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塊錢可以救一條命，可沒有這一千多塊錢就要死一個人，這個事實給了我很強的刺激。我學醫八年，畢業後雖然沒有成為一個醫生，但珍視生命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我觀察周圍，察覺到很多人在悠閒中失去了體驗他人痛苦的能力，他們對別人的痛苦能夠保持那樣平靜的心態。就說那天吧，來來往往那麼多人，對跪在跟前求憐的人都視而不見。我離開那極度貧苦的山村已近十年，卻還沒有喪失這種能力，我感到慶幸。可我常常感覺到這種同情心實在太蒼白了，除了同情我實在也不能做點什麼。那天在華源，我在街上碰見一個賣橘子的老人，一毛錢一斤，我說：「八分。」他馬上就同意了。選橘子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家離縣城有三十多里地。我問他是不是搭車來的，他說：「幾分錢一斤的東西還搭車？肩膀車！」他拍一拍肩膀。橘子要種，要收，要擔到城裡來賣，有幸賣完了還要走回去，前前後後就是幾塊錢。那天我買了十斤橘子，給了他一塊錢，他連聲說謝謝。我所能做的就是買幾斤橘子。有好多次我在菜市場看那些剖鱔魚的人，手上劃破了好幾處，用膠布纏起來，雙手仍整天浸在血水裡工作，我在心裡歎息，許許多多的人在生存的重壓下就是這樣活著。可我所能做的也就是一聲歎息。在經過了赤腳醫生的事情之後，我不得不用一種新的眼光來看錢這個東西。有了這種想法，我覺得廳裡用錢浪費實在太大了，這對那些苦人兒實在太不公平。有些人賺錢是何等艱難，而另一些人花錢又是何等輕快。這以後到賓館裡去起草文件，我就推給丁小槐去。其實我心裡明白那些錢還是用掉了，我的自我安慰並沒有真正的意義。
這天我去車隊找大徐，看見他正在擦一輛新車。我說：「這也是我們廳裡的車？」他說：「我現在開本田了，那感覺硬是不同。」他告訴我廳裡又買了兩台進口車。我問本田多少錢一台，他說：「三十多萬。」我嚇一跳說：「怎麼這麼貴？」他說：「這就叫貴？隔壁化工廳，凌志都買回來了。三十多萬還不包括各種費用呢，手續費，養路費，牌照費，汽油費，保養費，跟著還有維修費，折舊費，一大圍。」我說：「還要一個司機。」他說：「那還能算？把細賬算下來要嚇得人翻幾個跟頭。」我說：「廳裡其實有一兩台車就夠了。」他說：「小池，你在廳裡也有這麼久了，怎麼講起話來像美國華僑，一點都不瞭解中國的國情？這麼多領導，哪個領導沒有一部隨時能調動的車，他渾身都不自在。張三有了能沒有李四的？那就要起風波了。說到底不是有沒有車坐的問題，而是在廳裡有沒有份量的問題，那是小事？」我說：「幾個人共一台車也就夠了。」他說：「那要等你當了廳長那天。真的到了那天，我們當司機的就要失業了。」
我摸著本田車說：「漂亮也真的是漂亮，坐在裡面那感覺也真的是感覺，只是把細賬一算那賬也真的是一筆算不得的賬。」大徐說：「公家的錢，你算什麼細賬。」他說著坐下來抽煙，把細賬算給我聽，一輛車三十一萬，用十年，每年折舊費三萬一。三十一萬的利息，每年二萬二，養路費，每年六千，汽油，三千五，保養維修就算不清了。我說：「大致估一下每年就是六萬多了，還沒算這個司機呢？」他說：「你老是記得我，那再加三千。」我說：「你不退休不住房子不生病？」他說：「公家的東西，能算這麼細？這東西本來就是個耗錢的主。」我說：「這麼個東西，花費攤到每一天，差不多兩百塊錢，比我一個月的工資還高。你看那個赤腳醫生，門口跪了那麼久，才接了十多塊錢。」他說：「人跟人能比嗎？比不贏的只有去一頭碰死，誰叫他不當廳長？廳裡是個好碼頭，人就是要停靠個好碼頭，不用說赤腳醫生，我要是到人汽公司去開車，累了幾倍，錢還要掉下來一大截！碼頭不同！廁所裡的老鼠吃屎，見了人到處竄，倉庫裡的老鼠吃谷，見了人大搖大擺，碼頭不同！」我說：「有些賬你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他說：「你當了廳長你就不這樣想了，你會覺得自己受了委屈。化工廳楊廳長坐凌志呢，到省裡開會，兩部車停在一起，別說廳長，我心裡都不舒服。你沒看見鄭司機開了那部凌志的派頭，抽煙都是這樣點火的！」他說著叼著煙仰了頭，掏出打火機做點火的模樣，「那我就只能看著他甩派頭！幸虧還買了這輛車，給我挽回一點面子。」
那些天我心裡總想著這件事放不下來。的確沒用我的錢，錢省下來了我也不會多得一分，可錢可以用來救一些人的命，這是個鐵板釘釘的事實。我覺得這是自己的一個發現，別人都沒意識到這一點。我不能沉默，我要把這個發現說出來，讓大家都想一想，甚至有一種震動。廳裡的人絕大多數都是醫學院畢業的，當有一種聲音向他們的良知呼喚，他們也不至於隔岸觀火吧。這樣想著我有了幾分興奮，甚至是激動，覺得自己找到了履行良心責任的方式。可真正要找到一個機會把這種想法說出來，我心裡又發虛，感到對面有一種自己看不透也無法把握的神秘力量，令人莫名其妙地恐懼。我想對這種神秘力量作一番描述，使它清晰起來，卻又覺得非常困難。我心中被鈍鋸子鋸著似的，想著自己也算個知識分子吧，看清了事情的真相，卻只能裝瞎子裝聾子。我沒有足夠的勇氣去盡那一份天然的責任，屬於角色的責任。良知和責任感是知識分子在人格上的自我命名，這是很久以來在我心中迴盪著的一句話，我甚至想到要把它作為人生的座右銘，它使我有了一點血性之勇。可是一旦面對現實，這句話的說服力就不那麼充分了。現實畢竟是現實，它早就為人們預設了推卸的理由，只要稍稍退一步，就退到了那些理由的蔭庇之下，於是心頭就安妥下來。可是我又問自己，原則如果可能因個人的理由而變通，就不是原則。沉默不僅是對良知的壓抑，簡直就是對自尊心的挑戰。我感到了內心的屈辱，自己與「豬人狗人」們實在也沒有兩樣，以適生方式活著而已。我察覺到深心有一種難以克服的恐懼，它與那種力量一樣神秘而難以描述。細想之後這是失去了身份的恐懼，我是知識分子，我不說話指望誰來說話？我沉默著我又是誰？我在焦慮中猶豫了很久。猶豫之後我還是決定放棄，這使我降低了對自己的自我評價。原來，我內心的優越感並沒有充分的理由。
可一段時間以後，馬廳長在全廳職工會議上的一次講話又激發了我內心的衝動。在那次會上馬廳長批評了審計處的湯處長。審計處一位會計對省人民醫院翻修工程的審計提出了不同意見，湯處長就安排她當出納去了。馬廳長在會上說：「衛生廳有沒有能聽不同意見的幹部？別的地方我管不了，在衛生廳要有一條上下溝通的渠道，形成對話。你坐在位子上，要讓人家口服心服，那才是水平。讓人家說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家說話，天就會塌下來，自己也免不了要垮台。」湯處長的職位，果然就免掉了。這件事給了我很大的震動，我覺得自己是不是把領導的胸懷看得太狹小了？
於是我想找個機會把想說的話說出來，我有了那點勇氣。失去身份的恐懼和焦慮折磨著我，我必須開口說話。沒有身份就沒有原則，也沒有責任，那太可怕了。作為一個小人物我沒有身體的自由，上班時去一下對面的辦公室也不可以。但我還是應該堅守心靈的自由，這比身體的自由還重要。我必須開口說話。於是在一次黨支部的民主生活會上，在別人都發言之後，我覺得那些發言都不痛不癢不過癮，空空泛泛，連皮毛也沒觸及到。於是我說：「我有些想法，不知該不該說？」馬廳長鼓勵地望著我點頭，見我還猶豫就說：「我還是那句話，讓人家說話，天不會塌下來。」於是我就說了，先說到去賓館起草文件，再說到小轎車，把賬都細算了，最後以醫務工作者的人道情懷作結，我覺得自己分寸把握得還算好，光說事情，沒提到任何人。說完以後就發現氣氛不對，沒有一個人來應和我，丁小槐做出了吃驚的表情望著我，嘴角含著一絲笑意。會場沉靜了好一會兒，這種沉靜對我構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終於，馬廳長開口說：「小池能夠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這還是值得肯定的。大家討論討論，有相同的不同的意見都可以說，真理越辯越明吧。」又看看表說：「我還要到省政府去一趟，徐師傅在下面等我了。」就走了。劉主任說：「小池的動機還是很好的，可是考慮問題是不是可以更全面一點？比如說車，廳裡養這幾台小轎車是要花不少錢，可方便了工作，提高了效率，這種價值就不是那點錢可以衡量的了。」丁小槐馬上接上來：「大為看事情可能有點偏執。廳裡才有十來台小車，我看並不多。隔壁化工廳的車比我們多好幾台。也就是廳裡的領導考慮到我們廳裡的工作對象都是病人，特別是那些赤腳醫生什麼的，花錢的事太多，撥款又不足，才採取了節約的原則。」又有監察室郝主任發言說：「我覺得小池的發言是有具體針對性的，針對誰呢？領導考慮到廳裡房子緊張，寧可自己每天跑也不願來擠著同志們，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嗎？」他越說越激動，拳頭往下一砸一砸的幾乎敲到桌子上去了。我實在忍不住說：「你算過賬沒有？一輛好車一年前前後後耗掉的錢，建一套房子都綽綽有餘了。」他把拳頭砸到桌子上說：「強辯，還在強辯！」明明是他強辯，反而理直氣壯說我強辯。世界上的道理能這麼講，那世界還是個世界嗎？會場的氣氛使我不能再往下說，而必須接受他對我的評價，這是怎麼回事？接下來又有幾個人發言，最令我心寒的是，連關係那麼好的小莫都發了言，說我的不是。最後，連我都覺得自己是太片面太冒失也太沒有道理了。劉主任說：「大家的意見，我想小池還是會考慮的。當然他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一時想不通可以慢慢來吧。」就散了會。丁小槐一臉興奮，出了門就吹起了口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