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無義戰
現在我們為了要研究《孟子》這本書，我覺得應該先瞭解一下孟子當時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現實社會的環境，就會覺得並不枯燥。而且對孟子的人品和風格，也更有一層深刻的認識。那麼才會知道後世的人，為什麼把孟子承繼在孔子之後，稱他作“亞聖”，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都知道，遠距我們現在大約二千五百年前，我們的歷史上，出現一個非常紊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我們歷史文化轉變的偉大時代。當然，這只是站在我們現在的立場，事不幹己，無切膚之痛地加個評論而已。如果我們也生長在那個時代，在那種痛苦悲憤的現實環境裡，大概就不會說這是個偉大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這兩個名詞所包涵的時代，都有幾百年之久，如果我們用人物作中心代表來講，孔子是春秋時期，孟子卻是到了戰國時期了。春秋時期也罷，戰國時期也罷，這兩個銜接起來有五百多年的時代，卻是我們民族最痛苦的階段，打打殺殺，亂作一團。
可是在後世看來，這個時期，則是百家爭鳴，諸子挺秀的時代，也為我們後世子孫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礎。這深厚的文化，一直流傳到現在，也會一直延續到未來。
我們知道，孔子當時親身經歷了痛苦時代的憂患。他在晚年，有系統地整理了中國文化的寶典，刪詩書、訂禮樂之外，他又集中精力，根據他本國魯國的歷史資料，開始著作了一部最有名的歷史和歷史哲學的書——《春秋》。
在這部書裡，記述了東周以來兩百多年的政治、社會、軍事、經濟、教育等等變亂的前因後果，同時也包涵了對於歷史人文、文化哲學的指示——如何是應該？如何是不應該？怎樣才是正確的善惡？怎樣才是正確的是非？
我們先要大概瞭解一下春秋時代的大題目。那個時代侵略吞併的戰爭，綿延繼續了兩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礎，開始逐漸地被破壞，社會的紊亂、經濟的凋蔽，所給予人們的痛苦，實在太多。現在我們簡單引用董仲舒的話，便可知道那個時代亂源的要點：
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董仲舒認為，在那個時代，各國諸侯之間的霸業，都不培養道德的政治基礎，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誰也不相信誰，彼此不敢輕易親近，所謂“德不足以親近”。對於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關心，只顧現實，而無高遠的見地。國與國之間，沒有像周朝初期那樣遠道來歸的國際道德關係，所以說：“文不足以來遠”。因此只有用戰爭來侵略別人。但是他們每次在侵略的戰爭上，卻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說自己要侵略別人，而是找些借口來發動戰爭，這就是“斷之以戰伐為之者”。這便是孔子著《春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孔子著《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點，“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他說，春秋時代幾百年的戰爭，都是沒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說，春秋無義戰。
但《春秋》這部書並不是非戰論，它特別強調中國文化的戰爭哲學是為正義而戰，所謂“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間，大小戰爭不計其數，只有兩次是為復國復仇的戰爭，那是無可厚非，不能說是不對的。所以他說：
今（指春秋時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伐侵攻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
關於歷史文化的破壞，政治道德的沒落，則更嚴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 “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人倫文化的道德基礎，幾乎都被那些有霸權的上層領導分子破壞完了。為什麼那個時代會造成這樣的紊亂？
以孔子的論斷，都是根源於文化思想的衰落，人們眼光的短視，重視現實而忽略了文化發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經·坤卦》的文言中便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來的董仲舒，發揮了孔子的思想，便說：“細惡不絕之所致也。”所謂細惡，便是指社會人士缺乏遠大的眼光，對於平常的小小壞事，馬虎一點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個時代的大紊亂了。
我們現在不是講《春秋》，而是介紹孟子所處的時代背景，追溯它的遠因，順便提到《春秋》。繼春秋時代吞併侵略的紊亂變局，又延續了兩三百年，便是我們歷史上所謂的戰國時期。紊亂的情形，比春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各個強國的諸侯重現實，社會的風氣更重現實，苦只苦了一般的老百姓。
在那樣現實的時代環境中，孟子始終為人倫正義，為傳統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號，絕對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而有絲毫轉變。所以，他所繼承孔子的傳統精神，以及中國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學觀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樣，也成為由古到今，甚至將來的顛撲不破的真理。為什麼他會有這樣遠大的影響？這正是我們研究探討的主題之一。
司馬遷編撰手法中的孟子
在前面，非常簡單地提到戰國時期的時代環境。現在我們先來看一下司馬遷寫《史記》的編導手法，在他的筆下如何描寫孟老夫子，這是非常有趣的事。
本來寫傳記，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生平事跡，應該分開來，單獨地寫。但是司馬遷往往會把一兩個人的列傳合起來寫，或者連帶幾個人寫成一堆。難道他是為了節省稿紙，節省筆墨嗎？不是的，他是把歷史上同一類型的人和事，或者類同之中又完全相反的人和事，配合起來寫成一篇。我們讀了，可以作一強烈的對比，在互相矛盾、相反相成中找出道理，可以自求啟發，從歷史經驗的鏡子中，反映出立身處世的準則。
因此，司馬遷寫孟子，是拿和孟子有相同類型的荀子寫作一篇，叫做《孟子荀卿列傳》。在這一篇裡，他又舉了很多與孟子、荀卿類型相反的人物，相互輝映。
看來他好像偷懶省事，或者是認為那些人不足以另作一篇傳記似的。其實不然，一個文人筆下的傳記文章，如果有意亂扯，加上文字渲染的話，小題大作，大可洋洋灑灑，各自構成專篇。可是司馬遷的風格，是有他的哲學的、學術的中心思想，他絕不願意亂來。
所以，他在這篇文章中帶出了戰國當時一大堆的有名諸子，並非是漫不經心地隨意而為，實在是有他聰明絕頂、度金針而不落言詮的妙用。我們讀《史記》，幾乎和《春秋》三傳一樣，任何一字一句，絕不可以輕易放過。甚至《史記》中任何一個表，都不是隨便繪製的。
他寫孟子、荀子，同時又連帶寫出與孟子相同時代中的風雲人物，如商君（鞅）、吳起、孫子、田忌。又說“齊有三騶子”，當然極力描寫三騶子中的另一位談天文、說地理、講五行之學，大受當時人們所重視、尊敬，不像對孟子那樣的冷落、淒涼的——騶衍。
從騶衍以次，又說：“齊之稷下先生，如淳於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驕、騶爽之徒。”到此先告一段落。當然，也包含了同一時代性的人物關係。
再以後便寫荀子（卿），由荀卿而連帶說到莊子、墨子、公孫龍、劇子、李俚、屍子、長廬、吁子等等。不過加上一句“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雲。”我們要注意他這句“不論其傳”一詞的涵義，很有深度，也頗有味道。
最後，又孤零零地吊上一小節關於墨子的事，這是對墨子時代還待考證的附帶說明。如說：“蓋墨子，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我們讀《史記》，隨處可以看到司馬先生這些巧妙、幽默，有高度啟發性，與睿智存疑等等的編導手法。所以說好好地仔細讀它，可以啟發慧思。
我們讀《孟子》一書，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梁惠王》——孟子見梁惠王，一開始，便可以看到孟子當時一種受盡冷漠歧視的味道。同樣地，司馬遷寫孟子，首先也引用了這一段，然後才說到孟子的籍貫、出身、學歷，說明孟子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至於說孟子並非子思的學生，則是另一考據的問題。司馬遷很可能弄錯了）。《史記》上的這篇也和《伯夷列傳》差不多，沒有太多的敘述就完了。只說孟子闡述孔子的學說思想，作了七篇書，就是我們手裡拿到的這本《孟子》。
古今中外，許多被後世認為是多麼偉大，能影響干秋萬世的人物，在當時，大多數都是那麼淒涼寂寞的。就因為他在生前不重視短見的唯利是圖，對自己個人，對國家天下事，都是以如此的人品風格來為人處世的。像孟老夫子那樣的人，如果當時稍微將就一點，自己降格以求，遷就一點現實，那便不同了。
更妙的是，司馬先生舉出騶衍來，與孟子當時的處境作一強烈的對比。
騶衍和孟子的強烈對比
在孟子見齊宣王、梁惠王，陳述那些理論思想的時候，是如何地受到冷落，我們慢慢且看《孟子》的本文，便可知道。可是與孟老夫子同時代的騶衍他們，比起孟子所受的待遇，便大大不同了。
騶衍睹有國者益婬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說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
是以騶衍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我們讀了這段歷史資料，便可以看到與孟子同一時代的騶衍，也同孟子一樣去見過齊宣王、梁惠王。甚至還到過燕趙兩國，受到燕昭王無比的崇敬。他當時的聲望之高，所受各國諸侯們的歡迎款待，那種威風，那種排場，假如從重視現實虛榮的社會眼光來看，騶衍當時的威風架子實在擺足了。哪裡像梁惠王對待孟子那樣，毫不客氣地稱呼一聲“叟！不遠千里而來。”滿不在乎的味道。至於齊宣王，對孟子也並不表示太大的歡迎。
可是騶衍呢？“重於齊”，他在齊國極受尊重，連一般的知識分子稷下先生們，也連帶地受他影響，都受到齊王的敬重、優待。
騶衍到了魏國（梁），梁惠王親自到郊外去迎接他，等於現代，一個國家的領袖，親自到飛機場去迎接他一樣隆重。而且梁惠王以國賓的大禮接待騶衍，所謂 “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就是當時現場實況的紀錄。
騶衍到了趙國，“平原君側行撇席”，趙國有名的權貴豪門平原君，不敢和騶先生並排走路，只小心翼翼地側著半個身子在後侍從，比禮賓司的大禮官還要恭順。到了行館以後，請騶先生坐下，平原君親自用自己的衣裳把那個座位打掃清潔一下，表示恭敬。
可是這種情形，在古代文字的藝術上，司馬遷只用了四個字，便描述得淋漓盡致，他只用“側行撇席”就夠了。由此看來，今古文學寫作的技巧藝術有如此的差別，所以現在從白話新教育入手的青年同學們，便要特別細心地去讀，去研究，不可以馬馬虎虎。
騶衍到了燕國，那更神氣了。當時鼎鼎有名的燕昭王，“擁彗先驅”，親自到國境邊界去接他，而且手裡還拿著清道用的掃把，表示作他學生一樣的為他開道。接到了王宮以後，“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請求作他的學生，願意和騶先生門下那些弟子同樣的受業。因此特別為了騶衍新建一座碣石宮來供養他，常常親自到騶先生所住的地方來聽課，和一般學生對待騶老師同樣的恭敬。
我們讀了司馬遷這幾句書，可以看到他用簡短的文字，就把戰國時期享有盛名的學者之光榮事跡，扎扎實實地記述下來，而且特別只附帶寫在孟子和荀子的傳記裡，這豈不是一種極高明的編導手法？拿當時極受尊敬的騶衍，和備受冷落的孟子作強烈的對比，給大家看。這是歷史時代的悲劇？還是人生的悲劇？抑或鬧劇？或者是現實榮華和千古盛名的對照呢？這就要大家自己去深思，去自我啟發了。
我們在座的，以及社會上各方面，許多人都在感歎這個社會、這個時代，太重現實。其實，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人活在世間，就要生存；漸漸地，慢慢地，不知不覺就會重視現實。感歎別人重視現實的我們，在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條件上，老實說，有時又何嘗超越現實？何嘗不重視現實呢？只是角度不同，觀點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可是卻有極少數的人，他始終漠視現實，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棄自我而為天下人著想，不顧自己短暫一生的生活現實，而為千秋萬代著眼。因此，也就受到人們一種超越的崇敬，稱他為“聖人”了。
這個道理，其實不用我們來說，司馬遷在《孟子》這篇傳記裡，已經很巧妙地透了消息。他在本篇裡評述騶衍說：
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在全文裡，他說騶衍先用陰陽玄妙的學術談天說地，講宇宙人生與物理世界因果交錯的事，玄之又玄，妙之又妙，聽的人各個為他傾倒。其實騶衍這套學術，就是中國上古理論物理科學的內涵，也是上古科學的哲學內涵，如未深入研究，也不要隨便輕視。
不過，以司馬先生的觀點看來，騶衍他的本意，也和孟子一樣，深深感慨人類文化的危機，尤其當時國際間政治道德的衰落，社會風氣的奢侈糜爛，他為了要有所貢獻，希望改變時代，只好先推一套容易受人歡迎、接受的學術出來，玩弄一下。其實，他的本意，還是歸乎人倫道義，所謂“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他那些談陰陽、說玄妙的學術，只是建立聲望的方法而已。所謂“始其濫耳”。
當時那些王公大人們，一開始接觸到騶先生的學術思想，驚奇得不得了，都願意來接受他的教化。等到騶衍真正要他們以人倫道德來作基礎的時候，他們便又做不到了。
這種現象，你只要看看秦始皇、漢武帝他們的求仙求道、求長生不老的歷史故事，以及當代一般學各種宗教神秘學人們的作為，便可瞭解“千古皆然，於今尤烈”。
再從輕鬆一點的角度來講，也正如清人趙翼的感慨，一個人若是要求文學藝術的成就，往往和現實生活發生衝突，產生矛盾不安的心理。因此，他的《論詩》中說：“詩解窮人我未空，想因詩尚不曾工。熊魚自笑貪心甚，既要工詩又怕窮。”
處世的哲學問題
司馬遷的論述觀點還沒有完，他又說：
其遊說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代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面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柯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柏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纓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倘亦有牛鼎之意乎？
這裡劈頭第一句話，就說騶衍在那個時代，“其遊說諸侯見尊禮如此”，受到國際間尊重的情形，有上面所說的種種榮寵。跟著便說騶衍當時的情形，哪裡像孔子周遊列國時，還在陳蔡之間，受到餓肚子的遭遇；又哪裡像當時的孟子，始終在齊梁之間受到窮困的苦惱。
但是，話又說回來，世界上的人和事都很難說，有的人一味重視現實，有的人卻輕視現實。例如周武王以仁義作號召，結果討伐紂王以後，自己做起皇帝來了。所以像伯夷、叔齊他們，覺得這種假仁假義是很可恥的事，寧可餓死在首陽山，也不下山來吃他周朝的飯。
接著，司馬遷又以孔子為例：衛靈公有一次問他軍事方面的事情，孔子閉口不答。孔子並不是不懂軍事，只是不願意再加重他們軍國思想的野心而已。
同樣地，梁惠王在出兵侵略趙國之前，也向孟子請教過，結果，孟子避開正面的問題，只告訴他周代的先祖——大王（古公亶父）的一段故事。古公亶父原本定居在豳（又作邠），由於政治清明，人民生活非常安樂。後來受到戎狄的侵犯，國人憤慨，要起而對抗。但是古公亶父卻不忍心戰場上的殺戮，於是忍痛離開自己的鄉土、國業，改遷到歧山山下。大多數的豳人，由於愛戴他的德政，也都隨他遷居。而後經由季歷、文王的發揚光大，各地人民自動前來歸附，竟擁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到武王時，很輕易就取代了殘暴的紂王，而改國號為周。
司馬遷接著說，孔子、孟子他們，並不是不懂得怎樣去“阿世苟合”，向時代風氣妥協，為了自己本身的現實利益，隨便去迎合別人的意見。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肯為也。所以寧可為真理正義窮困受苦，也不願苟且現實，追求那些功名富貴。因此，他們所講的那些天理人倫、政治道德的理想，對於現實社會，就好比拿一個方形的塞子，要把它放進一個圓形的孔中一樣，彼此都是格格不入的，哪裡能夠達到救世濟人的目的呢？“持方枘而內圓鑿，其能入乎？”
隨後司馬先生又舉例：商湯時代，伊尹不得志的時候，為了實現他的理想，想盡辦法，去作商湯的廚師。因此受到商湯的賞識，請他當輔相，發展了他的抱負，使商湯成為歷史上的名王，他自己也達到實現理想的目的，而名留千古。
又像春秋末期的百里奚一樣，在他窮困的時候，只幫著那些趕牛車的人餵牛，混口飯吃。但結果他利用了餵牛的機會，而受到秦繆公的重視，請他當輔相，因此使秦始皇的上代富強起來。
這些過去歷史上的人物也不錯啊！為什麼呢？有理想，有抱負，尚未得志時，不妨將就別人一點，先取得別人的信任，肯與你合作以後，才慢慢地引導他們走上大道。“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那也是一種處世的辦法啊！
比如像騶衍，他當時的學術、言論、思想，雖然看起來很怪，不合於學問的大道，好像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但是他因此受到國際間的重視。所以，這也許是他一種入世處世的方法。他最終的目的，是要引導當時那些執政者，慢慢地走上仁義道德的政治路線。那麼，他的用心，也便同伊尹的拿菜鏟和百里奚的餵牛一樣，都是別有苦心的了！
至於說，究竟是孔子、孟子那種嚴正的作人處世的態度對呢？還是騶衍他們那種立身處世的方式對呢？碰到這種問題，司馬遷往往不下一個肯定的結論，這是很有趣味、也很高深的人生哲學的問題。有矛盾，也有相輔相成的作用。是與非，由讀者自己去作答案。司馬先生的手法，往往就是如此的高明。把一切正反兩面的資料，都放進孟子的傳記裡，陳列擺設在你的眼前，而且也加上說明。你買了票，參觀了這些資料以後，你要的是哪一樣，但各取所需，各憑所好了。不過，此中含有真意，不可隨便，不可馬虎。
附帶地再說明一下，他在這篇《孟子荀卿列傳》裡，最後說到荀子，他有同孟子一樣的理想，但是作人處世的方向又同中有異。荀子的晚年，就到了南方的楚國，當了楚國的屬地蘭陵（山東）地方的首長——蘭陵令。後世發展成為世家大族。
人生遭遇，有幸與不幸，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司馬遷又不作肯定的評語，這等於你坐上公共汽車，或在公共場所，往往看到“銀錢行李，各自小心”的警語一樣有味道。對嗎？
蘇秦與孟子的時代
為了研究《孟子》這本書，我們在前面先簡單扼要地提出了戰國時期，和孟子同時的學術思想界的一般人物，作為比較，作為陪襯，使我們在研究孔孟學術思想時，藉以啟發自己的慧思，同時也可以由此認識孟子之所以被尊為亞聖的道理。
但是，只從當時的那些知識分子去瞭解孟子還不夠。我們現在再來看看與孟子同一時代中，國際政治上的風雲人物，也是我們歷史上著名的風雲人物——蘇秦。他真是擺足了歷史上的威風，但他也在年輕時期，受盡折磨，足資青年傚法、惕厲。
在中國的歷史上，後世一般研究史學的儒生們，儘管不重視蘇秦，看不起蘇秦，但是，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史上，這些大人先生們，暗地裡都還是摹擬蘇秦的那一套。甚至還深深地重用他的名言。尤其是當時代在變亂之中，要想撥亂反正，蘇秦的那一套，是不容忽視的，並不簡單。
時下有些國人，往往很幽默地把現在美國的基辛格，比作蘇秦。講實在的，基辛格還不夠資格與蘇秦相提並論，比之蘇秦那兩個小兄弟蘇代、蘇厲，還差得多。
蘇秦生在孟子同一時代的東周，是洛陽人。東周的洛陽，是當時中央周天子的另一首都所在地，儘管那個時代天下諸侯互爭雄長，爭取霸業，眼裡已經沒有中央的周室，所謂“天下已不宗周者久矣”。但是東西兩周的首都所在，到底還是有它悠久的歷史文化。蘇秦便出生在那個古老文化所在地的名都。研究一個人的生平，這點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他在少年的時候，和張儀、孫臏、龐涓幾個人，都是從鬼谷子求學。鬼谷子的確是當時以及後世的一個神秘人物，也是屬於道家之流的隱士，我們暫時不去講他。蘇秦離開了鬼谷子以後，便想有所作為。他研究一下當代的局勢，只有秦國足以舉足輕重，能夠影響當時的整個天下。所以他的目標，就指向了高據西陲的秦國。那個時候的秦國，是秦惠王的時代，也正是由商鞅變法以後，講究法治、講究富國強兵的一個時期。而後，再經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的勵精圖治，才奠定了始皇一統天下的基業。
蘇秦抱著滿懷希望到秦國去，大概先變賣產業，又借了些債，置辦得很豪華，帶了很講究的行裝到秦國。見到秦惠王，提出了他對天下事的整套構想和計劃。
在當時的觀念裡，這種情形就叫做“遊說”。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考試取士的用人辦法，一般學者知識分子，都靠遊說諸侯權貴而取得功名富貴和權力。即如孟子見梁惠王、齊宣王等提供王道德政的意見，在那個時代的風氣，也都屬於遊說的作法。不過，後世有些人把遊說這個觀念，打入了縱橫之學、策士之流的範圍，很看不起，所以就特別把亞聖孟子的事跡，列於遊說之外了。
秦皇霸業的藍圖
我們如果仔細研究，好好讀一下《戰國策》和《史記》，其中有關蘇秦當時遊說的言論和思想，實在不能輕視，也不可忽視。他第一次見到秦惠王所提出的說辭，也是標榜王道的作法。不過，他是針對當時的現狀，特別強調他自己的軍國思想與戰爭理論。他說：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餚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蘇秦初見秦惠王所提出吞併諸侯，“稱帝而治”的藍圖，也便是後世秦始皇所走的路線。結果，非常有趣，他的計劃根本就被秦惠王所否決了。難道說，當時秦惠王的野心，還不及他的裔孫秦始皇嗎？這也是我們現在研究孟子同樣存在的問題。所以我們先來看看秦惠王當時對蘇秦的否決辭是怎麼說的。
秦惠王說：“據我所知，一個羽毛還沒有長豐滿的鳥兒，是不可能高飛的。一個人文教化還沒有培養成功的國家，是不可以隨便征伐別人的。同樣的道理，德政方面，還沒有紮下深厚的根基，是不可以隨便動員國民的。領導人的政治教化與感召力量，還不足以使全民由衷地順服，是不可以再三加重責任，勞煩自己的高級幹部去擔負更艱巨的任務的。你蘇先生今天很有心地不遠千里而來到我的國家，肯這樣當面教導我，非常感謝。不過，希望等到將來會有那麼一天，再向你專誠請教。” 完了，下一句，在前清來講，就是端茶送客了。在現代，就是秦惠王舉起手來看一下手錶，再伸出右手來準備握手送客了。
這一段在古文怎麼記載呢？文字寫得美極了，可是現代人讀起來，不大容易瞭解當時的現場實況。所以大家便馬馬虎虎地看過去，認為這些老古董沒啥意思。《戰國策》上的原文是這樣寫的：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須大臣。今先生伊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可是在當時，年輕的蘇秦還要裝呆，不肯馬上告退，仍然繼續講下去。想把他的學問知識連肚腸腦髓都翻出來似的。你看，這多麼不懂事，不識時務！他在這個時候，把中國上古以來的歷史哲學、戰爭論、戰略思想，一古腦兒都搬出來支持他當時所構想的統一天下的計劃藍圖。其中，他說道：
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並天下，凌萬乘，屈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他的意思是說，現在的世界，必須國富兵強，具有戰略上的必勝能力，然後才有道義可講。在國際外交上，你的兵力強盛，那麼你內在的道義觀點，才能發揮作用。他的這一段話，甚至於整篇的建議書，都是很有道理的。
我認為，凡是現代的國民，應該把《戰國策》等書好好研究，拿它和孔孟之學互相研究。以孔孟之學的王道德政作為治事與立身、立國的中心。以《戰國策》、《孫子兵法》等為權變、應變、適變、撥亂反正的運用之學，實在很有必要。千萬不要認為這些書是老古董，根本不去摸它。要知道，你根本還沒有好好地深入去摸它，哪裡知道這些古董之為古？它又是如何的古法呢？人云亦云，胡亂拋棄固有文化中這些寶藏，實在是很盲目，而且非常可惜。
關於《戰國策》和《孫子兵法》的綜合研究，我已經在“歷史的經驗”的講課上，介紹過一部分，所以現在在這裡只好從略，簡單地提些要點而已。
蘇秦說的哪怕再有理，無奈卻不合時宜，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秦惠王當時面對這樣一個外國來的年輕人，該有多討厭！
這還沒有完，這一回對秦惠王的當面說不成功，他還住在秦國的旅館裡，一次又一次地寫計劃，寫報告，送給秦惠王，希望他採納。結果，上了十次的計劃報告，秦惠王沒有半點下文答覆他。換句話說，秦惠王根本沒有理他。不過，還算好，並沒有認為他是國際政治上的瘋子，沒有把他驅逐出境。可是，也沒有給他一個小職務幹幹，或者送他一些走路錢。
這一下，蘇秦真完了，“一錢逼死英雄漢”，所謂“美人賣笑千金易，壯士窮途一飯難”。帶出來的黃金快用完了，身上穿的那件充闊佬用的皮袍大衣也破了，大概多少還有一點點零錢，可是絕對沒有交際費用，再也沒有長期住下去的能力了，因此只好乖乖地收拾行李回家。
蘇秦的還鄉
原文對蘇秦回家的一段情景，雖然只用了簡單扼要的三十六個字，卻描寫得活龍活現，痛苦不堪。我在這裡特別提出這一段來講，就是希望我們這一代青年，多注意一個人的奮鬥成功與失敗經驗的教訓。不灰心、不氣餒、不怨天、不尤人，立志奮發圖強，才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像蘇秦當時那種遭遇，據我所知，我們在國外求學讀書，或者從事其他方面的青年，有些也同樣有這種痛苦的遭遇。結果，缺乏蘇秦那樣的勇氣，被現實打擊下去，大有可為的前途就白白犧牲了，真划不來。我們且看蘇秦這一段歷史經驗故事：
贏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
我們讀中國古文這三十六個字，當然先要認得字，知道了每個字的字義——說文、訓佑，再來會意，便可知道作者當時描寫得刻畫入微。看故事是有趣得很，但讀了以後，也為蘇秦的遭遇覺得很惋惜。
他在秦國沒有辦法了，只好打回家的主意，人既失意，錢又花光了，怎麼辦？他不負氣自殺，只能忍辱，用千萬個忍字，來堅強起自己。於是他只有“贏騰履蹻” 了。什麼是“贏縢”呢？贏縢”也就是“行縢”的意思。贏是滿。縢是那個時候準備走遠路的裹腳，等於後世的綁腿。蹻是草鞋。他開始收拾行李，準備打道回家，只好用裹腿布把自己兩隻小腿滿滿地裹起來，以免長途走路，小腿的血管充血而受傷，然後又說他的鞋子也破了，新的買不起，只好穿上一雙草鞋。短短四個字，便輕輕易易地形容了他當時的倒霉落魄相。
沒有錢了，沒有辦法像開始到秦國來時有黃金百斤，僱人搬行李，那種神氣的樣子了。只有隨隨便便把破衣服、破行李捆成一堆，隨身攜帶著好走路。好了，他這樣狼狽地收拾起行李。“負書擔橐”，又把那些帶去的書都背在背上，書當然丟不得的，那個時候買書不像現在這麼方便，印刷術也還沒有發明，書是用一片一片竹簡刻上去的，那是知識分子的資本，所以絕不能丟，只好背在背上。我的天哪！你看那些破書，不知道有多重啊！背了書還沒完，又要把收拾好的行李，歸成一堆，做成擔子來挑，就像從前種田的朋友挑大糞那樣辛苦。他就這樣一副寒酸相，從秦國首都——陝西的咸陽，回到他的故鄉——河南的洛陽來了。
這一路回來，真夠辛苦，你要知道，他當年還在青年階段，因為失意、窮困，已經弄得沒有一點英俊的樣子了。“面目黧黑”，看起來又黑又瘦，乾癟的窮酸相。但是這還是他的外形。最難堪的，還是他當時內心的痛苦，那實在是無臉見江東父老。可是這個時候，天涯茫茫，又到哪裡去呢？葉落歸根，不管好不好，有個家，有個窩，總是好的。因此只好硬著頭皮回家。當然，進了自己的家，一定很難過，慚愧得不得了。不要說是蘇秦，大家把自己換作他的處境，就可想而知那種“狀有愧色”四個字的千萬痛苦了。
千古人情的嘴臉
這樣還不算什麼，等他到了家以後，更難堪的是他太太正在織布，看到他回來的那副落魄相，當著家人的面，也沒有勇氣來迎接他，再談不到慰問了，只是仍然不停地做她手裡的工作，擺出一副冷漠的態度。他的嫂嫂們，當然不會問他吃過飯沒有，根本是見如不見，相應不理的樣子，哪裡還肯為他到廚房去做飯呢？那個時候，是宗法社會的大家庭制，他的老婆要看嫂嫂們的風向，嫂嫂們又要看著一家之主的公公和婆婆怎麼辦。結果呢？他的父母看了他那副樣子，一句話也不和他講。你想，他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面子怎麼辦呢？
蘇秦到底是了不起的青年。年輕的同學們特別要注意，在原文上是怎樣記載呢？他遭遇到這種情形，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是自己重重地歎一口氣說：“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你看，這是一種什麼胸襟！什麼器度！他對於目前周圍的情形，一點都不遷怒怨恨到別人身上去，只是深自反省自責，認為他的太太、嫂嫂、父母等人對待他這種情形，都是他自己的不是、無能，並沒有埋怨他們的冷淡，更不會借酒澆愁，要打人、要揍人！
還有一點要注意，蘇秦的老婆，儘管當時對他的態度上很冷淡，可是並沒有像周代的姜太公、漢代的朱買臣兩個人的太太那樣，因為嫌他窮，嫌他沒有出息，就要求離婚而去了。姜太公、朱買臣後來得志了，同樣情形，他兩個人的太太都要求回來，結果都遭拒絕了。所謂“覆水難收”，就是在朱買臣這節故事裡引用的話。至於蘇秦的太太，有沒有在背地裡鼓勵他，幫助他，像歷史上許多賢妻良母那樣作法，因為無明文記載，就無法查證了。這是順便對年輕女同學們提出注意的事，請勿見怪。
其實，蘇秦的這種遭遇，並不特別，古今中外的人情，大體上都同一例。我所謂大體，當然不是說社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都是如此的。假如我們把歷史上許多成功成名人物，在他艱難曲折的階段，都搜羅來做一番研究，你便可以看出社會的人際狀況，大概都是如此，反而覺得見怪不怪了。如果自己認識不夠，非常介意這種反面的情況，便會產生憤世嫉俗等等變態心理。甚至無論你日後有成就沒有成就，對人對社會，很可能形成一種仇恨的偏差心理。
我們隨便提一點大家所熟知的歷史經驗，在所謂讀書人的文化界中，讓我們看看唐代元稹的三首悼亡詩，充分透露出少年落魄時代的痛苦。“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就是元稹的名句，也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共有的哀嗚。
此外，如韓信沒有得志以前，不但要受市井無賴的胯下之辱，而且飢餓時，想吃一口飯都不容易，沒有人理他，結果只有一個不知姓名的洗衣服老太太，可憐他的遭遇，把自己帶出來的飯包施捨給他，讓他吃了一餐飽飯。
後來，韓信功成名遂，當了三齊王回到故鄉時，不但沒有報復那個叫他爬在褲襠下的無賴少年，反而鼓勵他、感謝他。同時，他又尋訪那個施捨一個飯包的洗衣婦人，但始終沒有找到。於是他只好把千兩黃金，投在當年洗衣婦在那個河邊洗衣服的河裡去，表達他無限的謝意。這是歷史上有名的韓信以千金投河，感謝漂母一飯之恩的故事。
因為韓信具有含垢忍辱，受恩必報，受辱不怨的這種氣度，也就是他一生事業成功的主要條件。儘管後來他也被劉邦夫婦所謀殺了，但撇開權勢功業不談，如果專講作人的氣度，作人的味道，韓信比漢高祖劉邦可愛得多了。即使如項羽，在作人方面，有時候也比劉邦可愛。當然，這只是講作人，不談處事，要講處事，那又須另當別論了。
講到韓信的故事，相反地，正好拿漢高祖劉邦的遭遇作一對比。當劉邦在青年的時代，一天到晚到處遊蕩、鬧事，不務正業，一事無成的時候，他的父親也實在看不下去了，有一次責備他幾句，說他這樣沒有出息，實在比他二哥劉喜差多了。老二規規矩矩為家裡添置了產業，所以家裡人都很喜歡他二哥。至於他大哥，很早就死了。有一次，劉邦帶了幾個平日和他一起混混的朋友，回家吃飯。他的大嫂騙他說沒有飯菜了，朋友只好離去。劉邦自己到廚房一看，原來飯菜還有的是，於是懷恨在心。
後來他當了漢高皇帝，封他二哥為代王，封他弟弟為齊王，就一直沒有封他大哥一家人任何職位。他父親向他講了，於是便封了一個“羹頷侯”給大哥的兒子、這是對他大嫂當年不請他朋友吃飯的回報。當未央宮落成時，他大宴諸侯群臣，席中向他父親敬酒時說：“始大人常以巨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劉仲就是劉邦的哥哥。劉邦問父親：你現在看我比起二哥來，哪個有出息？哪個弄的產業多呢？搞得他父親啼笑皆非，無法答話。你看他多小氣！哪裡真夠“豁達大度”四個字的份量呢？
不過，話說回來，劉邦比起歷史上其他許多的帝王，他又的確好得多，有些地方還不太失“豁達大度”的作風，所以歷史上對於漢高祖這四個字的評語，也可說是由於比較性格而來的評論而已。
我們講蘇秦失敗的情形，又順便扯出了這些故事，都是為了說明古今中外的人情常態。我們現在討論孟子，順便聯想到孟子的母親對於孟子教育上的偉大之處，孟子所以表現出和蘇秦迥然不同的聖賢人格，和這位孟太夫人的教誨，有著密切的關係。
蘇秦成功的秘訣
好了，現在我們來看看蘇秦當時發奮圖強的另一頁。他回到家裡以後，在那種重重打擊的情形之下，不怨天，不尤人，已經太難得。同時他又踏實地作一番自我檢討，因此，他在含垢忍辱之下，連夜檢閱自己的藏書，在幾十種古書裡，他特別找出了姜太公所著、與《陰符經》有關的謀略之學。他重新開始研究陰符謀略，仔細去抉擇它的精要。讀到夜裡想睡覺時，他便拿起錐子來刺自己的大腿，以警覺自己。因此我們古人有勉勵青年人求學的名言，所謂“頭懸樑，錐刺股”。其中錐刺股的典故，便出自蘇秦這件事的。好在他有強健的身體，能夠熬得過這種自虐式的刻苦奮鬥，所以大腿常常被刺得血流到腳上，他都能忍受得了，如果沒有充沛健康的體能，那就早已完了。他這樣的用功，經過了一年，便很自信地能說動當時各國的政治領袖，所謂“當世之君”的人主們了。他的原文是從前面提過的“皆秦之罪也”之後，接著還有這樣的記載：
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王霸互用的失敗
我們講到這裡，暫且告一段落，先回轉來看有關蘇秦成功與失敗的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關於蘇秦的學術思想問題。
大家都知道，他在少年時代，和張儀、龐涓、孫臏他們，都是鬼谷子的學生。孫臏和龐涓出山以後，正值當時國際間的風雲排蕩之秋，在軍事的戰爭上都有所成名，這不在本題範圍，不去講他。蘇秦與張儀和他們不同，走的是政治路線。
搞政治，當然要牽扯到學說思想問題。我們看過蘇秦初見秦惠王的遊說資料，很明顯地看得出來，他在出道之初，講的也同當時一般學者一樣，大體都是從傳統文化的王霸之道的學說思想範圍，來分析當時的現勢，貢獻自己的主張和計劃。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更沒有如後世小說家所想像的，鬼谷子傳了他一套“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特別本事。
為什麼蘇秦當時所講比較正規的學術思想，卻不能被當時的老闆們——所謂 “人君”的人主們所接受呢？這是為了什麼？如果只拿文化衰落、政治道德敗壞等老套觀念來看，當然也是理由，實際並不透徹。究竟是什麼原因？大家不妨多去讀讀書，多用思考去研究研究看。不過，由此顯而易見的是蘇秦那種初期正反互相參合的學說，已經無法扣動當時的人主們之心弦，何況我們的孟夫子，動輒就搬出王道的大道理呢！那當然是牛頭不對馬嘴，到處吃不開了。
很可惜的是，蘇秦後來還有十次對秦惠王的建議論文，都沒有留下完整的資料。否則，在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文化遺產中，也必可以成為一家之言，一定也佔有相當的價值。不過，話說回來，蘇秦本人的思想，只講現實，並不注意學說思想的真正精神。也許，他認為那些建議意見，是失敗的，所以便沒有讓它流傳了。
《陰符經》的啟示
第二，《陰符經》與蘇秦後來成功的問題
我們看了以上的資料，都知道蘇秦從秦國失敗回家以後，關起門來，苦苦地再來用功讀書。據說，讀的是。周朝初期極富傳奇性的人物——姜太公（呂尚）所傳的那本《陰符經》。因此，自秦漢以後，很多人都在找這本出過歷史性的大風頭、有旋乾轉坤之能的神秘奇書。學政治的，學軍事的，甚至學神仙道術的，統統都在找它。另外有個類似的傳說，圯上老人——黃石公，給了張良一本書，張良讀了以後才能再度出山，成為帝王師的風雲人物。有人說，圯上老人給張良的，便是《素書》，因此許多人也拚命去讀《素書》，想在其中找出求得功名富貴的捷徑。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從古代流傳下來的《陰符經》和《素書》，據學者們的考證，都是偽書，是後人所假造的。那兩本真書，早已收歸天上，不落人間了。而且我們現有的《陰符經》有兩種：一種是所謂黃帝時代所著的《陰符經》，是道書，當然也可以在其中牽強附會，套上政治學、軍事學、謀略學等許多大原理原則。還有另一種《陰符經》便是所謂《太公兵法》，實際上都是偽書。書本雖然出於後世才人的偽造，但它的內容、價值，卻不可以因為是偽書便一筆抹煞。這等於國際市場上某些精良的贗品，不但可以亂真，甚而有時簡直可以同真了。
現在我們再來講蘇秦。他在家裡，又下了一年晝夜關門苦讀的工夫，便很自信能說動當時的人君們。難道說《陰符經》真有這樣神妙嗎？你若把流傳下來固有的《陰符經》，或《太公兵法》，或者《鬼谷子》那些書都拿來研究一下，如果自己沒有高度的智慧，足資自我啟發的話，那你很可能要被那些書本所困擾，變成一個食古不化，迂腐而迷好神奇，愈來愈不切實際的老冬烘了。
但是，根據史料的記載，蘇秦再度出來的成功，的確是由研讀《陰符經》所致。這又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在我們的古書裡，所謂陰符也好，六韜三略也好，這些書本統統屬於謀略學的範圍。大體上，所有論說的內容，都是用古代簡練的文字，根據天道、物理等奇正反覆、陰陽互變、動靜互用的原則，來說明應用在人事上的原理。這所謂人事，包括了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社會等等人際關係的事務。蘇秦再讀《陰符經》以後，啟發了他的思想，重新仔細研究當時的天下大勢，使他有了新的啟示，形成一套適合於當時國際現勢的新的謀略構想，因此便建立信心，自認為再度出山，必然可以切合當時人主們現實的需要，必定會採納他的意見而使自己達成願望。
由這裡，我們可以瞭解，世界上不管哪一門學問，必須要從讀書求知識，受教育而建立基礎。但是書本上的知識，都是由於前人的經驗累積所集成的產品。當你吸收了這些知識經驗以後，必須還要自己能夠消化，能夠加以發揮，產生出你自己新的見解，才是構成學問的最主要因素。如果呆呆板板地被它所範圍，那就變成了所謂的“書獃子”了。其實，書獃子的確也是人類文化的藝術產品，有他非常可愛的一面。但是，往往運用到現實的事務上，便又很可能流露出非常可厭的一面，成為“百無一用是書生”古人名言的反映了。蘇秦他再度的出山，便是由書獃子的蛻化而成功的。
圖取個人權利
第三，我們要注意蘇秦在歷史文化上的價值問題。
我們歷史文化的根本基礎上，幾千年來一仍不變的重心所在，就是傳統文化中王道的精神，也便是孔孟一系儒家學術思想的道統。嚴格說來，這種文化維繫續絕的道統所在，倒並非因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緣故。實際上，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先天性地愛好人道和平，重視接近天則的王道教化，而薄視巧取豪奪的權謀所致。
因此，在我們的文化史上，儘管有非常可愛、非常重要的諸子學說思想，但也只能把它用來作為文化學術的旁通陪襯，而不能認為是正規的文化中心思想。更何況如蘇秦、張儀之流的縱橫謀略之學，只是從個人的權利思想出發，圖得個人平生的快意，他的用心動機，並沒有為國家天下長治久安作打算。因此，雖然在當時的現實政治上煊赫一時，風雲了二三十年，但畢竟要被歷史的天秤稱量下去，並不予以重視。
再說，我們雖然只是簡略地讀了前面引述蘇秦出處的那些資料，但在大體上，已可瞭解他是深受當時的時代環境、社會風氣和家庭背景所影響。他並不能像孔子、孟子那樣具有“確然而不可拔”的特立獨行的精神修養。所以他始終只能成為一個大謀略家，一個聰慧的凡夫，絕對無法成為一個超凡的聖人。那麼，在這裡我們對於凡夫與聖人的分野，又如何來下一個定義呢？很簡單：
在現實的人生中，只為自己一身的動機而圖取功名富貴的謀身者，便是凡夫。
在現實的人生中，如不為自己一身而謀，捨生取義，只為憂世憂人而謀國、謀天下者，便是聖人。
所以我們只要看蘇秦的傳記上，當他學成再要出門時的豪語：“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的幾句話，就可以看出他的器識志量只在財勢而已。
在這裡，使我想起當年在四川時，聽一位西蜀的前輩朋友，告訴我們戲中幾句幽默的戲文。其實，我覺得不單是平常的幽默，簡直是對英雄主義的諷刺，也是人生哲學的透視。現在可以用來對蘇秦的這個歷史故事作類比。
川戲、漢戲，差不多都是同一系統的地方性藝術。也和京戲一樣，在作戲的時候，要配上那些吵死人的大鑼大鼓。當然，京戲原來就由安徽湖北戲變來的，大鑼大鼓也有極大的學問，年輕同學們對這一部分國粹不可以太輕視。
現在我要講的，當川戲中唱某一出大戲時，先在震天價響的大鑼大鼓開場下，出來了兩位披大氅，武生打扮的綠林英豪。他們用大氅遮住面目，在戲台上先用英雄式的快步轉上一圈，然後在戲台的中央當眾一站，虎虎有生氣地撩下了遮面的半邊大氅，就開始唱起他們自報名來的道白了。一個英雄唱的是：
“獨坐深山門幽幽，兩眼瞪著貓兒頭。（當年四川路攤上賣給勞力人們吃的白飯，添在碗中高高超出鼻尖的那種便飯，就叫做貓兒頭。）如要孤家愁眉展，除非豆花（兒）拌醬油。”
你看，所謂占山立寨的英雄豪傑們，他最基本的要求，和最終的目的，還不都是為了吃飯嗎？只是被他這種裝扮，配上幽默的對白和做作，一說穿，人生本來如此，於是就逗得人哈哈大笑了！
另一個跟著唱白的是：
“小子力量大如天，紙糊（的）燈籠打得穿。開箱豆腐打得爛，打不爛除非（是）豆腐乾。”
這可真夠幽默了，這四句話說穿了人畢竟都是人，就是這樣的平凡，拆卸了英雄心理上的偽裝，誰人又有多大的了不起呢？
好了，笑話也說過了，由這個笑話的題材，我們再回轉來看蘇秦的動機，所謂 “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的語句文辭，和所引用川戲中的兩首白話詩來對看，就不用我再來下結論了。
佩六國相印的顯赫時期
在戰國的後期，國際上所有盛極而衰的強國，儘是一片紛紛擾擾的局面，都畏懼崛起西邊的強秦，沒有哪一國真敢和秦國抗手爭衡的。即如孟子所見最大的、最古老的齊國之君齊宣王，也不例外。那麼，蘇秦這次的再次出門遊說，要想實施他合縱抗秦的聯合國計劃，實在也真不容易。不要說在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如此之難，即如後世的歷史上，以一介平民的書生，毫無背景，毫無憑借，要想掌握整個天下於股掌之間，成立一個空頭聯合戰線的王國，除了蘇秦以外，實在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了。
我們讀歷史，不管從哪種角度來衡量，隨便怎麼看不起蘇秦的作為，但他畢竟還是有他對當時時代貢獻的功績存在。他後來能夠南北奔走，把國際間聯合戰線組織成功，身佩六國相印。在私的方面，果然耀武揚威地讓他家人和嫂子們羨慕不已。在公的方面，他也著實作到了嚇阻強秦而不敢輕易發動侵略的戰爭。因此而使當時戰事連綿的天下時局，能夠由他手裡一直安定和平地過了二十多年。不但當時的六國諸侯深受其利，間接地使當時天下各國的人民，能夠喘息安居，半生免於戰爭戎馬的禍患，實在也是很大的功德。雖然他只為現實利益，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但是他所造成事功的偉業，豈可輕易地抹煞。事實上，孟子在當時，也有所未能。
如照孔子評論管仲等人物的語調，假如孔子遲生在蘇秦之後，也許會給他一句 “可謂能矣”的評語呢！
歷史的是非，到底也有公論，我們只要看一看劉向著《戰國策》的序言，便可知蘇秦的確也有可貴可愛的一面。如劉向所說：
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王師之，道相吞滅，並大兼校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
故孟子、孫卿（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蘇秦的小弟）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
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莢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莢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我們要注意，蘇秦第一次遊說的失敗，是先走強國的路線。這一次他再度出門遊說，經由趙國，先到北方的燕國。燕文侯被打動了心，最後對蘇秦說，願意把全國的力量托付他，以便從事南北聯合陣線的合縱工作。並且給他足夠的活動資金，又為他裝備豪華的外交馬車。如《戰國策》所記：
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縱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繼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從此蘇秦便一路順利地到了趙國來遊說趙肅侯。結果趙王也和燕文侯一樣，願意把國事全部付託給他，而且比燕王更加倍地供給蘇秦活動資金和外交排場
如所記：
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綿繡千純，以約諸侯。
你看！這一下蘇秦的神氣更大了。他到了韓國，結果韓宣王又是說：“敬奉社稷以從。”
接著，他到魏國來說動了魏襄王，也就是孟子批評他“望之不似人君”，看不起他，施施然而去之的魏襄王。結果他也同燕趙韓一樣，完全聽命於蘇秦。
等到蘇秦再到齊國來見那一位向孟子請教過，結果是話不投機的齊宣王，也是 “敬奉社稷以從”，向他拱手拜託了。
最後，他到南方說動了楚國的威王，楚王當然也是以“謹奉社稷以從”作結論。到此，司馬遷寫《蘇秦列傳》便說：“於是六國縱合而併力焉，蘇秦為縱約長。” “縱約長”，相當於現在所謂聯合國的秘書長。“並相六國”，同時兼任當時國際上六個國家——燕、韓、趙、魏、齊、楚的輔相職務。
這個時候的蘇秦，神氣可大了。現在美國出了一個小小的基辛格，哪裡能夠與蘇秦相提並論。
不過，最有趣的，是《戰國策》中，首先在《秦策》裡所記述蘇秦那篇的結尾一段，他寫實的描寫，也和司馬遷在《史記》裡所寫的一樣有趣。雖然我認為《戰國策》裡對蘇秦的一段結語，正好為他作蓋棺論定的畫龍點睛。不過，為了文章安排的次序順暢，我們還是採用了《史記》的一段，更為條貫。
蘇秦組織聯合戰線的合縱計劃，由北到南；一路外交活動的成功之後，他必須回轉北方，向開始發起的燕趙報告。在北上的途中，必須經過他的故鄉洛陽。這一路行來，後面侍從的車駕陣勢，非常浩大。隨行的行李和衛隊，當然也可想而知，真是威風十足。更何況各國的諸侯都派遣了特別使節來歡送他。那種神氣，簡直就相當於當時執掌政權的諸侯王者一樣。
因此，搞得當時在洛陽的中央天子周顯王，聽了這種情況，心中也有點惴喘不安了。因為蘇秦本來是他中央直轄治下的平民，並且在他第一次出來遊說時，也曾先向東周提出過意見，結果被打了回票。所以這次周顯王更顯得有些難堪了。因此，只好派了專人為他清理還鄉的道路，又加派了一位代表遠到郊外去歡迎他。如＆，
北報趙王，乃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疑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
蘇秦的書生本色
現在我們繼續看蘇秦回到故鄉後的記述，不但是很有趣味的歷史故事，同時也可以啟發我們對人生觀的哲學思想，以及作人處世，在義、利之間的取捨，非常值得注意。先看這一段絕妙的原文：
蘇秦之昆弟妻嫂側日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偏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這段原文接在當時中央政府的天子周顯王也派特使出來歡迎之後。
蘇秦當時那種威風榮耀，比起唐朝的士子們，考取了進士便自比做登仙而升天的情景，遠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時候，他的父母兄弟妻嫂，全家人都出動到郊外去歡迎他。等到蘇秦的全副儀仗到家以後，他的兄弟、太太、嫂子們，都不敢拿正眼來面對著他，只敢低著頭，偷偷地拿眼角瞄視他，而且都彎著身子，用半跪式的姿態侍候他，等著他來吃飯。
蘇秦看了這種情景，就笑著對他的大嫂說，你在我當年失意回家時，不肯為我做飯，現在為什麼又這樣地多禮呢？我們讀了蘇秦這句“何前倨而後恭也”的問話，果然覺得他也未免有點小氣。但要知道，這是人之常情，除非真正的聖哲，可以淡忘過去的嫌隙。不然，任何一個平常人，都會有這種介意的心理存在。只是耿耿在心的介意，沒有採取難堪的報復做法，已經算是第一流的豪傑之士，何況蘇秦還坦坦白白地用笑臉說出他的幽默話呢！好了，理論少講，我們快看這一幕家庭鬧劇是怎樣地演出。
他的嫂子聽了蘇秦類似譏諷的幽默以後，掛不住了，生怕蘇秦會拿權勢來報復她，乾脆便一跪到地，撲下了身子，正如後世所謂的“五體投地”的拜倒在地，一面向他道歉，一面說了一句非常坦白的良心話：因為我現在看到你官位又高，錢又多，所以我要對你好好地巴結了！這句“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真讓人拍案叫絕，如果也用金聖歎批小說的手法來講，可批：“好個蘇大嫂！可以浮一大白。”
蘇秦問得譏諷、幽默。蘇大嫂答得也真夠坦率，真夠心直口快，說出了千古人情的真話。
人與人之間的真誠禮敬，是要極高度的學問修養才能做到。否則，絕對純樸，沒有學識的人也能做到。除此之外，人與人相處的禮敬態色，不是為了權勢的高位，就是為了你有多金值得重視。如果既有高位，又有多金如蘇家的老三，當然會有人向他拍馬屁了。
季子，是蘇大嫂在家裡叫蘇秦老三或三叔的口頭語，並不一定是蘇秦的名字。不過，古人的口語，記之於文字，後來往往便把它當作了文詞。
我想這種人生滋味的經驗，在每個人的心史上，或多或少都有過記錄的。只是在蘇秦這裡，叔嫂兩人的對話中，坦白地說出了人情世態的真相，便覺得夠刺激！夠痛快！
也由於蘇大嫂的坦率，便接著引出蘇秦對人生觀的哲學言論。當然，那個時候還沒有新聞記者來訪問他，所以不是要記者發表的私人意見，更不是他代表合縱政策的聯合公告（一笑）。當他聽了他大嫂的話，便很感慨地說：唉！當年落魄回家的蘇秦，也就是現在的我，同樣的一個人，當你富貴的時候，親戚朋友都畏懼你，敬重你。當你貧賤的時候，人們就輕視你，把你看成不值一顧的人。像我蘇秦這樣的人，對於人生的遭遇，也深刻地體驗到“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味道，何況平常的一般人呢？注意！我們要特別注意原文中“況眾人乎”這句話的語意。為什麼呢？蘇秦的語意是很坦白地說，像我蘇秦這樣有出息的人，雖然有一半是運氣，但是也算難得了。至於一般平常的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有這種努力的成果，有這種好運的機會。因此，世界上那些注定要受委曲的人們，還不知有多少哩！這便是蘇秦的哲學觀點，蘇秦的書生本色，的確明通世故，透達人情到了極點，所以他的成就，也並非偶然僥倖得來的。
但是，這一段文章裡的“況眾人乎！”也可以照一般的解釋，是說像我的家人親屬們，在我失意的時候，也是那樣地鄙視我。現在在我得意的時候，又這樣地巴結我。至親骨肉尚且如此，何況一般毫無關係的外人呢！
這還不算，最可愛的是蘇秦接著說出他的坦率話。他說：假如我當年自己手裡有靠洛陽城郊的好水田二百畝，那我寧可在家裡享受田園之樂，在農村社會作一個小小的富家翁，享享福，誰又願意出去奔走四方呢！不過，我蘇秦真要有那種好的家庭環境，那麼，我今天哪裡可能一身掌有六個國家的輔相大印？
所以人生的福禍都很難說，我們如果從道德果報的觀點來看，便有後世宗教家們所說的：“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如果只從哲學的觀點來看，便符合“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的至理名言。
講到蘇秦所說人生哲學的道理，使我聯想起現代史上一位名公巨卿的故事。當他少年時，開始出來學軍事，當小排長的時候，他的同袍看到他日記裡寫著，如果他有五百塊大洋，可以回家買幾畝地來種田的話，實在不想這樣辛苦。他哪裡想到後來居然成為國家重鎮，在歷史上留名呢？同樣情形，在唐末的亂世中，吳越王錢鏐，原先也只想在販鹽的行業裡，多糾集些人手來保護自己，他哪裡又預料到後來能屏障東南，做到了“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的封王局面呢？再說，朱元璋要不是因為當小和尚碰到荒年，出去化緣也難得溫飽的話，他也不會去投軍。當時他更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後來竟然當上皇帝。當漢光武劉秀還沒落在民間的時候，他的最大希望，只想做到帝都衛戍司令的職位，然後討到陰麗華來做老婆， “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就志得意滿。哪裡又想到竟然作了漢代中興的令主呢？諸如此類歷史人物的類同故事很多，不再多講了。
不過我們要知道，像蘇秦那樣的人物，在躊躇滿志的時候，仍然能不失書生本色。翻然憬悟到人生哲學的道理，總算不太容易。但是，蘇秦是屬於豪傑之士的人物，豪傑也是凡人，不能以他的一個人生，來偏蓋一切的人生觀念。另外如孔孟一系的儒家聖哲們，他們的人生哲學，一開始發心立志，便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就如各個大宗教教主們的救世淑世主義者，當然又比蘇秦的人生境界，超越了許多。其他如道家的隱士們，那種遺世獨立的情操，又是另一種人生類型的風格。
因此，我們在現實的人生社會裡，必須有獨立不倚的澡雪精神，才能挺拔在 “位高金多”的俗世之中。例如宋人陸仲微有一段對人生觀的名言，實在可作為熱衷於富貴中的清涼劑。他說：“祿餌可以釣天下之內才，而不能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猴士，而不能陸沉天下之英豪。”
蘇秦的義利之辨
在艱苦中成長成功之人，往往由於心理的陰影，會導致變態的偏差，這種偏差，便是對社會、對人們始終有一種仇視的敵意，不相信任何一個人，更不同情任何一個人。愛錢如命的慳吝，還是心理變態上的次要現象。相反地，有器度，有見識的人，他雖然從艱苦困難中成長，反而更具有同情心和慷慨好義的胸襟懷抱。因為他懂得人生，知道世情的甘苦。
蘇秦是豪傑之士，所以他在憬悟到人生的正面和反面，人性的美好和眾生相的醜陋以後，便慨然拿出千金，普遍散賜給宗族和朋友們。同時還報過去窮困時對他有恩惠的人。當他第二次出門到北方去的時候，有一位鄉鄰，借給他一百錢做路費，他便加十倍的回報，還了他百兩黃金。這種舉動，看起來、說起來很容易，事實上，到了自己頭上，要痛痛快快、慷慷慨慨地做起來，就真不容易。還有太多的事例，在此不多作討論。
原文中接下去，另一小節的記載，很好笑。當蘇秦在家鄉正做這樣豪舉的時候，有一個鄉親是當年跟他到北方燕國去的，可是蘇秦這次卻對他沒有什麼表示。這個人乾乾脆脆，自己直接向蘇秦說，我跟你沒有功勞，也總有些苦勞，為什麼你不給我一點好處呢？蘇秦說，對不起，其實我沒有忘了你，只是你太過份了，當我在艱苦的時候，很需要你跟著我，幫忙我到燕國去，可是你看我當時在趙國沒有什麼成就，所以在我渡過易水要到燕國去的最困難關鍵上，你再三想離開我，不肯再幫我了。你要知道，在那個時候，正是我困難得要命的時候，多麼希望得到你的幫助和鼓勵。可是你卻很勢利，真讓我痛心極了。所以現在我故意把要給你的一份擺在最後，也是給你一點教訓的意思。好了，你現在又當面來要求，當然有，這一份便是我為你準備的，現在你拿去吧！
在《史記》裡，司馬遷寫《蘇秦列傳》，把這樣一件小事也記載上去，這正如現代的我們寫白話傳記一樣，在一件小事上，一個小動作上，特別加以敘述，此中往往襯托出很重要的觀念，要讀者好好去思辨，好好去體會。
最後，司馬遷寫著：“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
但後來劉向在《戰國策》的序言上，卻說：“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這裡與《史記·蘇秦列傳》所載相差十四年的問題在哪裡呢？司馬遷說的十五年，是蘇秦手裡的事。劉向說的二十九年，包括了蘇秦、張儀、蘇代等當政的年限。張儀是他同學蘇秦一手計劃培養的，故意造成反對派勢力，幫助秦國破壞了蘇秦合縱以後的計劃，另創一個連橫的聯合戰線，與蘇秦的原計劃相抗衡。其實，都是他們兩個同學的袖裡乾坤，故意一正一反來玩弄諸侯，擺佈天下。同時因蘇秦的影響和培養，跟著又有他的弟弟蘇代、蘇厲等，也是走他的老路，縱橫捭闔於當時的國際局勢之間。
反正總結起來，都由於蘇秦一手的創作，而減弱了當時國際間的連綿戰爭，維持了二、三十年大體上還算和平安定的局面，雖然最後蘇秦還是在齊國被人行刺而死，但是這個歷史上的功績，卻不能不歸之於蘇秦的謀略。
生死之謎
可是，最近我聽人說，又有新的出土資料，足以證明蘇秦當時在齊國並沒有被刺死，可能只是受傷或是偽裝受傷，他是道道地地的功成身退，歸隱去了。後來還活到相當長的歲數。
我是沒有親眼看到這些資料，到現在還只是道聽途說而已，假如是真有其事，那麼我們對於蘇秦的評價，還要高得多了。這樣一來，范蠡的逃名歸隱，雖然獨步於先，後來的這個蘇秦也很高明，他使寫歷史的人，更弄不清他的下落，豈不是比范蠡逃名得更有趣，真不愧是鬼谷子的弟子了。後世道家的神話傳說，當蘇秦功成名遂之後，便回去找他的老師鬼谷子，學道修仙去了。
不管如何，蘇秦一生的作為，在歷史文化上，很明顯地可以看到，他是位非常高明的豪傑之士，他既不想做英雄，當然也談不到聖賢的作為。但也不能像過去學者們的成見一樣，只把他打入謀略家，好像他只懂得縱橫捭闔的陰謀策略，完全忽略了他對當時歷史時代上，的確已經做到了挽救戰亂危機而措置和平達二十多年的貢獻。有多少人的生命財產，都在他的一念卵翼之下而安享了天年。只要我們仔細研究一下戰國末期的戰史，包括國際性、地方性的大小戰爭來看，便可知道過於輕視蘇秦的功勞，那也是很不公平的。
那麼，為什麼又說他不想作英雄呢？這很簡單，在他後來左右逢源、擺佈整個國際天下在他指顧之間的時代，他沒有一點野心，想走那三家分晉，或者田氏篡齊的作為。就如他在燕國，以及他在趙國，受封為武安君那段時期，也沒有過分地干擾弱國之燕、趙的實際內政。再拿他得志回家，分財施人的作風，來對比研究，便可想見蘇秦書生本色的個性，的確有過人之處。
如果新近的傳說屬實，真有新出土的資料，證明蘇秦後來是逃名隱遁了，又安享餘年，還活得不算太短的長壽。那麼，就要對他高明的人生哲學觀點另加評價了。或者，在他經歷上，對於人世間的歷史哲學觀點，確如范蠡他們一樣，另有獨到之處。在這裡，使我想起了明代蒼雪大師一首題畫詩的哲學意境：“松下無人一局殘，深山松子落棋盤。神仙更有神仙著，畢竟輸贏下不完。”倘作如是觀，那他豈不是更神奇了嗎？
再說，司馬遷特別為蘇秦寫了一長篇的列傳，不厭其詳地為他記述合縱的情形，也實在有他的深意存在。關於蘇秦死後的傳說，究竟如何？他也有點懷疑，只是資料不足，不敢寫得太過分。但是他對後世一般人對蘇秦的看法，也不太同意。不過，不能說得太明顯，恐怕後來的人，不講道義，只想學謀略，畫虎不成反類犬，那就不好。我們只要讀一下他在《蘇秦列傳》最後的評語，便可知道了：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遊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問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我們在講述《孟子》之前，花了不少時間來討論孟子時代戰國末期的情勢，又附帶地多講一段蘇秦故事，用來襯托出孟子特立獨行的立身處世的聖賢之道，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因為我們生當此時此地，現實世界的局勢，就如春秋，就如戰國，儘管時代有不同，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形勢都有不同，但在大經大法、大原則、大原理的變化之際，國與國間，人與人間，古今中外，並無例外。所以特別提醒注意，希望年輕的同學們，為國家的將來，為自己，都能花些精神，多去讀《春秋》、《戰國策》這些書，只要能夠善於讀它，必定會有用的。的確是“其智有過人者”，例如蘇秦、張儀兩位同學，故意製造了正反相妨，而又相輔相助的反覆陰謀，便使整個天下，在他們手裡玩弄，使天下在他們手裡安定。由此而知，今天世界上的故唱和平，實力倡亂的反覆陰謀等等，只要你真正懂得《戰國策》的策眼，便可一覷看穿，不會上當的。
同時，我們這次講《孟子》，正好看看孟子與蘇秦等人先後都見到的齊宣王、魏襄王他們，當時的國勢和他們的內政國情是怎樣的。為什麼孟子要這樣說，蘇秦和齊魏兩國的王者，又要那樣做，這是什麼道理？在《孟子》本書上找不出相反的資料，而在《史記》、《戰國策》上，卻可以找出一些道理來。所以我採用了這個研究方法，不但不會使蘇秦“獨蒙惡聲”，也可將《孟子》讀得活活潑潑的，富有生氣，因而更能領略得亞聖之所以為亞聖也。
戊子三十六年，燕、趙、韓、魏、齊、楚，合縱以擯秦，以蘇秦為縱約長，並相六國。
己丑三十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縱約解。
壬辰四十年，宋公僵逐其君剔成而自立。
癸巳四十一年，秦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秦，以儀為相。
丙申四十四年，趙式靈王雍元年，是歲秦稱王。
丁西四十五年，蘇秦自燕奔齊。
戊戌四十六年，秦相張儀免，出相魏。
庚子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
辛丑元年，衛更貶號日君。
壬寅二年，孟柯適齊。
癸卯三年，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
甲辰四年，蘇秦已死，魏請成於秦，張儀歸，後相秦。
乙已五年，秦代蜀，取之。
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是為赧王。
丁未元年，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啥。
戊申二年，楚屈勻伐秦。
己酉三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庚戌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魏連橫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縱。
辛亥五年，秦張儀復出相魏。
壬子六年，張儀死，秦初置丞相，以樗裡疾、甘茂為左右丞相。
癸丑七年，秦甘茂代韓宜陽。
經史合參
我們這次研究《孟子》，是採用“經史合參”的方法。所謂“經”，就是《孟子》七篇的本經。所謂“史”，就是指孟子所處的時代——如齊梁等國當時約略可知的史料。除了《孟子》本經之外，同時配合戰國當時相關的歷史資料，來說明孟子存心濟世的精神所在。
過去我們在年輕的時候讀《孟子》，往往覺得很枯燥乏味，只是為了傳統的要求，作教條式的信仰，填鴨式的記誦，或多或少，總存著不是絕對信服的心理。如果把學力加上年齡，再加上對世事的經歷和觀察，慢慢到了年事老大，才會覺得孔孟之學在人道的立場上，的確是有它聖之為聖的道理。但學力加年齡加閱歷，說來只是一句話，實際上卻是一段漫長的路程，同時夾雜著許許多多的甘苦。所以我認為針對現代情況的需要，用經史合參的方法來認識孟子，也許有很多方便。
講到這裡，順便想起一個歷史上有關孟子的故事，那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趣事。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大概也和我們年輕時的心情思想一樣，非常討厭孟子，他認為稱孟子為“亞聖”，把他的牌位供在聖廟裡，實在不配，因此取消孟子配享聖廟之位。晚年他的年事閱歷多了，讀到《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一節，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認為孟子果然不失為聖人，是亞聖，於是又恢復了孟子配享聖廟之位。
這個故事表面看起來很可笑，蠻好玩，實際上也正好說明了我們研究孟子的中心關鍵。同時也是英雄與聖人、王道與霸術分野的道理。
梁惠王的先世
現在我們手裡拿的這本《孟子》，第一篇是《梁惠王》即孟子見梁惠王。關於他們的對話，原文俱在，暫時擱在一邊；我們現在先要把梁惠王當時的魏國情勢，作個簡單的瞭解。
梁惠王便是魏惠王，因為他當時遷都到大梁（河南開封），所以一般習慣，又稱他為梁惠王。
戰國時期的魏國，是和韓、趙兩國一樣，他們的祖先原來都是晉國的重臣。到了春秋末期，在晉昭公之後，便衰弱到“六卿強，公室卑”的情勢。魏國的祖先，也是晉國後期的重臣——六卿之一的魏桓子，他和另外兩家晉國的重臣韓康子、趙襄子，共同陰謀滅了荀家的智伯以後，便三分其地而據以稱強了。這個階段，也正是孔子的晚年時期。
跟著，也就是歷史上所稱的戰國時期開始。魏國出了一位名王魏文侯，他是孔子的名弟子七十二賢人之一、子夏的學生，接受孔子經學的熏陶。孔子過後，子夏講學河西，便是這個時期的事。魏文侯另外還有一位高明的老師田子方。又向當時有名的高士段干木謙虛請教，他和段干木是師友之間的交誼，有很好的感情。因此他把魏國打好基礎，變成戰國初期的一個文化強國。在政治方面，他起用了歷史上有名的名臣西門豹，主管河內（今河北及陝西、山西部分地區），成為中國政治史上內政修明的典範之治。
魏文侯死後，他的兒子魏武侯繼起，在文化的成就上，當然比不上他的父親，但在武功上，則更強大。他用了歷史上名將吳起，同時與韓、趙滅掉宗主國的晉國，而三分其地。
魏武侯死後，他的兒子繼位，乾脆直接稱王，叫魏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見的梁惠王。
梁惠王當然比不上他的祖父魏文侯，而且也比不上他的父親魏武侯。同時，他所處的時代環境，比起他父親、祖父的時代，又更複雜困難了，這也是事實。不過歷史上的名將孫武子的孫子———孫臏，打垮他同學龐涓的一場著名戰爭，那個龐涓，便是魏惠王親信的大將。在這以前，魏惠王也曾有過赫赫的戰功，打敗過韓國、趙國、宋國。而且還能威脅到魯、衛、宋、鄭等國來朝，和他建交。同時也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暫的和平。
商鞅和梁惠王
可是魏惠王在歷史上，卻有一件很滑稽的遺憾，也可以說是很滑稽的損失，那便是把一個在他手裡的人才，輕輕地漏過溜掉，使他後來在霸業的企圖上吃了很大的虧。這個人便是使秦國變法圖強的商鞅。
商鞅，衛國人，所以也叫衛鞅，又叫公孫鞅，因為他的本族姓公孫。在當時宗法封建的社會裡，他是不受人尊敬重視的一個青年，因為他的生母不是元配，在宗法社會裡沒有家族地位之故。
商鞅從小就愛好法家刑名之學。因為在他本國不得志，戰國當時的國際之間，又正是人才交互外流的時代，他便到魏國，作了魏國的輔相公叔痤的門下士。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具，還來不及向魏王推薦，他自己便生病快要死了。梁惠王去看公叔痤的病，問他說：“假如你的病好不了，對我們的國家前途，有些什麼話要吩咐？” 公叔痤說：“我的門客，有一個衛國的流亡青年公孫鞅，雖然年紀還輕，卻是一個奇才，希望你重用他，絕對信任他，接受他的意見。”梁惠王聽了，悶聲不響，也不表示意見。到臨走的時候，公叔痤便叫所有的人退出去，又單獨和梁惠王說： “如果你不肯用公孫鞅，便解決了他，不要叫他出境。”梁惠王聽了只好點點頭，表示知道了。
梁惠王走了以後，公叔痤馬上叫商鞅進來，對他說：“剛才惠王要我推薦我死後的輔國人才，我推薦了你，他的意思不肯接受。我的立場，先有公，再有私。先對國家貢獻是事君之道，再來對你講私話，是盡到我人臣之道以後，才來講你我之間的友道。”
這點要特別注意，在我們上古的歷史文化裡，尤其在春秋、戰國之間，常有這一類歷史故事的例子，充分表示一個人的人格作風，對公對私的道義界別。表面看起來好像很陰險，在說兩面話。事實上他是光明磊落地說明對君道、臣道、友道之間的各別立場，都須要有所交待，才是不負此心、不愧此心。如果說他是陰險，也有陰險的道德，等於後世寫的武打小說，明明要用暗器傷人，但在發出暗器的剎那，還要公開叫一聲“看打！”通知了以後，你能不能逃得過，就要看你自己的智慧和本事了。
因此公叔痤便接著告訴了商鞅：“我的心，對公對私都要盡到最大的力。所以我後來對惠王說，如果不用你，便殺掉你。他似乎同意了我的意見。你趕快想辦法走吧！遲了，就要完蛋。”商鞅聽了，對公叔痤說：“你放心吧！他既然不肯聽你的話用我，哪裡又肯聽你的話殺我呢？”換句話說，商鞅瞭解梁惠王的心理，根本沒有把他商鞅這個人當一回事。所以他還是暫時留在魏國不走。
梁惠王從公叔痤的家裡出來以後，便對左右親近的人說：“公叔痤真是病得昏了頭，他叫我把國家大事交付給那個衛國來的流亡小子公孫鞅，那是多麼荒謬的想法！真是可悲之至！”
後來商鞅投奔到秦國，三次遊說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計劃，變法圖強，富國強兵，奠下了後來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基礎。過了兩三年以後，商鞅又說動了秦孝公，出兵打魏國，用詐術欺騙了魏國的前線指揮官魏公子印，打了勝仗，使魏國割讓了河西之地求和。才逼得魏惠王遷都大梁。這時候，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當時沒有聽信公叔痤的話。公孫鞅也因此而受秦國尊封為商君。所以後來通稱他為商鞅，便是由這個歷史故事來的。
再過十年以後，秦孝公死了，他的兒子繼位，也稱惠王，這便是蘇秦見過的秦惠王。商鞅失了依靠，在秦國的政壇上失敗得很慘，有造反叛變的嫌疑，因此又逃亡到魏國，但被魏國拒絕了，最後走投無路，被秦國追捕回去，受車裂之刑而死。
雖然說歷史上的因果報應，毫釐不爽。但魏國割地遷都這一幕，到底都是導自梁惠王的失策，沒有君子之度的領導長才，糊里糊塗地寫下了歷史上這一出滑稽劇本，徒留後人扼腕長歎。
孟子見梁惠王，也便是梁惠王最悲憤難受的階段。他與齊國一戰，損失了大將龐涓，同時太子申被擄。又與秦國一戰，損失了公子印，割讓了河西之地，遷都大梁。實在是他心裡最難過的時候，所以他想網羅禮聘外國的人才，例如在齊國聞名的客卿騶衍、淳於髡等人，也都受過他的邀請。尤其他對騶衍的蒞臨，曾經親自到郊外去歡迎他，很隆重地待以上賓之禮。他是受到商鞅這一件事的刺激，很想找到一個振作圖強的能臣，來恢復他父祖的光榮局面，甚至能進而窺圖霸業。
不管他是什麼心理，也不管他是哪一類的領導人物，至少他當時的作法，的確是有迫不及待的求才若渴的意圖。
我們先瞭解了這些簡略的歷史資料，再來研究孟子見梁惠王的一段，才能找出孟子學說思想的精彩所在，而不覺枯燥乏味。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與孟叟
這一段的文字記載，無論是孟子本人或是門人們的記述，措辭用意都很妙，而且也很坦率，不加故意的掩飾，直截了當描述當時孟子見梁惠王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尤其我們瞭解了梁惠王后來對騶衍的接待，再來一看他對孟子滿不在乎的樣子，很顯然的，大有厚薄輕重之分了。
而且最不可耐的，便是梁惠王對孟子的稱呼，既沒有像春秋時代諸侯對孔子的敬重，尊稱一聲夫子；也沒有像戰國當時諸侯們禮賢下士的作風，尊稱一聲先生。他卻乾乾脆脆地稱呼一聲“叟”。這個“叟”字，好聽一點來講，便是老先生的意思。不禮貌一點，便是老頭兒的意思。當然，梁惠王當時的一聲“叟”，究竟是代表老先生呢？或是老頭兒呢？無法考查。這要看他當場的禮貌態度，和稱呼的聲調來決定它的涵義了。可惜當時沒有電視錄影（一笑）。但無論如何，這一聲“叟”，並不表示尊重，大概是沒有疑問的。
而且本章的記述，描寫這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在文字的氣勢上，表達得很明白。如此直接記載這一個“叟”字的稱呼，對孟子的偉大倒沒有什麼損失，反而襯托出梁惠王始終不成器的風格，一副吊兒郎當、不莊重的浮躁相。
孟子在聽了梁惠王“何以利吾國”的問題以後，就很莊重地對梁惠王說：“您何必只圖目前的利益？其實只有仁義才是永恆的大利。”
“如果都像你惠王一樣，謀國的居心，只圖以急功近利為目的。那麼，等而下之，那些高位的大臣、卿大夫們，也只求顧全自己的家族利益。這樣影響所及，一般的國民，也就只為自己身家的利益打算。這種觀念發展下去。一定會使全國上下各階屬，都變成以利害為生活的重心，造成‘當利不讓’的風氣。這樣的話，國家就太危險了。”
“因為唯利是圖，‘當利不讓’的結果，自私自利的觀念會越來越嚴重。在歷史上，有許多的事實可以證明，互相爭權奪利的結果，便形成臣下反上的叛亂逆行。那些本來具有萬乘之尊的大國，發生弒君叛變而自據稱王的，都是當時那些高位重臣，所謂千乘之家做出來的絕事。同樣地，那些千乘之家，被巨下叛變所謀害的，也都是那些百乘之家的重臣所幹的事。”
“至於侵略吞併的思想，更是由於‘權利慾’的驅使，所以目前萬乘之尊的大國，便想吞併千乘之邦。那些千乘之國，便想吞併百乘之眾的小國，這些古今的事例，不能說不夠多的。原因在哪裡呢？都是為了急功圖利、爭奪權利的結果。如果不瞭解先行仁義，而只求近利為前提，自然而然要變成非侵略他人、奪取別人的所有，就不能滿足自己的利益。”
“其實，真能實行仁義之道，大利自然就在其中。真有仁心的人，絕對不會有遺棄其近親的可能。真有義氣的人，絕不會有背叛君上的可能。所以我認為您—— 惠王只有推行仁義之道，才是最高明的政略和政策，又何必捨大取小而只顧目前的急功近利呢？
我們根據《孟子》的原文，概略演繹它文字的內涵，略略加以說明，大致就是這樣的對答。當然，如果說是譯文，那便大有問題。因為這樣的說法，與古文原文的簡練原意，也許略有出入，或大有出入。不過，大意是不會太過差錯到哪裡去的。而且這樣一來，把孟子對梁惠王的答話，看得很明白。孟子並沒有太過迂腐古板，只一味地叫他行仁義，而不管梁惠王當時所處的情勢，以及急功好利的迫切需要。這樣孟子才不失為一個識時務的聖哲。只是在政略上有思想、有遠見、有抱負，與梁惠蘭急功近利的政見不能相合而已。
我們先要解決了這個問題，再來從兩方面看這一段對話，討論他的內涵。第一，是司馬遷的記載。第二，是歷史的證驗。
司馬遷對梁惠王和孟子的觀點
司馬遷寫《孟子列傳》，是把孟子與荀卿的列傳合寫成篇的。關於孟子傳記部分，他也是以孟子見梁惠王這一段思想作重心來述說的。如說：
孟軻，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剛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臏）、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根據史記列傳的記載，關於孟子的生平，只有短短一百三十七字。有關孟子千秋事業的思想方面，已有他自己七篇的本書，用不著司馬遷再來述說。他在本傳裡，只提出他政治思想的要點，是主張傳統文化的王道精神，即不願講當時侵略吞併的不義之戰，也不願只講霸術。所以和梁惠王當然也談不攏，這是王道與霸業、聖賢與英雄分野的必然結果。
但是他又把孟子與梁惠王這一段主要的對話，比較詳細地埋伏在魏世家中有關梁惠王的一段記述裡，他說：
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騶衍、淳於髡、孟柯皆至梁。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
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
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由於司馬遷寫《史記》，處理資料的手法太高明了，如果不再三仔細地讀完全部《史記》，細心留意揣摩，往往把許多歷史哲學的重點被他的手法瞞過，也被自己粗心大意讀書所誤，而不知道司馬遷的微言重點所在了。
他寫孟子傳記，只是述說孟子之所謂孟子的正面，等於照相的正面全身大照。但是對孟子的側影或背後的記錄，司馬遷也不免有些惋惜之意的微辭。可是他把它插進魏世家當中去隱藏起來，要讀者自己慢慢去尋找、去體會。
他說梁惠王自從兵敗國破，遷都到大梁以後，心情也真夠惡劣萬分。但是他還想力圖振興，還肯“卑禮”——很有禮貌地，“厚幣”——用很高的費用，邀請招待各國的名賢當顧問。例如騶衍、淳於髡，孟子都因此而被邀請到大梁來了。梁惠王也很坦率地告訴他們自己的心境非常惡劣，處境也很尷尬（如記載所說：
“我（寡人）真不行！這多年來打了三次敗仗，我的兒子（太子申）被齊國俘虜了，我的得力上將也戰死了。弄得國家非常空虛，實在羞對祖宗和國人，我對目前的局勢覺得太慚愧了。”
他又對孟子說：“老先生，你不辭千里的辛勞來到敝國，實在是我們的榮幸。不知你將如何為我國謀利？”
孟子說：“惠王，你不可以這樣過於注重利益。你做領導人的這麼重視利益，那些高級臣僚的卿大夫們，也就只顧自己的利益。等而下之，所有國民，就都爭取自己的利益。這樣子上下爭利，你的國家就太危險了。做一個領導人，只要提倡仁義的基本精神就好，何必講究什麼利呢？”
如果依照司馬遷這一段的記載，我們讀了以後，不免拍案叫好，好極了！可愛可敬的孟夫子，講的道理是真對。但是梁惠王這個時候，好像是百病叢生，垂死掙扎的危急。你這包顛撲不破、千古真理的仁義藥劑，他實在無法吃下去，而且也緩不救急，你叫梁惠王怎麼能聽得進去，接受得下呢？
可是司馬遷寫到這裡，誰是誰非，他卻不下定論——實在也很難下定論。因為千古的是非，本來就不容易有真正的結論。所以他不寫了，但是，他在《孟子列傳》裡，卻寫了一句“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多情。”就這樣的輕輕帶過去了。這是多麼有趣、多麼耐人尋味的手法！
義利之辨
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講過了，現在我們再來研討《孟子》本節的重點。首先要瞭解，孟夫子生當戰國時期，而且也遠遊過各國，難道他真的是那麼迂闊不懂現勢嗎？難道他對騶衍，甚至如當時風尚遊說之士們縱橫捭闔的作風，一點都不會嗎？
我們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說：不是的。他對那些只圖個人進身之階的作法，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貴的辦法，完全懂得。他之所以不肯那樣作，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而且可以加重語氣地說：是不屑於那樣作。為什麼呢？因為他是抱著古聖先賢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義，完全從濟世救人的宗旨出發。他希望在那個只講霸術、爭權奪利的時代中，找出一個真肯實行王道仁政，以濟世為目的的領導人物，促使他齊家、治國而平天下。
所以他針對梁惠王的問題，當頭一棒，便先提出政治哲學上義利之辨的中心思想。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他還是存著梁惠王也許能接受的希望。此所謂“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乃聖人之用心也。再說，無論是謀國謀身， “仁義之道”的確是真正大利。只是人們都只貪圖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顧及長遠的巨利。所以都變成心知其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其次要研究的是，根據司馬遷的《史記》等史料的記載，當時孟子是先到齊國而後才到魏（梁）國的。《孟子》這部書，不問它是孟子自己寫的，還是他門下弟子們記錄了他的話而編成的，為什麼發生在後的事情，卻偏放在最前面呢？因為孟子的思想學說中，義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點之一。
孟子與梁惠王各言其利，在梁惠王的一面來說，根據前面所說的魏國的歷史背景，所處的地理形勢，西有強秦，東有剛打敗了他的齊國，南有強大的楚國，北接的韓、趙，雖然同是自晉分出，獨立的同源邦國，但亦各有懷抱。在客觀形勢中，又恰逢弱肉強食的時代，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國強大起來，甚至於最好成就霸業。假使你我是當時的梁惠王，大概也同樣會有這種想法。所以他一見到孟子時，不談仁義，開口就問：“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這句話，又怎能指責他是錯的？這實在是人情之常。”
這也是我們讀書要注意的地方。讀任何書，先要絕對的客觀，然後再設身處地地，作主觀的研究分析。譬如對於梁惠王一見到孟子，就問孟子對於魏國有什麼有利的貢獻，經過前面一番較為客觀的分析，就不會主觀地認為他完全不對了。可惜以前大多數的讀書人，多半不作這樣絕對客觀的分析，乃至於把自己一生都在誤解仁義中埋沒了。
孟子答覆梁惠王說，你梁惠王何必談利呢？你只要行仁義就好了。這是中國文化千古以來，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義利之辨的最大關鍵。而在後世的讀書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聯想到“對我生財”的錢財之利這一方面去了；站在國家的立場來說，也很可能誤認為只是經濟財政之利。至於義，則多半認為和現實相對的教條。因此便把仁義之“利”錯解了，而且把仁義的道理，也變成狹義的仁義觀念了。如此一來，立身處世之間，要如何去利就義，就實在很難辦了。
舉一個實例來說，我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錢，這是利，我要不要把這些錢拾起來呢？這就發生了義利之辨的問題了。以我們傳統文化來說，這些錢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來據為己有，就是不義之財，是違背了義的道德，是不應該的。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裡認為，路上的這些錢，乃是無主之財，我不拾起來，他人也會拾去，據為己有，也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到底該不該拾為己有？儒家對這種問題，在個人人格的養成上就非常重視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非常嚴謹的個人的道德觀念。
但是，由於這種義利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後世讀《孟子》的人，大致統統用這個觀念來讀《孟子》，解釋《孟子》，於是就發生了兩種錯誤。第一是誤解了梁惠王問話中的利，只是狹義的利益。第二是只從古代精簡的文字上解釋，而誤解了孟子的答話，以為他只講仁義而不講利益，把“利”與“義”絕對地對立起來了。其實並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現代江浙一帶的方言來讀，就可從語氣中瞭解到他的涵義，知道孟子並不是不講利，而是告訴梁惠王，縱使富國強兵，還都是小利而已；如從仁義著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
瞭解了孟子這句話的真正涵義所在，於是我們就可認識孟子，並不是那麼迂腐的了。他並沒有否定利的價值。他只是擴大了利的內涵，擴大了利的效用。如果孟子完全否定利的觀念的存在，那麼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系，沒有不講利的。人類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於人生的藝術、生活…… 等等，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適意。即使出家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只是權利的利。
再從我們中國文化中，大家公推為五經之首的《易經》中去看。《易經》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交詞，以及上下系傳等，談“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處；而說 “不利”的，則有二十八處。但不管利與不利，都不外以“利”為中心在討論。《易經》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個字。所以《易經》也是講利，而且告訴我們趨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於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訴人們以積善的因，可以得到餘慶的果。相反地，積不善因，便得餘殃之果。所以，積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為。
如果探討孔孟思想的文化源頭，絕對離不開《易經》。所以說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價值，那麼《易經》等等我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由此，我們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對義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確的認識。
同時，我們還可以提出兩點來作反證：
第一，韓非子說：“輿人欲人富貴，棺人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輿不用，人不死則棺不買。非有仁賊，利在其中。”他說，棺材店老闆希望別人死，並不是心壞，並不是不義；汽車廠老闆希望大家發財，也並不是心好，並不是好義。兩種不同的心理，都是為了自己的生意好，多賺些錢，都是生意人本分的想法。
韓非子的這段話，等於為“利”字下了一個這樣的定義：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當某一時間，某一空間中，能夠產生“利用安身”的功能效果，那麼它就具有“利用安身”的價值；也就是在當用、該用、要用、可用、適用、值得用的條件下，那麼對這人、或事、或物來說，就構成了價值；也就是對這人、或事、或物的利。
第二，《易經》中卜筮方面所顯示的，可歸納為“吉。凶、悔、吝”四種現象。實際上就只有吉凶兩端。吉是好的；凶是很壞；而悔為煩惱；吝是困難。簡單說，悔、吝也就是小凶。天下人、事、物，都不外吉與凶兩端。吉、凶怎麼來的？《易經·系傳》上說：“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凡是一動，就會發生或吉、或凶、或悔、或吝的結果；不是吉就是凶，不是凶就是吉。有了這項理解，就知道利與不利之間的辨別，須要從動用之間而分。
由這裡引申出來，可知孟子對梁惠王說的仁義，就是大利。因為在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都在互相征伐的動亂之中。如果有一個國家，真的以仁義作為治國的最高原則，運用在內政外交上，那麼最後的勝利，就必定是屬於這個行仁由義的國家。
玩弄仁義的權智
漢代桓譚《新論》說：“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 指出上古時代的三皇，是以道治天下，這是最高的無為而為的境界。到了後來五帝的時代，以德來治天下，這已經差了一層——有為而為了，但是仍然是非常高超的政治。等而下之三王用仁義，五霸用權智，可以說是每下愈況。
又《長短經》的《反經》第十三說：
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失。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
這是道家思想的論點。這裡指出，仁義的確是一種好德行；但是這德行用久了，便走了樣，變成人們用來爭權利的一種工具。由此就可以瞭解道家的代表人物—— 老子和莊子說的那些話。
老子曾說，道德頹落，才有禮義之說，他也經常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當時老子對於仁義禮樂的道德觀念批評得很厲害。莊子也曾說：“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因為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諸侯的征伐口號，大體上也都是標榜仁義，而實際上並不是真行仁義，只是利用仁義的美名，以達到爭權奪利之目的。所以莊子說仁義只是先王所留下的一幢臨時寓所，一幢別墅，並不是自己久遠安身的家，只可以偶爾住一住，不可以長久住下去。意思就是說，仁義這種道德觀念，只可以在道德極其衰微的時候，偶然用一下，不可以長久地死用。如果長久用下去，就會被壞人利用仁義之名，作為政治上爭權奪利之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