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口才很好，卻並不善於將自己的想法付諸紙面，因為這一點，我犧牲良多。儘管我酷愛登山，卻不得不在無數風和日麗的星期天枯坐在家中寫字檯旁，凝神打磨我的書稿。
好在有我的妻子陪在我身邊，幫我分擔這一切。可以說，為了我的事業順利起航，艾麗所付出的犧牲甚至更甚於我——犧牲與自制。她不僅是我的得力助手，還在寫作中向我提出許多建設性意見——我在用頭腦寫作，而她卻是用心，或者就像雅各布·內德勒曼教授有一次特別詩意的表述，在整個演講旅行中她始終如影隨形地陪伴著我，“就像伴隨著光的那片溫暖。”
在我寫書的過程中，有時候一頁的內容我要推翻重寫10次，有時候一句概念性的表述要花費3個鐘頭。每次我口授寫作，便一頭扎進我的書裡，全然忘記周圍的一切，再抬起頭來，已不知今夕是何年，所以也會有這樣的情景：我躺在床上，旁邊放著我的口授錄音機，我手裡拿著話筒，滔滔不絕地口授，對於艾麗的提醒——我們必須半個小時內趕到火車站無動於衷。艾麗輕手輕腳地進來，再次提醒我要抓緊時間，那時我還完全沉浸在口授寫作中，於是我說：“艾麗，逗號，請幫我放洗澡水，歎號！”直到艾麗抑制不住放聲大笑，我才反應過來我剛才在用口授的語氣跟她說話呢。
我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很喜歡聖·埃克蘇佩裡說的一句話：“完美不是指再沒有東西能增加進去了，而是指再也不能拿走一樣東西了。”
在某種程度上，這確實也取決於一個理論的系統特徵，以及它應用於醫療實踐的方法意識。我的許多聽眾和讀者對我說，他們其實已經在無意識地使用意義治療了，從這兒可以看出意義治療的有效性，同時也說明，將一項技術——比如矛盾意向法，置入一個系統中，使其成為系統下的一種方法，是多麼正確而重要的事情。在這一點上，意義治療理論具有優先地位，而從實踐方面來說，則早已有人走到了前面——早在1939年我在《瑞士神經病學和精神病學檔案》上發表論文第一次描述這一技術之前，就已經有人將其應用到治療中了。在《實用心理治療學》一書中，我詳細介紹了這一理論的形成過程，當然這其中亦不乏未成體系、勿論方法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