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學校長競選會上，我強硬地宣佈：從即日起教育系統全面凍結人事，實行「三腳踩死」，即三年內農村教師不准調動進城、城區教師不准調進機關、普通教師不得提拔搞行政。大規模裁減各中小學校行政職數，用三年時間消化過於臃腫的教育行政機構。
●迅速化解兩起「校園要案」
對於我在江南的突然空降，幾乎所有的江南人都充滿了猜疑。各種小道消息到處流傳，傳得最多的莫過於我是張文昊書記的親戚。就連書記、市長都不知道我的底細。我的恩師、雲夢市旅遊局章文雄局長瞭解到這種情況之後，有次到江南來，便問柳市長「將如何安置致遠」，從不輕易表態的他望著陪同在身邊的邱紅霞副市長，不假思索地答：「紅霞走，致遠來！」
在我的官樣年華中，我對三個人特別感激，這三個人以不同方式給了我極大的幫助，否則我也幹不出那些微薄的成績：張書記將我「引進」官場，章局長誠心誠意地對我進行栽培，邱副市長對我大力支持，因此初來江南的我，才能迅速地在這裡打開局面。
沒過多久，柳市長把我喊到他的辦公室，突然交給了我一項任務：「教育太腐敗，你去好好地收拾一下！」從他的口氣中我得知，邱副市長調離江南為時不遠了。因為她忙於調動，江南的教育幾乎處於真空狀態。柳市長給我打氣道：「你年輕，能力強，又初來乍到，在這裡沒有筋筋絆絆的關係，你可以大刀闊斧地幹，不要怕，搞出問題來了我替你擔擔子。」
柳市長的一席話，說得我熱血沸騰。儘管從心底裡感激他對我的信任，但因為不會說官話，我只表了一個態：「盡我最大的努力試試看吧。」然後，我就出了他的辦公室。
剛出辦公室，我就接到了教育局長阮勝利的電話，他的消息倒真是靈通。一番客套之後他向我匯報說，位於市中心的塌西湖中學，發生了一起公安幹警猥褻女學生的案件，學生家屬找到學校鬧事，要求學校承擔責任。我一聽，感到事態嚴重，如果處理得不好，不僅影響江南教育的聲譽，更有損江南公安隊伍的形象。我趕緊通知公安局、教育局以及紀檢監察部門的領導，趕到政府來集合，由我率領緊急趕往塌西湖中學。
時令已進入深冬，雪花飛舞，霎時間將天地粉飾得白茫茫一片，蓋住了往日可見的醜陋。行車途中，教育局長詳詳細細地給我講解教育戰線存在的各種問題，彷彿所有局黨組成員中就他一個人最清白。
其實，關於江南教育的腐敗我是早有耳聞的。人們對教育線上反映最多的問題主要集中在「農村教師進城論公里賣」、「中學行政提拔的名單懷裡揣」、「學校養豬比育人更專業」、「教育亂收費收得高考質量上不來」。其實，這幾種現象早已成了江南教育界的「頑症」。
曾經，有一個朋友來找我，想把他的侄女從鄉村調往郊區中學任教，被我一口回絕了。第二年我沒管教育之後無意之中聊起這件事，他說，教育戰線太黑了，他給某某某送了六萬塊錢，才把他侄女調到近郊一所中學。到那個時候，我才真正相信民間傳聞的真實性。可以想像，那些憑真本事考到指標卻因沒有關係流落最偏遠鄉村的教師，基本上是進城無門，除非出賣色相。
我曾親眼見證有這樣一位女教師，在電話裡向教育局長提出這樣的交易。有一天晚上，我正和教育局長老阮在我的辦公室裡談工作，老阮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對方開口講了幾句話，氣得他臉漲得通紅，罵了一句：「沒規矩！」我問老阮：「是誰？什麼事？」他窘窘地回答：「一位鄉村女教師，說是只要我把她調進城，她願意陪我睡覺，真是豈有此理！」
我剛接手教育的時候，從教育局人事科長那裡把教育系統的幹部名冊調來看，結果把自己嚇了一跳，每所農村中學的教務、後勤、安保等部門，居然普遍平均配備了副主任兩到三名。我質問那位科長：「一所小小的鄉級中學，要這麼多行政幹什麼？」人事科長回答：「沒辦法喲，打招呼的領導太多了，個個都是爺，得罪不起。一個副主任，連副股級都不是，照顧就照顧吧！」我很反感他的這種態度，正色道：「這也照顧那也照顧，都照顧搞行政去了誰來教書育人？」
看來，外面的傳聞並非空穴來風。許多江南人開玩笑說，寒暑假一放，教育局的領導就開始「分贓」，一到研究人事，每個人口袋裡都揣著幾個「准提拔」名單。此言不虛。我記得我第一次主持教育局黨組會議討論人事調整工作時就是這樣，每個局黨組成員都會提出一到兩個建議提拔人選的名字。門外更是熱鬧非凡，想提拔的人早早地將走廊圍了個水洩不通。討論過程中不斷有領導、朋友打電話進來，要求提拔某某某。
有一位提拔心切的中學教師，乘我上廁所之機把我堵在門口，霸蠻地讓我接他在雲夢某局當副局長的哥哥的電話。我把他吼了一頓：「你越是這樣我越不提拔你！」當年我還真的沒提拔他，儘管教育局長和我說了無數好話。可就在我前腳調離教育線，他後腳就得到了提拔。
拜金主義已嚴重腐蝕江南教育系統，師德淪陷已成為困擾江南教育最大的問題。學校為了創收，大辦食堂、養豬場；老師為了創收，家裡辦起了補習班。江南有所中學，其養豬場的規模有千頭之多。我曾毫不客氣地批評這所中學的校長：「你養豬比育人更專業，送給你個外號，叫『養豬校長』如何？」那位校長感到委屈，辯解道：「這能怪我嗎？國家轉移支付到教育上的錢，到了你們政府扣一道，剩下的到了教育局又扣一道，最後落到我們學校裡就只剩下一點渣滓。每年我們好不容易收一點學雜費，教育局還要調節走一部分。現在的教師現實得很，福利不好不僅教書不好好教，還公開租房子把學生帶到家裡辦起了『分校』。為了籠絡這些老師，我們又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辦食堂搞養豬場囉。」
在江南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不出文化名人盡出主持人。江南教育功利性太強，把精力花在了創收上，只顧亂收費，不顧教學質量。亂收費收到最嚴重的地步，是逼迫學生在學校吃早餐，即使學生家住在學校圍牆邊上，也必須在校就餐，否則不准入學。辦學方針不對，教學質量自然上不去，為了彌補文化生質量上不去的缺陷，就把精力花在了培養特長生身上。江南的小專業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升學率上，在整個雲夢地區都是首屈一指的。我去江南的時候，江南已好多年沒有考上過清華、北大的學生了。值得欣慰的是，清華美院的特長生倒是出了不少。如果沒有清華美院，江南教育真的是無地自容！
雪越下越大，塌西湖中學臨街並沒有出現鄉親們堵路的過激場面。公安局長解釋說，這邊的老百姓老實本分，一般不鬧事。我舒了一口氣。在信仰普遍缺失的年代，這些父老鄉親們還能夠保持這樣淳樸的本色，實屬不易。
很快，我見到了學生家長。一共有三個女生遭到了猥褻，其中一個因性格剛烈未遂。那個所謂的幹警，曾經是一名正式幹警，由於犯作風錯誤被開除出公安隊伍。考慮到其父親是公安局的領導，局裡將他安排到塌西湖中學所在片區派出所，當了一名工勤人員。誰曾想他屢教不改，以辦案為名先後強行將三名女生帶到宿舍，要她們脫掉衣服檢查。有兩名女生膽小，受到了猥褻。家長們沒有提出過多過分的要求，只是要向學校討個說法。
我瞭解了詳細情況以後，代表政府向家長們道歉，同時做出三點指示：一是公安、監察機關要抓緊辦案，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二是學校對學生做出適當的精神補償，並安排心理輔導老師對受害學生進行心理輔導，具體賠償數額，由學校和家長協商；三是紀檢、監察部門立案，對學校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問責，一個星期之內拿出處理意見……
對於我提出的處理意見，家長們感激涕零。返回江南時，已至深夜。離開前，我反覆交代學校和公安部門的領導，一定要妥善處理，不能夠把矛盾上交，一旦被媒體捅了出去，江南在全國就「臭」了。
作完指示，我在心裡留下了一個苦笑：不知道這屬不屬於瞞報！
塌西湖中學「幹警」猥褻女學生的案件剛剛平息，江南的校園內又發生了一起影響更大的惡性案件，春草中學兩個學生鬥毆，致一人死亡。本來這只是一件普通的、突發性的刑事傷人案件，但由於社會上早就對春草中學重創收輕治校、學校治安秩序極度混亂的現象嚴重不滿，加之死者親屬在當地很有勢力，以學校老師見死不救、學校允許學生攜帶管制刀具進課堂等為理由，糾集千人，陳屍校園，並到處散發告狀材料，揚言要抬屍進京鬧「兩會」。
我平生第一次單獨處置如此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如何平息，心裡沒底。當時，柳市長在省裡開會，我只能電話向他請示。我冷靜地思索一番，建議成立事件處置小組，管政法的副書記、管教育的副書記和我參加。柳市長同意並支持我的方案，立馬通知這些領導到崗到位。
出事那天是星期五上午。我得到消息時離案發已有五個多小時。當時，學校校長不想將事態擴大，想多花一點錢以最快的速度平息此事。學生家長開出了賠償100萬元的天價，致使談判破裂。學生親屬擁向醫院搶出屍體向校園轉移。教育部門眼看局面失控，不得不打電話向政府求救。待我接到電話趕到人民醫院時，死者親屬近百人抬著屍體擁出大門。
我想衝上前去做說服工作，被阮勝利局長一把拉住：「這個時候千萬莫出頭，死者親屬紅了眼，情緒已經失控，巴不得把事情鬧得越大越好，正愁找不到領導出氣，你這個時候出面肯定會挨打。我的建議是您暫時迴避。」
「這個時候我怎麼能迴避呢？」我反問一句，然後走上前去，大聲地喊了句，「請大家冷靜，我是……」
「滾開！」一個五大三粗的漢子將我掀開。
已趕到現場的派出所副所長大喝一聲：「你莫亂來！有麼哩要求坐下來好商量。」
「沒得商量的餘地，老子把自己的兒子抬回去辦喪事也不行？」那漢子一吼立馬有上百號人圍了過來。不得已，副所長只得把我拉到一邊，讓他們暫時發洩。很快，有人用東風大卡拉了一車禮花彈，死者親屬抬著死者屍體，高密度地放著禮花彈直奔春草中學校園。
「這是江南歷史上最恐怖的一次群體性事件，一萬多塊錢的鞭炮把江南城都快炸塌了！」事後，老百姓如此評價。
事情變得越來越不可收拾。死者家屬把靈堂搭在了校園的操場上，揚言沒有一百萬他們就把死者埋在校園裡。面對惡化的局勢，由我牽頭，召集政法委、宣傳部、派出所、教育局等單位負責人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明確成立「善後」、「談判」、「安保」、「宣傳」四個組，教育局負責「善後組」，主要是辦好喪事；市政法委牽頭「談判組」，負責談判；派出所牽頭「安保組」，負責調度警力，控制事態惡化；市委宣傳部牽頭「宣傳組」，負責媒體接待，統一報道口徑。我的任務是分管「談判」和「宣傳」，必須在星期天晚上以前把矛盾解決。
領導小組第一次碰頭會散會以後，我立刻組織談判組的同志又開了一個緊急會議，分析形勢，研究解決問題的辦法。長期戰鬥在維穩一線的同志談了些想法，說處理這類問題的絕招只有四個字：拖、磨、摸、攻。
所謂「拖」，即拖延。在矛盾爆發的初期，要盡量採取拖延的辦法，真情安撫，熱情接待，不談補償。拖延的目的是讓當事人情緒穩定下來。情緒不穩定時當事人要價高，這個時候去談，什麼問題都談不攏。
所謂「磨」，即「耐心地勸和」。要發動當事人單位領導、老屋裡的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村支部書記、村長、親朋好友以及在其政府部門工作的親屬24小時不停地輪番勸解，瓦解當事人的心理防線。同時讓教育局的同志不間斷地和他們討價還價，談不攏不要緊，堅持不厭其煩地談，就是要談得他們自己產生疲勞厭煩情緒。他們厭煩了，疲勞了，離解決問題也就為時不遠了。
所謂「摸」，即安撫。也就是說能夠滿足當事人要求的要盡量滿足，用最大的溫暖去感化他們。
所謂「攻」，即進攻。該硬的時候一定要硬，打蛇要打七寸！
我覺得他們說得非常在理，便同意了這個方案並責任到人。春草中學校長巴不得趕快息事寧人保住烏紗帽，就徵求我的意見說：「對方同意60萬了難，可不可以？」
「絕對不行，這一次把賠償的標準搞高了，以後再出現類似事件怎麼辦？水漲船高，會亂套的！」他的話音剛落，當即被我斷然否決。
按照「拖」的辦法，第一個晚上事態變得相對平靜。短暫的平靜之後是媒體高峰的到來。第二天，聞訊趕來的記者在靈堂周圍集結。記者們最感興趣的有兩點，一是究竟是不是像家屬所說的那樣「見死不救」；二是學校為什麼會允許學生把管制刀具帶進教室。我自己是媒體記者出身，懂得如何應對。我交代宣傳組的人，凡是來了記者就把他們帶到我這裡來，由我來應付。對於如何控制輿論導向，我心裡還是有底的。因為我在新聞部門摸爬滾打了多年，好多媒體跑新聞的和我都是朋友，即使沒有深交也曾混個臉熟，即便完全陌生，只要開聊，難以割捨的媒體情結大都會引起共鳴。
果然，聞風而來的媒體記者絕大多數都是我的熟人，經我一解釋，拿了一份事先由宣傳部擬好的通稿，酒足飯飽地回去交差去了。期間也發生了一點小小的意外。著名的新聞記者韓江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了江南，既採訪了當事人及其親屬，還採訪了許多學校周邊的百姓。正當他要離開靈堂的時候和正在暗自觀察事態發展的我碰了個正著。一看是他，我就知道比較難纏。我太瞭解他了，他在《雲夢日報》時，我在《雲夢法制報》，市裡凡有大型活動我們就會碰面。在圈內，他屬於那種「新聞原則性」很強的人，什麼事情落到他的手上很少有迴旋的餘地，更何況他如今的身份和知名度！
沒辦法，明知他難纏，我還是要去纏。如果他發了通稿，我這個分管教育的縣領導首當其衝處分難逃呀。我裝出一副很熱情的樣子，隔老遠向他招手：「哎呀，韓大記者光臨江南怎麼連個電話都不打囉？太看不起兄弟我了吧？」韓江趕緊上前，緊緊地和我握手：「哪裡哪裡，我這不正要去看你嘛，剛好在這裡碰到你了。」我明知故問道：「你帶車了嗎？」他順手指了指身旁的一台小車：「帶了。」我不由分說自己把車門打開對他說：「走，找個地方喝茶去。」韓江猶豫片刻：「要不先到宣傳部去，我要傳稿子。我們是兄弟，絕不為難你，正好你可以看一看，覺得哪裡不妥可以當面修改。」
接著他又當著我的面給他的「老朋友」柳博溫市長打了個電話，向他通報正和我在一起，同時拍胸脯保證不會給他添亂。他能這麼表態我真的很高興。當我們來到宣傳部辦公室以後，打開他的文檔一看，我倒抽了一口冷氣，他的報道基本上是以受害者家屬口述的形式對事件展開報道的。我有些不高興，一連問了他幾個問題：「受害者家屬的話你也全信？誰說老師見死不救了？老師見死不救那是誰第一時間把他送到醫院去的？學生偷偷地把管制刀具帶進了教室，只能說明春草中學管理上的確存在漏洞，怎麼能就此推論學生帶刀進出校園學校熟視無睹呢？」
韓江有些尷尬：「你也是個老新聞了，你說怎麼改？」我就湯下面，一段一段地提出我的修改意見。礙於情面，大部分我覺得不滿意的地方他都按照我的意見修改了，還有兩處他說還要斟酌斟酌。乘他斟酌之際，我去上了個廁所。待我返回時，他已經將手提電腦收了起來。
我問他：「你發出去了？」
他答：「發了！」
「乘我上廁所的時候發的？」
「是啊，有什麼問題嗎？」
「你怎麼能這樣對待兄弟呢？還有兩處沒改呢。」
「兄弟，我已經夠給你面子了。我寫的稿子從來就沒被人如此大修過。你也是搞新聞的，也要理解我的立場。都像你這樣，我怎麼完得成任務？」
既已如此，我也不想和他再爭辯什麼。好在稿子已被我大修，即使發表也不會引起太大的麻煩。我對宣傳組的人說：「把韓記者招待好，我還得去善後，就不陪了。」說完，便和韓江禮節性地握了個手，隨即離開去處理別的事情。
媒體記者的被疏導勸離，突然激發了受害者親屬的情緒。他們堅持要學校賠償60萬，否則就地下葬。星期六晚上11點，少數親屬不顧勸阻拿起鐵鍬開始在操場上挖坑。我聞訊後帶著教育局長阮勝利來到現場，大吼一聲：「你們這是在向政府示威，在向政府挑釁！我正告你們，如果星期天晚上12點鐘以前不將屍體移走，政府將調武警強行火化！」
「你是牛雞巴日的市長，打死他！」受害者的一位正在挖坑的親屬大喊一聲，一群人隨即向我們這邊圍堵過來。我心裡有些緊張，但仍然故作鎮靜，大大咧咧地和隨行人員往來路撤退。好在圍聚的人只是罵罵咧咧，沒人真敢動手。直到我們撤回了臨時指揮部，還能聽見那些人粗魯的罵聲。
談判一直持續到星期天晚上六點，因為賠償數額差距太懸殊陷入了僵局。就在我焦頭爛額之時，有人突然推薦了一名科局級領導。此人唱夜歌出身，或許能從迷信的角度找到突破口。別無他法，我只好給那個局長打了個電話，讓他趕緊趕到臨時指揮部來。我當面給他交代了三點：
一、學校只負有管理不善的責任，不存在賠償，只能給予人道主義援助，鑒於殺人者家庭困難，短時間民事賠償難以到位，由學校先行墊付，今後再由學校根據法律向兇手的法定監護人進行追償。
二、賠償金額不能超過30萬。
三、今晚十二點以前必須把屍體移出校園。
那位局長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執行力超強。他二話不說，領命而去。當時鐘指向22點時，校園內響起了猛烈的鞭炮聲。我終於鬆了一口氣：出殯了。半個小時以後，校園內恢復了沉寂，那位局長笑呵呵地走進臨時指揮部。我問他用了什麼絕招。
他回答：「也算不得麼哩絕招。我只對死者的父親說了一句話：『你們已經為兒子在老屋裡做好了陰宅，超過晚上12點鐘不埋進去閻王爺是要收人的，閻王爺到時候要是收不到人，你的屋裡就還要死人。』死者父親信迷信，沒得退路，就提出不包含已經由學校花費的喪葬等費用，另外補償30萬。我一聽心裡有了底，也沒向您請示就直接答應了他。」
我點了點頭，對他說：「辛苦你了！」
回去的路上，我大發感慨：「做夢都沒有想到，忙活了三天三夜，最後解決糾紛居然靠的是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