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步不離中山陵八號
1985年春節前夕，許世友感到腹部時時脹痛，他總是咬著牙忍著，沒有當回事兒。不僅如此，他還不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認為他「身體不行」。
3月的一天，許世友到上海華東醫院去作例行體檢時被查出肝癌。301醫院政治委員、許世友的老部下劉軒庭建議他轉到北京治療。
「我不去北京！」許世友說。
「為什麼不去呢，北京的條件好呀！」
「北京的路太窄。」許世友說。
「北京有長安街，路很寬啊。」
「人多啊……我吵架吵不過他們。」
許世友所說的「他們」到底指誰，劉軒庭不好問穿。但許世友自己心裡清楚，只是一時沒有點破。
任憑在寧的老領導、老戰友、老部下們怎麼勸說，許世友就是不願意作進一步的檢查治療。他固執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號，一步也不肯離開。
1985年9月初，南京軍區總醫院抽調精兵強將組成特別醫療小組進駐中山陵8號，對許世友實施系統性的監護治療。然而，病情絲毫不見好轉，反而更加嚴重。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殘酷地折磨著許世友。一直陪在病榻前的他的一個兒媳婦說：「他疼起來，從來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厲害，說要打針，還沒來得及打，又說不打了。自己咬著牙堅持，一聲不哼，從發病到去世，我沒有聽到他哼過。他疼的時候，不讓別人在他身邊，房間裡一個人都不能有，他內心不願意別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樣子。」
一天午飯後，許世友要上衛生間，他要自己去。可是十多分鐘過去仍不見他出來。護士有些不放心，便走過去看看。推開門一看，她一下驚呆了：許世友司令員正用頭使勁地往衛生間牆壁上撞！
大家心情非常沉重。對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醫療小組和工作人員中，對此有些不同的解釋。有的同志認為，許司令頭痛難忍，用撞擊來發洩和減輕一些痛苦；有的說，許司令神志不太清楚，控制不住自己，出現短暫性意識障礙。
無論是誰，此時都不願把許世友這一反常的舉動與「自殺」這兩個刺眼的字聯繫在一起。
然而，沒過幾天，又發生一件令大家震驚的事：那天，趁旁邊暫沒人時，許世友用毛巾勒在脖子上，兩隻手用勁地死死拉緊，臉部腫脹，呈現出令人恐怖的豬肝色。幸虧護士迅速趕到，才把許世友從死神手裡拉了回來。
最後一次「活動」
許世友一生愛「動」。自醫療小組住進中山陵8號後，軍區醫院老院長高復運同志，每天上樓都向許世友說「首長，要注意靜養，最好臥床休息」之類的話，許世友依然活動，每天堅持散步。辦公桌上的檯曆，天天都會留下他的記錄：3000米、3500米……
可是，到了後來，由於病情的不斷惡化，早上起床時，許世友自己就爬不起來了，他的腿水腫得連行走都很困難。即使如此，他還是躺不住。他叫來軍區派駐的保衛處陶處長，提出要乘車出去兜風。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車上，車顛人也顛，這就是一種很好的活動。他感到舒服，對配合治療也有好處。
有一天，許世友出現了煩躁不安的情緒，嘴裡吃力地咕嚕著。值班護士湊上去聽了好半天，才聽明白：他要「活動、活動」。
本來許世友就是屬於高度危重病人，必須絕對臥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臥床不起個把月了，完全喪失了行動能力；其次，由於嚴重腹水和全身性水腫，體重超過200斤，誰能抬得動他去「活動、活動」？！堡作人員、醫護人員和親屬們，都感到一籌莫展。
許世友想「活動」一下，這可能就是他最後的一次要求，不滿足他，誰都有些於心不忍；特別是依許世友固執的性格，你不讓他「活動」，他偏要想法「活動」，這難免會引出更大的麻煩來。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絞盡腦汁在想兩全其美的辦法。最後，有人提議，把他搬到沙發上坐坐，讓人推動沙發，在病房裡「走」一圈，「兜兜風」。這個建議得到了同志們的一致贊同。
很快，叫來了七八個強壯青年，使出吃奶的力氣，把許世友從床上「搬」到沙發上，開始了許世友一生最後的一次「活動」。「活動」夠了，許世友就睡著了。這次睡得特別安靜。
「我完蛋了」
1985年9月30日，許世友病情進行性加重。整天昏睡不醒，大小便失禁，兩下肢有不少出血淤斑。醫療小組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書」。
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親自到南京看望許世友。工作人員在許世友的耳邊大聲告訴他：「軍委楊尚昆副主席來看望你啦！是從北京來的！是代表鄧小平主席來的！」許世友依舊緊閉著雙眼，沒有任何反應。叫了幾遍之後，他的喉嚨裡發出了「咕嚕、咕嚕」的聲響。
許世友的嘴含糊不清地吐出了幾個音節，楊尚昆聽懂了，在旁的同志也聽懂了。許世友說：「我完蛋了！」
大家心裡不由得緊縮了一下。從不言死，從不怕死，也從不相信自己會死的許世友，現在終於明白自己「完蛋」了。這更增加了楊尚昆等在旁同志們的悲傷。
1985年10月22日16時57分，開國上將許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盡頭，在南京軍區總醫院永遠閉上了眼睛。這一年，許世友8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