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風，最初因厭惡陸王派的束書不讀，空談冥想，而展開對王學的攻擊與修正；後來連整個宋明理學都被認為空疏杜撰，而產生了實用派與考證派（所謂漢學）。這就是一般人所謂由程朱與陸王之爭，一變而為漢學與宋學之爭。當時死守程朱家法而攻擊王學的，有陸桴亭（名世儀）、陸稼書（名隴其）等；雖屬程朱派而自己另有建樹的，有顧亭林、王船山等；雖屬陸王派而對王學有所修正的，有孫夏峰（名奇逢）、李二曲（名顒）、黃梨洲（名宗羲）等。
當時攻擊理學的多半指斥其無補於實際政治，以致「武人俗士」專權，弄得「夷狄寇盜之禍」相繼而起，「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另一方面，就批評理學的研究方法不實際，理學家雖主張實行三代的王道政治，而不能從古籍中考見三代政治的真相。前一種思想的產生是由於清政權對漢族的壓迫，後一種則由於西洋自然科學的略有輸入。由於前一種批判而產生了實用主義派，由於後一種而產生了考證派。顧亭林的學術，兼有這兩個特徵，可說是清代學術的奠基者。
亭林名炎武，字寧人，江蘇昆山人，有反清復明之志，曾遊歷北方各省，通觀形勢，陰結豪傑，晚年定居陝西華陰，以待時機。著作重要者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等。他的思想的最大特點，在於客觀實證主義與經世救時的實用主義。他批評陽明派說：「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捨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他還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及「經學即理學」的兩句名言。
王船山與顧亭林同時，名夫之，字而農，一號姜齋，湖南衡陽人，因晚年隱居於湘西之石船山，被稱為船山先生。著作有七十餘種之多，鄧湘皋集為《船山遺書》，其中《讀通鑒論》、《宋論》、《俟解》、《詩文集》有單行本行世。船山極推崇張橫渠、朱晦庵，而反對王陽明。其批評陽明，不是站在實用主義立場，而是從本體論與方法論立場來駁斥那種「恍惚空明之見」，比亭林等來得深刻。船山認為先有「器」而後有「道」；又反對佛氏「以見聞覺知所不能即為無有」之說；又說有無不過是聚散隱顯的變化，而太虛不變；又說太極本體只有動，靜也是一種動；又說體用一源，不可離「用」而另立一「體」；又說心不能離身而存在，己不能絕物：這些見解，比宋明各理學家要高明，確實能夠克服佛家思想，所以李石岑氏曾說「船山在中國哲學上的地位，我看比朱晦庵、王陽明還要高，也比顏習齋、戴東原諸人來得重要」（《中國哲學十講》三四三頁）。
孫夏峰因為要補救王學的「虛病」，生平著作大半是文獻的考證，資料的紀載，而沒有專談哲學的。李二曲出身貧農，由自學成功，學說頗有平民色彩，他的哲學思想和夏峰相似，也是實用主義的。
黃梨洲名宗羲，字太沖，生平因奔走國難，備嘗艱苦，著作重要者有《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錄》、《南雷文定》等。他的哲學思想仍然遵守陽明的主觀唯心論，但加以實用主義的修正，主張把陽明「致良知於事事物物」的「致」字作「行」字解，而不去靜坐參悟，求見本體。他的《明夷待訪錄》一書，尤其重要。內面的政治學說，包含著明確的民主主義的精神，當時盧梭《民約論》還沒有出現，而梨洲就有此卓越的思想，可算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