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建立初期，因連年戰爭，國家的政治、經濟完全陷入一種困境。漢初的首要任務就是恢復，因此有「休養生息」的黃老之治。黃老之學本身包含有法家的思想，它在漢初發揮了比較重要的作用。不過，當國力強盛後，就需要一種更為強有力的思想武器以加強思想統治。這樣，儒學應運由晦而顯，登上了歷史、政治舞台。因為有這樣的背景，董仲舒才得以走上了歷史的前台，成為了西漢著名的倫理思想家、哲學家，今文經學大師。
董仲舒從小學習十分刻苦專心，因發憤鑽研儒家經典，三年中連自己家的園圃都沒有去過一次，史稱「三年不窺園」。可見董仲舒為經傳所吸引，簡直到了如癡若愚的程度。由於他不僅對《春秋》很有研究，而且相當深人地掌握了儒學思想的精髓，所以當時人稱他為「漢代孔子。
在漢景帝時，董仲舒就做了《春秋》經的博士官。但他對儒學歷史發生決定性影響還是在漢武帝時候。西漢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由於有前幾代皇帝的休養生息作基礎，國力強大起來了，思想統一的需要也變得迫切了。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下詔，讓各地推薦賢良文學之士上書對策，以備朝廷咨詢任用。一時間，一百多個讀書人都聚集到京都長安，都想通過金殿對策，取得皇帝的賞識，得個—官半職。
金殿對策的方法是，皇帝下制書，由對策士子們作答，交皇帝閱覽。武帝下了第一道制書，士子們凝神細思，揮筆成文。武帝對幾百篇賢良對策逐一閱讀，覺得很平常，但當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時，卻被那精闢而有光彩的議論所深深吸引，歎為奇文。隨即武帝又接連兩次召董仲舒上殿策問。由於三次策問基本內容都是關於天人關係問題，所以後人稱之為「天人三策」。後來，董仲舒根據《公羊春秋》的大一統精神，進一步提出了思想統治的問題，要求廢止不合於六藝、孔子之道的學說。同時，董仲舒對傳統儒學重新作了解釋，這些都為西漢統治者利用儒學加強思想統治提高了理論基礎。
在對策中，董仲舒針對武帝希望能聽到「有關治國的宏論」及有關天人關係的提問，回答說上天和人事是互相關聯的，天命是可畏的。國家治理不好，上天就製造種種災害，譴責、警告君主，如果君主仍然執迷不悟，那就要遭到亡國之禍。他又指出，國家若要長治久安，必須實行儒家的「禮樂教化」。他建議對人民實行「德教」，方法是在京都設立太學，在地方也設立學校。
董仲舒所謂「天」、「天意」，絕非簡單的人格神或人格意志。從社會結構講，他強調王者的中心地位，為封建大一統確定了思想武器。
董仲舒的對策，適應了當時西漢從政治上、思想上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切中了武帝的心懷。不久，他又向漢武帝正式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採納。這以後，董仲舒擔任了江都易王劉非的國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膠西王劉端的國相，4年後辭職回家。此後，居家著書，朝廷每有大議，都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問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系，成為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對當時社會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學、政治、社會、歷史問題，給予了較為系統的回答。
董仲舒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還提出「三綱五常」這一道德規範。「三綱」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五常」指仁、義、禮、智、信五個封建道德教條。「仁」即愛人、孝悌、忠恕等。「義」指封建道德規範和標準。「禮」是各種封建禮儀、制度和規範。「智」為判別是非之心。「信」系忠誠守信。這些都是用以調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人倫關係的行為準則。三綱最早源於先秦時期，董仲舒加以改造而成「王道之三綱」。五常則是由董仲舒在孔孟宣揚的仁、義、禮、智基礎上，再加上「信」而成的，即「仁、誼（義）、禮、知（智）、信，五常之道」。三綱五常的思想對我國古代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董仲舒作為漢武帝時代新的儒家學派的創建者，吸取了先秦孔孟儒家思想為主的鄒魯文化思想，同時也吸取了燕齊方士的陰陽家思想和以刑名家思想為主的三晉文化思想。新儒學思想已由一個學派的思想而發展演變為全國性的封建統治思想。尤其是他的君權神授理論和「三綱五常」說，對後世影響最為深刻。它使中國人民的頭腦長期禁錮於神權政治和封建倫理政治之下。但是，由於西漢時期，封建社會正處於蓬勃興盛的上升階段，董仲舒創建的儒學思想體系，總體上說，基本符合時代的需要，對當時社會的發展起著某些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