴地指魏國的大臣們，以人主之地，與外國結交，貪求近功，不顧後果。其實這些話都是罵梁襄王的，只是他身為一個外交官、一個謀略家，自然不便，也不會去面對面地罵一個他要說服籠絡的君主。於是就把這些話、這些責任完全轉嫁到這個國家的幹部身上，使對方有一個轉身的餘地。
蘇秦的這一著，是罵得相當厲害的，他所指的“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這些話的評語，也正和前幾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情形完全一樣。其實呢？蘇秦他自己不也正是“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嗎？由此看來，天下的是非，大多數只能暫時保留一時一地，很難永遠成為“公是公非”。
然後，他再引經據典地，說出《周書》的理論。在當時可以說沒有出版事業，書籍都是刻在竹片上，非常稀少而珍貴。蘇秦引經據典，暗示了他自己很有學問，讀過一般人不易讀到的書，一方面表示他的計劃是有根據的，最後說出他六國縱親的計劃，禮貌地請梁襄王作決定。
那麼，孟子形容為“望之不似人君”的這位梁襄王，聽了蘇秦這番話以後怎樣呢？自己責備自己不肖，從來沒有聽過這樣高明的意見，立即簽約，全力支持到底。
不過，後來蘇秦死了，張儀也來見梁襄王，提倡連橫之說，又是另外一套理論，反過來駁倒蘇秦的說法。這兩篇文章，如果辦報紙、雜誌，正是社論體結構上的好藍本。
我們讀書，是為了引古以證今，也可由今而鑒古。單看這一篇《戰國策》中的文章，記載蘇秦說魏國梁襄王的故事，當時情形，是不是完全一樣，不得而知。但後代的記載，大部分是不會太離譜的。看了這篇文章，就知道當時是很熱鬧的了。
由這篇文章，可以瞭解魏國在梁惠王、梁襄王那個時代，也就是孟子到魏國的那一段時期，魏國所處的國際地位和戰略環境，它的歷史背景，以及當時的國內情形。瞭解這些以後，我們可以用現代的立場，去體會一下梁惠王、梁襄王在戰國那個時代中，如果採用孟子所提出來行仁政的王道精神，是不是行得通？
當然，孟子對梁惠王所建議的，只是政治哲學上的最高原則，並不像蘇秦、孫子等兵法家、謀略家那樣，提出立即可以付諸實施的，如“合縱”、“連橫”一類的具體辦法。不過話得說回來，假定梁惠王或其他國君，接受了孟子這項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像魯國接受了孔子的意見，並給予權位一樣，那麼孟子有了權位以後，自然會提出具體的辦法。因此，我們不要隨隨便便就把“書獃子”這頂帽子往孟子頭上戴。
孟子的機鋒轉語
儘管孟子說（魏）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但是照這段《孟子》記述的文字來講，其中含有中國傳統文化上政治哲學兩個大道理，必須特別留意，不可只為了一句“不似人君”的評語，就輕輕地蓋過去，認為孟子對梁襄王的問題，並沒有用心去答覆。其實他說梁襄王“不似人君”是一回事，他以誠懇的教化對人，又是一回事。
第一個問題，當然就是梁襄王提出的“天下惡乎定”，這個定天下的問題。他問的是如何“定”天下，並不是說如何“安”天下。就中文的含義來講，這一個 “定”字與“安”字，用在這裡，就大有分別了。如照曾子所著《大學》一書的觀念來講，“定而後能安”，也是有它程序上不同之差別。
我們只要瞭解了前面梁惠王所說，他自己國家的處境，和他個人心理上的煩悶，便可知道梁襄王父子當時在戰國互相吞併局勢上的困難和不安。再看一看《戰國策》上所記載蘇秦說梁襄王的一段，對於魏國當時情勢上的分析，便可知道梁襄王問孟子的“天下惡乎定”的問話，並沒有錯。錯只錯在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的誠心和態度而已。
我們大家都很欣賞《三國演義》上所描寫劉備三顧茅廬問計於諸葛亮的一幕，此景此情，也正是梁襄王當時的寫照。只是劉玄德冒著寒風大雪，三顧諸葛先生的茅廬之中，他所表現的誠懇和謙卑，首先便具備了一副“君人之度”、“有容德乃大”的卓越風範，不得不使那高臥隆中的諸葛孔明，為了感遇知己，而為他破格出仕了。
梁襄王所問的如何能定天下，這正是周秦以後千餘年來，生當亂世，每一個具有武力，具有野心者的初心動機，也就是所謂霸業思想的原動力。天下一定，便可化家為國，“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家天下的威權，便從此建立。劉邦做了皇帝以後問他的父親，我掙的財產比哥哥多吧？李世民要起義，他的父親李淵對他說，希望你這一舉，便能“化家為國”。這些觀念，也都是由一個“定天下”的觀念而來。
孟子深深知道這種心理的錯誤，所以他不從如何“定天下”的霸業思想上去答覆梁襄王的問題。他要從王道的思想上去誘導梁襄王行仁政開始。所以從表面看來，便大有牛頭不對馬嘴，所問非所答的味道，自然就不能投當時人主們的喜好了。由於古文寫作，重在濃縮簡化，對此要點語焉不詳。因此我們在此加以申論，才能把孟子弘揚傳統王道學術思想的精神，更明顯地表達出來。
第二個問題，便是孟子所提出天下“定於一”的重心。孟子只是說天下定於一，並沒有說只靠一人來定，或者說定在哪一個“一”上。這句話看來真是相當含糊，因此也難怪梁襄王為之茫然，於是顛倒了它的邏輯，跟著便問：“孰能一之？”哪一個人才能一定呢？因此，孟子只好將錯就錯，他知道這位“望之不似人君”的梁襄王很難懂得這個高深的政治哲學，於是把它向當時時代病，極其需要的一劑消炎藥上去引導，希望他施行仁政，所以就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其實，天下真正好殺人的並不多。不敢殺人，與不好殺人的人很多。難道那些不好殺人的便都能統一天下嗎？這個道理，上面已經約略講過，不必重複討論。
如果要認真講來，古文寫作的文法和邏輯，實在是很認真的。只是古今文法運用不同，就顯出它的邏輯也有點矛盾。尤其古代由於印刷不發達，所以古文盡量要求文句簡練，一個字往往代表了一個觀念，含意又深又多，於是後世就難得讀懂了。
例如宋代歐陽修奉命修《唐史》的時候，有一天，他和那些助理的翰林學士們，出外散步，看到一匹馬在狂奔，踩死路上一條狗。歐陽修想試一試他們寫史稿作文章的手法，於是請大家以眼前的事，寫出一個提要——大標題。有一個說：“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有一個說：“馬逸於街衢，臥犬遭之而斃。”歐陽修說，照這樣作文寫一部歷史，恐怕要寫一萬本也寫不完。他們就問歐陽修，那麼你準備怎麼寫？歐陽修說：“逸馬殺犬於道”六個字就清楚了。這便是古今文字不同的一例，再看第一個人的文句，就好像明代一般文字的句法。第二人的，好像宋代的句法。其實，時代愈向後來，思想愈繁複，文字的運用也就愈多了。
定於一
如孟子這一段中，一句“定於一”的答詞，非常有趣，而且內涵深遠，是對中國政治哲學的至高原則而言，既不是指一個人，或一件事，更不是說某一種方法，當然也不是光指仁或義。因為仁和義，也只是政治行為之一，是實施一種政治思想的高度道德行為而已。所以“不嗜殺人”，也是針對當時好作亂好殺伐的政治風氣，一種高度道德性的政治行為。在戰國當時，或任何一個混亂的時代中，這是值得天下歸心的作為。如果以現代民主思想的眼光來看，那是不必說的當然道理。除非好殺成性的暴力主義者，或是今天國際政治上鬧笑話的非洲阿明，那就不足道了。
可是這句“定於一”的答話，一聽進梁襄王的耳朵裡，他腦子裡的觀念反應，卻一變而成為“天下可定於一個人的手裡”了！因此他便迫不及待地再問出哪個能夠一統天下的問題來，你看這是多麼有趣的誤解，使孟子再也無法發揮“定於一” 的高度哲學理論，只好隨著他所能瞭解的方向，一變話題，轉而為“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答案了。
我的口才不好，對於這句話在邏輯上的分析，或許不夠清楚，同時又不肯引用翻譯式西方邏輯那些名詞和術語來表達，只好憑諸位高明，自己去體會其間會心之處。但在此可以引用唐代禪宗大師們的一個故事，作為參考。
“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寒光十四州。”就是唐末一位有名的詩僧貫休，他為越王錢鏐所作的名句。錢鏐看了很高興，但是要他把十四州改一改，變成四十州。他不肯，便說，州也不能添，詩也不能改。因此他和錢鏐處不來，便千里迢迢跑到四川去依靠蜀主王建，寫出“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平山的的來”的千古名句。有一次貫休自己作了一首很得意的詩，其中有“禪客相逢唯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的兩句名言。他拿去看當時有名的禪宗大師石霜禪師，認為是自己明心見性的悟道之作。石霜看了詩，便放在一邊，轉過來問他：“如何是此心啊？”這一下，問得貫休和尚啞口無言，無法對答。石霜禪師便說：“你不知道，就問我。”貫休不覺脫口問道：“如何是此心呢？”石霜禪師一笑而答說：“能有幾人知。”你看，懂了這個邏輯運用的關係，便同樣可以瞭解孟子這一節天下“定於一”，和梁襄王問答的要點了。
儒道同源的一統天下
說了這些閒話，我們再回頭來討論這個中國政治學上“定於一”的問題。講起來，實在牽涉太多，也太難。不但孟子指出“定於一”，我們且把後世自稱為正統儒家們所不甚同意的道家老祖宗——老子的話搬出來看看，他同樣也有中國政治哲學有關“一”的思想。老子曾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天下平。” 老子這個得一以天下平的“－”，和孟子劈頭而來的“定於一”，是不是一個模子，如出一轍呢？實在值得慎思，明辨。
綜合起來，這個“一”的問題，如果和專講內聖外王之學的《大學》《中庸》的內聖之學相提並論，那麼《大學》的“明德”和“慎獨”，以及《中庸》的“中和”和“誠明”串通一氣，發而揮之，豈非又是一部專論嗎？雖然，孟子這裡的 “一”，也可以說是一個中心思想——實行仁政的王道。
但再引申為外王之學來講，那麼，孟子所講天下“定於一”的道理，便可認為是中國歷史哲學的不二法門，必須要“天下統一”或“天下一統”，才有長久的安定。我們只要仔細研究秦、漢以後歷史，凡是不得統一的時代，它的禍亂也始終不得平靜。這已成為中國歷史上千秋不易的定則。因此自孟子以後，影響兩千年中國歷史上的帝王政治，都是循著孟子這個論斷的觀念去立足的。甚至反動的人，也都是拿它來做口號。
不管是正的或反的，假借為號召的或真心為國家天下的，對於這個“定於一” 的理論，當然都無可非議。事實上，凡是真理，自然便是不二法門，當然無可非議。可是兩千年帝王專制政治，到處都是假借孔孟之學的大盜而兼神偷，真如莊子所謂連仁義之道也被他們偷盜而用了。這是什麼理由呢？因為孟子只說了一句天下“定於一”三個字，他並沒有說定於一人啊！而歷代的帝王們，卻生吞活剝地把“定於一”三個字，硬生生地拉到定於一人，而且一定是定於我了。你看這有多滑稽！
現在問題不要扯得太遠，免得與講孟子的本意大相逕庭，暫時到此打住。拉拉雜雜說了一大堆，只是提醒大家研究上的注意，孟子這段對話中機鋒轉語的關鍵，不要隨便忽略。
在我們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化裡，有一個中心思想——“邪不勝正”——這是一項真理，已成為家喻戶曉、人人能道的至理名言了。但是自古以來，在任何時代，行正道都是非常艱難的。孟子始終想要行正道，所以他的理想很難實現。不過，如果說蘇秦這派人所行的是邪道，而究竟邪到什麼程度呢？這也很難下定論。他們的主張，只是針對當時的利害而來的。擺在眼前的現實利益，不管智、愚、賢、不肖，大家都容易看見，人人能取得，如果立刻見效，大家都樂意去做。而孟子所提倡的王道仁政，是大利，是遠利，是百年大計，甚至更遠在百年後。今天耕耘的人，自己不一定享受得到它的成果。
人不論為國、為家、為自己，都是希望自己看到，享受到自己努力的成果，這也是人情之常。對照一下孟子與蘇秦兩人，對魏國君王所提的意見，以及所獲的迥然不相同的結果，很明顯地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總是急功好利的。對此，也只好付之一歎了！
關於孟子說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的話，並非說他沒有人樣，只是不像可以當大君的神態。很可能他是南唐李後主、蜀主孟昶一流人物，風流瀟酒，可以成名士，不能做人君。據晉武帝司馬炎時代挖出梁襄王墳墓的出土資料，在他葬的墓穴中，還藏有相當可觀的古典經書，由此可見他也是個讀書種子。例如三國時代的江夏劉表，還是位《易經》專家呢！講到這裡，想起我幼年的一位老師作的詩：“隋煬不幸為天子，安石可憐做相公。若使二人窮到老，一為名士一文雄。”梁襄王可能也是這個類型的人，不適宜於做人君。
仁愛的推廣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手哉？” 曰：“可。”
本來在《孟子》這本書裡，所以把他見梁惠王、梁襄王父子最後的談話，放在最前面，是因為這些談話，是孟子政治哲學的中心思想，所以放在最前面，以顯示其重要性。孟子見齊宣王是在見梁惠王之前的，不過這種孟子年代時間上的爭議，歷來就很分歧不一，各有各的考據理由，也實在很難確定。我們在這裡特別再提醒大家一下。在本章後段再講齊宣王，等於現代小說寫作法中的所謂倒敘法。
齊宣王見了孟子以後，開始就問：在春秋時代齊桓公和晉文公，都曾經先後稱霸於天下，他們是怎樣能夠做到天下的盟主？這其中的道理，你可以說給我聽聽嗎？
孟子的答覆，可並沒有說齊桓公、晉文公稱霸的理由何在，因為他是孔子的孫子子思一系的學生，一生都遵奉孔子的學說，所以他站在自己的學術立場上說話。他說孔子的弟子們，從來沒有說過關於齊桓公、晉文公他們稱霸的事情，因此後世沒有傳下來，我也沒有聽過我的前輩們告訴我這些事，假如你齊宣王一定想要知道如何領導天下的話，又何必一定要瞭解齊桓公、晉文公稱霸的道理呢？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稱霸而已，真正想治好國家，名稱普聞於天下，何不談談稱王於天下的王道。
這裡我們知道，孟子是一直強調施行王道的。不過我們讀了“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這幾句話，就囫圇吞棗吃下去，不咀嚼一下，好好作一番理解和體會，那一定會食而不化，成為笑話了。如果真的如此。孔子三千弟子不談，就以七十二賢人來說，連桓文之事都不知道，豈不太孤陋寡聞，太不淵博了？何況孔子正當春秋時人，一部《春秋》是孔子自己著作的，書裡盡多的是談桓文之事的地方，孔子這些學生，豈有連老師所著的書都不讀的道理？這可成為大笑話！
老實說，這時的孟子是有意逃避，不願意和齊宣王談霸道，只是想對齊宣王說他的王道政治，這也可以看到孟子之所以為孟子，儒家標榜的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就是那麼方正，不轉一點彎，假如縱橫家者流，一定先順著齊宣王說一番桓文的道理，接著說一番王道的道理，比較一下兩者的利益，最後勸他行王道，而孟子則一聖就聖到底，直言無隱地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