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皇帝，名禎，是真宗之子，在位四十二年。
原文 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應宮災，詔系守衛者於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來警，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復修治，以二殿為萬壽觀。
直解 玉清昭應宮，是真宗所建，以尊藏天書之處。天聖七年六月，京師大雨震雷，玉清昭應宮被雷火燒燬。有詔逮系看守宿衛人員，送法司問罪。此時仁宗嫡母劉太后臨朝，見此宮被毀，涕泣而對大臣說：「先帝尊事上天，敬奉道教，故不惜大費，竭力以建此宮。今守衛者不謹，一夕之間，延燒殆盡。只留下長生、崇壽二小殿而已。何稱先帝之遺意哉！」樞密副使范雍直言對說：「以臣愚見，不如將這兩所殿盡數燒了更好。先朝因建此宮，至於竭盡天下財力，今一旦遽為灰燼，出於人所不意，乃上天以此示警耳。若因其所存，又將修葺，則民力益竭而愈不堪命，非所以上畏天戒也。」平章事王曾、呂夷簡皆助雍言以為是。中丞王曙亦奏說：「玉清昭應宮之建，乃崇尚異端，與聖經之義不合。天降災異，正示警戒。願掃除其地，不復營建，罷諸禱祠，不復修舉，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又奏說：「這是天災，非因守衛不謹之故，不當置獄拷訊。」太后與仁宗聞諸臣之言，俱各感悟，遂減免守衛者之罪，下詔：已燒的不復修治，留下的長生、崇壽二殿，改為萬壽觀，以奉香火而已。蓋人主繼體守成，惟當謹守先朝之善政，而不當因循先朝之失德。若玉清昭應宮之建，正真宗之失德也。即無天災，猶當毀之，況其災乎？仁宗之時，君子滿朝，故一聽納之間，而嚴天戒，寬民力，黜異端，明典禮，且補先帝之闕失，而有繼述之善圖，所得多矣。非明主其孰能之？
原文 以呂夷簡、章得像兼樞密使。知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為二體，則文武為兩途，政出多門，自古所患。乞特廢樞密院，或並本院職事於中書。」從之。
直解 仁宗以宰相呂夷簡、章得像兼樞密使。宋初樞密院專領兵政，事權與中書省頡頏，號為二府。至是西北邊用兵，知諫院張方平以邊事重大，不當專委樞密，乃上疏說：「宰相在密勿之地，職司機務，朝廷一政一令，不論文武軍民，皆從中書省出，其事權自古重之。若樞密院，則古所未有也。蓋起於後唐時，莊宗改崇政院為樞密，以腹心大臣領其事，乃一時權宜之制，不可為法。相沿至今，事權日盛，遂與中書省相均。凡中書所行，關軍機武職者必報樞密；樞密所行，關民情文職者，必報中書。是軍與民，分為二體，文與武，別為兩途。宰相之外，復有宰相；政府之外，復有政府。所謂政出多門，甚非事體。自古亂亡之患，未有不繇於此者也。自今乞復古制，裁革樞密院，或將本院所管職掌，併入中書省為便。」仁宗從其言，故有宰相兼樞密之命。夫百司庶府，各有專職，不可相兼。惟朝廷統領萬幾，而宰相實佐理之。有所分，則事權不一；有所參，則朝廷不尊。故百司庶府之事，皆當總之。況軍國重務，必資廟算，而可使宰相不知兵哉？方平之言，可謂深識治體者矣。
原文 以蔡襄、歐陽修、王素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正諫，必造為御之之說。其御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數為帝分別言之。
直解 宋時門下、中書兩省，設有諫院，即古者補闕拾遺之職，以他官領者，叫做知諫院。右正言亦諫院官名。慶歷三年三月，以館閣校勘蔡襄、集賢校理歐陽修、知鄂州王素並為知諫院官，同知禮院余靖為右正言官。是時仁宗勵精求治，增置諫官。蔡襄既拜命，喜朝廷清明，言路大開，而又恐直道難容，正人不能久立於朝，乃上疏說：「人君委任忠諫之人不為難，惟虛心聽諫為難；聽信忠諫之言也不為難，惟實用其諫為難。今歐陽修、王素、余靖等三人皆忠誠不欺、剛正執法之臣，必能盡言極諫，裨益國家。臣不患其不能諫，只恐在朝邪人，不利正諫，必將設出沮抑他的說話來。其沮抑之說，不過三樣，一說他沽名賣直，一說他結知求進，一說他居下訕上，以彰君過而已。夫忠臣危言激論，身死且不避，何暇顧區區身後之名聲，與其身外之富貴乎？可見說好名好進者，不足信矣。人君若能受諫，則有改過不吝之美，而天下享無窮之福，乃所以增其善，豈所以彰其過乎？可見說彰君過者，不足信矣。願陛下察之，毋使邪人之言得以讒間正人可也。」仁宗嘉納其言。其後歐陽修每入對，仁宗必以其言問於宰相，咨訪其可行者行之。於是革弊厘奸，多所張弛，小人翕翕騰謗，以為不便。修恐善人不勝，數與仁宗分別言之。大抵好治之主，惟恐人之不言，言路既開，則君子因得盡其忠，而小人亦將肆其說。一不加察，則巧佞者進，而忠直者疏，此蔡襄所以慮用諫之難，而歐陽修汲汲於君子小人之別也。然君子小人豈難辨哉！惟明主清心寡慾，無隙可投，則小人自不能入，而君子至矣。
原文 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群邪因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及仲淹日受眷注，修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勢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為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直解 饒州，即今江西饒州府。史臣又記歐陽修的事說，初范仲淹知開封府時，上疏譏切時政，呂夷簡惡之，謫貶仲淹於饒州。那時歐陽修與尹洙、余靖等，皆以仲淹之言為是，各相論救，亦見斥逐。於是群邪小人韓瀆等請書仲淹等為黨人，揭之朝堂，而朋黨之論遂起，士君子被禍者多矣。及仲淹見知於仁宗，日受眷注，公道昭明。修作《朋黨論》一篇，進於仁宗。其大略說：君子小人，勢不並立。君子但知有道，道同則相與為朋；小人但知有利，利同則相與為朋。此皆自然之勢也。然小人雖有所同，其實無朋，惟君子則有之。何也？蓋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祿，所貪慕的是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交結，黨助援引以為朋者，都是假意。及其見利，則爭先取之，不肯少讓。或利盡則交絕，反相傾害，雖兄弟至親亦不能保，何況他人？所以說小人無朋。若君子則不然，所操守者在道義，所踐行者在忠信，所愛惜者在名節。以此修身，則彼此切磨，同道而相益；以此事君，則夙夜匪懈，同心而共濟。且自始至終，真切無二，這才叫做朋友。所以說惟君子有朋。為君者，但當虛心鑒別，孰為小人之偽朋，則退遠之，孰為君子之真朋，則進用之，天下自無不治矣。何必以朋黨為疑，使小人得以借口，而君子不能自保乎？修凡論事，俱懇切正直，無所隱諱，人都恨他，視之如仇敵，思欲害之。惟仁宗知其敢言，特加稱獎，顧侍臣說：「人臣正直者少，阿隨者多。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蓋歎其不可多得也。按朋黨之論，欲人主退小人，用君子，其言甚切。然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其幾難辨。而況小人之言，媕婀而易入；君子之言，正直而難容。自非明主先正其心，以端好惡之原，未有不為小人所惑者。仁宗能用仲淹等於棄逐之後，獎歐陽修於眾惡之中，君子滿朝，一時稱盛，亦可謂宋之明主矣。
原文 戊子，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禱於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比欲下詔罪己，撤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飭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爾。」
直解 慶歷三年，自正月至五月，天久亢旱不雨。至戊子日，乃雨，遠近沾足。輔臣率百官稱賀。仁宗諭說：「今歲天久不雨，小民難以種作，將害農事。朕心甚憫，每自焚香上禱於天，以祈玄佑。昨夜在寢殿中，忽聞微雷之聲，心中喜幸，急遽起來，整冠束帶，露立於殿庭之下。瞻望須臾，大雨來至，朕身上袍服，盡皆沾濕。直待移時雨霽，朕又再拜以謝上蒼，方敢升階還宮。自此之後，猶望枯槁之苗，尚可救濟，以期豐熟也。近者朕意本欲下詔罪己，引咎自責，撤去常用之樂，減損日尚之膳，以回天心，又恐近於崇飭虛名，徒美觀聽，不若夙興夜寐，精白一心，密地祈禱，不以外聞，庶幾應天以實不以文，或可精誠感通，乃為佳爾。」按仁宗此諭，為不敢受賀而發，可以見其側身修行之實矣。蓋自漢唐以來，人君每遇災異，則下詔罪己，撤樂減膳，以為修省，初意非不美也。但相傳既久，徒為虛文而已。夫匹夫猶不可以虛文感動，況上天乎？人君心與天通，則降監孔赫，修飭虛文，反涉矯誣。仁宗此論真修德弭災之彝憲也。
原文 九月晏殊罷，以杜衍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在樞密，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干求，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直解 慶歷四年九月，宰相晏殊罷任。仁宗以樞密使杜衍平章事兼樞密使，參知政事賈昌朝為樞密使，召工部侍郎知青州陳執中參知政事。杜衍在樞密院守正不阿，未嘗以朝廷官爵，輕易與人，每有內旨傳陞官員，衍皆停閣不行，積詔旨至十數通，即封還御前，竟不傳出。仁宗知其忠直，愈加信重。一日仁宗謂歐陽修說：「杜衍封還內降，外人亦知其事耶？此事人或知之。至於人在朕前干求進用，朕每每告以杜衍在朝，必有所不可，因而遂止者，比封還之數尚多。此則外人不及知而朕獨知之耳。」古者爵人於朝，與眾共之，雖天子不得私以與人。若使干求進用者皆從內降，則是以天下名器為人主市私之物。爵祿不足重，統體亦甚褻矣。杜衍封還內降，最為忠直。然仁宗不以為忤，而且稱之，亦賢矣哉！
原文 夏六月，詔州郡自今勿得獻瑞物。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免茹孝標罪，戒天下勿獻。」
直解 無為軍即今廬州府無為州。仁宗皇佑三年夏六月，詔天下州郡，自今以後，毋得貢獻祥瑞等物。是時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於朝，希圖恩寵。仁宗不悅，卻之。因下詔說：「天子職養萬民，明王不寶異物。朕他無所好，只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蓋時和物阜，五穀豐登，則百姓安樂，而國本安於泰山，豈不是瑞；賢俊登庸，君子滿朝，則朝廷有人，而國勢重於九鼎，豈不是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有之不足為重，無之不足為輕，徒蠱人耳目，蕩人心志而已，何足尚哉！茹孝標妄獻瑞物，本當治罪，姑從寬免究。其佈告天下，自今勿得貢獻瑞物。」大抵人主好尚，關係甚大，不可不謹。除天下歲貢額辦外，凡有不時進獻者，即系諂邪小人，敗壞聖德，以為希寵干進之圖，所宜亟加誅絕者也。然小人百計鑽伺，為術甚工，而人主一念不謹，即為所惑，若非真以親賢樂善，保國愛民為心，未有不為嗜欲引去者。故豐年為瑞，賢臣為寶，真治天下之藥石也。明主其深念之。
原文 以文彥博、富弼平章事。初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直解 仁宗召忠武軍節度使文彥博，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還朝同平章事。史臣敘說，初彥博與弼同召至國門外。仁宗因兩人具耆舊大臣，德望素重，特召文武百官都出郊外迎接，以示尊禮之意。知諫院范鎮奏說：「人君之於大臣，固當有致敬之儀文，尤貴有倚毗之實意。若外貌隆重，只以虛禮加之，不若推至誠惻怛之意，專心委任，始終如一，尤為得任賢之實也。」及傳宣制書，以文彥博、富弼為相，滿朝士大夫莫不私相慶幸，以為老成秉政，社稷之福。仁宗密遣小黃門出外探聽眾論何如。及知朝臣相慶，仁宗甚喜，乃謂翰林學士歐陽修說：「古之明君，其命相或得之於夢，如高宗之於傅說，或得之於卜，如文王之於太公，皆非偶然。今朕用文彥博、富弼二人為相，雖不假於夢卜，而人情歡悅如此，可謂得賢矣。豈不更勝於夢卜哉！」修乃頓首稱賀。是時適有契丹使臣耶律防至京，樞密使王德用與之射於玉津園中。防因謂德用說：「南朝天子，以公掌樞密院，任將帥之事，而又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其人矣！」夫人君用一宰相，中外之觀望系焉。得其人，則朝野相慶，而四夷皆畏之。不得其人，則不惟朝野失望，彼四夷則窺見朝廷之無人，而侵侮之患至矣。仁宗召用二相，深愜中外之心，其後韓、范諸臣亦相繼柄用，有宋得人之盛，莫過於此，其稱一代之令主，宜哉！
原文 以包拯權知開封府。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為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直解 開封，即今河南開封府。宋都汴梁開封為京府，用皇太子管府事。仁宗時未有皇太子，乃以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包拯，權知開封府事，蓋重用之也。包拯為人素性峭厲正直，剛毅不撓，深惡當時官吏以苛細刻薄為務。其為政專尚敦篤仁厚，不事苛刻，見了為惡的人，雖是深加嫉惡，如冤仇一般，然待之未嘗不以至誠忠恕，情意懇切，蓋未嘗棄人於惡也。與人相交，必擇正人端士，不為苟合，必以誠心直道相與，不為假言語，虛體面，以求悅於人。奉公守法，平生絕不與人通私書。及知開封府命下，一時貴戚宦官，皆為之肅然斂手，不敢犯法。吏民畏其嚴明，不敢欺瞞。下至兒童婦女也都曉得他的聲名，因其曾為龍圖閣待制，叫他做包待制。京師中有兩句謠言說：「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說別的官都通得關節，可以干求請托，只有包待制就如閻羅王一般，通不得一些關節。言其公直無私如神明也。又以其賦性嚴毅不輕喜笑，將他的笑容比做黃河清一般，言其難得也。大抵朝廷之事，自有公法，人臣之節，難於無私。無私則法行，而天下並受其賜矣。若包拯者，真可謂執法之臣，故雖至今兒童婦女猶知稱之，況當時乎！然其敦厚忠恕，又其立身行己之本，故雖執法而民不以為殘也。人主得斯人而用之，則可以振紀綱，正風俗，其於治道非小補矣。
原文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群臣欲援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遍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
直解 嘉佑六年六月壬子朔，目有食之。時司天官推算日行度數，該食六分五秒，及期止食得四分，即下雨不見。群臣以為當食不食，乃是休征，欲援舊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奏說：「日之照臨，合中國蠻夷之地，無不周遍。若雲則不過蔽於一方，最為近狹。今在京師日為雲蔽，雖不見其食，那四方遠地無雲的去處，必有見之者。豈可因此地不見，便以為休征而稱賀乎？夫日者君之象，雲者陰之氣，日為雲蔽，正上天警戒的意思。若謂人君為陰邪所蔽，聰明壅塞。凡民間之愁苦，四方之災害，天下人共見共聞，莫不憂懼，而朝廷之上，獨不得知，就如日食之變，其為災慝甚明，四方共見，乃為陰雲所蔽，而京師獨不見的一般，故垂此象耳。且日之運行，本無差忒，其食不滿分者，乃是歷官術數不精，推測未至，非緣當食不食，正當治其失職之罪，亦非所以為賀也。」仁宗從其言，竟罷朝賀。古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所以蕩陽事而謹天變也。若遇災不畏，日以受賀，豈非慢天之甚乎！司馬光之言，甚得其正。仁宗即能從之，皆可為後世法矣。
原文 復以三札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
直解 札子，即今奏本。司馬光既知諫院，入對之後，又條陳三事，上殿奏之。其一論君德說道：「臣切思人君之德，大者有三：一件是仁，一件是明，一件是武。所謂仁，不是嫗煦姑息，沾沾然為私恩小惠以悅人，叫做仁。必也興教化以正人心，修政治以安民生，兼利萬物，使天下百姓個個都蒙被其福澤，如天地之無所不容，這才是人君之仁。所謂明，不是煩苛伺察，屑屑然為小見私智以驚人，叫做明。必也知道誼而審察其當否，識安危而不失其事機，別賢愚使人品無所混淆，辨是非使國是無所搖亂，如日月之無所不照，這才是人君之明。所謂武，不是強亢暴戾，剛愎自用，敢作敢為而不顧，叫做武。必也凡事之來，一以道理揆度之，道之所在，即斷然行之而不疑。雖有奸邪，不能為之惑；雖有諛佞，不能為之移。如雷霆之無所不服，這才是人君之武。這三件不可缺一。仁而不明，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如有良田，而不能種作的一般。明而不武，則見善而不能用，見不善而不能去。如看著田苗被草萊荒蕪，而不能耘耨的一般。武而不仁，則但知威嚴以檢下，而無慈愛以及物。如但知收穫，而不知種作的一般。三者兼備，然後威福並行，剛柔相濟，庶事和平，而國家治強。少了一件，則德有所偏，事有所失，而國以衰。少了兩件，則其偏愈甚，其失愈大，而國以危。三件通無，則君德全虧，天命去，人心離，而國以亡矣。然則人主可不務修三德，以為治國安民之本哉！」按司馬光所謂仁、明、武三大德，即孔子告魯哀公所謂知、仁、勇三達德也。三德人所同具，但為私慾所蔽，其始雖若甚微，而其後遂至於昏愚殘暴而不自覺危亡之禍，皆繇於此，可不畏哉！孔子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人君修德之要務也。
原文 「臣切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泛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裡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盡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
直解 元元指小民，是善良的意思。司馬光既論人主當用三德，遂直指仁宗說：「臣切見陛下天性慈祥溫惠，處盈成而能謹察細微，居崇高而能接遇臣下。閭閻小民，育之如子，群生庶類，泛愛不遺，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加矣。然登極幾四十年，而朝廷紀綱尚有虧缺廢墜之處，閭裡窮民，尚有怨咨愁歎之聲，其故何也？意者群臣不肖，不能仰承德意，以敷揚聖化，抑或陛下於仁明武之三德，容有萬分一之未備歟？臣伏見陛下之待群臣，推誠相與，略無猜疑，且端拱無為，淵默不發。群臣各以其意見，有所陳奏，陛下不復咨訪其事之利病，深察其言之得失，一皆允行之。夫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果皆忠實不欺、守正無私之士，則如此御之，可謂至善矣。設或有一奸邪參於其間，陛下漫無可否，聽其所為，必至蠹國害民，危亡立見，豈可不為之寒心哉！蓋陛下仁則有餘，而明、武尚有所不足。臣愚，伏望陛下以此天性之至仁，培養國脈，而又廓日月之融光，以精鑒別，奮乾剛之威斷，以攬權綱。使善者得以敷揚，雖微而必錄；惡者不能逃遁，雖細而必誅。則明與武，足以濟其仁之所不及，而三德備矣。是之謂帝王之全德。以此為治，雖唐虞三代之隆，亦何遠之有哉！夫人君父母天下，使可以仁厚治之，何樂於明察，亦何樂於威武？惟是人情之隱伏無盡，事幾之交錯無常，一不明則受其蒙蔽，一不武則至於廢弛。自古昏懦之害甚於嚴刻，故必主之以仁，而濟之以明武，然後為帝王之全德也。」司馬光之言，最切仁宗之病，願治者宜深省焉。
原文 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採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
直解 司馬光第二札子是論人主臨御臣下之道，說：「人主治天下之道，固為多端，然其大者，只有三件而已。一件，選任官職，必當其才；一件，有功必賞，而賞當其功；一件，有罪必罰，而罰當其罪。自古明君未有捨此而能治者也。今國家御群臣之道則不然。吏部凡有陞遷，只算他歷俸日月而進其品秩；凡有銓注，只照他出身資格，而授以事任。若其歷俸已深，則不問其人之賢愚，雖素稱庸劣者，皆得以躐躋高位矣；若其資塗相當，則不問其人之能否，雖不堪驅策者，皆得以濫叨重職矣。這豈是任官之道。又不但如此而已也。今國家凡有升賞，只採訪人之虛名，而不核其實行；凡有黜罰，只在那文移案牘上責其罪狀，而不審察其本意之所在。夫以名行賞，則天下之人都將曠廢本業，崇飭虛名，以求功績矣；以文行罰，則天下之人都將隱匿真情，巧弄文法，以逃罪責矣。這豈是信賞必罰之道。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臣，務令有德行者，使之掌教化以表正風俗，有文學者，使之待顧問以輔養聖德，有政術者，使之為守長以安輯百姓，有勇略者，使之為將帥以鎮撫四夷。不論日月之久近，而論人品之賢愚，不論出身之資格，而論才能之稱否。有功則或增秩，或加賞，使之久任而勿遷其官，無功則或降黜，或廢棄，更求能者以代其職，有罪則或流竄，或刑誅，必論之如律，而勿姑息寬貸以至於長惡容奸。這等御臣，然後人人各善其能，事事各得其理。如此而朝廷有不尊，萬事有不治，百姓有不安，四夷有不服，則是臣詐妄不忠，請伏面欺之誅。」按司馬光此疏非謂資格可廢也。用人以資格，雖有賢愚同滯之歎，而可以抑奔競，防奸私，定才品，其法終不可改。但當以資格待常流，以超擢待異才耳。然非人主明目達聰於上，安得異才而擢用之哉！故司馬光以此望仁宗，真得知人官人之意，而明主所宜深念也。
原文 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軍官。又曰：「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漢吳漢曰：『臣死無所言，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為美也。」
直解 司馬光第三札子專論揀選軍士，大略說：「養兵之法，貴精不貴多。蓋精則一可當十，百可當千，何貴於多？若多而不精，雖有百萬之眾，亦徒寄虛名，費糧餉而已。」仁宗以其第一札子論仁、明、武三德的留宮中省覽；第二札子論任官賞罰的，送中書省綜核庶職；第三札子論選兵的，送樞密院戒諭揀軍官。司馬光又嘗奏說：「朝廷每降赦書，除釋人罪，雖是與民更生之意，其實害處多，利處少。蓋法以布信，犯者罪必不免，然後人不敢犯。若一赦之，則為惡者無所懲，而犯法者愈眾，非國家之善政也。昔漢臣吳漢臨終對光武說：『臣死無所言，惟願陛下法必行於奸人，慎無輕赦而已。』又漢隱士王符作《述赦篇》亦說：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而禁之。今日賊害良之甚，使被害而不得伸，見仇而不得討者，莫大於數赦。蓋惡人昌則善人傷矣。諸葛亮治蜀，蜀人稱其賢，亦說軍旅屢興而赦書不妄下。繇此觀之，則古之明君賢臣皆未嘗以赦為美，正以其害多而利少故也。豈非今日所宜慎哉！」夫國家養兵之費皆取於民，若多而不精，則以民之膏血養無用之兵，不惟無救緩急而反為民累矣。至於威奸懲惡，正以除民害也。數赦則惠奸軌而賊良民，非先王五刑五用之義。況奸猾之黨有知赦書之必下而故犯者，其風亦豈可長乎！司馬光之言，切中時弊，明主宜慎思之。
原文 又進五規。一曰保業。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群雄已服，眾心已定也，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情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
直解 司馬光既進三札之後，又條上五事，叫做五規。其一是保業，大略說：「天下是重器也。其開創而得之者固為至難，其繼世而守之者亦非容易。何以見之？蓋王者初受天命，起於草莽之時，天下之人都與我比肩共事，素無統屬。一旦與他每鬥智較力而爭天下，直到那百戰之後，彼智竭而不能抗，力屈而不能支，然後降心服氣，稽顙而臣服於我。當此之時，若有一人的智與我相偶，則天下便中分而為二，有兩人的力與我相參，則天下便鼎足而為三。有智力者愈多，則海宇瓜分，疆土割裂而其勢愈分矣。自非真命天子，智侔鬼神，力奪造化，首出於一世之上，則天下不可得而混一也。這豈非得之之艱乎？及夫繼世之後，群雄已服，眾心已定，天下之勢歸於一矣。為之子孫者，自以為傳之萬世，可以長享富貴，如泰山之不可搖動矣。於是乎驕侈惰慢之情生焉。驕心既生，則必至於玩兵黷武，勤遠略以事四夷，窮泰極侈，竭民力以供耳目。至於神怒於上而不恤，民怨於下而不知，一旦眾心離散，渙然不收，瓦解土崩，四方糜爛，如秦二世、隋煬帝是也。皆因一念之驕，以至於殺身亡國而不知，這豈非守之之艱乎。」然創業之難，人所皆知，守成之難，人所易忽。創業之難，難於智力之不足；守成之難，難於富貴之有餘。繼世之君，若不深思創業之難，則以驕惰失之者多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原文 二曰惜時。其略曰：「《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
直解 泰、否、豐都是《易經》卦名。司馬光進五規，其第二款是惜時。大略說：「隆盛之時，難得易失。《易經》上天地交為泰卦。泰之極，則變而為否。天地不交為否卦，否之極，又轉而為泰。蓋治亂相生，乃天運之自然，有不可常恃其治者。故豐卦民物成亨，若可無憂矣。而又謂王者至此，宜戒於日中。孔子《彖傳》釋之說：『天地之數，自盛必有衰，如日到中天，其勢必昃，月到盈滿，其體必虧。』人君處豐大之世，雖若無虞，而不知盛極當衰，實有大可憂者在焉。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恆存日中之慮，戒謹恐懼，日甚一日，故能挽回天運，保令名於不墜，延國祚於無疆也。若失此不為，使頹敗之勢已成，後雖頓足扼腕而恨之，亦無及矣。時其可不惜哉！」
原文 三曰遠謀。其略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敕其政治也。」
直解 迨，是及。徹，是取。桑土，是桑根的皮。綢繆是纏綿補葺的意思。牖戶，是鳥之窠巢通氣出入的去處。司馬光進五規，其第三款是遠謀。大略說：「天下之患，有隱於幽遠而不在目前者，人君當思患而預備之。《詩經》上的《豳風·鴟鴞》之篇說：鳥之為巢，及天未下雨之時，取那桑根的皮，補葺巢之牖戶以防患害。夫所謂『迨天之未陰雨』者，比喻國家當承平之時，上下安閒，無水旱盜賊之警，如天氣晴明，陰雨未施之日也。所謂『徹彼桑土』者，說賢才隱於側微，當汲汲求之，以待國家之用，如鳥之取桑土也。所謂『綢繆牖戶』者，說資賢才之力，以修明其紀綱，整飭其政教，如鳥之綢繆牖戶，而不使傾覆也。」蓋天下之事，謀之於目前則倉卒苟且，而無救於敗。謀之於久遠則從容周密，而不至於敗。故《書經》說「遠乃猷」，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古之聖王，方暑而憂寒，方食而備饑，惕然遠覽，不敢荒寧，正為此也。願治者宜永念之。
原文 四曰謹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啟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
直解 司馬光進五規，其第四款是謹微。大略說：「天下之患，每起於至微，不可不謹也。且如宴安怠惰，暫爾肆意，不過此心之少懈耳。然繇此不已，必至於沉湎酒色，以極心意之娛。是乃所以啟荒淫之根也。奇巧珍玩，偶然好之，不過此心之少侈耳。然繇此不已，必至於窮極靡麗，以供耳目之欲。是乃所以發奢泰之端也。或為近習之人，甜言美語，為悲哀可憐之辭，有所求乞，而遽聽許之，則必至於升賞紛紛。僥倖之途自此而啟矣。或為陰私之輩，附耳而言，屏人而語，專為詭秘，而不早斥之，則必至於顛倒是非。讒害之門從此而開矣。爵賞乃朝廷之名器，不可不惜，一不加惜而輕與人，則位愈高而勢愈逼，是僭逼之源，自我而導之矣。賞罰乃天子之威福，不可下移，一日下移，則權日去而勢日卑。是陵奪之柄，自我而授之矣。凡此六者，方其初起之時，端倪甚微，常以為無害而不謹。然日滋月益，漸增漸長，遂至於深根固蒂而不可救。至於知其為害而後改圖，則用力甚難，百倍於前矣。豈若禁於未發之為易乎？」《周書》有言：「勿謂胡害，其禍將大；勿謂胡傷，其禍將長。」古語說：「涓涓不塞，流為江河；萌芽不折，將尋斧柯。」古之聖王，所以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者，為是故耳。明主可不慎諸？
原文 五曰務實。其略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奸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鬥，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帝深納之。
直解 司馬光進五規，其第五款是務實。大略說：「為國家者，不宜崇飾虛文，須要敦尚本實。如君道莫大於仁。然屢赦有罪，沿門散錢，特姑息之仁耳。惟乂安國家，普利百姓，使天下窮民個個都受實惠，乃是仁之實也。君德莫先於孝，然建立宮廟，修廣御容，特一節之孝耳。惟保守祖宗之緒業，傳之子孫，使繼逋之美，世世可以遵行，乃是孝之實也。禮非繁縟之謂，乃禮之實也。樂非器數之謂，必和氣通於上下，親愛行於遠近，風俗熙然，不相離怨，乃樂之實也。鉤校簿書，非政之要領，惟別白是非，審定好惡，使萬事各當於理，乃政之實也。苛責微文，非刑之本務。惟究詰奸邪，禁止暴亂，使威令必行於下，乃刑之實也。求賢不在文詞聲病之末，察之以言行，試之以政事，取有益，罷無用，乃求賢之實也。審官不在出身資序之間，量其材能之大小，課其功狀之上下，進有功，退不職，乃審官之實也。納諫之道，不貴於從，而貴於審，必問其安危之故，咨訪其治亂之繇，略淺近之言，而圖久大之計，乃納諫之實也。治兵之道不貴於多，而貴於精，必選勇果之士，習戰鬥之方，入可以守，而出可以戰，乃治兵之實也。凡此十者，皆務實之道。實存則不求文而自文。若實之不存，雖有文采之飾，歌頌之聲，亦終必亡而已矣，何益之有哉！」仁宗見其疏，深嘉納之。按司馬光五規，事事懇切。至於務實之言，尤中時弊。蓋天下所以不治者，只緣本實不存，虛文日盛。方其無事時，非不稱為太平，眩曜耳目。一旦有事，則百孔千瘡，雜然並出。譬之病在腹心，雖有四肢百骸，無能為矣。故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虛文不足以致治，欲久安長治者，其尚務其實哉！
原文 仁宗可謂至仁之主。大辟疑，必讞上，所活歲以千計。嘗云：「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刑。」語近臣：「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為例，可不忍一夕之饑，而啟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莇，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麗職貢疏，今欲加兵。仁宗謂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卒寢兵。京師疫，太醫進方，內出犀角二，一通天犀也。或請留供服御。帝曰：「朕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
直解 這一段是新安胡一桂總敘仁宗的事，以讚美他的說話。說宋仁宗可謂一代至仁之主，恩德隆厚，不可及矣。凡死罪囚犯，少涉矜疑，必令擬議上請，多從寬宥，所全活每歲以千計。嘗說：「朕以好生為心，不曾將死字罵人。罵且不敢，況敢濫刑而置之死地乎？」又曾諭左右說：「朕昨夜因不睡而饑，偶思燒羊吃。」左右奏說：「何不傳旨取討？」仁宗說：「我今取討一次，以後該衙門便日日準備，遂為永例。朕豈可不少忍一夜之饑，而開他日無窮之殺乎？」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每一枚直錢千文。仁宗說：「一枚千錢，二十八枚，直二十八千，一下莇之間，而費錢至二萬八千。暴殄天物，吾不為此也。」契丹使臣來說：「高麗國職貢疏慢，今欲加兵伐之。」仁宗諭說：「高麗不貢，這只是他王子的罪，與百姓何干。今若加兵，彼必悉力拒命。王子未必能誅，而百姓且受殺戮之慘矣。」契丹聞之，竟為罷兵。京師中疫癘流行，太醫進方救療。內庫出犀角二枝製藥，其一乃通天寶犀也。或請留下以供上位服御。仁宗說：「明主不貴異物，而以愛民為先。朕豈以一犀為貴，而輕賤民命，不以拯救之哉！」即此五事，可見仁宗之心，無所不用其仁矣。有罪之人尚不忍，況於良民；蠢動之物尚不忍，況於同類；異國之民尚不忍，況於本國；服御之珍尚可捨以救民，況於他物。此心即天地生物之心也。其享四十二年之太平，而為宋之稱首，宜哉！
原文 蘇轍制策言過直，或請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謂何？」又好學崇儒，扶植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濂洛道學之懿，尤為盛美。經筵謂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詔州縣皆立學，定太學生員，以孫復、石介、胡瑗為國子直講。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於戴記中表章此二篇，以風厲儒臣。是已開四書之端矣。
直解 濂，是濂溪，即今湖廣道州地方。洛，是洛陽，即今河南府地方。宋儒周敦頤講學於濂溪。程顥、程頤講學於洛陽。學者宗之，因謂之濂洛之學。戴記，是漢儒戴德、戴聖所定的《禮記》。胡氏又贊仁宗說，初，端明殿學士蘇轍應舉之時，制策中極言得失，且於禁廷之事尤切。考官胡宿以為不遜，請黜之。仁宗說：「設科策士，本求直言。今乃以直而擯棄，是外務求言之名，而陰實沮之。朝廷詔令，先自背馳矣。天下其謂我何哉？」竟不黜。又仁宗平生好學不倦，崇重儒臣，常與諸臣講明治理，以維持斯道於不墜。上承太祖、太宗、真宗羽翼斯道之心，下開濂洛諸儒道學之懿，尤為盛美而莫及者也。仁宗一日御經筵，謂侍臣說：「朕每聽諸臣講解經史，真覺意味深長，雖盛暑未嘗少有厭倦之意。朕殊不為勞，但恐卿等勞耳。」又以教化之本在於學校，詔天下州縣皆立儒學，仍親定太學生員，以名儒孫復、石介、胡瑗為國子直講訓誨之。王堯臣及第，則賜《中庸》篇。呂臻及第，則賜《大學》篇。這兩篇書載在戴記中，向未有表章之者。仁宗獨以《中庸》一書其中和位育之化，《大學》一書立修齊治平之準，故特表而出之，以風厲儒臣，使家藏而戶習焉。是時雖未有四書之名，而《學》、《庸》二篇盛行於世。後與《論語》、《孟子》列為「四書」，則自仁宗開端矣。按三代以後，世不乏英明之主，然非習於功利，則狃於詞章，未有究心於聖賢之學者。而仁宗乃能崇儒重道，表章微言，使濂洛諸儒得以衍其統於不墜，其功大矣。惟其日御經筵，盛暑不倦，故心志無所分，聰明無所眩，而義理自為之融通也。有志於聖學者，尚念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