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飛向天堂，須立足鄉土。
加泰羅尼亞的優秀詩人霍安·馬拉加利曾寫道：「欲飛向天堂，須立足鄉土。」加泰羅尼亞是我的故土，我離開了將近三年，歸來對我而言是種喜悅。
我這一生去過許多國家，在每個地方都發現了美，可是加泰羅尼亞之美從我嬰兒時期就滋養著我。當我閉上眼睛，就看見聖薩爾瓦多的海洋，錫切斯的濱海村莊、沙灘上的小小漁舟，塔拉戈納省的葡萄園、橄欖樹叢、石榴樹、略夫雷加特河和蒙塞拉特山。加泰羅尼亞是我出生的地方，我愛它就像愛一位母親……
當然，我是個西班牙公民。雖然我流亡在外已經三十多年，我仍然持有西班牙護照，做夢也不曾想過要跟這本護照分開。有一次，在法國城市佩皮尼昂的西班牙領事館，有一位官員問我既然決定不回西班牙，為何不放棄護照。我回答：「我為什麼要放棄？讓佛朗哥放棄他的護照，那時候我就會回去。」但我主要還是自認是個加泰羅尼亞人。由於我將近一百年來都這樣覺得，我不認為會有改變。
我們加泰羅尼亞人有自己的語言，那是一種古老的羅曼語，跟卡斯蒂利亞的西班牙語完全不同。我們有自己的文化，薩達納舞是我們的舞蹈，而且那舞蹈那麼迷人！我們也有自己的歷史。早在中古時代，加泰羅尼亞就是個偉大的國家，影響力遠及法國和意大利，即使在今天，這兩個國家中還有許多人能說加泰羅尼亞語。我們沒有國王，由伯爵統治。在我們中古時代的憲法中，加泰羅尼亞的人民向他們的統治者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與你平等，且我們全體要比你更偉大。」早在十一世紀，加泰羅尼亞就召開了一次大會，呼籲廢止世間的戰爭。還有什麼比這更能證明加泰羅尼亞擁有高等文明？
凡是國家都有漸趨沒落的時候。幾年前，大英帝國號稱「日不落帝國」；如今英國還在，但是它的帝國已經不在了。加泰羅尼亞也不再是當年那個強大的國家，但這並未貶低其歷史，也不能證明別人有權否認它的國家權利。然而，如今加泰羅尼亞等於是西班牙的臣民。我們加泰羅尼亞人想要跟西班牙的其他人民像兄弟一樣共同生活，而非作為僕人，可是在目前的西班牙政權下，我們就是被視為臣僕。公立學校禁止教授我們的母語，而是教卡斯蒂利亞語。我們的文化受到壓制。
我一向反對極端的民族主義。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比其他國家的人民更優越——可以說他們不同，沒錯，但不能比較誰更優越。極端的民族主義者自認有權凌駕於其他國家之上。愛國主義則完全不同。愛鄉之情深植於人類的天性之中。我想起康帕尼斯之死。我認識康帕尼斯的時候，他是加泰羅尼亞的主席，那是在西班牙共和時期。有些事情我跟他意見相左，但他是個愛國者，是個優秀的律師，支持加泰羅尼亞勞工階層的奮鬥目標。當法西斯分子奪取了政權，康帕尼斯和一些共和黨人領袖逃往法國。佛朗哥要求將他遣返，而法國貝當元帥的政府從命了。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將他處決了。面對行刑隊，康帕尼斯點燃一根煙，脫掉鞋襪。他死的時候想要腳踩著加泰羅尼亞的土地。
在巴塞羅那，我的運道突然好轉。在巴黎那些日子的困苦、匱乏和無常，很快就成為過去。我的老朋友兼老師加西亞剛剛辭掉他在市立音樂學院的教職，準備移居阿根廷。在我還是個十一歲男孩的時候，他讓我認識了大提琴的美妙。我受邀去接任他在學校的職位，同時，我也接下教導加西亞私人學生的事務，以及他在教堂儀式中的演奏工作。幾個月之後，我被聘請去裡塞奧高等音樂學院任教，同時獲聘為歌劇院管絃樂團的首席大提琴手。突然間，我的工作多得做不完！
教育工作如今佔去我大部分時間。對於我逐漸成為成熟的音樂家，那是個重要的時期。我從不曾刻意將教與學劃分開來。當然，一個教師應該要比學生懂得多，可是對我來說，教就是學。當年在巴塞羅那市立音樂學院如此，如今仍是如此。
我繼續努力修習演奏技巧。我下定決心，不受過去任何成規阻礙——向過去學習，但不要被過去羈絆。我的目標是盡可能在大提琴演奏上達到最佳效果。我一向認為技巧是手段，而非目的。一個人當然要掌握技巧，但同時也不能被技巧束縛，而必須明白運用技巧的目的在於傳達音樂的內在意蘊、音樂的訊息。最完美的技巧就是那種完全不露痕跡的技巧。我一再自問：「做這件事最自然的方式是什麼？」我把我在市立音樂學院求學時摸索出的指法和弓法教給學生，讓他們認識到放鬆的重要性。演奏大提琴時，左手處於極端緊張的狀態，必須不斷練習以維持靈活。我示範給學生看，在某些特定的時刻，演奏時可以放鬆左手和手臂，哪怕只是幾分之一秒的時間。在這一切之上，我強調最重要的是尊重音樂，明白藝術家在為一位作曲家的音樂注入生命時所肩負的重大責任。
當然，沒有什麼能取代努力。我自己不斷練習，我一生中都是如此。曾有人對我說，我演奏大提琴如小鳥飛翔般輕鬆。我不知道小鳥在學習飛翔時費了多大的力氣，但我很知道我在大提琴上下了多少功夫。演出看來輕鬆，是因為有台下巨大的付出。當然，凡事都有例外，就像我朋友阿爾貝尼茨，他從來不練習。可是這種例子很少見。熟練幾乎源自最大的努力。藝術是苦練的產物。
當夏天來臨，我在巴塞羅那的工作減輕了許多。市立音樂學院放假了，其他工作也暫時中止。因此，當我獲邀去埃斯品浩的一家賭場演奏時，我欣然接受，那是葡萄牙海岸波多市南邊的一個度假地。前往該地會經過馬德里，我心想若能再見到墨菲伯爵該有多好。對於前一年我前往巴黎時，我們之間的誤會，我仍然感到遺憾。我寫了一封信給伯爵，敘述所有的事，告訴他我將前往埃斯品浩表演，問他在我行經馬德里時願不願意見我。我焦急地等待他的回復。他回信說：「盡快來。」他就是這麼和氣，而且體諒別人。
我一到馬德里，就急忙到他家去。他歡迎我就像歡迎自己的兒子。我們聊了又聊，彷彿我們之間從不曾有過任何爭執。
在馬德里我也見到了克裡斯蒂娜王后。她極其和藹地接待我，要我仔細告訴她自從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之後的種種遭遇。當我描述母親跟我在巴黎所受的苦難時，她深受感動，而她很高興得知我目前在巴塞羅那所做的工作。她請我在王宮裡為她演奏。表演結束後，她把我拉到一旁。「卡薩爾斯，」她說，「我想要給你一件東西，讓你能永遠留著，作為對我的紀念。我希望那是件你能摸得到的東西。」她指著她手上精美的手鐲，問我：「這些寶石當中你最喜歡哪一顆？」
我感動得幾乎答不出話來。「它們全都那麼美，陛下。」我告訴她。
「那麼我就給你這一顆。」她說著挑出一顆光彩奪目的藍寶石。
後來，我請人把那顆寶石鑲在我的琴弓上，作為一件珍貴的紀念品，紀念那位最親切的婦人，我總是以懷念之情想起她。
我從馬德里前往埃斯品浩。那座賭場裝飾華麗，俯視著大海，主要是葡萄牙貴族、富商和其他名流來消磨夏日時光的賭博場所。經營者也許是怕他們輸得太多，所以希望用悅耳的音樂讓客人保持愉快的心情。當然，客人也會跳舞。我們是個七重奏，就跟托斯特咖啡館一樣，我每週表演一次獨奏，演奏地點在臨著賭博間的一個咖啡廳。音樂會的消息傳開了，喜愛音樂的人從葡萄牙各地來到這座賭場。夏季即將結束時，我意外地接到葡萄牙國王與王后的邀約，請我去王宮。我急忙收拾行李，搭火車前往里斯本。當我抵達王宮時，卡洛斯國王和瑪麗亞美莉王后極為誠摯地接待我。「你願意為我們演奏嗎？」他們問。在那一刻我才意識到自己沒把大提琴帶來！「我很樂意演奏——只不過我沒有大提琴。我把琴留在埃斯品浩的飯店了。」看出我的尷尬，他們和氣地笑了。第二天我的大提琴送來了，我便為他們演奏。在我的音樂生涯中，那是唯一一次表演時我忘了帶琴。
許多年後，我重回里斯本的王宮，和我的鋼琴家好友哈羅德·鮑爾一起。我記得他對瑪麗亞美莉王后的美麗印象深刻，她是位令人驚艷的女子。他也對她的身高印象深刻，王后身高一百八十多厘米。事後他向我提起王后和我的身高差距——我一向就比大提琴高不了多少，我告訴他：「不是我太矮，而是王后太高了。」
夏季結束時，回家途中我又在馬德里逗留。那一次，我首度以獨奏者的身份跟一個管絃樂團舉行了一場音樂會，演出愛德華·拉羅的《D小調大提琴協奏曲》。指揮是我以前的老師托馬斯·布列東，我在馬德里求學期間的許多朋友都前來觀賞。我再次拜訪墨菲伯爵和克裡斯蒂娜王后。王后贈給我一把極佳的加裡亞諾大提琴，還頒發一枚勳章給我，這是她賜給我的第二枚勳章，第一枚是我在皇家音樂學院就讀時所得。這一次她頒給我卡洛斯三世勳章，對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來說那是極高的榮譽，但我認為那更表現出她個人對我的關愛與信心。
回到巴塞羅那之後，我跟幾位音樂家同行組成了一個絃樂四重奏，開始在瓦倫西亞、馬德里和其他城市演奏室內樂。四重奏的另外三位成員是知名的比利時小提琴家馬修·克裡克布姆，他定居在巴塞羅那，中提琴家加爾韋斯和鋼琴家兼作曲家恩裡克·格拉納多斯。格拉納多斯和我成為摯友，我在裡塞奧歌劇院指揮了他的第一出歌劇《瑪麗亞卡門》的預演，而他自己因為過於緊張而無法指揮。我們相遇時，格拉納多斯不到三十歲，已經被公認為西班牙數一數二的音樂家。身為軍官之子，他從萊裡達市當地的樂隊指揮那兒接受最初的音樂課程，那是他的出生地。後來他跟隨知名的音樂學家兼作曲家費利佩·佩德雷爾學習。佩德雷爾重新發掘出前幾個世紀的西班牙民間音樂，他和我、墨菲伯爵一起合作，想創造出真正的西班牙歌劇。雖然佩德雷爾對許多年輕的西班牙作曲家影響很大，但是，格拉納多斯卻幾乎是自學的，他精緻而詩意的樂曲具體表現出西班牙的精神，絕大部分是他自己非凡天分的果實。
他天生是個優秀的鋼琴家，而且有一個特殊的習慣：在彈奏貝多芬、舒伯特或其他偉大作曲家的作品時，不管是哪一位，他會突然決定要即興演奏，而且會毫不遲疑地彈下去！他為人可親，樣子也很可愛，有大大的深色眼睛，深色的鬈發和一張詩人般的臉。我們的友誼對我而言十分珍貴，這份友誼一直維持到二十年後他英年早逝為止。
和格拉納多斯合奏帶給我許多快樂。我一向不太喜歡獨奏，偏好奏鳴曲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室內樂。至少我在演奏前不會那麼緊張，我可以跟其他人分擔責任！而我最喜歡的根本不是演奏，而是擔任指揮！
我在那段日子結識了另一位音樂家，就是那位驚人的小提琴家薩拉沙泰。那時他五十多歲，某段時期是西班牙最有名的演奏奇才。其實我們以前就見過。第一次聽他演奏時，我還是個在巴塞羅那求學的孩子。我在那家咖啡館演奏的老闆托斯特先生，帶我去聽薩拉沙泰的一場演出，我被他精彩的演奏震撼了，我從沒聽過像這樣的演奏。後來，我到馬德里求學，墨菲伯爵帶我去薩拉沙泰下榻的飯店見他。他非常優雅，溫文有禮，留著細細的八字鬍，黑髮飄飄，黑眼睛閃閃發亮。他不停地抽著雪茄，談話之中，他想請我喝些白蘭地。被我婉拒之後，他說：「什麼？你打算成為一個藝術家，但你又不喝酒？為什麼？這是不可能的！」
薩拉沙泰演奏小提琴的靈巧令人難以置信。他的演出令人目眩，蔚為奇觀，就像煙火！他是個天生的表演者，當他演奏時，他會直視觀眾，彷彿在說：「看見我的能耐了嗎？對，我知道你們被迷住了！」他從來不會為了一場音樂會練習或準備，就只是出場演奏。他是個偉大的小提琴家，雖然不是個偉大的藝術家——就藝術家這個字眼的真正意義而言。
他非常逗趣，有一種古怪的幽默感，總是在說笑話。有時候他會跟他的朋友小提琴家恩立克·阿沃斯和大提琴家阿古斯丁·魯維奧，來聖塞巴斯蒂安的賭場停留，夏天裡我常在那兒演奏。每天早上，當阿沃斯和魯維奧去他房間找他時，都會有一場小小的戲弄儀式。
「我給你們看我的新手杖了嗎？」薩拉沙泰會說。他收集了很多手杖，這套珍藏是他在旅行世界各地時累積下來的。阿沃斯和魯維奧會說：「沒有，我們還沒見過新的那一支。」他會從床上下來，穿著長長的睡衣，大步走到他放那些手杖的架子旁，姿態誇張地從中挑選一根。「就是這根。多麼令人讚歎的手杖！仔細觀察它。這麼堅固，卻又這麼柔軟，怎麼拉它都可以，還可以把它彎曲成一個完美的圓圈。」當他用那根手杖比畫時，他們會裝作驚歎地看著，彷彿他真的正照他所說的去做。「還有一點，」他說，「它對天氣狀態所起的反應真是很不尋常。氣溫下降時，你們能在這根手杖上看見我姓名的第一個字母，氣溫上升時，字母就消失了。看，因為今天比較暖和，你們根本看不見那字母！」
這套儀式有各種變化。
一天早上，當阿沃斯和魯維奧問薩拉沙泰睡得如何，他把雙臂往上一揮，惱怒地說：「睡覺？我怎麼可能睡得著？」
「怎麼說呢？」
「唉，在一個爬滿烏龜的房間裡，誰睡得著呢？」阿沃斯和魯維奧點點頭表示理解，彷彿他們周圍全是烏龜。「啊，是的，這的確是很討厭……」
同樣的儀式持續了好幾天。然後一天早上，阿沃斯和魯維奧又問了同樣的問題，問薩拉沙泰睡得可好，又得到了相同的回答，他們說：「你說得沒錯，你的確應該抱怨。這種情況令人難以忍受。你看！」他們指著房間各處。
當薩拉沙泰望過去時，他看見房間裡到處都爬著烏龜！是阿沃斯和魯維奧在夜裡放進來的。
可是薩拉沙泰一點兒也沒有露出吃驚的表情，只是無奈地歎了口氣，說：「你們看到這是怎麼回事了吧……」
我在巴塞羅那任教期間，有一段我很珍惜的情誼，後來證明這成為我一生中最持久的一段友誼。我結識了蒙塞拉特修道院的僧侶，開始常去拜訪他們，跟他們詳細討論音樂、藝術和許多其他事務。可以說那座修道院變得就像我第二個家。
那座修道院是世界上最令人讚歎的寺院，位於巴塞羅那附近，周圍的環境很不可思議。它的名字蒙塞拉特（或稱「鋸齒山」）來自修道院坐落其間的那座山的形狀——鋸齒形的山峰切進天空，就像一座巍峨大教堂的尖頂。我不曾在其他地方見過比這更令人敬畏、更引人深思的山。那座修道院在靠近山巔的一小片高原上，俯瞰壯闊的峽谷和懸崖，修道院龐大的建築宛如扎根在岩石上。它創立於一千多年前，九世紀時，人們在一個洞穴裡發現了一座聖母雕像，那雕像是摩爾人入侵加泰羅尼亞時藏在那裡的。後來這座修道院成了一個聖地，朝聖者從歐洲各地前來此地向我們的蒙塞拉特聖母致敬，她是加泰羅尼亞的守護神。許多人相信蒙塞拉特還是傳說中聖盃的藏匿之處，就在中古時期吟遊詩人和抒情詩人的歌曲中所傳頌的蒙薩瓦特城堡。
自打修道院創立以來，音樂就是修道院生活的一部分，不僅是宗教音樂，還包括民間音樂。朝聖者在教堂前的廣場上唱歌跳舞，僧侶也會作曲、改編歌曲。早在十四世紀，那些僧侶把一組朝聖歌目編成一本歌曲集，人稱《紅皮書之歌》，是歐洲復調音樂最早的記錄之一。從中古時期以來，僧侶就一直從事重要的工作，不僅是在音樂學上，還包括其他藝術和學術領域。這些僧侶中也有過傑出的學者、科學家、詩人和音樂家。我在蒙塞拉特本篤會修士的陪伴下度過了諸多難忘的時光！直到今日，我們都不曾失去聯絡。
雖然他們把生活奉獻給了上帝，蒙塞拉特的僧侶依然深深關切著人間的事務。這座修道院是加泰羅尼亞文化傳統的支柱。好幾年前，修道院院長埃斯卡瑞神父因為反對佛朗哥政權而被迫離開加泰羅尼亞，移居米蘭。他極有智慧，心地仁慈，我們保持定期通信，他在一封信裡附上了法國《世界報》對他的一篇訪問，篇幅很長，標題是《今日的西班牙不是個基督教國家》。這位修道院院長最近去世了，依照他的遺願被葬在加泰羅尼亞的蒙塞拉特。
儘管佛朗哥頒布了禁令，禁止使用加泰羅尼亞語，蒙塞拉特的僧侶仍舊繼續用加泰羅尼亞語來主持婚禮儀式和彌撒。在最黑暗的時期，他們唱我作的歌曲。
多年來，我把我寫的宗教樂曲獻給這座修道院。我其他的作品幾乎都沒有發表，但蒙塞拉特的僧侶卻發表了我的宗教音樂。他們定期演唱我的彌撒曲，每天演唱我的《玫瑰經》……
不久之前，我跟一位知名的年輕美國音樂家交談。他是個優秀的音樂家，具有真正的才華，可是當我提起蒙塞拉特，他不曉得這個名字。「蒙塞拉特？」他說，「他是個法國畫家，對吧？」他問的這句話顯示出當代音樂教育的某種不足。凡是音樂家都應該知道蒙塞拉特這個名字。這是過去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少了它，當今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
從巴黎回到巴塞羅那之後，我避免任何浪費，盡量把錢省下來。我忘不了在巴黎那段日子的艱辛，也忘不了前幾年的辛苦。我下定決心要讓父母的日子過得輕鬆一點兒，他們為了我做了那麼大的犧牲。能夠為母親和兩個弟弟提供比較舒適的生活，或是讓父親那折磨人的哮喘得到更好的醫療，帶給我莫大的喜悅。同時，我存下了一筆錢，讓我能夠重回巴黎，以弗朗索瓦·赫法爾特設想的方式繼續我的音樂生涯。
一八九九年夏天，我準備好了。我跟父母討論我的計劃，他們一致認為是讓我重回法國的時候了。當知名的聲樂家內華達邀請我去她巴黎附近的家時，我欣然接受。我通過墨菲伯爵與內華達相識，她當時年近四十，人生故事就像一本浪漫小說。內華達不是她的本來姓氏，她父親是個美國醫生，在淘金熱的年代到了加利福尼亞州，她在採礦小鎮內華達附近出生，後來就把這個地名拿來當作藝名。在她出生時，加州還是美國的邊疆地帶，南北戰爭開始時她才兩三歲。她的童年在淘金者、職業賭徒和保安委員會（十九世紀美國西部的民間保安組織）的怪誕世界裡度過。八歲時，父母送她去舊金山附近的一所學校。她展現出罕見的歌唱天分，十五歲隨著一個巡迴演出團體到了英國。幾年之後，她在倫敦首次登台演唱歌劇，大獲成功，接下來她征服了一個又一個的歐洲首都。她結識威爾第，他請她去史卡拉歌劇院演唱，法國作曲家夏爾·古諾成了她的教父。
當我抵達內華達的家時，她正準備應約前往倫敦演唱，她提議讓我跟她同行。那是我第一次去英國。我受邀在好幾場非正式的音樂會上演出，當年的上流階層會在自己家裡舉行私人音樂會。也是那一次，我首次在倫敦登台演奏，跟一個管絃樂團演出聖桑的協奏曲，由曼斯指揮，那是座巨大的玻璃建築「水晶宮」；除音樂外，還有各式各樣的大眾娛樂在那兒上演。當音樂會結束，有人把我介紹給艾略特女士，她是維多利亞女王的侍女。她問我：「你願意為女王陛下演奏嗎？」我說我很樂意。
那場音樂會在奧斯本宮舉行，那是維多利亞女王在懷特島上的夏宮，是棟漂亮的建築，有幾百年的歷史，環繞有修剪整齊的庭園。比起我所熟悉的馬德里王宮，這場音樂會的氣氛要正式得多。音樂會在一間不大的房間裡舉行，有一種肅穆的莊嚴氣氛。開始前，大約三十位賓客以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彼此交談。我被介紹給幾位在場的人士，包括威爾士親王，他即將成為國王愛德華七世，以及約克公爵，未來的國王喬治五世。我對於即將見到的維多利亞女王十分好奇，那時她已八十歲，是位傳奇人物。她是個矮壯的婦人，臉頰柔軟，佈滿皺紋，眼睛突出。她戴著一件白色蕾絲頭飾，直垂到肩膀。她跟一位英國海軍上將聊天，其餘的賓客都肅靜地站在一旁。一個印度僕人穿著綠色絲質衣裳，裹著黃色頭巾，把一張矮凳放在她腳下，她舉起一隻圓胖的小手，示意音樂會可以開始了。演出的時間不長，鋼琴家沃克為我伴奏。我記得三首曲子，其中之一是那首聖桑協奏曲當中的快板樂章。曲子之間無人鼓掌，在音樂會結束時，響起了禮貌的拍手聲。
維多利亞女王用法語跟我交談，恭賀我的演奏，說她從西班牙克裡斯蒂娜王后那兒聽說過我。她祝我有成功的演奏生涯，並贈我好幾樣禮物。在我離開前，康諾特公爵用西班牙語跟我聊了一下，請我在一本貴賓冊上簽名。
過了一陣，那時我在馬德里，克裡斯蒂娜王后發給我一封電報當作禮物，是維多利亞女王在那場音樂會後發給她的。那封電報以德文書寫，維多利亞女王說她覺得我的演奏「令人陶醉」。
等我回到巴黎，發生了一件事，成為我音樂生涯的轉折點。墨菲伯爵替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知名的法國指揮家拉穆盧，要我去他辦公室見他。當我被帶進去，拉穆盧正坐在一張寫字櫃前，俯身在一些紙張上。他熱衷於詮釋瓦格納的音樂，曾在拜魯伊特音樂節[1]上指揮，並且把歌劇《羅恩格林》和這位偉大作曲家的其他作品介紹到法國來。此時他正準備歌劇《崔斯坦與伊索德》在巴黎的首演，正在樂譜上做注記。他全神貫注於他的工作，沒有抬起頭來，也沒有做出任何舉動表示他知道有另一個人在房間裡。靜靜地站在那裡幾分鐘之後，我開始感到尷尬。終於，我說：「先生，對不起，打擾您工作了。我只是想把墨菲伯爵的一封信交給您。」拉穆盧猛地抬起頭來，他身體有不便，使得他要移動身體或是雙腿十分痛苦。我注意到他的臉色非常蒼白——這位偉大的藝術家在這一年年底前猝然長逝——可是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不發一言地把手伸出來，我把伯爵的信交給他。他讀了信，然後不多客套地說：「明天上午過來，年輕人，把你的大提琴帶著。」
第二天早上我又出現在拉穆盧的辦公室裡。一個年輕人坐在鋼琴前，我猜想他是要替我伴奏。可是，就跟前一天一樣，拉穆盧沉浸在他的工作中，當我進來時，他什麼話也沒對我說。於是我再度站著等待。過了一會兒，他低聲嘀咕，說總是有人在他想要專心的時候來打攪他。「先生，我肯定不想打攪您，」我說，「我馬上就走。」
他從兩道濃眉底下抬起眼睛。「年輕人，」他說，「我喜歡你。給我演奏吧。」說畢，他就繼續在寫字檯的樂譜上忙起來。
我給大提琴調了音，伴奏者跟我開始演奏拉羅的大提琴協奏曲。我才演奏了頭幾個音符，拉穆盧放下筆，專注地聆聽了幾秒鐘，然後，他開始吃力地在椅子上轉動身體，痛苦地站起來，這讓我大為吃驚。他一直站著，面向我們，身體微微前傾，直到協奏曲的那個樂章結束。然後他一跛一跛地朝我走過來，伸出雙臂摟住了我，眼睛裡噙著淚水。他說：「好孩子，你是被選之人。你將在我下個月的第一場音樂會上演奏。」
當時我並不知道，可是隨著拉穆盧的這幾句話，我成功的道路就此敞開，借由我的音樂而獲致的成功。
那年十月，我首次以獨奏家的身份在巴黎演出，和拉穆盧管絃樂團在水堡演奏了拉羅的協奏曲，次月我再度和他一起演出。那幾場音樂會的成功是我在最美的夢想中都不敢奢望的。
但我的喜悅卻蒙上了一層陰影。我無法跟那個竭盡所能來促成此事的人分享這份喜悅。就在幾個星期前，墨菲伯爵在瑞士去世。由於宮廷裡的某些糾葛，他被迫離開馬德里。我後來得知這個豐富了西班牙文化的高尚人物死於貧困之中，我滿心悲痛。
我人生的一章就此結束。
[1] 此音樂節是為紀念著名音樂家瓦格納而設立，每年都在德國拜魯伊特定期舉辦，迄今已有百餘年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