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策略——規之以正
從這段記載看來，戰國時代雖然已經很亂了，但是比起現在世界各國，用武力征服了人家，接著就併吞佔為己有的情形要好些。所以齊宣王也還是蠻可愛的，竟然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問。
這件事發生在周顯王三十六年，齊宣王十年之間，也正是蘇秦身佩六國相印的後期。燕國的國君文公死了，他的兒子易王繼位，齊宣王是乘人國喪而去趁火打劫的。
齊國派兵去打燕國，在短期間內，齊國很快就把燕國打敗了，齊國獲得全勝，佔領了燕國十個城池。齊宣王徵求孟子的意見，問孟子說，有人建議我到此為止，不要把燕國併吞。也有人建議我，現在就把燕國併吞下來算了。以我這萬乘之國的齊國，而去攻打萬乘之國的燕國。在相等的國力之下，竟然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把燕國打敗了。這種勝利，似乎非人力所能為，看樣子是天命。假如不把燕國拿下來，就是違背了天意，上天會降下災難的。我看還是把燕國拿下的好。你孟老先生以為怎樣？聽聽你的高見如何。
孟子告訴他說，假如你把燕國佔領了，燕國的老百姓很高興、很願意的話，就不妨佔領下來。古代曾經有這樣的例子，那就是周武王。假如你佔領了燕國，而燕國的老百姓不高興，不願意的話，那就不要佔領，古代也有這樣的歷史經驗，像周文王就始終沒有起兵伐紂。
後世的說話，標榜文王是“不忍心也”。假如暫且推開王道精神不談，只從謀略的觀點來看，實際上是文王看得很準，在他那個時候，時機還沒有成熟，在他自己手裡來不及了。況且姜尚（太公）七十多歲才遇文王，而文王那時已經九十多歲，步入退暮了。等到他兒子手裡，紂王還不能反省轉變的話，那麼，一切的機緣成熟，才能一舉成功。所以他把這個事業，留給兒子去完成。
這個歷史故事被曹操“翻了版”，有人向曹操勸進，取漢獻帝而代之，曹操說： “我其為文王乎！”下面意思就是說，讓我兒子去幹吧！
孟子接著又針對這次齊國伐燕國的戰役對齊宣王說，如果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在相等的國力下，只有五十天的時間，就打敗了對方。而對方的老百姓們，拿了吃的、喝的，來歡迎你的部隊。沒有別的原因，只因為他們的內政大亂了，老百姓們一心想要避開水深火熱般的暴政，所以歡迎你去解救他們。假如你去了，老百姓生活得更痛苦，那怎麼行呢？原來的統治是暴虐的，而你又更暴虐。這樣，只不過是換一個暴虐的“手”而已。——這個“運而已矣”的“運”字用得很妙，可以作“換一手”解釋，也可以解釋為“也會輪到你遭遇同樣的失敗下場”。這“運” 是運轉，有如佛家說的輪迴果報。
這一件事，在另外有些史書上的記載，孟子當時卻是另外一種說法。因此，這件事成為歷史上的一個大疑案了。
據《戰國策》的《燕策》記載，孟子對齊宣王所說取不取燕國的話是：“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但是《史記·燕世家》卻說，孟子這些話是對齊宣王的兒子齊湣王說的。
蘇秦口辯輕取十城
但據後世考證，本書上這一次的對話，應該是孟子對齊宣王說的話。至於“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的話，大致確定是孟子對齊清王說的話。孟子第二次再到齊國，也就齊宣王當政的時代，而且居留在齊國的時間也比較前一次長久，或者有此一說？
燕齊兩國之爭，也是歷史上的大事。這一次的戰役，齊宣王雖然也徵詢了孟子的意見，但到底沒有採用，結果還是取了燕國十城。
燕易王沒有辦法，就來找蘇秦理論了。他說：“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燕文公）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親），今齊先伐趙，次伐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
蘇秦被燕易王這一責問，慚愧難受到了萬分，他便很肯定地說：“請為王取之。” ——我一定可以為你燕國收復這十個城市的失地。
於是蘇秦便轉到齊國來見齊宣王。他首先向齊宣王朝拜，慶祝他打燕國的勝利。隨後站起身來，便仰起頭，對著齊宣王故做弔喪式的悲悼狀態。齊宣王看了他的舉動，莫名其妙，就說：你何以這樣舉止失常，一忽兒向我慶祝，一忽兒又那麼悲傷？
蘇秦說：燕國雖然弱小，但也是秦王的少婿呢，你齊宣王只顧眼前的利益，侵略了他十個城市。可是你知不知道，這樣一來，你便與西陲的強鄰秦國，結了不解之仇了。“今使弱燕為雁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啄之類也。” 燕國好比一隻飛行的孤雁，獵人看了，當然忍不住要射擊，殊不知這只孤雁的後面，就跟著一隻強有力的大猛鷲。你在前面射下了孤雁，它就趁機以保護弱小為名，來侵略你了。你這樣做，不是太危險了嗎？
齊宣王一聽，臉都變青了，趕緊請教，該怎麼辦？
蘇秦說：“古之善判事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你肯採納我的意見，馬上歸還從燕國搶來的那十城失地，燕國無故而收復你慷慨還他的十城，必然歡喜得不得了。同時秦國心裡也很明白，知道你是為秦、燕有岳婿的關係，而賣了一個面子給他，所以歸還了燕國的失地，當然也很高興你作得漂亮。此是所謂“棄強仇而立厚交也”。
齊宣王立刻接受蘇秦的意見，甘願吞下這包瀉藥，馬上歸還了燕國的失地。其實孟子的意見，比起蘇秦的理由來，崇高而偉大，深謀而遠慮，只有更好，沒有更壞。為什麼齊宣王聽不進去？蘇秦一說，就立刻變色呢？因為孟子說的目標，是要齊宣王光明正大，施行大仁大義的王道精神，所以齊宣王聽了，認為是讀書人的迂腐之見而已。蘇秦說的，是動之以眼前的利害，懼之以可怕的後果，人的眼光見地到底是短視的，眼前的利害容易看得到，長遠的大利實在無法去想像。
不過，由此也可見兩個要點：一是辯士、說客的作風，與真儒聖賢的態度，截然不同。二是無論善惡、是非的動機如何，要想說得動人，聽得進去，臨機應變的妙用，實在是不簡單。所以韓非子一再強調“說難”，說話不容易啊！
其實，孔孟聖人的仁義是正道、是正理，好比一個人的頭腦。而利害權謀的運用，好比手足（手段）的運用，所以蘇秦之輩，在當時的遊說策辯，也非偶然，不是只憑一張嘴隨便說說的。後來宋代司馬光論史，曾經說過：
齊地廣而民眾，負滄海以臨中夏，重以威宣之賢，國家富強。及潘王驕汰，不可盈厭，自取顛沛。苟無田單，齊不國矣。凡游士言從橫者，雖更相傾覆，要之合者從，六國之利也。齊為三晉，燕楚之根抵。三晉燕楚為齊之藩籬。秦雖強暴，百有餘年，不能一諸侯者，以其表裡相鉤帶也。及齊王建用後勝之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已亡，而齊並為虜，理勢然也。
燕齊之戰
為了研究孟子的學術思想，這裡僅就流傳較廣的《史記》、《戰國策》等資料，先約略瞭解孟子答覆齊宣王取燕與否的時代大勢。然後，便須瞭解孟子後來對齊湣王的一段話。
在《史記·燕世家》裡，說是燕王噲讀書，中了“書毒”，很想自己當堯舜，學堯舜的禪位，把國家讓給別人。當時燕國有一位叫子之的奸臣，是一個大壞蛋，知道他這位寶貝老闆，有如此的想法，就佈置了一個局面，由燕王噲把政權讓給他。這個時候，燕國國內已經亂得不得了。
正在這個時候，蘇秦在齊國被刺了，受了重傷。當時齊宣王聽到蘇秦被刺，非常生氣，他因為愛才，特地親自去慰問蘇秦，並且追問兇手是誰。蘇秦這個人真是高明，他很清楚，受傷太重，已經沒有希望了，但臨死時，還想出死後報仇的方法。他告訴齊宣王，查兇手的方法很簡單，只要在他死了以後，對外宣稱，蘇秦本來就是為燕國到齊國來作間諜的，現在把他刺死了，對國家的貢獻非常大。兇手有這樣的大功，應該給予獎賞。齊宣王在蘇秦死後，照他的話做，果然那名刺殺蘇秦的兇手，出面來領賞，齊宣王把這名兇手殺掉，替蘇秦報了仇。
蘇秦過後，他的弟弟蘇代起來了。蘇秦讀了幾年書，連弟弟都能教得出來遊說諸侯。現代的基辛格，只能一個人玩，還玩得並不十分高明。而蘇秦兄弟兩人，都能夠把各國放在自己手掌擺來擺去地玩弄。最初，蘇代到齊國、燕國，都不大受歡迎。可是不知道蘇秦寫了或讀了一本什麼秘笈，這秘笈後來可以被燒掉了，或失傳了。而當時竟然教會了他弟弟，所以蘇代儘管最初不受歡迎，但經他三言兩語一說，那些君主們又聽他的，相信他而任用他了。
這時蘇代奉了燕王之命，也到了齊國。而《史記·燕世家》及《戰國策》記載，燕王噲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恐，構難數月，老百姓死者數萬。在當時的人口，幾個月死了數萬人，用現代人口數字類比，就好像一個國家在幾個月以內死了幾百萬人，這數字是不得了的。
齊國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攻擊燕國。這就是為齊、燕之間的仇恨，種下的一個因。後來燕國的昭王即位以後，為了要復國中興，就廣求天下良才，交接賢能才智之士，集中人才，共謀大事。這時有一個名叫郭魄的策士，抓到了機會，去對燕昭王說，你如果要招納天下賢士，就先把我這個並不見得有特殊本領的人高抬起來，那麼天下的賢能之才，自然就都到你燕國來效力了。燕昭王問他，這是什麼道理？他說，從前有位喜歡千里馬的國君，出千金的高價去找。後來派去買的人，花五百金買了一具千里馬的骨骼回來。這位國君起初很生氣，但派去買馬的人解釋說，連死馬都花高價買了來，更何況活馬呢！這個風聲一傳出去，千里馬很快就會來了。果然，他愛馬的名聲傳出去了，不到一年，就有了三匹千里馬。現在你燕昭王把我供在這裡，自然天下賢能之士，都投奔到你燕國來了。
燕昭王聽了他的建議，用了他，後來果然許多知名之士都到了燕國。最後昭王用了樂毅，很快就把齊國打敗，連下七十餘城，只剩下即墨、宮兩城未下。後來齊國又用田單，以火牛陣反攻，打敗了燕國而復國。
這些戰役，都是齊湣王在燕王噲讓國而內政大亂時，乘人之危，攻打燕國所種下的禍因。
根據《戰國策》和《孟子》的記載，好像齊國在攻伐燕國之前，齊宣王（《史記》則說是齊宣王的兒子齊湣王）曾經問孟子，可不可以佔領。而《戰國策》與《史記》上記載，孟子說，“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意思是說，你現在去打燕國，和古代武王代紂，完成文王的事業一樣，正是時候，你可以去打。假如孟子真的是這樣說法，那麼孟子和蘇秦、張儀也差不多了。如果孟子沒有說，那麼司馬遷和《戰國策》的作者，就犯了誹謗罪，就要像最近報紙上為了韓愈的一篇文章，要打官司了。
總之，這已經為孟子上了一點顏色，有了一個小小污點。因為這句話等於鼓勵齊國去侵略，這是很嚴重的。《孟子》本書上記載，當時便有人問孟子是不是曾經鼓勵齊宣王去打燕國。孟子說，這是沈同問起，像燕國目前這樣，燕王噲糊里糊塗地讓國給子之，而子之把內政弄得亂七八糟，死了好幾萬人，燕國的老百姓這樣痛苦，可不可以去攻伐。我告訴他，可以。但是我說的可以，是指順天應人，弔民伐罪的出兵，而不是說侵略性的攻伐。正如有人問起，某人殺了人，犯了罪，可不可以處以死刑。我說可以，但並不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去殺這個犯人。而是要執法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去判處他的死刑。
但這些話，對齊宣王說的也罷，對齊湣王說的也罷，對別人解釋也好，到底孟子說了沒有？是怎麼說的？在《孟子·公孫丑下》，便有對沈同一段話，可作說明。
接下來第二部分疑案，是年代問題。本來孟子的年代，以及那時候許多事情的年代，是很難確定的。據《史記》記載，孟子這段話是對齊湣王說的，是孟子去過魏國，見了梁襄王，不投機，就回魯國去住了一段時間，然後再次回到齊國來，見了齊湣王，湣王正好出兵攻打燕國。反正《孟子》這本書，不論是孟子自己作的筆記，或者門人根據資料寫的，在文字上總會有多少修飾。但在語氣之間，還是贊成有此“弔民伐罪”的一戰，只是不像《戰國策》式說得那麼激烈而已。
蘇代評論齊王
在當時的國際背景，還有一段有趣的事。原來燕國是派蘇代去齊國做間諜的，蘇代到了齊國，齊湣王本來認為他是一個政客，兩邊跑的，不太理他。可是蘇代很厲害，最後還是說服了齊湣王，暗中幫了燕國的忙，甚至於齊國要他帶兵去打燕國，結果打了敗仗，齊湣王還是相信他，他又利用當時的國際情勢，使齊王派他出使到燕國。
燕王噲看見自己派往齊國的間諜回來了，就問蘇代說，齊王可能稱霸天下嗎？蘇代說，不可能。燕王噲問，這是什麼道理呢？蘇代說：“不信其臣。”這四個字是不是實在呢？這也是實情。
我說過，齊宣王是相當有器量的。那時候天下賢能之士，如孟子、鄒衍等名賢，都集中在齊國，而齊宣王也很尊敬他們。這些人講的話，他也聽，但接納不接納是另外一回事。他等於設立了一所研究院，用很高的待遇養著這些人。你們講演也好，開座談會也好，你們盡量去吹你們的，我有我自己的一套，並不偏愛某一人，也不專采某一人的建議。結果他的兒子齊湣王也和他的父親宣王一樣，但更有甚焉， “不信其臣”。
蘇代把這情形報告了燕王噲以後，燕王噲知道齊國已不能稱霸天下，於是放心了，同時聽了別人“不信其臣”的弊端，便專任子之，讓他負更多的權責。最後讓位給子之，終於導致了燕國內部的大動亂。
但是還有更深一層的秘密，原來子之早就看出蘇秦是一個很厲害的角色。所以就教他的兒子，積極追求蘇代的女兒。兩個年輕人結了婚，子之和蘇秦、蘇代之間，早已成為兒女親家，而且在蘇代奉燕王之命到齊國去做間諜以前，是有深交，蘇代自然要幫忙親戚。所以又是寥寥“不信其臣”四個字，不著痕跡地種下了燕王噲讓國的前因。再加鹿毛壽說的“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於是就演出了一幕食古不化的醜劇。
瞭解了當時的國際情勢和人事的背景，權臣謀士們心術品格的卑劣，再來看《孟子》這一段書就更有味道了。雖然孟子說的是可取之道，與不可取之道，談的是理論。但是以孟子談話的氣勢、口吻，和當時國際情勢配合起來看，那麼孟子的話，和當時的謀略家，縱橫家們沒有兩樣，他的態度是贊成的了。其實在精神內涵上，還是大有不同。
前面已經講述，齊宣王時期出兵攻伐燕國，打了勝仗，佔領了若乾土地與城市。但仍有下文：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後，後來其蘇。”’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罩食壺漿，以迎五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訖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上也。”
前文講到齊國打燕國，把燕國拿下來了。可是國際上不同意，看不過去了。諸侯之間，計劃組織一個聯合陣線，要打齊國。這時，齊宣王問孟子，現在諸侯們要聯合起來，替燕國打抱不平，攻擊我們齊國了。孟先生，你看我應該怎麼辦？
孟子說，就我所知，我只聽說過以方圓七十里領土，而領導了天下，像南湯當年就是這樣興起的。可還沒有聽說過，擁有方圓千里的一個大國，竟然還會畏首畏尾的。
從孟子這段話的論調，可以看到，戰國時代終歸是戰亂的時代。不管你聖人高明到什麼程度，時代的趨勢，國際政治風氣的力量，畢竟很大，個人的思想觀念終究還是會受到影響，所以這時孟子就以力的大小來立論了。
孟子又繼續引經據典，用《尚書·商書》上仲虺誥文“湯一征，自葛始”的一段話對齊宣王說，《尚書》上仲虺制的誥文上記載，商湯為了除暴安良，從“葛” 這個小國開始了他的統一大業，天下的人都信服他。當商湯向東面征伐的時候，西面的夷人就抱怨，向南面征伐的時候，北方的狄族也在抱怨。他們都抱怨說，為什麼不先來我們這裡，而把我們擺在後面呢？
孟子說那時各方面的老百姓們，盼望商湯的王師，像久處大旱的農民，對著萬里無雲的晴空，盼望著能有雲霓的湧現一樣。
不過歷史上湯武那個時候，是不是這樣，就不知道了。也許是仲扈這位左丞相，在制誥時對商湯仁義的強調宣揚。
孟子繼續描寫商湯征伐時，部隊紀律良好的情形說，當商湯的部隊打來了，當地的老百姓，做生意的還可以照常做生意，種田的也照常種田，一點也不受影響。
像這樣的情形是不是真的也有呢？在我們的歷史上，像這樣好的部隊，像這樣不擾民的戰爭，曾經發生過很多次。問題全在於這位指揮部隊的司令官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仁將——曹彬
如歷史上有名的仁厚將軍，宋朝初興時的曹彬。他奉命攻打江南，征服南唐後主——就是那位被俘解送到汴京途中、船上吟詩填詞“四十年來家園，三千里地山河”的李煜。
當時曹彬圍攻南京半年多，連秦淮河、白露洲、西門水寨都佔領了。到最後，只要一仗就可以輕易攻進金陵——南京城了。李煜也準備要投降了。在這緊要關頭，總司令曹彬突然生病了。生的什麼病呢？大家都著急，都監——副總司令兼政治部主任潘美，先鋒——前敵指揮曹翰等都到總司令部去探病問起生的是什麼病，曹彬說是心病於是大家紛紛主張找醫生，還要找名醫。曹彬說，不必找醫生，我的病醫生治不好，只有你們各位能醫好。大家問什麼辦法。曹彬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打進南京的時候，不許隨便殺一個人，也不許任何人奸婬擄掠，做不做得到？這時一班將領們只好說，你命令下來就好了嘛！曹彬說，不行，要先發誓。於是大家就發誓。發過誓後，立刻下攻擊令，打進了南京城，而城裡的老百姓還不知道呢！
潘美的難以控制，曹翰的好殺，都是事實。當宋太祖趙匡胤授命曹彬去打江南的時候，曾告誡曹彬最好不要多殺人，對李煜一家人，更是要加以保全。曹彬當下遲疑不答，既不抗拒命令，也沒有明確的答覆。他只問副將——副司令要派誰來負責。趙匡胤馬上懂了他的意思，立刻召見了潘美、曹翰等人，發表他們作副司令。不過，當著他們，交給曹彬他平日用的一把寶劍，告訴他說，你拿著這把劍，“如朕親臨”，等於我本人在場一樣，凡是副將以下不聽命的，我授權給你，你只管照軍法辦理，先斬後奏，一切由你全權作主。他一面對曹彬說，一面眼角看著潘美、曹翰。嚇得這些人汗流浹背，只有稟報：“末將聽命”的了。
曹彬的高明還不止如此。他又向趙匡胤請調一位將軍田欽祚，來擔任另一路的前敵指揮官。弄得潘美、曹翰他們都覺得很奇怪。因為這個姓田的，既狡猾，又貪污，愛爭功，又不肯負責。同時又最喜歡打小報告給趙匡胤，常常忌功而傾軋同事。曹彬所以請調了他來參加戰役，作用是準備平定江南之後，送點功勞給他，免得他在後方搗亂，又增加趙匡胤的懷疑顧慮，而對前方有所牽制。這就是曹彬高明的權術大用了。
曹彬、潘美等破城以後，李後主在無可奈何之下，穿著白紗衫帽，親自向曹彬投遞降書。他先見副帥潘美，只好叩拜如儀，潘美卻也答拜叩頭還禮。進一步，便要上船晉見大元帥曹彬，他也設拜叩頭。曹彬便叫左右告訴他說：恕我“介冑在身，拜不及答。”換句話說：對不起，我是軍人，只好以軍禮接見你，不能跪拜還禮了，請原諒。
行過了投降的典禮，正副元帥曹彬和潘美先自登上兩隻大船，很禮貌地請李後主上船飲茶。由岸上到戰船上的跳板，當然是獨木板。李煜素來是養尊處優，平時生活，哪裡受過一點罪，今天忽然要他經過獨木板上船，實在沒有這個膽子，再三排徊不敢踏上去。曹彬便命令左右的副官扶他上來。
曹彬的確是很仁厚，他招待李後主喫茶的時候，他問起李煜家庭的成員，知道總共有三百多人，就替他準備一百條官船，給李煜三天時間，收拾財物，帶著進京。並吩咐他儘管多帶些財物去，暗示我曹彬不要錢，可是到了京裡，還是有人要錢的，得準備送紅包。然後放李煜這些人自己回去，連衛兵都不派一個跟著。其他將領們很不放心，但曹彬並不在意。他說，放心！他連上船的木板都不敢走，生怕掉下水去，可見他怕死得很，哪裡會有逃跑的勇氣。
曹彬知道有些人是靠不住的。等李煜走了，他吩咐副將潘美代理職務，表示自己要暫時離開總司令部三天，把統率部隊的責任交給他，並特別交代不許殺人犯軍紀。然後帶了二百名親信，在李後主的宮殿四周佈防保衛，不許任何人闖進李煜的宮中。自己則親守在大門口，以防止下面的士兵們，以對待敵人的態度，進去危害騷擾。第三天以後，李煜帶了三百多人上了船，他才進宮去，查封了宮裡的財物，造冊呈報給朝廷。
據宋人的筆記，另一面他的副司令曹翰，後來奉命攻打九江。打進了九江，縱兵擄掠，還要屠城。而他自己卻裝了二十幾船的財貨寶物，悄悄地運回家鄉去了。與曹彬相較之下，就有天壤之別了。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仁將。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他的後代也很好，孫女做了宋仁宗的皇后，被譽為聖後；相傳還有一個孫女成了神仙，便是道家《靈源大道歌》的作者曹文逸真人。歷史上仁厚的名將，當然不只曹彬一個，其他還有很多，這裡只是提出最有名的曹彬作例子。
這就是王者之師、仁義之師的風範。打仗時只要屈服了敵方的領導階層就好，而對老百姓則是慰問、關懷、救助，像及時雨一樣，老百姓當然高興。孟子說，像這樣的仁義之師，所有《尚書》上仲虺在誥文上記載，那時的老百姓天天盼望著仁主到臨，仁主來了，就有好日子過，就能離開水深火熱的苦難。
孟子引用了《尚書》的話以後，又針對當時的情況對齊宣王說，現在燕國內政那麼紊亂，又虐待他的人民，你發兵去攻打燕國，這時燕國的老百姓以為水深火熱的生活可以有所轉機，他們將會有好日子過了，所以他們從家裡拿出吃的喝的，高高興興地招待你的部隊。如果你反而殺了燕國的百姓，捆綁他們的子弟，拆毀他祭祀祖先的宗廟，搬走他們貴重的寶物，使燕國的老百姓受到更深的痛苦，那怎麼可以呢？
至於國際上的觀感與反應，你要知道，天下各國諸侯對你國勢的強盛，本來就畏懼三分，現在你打下燕國，得了加倍的土地，又不行仁政，各國諸侯為了自己的安全，同時又有了口實，自然要聯合起來攻打你了。這等於是你自己發動天下的兵來討伐自己。現在你只有趕快發佈命令，釋放俘虜，停止擄掠，再召集燕國的臣民代表開一個會，替他們選出一個賢君來，然後班師凱旋。這樣還來得及阻止各國對你的聯合攻擊。
仁義的實質與權謀
從歷史的資料看，齊、燕的結怨，有兩件事足以啟發後人的睿思。
第一是，燕王噲傳到昭王以後，燕國起來復仇。要復國仇，必須要內政修明，力圖強盛。而內政之修明，又以人才之爭取為先。他第一個就採用了郭魄“千金市馬骨”的精神原則，廣求人才，得到樂毅這一批賢能之士，一戰連下齊國七十二城，湔雪了國恥。
第二是，在那個時候，蘇代曾對燕昭王說過這樣一句話：“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他認為仁義的精神和行為，是個人對自己的一種最高修養。但是如果要想取得一國的政權，治理天下的百姓，僅僅講究仁義的道理，是沒有用的。把蘇代這個理論和孟子的話對照一下，則很可以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基本上，仁義的思想和精神沒有錯，只是在方法上，因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有所變通。
其實，蘇代的話仍然不脫縱橫家的論調，把仁義限制在個人的修養上。我們知道，武王在起兵伐紂之前，曾經和姜太公商量過。據《太公金匾》的記載：“武王問大公曰：殷已亡其三，今可代乎？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為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可失也。”
周武王在準備起兵攻伐紂王之前，對姜太公說，現在殷紂王因為暴虐無道，已經失去了他十分之三的國力、土地和人民，而且看來還會變本加厲，天下將更動亂，百姓將更痛苦。現在是不是可以起兵，以革命行動，把殷紂的政權拿下來呢？
姜太公對武王說：據我所知道的，凡是知天——懂得天時、地利、人事等這些客觀因素和時代趨勢的人，當勢不利於自己，而無法實現理想時，他是不會怨天的。一個真正瞭解自己的人，也能將人心比己心，以己心度人心，那麼就不會輕易去責怪別人了。所以處理一件事情，先把客觀的因素衡量清楚，對別人的心理也瞭解了，根據這些條件，作好周密的計劃，然後按計劃行事，一定會成功的。反過來，如果不能把這些客觀和主觀的條件弄清楚，盲目地先做了再說，那就必然失敗無疑。而且，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時機成熟，唾手可得的時候，你卻遲疑不進，坐失良機，這樣不是太可惜嗎？比如田里的稻子已經成熟了，而你不去收割，這就不對了。一件事情，時機到了，大勢所趨，由不得你，而你卻偏偏不採取行動，這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如此，大事業更要注意。至於時機不到，或者時機已過，卻勉強去完成的，那是妄成，不會持久的。譬如夏天，枝葉茂盛，花開之後，到了秋天，自然結果。等到嚴冬來臨，則遍地冰雪，但是到了相當的時節，又自然地春江水暖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時機，一個恰當的時機很難遇到，但卻很容易失掉。
鬻子也曾經有這樣的話：“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謂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鬻子名熊，著《子》三十篇，分一卷六篇。他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為天下福祉所作的行政措施，就是最崇高的行為，也就是所謂的仁道。能使全國上下安居樂業而心悅誠服，就是帝王之才。自己並不著意去追求爭取，而自然由他人擁戴，那麼你便立了信。為天下民眾除害，換言之，誰危害天下人，你就除掉誰，這就是仁。如果順天應人，自然獲得權位，執政以後，全國上下親愛精誠，和睦相處，一旦有了外患侵凌，或內在的災禍危難，則和衷共濟，同心協力。能做出這種政績，那就真是為帝為王的材料了。
同樣地，我們可以瞭解，孟子的贊成——至少是不反對齊宣王伐燕，並沒有違背他一向所主張的“仁義”思想。而仁義也不一定如後來所說的，只是完成個人美好人格的修養而已。依照姜太公的說法，在客觀條件的需要下，戰爭的手段可以完成更崇高的目的，則不但不違背仁義，且合乎仁義。照鬻子的理論推衍，一場為天下除害的戰爭，也就是仁道的伸張。
總之，孟子因為燕國老百姓生活於水深水熱中，所以不反對齊國去攻伐，這並不違義。他的論調。可以說和當年姜太公對武王所說的，是同一個方向。問題是齊國之伐燕，沒有做到如鬻子所說的那幾個原則，也就非帝王之器了。事實上，基於當時時代趨勢等因素，孟子的思想並不像孔子那樣宗周。因為歷經七百多年來的中央周室，實在已是一個扶不起來的破砂鍋了。因此，只要有人能真正施行仁義，為民造福，他便可輔之為王。
孟子在魏齊的外一章
孟子為什麼不能得到齊宣王、梁惠王的深信和重任呢？這實在使人有“讀兵書而流淚，替古人擔憂”之慨！為了解答歷史上這一疑問，就不得不回來再綜合研究齊宣王與梁惠王一下了。
齊宣王的風格
戰國末期的齊國，已非西周時代的舊齊國，也非東周初期的齊國，而是由田完敬仲的後代，篡位而據為己有的新齊國。尤其從齊威王開始稱王以來，齊國便成了與秦、楚分庭抗禮而互相爭霸的大國了。
齊威王死後，他的兒子辟疆繼位，稱宣王。據孟嘗君的父親靖郭君（田嬰）的門客齊貌辨的觀察，說：“太子（指齊宣王）相不仁，過頤系視，若是者背反。” 由此而知齊宣王的相貌和個性的一斑。所謂“過頤”，便是方面大腮，滿臉福相的描述。也可以說是腦後見腮，不可往來，後有反骨的相貌。所謂“豕視”，便是像豬看東西一樣，表面很糊塗似的，而實際上，心中自有主張，很精明，而且不時偷看到兩旁的東西。所謂“不仁”，不是說他一點也沒有仁慈的心腸，而是說他是個不容易對付、不容易侍候的角色。
但事實上，齊宣王也可算是一個英明的主子，有他父親威王慷慨雄豪的秉賦。而且根據《孟子》的記述，他爽朗地承認有好勇、好貨、好色的多種毛病，婉轉地推掉孟子的高論，也可以說是不凡的作風。
朝中文武多才士
在他親政的初期，仍然任用鄒忌為相，但卻召回了被鄒忌所排擠，而具有上將之才的田忌為將，任命孫臏做元帥，一戰而擒殺了魏國的名將龐涓，俘虜了魏惠王的太子申，一舉而震動國際，威加海內。
齊國，不但一躍而為當時國際上的政治大國，而且是赫赫的經濟強國。
當此之際，齊宣王任命了重要的高級幹部：
孟嘗君（田文）繼鄒忌為相國。
禮遇高士顏斶、王斗；甚至間接優待魯仲連等不世人物。
優容淳於髡的滑稽雋才。
他聽了鄒忌及王斗當面批評他，不肯起用人才的一番話，一下子便任用他們與淳於髡等所推薦的一批人，而使得齊國大治。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宣王不悅。晏首（齊臣）貴，而仕人寡，王悅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 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先生王斗進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
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進諫。”
宣王忿然作色不說（通悅）。有間。
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謂土地人民之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
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夫雲（同隕）之，焉能有四焉。”
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
王斗曰：“世無騏騄耳（良馬之名），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
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
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盡轂（音斛，縐紗曰毅，紡絲而織之。）也。”
王曰：“何謂也？”
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便，順其所好。辟，避其所惡。）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日，不如愛尺毅也。”
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
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王斗這番說詞，等於當面諷刺他的缺點，但齊宣王仍有雅量接受，不像秦漢以後的帝王，動不動便加以“處士橫議”，或“大不敬”的殺頭罪名。
讚美詞與利害關係
至於說到宣王不肯聽信臣下的勸諫，在用人上。信任不專，或學非所用，用非所長的事，大概不會錯的。例如他前任相國鄒忌的一番婉轉譬喻，便是針對他這毛病而說。
鄒忌俯八尺有餘，身體昳（日側有光艷也）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
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旦日（明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答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孰（通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通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舉）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受下賞。”
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去聲）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與敵國戰勝於朝廷之內也，即政治作戰勝利之意）。
貧賤驕人
雖然宣王有用人不專的毛病，卻能面對顏斶的頂撞，公然改變盛怒之威，願執弟子之禮。最後，顏斶不受封而辭去，他又好像只能禮賢而不能真下士。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日‘斶前’，斶亦日‘王前’，可乎？”
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
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家也）五十步而椎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宣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錳。’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虡（音巨。天上神獸，鹿頭龍身。懸鍾之木刻飾象之，因名曰虡。每十六鍾共一虡。），天下之士，皆為役處；辯知（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堅門間裡，士之賤也，亦甚矣。”
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裡，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雲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
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差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日‘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
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毅，是其賤之本與。’
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守，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專道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向，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責，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命令）者王也，盡忠真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
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也。”
滑稽大師——淳於髡
另有淳於髡，完全不同於顏斶的作風，他運用滑稽的高調，對了齊宣王爽朗的胃口。
他身為齊之贅婿，長不滿六尺，而滑稽多辯，早為齊威王時代的左右寵臣。到了宣王時代，也同樣受到重用。他是個有心人，也見過孟子。與孟子的對話，下文再談。
有一次，在一天之內，他同時又推薦七個人，請齊宣王錄用。宣王雖然覺得淳於髡太過份了，但辯論一番之後，還是照樣任用不誤。
淳於髡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
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
淳於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藥名）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罩黍（山名）梁父（山名）之陰，則郗（仰也）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而且在軍事方面，當大家說不進去話的時候，如果淳於髡來個豬狗的趣味性比喻，宣王就聽進去，立刻放棄了原來的作戰計劃。
齊欲伐魏，淳於髡謂齊王曰：“韓子盧（韓國有黑犬名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髡（兔名）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疲倦）於前，犬廢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勤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以頓其兵，弊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
齊王懼，謝將休士也。
又一次，齊宣王想征伐魏國，魏國派人暗中送禮給淳於髡，請他設法阻止。淳於髡公然貪墨，受了禮物。齊宣王有密報，也知道了這回事，但經他滑稽解說，又對了宣王的胃口，結果還是取消了作戰計劃。
齊俗伐魏，魏使人謂淳於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壁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於髡曰：“諾！”
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代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丑而實危，為王弗取也。”
齊王曰：“善！”乃不伐魏。
客謂齊王曰：“淳於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壁馬也。”
王以謂淳於髡曰：“聞先生受魏之壁馬，有諸？”
曰：“有之。”
“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
淳於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齊宣王開戰國養士之風
《史記》在《田完敬仲世家》中，述說齊宣王好養士，就好像開了一個議院或參政院，也相當於現在的研究院。如云：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於髡、田驕、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因此，促成相國孟嘗君——田文跟著他學樣，也喜好養士。甚至，孟嘗君與齊宣王還爭相養士，大家熟知的馮諼彈鋏，毛遂自薦，以及雞鳴狗盜之徒等，統稱他的門下，號稱有食客三千之多。高明之士如魯仲連，也是孟嘗君的座上客。
由於齊宣王和孟嘗君爭相好客，而開創了戰國時期的養士風氣。此後，魏國有信陵君，趙國有平原君，楚國有春申君，都以好客養士號召，名動諸侯，而影響於國際之間。
不過，養士的風尚，除非有魏文侯、齊宣王、燕昭王的環境、器度與見識，或者還可以利多弊少。到了戰國末期，自孟嘗君、信陵君以後，其餘大公子們的養士，利弊就很難說了。甚至可說弊多於利。人與人間的交情，主客之間的感情，不是基於利害關係的，實在不多。即如孟嘗君晚年，被逐去齊，雖然經過馮諼設法，仕魏、居薛，如狡兔之有三窟，但後來他重返故國後，再也不能恢復昔日的風光。那些門客大都各奔前程，而孟嘗君也由此勘破了人情世故。
孟嘗君逐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 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
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通無）故去，願君勿怨。”
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書所怨之人）削去之，不敢以為言。孟嘗君既反，因謝病，老於薛。
後來，趙國的大將廉頗，屈而再起，也曾有過孟嘗君門下士同樣翻版的情形。
特立獨行於滔滔濁世的孟子
齊宣王時代，養士的風氣是這樣的盛行，而遊說之士在齊國又這樣的多，但總是仰承君王的鼻息，或者相公的喜怒，而取得個人的富貴功名，以至於謀生而已。
像我們的亞聖孟老夫子一樣，特別受到齊宣王的重視而處處待之以禮，確是異乎尋常。無奈人情重利而輕高遠，所以孟子教之以仁義之道，齊宣王不是不知道，實在是做不到。這也是孟子所說的“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反過來說，孟子學孔子，畢竟成為千古歌頌的聖人，這也就是孟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行徑。所以後來淳於髡替孟夫子難過，想要影響他改變作風。但孟子始終特立獨行，不願曲學阿世。所以《孟子》全書所說的，都是古今不移的大經大法，都是正面文章，他絕不肯說側面的諛詞。
像淳於髡，他便不同了。有一次，孟嘗君的封邑薛國有難，齊宣王並不想出兵相救。結果，淳於髡一片滑稽說詞，又打動了齊宣王救薛的心思了。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於髡為齊使於荊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迎之。謂淳於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於髡曰： “敬聞命。”
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 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
齊王和其顏色，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攻哉。
吏民千古兩相妨
鄒與魯哄。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四：“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稟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光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歷史政治上的因果
這是孟子家鄉的事，孟子是鄒人，鄒大約只有現代的一個小縣那麼大，姑且稱他為一個國。其實鄒和邾，也都屬於魯國的境內，用現代的觀念來講，相當於魯國的一個獨立市。
鄒和魯國，發生了權利上的爭執，這是一次很大很激烈的衝突。鄒穆公問孟子說，在這一次和魯國的激烈衝突當中，我的高級幹部死了三十三個人，而這些幹部的屬下和轄區的老百姓，沒有一個肯為他們的長官效死。要是殺掉這些人吧，人數實在太多了，殺不勝殺。可是不殺罷，他們將來還是這樣眼看著長官戰死而不去援救，這樣怎麼行呢？真是殺也不好，不殺也不好，你看應該怎麼辦呢？
孟子說，在平時遇到水旱災害，農產歉收的凶年，你的老百姓們沒有飯吃。年紀大，身體弱的，餓死在路旁；年紀輕，身體健壯，走得動的，就離鄉背井，向外逃生。在鄒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逃亡的人，就高達幾千人之多，佔了你全部人口的很大比例。但是你政府的糧倉裡面，多的是糧食，財庫裡的錢也很充裕，有足夠的力量幫助這些老百姓。可是你的幹部們，當時並沒有把老百姓的痛苦情形告訴你，他們這樣驕慢而不理政事，結果殘害了多少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孔子的學生曾子曾經說過，做事要特別小心謹慎，凡事是有因果報應的。怎麼出去，就怎樣回來；如何待人，人也將如何待你。所以在平時老百姓吃了他長官的虧。現在他們也就眼看著他們的長官受難，不出來救援了。這正是他們飢餓時，長官不救援他們的一種還報，你穆公還有什麼好責怪埋怨的呢？如果從今以後，實行仁政，愛護老百姓，老百姓當然也就敬愛他們的長官，當長官有難的時候，他們當然就會拚死命去保護救助了。
這一段中，孟子所說的理論，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之一，也是政治領導人的最高領導原則。中國文化處處講因果，這因果的觀念並不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才開始確立，並普遍被社會應用在語言文字上。我們的《易經》老早就有這種思想，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至於孟子，這裡所引用的“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同樣是因果報應的觀念。
在政治上，我們看歷史的演變，就是因果報應。我們如果從因果中去看歷史，可以發現許多很奇妙的事情。就拿我們眼前可以看得見的歷史現象來說，埃及的總統薩達特，很了不起。那天我打開電視，看見他突然冒險訪問以色列的消息，就知道他一定有影響力。同時也預料到以色列的貝京，也一定會去埃及報聘，也可以說兩個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將來對於中東地區的謀和，猶太與阿拉伯兩個民族去嫌釋怨，總會有幫助的。假定我們處身在一百年後，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歷史，這兩人之間的一往一來情形，以及誠心謀和與否的因果報應，則是一件在因果律上，很有趣的，能證實的事情。
古今中外都逃不開這個因果律。我們中國的歷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怎麼來的江山，也將怎麼樣的失去；怎麼樣取得的政權，也是怎麼樣的交出去。仔細研究外國的史實，又何嘗逃過此一法則。
我們隨手舉一個例子，宋朝的皇帝趙匡胤，據說他自己並不想當皇帝，而是陳橋兵變，部下們硬把皇帝所穿的黃袍加在他的身上的。當時的皇帝，是後周的柴榮。他在位時死了，兒子還小，只有六七歲，而趙匡胤是柴榮當時的殿前點檢使，等於是憲兵總司令或首都衛戍司令等要職。就在陳橋兵變中，黃袍加身當了皇帝，所以到了元初，在宋朝垮了的時候，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兩首詩說：“記得陳橋兵變時，欺她寡婦與孤兒。誰知二百餘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征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我們再看清朝，進主中國，是孤兒寡婦入關，而最後一代皇帝，又是寡婦孤兒悄然出關。因果報應，絲毫不爽。讀了元人那首詩，我也曾經依樣畫葫蘆的寫過一首：“寡婦孤兒自入關，便宜佔盡此江山。果然二百餘年後，母子君臣出塞難。” 博儀登基接受群臣朝賀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抱他坐上金鑾殿的大交椅上時，他大哭起來，他的父親攝政王拍拍他，安慰說：“不要哭，快完了！”果然很快就完了。這就是“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的道理。所以國家也好，個人的事業也好，都是怎麼起來，也是怎樣下去。經過時間的證明，長期觀之，可以說是必然律的回互，並非偶然如此的。
至於《孟子》書中的“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這兩句文言，尤其別具韻味，而且也特別悲涼。豈但戰國時代的老百姓們如此，幾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是過著這種艱苦的日子。“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大地儘是一片流民饑荒的景象。悲涼，慘痛！豈是言語文字所能盡其形容的。社會的貧病到了這種情形，便正如左宗棠的詩所說：“世事悠悠袖手看，誰將儒術策治安。國無苛政貪猶賴，民有饑心撫亦難。”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且看所謂工商業發達的社會現象呢？雖然沒有孟子這兩句話那樣悲慘，但是在物質文明發展之下的一般社會狀況，農村鄉鎮的衰落偏廢，都市文明的畸形發達，它的變相結果，也有“老弱困守故土，壯者散處四方”的景況。尤其對我們一般具有出國狂熱的心理病態的社會而言，也同樣會有此悲鳴，豈但只是衰亂時勢如此而已！
君道與臣節
除此以外，由鄒穆公與孟子這一段對話中，引出一個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上極重要的問題，需要特別加以討論。
根據本文鄒穆公的發問，認為他的國家有了重大的變故，而一般守上有責的高級幹部們，死難的不少，但是他們的部下，以及基層的民眾們，根本視若無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我們平常也都讀過《孟子》，但是重點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氣掩蓋過去。甚至可以說，我們被古文語調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兩個極其重大的基本問題。孟子當時既非盡情發揮得明明白白，我們後世讀來，也未仔細尋思，只是馬馬虎虎地讀過去了。
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的傳統道德中，過去的歷史上，“君道與國共存亡，臣節盡忠死國事。”這是不易的原則。自三代以後，春秋以下，無論君主政體與否，這個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終不變的。這種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當然，最具體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後的孔孟一脈的儒家學術思想。而在宋、元以後，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層紮下根基的，則歸功於幾部有關歷史故事的小說，如《三國演義》、《精忠岳傳》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義的精神，如重然諾、守信義的義氣風範，融會在國民生活的每一環節，打入每一個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孫心坎深處。加上宋明以來理學家們在臣道、臣節上的深厚修養與發揮，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間，士大夫們死難於臣節、盡忠報國的典型，比之以往的歷史，更加激烈而具體，更加莊嚴而可敬。
其實這種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來久遠，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例如孟子講三道，動輒便提出周初開國的文武之業來作標榜。但事實上，以商紂的暴虐，雖經周武王鼎革以後，政治上的種種努力，但將近百年之間，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將近一個世紀，還有“殷之頑民”，始終與周朝並不合作。最明顯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上。其實，歷史上所記載的“殷之頑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遺民的忠貞志士，因為作史者立場，所以稱他們為“頑民”，也就是所謂的頑固分子。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諸侯，封微子於宋，以祀殷商之後，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時也是培養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
其餘信手拈來，如眾所周知的漢初田橫五百壯士，義不投漢，集體自殺以全節義；項羽的八千子弟，統統戰死烏江；這些都是犖犖大者，盡人皆知的歷史故事。其他有關歷代在成敗、存亡續絕之際，忠臣義士可歌可泣的事跡，還有很多。這是中國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長，關係一個民族國家，立國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應該大書而特書的。例如元朝與清朝的入關，在戰役中遇到戰死不屈的忠義之臣，或是後來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貞志士，不但不加凌辱，反而恭敬禮遇，雖依法執刑，死後仍善為安葬，示以生榮死祭以表忠貞。而對那些輕易投降，賣主求榮的，便為他們另外立了“二臣傳”，以表示有虧節操。這些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豈可以盡把它列入“愚忠”兩字而輕輕抹煞。而且這種節操的養成，與帝王民主的政體關係不大，並不是說在帝王養士的體制之下，才有忠臣義士的作風，在民主體制的時代，就不需要對國家民族有此忠義的節操，那便是大錯特錯，是自己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無知了。
問題不能扯得離題太遠，現在再回轉來看鄒穆公這一段的對話。鄒是戰國當時的蕞爾小國，微不足道。但當他國家有難的時候，守上有責的高級臣僚，死難的如此之多。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表示鄒魯之邦，確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柢。儘管主懦國弱，而文化教育的風範，始終未變。但是鄒穆公再進一步要求他國內的全民盡忠，那麼問題就太不簡單了。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覆，也便是反映出對當時邦君們的一種警告，一番抗議。這便是我方才說要特別注意的一段。同時也是中國文化歷史哲學的重點之一。
歷史上的基層政策
討論到前面中國文化，有關歷史哲學這一類問題，我們看到自從孔子著《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懼的精神以外，歷代歷朝的歷史，也都是繼承孔子的學術重點—— 《春秋》責備賢者，特別是要求君聖臣賢，或明君良相的一貫精神。對於林林總總遺下編氓的一般國民們，從來沒有過於苛求，並非像鄒穆公的希望一樣，要求基層的國民們，也要層層盡忠，為他們的長上——長官去盡忠盡節。
有人說，我們的“二十六史”，只是一部軍政統治的總帳簿，比起西方後來的歷史學觀點，大為遜色。這個問題的是非好壞，暫且不談。現在只講我們過去的歷史記載，特別注重，也特別強調君臣之間——執行仁義政綱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貞和奸佞。而對於基層地方的吏治問題，幾乎都忽略了。過去雖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與否，但過去歷史所提吏治的“吏”，大體上是指官而言，並非如現代觀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層工作人員。事實上，依我的研究看來，兩千年來的一部中國政治史，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政治體制——禮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說，不論君主或民主，任何一個時代的興盛與變亂，基本上的問題，都出在吏治——地方行政的基層幹部上面。歷代的大小變亂，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於官逼民變，吏虐民反的結果。過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們汗牛充棟的歷史文獻，許多高明的論政，如切中時弊的奏議，以及討論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學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對中央政府執政者的朝廷而言。一旦時逢明君，寵加採納，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台閣，位入中樞，官階愈來高，隔離民間疾苦，距離民瘼也愈遠。試問，又有幾人肯請求降調，願意深入鄉村民間，作一個裡正、保正芝麻綠豆大的地方基層幹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幾乎是一個永遠矛盾，無法調和的事實。譬如，美輪美奐的偉大建築，在外觀上，一定是鋪置名貴高華的裝滿，絕對不可能把基層的泥沙粗石擺出來。但事實上，這座宏傳建築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層厚實的泥土沙石不可。如果顛倒來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無法落成。人們只瞻仰表層的高華，總是忘卻了基層的功績。所以由平民而變成為高明的知識分子以後，漸漸距離基層的平民愈來愈遠。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結果。
作官莫作怪
例如春秋戰國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論上，固然仍須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實上，卻只是鞏固自己的權勢，當然離開民瘼愈遠。漢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視二千石的郡守——太守，但是它距離下層民眾還是很遠。唐代重刺史— —即等於漢代重視二千石郡守的遺風，然而在盛唐以後的刺史，大多數是分發考取功名的進士們來擔當其任，因此難免有“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的氣概，而於基層民間的疾苦，也就愈來愈遠了。於是，外面則藩鎮（軍閥）專權，目無中央；內廷則宦官操政，女禍把持，天下事就不問可知了。
順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詩，夾點笑話給大家輕鬆輕鬆。這首詩是描敘一個人一生的轉變情況，現在如用來比方過去歷史上官與民之間隔，卻也很有趣。它的前面兩句，便是剛才提到的“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可以作為舊時代達官而兼名士的寫照。接著是“而今事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後面兩句可作為一般社會民生基層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職後清苦生活的寫照。這不是很幽默嗎？
明清兩代，承元朝的政治體制演變，自中央級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級政治，即所謂盛府（州或道）、縣治。雖然注重親民之官的縣官大老爺，但是那些多半是從進士、舉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讀書做八股文的書生。所以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師爺——刑名與錢谷兩個得力助手的機要秘書。因此有人說，清代的政治，是為紹興師爺所把持的天下。上自內閣中書衙門，下至府縣，的確也是如此。至於真正的民間疾苦，所謂下情而能上達，幾乎比登天還難了。
我們只是粗枝大葉地把歷史上這些事實作個瞭解，那麼，便可知道過去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府——朝廷，是高高在上，懸空獨立的。各級的官吏，在理論上，應該是溝通上下，為民辦事。而事實上，一旦身為地方官，“天高皇帝遠，猴子稱霸王”，任所欲為的事實也太多了。我們試想，以此圖功，何事能辦？以此謀國，焉得不亡！然而，我們的民族性，素來以仁義為懷，老百姓始終順天之則，非常良善，只要你能使他們做到如孟子所說的“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也就安居樂業，日子雖然苦一點，還是不埋怨的。除非是你使他們真的受不了，真的走投無路了，否則你做你的皇帝，當你的官，與他毫不相干。這便是中國歷史上政治哲學的重點之一。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的官吏和老百姓的關係一直是如此，在鄒穆公問孟子的時候更是如此。那麼，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甚至內心氣憤得想殺些人來發洩一下，鎮壓一下，這豈非超越於政治原則之外，無乃太過乎！
現在是民主時代，也是注重基層政治工作的時代。為民服務的基層工作，實在是一件神聖偉大的使命，很不簡單，最上層到中樞各部院政令的推行，一節一節地統統彙集到了基層。其間事務的繁忙，頭緒的蕪雜，並不亞於上層執政者天天開會，隨時開會的痛苦。而最難辦的，往往是各部門的政令，缺乏橫的整體的協調，致使政令達到基層時，有許多矛盾牴觸之處，無法執行，只好一擱拉倒。還有許多政令，可以用在甲地，卻不適用於乙地，更不合於丙地的事實，但是也例行公文，訓令照辦不誤。實在難以作到，也只有一擱了事。還有最重要的，什麼高官厚祿，實至名歸，風光熱鬧的事，都集中在上層朝市。基層工作者，必須具備有願入地獄的菩薩心腸，和成功不必在找的聖賢懷抱。照這樣情況，我也常常想，假如叫我到窮鄉僻壤，長期擔任一個國民小學教員，是不是真能心甘情願地盡心盡力去做得好？我對自己的答案是：恐怕未必。己所不欲，何望於人。推己及人，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
總之，所得的結論便是，從古至今，基層的工作，能幹的不肯幹，肯幹的不能幹。因此，真正參與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幹，就是不肯幹的人。往往為政府幫倒忙，作了喪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麼辦？至於說貪污不貪污，那還是另一附帶的問題，不必去討論。
有時朋友們與我談到的美國的社會政治，基層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我說，不錯。美國還年輕，歷史還淺，所以歷史文化的包袱也輕。甚至還沒有背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我倒祝福他們永遠如此年輕，不要背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才好。一旦老大，歷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當然愈難，那就得慢慢地潛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現在這樣立竿見影了。
至於經過民選，來自民間的現代官員，他們的功過、是非與善惡，且等歷史作定評吧！不過，千萬要記住，歷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鏡高懸，可以照見善惡而使原形畢露的作用，大須留心從事，多讀民族文化的寶典，培養仁心仁術，以立己立人。
記得明人馮夢龍就有段論調怪誕的小品，寫得很好，特別抄錄一節，給自認為民主時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個借鏡。
昔富平孫塚宰在位日，請進士謁選，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也。
豈但做官，做人也是一樣。民主時代的民選，更須切莫作怪。我們看了這一段似幽默，其實嚴肅的小品文，再回轉來看孟子答鄒穆公的問題，便可以說，只恐穆公守上有責的有司們，早已經因太作怪而失去民心。因此孟子的結論一句話：“君無尤焉”，又怎能責怪下民呢！
除此以外，在鄒穆公的觀念中，認為他守土有責的重臣們既能盡忠，為什麼更下層的幹部們，就不能為他們盡節？這個道理，在理論上講，說來話更長了。總之，要瞭解中國文化的重心，無論是儒家或諸子百家的學術修養，都是做人和做事合而為一的。仔細體認歷史，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事業功名是成就了。但不能說他做人也成功了。有的人，一生做人成功，但並無事業功名上的成就。如果兼而有之，應該是不聖亦賢了。
例如明代的名臣張江陵——居正，是萬曆當時的權臣名相，可算是一個大政治家，但因個性急躁，修養不足，所謂“操切為政”，往往便不能優容氣節之士。好多理學名儒，因為意見不合而被壓制不伸。但在張江陵當政的時期，的確做到了兵強國富，其功實有不可掩蓋者。可是當他身死以後，結果弄得抄家破產，大兒子被逼上吊，老太太也被逼得流離失所。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風，慣於苛待功臣，大有失德之處。但張江陵的做事成功而做人失敗，實在也不免有話分兩截的必要。當時有人經過張江陵的住宅，看到荒草叢生，一片淒涼的景色，和當年的煊赫對照，便大生感慨。就拿筆提詩在張宅的破壁上說：“恩怨盡時歸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這兩句詩，和張江陵的生平，正好用來作為鄒穆公問孟子這個問題的答案。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兩大之間難為小
在春秋、戰國兩個時代，滕、薛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國。但在《論語》及《孟子》書中，都有所論及。所以國雖小，在孔孟的聲光照耀之下，卻也有名起來。《論語·憲問》篇中記載著：“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憂，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就是這個滕國。不過孔孟兩個時代不同，滕、薛的情形也不一樣了。
這次是孟子從齊國再度回來，路過滕國。滕國是一個小國，而東北面毗鄰了強大的齊國，南面又和強大的楚國接壤。我這個小國，夾在這兩個大國的中間，所謂 “兩大之間難為小”，我應該向齊國靠攏好呢？或者是投向楚國比較好呢？
滕文公把這個難題提出來，向這位高人孟子請教。孟子也的確是高明，他答覆滕文公說：“你提出這個問題，對不起，我也沒辦法。有辦法也不能講，礙難啟齒。” 滕文公聽孟子這樣的答覆，當然非常失望，臉色就沮喪難看。孟子見他這副樣子，又過意不去，於是對他說：在不得已之下，那麼只有一條路比較好。你把你自己的內政先理好，增加老百姓的向心力，團結起來。然後，加強你的國防設施，把護城河挖得深深的，把城牆加高加厚起來，鞏固你國防線上的防禦工程。和全國老百姓，上下一致，同心合力，保衛自己的疆土，雖然戰死，也不離開本位，甚至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自強自立，寧可亡國，也不向任何一個大國投降，先有這樣的準備，還可以有所作為。
在這裡，我們看到孟子答覆“兩大之間難為小”的基本原則，只有自強自立的一條路。其實個人作人也是一樣，不自強，不自立，不從自己本身想辦法，在兩大之間，怨天怨地，希望得到別人的同情來為自己解決困難，天下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個人事、國家事、天下事的原則是一樣的，只有自強自立，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尤其以一個小國家為然，介於國際上強國之間的自處，除了自立自強以外，絕無其他妥協的良策。況且愈妥協，將愈增加困難。因此孟子便指出，寧可亡國，也不可喪失國格或人格的原則，作為答覆。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四：“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歧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
有一次，滕文公再進一步向孟子請教說，薛和我一樣是個小國，可是出現強鄰的齊國，要在薛國建築城池，也就是在薛國的領土上，建築堅強的軍事基地。薛國也是我的鄰近小國，有同病相憐，唇亡齒寒的威脅。看這種國際趨勢，下一步很可能要輪到我頭上了。這種威脅實在讓人憂慮。你看，該怎麼辦好呢？
這個薛國也早已歸入了齊國的版圖，被齊宣王封為孟嘗君田文的地盤。那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孟嘗君門下客，彈挾而歌的馮諼，強作主張，代表孟嘗君到薛國收取租債，一把火燒了所有債務人契據，以收買民心的名城。
孟子又是拿出他最崇拜的，也是周代歷史上最能謙讓、最光榮的一代——太王的史實。他說，從前太王住在邠地，狄人侵犯他，難以自處，因此搬到歧山下面去住。並不是因為歧山比邠更好，土地更肥沃，而是在邠被好勇鬥狠的胡人欺凌，沒有辦法，不得已才避到岐山去了的。當時太王雖被迫遷移，但卻忍辱負重地生聚教訓，所以後代子孫——文王、武王起來，才建立了周朝幾百年的政權。你可以傚法他這種為善的精神，後代的子孫就一定能稱王天下。大丈夫要創業就要樹立一個美好的典範給後人，為了使子孫能夠繼承下去，在個人方面，無論讀書、經商，或任何行業，都應如此。一定要有這個志向，能不能成功，那是天命。如今你地方小，四面又有強鄰，只有用太王這種精神去做，勉強站起來，但不是站起來去跟人爭強鬥勝，而是自己勉勵為善，鞏固內部，自立自強，然後才能慢慢強大，受到別人尊重。
孟子這理論非常對，兩大強國的鬥爭之下，處在中間的弱小國家，若想自立自強，的確是很難的。我們看宋初的局面，吳越王錢鏐的孫子錢俶，本來和趙匡胤、李後主一樣，也是獨立為王，他一看到天下大勢，自陳橋兵變之後，趙匡胤號令天下的章法，他便表示投誠擁護，推趙匡胤當中國的老闆。到宋太宗時，自己取消了國號。他認為這樣做，則自己後代的子孫，不失為諸侯，永遠是方面大員。否則的話，自己估計一切的能力，未必可勝得過宋朝。戰敗了，不只是自己難保，就是子孫也難保。其實他這樣做，還是在等候時機，要想辦法再起來，希望自己留有最後一點小本錢，必要時才能有所作為。
至於同時代的南唐李後主就不同了，雖然也看到了這一點，曾經向趙匡胤上表稱臣，奈何他一天到晚感歎在詩詞之中，詩詞做得太好了，下不了決心，如果下得了決心，真正能夠有所作為，早就起來有所作為了，即使打敗了，也是光榮的。等到曹彬的大兵團攻到南京的時候，用一根繩子上吊也行，又怕死，要投降又覺得沒面子，最後當了俘虜，被曹彬解送到京，只有在船上作詩感慨，那又有什麼用？趙匡胤批評他說，李煜肯把作詩填詞的精神來治國，就不會是今天的下場了。所以要嘛，就強為善；不能強為善，就保子孫，留元氣，以待後來。
國家大勢如此，個人事業也如此。站得起來就站起來，站不起來就得見機振作。但是社會上，有許多人，他在站不起來時不肯爬，爬不動時又不肯躺下，還老是覺得自己是站在那裡，其實並沒有站著，這樣就很可憐了。總之，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的道理一樣的。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者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 去邪，逾梁山，邑於歧山之下居焉。邪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人貴自立
在《孟子》書中，這一段和上一段，怎樣看，都是同一個問題的重複記述。只是一個詳細，一個簡化而已。可能是孟子門人編輯時的疏忽，但無法考證清楚。
滕文公又問，我就算盡心竭力地奉承這兩個國家，最後還是免不了他們的侵略，該怎麼辦才好呢？
孟子還是告訴他說，從前周太王住在邠地，狄人侵犯他。大王拿皮貨和幣帛去賄賂，可是沒有用。又送狄人喜愛的狗和馬去討好他，仍舊沒有收到效果。最後拿珍珠和寶玉去，仍免不了狄人的侵犯。（這等於後來宋朝對遼金元的情形一樣，非常痛苦，也非常可憐。）在這種情形之下，太王實在沒有辦法，只好遷都另作他圖，離開邠這個地方。行前召集邠地的父老們，告訴他們說，我曾經聽說過，一個君子仁人，是不會拿用來保養大家的事物，來作害人之用。現在外族人來侵略我們，我曾經為了大家的安居樂業，送給他們好多財物，可是他們的侵略，始終沒有停止。因為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我們這塊土地，得不到這塊土地，將永不罷休。本來我是希望以我們現居的土地，使大家過安定生活的，而現在竟因為我有了這土地，使狄人不斷來攻擊我們，那等於我用土地來害大家遭受戰爭之苦，這是不應該的。像我這樣的人，多的是，你們不必顧慮找不到更好的領導人。為了不牽累你們，我將離開這裡，你們多加保重了。
我們從孟子這段敘述，可知在古代宗法社會裡，一個好的領導君主，也是那麼可憐的。孟子只講周太王這個例子。其實，上古史中，如周太王的情形也不少。後世和元朝的創業之主成吉思汗，在少年時代，和他的寡母生活在沙漠地帶，經常被人欺負，也是非常的可憐。境也是和周太王當時的情形差不多，只是元朝民族沒有文化根基，所以不如周代綿延久遠。
接著孟子又說，大王對他的子民耆老們談話後，就帶了家人，翻過梁山，跋涉到歧山下面定居。但是居住在原地邠的老百姓們都說，太王是一個好領袖，我們不可以失去這樣的領袖，於是大家也放棄了在邠的土地，跟著太王到歧山下面一起居住，重新開闢新的天地。這樣跟來的人很多，一股新興的力量，像市集一樣湧進歧山之下，鞏固了大王的基地。
孟子又說，還有人持另一個論點，認為凡是世代相傳下來的土地，所謂的“世居之地”，應該好好地守著，不可以在你這一代手裡，放棄祖宗的基業。那麼你就寧可戰死，寧願亡國，也不要輕言放棄，只有死守了。
這是從守土有責的論點出發，也是千古不易的至理。所在北宋時代，遼、金互相消長的時期，遼國末代的宰相左企弓在朝中力爭，不可放棄河北，而有：“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的主張，也同樣是這個道理。
孟子這樣畫龍點睛一說之後，跟著又告訴滕文公說，你在這兩者之間，不可矛盾，也不可因循，只有選擇其中一條路去走。
歷史上凡是動亂時期，像滕國這種環境的遭遇也很多。我們由此可瞭解，一個小國處於大國之間的艱苦。近如現代正在紛爭的中東問題，那些小國之間，就有許多困難存在。現在世界上，不論歐洲、非洲，全球各地的小國，所遭遇到的困難，許多和戰國時代的滕國一樣，所處的環境，都非常矛盾。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是不容易瞭解的。
其次，個人的人生也是一樣，自己不能矛盾，當受到艱難或迫害的時候，就要改變自己的環境。當環境不能改變時，就要自己站起來，堅強起來，寧死而不向困難環境屈服。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金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來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公曰：“將見孟子。”
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逾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曰：“或告寡人口：‘孟子之後喪逾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曰：“何哉？君所謂逾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王鼎與？”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謂通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去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論立身出處的原則
這是孟子晚年，回到鄒魯，退居以明志的一段記錄。魯平公身邊有一個得寵的近臣（弄臣），當然不是什麼大臣，但隨時跟在他的身邊，在某些事情上，會成為重要的關鍵人物——後世得寵的宦官，就是這一型的人物——這個人叫臧倉。有一天，他看見魯平公外出的車輛、衛隊等等都準備好了，馬上就要出宮了。這時，他問魯平公說，你以前出去，事先都會通知隨從的人們，目的地是到什麼地方。可是現在，車輛人員都準備好了，下面的人還不知道你要去哪裡，他們又不敢來問，所以我來請示一下，你要去什麼地方？
魯平公說，我要去看看孟子。臧倉一聽，馬上抓住機會攻擊孟子。他對魯平公說，你為什麼要去看他？你尊為一國之君，為什麼輕易地親自去看一個平民呢？你以為他是一個賢人嗎？為人處世，能夠合乎禮義的才是賢人。換言之，一個賢人所做出來的事情，就一定合乎禮義的。像孟子，父親早死。後來母親去世，他辦理母親的喪禮，遠比以前辦父親喪禮隆重得多。對於自己的父母，辦喪禮時，前後都有厚薄的差別，這就是不合禮制的事。這種人，你還去看他嗎？魯平公說，那我就不去了。
這裡我們看到小人的厲害處，往往是在小的地方，找到一點點小事，輕輕地一撥，情勢就轉變了，這就叫做“讒言”。每個人的心理，具有先天性的缺點，最喜歡聽信讒言和小話。尤其作一個高居上位的人，大道理、大話聽多了，厭煩了。讒言小語乘虛而入，往往非中不可，此所以歷史上都讚歎明智之君的難得。其實，何止為君，凡作領導人的都要注意。乃至當一個平民的家長，處理任何一件小事，也都要注意。古人所謂“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這是不易的名言。
樂正子，複姓樂正，名克，是孟子的學生，那時他已是魯國的大夫。魯平公有一次與齊王會面修好，在商談國際問題時，樂正子趁機極力推崇孟子。當時隨行的其他大臣，也都說孟子如何如何好，所以孟子這次回到魯國，魯平公想要去看看孟子。現在樂正子得到消息，魯平公取消了看孟子的主意，就去問魯平公，你為什麼不去看孟子。魯平公因寵信臧倉，當然就多少對他有所回護，答覆樂正子時，就只說，有人告訴我，孟子辦他自己父母的喪事，都有厚薄之不同，像這樣的人，道德修養不夠，所以我不去看他了。
樂正子說，這話從哪裡說起呢？大概聽人說，他對母親的喪禮超過以前他對父親的喪禮吧！這是因為他前一次是以士禮喪祭，行的是魚、豚、雞的三鼎祭禮。而後來他母親死了，當時他有了大夫的身份，行的是羊、豚、雞、魚、膚的五鼎祭禮。（在抗戰以前，大陸上行祭禮，還有三牲祭和五牲祭的分別。三牲是家禽（雞）、鮮鱗（魚）、豚肥（豬肉）。五牲是上面的三牲加上家雁（鴨）和膚（兔）為五牲祭。）這並不是他對父母的祭禮有厚薄輕重的不同，而是他的環境、身份、地位不一樣了，他還是在依禮行事啊！
魯平公這時候才明白，但是已經轉不過彎來，於是說，不是的，我並不是指這一方面，我是說他所買的棺木、壽衣的質料不一樣。給他父親的是便宜料子，而用在他母親身上的，都是價錢高的好棺木、好衣料、好被服。樂正子說，至於這一點，也不能說是在禮制上有所違越呀！喪祭用品的價格高低，是因為孟子的經濟環境不同。他以前作士的時候，收入少，買不起價錢高的。後來當了大夫，薪水高，就可以花高價錢，買更美的棺停衣衾了。這是孟子前後貧富情況不同，關於禮制方面，則沒有不對的地方。
這一段文章，看起來好像平淡無奇，可是幾千年來，社會上人情世態，都是這個樣子，就是現代歐美各國也一樣。中國的古諺，所謂“愛聽小語”，以及“遠重衣冠近重人”，一般人們，都是用這些小事來評論、衡量一個人的高低、善惡、是非的，甚至成為了道德人格的法碼。
樂正子聽到魯平公這種推倭之詞，也許心想，你身為一國的國君，又不是棺材店、殯儀館的老闆，注意別人買棺材、壽衣的事幹嘛？分明沒有人君之度，不似人君，所以無法說下去，也就不必再說下去了。反正知道他只是個愛聽小話的人，就不再說了。
於是樂正子回過頭來看他的老師孟子。當然，帶有幾分牢騷地說，我曾經向我們的老闆魯平公提出報告，關於老師的學問道德。魯平公聽了，原本要來看你，不料老闆身邊有一個親信的小人———奸臣臧倉，在魯平公面前說你的小話，放了一包爛藥，阻止了我們老闆不來看你了。
孟子對樂正子說，他來看我，自有促使他來的因素；他如果不來看我，也自有阻止他不來的因素。他的來不來看我，其實不是人力所能決定的，那是天命。臧倉雖然是一個小人，說了我的壞話，但是他怎麼有這麼大的力量，左右我和魯平公見面或不見面呢？你不必發他的牢騷了。
照文字來看，我們這一段，可用上面解釋。但是其中“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這句話，我們如果作一番仔細的推敲，則發現它還有另一層的含義。
這兩句話的文字很美，可作兩面解釋。一種是魯平公如果去看孟子，那是因為樂正子的促成，他為孟子澄清了誤會。他之所以不去看孟子，是另一個因素阻止了他，那是受了臧倉這個嬖人的讒言。而一個作領袖的人，不應該受到別人左右。現在他會受人左右，那麼這個領導人也就可想而知，沒什麼可談的了。所以不必要怪臧倉，臧倉只不過投其所好而已。在基本原則上，他根本就沒有誠心想來看我。
另一種深一層的解釋，孟子這句“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說，我的道如果能夠行得通，能夠實現，那麼天下自然就會有人，有力量，使我受到重用，去推行我的理想。如果我的道行不通，那麼不需要別人來阻止，我自己也會見勢而止的。老實說，我的道行或不行，“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得機會，救天下，救國家、救社會；不得機會，個人把自己管好。這個“行”或“止”，不是人事可以安排的，在冥冥之中，自有一個不可知的氣數。天下該得太平。我的道自然實行；天下該動亂，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所以我與魯平公不能見面，實在不是人事所可以左右的。你不必去責怪臧倉的挑撥。
上面那句話，可作兩層意思來瞭解，也可以說是孟子立身處世的大原則。歷史上，現實的社會中，一個人的立身出處，隨時隨地都可能遭遇這種類似事件的攻擊。只要多讀些歷史，多經歷人生，反而覺得是很平常的事，一切都會處之泰然，看得無所謂了，就如孟子對樂正子最後的結論。
我曾經寫過四句只像偈語不像詩的話，也正好在這裡提供大家作一參考。“身入名場事可憐，是非爭競奈保天。看來都是因人我，無我何妨人盡賢。”其實，在大道理上，都是因為分別人我而有此煩惱。縮小在現實範圍來講，都是利害的衝突。人就是這樣渺小可憐，但是這只是對個人自處的修養來講。倘使要作一番事業，作一個領導人，就不能馬虎，任憑情緒的衝動而聽信讒言了。不然，因此而錯失得力的人才，甚至牽一髮而動全局，那就太不明智了。
到這裡，《梁惠王》的上下兩章，大概都研究完了，這也是研究《孟子》最重要的一部分。因為《梁惠王》上下兩章的內容，是孟子一生中，一心一意想拯救當時極其動亂的戰國時代的理想和抱負。他有救世的思想，所以他遊歷魏齊之間，希望能受重於一個政權，透過這個政權，推行他的思想，對天下，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而他的思想當中，最高的政治原則，哲學基礎，就包含在這兩章書中。同時也可以說是他學問成就以後，從中年到晚年，出來遊歷國際間的傳記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