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好談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第一句話，就涉及到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很嚴重的觀點。莊子提出來，所謂“大宗師”，得道的人，假使他出世，要對歷史對國家天下有所貢獻，首先要懂得用兵的道理。在中國文化史上，歷代喜歡談兵論兵，是道家的人，所以軍事謀略學的思想都出於道家，尤其後代所標榜的神仙，沒有不喜歡談兵的。如道家的代表作《淮南子》《抱撲子》，幾乎所有道家的大著作後面都附有兵法，乃至政治權術的那一套東西。因此歷朝的變更用兵之道，甚至政治策略的變動，跟道家都有密切的關係。從文化史上看起來，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唯有代表儒家的孔孟之道，反倒不喜歡談兵，甚至避免談兵。
我們看到的《莊子》，他這裡就乾脆提出：“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把別人的國家亡了，不論是侵略也好，弔民伐罪也罷，亡了別人的國家，別人還要感謝。這很難了，歷史上幾乎沒有做到的。在中國上古時候往往有，歷史上所標榜的，事實究竟如何不知道，後人有很多的懷疑，如“湯武革命”就是這樣。
為什麼得道的人用兵會做到如此呢？因為“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這些文字看起來是順的，其觀念、邏輯都是相反的。就是說，得道的聖人用兵，雖然亡了別人的國家，而被亡國家的人民個個愛戴，個個擁護，因為他的用心，不是為了私慾為個人的利益，也不是為了強權佔領侵略別人，是為萬民造利益，用現在的話講，是為人民造福利。這種福利不是現在福利的觀念，是“利澤施乎萬世”。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尤其是青年同學要注意。
談中國文化，剛才我們批評讀書人都喜歡做官。像我們小的時候，必須背《朱柏廬治家格言》，甚至每個國民都要讀的。其中有一句格言：“讀書志在聖賢，為官心存君國”，我們這一輩子都深受這個格言的影響。中國過去讀書人做官，制定任何一個政治上的方略，實施任何一個政治上的舉動，都不可避免的有一個很嚴重的觀念，自己這個政策出來，是否有百年大計，不是只故眼前的。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觀念，在個人的方面，要使自己後世的子孫能抬起頭來。如果做了在歷史上有污點的事情，後世的子孫永遠無法抬頭。譬如按一般的掛念來說，是非暫且不管，一般認為岳飛是忠臣，秦檜是奸臣，在清朝時，一個姓秦的詩人到杭州西湖岳王廟去時，做了一句名詩：“我到杭州愧姓秦”。這種思想觀念哪裡來的？就是中國幾千年來文化的習慣，“讀書志在聖賢，為官心存君國”。這兩種觀念在今天，在整個中華民族思想裡面，好像非常淡了。這是我們民族的悲哀或恥辱，這是一個大問題，值得我們去檢討。今天，我們講復興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究竟是什麼？這些都是問題。
莊子講聖人亡了別人的國家而不失人心，因為他“利澤施乎萬世”，不止百年呦！是千秋萬代都值得仰慕的。“不為愛人，”並不單是叫一點口號來仁慈愛人，也不只是只愛當時的人，或某一地區的人，聖人仁慈愛人不為時間空間所限制。這就是“聖人之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的一個總結論。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 子、胥余、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聖人得道以後，由出世的真人做入世的事業，如果只限於樂於通達人情物理，這樣也不夠聖人的資格，所以聖人不止瞭解人情物理，還有更進一步的通達。下面一條條分析“內聖外王”的成就：
仁愛無私
“有親，非仁也；”這同儒家講仁義道德的仁的意思並不相反，只是道家思想的仁的範圍更大。所謂真正的仁，“有親”，還帶有一點私情，就已經夠不上仁了，因為已經帶了私心了。大家知道，“親”與“仁”是有差別的。中國文化動輒以孔孟儒家思想為代表，儒家講的仁，等於佛家講慈悲，基督教講博愛，都有相同之處，不過解釋說法各有不同。在歷史上，宋明理學通佛家思想有一個爭論，理學家認為，佛家講慈悲並不錯，儒家的仁也講慈悲，但這是有範圍的愛，先是“親親”，“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先把我的小孩照顧好以後，我又力量再去愛社會上的其它孩子。把我的父母養好之後，再把我的愛心擴大，再去養社會上其它的老人。
但佛家講慈悲平等，愛一切眾生，眾生有那麼多，怎麼愛？所以宋明理學家認為，佛家講的慈悲陳義太高，統統是空洞的口號。理學家們提出一個問題，加入孔子同釋迦佛站在河邊，兩個人的媽媽都掉到河裡了，請問，釋迦佛是先救你的媽媽，還是先就孔子的媽媽？如先救你的媽媽，後救孔子的媽媽，這就不夠慈悲了！因為眾生平等，你媽媽我媽媽都是媽媽啊，你不能分別阿！
我們儒家不同，孔子是毫不客氣地先救了自己的媽媽，再來救你的媽媽。儒家有一個程序，所謂“親親”，“親”我的“親”，愛心先對我的親人，再把我的私心擴大，擴大的私心就叫公了，“仁民”，再愛別人，愛社會，把人類都愛好了，“愛物”，然後才愛萬物。“親親，仁民，愛物”，這是儒家行仁道的三個程序步驟。
莊子在這時沒有批判儒家，但下了一個註解：“有親，非仁也。”仁慈是愛天下，沒有私心，有所親，有所偏愛，已經不是仁的最高目的了。如果是聖人大宗師，愛是普遍的，就像下雨一樣，並不是雨隊青菜蘿蔔少下，或者對高麗參這些補品就多下，沒有這回事，是普愛的。
“天時，非賢也；”這等於是對春秋戰國時儒家的批判，對不起，我講《孟子》時，一定替孟子辯護，現在講《莊子》，我就站在莊子的立場上來講。儒家所謂的聖賢之道，如孔子在《論語》中講到：“賢者辟世，其次闢地”，賢者之道，非其時，社會不對，不出來。莊子就提出來，真正的聖賢沒有為己的，不論天時合與不合都要出來，這才是真者國內的聖賢之道。但是莊子又回過來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