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德國著名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在其重要的著作《時代的精神狀況》中寫道：
「每一個新的一代都是如此。他們面對毀滅的前景戰慄不已，同時卻把較早的時期看做黃金時代。但屬於那個時期的人也受到同樣陰鬱的預言的困擾。」
他毫無違和感地像是在描述當下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況。我們總是在反覆緬懷曾經的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在精神上的潔淨、理想和秩序，將之想像為傳統媒體的黃金時代而不斷追憶。但同樣地，那個年代的人們也在回想過去；我們的下一代也可能會把 今天當做新媒體的黃金年代的啟幕時刻。
時代在呯呯作響。猶如香檳酒在不斷開啟。
看起來真像是這樣。傳統媒體在經歷幾如斷崖式的滑跌，那毀滅的前景令人戰慄不已；新媒體則紛紛拱土而出——在中國，一面是新興科技媒體六大門派的開山立戶：36氪（2010年年底上線）、虎嗅網（2012年5月）、品玩網（2012年10月）、鈦媒體（2012年12月）、雷鋒網（2011年5月）、愛范兒（2008年10月）；一面是媒體機構誕下新的巨嬰：澎湃新聞（2014 年 7 月）、界面新聞（2014 年10 月）、封面新聞（2015年10月）……還有今日頭條為代表的新式聚合類新聞客戶端耀放光芒，無數棲身於微信公眾平台的個人自媒體浪奔浪流。大洋彼岸的美國，更是叢生出赫芬頓郵報、Business Insider、Buzzfeed、Medium、Summly等鮮嫩枝葉。其盛大，其混亂，頗有革故鼎新的革命之勢。
是的，我們已經快步進入了新聞業的人人時代。大眾創新，參與內容製作、傳播和發佈，造就了互聯網上的狂歡和繁榮，更促使社會整體都在發生深刻且深遠的變革。與我們由此取得的進步成果相比起來，傳統媒體所遭遇的痛苦、羞辱和代價又算得了什麼？2003 年，在《我們即媒體：受眾如何塑造未來的新聞與信息》一文中，兩位作者謝恩·鮑曼（Shayne Bowman）和克裡斯·威利斯（Chris Willis）指出：「可敬的新聞業發現自己處在歷史上的一個罕見關頭，破天荒地，它的新聞守門人角色不僅被新技術和競爭力量所威脅，而且可能被它所服務的受眾所動搖。」
鮑曼和威利斯認為，新聞業的轉折在於「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的出現。如果大眾還不覺得自己的一篇博客、一條微博、一條微信也可以是新聞的話，一批新興的科技網站、新聞類APP和自媒體群體出現，則生動地說明了星星之火已經在原野上冒出。
正如《赫芬頓郵報》創始人、前總編輯阿里安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所說的那樣：「這是媒體的一大轉變，從單純展示變成參與式內容提供。新聞媒體如同奧林匹斯山中高高在上的神一般的日子已經不復存在了。人們對說教已經厭倦了，他們希望的是交談。當前的網絡世界是個全球性的談話會，每天會有千百萬的人們拉把椅子到桌前參與到當中——事實上就是如此，到2020年會有30億人加入網絡的社區之中。」
信息的消費者和生產者正在合為一體，並以新的方式過濾資訊，它改變了我們工作和生活中許多事物的結構，也提出了許多新問題，比如對內容版權的重新審視，隱私保護的安全風險，以及「過濾罩」與「小時代」的問題。我們毫無顧忌地通過網絡「直播」我們的生活，整個互聯網成了一個巨大的記憶體，個人歷史都上載到了雲端，使得搜索、監視和攻擊變得更可怕，一如美劇《疑犯追蹤》（Person of Interest）所虛構的那樣：有一台越來越聰明的「機器」，會從茫茫人海中找到任何一個人。
不過，我相信，人與機器的共同進化，會在過程中找到方法來適應這些不適應。我們享受信息開放的好處，遠遠超過我們為此可能要付出的代價。
人們焦慮於所謂信息爆炸所帶來的眩暈感，爭執於碎片化的信息獲取是否在摧毀閱讀的優雅。但不管是長篇文字報道、電視新聞節目還是圖書，人們花在其上的時間已經無可爭議地下降，這已經嚴重傷害了新聞出版廣播電視業的運作模式和贏利模式。一些從業者和評論者將之歸咎於互聯網的巧取豪奪，並堅持認為深度內容不可就此丟棄，呼喚受眾回到舊日的沙發時光中。
面對異端新事物的出現，本能地出現抗拒、收縮乃至打壓的心態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無助於我們回到根本問題上。根本問題是，我們固執地認為，所謂長篇內容就是萬字以上的文字報道或時長30分鐘的電視新聞調查、訪談。想想看，即使在這個碎片化的信息時代，為什麼我們還會長久地沉迷於網絡遊戲、網絡小說、電影電視劇或者戲劇演出？它們也是內容產品。
就像20世紀20年代有段時間，有文化評論者擔心美國人會失去「吞下」一部思慮縝密的長篇小說或一篇內容詳盡的雜誌文章的能力，而罪惡的源頭就是一本叫《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雜誌。
但其實，內容長短與否從來不是受眾選擇的第一標準。一位撰述《讀者文摘》歷史的作者指出：「最重要的是這本雜誌強調積極樂觀的取向，將負面內容縮減至最少，並且盡可能地點燃希望。」人們不是為了閱讀簡短故事而購買它，而是因為它符合當時美國人的心態、情緒和精神需要。如果只是垃圾信息，140個字的一條微博都會讓人感到冗長，但人們讀罷何偉、歐逸文撰寫的《紐約客》上的中國故事卻又嫌短，長達3個小時的電影《阿凡達》更是讓觀眾驚呼全程無「尿點」。
在我看來，這只是說明了內容產業需要螺旋式上升和進化。在碎片化的信息世界，並不是所有新聞都只能夠「微博化」，我也毫不擔心受眾會失去「吞下」一個長篇內容的能力，而是，內容需要新的製作、包裝和呈現形式。它需要製造完美的體驗。
而傳播模型則更需要全新建構。從廣播型媒體到社交型媒體，再到按需型媒體，直至萬物型媒體階段。在過去，傳統媒體都是廣播型，精英製作內容，通過一對多的方式單向推送；而今，媒體更重視雙向互動，其內容分發也變為網狀化，而社交類應用本身就成為媒體一種；接下來，我們很可能看到按需型媒體的出現，如今日頭條一般的個性化推薦引擎只是初級形態，更可想像的是受眾只憑搜索和朋友圈推薦來獲取資訊；未來？在IOT（萬物互聯）時代，一切皆成媒體，信息將在所有聯網、在線狀態中的所有物體上呈現、流動，人和信息的連接將無處不在，無時無刻。
每一個時代，都是最好的時代。
這既是古典媒體的大裂變年代，也是在線媒體開啟的新聞業的黃金時代。
2013年2月17日，也是春節過後，我將自己的一些粗淺思考寫就了一篇文章：《傳統媒體在洗牌中》（Traditional media Under New Management），發佈在微博上。此文引發的熱議是我始料未及的。它可能在那個時間點上正好觸發了大家關於傳統媒體、新媒體、公關和傳播的迷惘與思考，吵醒了「鐵屋子」裡的人。
紙上談兵，不如起而行之。兩周後，我也正式告別了我工作了 14年的傳統媒體行業，希望有機會做一個新媒體的試驗。對於我這一代的媒體人來說，從來沒有感受過新聞業的黃金時代，也錯過了2000年左右的第一波互聯網浪潮，我想，再不投身於移動互聯網的這一波洪流，這一輩子可能也就這樣交代了。
在傳統媒體每天所面臨的撕裂狀態和揮之不去的家園情結，我和所有同行一樣感同身受。但面對一個巨變的在線信息時代，卻有深深的無力感。作為傳統意義上的信息的把關人，我們成了過濾失敗的象徵；作為權威的優質內容的提供商，我們與讀者的信任代理關係正在被解約；作為抵達目標受眾的有效傳播渠道，我們讓廣告商青睞的壟斷地位正在被蠶食；作為曾經的無冕之王，我們都快成這個信息爆炸時代的局外人了。
甚至，關於什麼是新聞都需要重新定義。更別提舊式的內容生產流水線和定價機制了。而目力所見，一時興焉的眾多所謂新媒體、自媒體，在我看來，都不過是披上了互聯網外衣的另一種古典媒體而已。就像一場農民起義，試圖推翻一個舊王朝，重新登基罷了。
信息流動的新法則不僅改變了媒體業，也在重塑公關、傳播和商業的面貌。總之，這個世界的連接方式不一樣了。而且，這一改變是不可逆轉的。
我相信，在這個全新重啟的在線時代裡，無論是信息的獲取還是商業本身，信任都變得比以往更重要。寫作本書的原因，一方面是想與諸位探討媒體、公關、傳播的困境和出路，另一方面則是關於信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獲取信任的思考。
本書在寫作的過程中，參考了國內外有關互聯網、信息和傳播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得益於與當下許多媒體同行和新媒體弄潮兒的交談，參考資料及致謝名單附後。
從告別傳統媒體的那一刻起，我就有著兩個小小的野心：找到媒體適用於在線時代的生產方式；讓優質內容有權獲得合理的市場定價。很希望能看到真正的新媒體湧現，並實現它。
祝福各位。
仇勇
2015年3月於束河古鎮