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法國發生了一起震撼全國、轟動世界的大冤案——德雷福斯案件。被告德雷福斯於1894 年蒙冤後，過了十二年，也就是到1906 年才徹底平反。這其間，許多堅持真理、仗義執言的人士受到株連，遭到種種迫害。法國當局出於不可告人的動機，長期知錯不糾，甚至不借採用各種卑鄙手段掩蓋真相，終於激怒了人民，使一起冤案發展成為一場聲勢浩大的要求重審此案的群眾運動。
當時法國從上到下，包括政府、軍隊、教會、報界、政黨、團體，幾乎都分裂成為贊成重審和反對重審的兩派，鬥爭異常激烈：親朋之間爭論翻臉；有的夫婦因此離婚；即便是家人親友團聚一桌，只要談及此案，也會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扭打起來，鬧得不可開交。
整個法國因為德雷福斯案件，陷入一場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之中，導致了幾屆內閣的倒台。要求重審此案的運動三起三落，歷經十二年，最後才以德雷福斯恢復名譽而告結束。
德雷福斯是怎樣蒙上不白之冤的呢？讓我們從頭說起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法國和德國的關係日益緊張，雙方的間諜和反間諜活動一直沒間斷過。法國陸軍總參謀部反間諜部門發現一系列機密文件被竊，這些機密文件包括：軍事地圖；新炸藥性能說明書；法國的作戰計劃；和俄國簽訂的軍事同盟合作細節等。種種跡象，引起法方對德國駐巴黎武官施瓦茨的懷疑。於是，法方便派間諜對施瓦茨暗中監視。
1894 年9 月26 日，安插在德國駐巴黎大使館充當僕役的法國間諜，獲得一張寄給施瓦茨的「便箋」。「便箋」沒有署名，上面開列了送交此人查收的法國國防機密情報的清單。這張便箋很快被送到法軍情報頭頭桑德爾上校手中。
這張便箋是誰寄給施瓦茨的呢？
經辦此案的桑德爾等人，推測這是陸軍參謀部的軍官或是在參謀部有內線的人所寫。後來又推測此人可能是炮兵軍官。同時，從參謀部另外掌握的線索中，曾提到過一名「姓氏第一個字母為D 的傢伙」。於是，他們便在實習軍官名單中，一個個往下找姓氏第一個字母為D 的人。結果，找到了猶太人實習軍官、新教徒德雷福斯上尉。辦案人員對照了德雷福斯的筆跡，認為和那封便箋相似，便以此為由，於1894 年10 月15 日，根據陸軍部長簽署的命令，以間諜罪和叛國罪將德雷福斯逮捕。
德雷福斯何許人也？德雷福斯於1859 年生於法國阿爾薩斯省一個富有的猶太人家庭。其父是當地紡織業大老闆。德雷福斯家定居此地已有幾百年了。1870 年的普法戰爭，使法國被迫與德國訂立喪權辱國的《法蘭克福條約》，將阿爾薩斯割讓給了德國。條約規定阿爾薩斯居民可以選擇法國國籍，但必須離開當地。德雷福斯父親毅然決定選擇法國國籍，只留其長子照看家業。
德雷福斯自小抱著報效祖國的一腔熱情，後來考入了高等軍工學校，畢業後到炮兵連任中尉。再後來他又考入軍事學院，以優異成績畢業。畢業後被選派到陸軍總參謀部實習。實習表現良好，曾得到總參謀長布爾瓦的好評。
德雷福斯被控犯有間諜罪，這對他來說，猶如晴天霹靂。事實上，那張便箋根本不是他寫的。向德國出賣情報的真正罪犯另有其人。德雷福斯之所以蒙受不白之冤，是與當時法國的政治、社會情況分不開的。
十九世紀末期，法國同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國內矛盾重重。社會上的反猶太勢力隨之抬頭。反猶大主義者甚至危言聳聽地聲稱，如果猶太軍官一旦掌握軍權，猶太人便將成為法國的主宰。又因為猶太人信奉新教，所以天主教報紙也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煽動反猶太人的情緒。
當時法國極右翼勢力代表是反動的君主派，他們和天主教派、復仇主義者相互勾結，時刻企圖推翻共和制。在軍隊高級領導層中，上述勢力占主導地位。由於他們強烈的反猶太情緒和宗教偏見，猶太軍官備受歧視和種種限制。當時得以進入陸軍參謀部的僅德雷福斯一人。而且德雷福斯剛進參謀部時就受到參謀部軍官們的敵視。前面提到的法軍情報頭目桑德爾上校，當時就曾正式表示抗議，認為德雷福斯作為猶太人，是「可能危及國家安全的危險人物」。
正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主辦此案的軍人帶著強烈的種族偏見和宗教偏見，不分青紅皂白，認定罪犯就是猶太軍官德雷福斯。特別是另一個經辦此案的軍官亨利，更是心懷鬼胎。他一開始就認出了便箋上是他的朋友埃斯特拉齊的筆跡，不禁心驚肉跳，坐立不安。他生怕牽連自己，誤了前程。這傢伙陰險狡詐，善於察言觀色投上級所好。當桑德爾出於偏見懷疑德雷福斯時，亨利大喜過望，慶幸找到了替罪羊。
但是，鑒定那張便箋筆跡的專家們，卻沒有能得出一致意見。其中法蘭西銀行字跡專家戈貝爾，堅決認定便箋上的字並非出自德雷福斯之手。專家們最後作出了「物證根據不足」的結論。這時，軍方也覺得逮捕德雷福斯過於輕率。但是，由於逮捕的決定是陸軍部長梅西埃將軍親自作出的，為了維護軍隊和首長的威信，只好將錯就錯，既不願輕易釋放，又遲遲未能開審。
在這騎虎難下的尷尬時刻，軍隊中的一些人為了擺脫困境，並利用這一案件達到他們反猶太的政治目的，想方設法要給德雷福斯安上間諜罪名。他們不惜違反國家法律和軍隊紀律，公然把軍隊裡尚在秘密偵查中的「案情」，向反猶太的報紙《自由論壇報》等透露。梅西埃部長甚至在審訊前，就公開向報界確認德雷福斯就是罪犯。這些報紙如獲至寶，借此大作文章。因為德雷福斯既是「可惡」的猶太人，又是「裡通德國」的間諜，這正是煽動反猶排猶的絕妙材料。甚至還有人造謠說：猶太人正用金錢贖買「賣國賊」德雷福斯的自由，揚言應對他判處死刑。
在這種情況下，軍事法庭不顧被告方面的抗議，於1894 年12 月舉行了秘密審訊。第一天審訊下來，連軍事法官們也認為證據不足。亨利見勢不妙，便在法庭上以軍官的名譽宣誓後，用手指著德雷福斯說：「奸細就是他！」
正當軍事法庭經過四天審訊，暫時休庭以討論判決的關鍵時刻，陸軍部長梅西埃將軍竟編造了一份德雷福斯的「秘密檔案」。在這份「密檔」裡，塞進了他們經過精心篡改的「罪證」。
既然是陸軍部長的旨意和命令，軍事法庭便不顧案情真相，全體一致判定德雷福斯有罪，判處無期徒刑，革除軍職，流放到法屬圭亞那附近的魔鬼島要塞終身囚禁。隨後，被告的上訴也被駁回。
1895 年1 月，在法蘭西軍事學院操場中央，舉行當眾革除德雷福斯軍職的儀式。對軍人來說，最大的羞辱莫過於當眾革職了。德雷福斯的肩章被扯去，帽徽被摘掉，勳章統統被除下。最後，他的軍刀也被一折兩段，扔在地上。同年4 月，德雷斯福被押往魔鬼島服刑。
當時，法國輿論不明其中冤屈，還讚揚軍隊處事果斷，雷厲風行。有人甚至對德雷福斯未被判處死刑而感到憤慨。
德雷福斯在這突如其來的誣諂打擊下，堅貞不屈，他在一切場合，始終表白自己無罪。審訊判決前，當局曾軟硬兼施地要他認罪，並許諾：如他供認了，就可從輕判處，但遭到了德雷福斯的嚴詞拒絕。德雷福斯的哥哥不惜傾家蕩產，四出營救；他的妻子深信丈夫無辜蒙冤，一次次寫信鼓勵他、安慰他。
盡避德雷福斯一家人到處奔走，要求伸張正義，以營救無辜的親人。但是，由於反猶太主義和沙文主義猖撅，巴黎的猶太人士和某些報紙明哲保身，輿論也漸漸把此事淡忘了。德雷福斯冤案眼看山窮水盡，伸冤無日了。
德雷福斯究竟犯了什麼罪？定罪的根據是什麼？總參謀部自己也不能自圓其說。要知道，德雷福斯一家畢竟不是一貧如洗的老百姓，就連他妻子也是巴黎大鑽石商的女兒。德雷福斯一家決心花費巨額金錢，採取鎊種手段設法弄清真相，這對官方是有一定壓力的。參謀部理虧心虛，不得不進一步搜集「證據」，以進一步證實德雷福斯的「叛國」罪行。
自德雷福斯被捕後，軍事情報仍不斷走漏。負責德雷福斯案件的皮爾卡中校，在一次查閱檔案時，看到埃斯特拉齊要求調動工作的書面申請，覺得字跡十分眼熟，和德雷福斯案件中的那張便箋極為相似。於是，他從案卷中取出便箋，兩相對比，發現筆跡果真一模一樣。兒名字跡專家也一致肯定這兩份材料是同一人手筆。至此，皮爾卡確信，埃斯特拉齊不僅同德國武官有著十分可疑的關係，而且他就是寫那張「便箋」的人，從而可以斷定德雷福斯是受冤枉的。
皮爾卡為人正直。他立即將這一案情的重大發現向總參謀部長官匯報，敦促軍隊爭取主動，重審此案。
照理說，皮爾卡發現了真正罪犯，一場冤案至此可以真相大白了。然而法國軍隊中的當權者們卻與皮爾卡的想法完全不同。在他們心目中，軍隊作為國家的支柱，在公眾面前應該是完美無缺的。如果改變原判，就給軍隊臉上抹了黑。因此，總參謀部長官拒絕捉拿真正罪犯歸案，並下達指示，不得把真相外傳，不能把兩起案件混為一談，並且強調，德雷福斯案件已經了結，不能翻案。
皮爾卡堅持真理、伸張正義，被軍隊上層領導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掉而後快。1896 年11 月，皮爾卡被長期調離法國本土，派到突尼斯邊境去同阿拉伯人作戰。軍方的險惡用心是想讓皮爾卡身死疆場。
皮爾卡意識到上司的險惡用心，提高了警惕。他估計進一步的打擊陷害可能接踵而來，甚至說不定還會遭到暗算。為使真相不致湮沒，他便於1897 年4 月2 日，在突尼斯寫了一封信給共和國總統，作為遺書的附加書，上面註明：「萬一本人去世，請交共和國總統，此件內容惟有他應該知悉。」
兩個月後，皮爾卡費盡周折，獲准回巴黎休假幾天。他把此信託付給他的好朋友、巴黎第七區區長勒布盧瓦律師，囑咐他萬一自己身遭不測，便代他把此信寄交總統。
後來，隨著案情的發展，他又授權勒布盧瓦，將事情真相告訴關心德雷福斯案件的議員，條件是不透露他的真名和身份。
與皮爾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亨利。這個卑鄙無恥的小人，為了迎合上司的政治需要，為了保全自己的功名利祿，千方百計要給德雷福斯強加間諜罪名，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他甚至一而再地篡改皮爾卡的信件，以造成皮爾卡的仗義行動是受人指使的假象。他又將篡改後的信件呈送上級，裝進了皮爾卡的檔案。
亨利的所作所為，正中上級下懷，而上級堅持原判的立場，又進一步鼓勵了亨利繼續栽贓害人。此後幾年，亨利一直別出心裁地不斷偽造「罪證」，其中最聳人聽聞的是所謂德雷福斯給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七封信，以及威廉皇帝給德雷福斯的回信。大意是：德雷福斯要求德國皇帝讓他到德國軍隊中服役；而威廉二世通過德國駐法大使轉告德雷福斯，他作為德國間諜留在法國軍隊中更能為德國效勞。
俗話說，紙包不住火。真相終於透露出來並張揚出去了。法國著名作家左拉說：「真理在前進，什麼也阻擋不了它！」自德雷福斯被判罪以來，經他的哥哥和妻子想方設法全力營救，終於爭取到了一些重要人士的支持。這些人士有眾議院議員雷納克、參議院副議長休雷、猶太血統的政治家拉扎爾等。
德雷福斯的妻子馬蒂厄與拉扎爾一起，廣泛印發「便箋」照片，希望找到真正的罪犯。 1896年11月，銀行家卡斯特從「便箋」照片上，認出埃斯特拉齊的筆跡，他立刻把這一重要發現告訴了馬蒂厄。 11月16日，馬蒂厄寫信給陸軍部長，正式要求重審德雷福斯案件，並對埃斯特拉齊提出指控。
與此同時，參議院副議長休雷也在進行調查。他從勒布盧瓦處獲悉了案情的內情，還從埃斯特拉齊的表妹處，看到了埃斯特拉齊的很多信件。這些信件，不僅筆跡與「便箋」相同，而且流露出對法國的強烈仇恨。有力的旁證獲得了。於是，休雷先在《時代》報上公佈了他幾個月來的調查情況，接著，他於1897年7月在議會要求政府重審此案，糾正錯判。
一時間，法國輿論轟動，議會兩院向政府提出好幾次質詢。從此，德雷福斯案件突破軍隊的範圍進入了社會。一場爭取重審此案的社會運動開始了。
重審運動序幕揭開時，軍隊、政府、司法機關、教會以及各界人士中，贊成重審的只是極少數。當時誰要是敢懷疑原判，誰就會遭到種種打擊，被安上「破壞軍隊榮譽」、「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甚至會受到暴徒的襲擊，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盡避如此，隨著事實真相的陸續披露，正直的人們逐漸認識到，既然軍隊錯判無辜者，就應該伸張正義，糾正錯誤。他們紛紛站到了贊成重審派的行列，他們當中包括著名知識界人士左拉、法朗士、佩居伊；政界知名人士克列孟梭、饒勒斯。
要求重審的運動遠非一帆風順，最大的阻力來自軍隊。按照傳統，軍隊自成體系，自行其是。軍隊自有一整套獨特的晉陞制度和司法裁判規章，不受政府機關干預。軍隊的上層軍官中，很多是君主派子弟。君主派把復辟的希望寄托在軍隊身上。軍隊上層領導與社會上的反動勢力相互勾結，不惜採用種種卑劣手段，決意死頂硬抗。
早在皮爾卡把重大發現匯報上級時，當時的陸軍部長比約、總參謀長布爾瓦等就主張維持原判不動。然而他們心裡都清楚，真正的罪犯是埃斯特拉齊。他們私下授意埃斯特拉齊以身體不好為由，提出離職休養的申請。埃斯特拉齊當然就一切照辦了。就這樣，這個真正的間諜罪犯，就在陸軍總部和參謀總部的包庇下，長期逍遙法外。
而現在，要求重審的呼聲日益高漲，馬蜂窩捅開了。要是確認埃斯特拉齊是真正罪犯，那麼德雷福斯就是無辜受冤了，這就必然會影響上至將軍下至辦案人員的地位和前程，所以軍隊不惜任何代價要維持原判。他們後來又玩弄花招，把兩案截然分開，決定避開德雷福斯案件，單獨就埃斯特拉齊是否有罪進行審訊，以搪塞輿論。他們生怕埃斯特拉齊幹出畏罪自殺或潛逃國外這類蠢事來，因為這樣就等於公開承認自己有罪，從而打亂軍方的如意算盤。於是，為了穩住埃斯特拉齊，亨利等人事先向他透露了軍方的意圖，連審訊時的辯護詞都代他擬好了。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證明審訊不過是掩人耳目的把戲了。
政府本該根據案情的新發展重審此案。但是，當時右翼勢力占主導地位的梅利那內閣同軍隊一鼻孔出氣，拒不考慮重審德雷福斯案件。1897 年12 月初，梅利那總理竟然在議會鄭重表示：1894 年對德雷福斯的判決是正確的。
在軍隊、政府、司法各方串通密謀、策劃停當後，1898 年1 月10 日，軍事法庭開始審理埃斯特拉齊被告。法官和陪審員們根據長官事先下的旨意，竟然在三分鐘內，全體一致通過宣佈埃斯特拉齊無罪釋放。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出庭作證的皮爾卡中校，反被法庭判以「誣告罪」而遭逮捕，押往軍事監獄。
當晚，暴徒們在街上聚眾鬧事，狂熱地煽動反猶太情緒，高呼「埃斯特拉齊萬歲！軍隊萬歲！處死猶太人！」等口號。審訊後，議會拒絕召開任何有關此案的辯論。支持德雷福斯的參議院副議長休雷，也在議會改選中落選。
然而，真理和正義的聲音是壓不住的。審訊後兩天，平地一聲驚雷，敢於伸張正義的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以醒目的「我控訴！」幾個大字為通欄標題，在《震旦報》頭版頭條，發表致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他以犀利的筆鋒，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指名痛斥陸軍最高領導陷害無辜者，有意開脫真正的罪犯。這封信把德雷福斯案件的內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作家在信的結尾寫道：「我的行動純粹是一種革命手段，目的在於使真相和正義早日大白於世..我在等待著。」
刊登有左拉致總統公開信的《震旦報》，30 萬份銷售一空。在國內外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幾天內，在法國小說家普魯斯特等倡議下，各界知名人士3000 人聯名請願支持左拉。當時旅居法國的俄國著名作家契訶夫，於1898 年1 月從尼斯發出的信中寫道：「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站在左拉一邊，相信德雷福斯無罪..每個法國人都感覺到，人間畢竟還有正義。」然而，果不出左拉所料，左拉多次被暴徒凌辱，險遭毒手。
梅利那總理在軍方催促下，施展以攻為守的伎倆，悍然對左拉起訴。為了使審訊不涉及德雷福斯案件，他們煞費苦心地單挑「公開信」裡的三行文字起訴。這年2 月，軍方以「誹謗罪」在巴黎對左拉提出公訴。在審訊中，總參謀長布爾瓦等公然以全體將軍集體辭職作為要挾，要求法庭對左拉判罪。下到一小時，法庭便判左拉一年徒刑，罰款3000 法郎。法院的走廊裡擠滿了暴徒，他們狂熱地高呼：「軍隊萬歲！」「打倒左拉！處死猶太人！」
當晚，一群暴徒砸了左拉的家。
左拉被迫流亡到英國去了。出庭作證的皮爾卡中校被開除了軍籍。總理梅利那在議會宣佈：誰要是繼續為德雷福斯翻案。他就要行使「嚴格的法律制裁」。許多支持德雷福斯的官員、教授、軍官、律師都被免職並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一時間，反動浪潮席捲全國。巴黎、里昂、馬賽等地發生多起暴徒示威；在法屬阿爾及利亞還發生了屠殺猶太人的血腥事件。剛剛打開的通往重審的大門再次關閉了，左拉公開信燃起的一線希望又黯然消失。
爭取重審的鬥爭，從少數德雷福斯的至親好友，發展到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其意義遠遠超出了德雷福斯個人命運的範圍。它對法國政治局勢變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898 年4 月的議會選舉，總理梅利那宣告下台，由布裡松繼任總理。
布裡松總理任命卡芬雅克為新的陸軍部長。卡芬雅克一貫鼓吹軍國主義，頑固反對重審德雷福斯案件。1898 年7 月7 日，卡芬雅克在議會發表長篇演說，為扼殺重審運動大造輿論。他當眾出示亨利篡改偽造過的「罪證」
說：此案鐵證如山，替德雷福斯翻案的人應該就此罷休。
但是，當權者們的倒行逆施恰恰是火上加油，反倒使要求重審的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因仗義執言而受陷害被開除軍籍的皮爾卡，於7 月10 日寫信給新總理布裡松，表示願意在任何法庭上作證，證實1894 年的兩份文件與德雷福斯無關，而1896 年的那份文件則純係偽造。
惱羞成怒的新陸軍部長卡芬雅克，於7 月13 日下令逮捕了皮爾卡。但在各方面的壓力下，他仍不得不下令對文件進行核實。承辦此案的是過去沒有插手過此案的基涅上尉，他很快便發現了亨利偽造的痕跡。亨利在確鑿的事實面前，先是死不承認。最後不得不交待了作偽罪行，當場被捕。第二天，他在尚未徹底交待全部栽贓害人罪行的情況下，用剃刀割破喉管自殺。當然，也不排除有人殺人滅口。
一場醜劇就這樣突然被戳穿，形勢急轉直下。9 月4 日，陸軍部長卡芬雅克、總參謀長布爾瓦等三名將軍狼狽辭職。真正的罪犯埃斯特拉齊，在軍方的蓄意包庇下原已離職休養，這時見勢不妙，也畏罪潛逃英國。
亨利的自殺，在社會輿論中引起極大震動。重審運動掀起新高潮。德雷福斯的妻子寫信給司法部長要求重審。政府在輿論壓力下，同意將此案提交最高法院。至此，聲勢浩大的重審運動對政局產生了直接影響。10 月，布裡松內閣垮台。11 月1 日，迪珀伊當選新總理。新政府面臨的頭一件大事就是處理重審問題。
時局對德雷福斯越來越有利：1899 年2 月16 日，頑固反對重審的富爾總統突然去世，贊成重審的盧貝當選為總統。同年6 月，最高法院終於撤消對德雷福斯的原判，由軍事法庭重新審訊。監禁在魔鬼島近五年之久的德雷福斯被押回國出席庭審。被關了近一年的皮爾卡獲得了釋放。在英國流亡了11 個月的左拉也回到了法國。
人們滿以為軍事法庭會很快宣佈德雷福斯無罪，可是全然沒有料到，在真相已經大白的情況下，軍隊上層領導仍一口咬定德雷福斯有罪。審訊中，德雷福斯的辯護律師被一名暴徒開槍擊傷，以致法庭被迫臨時休庭。當了參議員的前陸軍部長梅西埃，把全部偽造文件改頭換面後又拿了出來，還恬不知恥地聲稱，這是道義責任和愛國主義精神促使他這樣做的。7 名法官以5 票對2 票，作出了一項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判決：仍判德雷福斯有間諜罪，但「情有可原，從輕處理」，改判十年苦役。
這項判決激起了法國各界人士的極大義憤，世界各國的反應也很強烈。
在審訊後的短短幾天內，法國和世界各地給德雷福斯發來了幾千份函電，對這項不公正判決表示抗議。在20 多個國家中還發生了反法示威遊行。
德雷福斯案件的曲折進程，徹底暴露了資產階級民主和法制的虛偽性，也暴露了資產階級統治的脆弱性。這時，要求重審的社會運動，已經導致了全國性的政治危機，甚至有爆發內戰的可能。面對這種危急局勢，法國統治集團內部產生了分裂。一部分人意識到危機如果進一步發展，將會動搖整個資產階級統治，主張在處理德雷福斯個人命運問題上，作出一些讓步以渡難關。1899 年6 月，持這種主張的盧梭出任總理。僅當了半年多總理的迪珀伊下了台。
盧梭任命鎮壓巴黎公社的劊子手加裡費擔任陸軍部長。盧梭政府出面打圓場，提出一項折衷方案，在維持對德雷福斯的原判的前提下，以總統名義赦免德雷福斯，以便保全軍隊上層領導的面子，又堵住重審派的口。接著陸軍部長加裡費宣佈「案件已經了結」。
德雷福斯案件果真就這樣草草了結了嗎？
赦免本身並沒有否決判決，它仍然意味著確認德雷福斯有罪，僅僅表明政府當局予以「寬大」處理而已。而且，受株連的皮爾卡、左拉等繼續背著黑鍋。皮爾卡雖已獲釋放，但仍未恢復名譽，對左拉的判決還沒撤消，對他的迫害還在繼續。真正的罪犯和包庇罪犯的人並沒受到追究。
1899 年9 月19 日，德雷福斯第一次作為一個自由人，走出了監獄。但是，爭取恢復名譽的鬥爭還是遇到了許多障礙。從1899 年到1906 年，德雷福斯和他的家人以及所有支持他的社會各界人士，一直為此而鬥爭。
1906 年1 月，堅決主張重審的法裡葉爾當選為總統。同年6 月，和總統持相同立場的克列孟梭當了總理。克列盂梭當年曾給著名作家左拉出主意，井把左拉的《我控訴》一文在《震旦報》發表，克列孟梭這次能上台執政，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於他在重審運動中贏得的政治威望。
前後延續達12 年之久的德雷福斯案件，終於由最高法院重審，宣判德雷福斯無罪並恢復名譽。議會也通過了恢復德雷福斯和皮爾卡在軍隊中的名譽的議案。德雷福斯晉陞為少校。因仗義執言而受株連的皮爾卡中校，晉陞為準將，並在克列孟梭內閣中任陸軍部長。著名作家左拉已於1902 年9 月逝世，他雖然沒看到德雷福斯案件的最終結局，但人民沒有忘記他，他的骨灰被隆重地放進巴黎「先賢飼」。
（賀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