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15日，八國聯軍攻下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帶著光緒帝慌張地逃出了北京。離1901年的結束僅剩不到一個月的時候，迴鑾路上的大清國皇太后慈禧在黃河岸邊的輝縣收到了那個令朝野上下無不悲哀的消息：李鴻章死了。就在李鴻章嚥氣之前的一個小時，俄國公使還站在他的床頭逼迫他在俄占中國東北的條約上簽字。為了大清國與洋人爭辯了一生的李鴻章已不能說話，他只有眼淚了。眼淚流盡了，他的眼睛閉上了。
李鴻章及其生活的時代，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但他作為近代中國一位非常複雜的歷史人物，在不同時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駁陸離，因而人們評價起來眾說紛紜就沒有什麼可怪的了。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李鴻章「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在晚清政壇上縱橫馳騁半個多世紀。梁啟超評價李鴻章「是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李鴻章雖然難以承載「英雄」桂冠，但為「時勢所造」和影響「時勢」進程則是不爭的事實。
李鴻章活躍於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會從傳統向近代、從獨立國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過渡時代。適逢其會的李鴻章也就成了「崛起於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的過渡性人物。時代造就了李鴻章，而李鴻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絢麗多彩的時代畫捲上深深地打上了個人的印記。李鴻章人生旅途，跨越道、鹹、同、光四朝，出將入相，「坐鎮北洋，遙執朝政」，涉及晚清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他身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於封建主義而又傾向資本主義，忠實於傳統營壘而又頗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舊紛呈，中西雜揉，內則「開拓」與「因循」畢具，外則抗爭與妥協並存，因而有時是順乎時代潮流，有時又是阻擋歷史車輪。
李鴻章堪稱洋務運動的首腦和旗幟。洋務運動是時代的產物，是對外國殖民侵略和世界現代化浪潮衝擊所作出的積極回應，是近代中西文化撞擊和交融的初步結果。與同時代的洋務官員相比，李鴻章不僅對中外形勢和中國出路的認識要比同僚深刻，而且採用西法、舉辦洋務新政數量之多、成效之大，也無人能望其項背。他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處於「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遇到「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大清帝國「厝火積薪，可危實甚」，因而主張「識時務者當知所變計耳」，絕不應昏睡於「天朝上國」的迷夢中，不思振作。為此，他提出必須向西方學習，舉辦洋務新政，以求「自強」、「自立」。他斥守舊而不避「人君」，為「自強」而力倡變法，主張以儒家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之以西方富強之術。他力主把「修明前聖制度」和學習「外人所長」結合起來。所謂「修明前聖制度」，就是「變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謂學習「外人所長」，就是引進屬於西方「物質文明」的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甲冑以保護清朝封建主義的軀體。必須指出的是，他力圖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只熱衷於引進西方「物質文明」即近代軍工技術，顯然不能使中國擺脫傳統的農業社會，實現資本主義現代化，但畢竟使封建體制發生裂痕，催生了中國的資本主義，從而使中國社會在傳統向近代轉軌的路途上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加速了中國向半殖民地的沉淪。
大清國沒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統統歸於「洋務」。洋務運動的首領李鴻章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大清國當然的「外交家」。李鴻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讓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國有一個「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讓中國人在19世紀之交那段悲傷的日子裡終於揪出了一個「罪魁禍首」——李鴻章讓國人因為遭受屈辱而積澱的憤恨在怒斥他的過程中得到宣洩。
洋人瞭解李鴻章的外交能力，是通過中英《煙台條約》的談判。其時，英國人的軍艦開入煙台，日本軍隊開始向朝鮮武裝挑釁，以對大清國構成戰爭威脅。皇親和醇親王主張與英國人決裂開戰，而李鴻章的思路是：大清國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貫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動輒開戰，戰則必敗，敗則議和，和則割地賠款。1876年9月，《煙台條約》簽訂。覬覦更多在華利益的英國人事後說：「這個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實用，毫無意義，是一堆冗言贅語而已。」盡避洋人說，面對強大的威脅，李鴻章依然能談出一個明顯存有抵抗態度的條約，是一件「值得驚詫」的外交事件，但從煙台回到直隸總督府的李鴻章還是因為賠款和開放口岸而背上了賣國的罪名。
甲午戰敗後，朝廷再次派李鴻章去日本議和。在日本馬關，李鴻章被一名刺客擊中，子彈卡在他左眼下的骨頭縫裡，沒有醫生敢在這個位置下手術刀，李鴻章給朝廷的電報只有六個字：「傷處疼，彈難出。」而面對日本人割讓遼東、台灣、澎湖，賠款軍費3億兩白銀的「要價」，朝廷在給李鴻章的電報中均是模稜兩可的「著鴻章酌量辦理」。傷痛和心痛折磨著李鴻章。如果採取強硬的態度和立場，只能導致中日戰爭繼續擴大。以大清國實際的軍力狀況而言，戰爭的結果只能是中國的東北被全面佔領；而如果答應日本人的條件，大清國主權和財產的損失也是巨大的。兩害取其輕，這是面對殘局的李鴻章的選擇。
1895年4月，帶著《馬關條約》草約和臉上的繃帶回國的李鴻章，發現他成了舉國的「公敵」：朝廷斥責他辦事不力，官員說他喪權辱國，民間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銀子，更有人公開聲明要不惜一切殺掉他以雪「心頭奇恥大辱」。
李鴻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於崇尚宋學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嚴格的封建傳統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觀念根深蒂固，他認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窺測朝廷之跡」。他與清廷互相依存，榮辱與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權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內攘外」，維護清王朝的穩定。他憑借清廷爬上權力頂峰，清廷則把他譽為華夏棟樑，聲稱「無鴻章，無清朝」。他的悲劇在於既看出清朝統治風雨飄搖，猶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廣廈，稍一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實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餘」時，仍「勤勤懇懇服侍皇室，決不另有他途」。他鎮壓太平天國、倡導洋務新政、推行「和戎」外交，無一不是為了拯救面臨沉沒的「漏舟」和傾覆的「廣廈」。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稱「裱糊匠」只會「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無計可施。他為「無力回天」而深長歎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李鴻章死後兩個月，梁啟超寫出皇皇大作《李鴻章傳》，稱：「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梁啟超說他「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傚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國人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