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第斯山悲劇

1972年10月12日清晨,一架名叫「費恰爾得」號的F 一227型雙引擎渦輪螺旋槳飛機,從烏拉圭的蒙德維的亞省卡拉斯科機場起飛。機上除9名機組人員外,還有40名年輕人。他們不是普通的乘客,而是烏拉圭一流橄欖球隊的全體成員及其支持者。這支被球迷暱稱為「老克利斯琴」的球隊,在1968年、1970年連續兩次獲得烏拉圭全國冠軍。他們在阿根廷比賽多場,成績斐然。

1971年,他們又出征智利,打了兩場球,同樣大獲全勝,並與智利隊商定,第二年再次對壘。此行便是他們依約前往智利聖地亞哥,參加一場眾人翹首以待的橄欖球賽。這次智利之行,球員們還帶著一些親朋好友,把這架小型飛機的25個加座都坐滿了。

對於像「費恰爾得」號這種類型的飛機來說,要飛越安第斯山脈,無異於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兒。因為這種飛機飛不到安第斯山脈最高峰的海拔高度,只能取道在山峰間穿梭航行,而這種航道由於氣流變化莫測,弄不好就機毀人亡,危險極大。就在幾周前,一架四引擎運輸機便毀於群山之中。

這天的氣候實在不理想,一貫小心謹慎的飛機駕駛員考爾·弗拉岱斯,決定在阿根廷門多薩機場臨時降落,待天氣轉好後再起飛。第二天,即10月13日,氣候依然不佳,高空氣流過急,但年輕氣盛的橄欖球隊員卻等得不耐煩了,埋怨駕駛員膽小,甚至嘴裡罵罵咧咧的。兩位飛行員拗不過,只好冒險飛行。那天下午2點18分,飛機飛離門多薩機場。

為避開高空氣流,飛機一直在雲層上飛行,看不清地面情況。3點24分,副駕駛員蘭圭拉勒向聖地亞哥機場發報說,他們已飛臨智利庫裡科城上空,即將轉變航向,北飛聖地亞哥。

但是當飛機降低高度,穿出雲層時,弗拉岱斯赫然發現飛機依舊在安第斯山脈之間轉悠。很明顯,飛機迷航了。突然,一座陡峭的山峰迎頭擋住了去路。弗拉岱斯趕緊把飛機拉高,可已經遲了,飛機的右翼撞在堅硬的岩石上,轟地一聲斷了。剎那間飛機失去平衡,往下栽去。緊接著尾翼和左翼也被撞落,機身翻滾著,朝冰雪覆蓋的一個峽谷墜下去..聖地亞哥機場左等右等,不見「費恰爾得」號蹤影,情知凶多吉少,立即派出幾架飛機,去庫裡科地區搜尋。由於飛機失蹤地點處於海拔500多米的雪山迷宮,地勢險峻,救援飛機不敢貿然作低空飛行,更談不上查看事故現場、尋找倖存者了。結果一無所獲地飛回地面。智利警方匯同自願救助人員,也嘗試登山步行尋找,但終因高山上白雪皚皚,無路可攀,只好無功而返。時間一天一天過去了,尋找倖存者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即便有人倖存,誰又能在既無食物又無草木的情況下,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中生存下來呢?於是,到了10月21日,即飛機失事8天後,各種搜索救援行動均告終止。

世界各地主要報紙和電台都報道了救援失敗的消息:一架載有烏拉圭一流橄欖球運動員的飛機,於8天前在安第斯山失蹤,由於山高雪深,難以營救,多方搜尋。均無結果,估計機上45人全部喪生,航空公司、遇難者家屬和廣大球迷們開始料理他們的後事。

到了12月份,人們漸漸對那場悲劇淡忘了,開始籌辦起美洲人最盛大的節日——聖誕節。然而,就在12月21日那天,卻傳來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兩個多月前遇難的烏拉圭橄欖球員中,居然至今還有人活著,而且為數不少,達16人之多!

原來,那架遇難飛機墜落在阿根廷境內一條海拔11000英尺的峽谷中,氣溫低,積雪厚,加上機身堅固,飛機一頭扎進雪堆中,竟沒有完全破損,也沒起火燃燒。機上17人當場身亡,32人倖免於難。其中一些尚能走動的輕傷員,冒著危險,把重傷員從艙裡救了出來。不久,夜幕降臨,氣溫驟降。

倖存者們將機上所有的御寒衣服都裹在身上,擠作一團。機上報務員已摔死,無法與外界聯繫,但活下去的信念卻強烈地激勵著大家與死神作鬥爭。他們堅信,救援人員一定會找到他們的。

這是個寒冷的一夜。他們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卻發現有4個人已停止了呼吸,很可能是因傷勢過重或經不住寒冷而凍死。其中有副駕駛蘭奎拉勒,他臨死前已處於昏迷狀態,嘴裡說著胡話。「我們快到聖地亞哥了..」聞者潸然淚下。他的同事、正駕駛員弗拉岱斯則在飛機墜落時撞死了。

白天在焦慮不安的期待中過去了。夜幕再次降臨。到了第三天,困在峽谷中的倖存者們對外界救援的希望逐漸破滅,便在「老克利斯琴」隊隊長馬斯羅·佩雷茲的領導下組織起來,決心同舟共濟渡難關。由於所剩食物很少,佩雷茲決定實行嚴格的定量配給制度。

倖存者們的身體狀況一天比一天糟糕,他們靠不多的巧克力、葡萄酒、果醬和融化的雪水維持著生命。昔日身強力壯的橄欖球隊員變得垂頭耷腦,有氣無力。沒有幾天,所有的食品全吃光了。在這冰天雪地裡,既無獵物可捕,又無野菜雜草可采,一切能吃的東西都嚥下肚了。怎麼辦?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他們相互偎依著,一動也不動,盡量減少身體的消耗。一天,兩天,三天..他們除了大把大把地吞嚥積雪,沒有吃任何食物。

醫學院大學生羅伯爾特·卡內隆實在飢餓難忍,絕望中他猛然想起在學校上屍體解剖課的情景,要活下去的慾望驅使他向空難中的死屍爬去。他用一根冰稜製成一把冰刀,在一具屍體上動手割下肉來,閉著眼睛吞下去。接著,他又割下幾片肉。並打開屍體的腹腔,用刀割下肝臟,拿回去鼓勵同伴們吞下這「人肝維他命」。起初兩天,只有幾個人硬著頭皮吃了一點,大多數人實在不忍嚥下去。因為這是一個極其痛苦的決定,他們雖然身陷絕境,卻仍舊懷著一絲希望,相信再堅持幾天,救援人員就會來到。他們利用一部在空難中沒有損壞的收音機,一直在收聽智利電台的廣播。10月22日,他們從收音機中聽到智利方面已終止救援搜尋行動,才最終意識到,要想離開峽谷,脫離險境,只有靠他們自己了。既然如此,別無選擇餘地,必須靠吃屍肉才能堅持下去,才能有體力跑出去求援。因此,原先堅持不食用同伴屍肉的人也強迫自己吞嚥了。最後一位開始吃屍肉的,是倖存者中唯一的婦女尼蓮娜·梅瑟爾,數日來她一直拒食屍肉,直到餓得奄奄一息,才勉強吃了一點兒。

人們靠食屍肉,堅持到了10月29日。又一場滅頂之災向倖存者們襲來。

在南半球,10月份尚處於春季,山上時常發生雪崩。就在這一天夜裡,人們像往常一樣睡在飛機機身的殘骸中。突然,隨著一陣雷鳴般的巨響,山上大片的積雪滾滾而下,剎那間把飛機殘骸埋沒了。

「雪崩!」睡在機艙口的人驚呼起來,他們拚命扒開積雪,衝了出去。

接著,又衝回來救其他人。就這樣,幾次進出硬是有19個人鑽出雪堆。而其他9人,包括馬斯羅·佩雷茲隊長和尼蓮娜·梅瑟爾女士,都來不及搶救,活生生地悶死在機艙內。

這真是禍不單行,雪上加霜。再次倖存下來的人們面對如此慘烈的局面,意識到繼續這樣坐等下去,只會死路一條。要想死裡逃生,就必須派人下山求援。一等雪崩停止,他們就推選出三個身體比較強壯,意志又非常堅定的年輕人,即費爾南多·帕拉多、羅伯爾特·卡內隆和安東尼奧·維茲金,要他們千方百計,戰勝艱難險阻,翻山越嶺,去智利境內請求救援。

11 月17 日,這三個經過一段時間「養精蓄銳」的年輕人,帶著全體倖存者的希望,離開飛機失事地點,開始朝東北方向艱難跋涉。他們沿峽谷婉蜒而行,走了兩天後,依舊沒有走出峽谷。他們意識到,肯定是走錯了路,便沮喪地往回走。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他們這兩天的勁沒有白費,在返回途中,竟意外地發現「費恰爾得」號撞落的機尾。他們鑽進去一看,機尾內存放的行李、食品和備用電池等物品依然還在。這令他們驚喜萬分,他們立即從中取出一些目前最急需的食品和衣服,還找到幾包香煙。他們滿載而歸,但畢竟沒有完成求援任務,所以,一直在苦苦等待著好消息的人們並不顯得高興。雪崩發生以來,又有兩個傷病員死亡;三人求援小組未能走出峽谷,求援希望更為渺茫。濃重的陰影籠罩在倖存者的心頭。

將三人小組帶回來的食品和衣物分配完畢後,大家認為,至關重要的還是盡早與外界取得聯繫。於是,稍懂一點無線電知識的洛伊·哈雷與三人求援小組一起,再次找到機尾,取出備用電池,裝入無線電發報機試著發報,可是沒有成功。但他們卻意外地接到發自家鄉蒙德維的亞省的聲音,得知他們的親友已說服烏拉圭空軍,再一次出動飛機尋找他們。聽到這個好消息,大夥兒的情緒頓時高漲起來。帕拉多想出一個絕妙的主意:把所有的手提箱從行李艙裡取出來,在雪地上堆放一個巨大而醒目的「十」字,以便讓幾千米高空的救援飛機的駕駛員能夠看到。

獲救的希望重又在人們心中燃起。他們決定暫停派人走出峽谷求援,靜候救援飛機的到來。幾天過去了,飛機並沒有出現。到12 月11 日,又一位同伴因饑寒而死亡。大家感到再也不能坐等死神的降臨了,必須恢復實施主動尋找生路的計劃。

說幹就幹,12 月12 日清晨,三人求援小組以原班人馬再次出發。這一回,他們決定改從峽谷西面向上攀登山峰。兩天過去了,終於在第三天爬上山頂。三個人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可放眼遠眺,又十分沮喪:四周不見一塊農田、一片樹林,甚至連一點綠色也看不到。白茫茫的荒山崇嶺重重疊疊,一眼望不到邊。顯然,這次求援的行程遠比預想的要長得多,隨身攜帶的食物遠不夠三個人用這麼長時間。於是,他們商量後決定讓維茲金一人從原路返回,把情況報告等候在峽谷中的難友們,而帕拉多和卡內隆則繼續前行。

可是,該往哪裡去呢?他倆望見遠處有一座山,山上似乎沒有積雪,便決定從山頂下到另一條峽谷,再攀上那座山。

山勢極其險峻,下山遠比上山難得多。這時卡內隆突然想起一句名言:「世上有艱險,但沒有不可逾越的艱險。」他立即想出一個好辦法。他們把隨身帶的坐墊拿出來作為雪橇,很快就滑下了山坡。然後又將坐墊綁在腳底,像雪地靴一樣在積雪上行走,而不致於陷進雪中。

進入那條峽谷後,他倆發現有一條小溪,溪邊長著一些青青的野草。這使他們欣喜若狂,因為自從飛機失事以來,他們還是第一次看見植物。綠色令他們信心陡增,繼續沿山溪行走。不一會兒,他們又看到了飛鳥和其他小動物,積雪也漸漸消失了。8 天過去了,他們終於發現了有人類活動的蹤跡——一隻盛湯用的空瓦罐,一堆燃燒過的牛糞,以及樹上用斧頭砍過的痕跡。

不過,還是沒見到人影。

到了第9 天,他們隨身帶的食品已所剩無幾了。正當他們絕望之際,突然在一條河邊看見對岸有幾個騎馬的智利牧民在放牛。帕拉多和卡內隆如同遇到救星一樣,激動得渾身顫抖,大聲呼叫著,向牧民招手。然而,由於流水聲嘩嘩作響,牧民們聽不清他們在喊什麼,或許壓根兒就聽不懂他們的話,很快就騎馬離開了。幸好,第二天牧民們又來到這裡。帕拉多急中生智,迅速在一張紙上寫了幾個字,裹上一塊石頭扔到河對岸。那幾個牧民拾起紙頭,看了半天,才明白了他們的意思。

就在12 月21 日這天晚上,牧民們把他倆帶進了自己的帳篷裡。他們終於與外界聯繫上了。10 個星期以來,他們第一次吃上美味佳看,也是第一次舒舒服服地睡在床上。

第二天,牧民們把情況報告了當地的警察局。警方立即與有關方面取得聯繫。12 月22 日下午,智利救援中心派出兩架直升飛機,在帕拉多、卡內隆的引導下,飛往飛機失事現場。由於那條峽谷周圍的山峰大多高達13000 英尺,一般直升飛機難以飛到如此高度,但飛行員們認為救人要緊,破例冒險飛越了那幾座山峰。

直升飛機飛臨峽谷上空時,留候在那裡的難友們早已做好準備,收拾出一大塊空地,以供飛機著陸。原來,他們已經通過收音機的新聞節目,得知兩個年輕人已大功告成,與外界聯繫上了。此刻,他們縱然衣衫襤褸,瘦骨嶙峋,卻盡量把自己打扮整潔一點,用積雪擦去滿身污垢,有的甚至繫上了領帶。當然,他們並未忘記另一件重要的事。雪地上食用過的屍體橫七豎八,他們自己是看慣了,如果外界人來了,一定會慘不忍睹。於是,他們硬撐著自己已經極其虛弱的身體,盡量把屍體擺放好,並用積雪掩蓋起來。這一番大動作,累得他們筋疲力盡,因此,有相當一部分屍體還暴露在外。

直升飛機安全降落了。帕拉多和卡內隆搶先跳下來,向留候的難友們奔去。他倆的勝利歸來和最終盼來援救人員的喜悅,立即使所有倖存者歡呼雀躍,熱淚盈眶,進而激動得互相擁抱。兩架直升飛機一次只能載8 人,餘下的只有等到第二天。到12 月23 日晚,全部倖存者共16 人都安全救出。

從10 月13 日飛機失事,到12 月23 日獲救,這16 名年輕的橄欖球隊員,在海拔11000 英尺的雪山上度過了漫長的71 個日日夜夜後,他們終於在聖延節前重返「人間」。這一「安第斯山奇跡」震撼了整個世界。一批又一批新聞記者從聖地亞哥蜂擁而來,採訪這些傳奇般的人物。倖存者們回想起困在雪山的那些惡夢般的日子,為了活下去,竟然以同伴屍體維繫生命的可悲情景,如今更感到內疚和不安。因此,在採訪中誰也沒有勇氣提及這件可怕的事,只是以機艙內貯存有食物搪塞過去。時近聖誕節,為了不沖淡節日的歡樂氣氛,記者們也沒過細追問,只當是「上帝」保佑的結果。

然而,這場「安第斯山悲劇」並沒有就此落幕。聖誕節一過,人們在狂喜之後,不禁提出了疑問:在那冰封世界中,寸草不生,絕無任何天然食物可以充飢,這十幾個大活人,僅憑飛機上那麼一點食品,能熬過漫長的71 天嗎?

參加救援的專家,尤其是那些無縫不鑽的記者們,開始問及這個問題。

倖存者們無一例外地立刻沉默不語。敏感的記者從他們低垂的腦袋、迴避的目光及躲閃的隻言片語裡,覺察出其中必定有難言的隱情,便進行新聞追蹤,很快從處理失事現場的有關人員那裡探明真相:這16 名年輕人在安第斯雪山上生活71 天的主要食物,竟是死去同伴的屍體。這一聳人聽聞的消息立刻引起轟動。有幾家報紙甚至登出了雪山上殘缺屍體的照片。善良的讀者看了無不流下辛酸的眼淚。頃刻間,這個無奈而又無情的事實,幾乎改變了倖存者們的形象。在許多人眼裡,他們不再是在史無前例的惡劣環境中創造奇跡的英雄,而是生吞人肉的「食人生番」。人們對他們的同情和熱愛,頓時化作疑慮和恐懼。

倖存者們沒有也無法否認這個事實,他們僅僅拒絕說出任何有關細節。

為此,倖存者中的發言人潘喬·德爾加多在記者招待會上竭力為他們的行為進行解釋:「這一痛苦而又可悲的決定,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作出的。我們尊敬我們死去的朋友們,然而我們也同樣尊敬我們的父母,他們給了我們生命,而我們的朋友們則給了我們第二次生命。」

為了對自己做過的事進行補償,他們中不少人決定死後捐贈自己的器官。

在醫務人員及親人們的精心護理下,他們的身體恢復得很快。然而,靠屍肉生存下來的悲慘經歷卻成了他們的一塊心病,在精神上留下了永久的創傷。

不久,16 名年輕人回到家鄉。那是一座名叫卡拉斯戈的村鎮,離蒙德維的亞省省會約20 公里。「老克利斯琴」隊的大多數隊員都是在這裡出生和成長起來的。如今回到這裡,僅剩16 人了。這些患難與共的倖存者們,很自然地結成了一個團體,名為「安第斯山部落」。山上發生的事是這個部落的核心機密,他們相約絕不向外透露。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倖存者們走在街上都低著頭,生怕撞見遭受喪子之痛的母親們。有一次,他們中的一個名叫波比·弗朗西斯的小伙子,前往他那死去的好朋友家,企圖向他的父母解釋山上發生的事。他告訴他們,自己在這次空難中可謂九死一生。空難發生時,他坐在機艙後部,倖免於難。在絕望中,他走到燃料箱旁抽煙,險些把汽油箱引爆。幸虧一個難友冒著生命危險衝過來把他拉到一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因此,他們雖然身陷絕境,但只要有可能,是會毫不猶豫地去救助另一個處境更險惡的人的。

朋友的父母一聲不吭地聽他講述著故事。末了,卻冷冷地對他說,他們不想再見到他,只有當他死時他們才會得到安寧。這種仇恨是無法緩解的,他們的兒子死了,而這些小子卻還活著,而且是吃了不知是誰的兒子的血肉才活下來的!在這些不理智的父母眼裡,他們的所作所為是不能原諒的。

隨著歲月的流逝,噩夢般的記憶也逐漸淡忘了。卡拉斯戈鎮也趨於平靜。

鎮上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忘卻那件悲慘的事。直到1991 年的一天,小鎮上來了個美國人,他想見見19 年前的倖存者,這才使小鎮重掀波瀾。

這個美國人叫馬歇爾,是伍爾特·迪斯尼電影製片公司的導演。當年的倖存者如今都是40 幾歲的中年人了,他們結了婚,有了孩子,從事著各種各樣的工作。馬歇爾的到來,使這些已為人父的中年人又重溫了當年安第斯山上的悲劇。

馬歇爾導演的來意十分明確,他要把這出史詩般的悲劇搬上銀幕,為這些倖存者「正名」。經過努力,他終於說服了「安第斯山部落」的成員和他們的父母,拿到了倖存者的父親們十幾年前與一位英國作家簽下的圖書出版合同,為取得這本書的改編權鋪平了道路。原來,當年在這16 名年輕人從雪山回到小鎮後,這些做父親的既為兒子們的行為感到羞愧,又為他們不公正地背負「食人生番」的罪名而憤憤不平,為洗刷兒子們蒙受的恥辱,以正視聽,16 個做父親的聯合起來,與英國作家皮爾斯·保羅·裡德簽約,於1974 年出版了一部名為《活下去》的書,通過裡德的筆,向世人公開了這段充滿血淚的悲劇。

「安第斯山部落」中42 歲的律師莫喬·隆維亞被選派作為代表,與迪斯尼電影公司進行談判,簽定合同並監督製片。迪斯尼公司決定仍用原書名作為片名,並保證忠實於「部落」在雪山上的歷史。現年43 歲的費爾南多·帕拉多,已經擁有一家電視公司,並且是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在烏拉圭的代理。由於職業的緣故,他被聘為這部電影的拍攝顧問。

《活下去》是在加拿大一座雪山上拍攝的。大部分倖存者應邀去觀看了拍攝現場。1992 年12 月,電影剪輯完畢以後,電影公司特地把樣片送到烏拉圭蒙德維的亞,在私人影院裡為他們放了專場。

1993 年初,《活下去》在世界各地上映。莫喬·隆維亞、費爾南多·帕拉多和羅伯爾特·卡內隆等倖存者為影片的上映到各地作宣傳,從好萊塢到西班牙,從歐洲到美洲,所到之處,他們都受到人們的熱情歡迎,並以各種方式向他們表達愛心與同情。

在好萊塢的影片首映式上,莫喬律師對他和他的同伴們多年來受到的指責十分不平,他向觀眾們訴說了他們重返人間後,備嘗冷暖的遭遇,並尖銳地指出:「有時我很想對那些硬把我們納入『食人生番』的人說:『我們吃的是死人,而你們吃的卻是活人』。」他的這番話贏得一片熱烈的掌聲。這雷鳴般的掌聲,表達了公眾對他們為絕處求生而被迫干下可悲之事的莫大理解;化解了他們鬱積多年、飽受煎熬的心病,從而使他們更加坦然地面對命運安排的多舛人生;同時,也宣告了這場攝人魂魄的「安第斯山悲劇」的結束。

(陳繼中)

《災難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