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骨子裡講，中國古代是一個相當保守的社會，故而變法維新之士，鮮有善終者。這頭一個，就要算是商鞅了。
商鞅是衛國的貴族，自幼拜李悝為師，好刑名之術。學成後先到魏國，為魏相公叔痤門客。公叔痤臨死前，向魏惠王推薦商鞅，說此人盡避年輕，但有奇才，可用之為相，若不用，必殺之，勿令出境。魏王以為公叔痤病重，在說胡話。結果既沒有用，也沒有殺，而是放他去了秦國。
商鞅在秦孝公元年進入秦國，三年變法，五年當上左庶長，十年為大良造。二十二年，商鞅設計擒獲了魏王，迫使魏國獻河西之地與秦苟和，魏惠王這才恍然大悟，感歎地說：「寡人恨不聽公孫痤之言也！」
當然，商鞅的最大貢獻並不是用兵，而是變法。在秦國的二十幾年裡，他曾經兩次變法，終於使秦國崛起西戎，虎視關內，為之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推行如此重要的變法，自非易事。為了確保新法的制定，商鞅首先必須取信於君。為了說服孝公，商鞅曾與甘龍、杜摯等要臣進行過一場激烈的辯論。針對甘、杜等人的陳辭濫調，商鞅既總結了「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歷史經驗，又申明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的現實意義，從而最終贏得了孝公的信任。
為了確保新法的實施，商鞅不僅要取信於君，還要取信於民。在新法頒布之前，商鞅在國都的南門豎起一根三丈高的木頭，告諭市民：誰要能將它搬到北門，便可得到十金的獎賞。看熱鬧的人大都不信，以為哪有這等好事！於是商鞅乾脆將賞錢提高到五十金。結果有一人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將木頭扛到了北門，果真得到五十金的獎賞。此事傳遍了整個秦國，人們始知以賞善罰惡為主要內容的商鞅變法，這回是要動真格的了。
歷史上任何一次變法維新，都不僅是一種治國方略的重新選擇，而且是一種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這也便是改革會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由於廢除井田、獎勵耕戰等改革措施觸犯了貴族階層對土地和官職一向所具有的壟斷特權，因而便遭到了以太子為首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但是商鞅並沒有被這些有權有勢的人所嚇倒，他認為法律的制定，並不只是用來制裁老百姓的，自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而主張首先懲辦那兩位唆使太子違抗新法的老師。結果，公孫賈的臉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則因屢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商鞅此舉，確實起到了「殺雞給猴看」的作用。人們看到，就連太子的老師都逃脫不了法律的制裁，於是再也不敢抱任何僥倖心理了。經過商鞅的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但是，任何社會實踐都是要付出代價的，變法維新更是如此。秦孝公的死，使商鞅失去了權力基礎，繼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捲土重來，對商鞅施行了瘋狂的報復。他們不僅以誣告陷害的方式迫使商鞅謀反，而且以最最殘酷的暴行，將他五馬分屍了。商鞅雖然慘遭不幸，但他所開創的變法大業卻因順應了歷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轉之勢，並最終對秦朝的統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當然了，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商鞅「內行刀鋸，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輕視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顯的歷史局限。他用簡單粗暴的政治手段來處理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焚燒《詩》、《書》，實行愚民政策和文化專制主義，甚至推行連坐法而刑及無辜等等，都曾產生過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也正是由於這一影響，致使他死於貴族的報復而「秦人不憐」，甚至不被司馬遷以後的許多歷史學家真正理解，不亦令人歎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