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樓拜是一個很冷靜的作家，讀李健吾的譯本，很能體會到這一點。往往短句乾淨利落，一點不拖沓，寥寥幾筆就能夠把人物和環境都刻畫得入木三分——白描 的功夫不簡單。這種克制的筆法從表面上看，正好和愛瑪·包法利的激*情形成截然對比。福樓拜曾經說，他自己就是包法利。這句話並不好懂，我也不打算以此為線 索搞懂福樓拜；目前，眼下，我只想談談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的一生總是在不斷追求自己的幸福——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但和“信仰上帝，獻身魔鬼”的浮士德不同，愛瑪總覺得她得到的幸福“不大對頭”。不管是羅道爾弗、賴昂，當愛瑪依偎在他們身邊的時候，她短暫的片刻幸福在福樓拜的描述下，總是讓讀者感到不安。
包法利夫人似乎有些像唐吉珂德。她讀才子佳人小說，並由此想像著有美滿的愛情出現，因此，在現實生活中她一次次嘗試著，將希望寄托在她的情人 身上。是不是愛瑪縱容了自己的情|欲才使得她有那麼悲慘的下場？未必。因為愛瑪曾因婦道考慮而拒絕了賴昂，在他們第二次見面的時候，她也試圖通過向上帝禱告 來使自己的內心平靜。可是，她沒有做到。包法利夫人似乎一直為情|欲所佔據，而包法利直到她死之後才發現自己的妻子早有外遇。那麼，可不可以簡單的概括說， 愛瑪靈魂中欲|望壓過了理性*？
恰恰相反。有人認為小說揭示了完美理想與平庸現實之間的根本衝突，恐怕搞錯了。與其說欲|望的充盈使愛瑪走到了最後的境地，不如說正是她欲|望的 匱乏才導致這一點。從文學作品中瞭解到的所謂“幸福”愛情，成了一個巨大的無法逾越的欲|望的他者：愛瑪始終在這個沒有辦法跨越的屏障前確認自身——這是 我，我得如此！賴昂和羅道爾弗也好，包法利也好，都不過是填補這個欲|望的空洞的象徵物，根本上，都是增補supplement。（當然，我並不是說三者之 間沒有區別，我希望探討的是在愛瑪的情感經歷中無法明言的究竟是什麼。）這就使得愛瑪和唐吉珂德站在了截然對立的兩面：對於前者來說，現實生活中的情人可 以給她帶來“好像”小說中的完美愛情；對於後者而言，與風車作戰“就是”實踐著文學中宣揚的騎士精神。齊澤克說過一句絕妙的話：“在世俗的十字架中辨認出 崇高的玫瑰。”對烏托邦的實踐，決不是站在“理論/現實”非此即彼的門前。愛瑪無法像唐吉珂德那樣，在現實中獲得對欲|望的肯定；她不斷要求情人說愛她（羅 蘭·巴特在《戀人絮語》中指出，“我愛你”不是一個表態，而是一種重複），從反面表明其欲|望的匱乏：愛瑪需要不斷的增補——言辭、動作，甚至“風月老手” 羅道爾弗都覺得有些過分，賴昂甚至驚訝她的動作“從哪裡學來的？”——因為，如果說欲|望可以找到自身的形式（唐吉珂德、浮士德，甚至唐璜），那麼欲|望的空 洞就只剩下形式的象徵。
愛瑪死得很痛苦，她因為沒有欲|望而死，她始終在說“這不是！”，而沒有說過“這是！”。在這個意義上，《包法利夫人》的確不是浪漫主義的作 品，但與其說是“現實主義”（有的評論者還加上“正宗”兩個字），不如說是“反浪漫主義”的作品。也許，福樓拜說自己就是愛瑪，說的是這種“反浪漫主義” 的精神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