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武王的任力好勇
另外有一位以好勇聞名的國君是秦武王，他也長得非常高大，孔武有力，自認為天下無敵，因此常常喜歡和那些大力士們比武取樂。當時秦國有兩位前代將領的子弟，一名烏獲，一句任鄙，都因為武勇力大，而得秦武王的寵愛，加倍封給他們高官厚祿。後來齊國也出了一個叫孟賁的大力士。據說他走水路不怕蚊龍，走旱路不怕虎狼，哪裡都敢去，如果發起脾氣來，怒吼一聲，就像打雷一樣地驚天動地。有一次他在野外看見兩頭牛正在相鬥，他上前去勸架，用手把兩頭牛分開來。其中一頭牛聽勸，伏在地上不鬥了，另外一頭牛還要打。他大為惱火，左手按住牛頭，右手把牛角活生生地拔了出來，這頭牛當場斃命。
後來他聽說秦武王正在招納天下勇武之人，於是離開齊國去投奔秦國。往秦國的路上，正要渡黃河的時候，他不按先後秩序，搶著要在眾人之前先上船，被人用槳子在他頭上打了一下。他氣得大吼一聲，這一吼，河水被震動得起了浪頭，翻動船身，一船人都被衝到黃河裡去了。孟賁跳上船，拿起篙子一撐，腳底下稍一用力，一艘船就離岸射出去好幾丈遠，不多時就到了對岸，下了船直奔咸陽。見了秦王以後，和烏獲、任鄙一樣，也得到秦武王的寵愛，做了大官。
這位好勇的秦武王，自幼生長在中國的西陲邊地。從來沒有看到過中原鼎盛的現象，因此他頗為仰慕中原的文化。他覺得如果能到(上黎下革)、洛一帶觀光一次，則死而無憾了。奈何他好勇，不循正當的外交途徑作正式的訪問，卻計劃要把隔在中間的韓國打下來，以達到他這個願望。後來居然打下了韓國，進了洛陽。周赧王派人到城外歡迎他，他卻不去覲見。帶了幾個勇士，偷偷跑到周朝的太廟去參觀寶鼎。他看到鼎上分別刻有九州的名字和圖騰，指著鐫有“雍”字的鼎說，這是秦鼎，我將來要把它帶回咸陽去。又聽守鼎的人說，這九個鼎每個千斤之重，從來就沒有人能夠移動過。秦武王問身邊的任鄙、孟賁兩人，能不能舉起來，任鄙比較聰明，他說我只能舉百斤，這鼎有十倍重，我沒有辦法舉起來。孟賁就不同了，他說讓我試試，他把鼎舉離了地面半尺，可是因為用力太猛，眼球都暴了出來，眼眶裂開，流血不止。秦武王看了說，你既然能舉，難道我不能舉？任鄙在旁邊勸他，以一國之君的身份，不要隨便去嘗試。可是他不聽，反而說任鄙自己舉不起來，唯恐他能舉得起來。任鄙就不敢再多嘴了。秦武王也舉起了半尺，他還想走幾步以勝過孟賁，不料一轉步，力盡失手，寶鼎掉下來，把他的脛骨壓斷，昏了過去。當天晚上，就因為流血過多而死了。這就是好小勇的結果。
秦武王身邊三名力氣最大的武士，他們的結果，也不相同。烏獲在攻打韓國宜陽城的時候，他身先士卒，跑在前面，一跳就跳得和城牆一樣高，用手抓住了城頭的雉堞，可是他力氣太大了，雉堞被他一把抓壞，崩裂下來，他也就掉了下來，跌落在一塊大石頭上，肋骨折斷而死。至於孟賁，則在昭襄王即位後，檢討舉鼎這次事件的時候，被認為是他闖出來的禍，於是把他磔死——裂身而死，並且滅族。而任鄙則因為當時曾經進諫，勸過秦武王不可輕易嘗試，於是派他作了漢中太守。他們這三位大力士的不同下場，值得後世那些好小勇的人作為借鏡。
項羽和劉邦
再將偏好個人武勇，與能任大勇的人，在對立之下，作個比較。歷史上對這兩個人，記載得很詳盡。一個是項羽，有拔山扛鼎之勇，作戰時單槍匹馬，闖到敵人的陣中，縱橫馳騁，誰也不敢阻擋。當漢高祖和他最後一次會戰，用了許多兵力，圍困他許久，雖然楚軍已敗，可是誰都不敢接近項羽。在這之前的另一次戰役中，項羽和漢高祖在陣前見了面。項羽說，天下這多年來的戰亂，就只是你我雙方打來打去，今天你我見面了，我們雙方下令，所有的部下都不許動手，你我兩人出來單打獨鬥，作一死戰，來決定勝負，免得再打下去，傷了許多無辜的生命。漢高祖說，對不住，我絕不和你單打獨鬥，我是鬥智不鬥力的。這就是漢高祖與楚霸王不同之處。
趙武靈王、秦武王、項羽等等，這些都是好小勇的人，不懂得大勇的道理。在歷代帝王中，不問他們好的是大勇或小勇，只要是好勇的，從他們的謚號中，就可以看得出來。像趙武靈王、秦武王、漢武帝等等，凡是有一個武字的人，大多數都是好勇。但這些卻不是中國文化中，孔子所標榜“智仁勇”之勇的真正精神。
墨子談勇
如何才是正確的好勇？我們再看一段歷史上的紀錄。
墨子謂駱猾厘曰：“吾聞子好勇。”曰：“然。吾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與斗而殺之”。墨子曰：“天下莫不予其所好，奪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而斗而殺之，是惡勇，非好勇。”
恐怕一般人，都是“駱猾厘式”的好勇，或簡稱之為“駱式”的好勇。現在電視、電影武打片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典型的好勇，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們，聽說某人拳頭厲害，就不服氣，一定要想辦法，找到對方較量較量，勢必將對方打垮才甘心。以此來表現自己的本領比他大，武功比人高，而且還自鳴得意，認為自己勇敢，不怕死。而墨子對這種心理，痛下針砭地說，世上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對於自己所愛好的，就加以保護、照顧，而對於自己所厭惡的，則揚棄或者銷毀。就好像你喜歡自己的小孩，你一定培植他，你討厭吃人的野獸，就殺掉它。現在你聽到哪裡有勇士就去殺他，這是惡勇，而不是好勇。
這是墨子所講個人好勇的哲學。老實說，個人好勇，最高明的也不過是“任氣尚俠”而已，其偏差的流弊很大，甚至睚眥必報，犯禁殺人而自取滅亡。至於帝王好勇的偏差，則必然會窮兵黷武，以殘殺侵略為能事，那就弄得生靈塗炭，造成社會、國家、人類的大禍害了。最後的結果，不但害了別人，自己的社會國家也同樣受害，乃至於本身生命都不保。現代史的希特勒和第二次大戰的日本軍閥們，就是如此。只有一怒而“安”天下，這才是大勇。
不管齊宣王口中所好的勇是什麼勇，但他和孟子談話時，是很夠味道的。他也很尊重孟子，很有禮貌，對於孟子所提的意見，講的大道理，都還算能聽得進，認為不錯，可是做不來，不能接受。到了要緊關頭，受不了了，就想開溜，把話岔開。但他也很坦白，像前面孟子說到樂天、畏天的大道理，他就坦白地說，你這種高見實在很偉大，只可惜我是個老粗，我有好勇的毛病哪！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四：‘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狩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懇，方命虐民，飲食若浪，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合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征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雪宮論政
齊宣王有一次在他的雪宮，也許是夏天避暑的地方，也許是下雪時取暖的宮殿，但應該不是辦公室，或會議廳之類處理政務的場所，多半是供享樂納福的別墅—— 和孟子見面，他就眼前的享樂和設施問孟子：“賢者亦有此樂乎？”這和梁惠王在沼池上問的話一樣。可見戰國時那些諸侯們，不顧百姓死活，高高在上，那種志得意滿的樣子。我們可以想像另一種畫面，好像老農夫們一天工作完畢，吃飽了晚飯，在門前大樹下一坐，一支煙筒在手，摸摸挺起的大肚皮，大有“雖南面而王，不易也”的味道。
孟子答覆他說：有啊！誰有了這種環境都會感到快樂的，誰都希望能有這種享受。不過一般老百姓得不到這樣的享受，就會埋怨他們的國君。老百姓如果因為得不到這快樂，而埋怨國君，實在是不對的。然而一個領導人，沒有做到與民同樂，也是不對的。一個領導人，以人民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老百姓也就會以領導人的快樂為快樂。領導人能把人民的憂苦，看成自己的憂苦來解決，那麼老百姓也會把國君的憂煩，看成為自己的憂煩去盡忠。所以，如果領導人以天下人的快樂為快樂，以天下人的憂苦為憂苦，而說他不能行王道於天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看到孟子又在這裡推銷王道了，他好像推銷員似的，隨時隨地都在叫賣：“王道！王道！”這也可見他憂世之急切了。
他說了這番理論，似乎意猶未盡，又舉出一件事例，企圖說服齊宣王，他舉的正是春秋時代齊景公和相國晏嬰的一段故事。晏嬰是歷史上的名相，《晏子春秋》就是他的大作。
當然，齊景公是姜太公的後人，而現在和孟子說話的齊宣王已經不是姜太公之後，他的祖先原是齊國的權臣田家，後來篡了位，而傳給宣王的。孟子舉出這段故事來也是一種很高明的說話技巧。從表面上看，孟子是以自己的口，說出他人（晏子）的意見來，而實際上他是借了他人（晏子）的口，來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舉出的這段歷史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天齊景公對晏子說，我想去看看轉附和朝舞這兩座名山，然後沿海再到南方去，一直到琅邪為止。你看看，此行要怎麼樣才能夠比得上先王他們那樣的壯觀呢？從“放於琅邪”和“比於先王觀”這兩句話上看，很明顯地透露了齊景公當時，也是有統一天下的大志，並不是普通的觀光旅行、遊山玩水而已。只是當時有尊周——尊重中央政權的口號，不便把心意直接說出來。
晏子不愧為名相，他很聰明，聽了景公的問話，就先用一套歷史哲學答覆他說： “善哉，問也。”你這問題好極了。中國的佛經常有“善哉！善哉！”的說法，當時的譯文就是套這些書來的。原文就是“好的”意思，佛家譯經時，借用了這個名辭。後經佛家多年的開口“善哉”，閉口“善哉”，慢慢地似乎這兩個字，就含了更多的意義，而有濃厚的宗教意味。
晏子說了“這個問題很好”之後，接著就說，依照禮法，中央政府的天子，到各諸侯那裡去巡視一周，叫做“巡狩”，意思是巡視諸侯所守的地方。而諸侯要到中央政府去朝見天子，名為“述職”，意思是向天子報告自己職務以內的事務。如果天下安定，沒有非常特殊的意外事件的話，在春天，要出外視察民眾的耕作情形，如果有情況欠佳的，就要設法補助。在秋天，則出外看著大家的收成和賦稅狀況，如果有入不敷出的，就設法貼補。所以在夏朝政治最修明的時候，民間流行的諺語說，君王不出來走走，我們哪裡能喘口氣？君王如果身心不適，我們又怎麼得到他的幫助呢？所以古時候大家都希望帝王出來玩玩，好沾點光，得些好處。所謂“龍行一步，百草沾恩。”龍走一步路，下了雨，百草都得到滋養。所以那時候天子每次出來巡狩，不但給諸侯、大臣們一個警惕，同時也為“注意民生疾苦”樹立一個榜樣。
晏子說了過去的，又說到當時的。他感歎今不如昔地說，現在可大不相同了啊！諸侯們離開國都，一有行動，就帶了大批的軍隊侍衛。於是後勤的各種補給，諸如糧食的供應，一大批、一大批地運送出去。如此一來，原本吃不飽的老百姓們，大家工作得更勞苦了。在強烈的對比之下，老百姓的眼裡難免就有了怨恨之色。閒話、怨言當然也就開始了。日積月累地，就造成社會上的反感心理。諸侯們的這種行為，違背了天理人道，對老百姓不但沒有善盡保護之責，反而加以虐待。只要“流、連、荒、亡”四種現象一出現，政權就要出問題了。今天這些諸侯們的所作所為，真讓人擔心啊！
像隋煬帝出遊揚州，極盡奢靡，老百姓沒有飯吃，他也不管。國君們只要動一動，下面的人就有的忙了，老百姓更是累得慘兮兮的。天怒人怨的結果，只有“好頭顱”被搬家了。
這使我們想到一個明朝的小故事。從前的某些小廟，相當可憐，住在廟裡的小和尚，等於是地方官紳們的僕役，常要聽他們的差使。有的人做了官，衣錦榮歸，事先通知廟裡和尚準備素齋，約了朋友，到山明水秀的廟裡聯歡，吟詩作對。有一次，這些大人先生們，吃罷素齋，悠遊半日，大為讚賞，對和尚說，大家勞碌半生，今天這次清游，一頓素齋，太舒服了。老和尚說，各位大人是舒服了半天，可是我們已經忙碌了三天啦。這就是“勞者弗息”了。
晏子又解釋說，領導人的生活墮落，遂其私慾，像水勢向下流，不知停止，就叫做“流”。違反人情，倒行逆施，如逆水而上，就叫做“連”。時常像野獸那樣衝動，暴發獸性而不加節制，就叫做“荒”。沉溺酒色，永不滿足，就叫做“亡”。這些都是領導人容易犯的錯誤。您景公方才問到，如何才可以比於先王的壯觀。據我所知，先王們是不會有這樣的“流”“連”之樂，也不會有這種“荒”“亡”的行徑的。你自己看看該怎麼辦吧！
齊景公聽了他這番話，非常高興，立即下命令改革政治。同時以身作則，走出深宮內院，接近百姓，訪察民情，並且積極從事地方建設，注意到社會福利。景公將行政工作處理妥當以後，就把兼管國史、文化、禮樂的太師找來，要他在國史上記下這件事，並且為他和晏子這段君臣相得的美事，譜下一段樂章。《征招》、《角招》兩篇樂章，就是由此而來。這樂章中有一句詩，意思是說，我們的國君雖然是慾望大，但是沒有關係，這並沒有錯，因為他擴充他的大慾望，建設了我們這個康樂的社會，正是一位好的國君。
這裡孟子又針對齊宣王愛好享受的心理，藉機啟發他與民同樂，與民共享的精神。這次他運用的是鑒古以觀今的手法，拿齊景公與晏子的對話加以闡述，孟子的用心，可謂良苦。他所講的晏子，是春秋戰國之間的名臣賢相，他留下的嘉言善政很多，大家不妨去讀《晏子春秋》這本書，相信也會獲益不淺。
由齊宣王在雪宮中與孟子的一段對話，又聯想到齊景公與晏子的另一則故事，幾乎和孟子對齊宣王的回答同樣有趣。這個故事簡短而生動，而且更有內涵，並不像孟子的長篇大論。這件事故的資料記載在《晏子春秋》裡。有一年的冬天，連下三天的大雪。齊景公穿了很好的白狐袍子，坐在王宮裡納福，他對晏子說，下了三天的大雪，似乎沒有什麼寒冷的感覺！晏子聽了便說，一個賢明的君主，自己吃飽的時候，應該要想到社會上還有飢餓沒飯吃的人。自己溫暖的時候，更應該想到世上還有沒有衣服穿，受寒凍死的人。齊景公聽到晏子這樣一說，馬上便把身上的狐裘脫了下來，當然他脫下狐裘不是生晏子的氣，他是被晏子說醒了，覺得自己過分享受，忘記了百姓的饑寒，當著晏子有點不好意思。所以齊景公到底還不失為當時的一個好國君，因此也才能使晏子盡忠而直言無隱。可惜孟子碰到的齊宣王，比齊景公要差了些。原先的記述是這樣的：
景公時，雨雪三日。被狐白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饑，溫則知人寒。公乃去裘。
古書上短短五十字的精簡記述，便說明了一個領導人在政治道德的心理行為上，應當如何自處的道理，內涵豐富而精闢。如果用現代話來寫，又要用很多字了。所以講中國文化的復興扎根，實在應當要注意國學的素養，這是刻不容緩的事。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正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 “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 ‘寄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什麼明堂
有一天，齊宣王提出一個問題對孟子說，現在外面有人建議我，要把明堂拆毀，你孟先生對這件事有什麼高見？如一般人所說，把這座不實用的建築拆除掉呢？還是保留下來好呢？
所謂“明堂”，就是“明政教化之堂”，周代初期的建築。也就是天子的廟堂，舉凡祭祀、朝會諸侯、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等，意義重大的活動，當在這裡舉行。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精神表徵，具有崇高的意義和文化的價值。在《禮記》中有一篇，專門記述明堂的建築規格，以及政教活動的內容。以現代觀念而言，它象徵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堡壘，比起法國的凱旋門，美國的自由女神像，乃至丹麥的美人魚等等，不可同日而語，具有特殊的內涵與神聖的精神。
齊宣王所說的這個明堂，是周武王東征時所建的，直到漢朝還存在，後世才逐漸湮滅。當然，它表徵了中國文化，同時象徵了當時中央政府周天子的尊嚴。在齊宣王的心目中，雖然久已不聞尊周的口號，可是還沒有一個諸侯敢明目張膽地提出滅周的主張。齊宣王這時把國家治理得蠻有規模了，在他心理上，不能說沒有取周而代之的野心。拆毀明堂，何嘗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可見他有蔑視和反抗中央周天子的微妙心理。但在孟老夫子面前，又怕碰釘子，不敢開口，於是借口是外面有人傳說。換言之，是民間的輿論如此，借此來試探孟子的意向。否則的話，他假如沒有這個念頭，根本認為不可行，就不必問孟子拆了好呢？還是不拆的好呢？
孟子答覆齊宣王的話，卻也避開正面，不談尊周與否的問題。他只說，這是王者之堂，象徵著王道思想，您如果要想行王政的話，最好不要把明堂毀掉。齊宣王就說，你所說的王政，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對於王道仁政，孟子已經說過好幾次了，而這裡齊宣王還問孟子什麼是王政，這就顯示出齊宣王對孟子的意見，也許是根本沒興趣，從來就沒有專心聽過，所以現在又提出這個問題來。也許孟子所提倡的有關仁政學說，頗受當時社會民間的歡迎，各方予以好評，齊宣王不得不對孟子表示尊敬。也許這時候仁義還有利用的價值，可以披起仁義的外衣，而進行實質上的侵奪兼併，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請教。這也可以說是齊宣王的可憐處。
再反過來看孟子，他也很難堪，他希望推行王道仁政，但屢次被齊宣王在重要關頭，來個太極拳的推手，推得遠遠的。於是他又“打蛇貼棍上”式的，再順著齊宣王的話，接上去，還是推銷他的王道思想。用心之苦，實在苦得也很可憐！他們兩個，雖然互相尊重，而彼此似乎又話不投機。
在這裡，孟子被直接問到王政的本題上去，自然有點興奮了。我們知道，孟子是一直以孔子的學說為標榜。而孔子對於政治，是推崇上古以及文、武、周公的政治風範的。所以孟子就舉出周文王的政績答覆說，以前周文王在歧山發祥之初，走的就是傳統王道精神的政治路線。第一點：“耕者九一”，對農民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賦。
這是古代的土地政策，後世稱作“井田制度”。當時地廣人稀，沒有私人財產制，土地均屬國有，田園都依照方整觀念來劃一。每一田園，在規制上區分“井” 字式，分成九部分，收穫的時候，四周八分，分別歸八戶農民所私有，中間一份公田，收成歸政府，所以說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賦，後世稱此為“井田制度”。其實九分之一的田賦稅收，也只是後世人根據古代資料來講的。究竟實際情形如何？這種制度，歷代學者也有很用心去考證的，但到底還不夠詳細，同時我們不要忘記，當時人口稀少，土地廣大而沒有太多利用和開發。其實在管仲相齊桓公的時期，以及秦孝公時期，中國的經濟制度，早已演變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態了，商鞅只是就當時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也可以說，他師法管仲，訂出一套完整而具體的法制來管理。
在歷史上，秦以後，曾經有不少人嚮往古代的井田制度，更曾經有幾度，意欲恢復它。最顯著的莫如漢朝的王莽，想恢復井田制度，取消私有財產制。當然，王莽並不是因為有高深的政治思想或突出的見地，只是盲目的好古，妄想復古而已，所以沒有成功。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也想走這個路子，因為用人不當，也失敗了。
孟子說到第二點“仁者世祿”，是說當時的政府官職，大多數是世代相襲的。這一點，和我們今天的觀念不同。但在孟子當時，卻不能說他百分之百是錯誤的。因為在那個時代，一直延續這樣的制度。不僅在教育制度上，政治思想上也都是如此，沒有發展出全民教育的觀念，讀書人也都是士大夫的世家世襲的。我們以現在民主思想為基礎，就會批評那是封建思想，甚至斥為封建餘毒。可是我們如果綜合了時間、社會、經濟、政治等等因素，去探討這種制度的精神，則可發現，它的功用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中，可能還是鼓勵人們保護及發揚傳統文化的最好制度。總之，我們論史，應該盡量客觀厚道，就“時”論事。不能純出主觀，以今之所有，笑古之所無；也不能以古之所無，便否認今之所有。
第三點，孟子說到“關市”方面，關卡和互市，也就是現在的關稅和商業市場上的捐稅。這在文王時期是“譏而不征”的。只是派人巡察，看看有沒有非法之物，順便瞭解貨物的議價狀況，並不需要收什麼關稅、交易稅之類。因為在戰國當時，征斂相當繁瑣、嚴苛，常常弄得民不聊生，所以他提出這一點。
再其次，說到周文王時“澤梁無禁”。澤為水澤，梁指山林。廣義地說，就是無論上山下海，包括河川的資源開發，山林資源的開發，都是沒有什麼禁令的。人民在這方面的生產是自由的，但人民也懂得節制，不至於弄到資源枯竭。這裡有一點我們要知道，倒退回去兩千多年看，那時候的社會結構，可以說一切都還在尚未開發的階段。情況和現在不大相同。
在司法方面，孟子指出“罪人不孥”。就是罪不及妻子，個人犯罪個人承當，自己受法律制裁，與家屬無關。這句話在今天的年輕人聽來，覺得沒有什麼道理，因為大家目前所認識的法律，本來就是如此，似乎這句話是多餘的。可是在還沒有推翻清朝以前，中國幾千年來的法律，不像今天民主制度的法治精神。由春秋戰國到清代的幾千年帝制中，有許多情況，都是罪及妻孥，乃至於一人犯罪，可以誅滅九族，全憑當時專制帝王的意思而定。所謂“人主”者，朕即國家，朕即法律，他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他說的話就是最高的法律。在這種情形之下，孟子講這句話，就非同小可了，可以說孟子相當大膽，憑他的浩然正氣而對宣王進諫直言。
接著，孟子又舉出在周朝的王道政治上，社會福利事業的成功，他說：鰥、寡、孤、獨這四種人，是社會上最困苦無依的人。文王當時，凡是仁政愛民的措施，一定先顧及到這些人，使孤苦無依的人優先得到利益。他同時引用了《詩經·小雅· 節南山·正月篇》第十三章，最後兩句“哿以富人，哀此煢獨”來強調窮人的可憐。詩的意思是說，社會上一般衣食無憂的人是沒有什麼問題了，但是有些孤苦伶仃的人還不知道怎麼活下去呢？對這些人，我們必須伸出關切和同情的援手。
孟子說“王政”說到這裡，剛剛才一開頭，還沒有講到正題上去，可是齊宣王似乎已經聽不下去，又打起太極拳來了，插上一句“善哉言乎！”意思是說，你講得好，講得很好。又把“王政”這個正題用太極拳的推手往外一推。可是孟子還是用打蛇貼棍上的辦法說，您既然認為這個道理很好，可是為什麼不去實行呢？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夫斯張，於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金，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寡人好貨
孟子采緊逼盯人的姿態，追問齊宣王，您既然認為很好，為什麼又不實行王政呢？齊宣王答得很妙，他說我有一個毛病，我非常愛好財富。
古代“貨”字的意思和現代的“財”字相同，包括了金錢、物資等等。齊宣王這句答話，在表面上是牛頭不對馬嘴，答非所問，但也很妙。孟子要他優先救濟社會上最困苦的四種人，這當然是要花錢的，而他卻說我愛錢，捨不得花鈔票啦！這就像籃球場上的大國手們，你從後面緊逼盯人，我就來個轉身，擺脫你。奈何孟子還是不放鬆，對他說，這沒有關係呀！周朝的先祖公劉，就是一位好貨的人，而且有詩為證呢！
公劉，據《周紀》說，是棄的後代。棄是唐堯的兄弟，到虞舜時，被封為後稷，有相當偉大的德業，傳到不窋這一代的時候，因政治的衰退，不窋丟了官，就流亡異域，到戎、狄這兩個外族之間的漆沮“自漆沮度渭，取材用”一帶去求發展（漆水源出陝西省同官縣東北大神山，西南流經邠縣至耀縣會沮水。沮水出耀縣北分水嶺）。當傳到公劉的時候，才又振作起來。《詩經·大雅》生民之什的《公劉》篇，就是歌頌這段故事。
孟子又繼續引用《詩經》的記載作補充說明。他說，公劉當年好貨，但能推己及人。他首先教導人民，因地制宜，努力耕作，增加生產。在秋天豐收時，將糧食堆滿在倉庫裡，還有許多糧食放不下時，只好堆積在倉外。另外，製造乾糧，放在橐裡、囊裡，以便人民遷移時，可以隨身攜帶。由於仁心德政的措施，投靠他的百姓愈來愈多，逐漸地便富強起來了。於是他又整軍經武，把老百姓集中起來訓練，等這些都差不多了，才帶了弓箭，裝備著干戈斧鉞等各種武器，浩浩蕩蕩地由漆沮出發，回到他原來的封地豳邑，復興他祖先後稷的舊業。所以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積的米粟和充實豐富的穀倉，出發的人有包裹好的乾糧，如此準備妥善，才向自地進發。周代也就從這時開始，漸漸興盛起來。
所以當齊宣王說他自己好貨時，孟子卻故意裝作不懂地說，您身為一國之君，喜歡財富是應該的。像周朝的先祖——公劉，創建基業時，也是積極地從事經濟發展。如果您也能傚法先人積極進取的精神，從事生產工作，藏富於民的話，如此，齊國得以富強，而百姓得以安居樂業。這不是很好的事嗎？在這裡，可見孟子的誘導教育，以及緊逼盯人的技術，和齊宣王的推拖工夫是同樣高明。
齊宣王的“太極拳”由“好樂”、“好勇”，這裡又段數升高到第三段的“好貨”了。現在讓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好貨的問題。
在中國文化中，有一句話，包括四件事：“聲、色、貨、利”。在歷史上只要帝王好“聲色貨利”，那個社會。國家，沒有不亂的。這四件事，沒有一件是好事，全是壞事。而齊宣王對這四大壞事，沒有不好的，他全都愛好。
後世一些讀書人，讀了《孟子》這一類的書，學了這一派的論調，每提到“聲色貨利”，就視同毒蛇猛獸，像有劇毒一樣的恐懼。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對於聲色貨利，沒有不愛好的。只是對這四件事的慾望，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孟子這裡沒有從心理這一方面發揮，其實人人都是同樣愛好這些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只要擴充這大家都愛好的事，並導之正途，那麼不但對社會無害，而且能收到移風易俗的效果，反而是國家、社會、人民的福利了。我們所謂現代化的第一流強國，正是“聲色貨利”最先進的國家。反之，就是尚在落後，尚未開發中的國家。
從這裡，使我們想起齊桓公，他也有像齊宣王所說的三好。但在當時，他有幸得到一位好幫手管仲，能在當世成大功，後世歷史上成大名。讓我們看看齊桓公與管子對話的記載。
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及，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繼，二。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姊妹有未嫁者，三。管仲曰：惡則惡矣，非其急也。人君惟不愛與不敏，不可耳。不愛則亡眾，不敏則不及事。
齊桓公有一天對管仲說，我這個人，有很不正經、很邪門的三個嗜好，你看多糟糕！怎麼辦？喜歡打獵，常常跑出去玩，有時追捕獵物，玩到天黑了還不肯回來，第二天當然沒有精神理政問事了。這是第一件事。
還有我喜歡喝酒，講究口腹之慾，白天晚上都吃喝個不停。齊桓公好吃，是有名的饕餮，天下所有的美味，他都找來吃。他的一個部下易牙，專以燒一手好菜來侍候他、滿足他。有一天，他吃喝得高興了，對易牙說，天下的美味，我都吃過了，可就沒有吃過人肉，不知道人肉的味道如何。後來齊桓公吃了一碗以前沒有吃過的肉類，問易牙這是什麼肉，易牙說是人肉。原來易牙殺了他自己兒子，來取悅於桓公。因此齊桓公認為易牙很忠心。當然有人說連自己兒子都會殺掉的人，一點仁心都沒有，怎麼談得上“忠”。這是另一段公案，我們暫時不去討論。易牙是壞蛋，歷史早有明證和定評了。但由此可知齊桓公的好吃好喝，到了什麼程度。他自己也對管仲說，這是他的第二件缺德。
他又說，更不幸的，我有比前面兩項，更不乾淨的行為，說起來都難為情，我還喜歡女色。好女色倒是小事，我的同宗姊妹中，還有尚未出嫁的。他的姊妹為什麼不出嫁，這當然是使他最難為情，難以啟齒的話。只說這是他第三項劣行，就意在不言中了，所以他的毛病可真大，比齊宣王嚴重多了。
可是管仲怎麼說呢？他說，你這三個大毛病，的確很不好，壞是壞透了，但對你現在來說，還不是最重的要的事，不一定要立即改正。事實上，管仲明知他一下子改不過來。如果管仲說，要他馬上改，反而會弄僵了。管仲只是說，一個作領袖的人，如果沒有愛心，不愛天下人，智慧反應都不夠敏捷，這才是最大的忌諱。因為沒有愛心，不能“愛民”的話，就不會有群眾和人民擁護他；不夠積極，不能 “勤政”的話，就會政務荒弛。因此，“勤政愛民”，是領導人所最需具備的條件（就是在管仲之後的孟子所說的仁政）。
這是管仲對君主輔助的一個範例。幾千年來直到現在，我們一直都標榜管仲是歷史上的大政治家。他不但是政治思想家，也是實行家，連孔子都很推崇他。現在管仲與齊桓公所談的內容，和齊宣王與孟子之間的談話內容是一樣的。而談話的態度與方法，孟子與管子也差不多一樣。所不同的一點，管子是站在大政治家的立場，作臣道的建議和提醒，針對現實政治的具體做法而言。至於我們這位孟夫子，則更偏重於政治哲學的原則，同時帶著師道的誘導方式，在境界上當然比管仲更高一層，可惜效果上，卻差了許多。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孟子和管仲所遇到的兩個主顧—— 老闆，在人格、個性上，也有許多差異。因此，在歷史上的成就，也就不相大同了。
其次，我們要討論的“聲、色、貨、利”四事，我國歷史文化上，幾千年來，都認為是要不得的壞事。直至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朝以前，大家還是看不起工商業，尤其是看不起商人。過去習慣上所謂的士、農、工、商，商人被列為四民之末，這都是中國文化受這些傳統觀念的影響，致使工商業不發達，科學不進步，而形成中國文化呆滯的一面。
《貨殖列傳》的一斑
中國文化真是如此呆滯醜陋的嗎？我們不必歸罪於什麼理學家、道學家或哪一家上去，只是由於少數讀書人，把觀念搞錯了，把大家的觀念帶到歧路上去。中國文化的本身，並非如此。歷史上，漢代的司馬遷曾經就“貨利”的問題，正式提出來談經濟思想。當時別人都不大注重經濟問題，只有他特別注意，而在《史記》中寫了《貨殖列傳》，成為中國經濟學上的第一篇傳記，也是中國討論經濟哲學思想的好著作。另外，《平准書》也是財政學上的重要資料。
司馬遷看法與眾不同，在當時大家看不起貨利的時候，他卻認為貨利非常重要。他提出來的第一位經濟專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學生子貢。接下來還有很多，現在我們擇要摘錄下他這篇文章，來作個研究。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娩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吵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谷、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栴、梓、姜、桂、金、錫、連、丹砂、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進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匾少。”財匾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大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灣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會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
故曰：“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日：“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文中所述范蠡、子夏等人致富之道，從略。）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致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頃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塚，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謂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裡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轅，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史記》作者司馬遷及其父司馬談，都是比較偏愛黃老道家的學術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寫的《貨殖列傳》，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話，描寫社會到了富強康樂，民主自由的極點，才能真正進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達到老子所說的無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老子前面的一段話，意思是說，比鄰的國家，國界相接，或隔一條路，或隔一條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見，連雞鳴狗吠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而各國的老百姓，都能夠吃得好，營養足；穿得好，沒有穿打補丁的衣服；社會風氣安定，沒有不良分子的騷擾；對自己的事業、職業，都很滿意，各人安守本分。生活在這樣安定快樂的社會中，人人都很滿足，終此一生，都不會去羨慕別人，更不會為了生存，而離鄉背井去外地謀生。
本來老子的說法，在我看來，和儒家大同思想的說法並沒有兩樣，不過老子是對理想境界描寫，儒家的《禮運篇》則是原則的敘述。二者都是根源一脈相承的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如果一定要以表面的文字，把他們硬分為兩派，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曾經聽一位青年人說，現在日子過得好，有了錢，退了休，就該環遊世界一番， “到老死不相往來”，不出國門，活著有什麼意思。出國走走，這是一種很時髦的觀念，而且也可增廣見聞，但對於老子這句話的反駁，則似有斷章取義之嫌。先從近處說起，就在台灣的山區或農林中，還是有一些人，不但沒有到過台北，甚至連他居處的縣治所在地也沒有去過，一生沒有離開家鄉一步，但因生活過得安定快樂，臨終之時，心中了無遺憾。而現代許多曾經環遊過世界的人，在他臨終之際，或對後代子孫，或對國家社會，或對他自己的一些事情，還是很不放心，帶著滿腔的無奈而去。
也還有人說，至美國、或到歐洲，去求學深造，或發展事業又有什麼不好？為什麼要“至老死不相往來”？這也是忘記了這句話前面的“至治之極”，以及接下去的描寫。我們要反過來問一句，假如我們今天成為世界上經濟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準最高，科技最發達，軍事力量最強大，社會也最安定的國家，那麼你還會想到外國去求深造，求發展嗎？再進一步說，全世界，全人類，每個社會都達到了這個水準，那麼又有誰不願安安穩穩在自己家鄉努力，反而到處奔波勞苦，替別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現代的澳洲人，位於南半球，一般人過著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國跑了。不過，在現代也有一種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現象。那是南北韓之間的三十八度線；東西德的圍牆；我們與大陸之間的一衣帶水。由此可見，想要達到“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類，都富強康樂了，才能達到這個美好的境界。
歷史社會演變的趨勢
所以司馬遷說，人類最好往這種美好的理想去努力。但是近代（司馬遷當時的近代），一般人都只圖聲色耳目的享受。、已經不可能達到那麼高的境界了。
接著他又發表他史家立場的意見說，神農以前的情形怎樣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像《詩經》、《書經》這些書上所記載的事跡、自虞、夏兩代以後，由於社會的演進，人們都偏好物質生活的享受，喜歡追求聲色之娛，以及口腹之慾。身安逸樂而汲汲名利，人人都如此，沒有什麼稀奇。這種風俗的演變，不是一天形成的。自從虞夏時代開始，就逐漸轉變成近代這個樣子。社會風氣到了這一步，你即使以最高的哲理，挨家逐戶地去勸他們，放下物慾，尋求精神生活的趨脫，也是沒有用的。
因此，自上古以來，最高明的為政方法是“因之”。依著百姓的本質和稟賦，在立法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們引到好的方向。
如果這樣行不通，退而求其次，順著他們的興趣嗜好，針對他們重視現實的心理，“利道之”，以利為引導，導致他們走到良善的路上。
“其次教誨之”，如果還是不能，於是用再次一等的方法，也就是用比較強硬一點的方法，教育他們，告訴他們，什麼是對的，是應該的，什麼是不對的，是不可以做的。
如果仍然沒有效果，這就只好用更次等的方法，“整齊之”，以法令來糾正了。糾正不了的話，等而下之，“與民爭利”，和百姓對立相爭。
從這套理論來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等而之下，在與民爭利之中。達爾文的進化論“物競天擇”，也同樣認為人類文化，是在競爭當中發展的。
司馬遷這幾句話，把人類社會演變的程度，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超勢，全都說完了。我們無論研究政治、哲學，或者經濟、歷史，對司馬遷這裡所說，和孔子《禮記·禮運篇》的敘述，互相參合研究，便可成為一部中國文化歷史演進哲學的專書。
其次，司馬遷舉出當時中國所發現的資源情形，也相當富饒，很有利用價值的。但是現在我們新發現的資源，在質與量上都增加了許多，在這裡不作詳細的介紹了，且看他對於物資利用的觀點。
“待農而食之”，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許多資源技術還沒發掘，社會經濟的必然趨勢，當然是要依賴農業生產，才有飯吃。“虞而出之”，還要開發山林和畜牧的資源。“工而成之”，然後將農林、畜牧的產品加工製造。“商而通之”，最後，再由商業的經營，來流通農林畜牧和工業的產品，於是才能達到有無相濟，各獲所需，不虞匱乏的地步。
接著他又說，這種經濟形態的發展，是順著人類社會的需要，而自然演變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並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規定而來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發展出來的。所以每個人都是各盡自己的能力，換取自己的需要。
在商業的經營上，是“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也就是中國商業一句傳統的成語——“賤物不可丟，貴物不可收。”一樣貨品，價錢跌了，不要賠本賣掉。儲存在那裡，將來一定回漲，甚至還可以加工製造，再賣出去，很可能還會賺大錢。一樣東西漲價了，貴了許多，千萬不要一窩風地跟著去買，因為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跌價。所以，“賤價不賣，貴不買”。
“各勸其業，樂其事”。各人安於本分，敬業樂群。這種趨勢，像江河的水往下流一樣，是很自然的發展，用不著特地訂立法令規章，自然而然就來了。一切物資的生產分配，也用不著刻意去營謀，社會上自然會有妥善的調配。這不就是老子 “自然”之道嗎？
接著他又引據《書經》上的話，強調農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這些來自農林、畜牧，以及工商業的產品，是富國富家的基礎。雖然各地的氣候、土壤、人力不同，資源的儲藏與開發也不一樣，但經營得好就富足，經營不好就貧窮。上天是不會厚此薄彼的。
像齊國的姜太公初被封到營丘時，那裡靠海邊，土裡的鹽份很重，老百姓很少。當地的土質根本就無法耕種，簡直無飯可吃。可是姜太公不為地理環境所困，他教導婦女發展手工業。直到現代，山東煙台一帶的刺繡、抽絲等工業還是很有名的。在台灣具有這種技術的人，也在生產從事外銷，可能就是從古老的姜太公時代所流傳發展下來的。除此之外，他又設法開發鹽業和漁業，外銷他國。齊國就此繁榮富庶起來，“冠帶衣履天下”，各國聞風相望，連服飾都以模仿齊國為時尚。不論是靠山或臨海的國家，都希望能到齊國去見識見識，一如今天世界各國的人，一窩風地往美國跑一樣。
後來齊國到了中葉，國力曾經一度衰落，直到齊桓公的時代，用了現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經濟政治為主，並以經商出名的管仲為輔相，把齊國的國勢再度復興起來。他設立了九個有關財經的行政機構，設置掌財務的官員，行“輕重法”，而使齊桓公完成他的霸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個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歸” 建築，愛好豪華，也相當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國君近於朋友的關係，財富可和其他諸國的國君相比擬。可是他使得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的時代。
經濟、文化、道德的連鎖關係
司馬遷引《周書》的話，並舉出齊國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說明經濟財富對政治功業的重要以後，又引用“倉凜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兩句名言，討論財富和德業的關係，提出“禮生於有而廢於無”的主張。因為禮節、仁義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與財富為基礎的。一個君子富有了，就更樂於行善積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財富，也就安守本分，不會作奸犯科。接著他又把財富比作高山大澤，把品德比作山澤間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魚，山高了，各種獸類自然繁殖其中。溝裡水淺是養不活魚的；小山也隱藏保護不了大的獸類。換句話說，貧窮就難有高超的道德修養，也難做出對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財富，才能發揮出仁心義行。一個人有了錢，如果再得權勢，就更容易彰顯善舉。反之，既無勢力，又無錢財的他鄉遊子，自身難保，更何況其他。這是對有文化根基的中國而言，在文化低落的邊疆來說，財富對德性的影響就更嚴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的，都是為了一個“利”字。不論千乘之國，或者萬戶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們都一個個唯恐受到貧窮的困擾，更何況一般老百姓！
接著，他又繼續舉出范蠡、子貢、猗頓、卓氏、程鄭、宛孔氏、師史、任氏等十幾位歷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對國家社會的影響，來強調財富和德業事功的關係。同時他強調說，所舉的這些人，還只是少數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繼承祖業，或世襲俸祿而來，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經營，把握了時機，去規規矩矩地發展，以最平實的方法來賺錢，而以最高明的原則來守成。至於其他，以發展農林工商而富可傾城的，或者富甲一縣，或者稱富鄉里的，這些就多得數不清了。
結論說，靠自己的勞力，從小生意做起，一點點積蓄起來，這是謀生發財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發大財也要靠機運。同時司馬遷又強調，發大財，還要有頭腦，譬如用兵，要出奇制勝。於是他陳列出一些歷史資料說，像秦揚這個人，以種田起家，他的財富居然蓋過了一州，等於現在富過一省。照理說，挖人家的墳墓，偷盜葬物，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這樣起來的；賭博說起來也是壞事情，但桓發卻因此致富；至於行賈，類似我們現在所說跑單幫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業，而雍樂成由此起家；賣油脂，當然也是低賤的行業，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這個行業中，聚積了上千金的財產；叫賣漿湯、油條，是小生意，但張氏以此賺了千萬的資財；磨刀，可以說是最簡單的技術，但郅氏以磨刀聞名，人人找他磨，到後來發了大財，養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飯來都是鼎食，氣派大得很；賣豬肉乾、牛肉乾，也只是小本生意，濁氏卻因此發財，養了幾十匹馬。在現代說，就是擁有幾十輛汽車了。還有馬醫，古代醫生的社會地位不像現在這麼高，獸醫更是如此。可是有一個獸醫張裡，家裡開飯的時候還要敲鐘，可見其富庶的程度。以上這些都是因為專精一業，勤奮努力而來的。
最後他的結論說：從這些事實看來，致富並沒有什麼一定的行業，財富也不是說一定永遠屬於誰的。有能力的人自然會發財，懶惰的人就是站不起來。富有了自然就顯貴。一個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於巨萬富翁，就和王侯一樣享受。這不是上天所賜，也不是祖宗所給，都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
他這篇文章裡，介紹那些商業鉅子和大富翁的妙論很多。談到好貨的心理時，曾經舉出，像秦始皇這位暴君，對於財富也很重視。當時在四川有一個名字叫“清” 的寡婦，擁有大量的丹砂礦，富有得不得了，秦始皇還特別邀請她到咸陽，待以上賓之禮。同時為她建築了一座“女懷清台”。由此可見財富的重要。不但個人如此，他也說到，國家非財富不能強盛，社會非財富不能繁榮。
我們看了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的議論，再來看看明人馮夢龍的一段小文，相互比對，倒是別有一番興味：
人生於財，死於財，榮辱於財。無錢對菊，彭澤今（陶淵明）亦當敗興。倘孔子絕糧而死，還稱大聖人否？無怪乎世俗之營營矣。
究竟人壽幾何！一生吃著，亦自有限。到散場時，毫釐持不去。只落得子孫爭嚷多，眼淚少。死而無知，真是枉卻；如其有知，懊悔又不知如何也。吾蘇陸念先應徐少宰記室聘，比就館，絕不作一字。徐無如何，乃為道地游塞上，抵大帥某，以三十錳為壽，既去戟門，陳對金大慟曰：以汝故獲禍者多矣，吾何用汝為！即投之澗水中。人笑其癡，孰知正為癡人說法乎。
寡人好色
再來看齊宣王講到好貨時，孟子不朝這一方面多作發揮，只是又把重點引向了王道仁政。其實在孟子之前的管仲的思想與理論，乃至在孟子之後的司馬遷的思想與理論，孟子都瞭解，不過他不講，不走這個路，而始終誘導人君們向“道德”這個方向走，這就是聖人之為聖人也。他告訴齊宣王，你好貨沒有關係，只要擴充你好貨的境界，做到了“藏富於民”，這不是很好嗎？其實，他這句話的內涵，已經包括了比他遲生四百年的司馬遷一篇《貨殖列傳》的精義了。可惜的是，齊宣王聽不懂，這一句話頭，無法接受。
這時候，齊宣王的下一招又來了，剛才一招沒有推成功，他再來一個太極拳的 “野馬分鬃”。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歧下。是及姜女，幸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齊宣王說，孟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不只愛財，我還有一個大毛病，我好色。孟子說，不要緊，好色有什麼關係。他又提出周朝的太王——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的事跡，他也有好色的檔案，在《詩經·大雅·綿之篇》裡就有記載，當年太王為了躲避狄人的攻擊，要遷往歧山，通宵整理行裝。第二天一早，騎馬出發，沿著漆水、沮水，到了歧山的下面。帶著他喜愛的外國太太姜女，到這裡察看未來定居的地方。在那個時候，大王的國境之內，家家戶戶都是成雙成對的，沒有嫁不出去、找不到丈夫的怨女，也沒有娶不到太太的曠男。每一個家庭，都幸福圓滿。現在你齊宣王好色，有什麼關係，只要和大王一樣，把你好色的心理，擴而充之，使全國百姓都能有美滿的家庭生活，這豈非是大好事！你怎麼還耿耿於懷呢？
這時我們必須瞭解一件事，周朝七百多年的天下，誠然是肇基於太王在西歧的仁心德政，而後才有武王伐紂的成功，同時在文化方面也發展出燦爛的成果。周朝的根基，扎得很深遠，很鞏固，如果我們以嚴謹的治學態度，窮本探源的話，那就還要追溯到公劉遷自的生聚經營。自公劉又傳了九世，到大王——古公亶父的手裡，因避狄亂而遷到西歧，於流離播遷之際，又以百姓的宜室直家為要務，奠下了穩固的政基。
因此，我們也可說，公劉開始了周代後來的工業，而太王更為這已開始的工業，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如果拿建築作比方的話，公劉就好比一個墾荒者，開拓出一塊建地。而太王則是架地梁、築地基的人。文王、武王則負責蓋起了這棟美輪美奐、堅固耐用的巍巍大廈。所以對於周朝，對於後世幾千年來直到今天的中國文化，公劉與太王都有很大的貢獻。他們不但在政治上、私生活上，乃至其他方面，也都有很好的德性，並不像一般只顧個人私慾的庸主。孟子在此舉他們為例，而談好貨好色，只是一種權巧方便，借此誘導宣王向他們的功勳德業看齊而已。
眼看孟子被宣王的一招“野馬分鬃”，又推於千里之外，可憐兮兮的。但齊宣王這一招，又被孟子破了，推也推不開，又落了下風。而且，齊宣王也不是什麼好色的人，為了逃避孟子，而硬把自己說成是好色之徒，這也是他的可憐之處。
奈何後世的人，讀了這段書，發生了誤解，以為太王和齊宣王真是好色之徒。乃至一般好冶遊的人，往往引齊宣王這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話來自我解嘲，這真文過飾非了。
其次，有一點要附帶聲明的。諸位看了孟子引用的這段《詩經》，或許以為太王專寵了一位妃子。其實不然，因為在夏、商以前，並沒有分別后妃的明文規定。國君的太太，都稱作妃。所以黃帝、帝嚳都有四個妃，而不見有後。一直到了周朝，武王平定天下以後，才確立制度，天子立後，正嫡稱後，其他的叫做妃。所以孟子這裡所說的“大王好色愛厥妃”，不能視為他冷落元配，而專寵一個姨太太。
丑與美
剛才說過，齊宣王的好色，不一定是真的，他只是用“好色”來打太極拳，企圖把孟子推開。事實上他娶了一位歷史上最著名的醜女人作夫人，如果他真的好色，怎麼會娶那麼難看的女人？這五女人就是我們常聽說的“無鹽”。其實無鹽不是她的名字，而是一個地名，她是在這個地方的人。她複姓鍾離，單名春，用現在南方習慣的叫法，應該叫她“阿春”。這位阿春丑到什麼程度呢？依照書上的記載，可真有得看的了。她的前額突出，而且特別寬，當然就形成了倒三角臉。眼睛深陷下去，鼻樑又長得很高，倒似乎有點像現代的西方人。但那時代西方人還沒有來到中國，這深目高鼻的樣子，在人們的視覺上就很不習慣，太彆扭了。還有，一個女人家，居然長了個大大的喉結，鼓鼓地突出來。很可能還缺乏碘質，脖子特別粗大，衣領都包不祝背又是駝的，手指特別長，腳也特別大，頭髮又黃又亂，像秋天的一堆枯草，皮膚像黑漆似的。假如把這些特徵畫出來，可真是不堪入目。當然，這副長相是嫁不出去的，當她四十多歲的時候，還是“小姑居處尚無郎”哩！
一天，齊宣王在他曾經問孟子“賢者亦有此樂乎”的雪宮裡，大擺筵席，招待天下的美小姐們，正在興高采烈地飲酒作樂時，我們這位奇醜無比的阿春小姐，穿了一身又髒又破的衣服，來到了雪宮，求見齊宣王。宮門口的警衛們看到她又醜、又髒、又破，當然伸手一把攔住，不讓她闖進去。她卻理直氣壯地說要見齊宣王。雪宮的衛隊長看見她這副樣子，居然要求見齊宣王，也許覺得又好氣，又好笑，蠻好玩的。同時，因為太違反常情了，也許真的是什麼異人，也不敢怠慢，原原本本，去報告了齊宣王。齊宣王聽到報告，也感到奇怪，正是雪宮裡美女如雲的時候，一個醜女子求見，總該不會來賽美的，於是也好奇地召見了她。見面後，齊宣王問她，你一普通老百姓的婦道人家，今天要來見我，難道你有什麼了不起的大本領嗎？你到底有什麼與眾不同的本事呢？阿春說她會打啞謎。於是齊宣王要她打一個啞謎給大家猜猜。阿春就做了九個動作，把眉毛眼睛斜斜地向上一翻；咧開厚嘴唇，露出一排凹凸不平的牙齒；舉起一隻手指與手掌長度不相稱的手，另一隻手拍拍自己的膝蓋。做了這麼些個怪異的動作，可以說丑上加丑。她還問齊宣王，懂不懂她這幾個動作所表示的是什麼意思。齊宣王當然不懂。
於是阿春解釋說，我翻眼睛，是告訴你敵國快要打來了，你危險得很；露牙齒，是告訴你，左右大臣都要不得，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齒！她又建議齊宣王不要用王驩、騶衍這班人。她最後說，你好色是要不得的，你應該娶我，表示你好德不好色，而且我非正宮娘娘不幹。奇怪的是齊宣王果然娶了她，並且封她為無鹽君。這是很尊貴的封號，像當時的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等等，都是不得了的人物。阿春雖然反對騶衍這一派的人，但卻尊敬孟子。總之，從這段丑夫人的記載可以證明，齊宣王並不好色。他自稱好色，只不過是和孟子打太極拳使用的招術而已。
在我們中國歷史文化上，素來是反對好色的，但很妙的是，卻允許帝王好色，三宮六院，甚至更多也無妨，愈多愈好，而且建立制度規章，法令也明文規定。儒家講了幾千年的不可好色，但卻沒有改變了哪一個帝王這種好色的生活。想來帝王也是教化之民吧？英明的帝王好色，美色只是生活的點綴，並不會影響他的事功。差等的皇帝，一沉迷美色，就昏天黑地去了，亡國滅家在所難免。
色字詩話的插曲
講到歷代帝王好色的故事，只要從古代的詩詞中，就可以看到很多，如果把這些詩詞集中起來，一一加以闡述、討論一番，又可以編輯成有關這方面的詩話了。我們僅僅隨意舉幾個例子來研究。
唐末的詩人李山甫題《石頭城》那一首七律說：“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豈自由。試問繁華何處有？麗莎煙草石城秋。”這是李山甫在南京，有感於南北朝時代，在此立都，沉迷歌舞女色而亡國的名詩。詩的大概意思是說，南朝的皇帝們差不多都是戰場上打下來的江山，辛苦多年，流血拚命所爭取到手的，結果卻為了幾場歌舞，轉手讓人。
像遠古的堯舜，以道德垂拱，結果天下太平，人心歸向。而秦始皇以武力統一了天下，又繼之以嚴刑峻法，結果卻不足以保妻子。所謂“南朝金粉”，當時這座帝王都城，在風流皇帝的奢靡下，不知是何等風光！而今，往日的榮華安在？擺在眼前的，就是這座石頭城上的荒草，在細雨之中，搖曳在秋風裡。
這首詩委婉地寫出了南朝帝王好色的後果，也提到堯的聖德。後來宋太祖看見了這首詩，叫大臣寫下來，在宮廷立了一個碑，希望後代子孫看到這首詩，能夠有所警惕。但是到了徽宗，仍然走進了這座窄門。
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經常在討論好色與政治的問題，自然就涉及到一些美人。如西施、王昭君、楊貴妃等等，為數很多。其中有人是譴責她們的，也有為她們叫屈的。幾千年來，一直在爭論不休，不曾得到定論。
有關王昭君案外的評語
像清代劉獻廷詠王昭君的詩說：“漢主曾聞殺畫師，畫師何足定妍嗤。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漢元帝時，宮廷中設有畫師，把宮女們的像，畫給皇帝去選擇，以便召幸。當時的畫師毛延壽沒有把美麗的王昭君畫好，以致她未得到寵幸，而被送給外國人了。漢元帝因此非常生氣，把那名畫師毛延壽殺了。殺掉毛延壽的傳說，可靠性不大，因為後人為昭君抱不平，就都想把毛延壽殺掉。
這首詩是說，一個畫師怎麼能夠評斷出一個人的美醜？個人的審美觀點，本來就不完全相同的，後宮裡的美女，像王昭君這等姿色的，可能還多的是，只因為昭君要嫁到外國，臨行前向皇帝辭別時，才被元帝發現了她的美。至於那些始終沒被皇帝發現，白頭宮中的美女，還不知道有多少呢。表面看來這是為毛延壽喊冤的詩，其實也是對歷史評論的反駁。主要寓意，則是對古代帝王后宮美女太多的一種評責。
昭君出塞的這段史實，不知博得多少人的同聲一歎，感歎著紅顏薄命的悲涼。另外一首詠王昭君的詩，則有不同的論調，另持一種觀點，也是明代詩人的名詩： “將軍杖鉞妾和番，一樣承恩出玉關。死戰生留俱為國，敢將薄命怨紅顏。”
這首詩以王昭君的口吻說，將軍戰士們出關，是拿了兵器打仗；而我王昭君一個弱女子出關去，是遵奉國家的外交政策，通婚和番，嫁給外族人，以謀國家安寧，同樣都是奉了國家的命令，遠出塞外。多少戰士們在國外戰死了；而我，身負和平使命，必須活著留下來。死者生者，都是為了國家。如今我這個弱女子，雖然遠離故土，到那蠻荒的塞外，終此一生，又哪敢怨歎呢？他這一首詩，把王昭君對國家的忠義之情，推崇得就高了。昭君地下有知的話，不知作何感想！
唐代和番政策的感傷
另外，在唐代也發生過類似的故事。中國西北邊疆的回紇、突厥等，在漢唐兩代的時候，經常在邊界上鬧事出問題。而漢唐兩代，對邊防外族的確是沒什麼高明的辦法。唯一省事的辦法，是靠女人來安撫。漢唐兩代，是我們聲威最盛的時期，可是外交政策上卻走女人和番的路線。對大漢天威而言，不能說不是一項污損。如果站在中國婦女的立場來寫歷史，應該說漢、唐兩代外交上的輝煌史跡，大多是靠女性掙來的。因此清人劉獻廷有詩感歎說：“敢惜妾身歸異國，漢家長策在和番。”
唐大歷四年，回紇很強，向中國要求通婚，要一個公主嫁給他。當然，皇帝不願把自己的女兒嫁到回紇，於是在後宮中挑選了一名宮女，封為崇徽公主，嫁到回紇去。當出嫁行列經過山西汾州，即將出關的時候，崇徽公主懷著滿腔的怨恨，無奈又絕望地伏靠在關口的石壁上，真是淒淒又側側。然而，無奈歸無奈，絕望歸絕望，最後只得狠下心來，盡力一推，把自己推向那無邊的塞外，真是一推成永別。美人含悲而去，石壁上則留下了她手掌的痕跡，後來有人在此，立了一座崇徽公主手痕碑，記述這件事情。
詩人李山甫經過這裡的時候，就寫了這樣一首詩：“一掐纖痕更不收，翠微蒼蘚幾經秋？誰陳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兒為國羞。寒雨洗來香已盡，澹煙籠著恨長留。可憐汾水知人意，旁與吞聲未忍休。”留有崇徽公主手痕的石壁，長滿了苔蘚，經歷了無數的春秋。究竟是誰想出這種以女子和番的辦法？我們這些保國有責的男子漢，看到這種事情，不禁要為國家的聲威而感到羞恥。這名女子為國犧牲的事跡，雖然像山上的花香一樣，隨著寒雨而逝，被人們淡忘了。可是那滿含著幽怨隱恨的手痕，卻仍然籠罩在煙雲中。這汾河裡的水，似乎也通曉人意，仍然伴著這石上的痕跡，嗚咽地流著。
前面說到李山甫悲南朝那些風流皇帝的詩，有多少興亡慨歎！同在唐代，名詩人韋莊的七律詠南國英雄，也是令人吟後蕩氣迴腸，唏噓不已的。他的詩說：“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興亡自此中。有國有家皆是夢，為龍為虎亦成空。殘花舊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吊謝公。畢竟霸圖何物在，石麒麟沒臥秋風。”他感歎南朝各國的幾十個帝王英雄，互相爭奪，此起彼落，不但國與國爭，姓與姓鬥，甚至骨肉相殘。雖然強者一時得勢，不久又可能被人踩到腳底。到頭來，國也好，家也好，權也好，勢也好，都不過是一場幻夢。所謂“南朝金粉”，由這句話，我們可以想見當時繁華的盛況。但也只是“想見”而已，不但是現在無眾目睹，就是距離那個時代很近的韋莊，也只見到殘花舊苑、落日青山而已。表志功業的石麒麟，早已湮沒在秋風荒野之中，徒然使人悲吊那江令、謝公。試問當年的霸業，又留下了什麼呢？這是人生的感慨，亂世的悲歎！也是站在另一角度的政治哲理吧！這似乎是對只求現實權力者的一種告誡。其實看歷史文化，也不必如此的悲歎。宋代謝濤一首《夢中詠史》吟得好：“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洽生民。”現實的權勢過後必然落空，而一種正確的文化思想，如周公孔子的仁義之道，則是千古不變的。
從這些正面反面的詩史，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文化的政治哲學。我常常告訴這一輩的青年人，如果不深入中國的詩詞，就無法瞭解中國文化的哲學思想。因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形態與結構不一樣，中國文化的文學與哲學是分不開的，中國文化的詩詞裡往往都含有哲學思想，而高深的哲學思想也往往以優美的文字來表達，尤其喜歡透過有節奏、有旋律、有音韻美的詩詞來陳述。
這些有關“好色”的正反兩面的文哲思想，頗為有趣。同時也看到，在歷史上和女人有關的政治資料，以及各種不同的見解。
楊貴妃的翻案語
順便，我們再看看有名的楊貴妃。歷史上說，由於唐明皇的好色，引起了安祿山之亂，因此部隊發生了兵變，把唐明皇所喜歡的楊貴妃，活活吊死在馬鬼坡。後世有許多詩文罵楊貴妃，也有許多詩文為楊貴妃叫冤。在唐明皇之後，那位喜歡吃喝玩樂，說他自己打球的技巧可以考狀元的僖宗皇帝，為了避黃巢之亂，逃到四川，經過了當年唐明皇避安祿山之亂，吊死楊貴妃的馬鬼坡。於是就有人在馬鬼坡的驛館題了一首詩道：“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也有人傳說這首詩是羅隱作的。他詠歎說，馬鬼坡的楊柳樹，和以前一樣，正是詩情畫意的時候。唐朝的末代皇帝僖宗，又是為了逃難遠離宮城，路過此地。玄宗地下有知的話，應該會說，你們這一次出的亂子，再也不會推到我那位楊太妃身上來了吧！（唐玄宗小名阿蠻）這是為貴妃所作翻案文章中最精彩、最有趣的一首詩。
再說寡人好色的公案
我從前讀《史記》讀到《越世家》的時候，有所感觸，曾寫下這樣的一首七言絕句：“玉顏不意自成名，當日那知事重輕。存越亡吳論功罪，妾身恩怨未分明。” 歷史上的美人不少，而被議論得最多的，乃至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出現最多的，恐怕是西施了。她之所以在幾千年後，還有這許多人研究她，討論她，批評她，歌頌她，扮演她，除了歸之於“命運”外，恐怕很難有更好的理由了。其實她自己不過是諸暨鄉芒羅村裡，一個以賣柴為生的樵夫的女兒。可能是因為常常挨餓，罹患了胃病，就常常捫住胸口，皺起眉頭。那樣子也怪惹人憐愛的。鄉下人嘛，在村裡村外走動的，看到她那嬌弱的樣子，和一般粗野的村姑大不相同。男孩子都認為她很美，別的女孩子也跟她學起來，於是名聲就傳出去了。這時越國被吳國打敗了，帶了僅僅五千人。困在會稽這個小地方。為了找美女獻到吳國去求和，地方小，人口少，西施就被負責選美的范蠡選上了，把她送到吳國去。在她當時，只知道去侍奉一個外國人，可以多得一些賞錢，孝養她的父親，哪裡知道這許多國家大事的重要性。後來越王勾踐滅了吳王夫差，報了仇。站在勾踐一邊的說她好，而為吳國說話的則罵她是罪人。直到現在，她在歷史上的恩怨是非，還沒有定論。
其實不論是功是過，都是後世的人，借用了她這一個出身山村美人的遭遇，來發揮自己對歷史的政治哲學觀點，或者抒發自己的一些感觸而已。對於西施沒有多大的關係。當我寫出上面這首詩時，我的兒子說，好像曾經看過古人有同樣的句子，但是出自哪裡，一時找不出來。所以在此特別聲明，“書有未曾經我讀”，有些與古偶合，事非得已。不然，被別人發現了，還以為我犯了偷詩的盜竊罪呢。
像上面這類的詩文很多，雖然大家會喜歡這一類文學作品，但這裡到底是研究《孟子》這本書，如果反賓為主，再繼續引出這類詩詞來討論，那就有太過好色之嫌了。（一笑）就此打住。
人事行政
我們討論到正題上來。孟子和齊宣王之間，“打太極拳”也好，“打籃球”也好，兩個人推來推去，看來蠻好玩，也都蠻可憐。但齊宣王始終很尊重孟子，儘管他不接受孟子的意見施行王道，自然他有他不得已的苦衷。而孟子也真的看中了齊宣王，其實齊宣王也真是蠻可愛的。在戰國時代的各國諸侯中，講實在話，齊宣王是比較好的一個。
現在，孟子和齊宣王兩個人推了半天，都推不出一個明堂來，於是孟子改變拳路，拿出大洪拳，硬碰上去。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上。之何？” 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有一天，孟子對齊宣王說，假定你齊宣王的部下中，有一位大臣，把自己的妻子兒女，托給一位朋友照顧，自己到楚國去訪問，等到他出國回來的時候，妻子兒女都已經凍死餓死了。像這樣的朋友該怎麼辦呢？
齊宣王說，對於這樣的朋友，很簡單，不理他。孟子又說，如果你下面的執法官員，沒有好好盡職做事，那你怎麼辦？齊宣王說，那只有免了他的職位。孟子於是緊跟著問，那麼一個國家的不安定，這個責任問題怎麼辦？齊宣王被他這麼一來，大洪拳的打法太硬，吃不消了，只好不理他，隨便找個其他的話題，岔過去。齊宣王此時好像和孟子下象棋，被將了一軍，進退兩難，下不了台了。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曰：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通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回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孟子將了一軍之後，接著就使出柔道，乃至西洋拳擊，硬拚硬打的都上場了。這個時候，大概孟子也看出苗頭不對，準備收拾行李要走路了。（這是孟子第一次離開齊國。）所以又一次對齊宣王說：
所謂歷史悠久的國家，不是指年代的久遠，而是指文化根基的深厚，因此，參天的古木，不足以代表文化故國的氣息。兼備功勳德業的世臣，才是一個文化故國的精神表率。現在您不但沒有這一類的大臣，就是連真心忠於您，親近您，而值得信任的臣子也沒有。過去有人推薦了人才給您，雖然您也立即錄用，可是過不了兩天，把這個人的名字都忘記了，甚至於他因不被重用，悄悄離開了您，您都不知道。這怎麼可以？
實際上，齊宣王最大的毛病，在於他不能真心信任臣下。後來他的兒子——齊湣王繼位，變本加厲，更不能全心全意信任重臣。蘇秦的弟弟蘇代看出了他的弱點，報告了燕昭王，於是燕國打敗了齊國，使齊國一蹶不振，幾乎至於亡國。這一次，齊宣王很可能被孟子上一次大洪拳式的談話，打得太厲害，答不出話來以後，齊宣王把他冷落在一旁，兩人可能很久沒有見面了。
齊宣王聽孟子這麼說，也只好敷衍地問，我下面那麼多人，我怎麼知道誰不好，應該免了他，不用他呢？我實在無法考核啊！孟子說，用人本來是有人事制度，可按照制度辦理的，但是真遇到人才的話，就不要拘泥成規，應該越級撥用，使得不盡其才。接著孟子就對人事考核的幾項原則，作個解說。
這個原則，孔子也曾經提到，在《論語》中有過記載。孟子的觀點和他完全一樣。他說有一個人，如果您左右的人都說他好，您不可以因此認為他好；您的高級幹部們也說他好，您還是不可以認為他就真好；即使全國的人都說他好，您還是要慎重，加以考察，考察的結果，發現他真的很好，然後再用他。相反地，對於不好的人，也要這樣一一查詢，再經過仔細的審核，發現了他的確很壞，實在可惡，然後才可以不用他。這樣，即使您下命令殺了這個犯罪的人，也等於是全國的人要殺他的，誰也不會怨恨您。要做到了這個樣子，然後才可以為民父母。
其實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把全國老百姓，當作自己的子弟，予以教養愛護，使他們安居樂業，這就是老百姓最好的父母官。後世的人怕得罪帝王，而說地方官為民父母，就是脫胎於此，演變而來。
現在我們再次深入研究這段文章，這章書，是孟子在齊梁之間自己的筆記，至少也是門人記錄，或者經過他自己看過、核定過的。可是這一段的內容，好像是凌空而來，與前後文的內容都不相銜接，沒有關連。據我研究的看法，孟子和齊宣王兩個人，一路打“太極拳”玩推手，推來推去，推到最後，孟子忍不住，突然猛擊一拳，“跆拳”都上了。“跆拳”一上，齊宣王被打怕了，乾脆不和孟子見面。
隔了一段時間，孟子有一天硬是軋一腳進去。見了面，孟子又改變拳路，來一套“形意拳”，罵他一頓。這就是上面的一段話。這一段的開場白等於說，你請了客人來，又不請他入席，這怎麼可以呢？當然孟子不好意思說自己是聖人，只說他請來的人，如果悄悄地離開，他都會不知道。而齊宣王對他的答覆——並不問有哪一位聖人賢人我沒有用他，只說：“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我怎麼知道誰是飯桶而教他走路呢？這句話使得身為貴賓的孟子，聽來很是難堪。孟子自己知道，很難在齊國再待下去了，可能很快就要走路了。所以才有“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不可”、“國人皆曰可殺”這三段話。因為孟子前面的“士師不能治士”和 “四境之內不治”這兩句話，把齊宣王和大臣們都罵進去了。這一拳是打得很重的。
可見這時，齊宣王左右，反對孟子的人很多，甚至可以懷疑，包括稷下先生們，以及推行合縱計劃的，如蘇秦方面的人，甚至孟嘗君的門下客，都可能從中搗鬼。從孟子強調“國人皆曰可殺”的話，可見他們攻擊孟子，幾乎到了非去之而不甘心的程度。千古以來，政治上的傾軋，都是如此。小人與小人之爭，是為了權勢利害；君子與君之爭，則是為了思想意見不同。歷史的成敗關鍵，往往就種因於此。古今中外，都跳不出這個圈子，深為可歎！
高明柔克
說到這裡，又使人想起清初乾隆時代的重臣孫嘉塗一篇奏議，也就是後人稱為《三習一弊疏》的大文章。後來曾國藩到了功成名遂，威望足以震主的時候，他從實際人生的經驗中瞻顧上下左右，忽然想到了這篇文章，極為主張大家去細讀。一方面是對湘軍中如他的兄弟曾國荃等將領而發，一方面也是希望清廷能夠警覺，不要生起疑忌之心。
其實，任何一個事業的主腦人物，到了功成名就的時候，都可能有這種情形發生。無論是政治財經上的領導人物，或工商業的鉅子，乃至學術教育界的權威，都必須一讀此文，深切省察，以永保成功。
有一點我們要知道的，孫嘉淦的《三習一弊疏》，是對昇平時世的明主，如乾隆一類的老闆講的。換言之，中人以下的歷代職業帝王們，還不足以語此。忠言逆耳，古有明訓。講話固然不容易，能夠接受，能夠聽話的更難。只有高明的人，才肯接受逆耳之言。孫嘉淦的學養人品，素以審慎謹願著稱。如果他碰到的主子不是乾隆，大概也不會有這個奏本了。
因為孟子對齊宣王講了這段話，使人想起距離孟子兩千年後，有孫嘉淦指出，身處如齊宣王一樣的環境和地位的人，應當要自己警惕的重點。所以特別附錄原文，以供大家參考研究。
孫嘉淦《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康熙癸已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謚文定。
此疏乾隆元年上。曾文正公《鳴原堂論》文云：“乾隆初，鄂、張兩相國當國，蔡文勤輔翼聖德，高宗聰明天亶，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詔諭頒示中外，識者以比之典漠誓誥。獨孫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聖德，可謂憂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純廟御字六十年，盛德大業，始終不懈，未必非此疏神使高深。厥後嘉慶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進呈。至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極，壽陽相國祁*藻亦抄此疏進呈。余在京時，聞諸士友多稱此疏為本朝奏議第一，余以其文氣，不甚高古，稍忽易之。近所細加納繹，其所云三習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覺。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亦非絕大智慧猛加省惕者，不能道。余與沉弟忝竊高位，多聞諛言，所聞三大習者，余自反實難免。沉弟屬官較少，此習較淺，然亦不可不預為之防。吾昆弟各錄一通於座右，亦小宛詩人邁征之道也。”
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風紀重任，日夜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上諭，仁心仁政，悄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
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退。此其問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
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漚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鼓諛而惡直。
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
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為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逾，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
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
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保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
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人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
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為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
我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匯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可言之而不見聽者矣！
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語曰： “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
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是也，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視以為如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望道而未見，惟文王知其未見也。
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慾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腎凜之也。
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退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欿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淨切磋者，愛我良深，而諛悅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
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捨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
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為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為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惜。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為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為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於驕泰者，自是之謂也。
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一心之敬肆，能如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 臣幸生聖世，昌言不諱，敢故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
關於孟子這一節，除了上面所講的大義以外，另外聯想到幾個重點，可以加以討論。
世臣巨族門第之見
第一，是孟子對齊宣王提拔人才，引進人才的用人制度問題。由本節文字上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的措詞看來，再加以歷史上對歷代人事行政的記載來參考，大凡要奠定一個新時代，開創一個新局面的時候，用人都不是依照治平時候的人事制度，都有一番新的氣象、新的局面。等到天下安定以後，加上時間的歷煉，用人行政便不能不上軌道，要依循某種人事制度法規來進用，這也是古今不移的演變。一種制度施行久了，漸漸紕漏就出來了，這是必然的趨勢。
一個有悠久歷史的國家，故家世族，功臣遺蔭，每每在政權體制的成規下，演變成左右政權，把持朝政的形勢，成為政壇上的大包袱、大障礙，這也是歷史上必然的趨勢。例如兩漢以後直到魏晉南北朝，士族門閥的權勢，影響了四五百年的人事結構。
唐代新興，在開創基業的時候，一個新的局面打破了這種陋習。但自唐太宗以選舉考試取士以後，經過歷史年代的累積，門第世臣的弊病還是照樣發生。在盛唐的時候，如眾所周知的李白、韓愈等名士，求取功名之初，還不是到處上書，希望那些有名的世臣們加以提拔。也有少數文武人才，是靠世臣故家的賞識，所謂“拔識於稠人”之中的，因此成為千秋佳話。“稠人”就是普通的群眾的意思。如郭子儀在未得志時，由於李白的推重，才被重用。後來李白犯了死罪，靠郭子儀以身家性命力保而得救。這些歷史資料，就是古今中外、千秋人情的各種反映。
到了晚唐的時候，在政壇上就有著名的牛（僧孺）、李（德裕）黨派之爭。李德裕樂於提拔平民出身的寒士們，等於我們現在所說的起用新人，後來李德裕被世族牛僧孺一派推翻，而內閣改組之後，被貶逐到嶺南去。當時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的名詩，就是記載晚唐歷史上這一事件。等而下之，宋、元、明、清，每個歷史朝代，這些同類的故事的重演，比比皆是。其中比較最為悲慘嚴重的，那便是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
派系黨禍之爭
第二，是孟子講到身為一個領導人的用人之道。無論是人才或非人才，好人或壞人，一個領導不能隨便聽信人言。甚至全國人都說其人可殺或可用，也不能受到群眾情緒的影響。必須由“明主”來自決自裁。這種用人行政之道，在歷代帝王專制的史實上，有太多數不清的資料。尤其中國歷史的史家，特別強調歷代的明主、賢君們在用人行政上的“不次之擢”——就是不照成規法令提拔人才。
但是話說回來，引用人才的最後取決裁定之權，全仗明主、賢君們的聰明智慧，由他自己的好惡來選擇，也實在太難了。到底明主之所謂“明”，賢君之所謂“賢”，他的明，他的賢，到了什麼程度？而且真明真賢之主究竟有多少？實在都是問題。歷史上最令人推崇的唐太宗，他也親自在詩上說：“待子心肯日，是汝運通時。” 這是極權性的坦白表達。他說，等到哪一天我心裡高興，願意給你官做，給你富貴的時候，你的好運氣就來了。以李世民之英才，尚且如此，何況等而下之的平庸之主呢！
在過去的歷史上，因為人事制度不上軌道，取予裁奪，升降生殺之權，往往繫於人主一時的喜怒，或出自黨派的傾軋。因此，歷史上冤死的人才，也是數不清的。在昇平的時代，如唐、宋的黨爭，所謂君子與君子們在學術思想意見的爭執，而形成政權上的排擠傾軋。末落的時代，則有如漢朝、明朝的黨禍與派系之爭。至於晚唐五代的亂世，好惡生殺之權，完全出於人主們的自決，那就更慘不可言了。這種歷史的事實也很多，我們只要看看晚唐詩人杜苟鶴弔祭朋友的幾句詩，便可知道了。杜的詩說：“殺戮眼中皆名士，幾人安穩到黃泉。”以及他的“四十年來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再加上唐末道人鍾離權一首詩：“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昇平有幾人。”這是多麼悲哀的局面啊！當然，這些都是亂世的現象，好像與本題不大相關，其實是有關的。
隨便信手舉幾個大家容易知道的史實來說，如劉宋時代的殺檀道濟，宋代的殺曲端、岳飛，甚至如明代的殺于謙等等公案，這些罪過，都是由於人主們專權裁決之過。歷史上在政壇的冤獄，豈只是少數而已！
至於由派系傾軋、政見不合所造成的，如宋代洛蜀兩黨之爭，都標榜聖賢之學。如二程夫子等人與王安石，以至到蘇東坡，這些正反雙方人物，總不能算是壞人吧！而任俠好義的蘇東坡，幾乎也身遭不測，如果不是宋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再三維護，恐怕蘇東坡的性命，也早已不保了！我們且看看蘇東坡最倒霉的時候，關在牢裡，聽到要被殺頭的謠言，非常恐懼痛苦而作的詩。這時唯一令他安慰的，是浙江杭州一帶的人們，為了他，請和尚道士唸經，替他祈求消災免難。他的詩說：“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柏台霜氣夜淒淒，幾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驚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卿知葬浙江西。”他在獄中做了這兩首詩，自題為：“予以事系御史台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最後又自註：“獄中聞杭（州）湖（州）間民，為余作解厄道場累月，故有此句。”他作了這兩首詩，拜託看守的獄卒梁成寄給他的兄弟，當然被偵察的人員拿到，不知道如何又傳到宋神宗那裡去了，皇帝看了也很難過，便說：“我並沒有一定要他死啊！”因此反而沒有事被釋放了。以蘇東坡的曠達才情，真碰到要命的時候，也還是說：“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甚至也會：“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驚湯火命如雞。”是多麼的可憐。像這一類的事件，又完全靠那個為人主的皇帝在左右大臣們皆曰可殺時，作了聰明睿智的決定，平反了他的冤枉。當然，最大的影響，還是皇帝的老祖母。所以當太皇太后死時，蘇東坡痛苦極了，他又寫下兩首名詩：“巍然開濟兩朝勳，信矣才難十亂臣。原廟團應調百世，先王何止活千人。和熹未聖猶貪位，明德惟賢不及民。月落風悲天而泣，誰將椽筆寫光塵。”“未報山陵國士知，繞林松柏已猗猗。一聲慟哭猶無所，萬死酬恩更有時。夢裡天衢落雲仗，人間雨淚變彤帷。關睢卷耳平生事，白首累臣正坐詩。”自注題為：“十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升遐，以軾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輓詞二章。”這裡所說的太皇太后，是宋神宗的祖母，也是歷史上有名的賢後。她是名將名臣曹彬的孫女。他在詩中所說“先王何止活千人”，是指在宋史上，仁宗皇帝和皇后，的確是很了不起的。應該說，都是讀通了孔孟之學的吧！
我們牽扯了這些歷史故事，都是為了討論孟子和齊宣王對話的主題。當然，最重要的，由此可見孟子當時在齊國受排擠、受威脅的嚴重性，所以有不得不走的趨勢，同時他所說對於用人行政的主旨，在當時封建制度的君主專權之下，不好太明白表露出君主必須要尊重人民，實行民主法治。但今日民主法治的要義，也已經隱約在其中矣。
民主難，法治也不易
第三，講到選拔人才和用人的民主法治，我們拿孟子在這一節說話中的語意，來證之於近代和現代西方文化民主法治下的各種形態，也會有很多的感想。過去歷史上一切的決定權，都取決於君王，實在是不合理，毛病很大也很多。但真正的全民民主可也真難說，要講真正的全民民主，先決的條件，除非是真正做到全民都是聖賢。至少要全民的教育水準、學識修養都能達到一致的水平才可以。不然，千萬不要忘了群眾有時的確是很盲從盲動的。眾人之紛紛，不如一士之愕愕，那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所以國人皆曰如何如何，也並不見得就是真正的是非善惡。因此一個強有力的君主，他的主張的確具有百分之百決定性的影響，這就必須靠君主的聰明睿智了。我們放眼看今日西方文化的民主，尤其如美國模式的民主，群眾所公認選舉的，又何嘗一定全是好的？至於幕後操縱在資本家手裡的暗潮，更不必談了。
現在轉回來再說孟子當時對齊宣王說這一段話的時候，他雖然不像我們上面所討論的三點那樣具有嚴重的威脅，但齊宣王已經很不是味道了。總之，無論是天下大事如國家的拔用人才，小則如一個公司行號，乃至一個小小團體，人擠人，人排人，總是難免的。因為人這個生物，天生就是如此不成器的。所以一個當主管的、當家的，一定要切記“士無論賢愚，入朝則必遭讒。女無論美醜，入宮則必遭嫉” 的原則，然後處之以仁義，運用以智慧德術，或者效果會好得多。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代紂，有諸？”孟子對四：“於傳有之。”曰： “臣武其君可乎。”曰：“賦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對聖人懷疑的趣話
上一次孟子打形意拳式的講話，大概說得齊宣王也有點不好意思了，於是有一次和孟子談起來，他問孟子，商湯把夏桀放逐到南巢去，武王出兵牧野攻伐紂王，有這件事嗎？夏朝的末代皇帝桀最暴虐，弄得民不聊生，於是他的大臣成湯興起，把桀趕到蠻荒的南巢去，湯取而代之做了君王，稱為商朝。而殷商的最後一代後帝紂王，也是因為暴虐，而周武王起兵把他殺掉，也取而代之，這是大眾都知道的過去兩次歷史上所謂真正的革命。現在齊宣王對這歷史革命發生了懷疑，而提出來問孟子，是不是真的有這回事。
懷疑歷史是件有趣的事，寫《厚黑學》的四川人李宗吾，又自稱是“厚黑教主”。所謂“厚黑”，臉厚心黑也。這位“教主”也是我相識中的老一輩朋友，其實他本人一點也不厚黑，可以說還很厚道，只是喜歡寫反面文章來諷世而已。這位怪才，也是懷疑堯舜之為聖人的問題，還說這是他的發明，其實他前輩同宗明朝的李卓吾，已經開其先例。還有明朝末期的一些名士，也曾提出堯舜的禪位問題來討論過。《木皮散客鼓詞》裡也是懷疑堯舜的，其中有一段就說到堯是為了自己的兒子無能，怕他將來保不住江山，被不相干的人奪去，就太可惜了，而見到舜很孝順，又有能力，所以就把自己兩個女兒嫁給舜，把舜收為了自己的女婿，女婿是有半子之分，由女婿即位做了皇帝，那麼自己的兒孫，還是可以享受榮華富貴的。而李宗吾的《厚黑學》立論，卻完全是從李卓吾和《木皮散客鼓詞》上學來的，可惜他死了，如果還在的話，見了面，我可一定要罵他不老實，侵奪了別人的著作權。其實對於歷史的懷疑，由本文便可證明齊宣王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提出來了。
孟子碰到這個問題，知道不大好答覆，但是他答得很高明，完全用外交詞令說，在古書上是這麼說的。言外之意，還可能“待考”呢！齊宣王說：這不是臣屬的叛逆行為嗎？為人臣怎麼可以殺國君呢——齊宣王可忘記了，他田家的上代田和，何嘗不是這樣把姜太公的後代呂貸——齊康工送到海邊，而篡了王位而當起齊威王來，呂氏主祀就此斷絕的。
但孟子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作了歷史性的解釋，對中國文化的政治哲學，提出了兩個觀念。他說，這不是臣弒君，不是叛逆。只要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違反了仁道，就算是壞人，就叫“賊”，不夠資格做領導人。違反了毀壞了義理和道義的，就叫做“殘”，他是冷酷無情的、是心智不完整的、精神有缺陷的人。這種賊仁殘義的人，就是“獨夫”。所以湯、武的革命，只是去掉一個獨夫，並不算是叛逆的行為。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政治哲學，儒家大部分都強調這一點，在我看來，這是歷史上的問題。司馬遷雖然沒有標明，但隱約間也透露了，他並不同意孟子這種看法。
除了司馬遷以外，後世寫歷史的人，一直依照孔孟的這種思想，不敢有絲毫違反。不過，中國幾千年來，對這個歷史采懷疑態度的人很多，只因在儒家的權威之下，不敢過分反抗，所以這一方面留下來的文字，並不太多，現在提幾則小故事來看看。
在古人的筆記資料裡，提到唐代名臣高定，他在幼年七歲時，讀《尚書·牧誓》這一篇，裡面說周武王集合諸侯，在牧野這個地方，誓師討伐紂王的故事，也就是孟子這裡所說湯、武革命的事。高定就對他父親高郢說，做臣子的怎麼可以用兵殺國君呢？高郢說，這件事是應天命順人事的事情，不比一般的叛逆。孩子都是喜歡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於是他追問父親說，聽話的人，連他已經死的祖宗三代都會得到獎賞。不聽話的人，就要被殺掉，這難道也叫做應天命順人事的事嗎？結果他的父親答不出話來，拿不出任何理由對他解釋。
這高定的思想，也不能說他不對。所以後世有些人，對於儒家過分強調標榜的思想，往往持高定這一類的態度。人類的思想觀念，在有了懷疑時，提出來討論，才可獲致真理，否則過分強調某一思想的權威性，另外又過分壓制別的思想，則並不見得有什麼好處。
另外一個故事，宋代的名儒李靚（字泰伯），是一位很有風格的人，文章也寫得很好。但他素來不喜歡佛，也不喜歡孟子，常常罵佛，罵孟子。他喜歡喝酒，有一天，一個政壇上地位很高的朋友，送了他許多高級名酒，他自己家裡也做了些好酒。有一位讀書人很想喝他的酒，但又喝不到，知道他喜歡罵孟子、罵佛，於是作了幾首罵孟子的詩送給李泰伯，第一首詩是關於孟子說堯舜事：“完凜損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岳翁方且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他說歷史是很難相信的，有許多舞弊不光彩的事情，未必會寫上去，但孟子偏偏去相信歷史，真是不夠聰明。有些史料，是否有問題，還不得而知。至少在《孟子·萬章篇》中記載完凜捐階的事。是說，唐堯當皇帝的時期，自己非常儉樸節省，住的也只是“茅茨土階”而已，但賜給舜倉凜和牛羊。以後，舜的父親與異母弟弟，想害他，叫他爬上倉庫頂上去整修倉頂，卻在下面放火燒他。結果舜在事前已受到兩位太太的指教，把預先穿上去的大衣服張開，像飛鳥一樣地跳了下來，安全地逃出這場火災。後來，又教他去鑿井，然後投井下石想壓死他。結果，舜又經太太的設計，預先在井的內壁旁邊，打通遂道，壓階而上，安然無恙地出來。這首詩說，舜是堯的女婿，岳父作皇帝，舜的弟弟怎麼敢去殺他。所以孟子相信歷史的記載，實在很傻！
他的第二首詩說：“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他批評孟子的話說：孟軻說齊國有一個人，在外面討飯為生，而家裡卻有一妻一妾，哪裡有討飯的能娶得起兩個老婆，而且鄰居們哪有這許多雞給他偷呢？還有孟子那個時代，中央政府，周朝的天子還在那裡，他應該和孔子一樣尊周而講王道，何以他不到周天子那裡去幫助中央政府推行仁政，反而去遊說齊國、魏國的諸侯，還想把他們培養成功，取周室而代之，這不是不對麼？我們知道，孟子是贊成湯武革命的，並不像孔子是主張尊周的，這也是事實，而這位讀書人就憑相隔幾千年的習慣和想像來罵孟子。李泰伯讀了他這兩首詩，引為知己同志，大為高興，請他喝酒，一邊喝酒，一邊談話罵孟子，連過幾天，也罵了幾天，把所有的酒都喝完了，這位讀書人也走了。
幾天以後，又聽說有人送酒給李泰伯，於是這個書生不作詩了，作了三篇文章，名為《仁義正論》，都是罵佛的，送去給李泰伯。李泰伯看了他的文章後，知道這書生又是想來喝酒的，於是笑笑說，你的文章真好，可是上次的酒都被你喝光了，弄得我自己好久都沒有酒喝，非常難過，對不起，這一次你儘管罵佛，請原諒我再不敢留你喝酒了。
金、元時期的名詩人元遺山，有一次，經過殷商的首都朝歌，也對武王伐紂的歷史，興起懷疑的感慨，他曾作了《北歸經朝歌感寓三首》詩。其中的兩首，也牽連到堯舜的“茅茨土階”和紂王的造九層台，以及後來的墨子，因路過朝歌，對地名常有歌樂意味的反感，就立即回車、不肯經過朝歌的歷史故事，提出懷疑的評論說：“黃屋何曾上作階？禍基休指九層台。書生不見千秋後，枉為君王泣玉杯。” “墨翟區區不近情，回車曾此避虛名。采薇唯有西山老，不逐時人信武成。”
其實，對於堯舜禹三代禪讓傳位的懷疑，以及有關湯武革命地批判，都是後世人吃飽了飯很無聊的閒事。堯舜禹三代的禪讓，在古文的記載上，明明告訴我們是 “禪”，是“讓”，已經很明顯地說出“禪”，就是退位遞補的意思。“讓”，就是讓送的意思。既然又讓又禪，其中多少有些過節，但在過節當中，畢竟很坦率自然地把自己一手所掌握的天下權位交出去，並沒有戀棧而不捨，也沒有交了以後有怨恨的，這就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他們所以能夠如此做，當然道道地地可稱之為聖人的行為，又何必多此一舉，用後代世道人心的不古，而反證古人也必如後人的勾心鬥角，而且是必須要把它拉到和自己當代同樣的壞才算是合理？這豈不是讀書人思想上的癌症，是多餘的致命傷嗎？
對湯、武革命的疏解，也是一樣，古書上明明告訴我們這兩代的歷史事件，是革命性的，事實上，也說明是出兵去征伐的。可見古人並沒有文過飾非，故意加上那些好聽的名詞來騙後世的人們。只因為桀紂不道德，雖為全國之君，而弄得民不聊生，水深火熱，勸又勸不聽，諫也諫不了，要他改又不肯改，誰也阻止不了，那麼，湯、武不起來革命，難道要全國的人民生命財產完全毀於一個精神不正常的暴君手裡，才算對嗎？所以湯、武起來革命，充其量，也只能說出於被迫，不得已而倒行逆施，然後歸之於正。何必另加曲解，硬認為他是蓄意圖謀叛逆，早就想取而代之了。例如現代歷史，孫中山先生領導全民革命的全盤經過事實，也便可以證明真正革命的意義，確是出於不得已，確是抱有一種悲天憫人、救國救民的志願。如果硬要說湯、武的革命早已別有用心，則也可說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也是讀書人思想上的惡性瘤。至於後世的儒生們，硬要把湯、武征誅，湯、武革命，加上極其冠冕堂皇的文句，強調應天順人，那也只能視為秘書人才的文告手法，必須如此寫作罷了。有人善用文詞，便寫成了應天順人。讀通了書，懂了道理，這些只是文字上的花槍，又有什麼稀奇。不過，自從湯武用過“革命”一詞之後，後世的變亂，甚至是搶劫、殘殺，也便借用了什麼革命等等的名詞，這就等於老子、莊子們所說“仁義”一詞，被後人假借亂用之過，兩者實在不可一概而論。
所以我們要知道，凡是這些問題，都只是思想上、文詞上、論理上的是非—— 邏輯問題，並非人事上實際的善惡問題。如果把文字邏輯的是非問題，硬用到實際人事上的善惡問題，有時候，會使你產生無可挽救的偏差。不過，這個專題的確也很不簡單，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得完的，必須另作一個專題，在此只好打住，不再多做討論了。
學非所用 用非所長論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臣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捨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捨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有一天，孟子再見齊宣王，對齊宣王說，假如你要建築一座巨大的宮殿，一定會命令負責工程的人，先去找很高大的木材——古代還沒有鋼筋、水泥，只有找大木材了——負責工程的人，找到了高大的好木料，你一定很高興，認為他了不起，能夠勝任這件工作。當然，從森林中砍伐來的原木，還不能立即拿來作梁、作柱，一定還要經過加工整理，用斧用鋸，修整到合用為度。結果你看到他們把得來不易的大木頭削小了，你一定很生氣地認為他們沒有善盡職守。一個人從小學一樣東西，等長大了，要施展所學的時候，你對他說，不要管你所學的那一套，跟我走，照我的辦法就好了。你齊宣王想看看，結果會是怎樣呢？
再假定現在有一塊很好的玉石在這裡，雖然價值達二、三十萬兩黃金之巨，也一定要“使”琢玉的工人依他的學識技術，把它雕琢好才可以。你現在雖在尋求治理國家的人才，但你卻要求那個人放棄平生所學，跟著你的方向，照你的辦法去做，這樣豈不等於叫琢玉的人，放棄他所學的技術，照你的辦法去琢玉一樣，這怎麼行得通呢？
這一段的背景，是孟子在齊國已經逗留好幾年了，很不得志，孟子很著急，不得不像下象棋一樣，要將上一軍了。他對齊宣王說了這麼多話，齊宣王一動也不動，沒有聽他的意見實行仁政，似乎有一點點震動了孟子的浩然正氣，好像鬍子都翹起來了。
說到這裡，可看清一個事實，凡是一個知識分子，有了學問以後，想實行他的理想，有所作為，在際遇不好，機會不來的時候，都是這般痛苦的。過去如此，將來也還是一樣。讀了這段書，仔細想想，真令人不禁有許多感慨。中國過去有句俗話：“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古人對於文學、武學，叫做文藝、武藝。古人這個“藝”字用得非常好，不管是文學、武學，或任何學問，修養到了藝術的境界，才算有相當的成就。學武也是一樣，學到了相當的程度，才稱得上武藝，入於藝術境界，也就是所謂“化境”。不像日本人，有所謂一段、兩段，一直到九段。日本武術的分段法，是由中國佛家禪宗的“浮山九帶”蛻變而來的。）上面引用的這句古話，相當深刻，從這句話來看，人都有不滿現實的情緒，儘管學問好，本事大，賣不出去，也是枉然。孟子賣不出去，孔子也是賣不出去，在《論語》中記載著孔子說的：“沽之哉！沽之哉！”結果到了流動攤位上，還是賣不出去，永遠是受委屈的一副可憐相。孟子也一樣，現代和將來的人也是一樣，賣不掉的時候，都很可憐。這就是世間相。過去是將學成的文武藝賣給帝王家。現在呢？是賣給工商鉅子、大資本家。中國的知識分子，幾千年來都是如此。沿街叫賣鬧蓮花的，又豈止是我們位亞聖夫子而已。
另一方面，那些大老闆的買主們，態度都很令人難堪，不但是討價還價，苛求得很，有時候對知識分子就像對上門兜售的小販一樣，看也不看一眼，一揮手，一個勁兒地比著：“去！去！去！”你把黃金當鐵賤賣給他，他也不理，就是那麼個味道。
我在小的時候，父親告誡我兩副語體的對聯說：“富貴如龍，游盡五湖四海。貧窮如虎，驚散九族六親。”另一副說：“打我不痛，罵我不痛，窮措大（現在叫窮小子）肝腸最痛。哭臉好看，笑臉好看，田舍翁（現在叫有錢人）面目難看。” 活了幾十年後，對人間事閱歷多了，回頭再想這副聯語，的確是世間的淋漓寫照。孟子的仁義之道，在齊宣王那裡兜銷不出去，他也不想再看這副臉色了。
在古代，尤其春秋戰國間，知識分子第一個兜銷的好對象，當然是賣給人主— —各國的諸侯，執政的老闆們。如果賣出去了，立即就可平步青雲，至少可以弄個大夫當當。其次，賣不到人主，就賣給等而下之的世家，如孟嘗君、平原君等四大公子，一般所謂卿大夫之流，能夠作他們的座上客，也就心滿意足了。實際上，名義雖稱之謂“賓客”，也不過是一員養士而已。如彈鋏當歌的馮諼，即是如此。到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曾經下了逐客令，當時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臨行之時，上書勸諫，秦始皇覺得有理，於是收回成令，李斯後來因而得以重用。雖然如此，各國諸侯的滅亡，對養士風氣不能說不是個打擊，這一階段的讀書人，是比較淒涼悲慘的，大多流落江湖，過著遊俠的生活，這就是漢初遊俠之風盛行的主要原因。
攀龍附鳳——讀書人的通路
漢代的初期，差不多也還有秦代輕視讀書人的風氣。秦始皇焚書坑儒，固然殺了很多讀書人，但留下來的讀書種子仍然不少。例如為漢代初創政治禮儀最著名的叔孫通，在漢高祖起義，到處征伐的時代，叔孫通便盯著他，跟來跟去的，很想把他的學問賣給漢高祖，可是總是賣不出去。當時漢高祖看見讀書人就罵，甚至把儒生們的帽子拿來當便器用。叔孫通和他身邊的許多學生，只有忍耐。有時學生們急了，催促他走了算了，叔孫通一直勸學生們忍耐等待。
等到漢高祖統一天下以後，中央政府裡，都是和漢高祖一道起來打天下的好漢們，其中有許多還是地方上的流氓地痞。上朝、開會，都沒有秩序，更沒有氣度。在朝廷開會的時候，飲酒爭功，吵鬧咒罵，甚至有當場拔劍擊柱的，亂七八糟，沒有一點體統，倒很像一群流氓在聚會生事。
亂無章法的朝廷會議，使漢高祖感到頭痛之極，就採用了叔孫通的建議，頒布一項重要的律令，叫做“朝儀”。本來，漢高祖對儒生是看不起的，也沒有信心，但聰明的叔孫通，看準了漢高祖煩厭廷臣不守秩序的心理，就對他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這下只好依叔孫通了。於是叔孫通召集了一百多人，照規範排練了一個多月。就像今天慶典，先要學生練習排字，或大會操、團體舞一樣，等精嫻熟練了，才請漢高祖觀禮。漢高祖看了大為高興，於是命令群臣學習，這是漢高祖六年的事。第二年，高祖七年十月大會群臣，皆依朝儀行事。並由御史做監督，若有哪個舉動不合禮儀的，立刻抓起轟出去。於是舉朝秩序井然，無人再敢喧嘩失禮。漢高祖坐在龍位上，高興極了，得意洋洋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我直到今天才知道當皇帝是何等威風啊！他高興之餘，馬上拜叔孫通為“奉常”，等於禮部大臣，並賜黃金五百斤，並且封他的學生們也都為郎官。
後來，陸賈又屢次建議漢高祖，推行詩書禮教。漢高祖聽得不耐煩了，就破口罵道，你囉嗦什麼？老子的天下是馬上打來的，什麼詩啊書的，有屁用，“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說，不錯呀！你的天下是騎在馬上打來的，可是你不能夠還一直騎在馬上當皇帝，“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應該坐在宮廷的大位上治理天下了。
陸賈這個人很會講話，很有辦法，也很高明的，他曾先後代表漢高祖、漢文帝出使南越王趙倫，穩住了兩廣、南越一大片屬國。並和陳平、周勃聯手，平定呂氏諸王，擁立了漢文帝。
當時漢高祖聽了陸賈的這句話，認為很有道理，要他詳細報告，後來陸賈一連提了十二次建議——上奏章，漢高祖都說好，全部採用。這十二次奏章後來編在一起，就是有名的陸賈《《新語》。
由這兩件事看來，可見歷史上許多讀書人，大多同叔孫通一樣，功名富貴必須靠嘴巴遊說，或靠別人的推薦。運氣好，就推銷得出去，否則便窮愁潦倒一輩子。
當然，有不少是例外的，如孔孟之聖，如高士之高，隱士之隱，名臣大臣之精忠亮節，有許多可歌可泣之事。但在漢初那個時候，知識分子的功名富貴，還是靠嘴巴來遊說，或者靠別人的推薦。
到了漢武帝以後，才有了選舉制度的創立。那時的選舉，是真正的選舉，不像現在，競選是競而選之，靠競爭，那已不是中國文化的選舉精神了，所以只可以依著西方文化叫做“競馴。漢朝的選舉，是由地方官和地方人士，平常就對賢良方正、孝。涕忠義等品行加以考察，凡是有學識、德性高超的人，由地方官推薦稱賢，向朝廷保舉上去，稱為“孝廉”。清初的博學鴻詞徵召，也是套用這個制度而來的，這樣叫做“選舉”。這種漢代初期的選舉，一直延用到漢末，但也變了質，人才推薦的出路都由世家門第把持，由平民出身的讀書人，很不容易飛黃騰達。即使同是平民讀書出身，到了權位關頭，競爭排擠，也事所難免。例如漢武帝時代的名相公孫弘，結果也會排擠董仲舒，所以元人李過庭的詩說：“古來好客數平津，我道真龍未必真。一個仲舒容不得，不知開閣為何人？”
在南北朝混亂的時代，讀書人的出路就靠門第，靠名士們的榆揚推薦。所謂 “門第”，就是有祖先父母的餘蔭，同時還帶有現代人所謂“學閥”的那種味道。由於仕途受了這類世族子弟的專橫把持，所以天下事也就不問可知了。
唐代選舉的進士
在唐代的時候，唐太宗確立了考試制度，於是讀書人埋頭苦幹，十載寒窗，一朝登第，一步一步，鑽到功名場中。一直到現在，都在隋唐時代所創立的考試制度的精神下，使得考試成為知識分子求得功名富貴的必經之路。因此在隋唐以後，有很多的文學作品，讚頌由考試所取得的功名科第。社會上，每個家庭，每一個讀書人都在祈求，希望由科第而考取功名，來光耀門楣，榮宗耀祖。到了清朝，甚至連作皇帝的乾隆，還想暗地化名來參加考試，偷偷嘗試那考取進士的味道呢。所以以前教育兒童的讀物，使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的格言。當然，這些話到了現代工商業的社會，完全變成落伍的陳腔濫調了。現在應該可以將它改為：“社會重金條，技能須學高。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糟。”
其實，在從前，考取了科第功名是一回事，有了功名，能不能在宦途上飛黃騰達，又是另一回事。許多人就是有了功名，沒有門第，沒有背景，沒有人提拔，還是一樣的清寒一生，只比那沒有考得功名的白丁略勝一籌而已。例如在唐代詩的文學中，大家都讀過秦韜玉的《貧女吟》，便是感歎這種宦途不遇而發洩的無奈和悲哀。同樣的情形，借貧女來作寄托，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詩，還有唐末詩人李山甫的一首名作：“平生不識綺羅裳，閒把簪珥益自傷。鏡裡只應諳素貌，人間多是重紅妝。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即道狂。兩意定知無處說，暗垂珠淚滴蠶筐。” 第三句和第四句，就是感歎社會人情現實的可怕。第五句第六句，是說自己在年輕時代意氣飛揚，非常自負，但早已顧慮到青春逝去，年華老大，還是早點找歸宿才好，所以一直托人作媒，不過，別人卻笑她瘋，認為以她的美麗才華，不怕沒有對象。最後說，現在呢？什麼都沒希望了。還是一個貧女終老，每天作作苦工，只有對著蠶筐暗自滴淚了。這是讀書人多麼有趣的諷喻，但其中又含有多少的悲哀啊！時代雖然不同，人情世態還是一樣，即如現代讀書人，得到了博士、碩士學位以後，同樣地，也是“貨與帝王家”，出賣給那能付你薪水高的人，三萬五萬一個月，非向他低頭不可，只不過現在是由帝王家的買主，一變而為資本家的老闆而已。
由此看來，孔孟以下，古今中外的讀書人，大多是那麼可憐，有時還賣不出去，像孟子一樣。他和齊宣王這一次的談話，就可想而知，有點類似買賣不成仁義在，討價還價的味道。在這節書中，已可看出，齊宣王與孟子之間的往來，差不多快要結束了，同時孟子和齊宣王也都已過中年。我看齊宣王倒蠻有福氣，舒舒服服地過了一生，人也蠻可愛的。老實說，孟子這樣頂撞他，假如換作後世一些帝王，很可能不會接受，認為你孟某人談了半天都是空話，我愛用你的意見就會用，我不用你，你就乖乖地領薪水吃飯，還來什麼玉人、匠人、工師的，我現在不要蓋房子，你工師又怎麼樣！假如是另一種個性的齊宣王，就告訴他，我現在不想蓋房子，噗玉也找不到，你讓我清靜清靜好吧！或者是“王拂袖而起”，以示冷落，不接受。
齊燕之戰——歷史戰略的經驗
而在孟子方面來說，平生志學孔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今遇非其主，言不聽而教不從，“良禽擇木而棲”，又何必為了生活而貪戀祿位，只是尸位素餐而已。因此他的去志已堅，只是還有老母待養，拖家帶眷，不得不使他為現實生活、現實環境而躊躇再三了。
孟子終生奉母教
大家都知道，孟子的一生，除了他天生本質具有聖人之資以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助力，那便是一位賢母的教導。孟子不但在幼年時期、少壯時期，接受了母親嚴謹的教育，即如這一次與齊宣王話不投機，決心要去齊的時候，又是接受孟母的鼓勵，使他去志更加堅定。如《孟子外書》所載的母教，也正是他們母子倆在這個時期的故事。
孟子處齊為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歎。
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
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色。
孟母曰：婦女之禮，精五飯（稻、黍、稷、麥、寂五種飯類），冪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閫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無攸遂，在中潰”《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
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
孟子和齊宣王最後幾次談話，齊宣王在禮貌上雖然還相當尊敬孟子，但實際上已大有貌合神離的味道。孟子覺得不須再留下去了，心裡很不自在。心有所思，容貌上不免略現愁苦之色。有一天，手搭著前門的柱頭發呆，輕輕地歎息。
孟母早就看在眼裡，心裡有數。再次看到這種情形，就不得不問他了：
兒啊！你為什麼在這兒唉聲歎氣的，愁眉不展呢？
孟子聽到母親在問話。不免自悔失態，但又不能欺瞞母親，因此便答道：
兒子認為一個君子，應該知道進退之方。一個人的立身出處，必須名正而言順，有為有守，不可以苟且求取榮譽與俸祿，貪受不義而不應該的賞賜。如今我和齊宣王話不投機，看來他是絕對不會接受王道政治思想，自然就無法在齊國實行仁政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兒子覺得再不能待下去，但是想到您老人家年紀大了，更不宜遠遊，使您老人家受苦，所以左右為難，決定不下。
孟母聽了孟子的對話，又是一本正經地說：
一個婦道人家，只要安安分分地燒飯、煮菜、釀酒、縫衣裳，那是應守的本分。婦女的德行是專重家務的操持，不應該多管外務才對。《易經》家人卦的六二爻辭說：“無攸遂，在中潰”家庭主婦沒有向外發展的必要，只需管理家務，主持中饋便好了。《詩經·小雅·鴻雁篇·斯干章》上也說：“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 一個賢良的主婦，平日不說什麼東家長、西家短的是是非非，只要把家務和全家飲食起居料理妥當就好。這些上古的名言，都是講到婦人不該弄權，不要對外務擅作主張的意思。
況且自古以來的傳統，婦人有三從之德：一、在幼年的時代，要依從父母。二、在婚嫁以後，就要順從丈夫。三、如果丈夫去世了，兒子已是一家之主了，就要以兒子的前途為中心，加以輔助。
這是合情合理的事。而今你已長大成人，我也垂垂老矣，你不但已是一家之主，而且你走的是頂天立地大丈夫應走的仁義之路，我當然跟著你、贊同你。即使在生活上清苦一點，也是我應該分擔的分內之事。你不必為了我而遲疑不記，果敢地決定你的方針吧！
我們讀了這一節書，可以推測，孟子聽了他母親的這番話之後，寬心大放，去志更堅。不過，到正式離開齊國，還要一段時間來料理事務。因此，接著還有後文。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代萬乘之國，五句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軍食壺漿以迎五師，豈有他哉？逐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